文｜本刊記者    黃鈺洁

“一加一可以等於四。”羅偉雄談及調解的神奇效力時，這位深耕調解領域近二十年的香港和解中心會長仍興致盎然，神色自信篤定。當年還是公務員的他修讀法律學位課程，偶然接觸到調解課程後，在感慨調解可高效解決問題的魅力之餘，卻敏銳察覺到了巨大的落差——這一源自中國“以和為貴”傳統智慧的調解理念，竟在西方加以改造後成為自身機制並“出口轉內銷”，而當時的香港卻對此仍鮮少應用。“所以當時我也有一個想法，就是要把這個便捷高效處理爭議問題的方式帶回自己的國家，用一種更適合亞洲人，尤其是我們中國人處理問題的新方法，來解決更多問題。”談及此，羅偉雄初心不改。

當“五角硬幣”遇上“籃球”：

調解機制具立體優勢

“如果說傳統訴訟方式能解決的問題範圍是五角硬幣那麼大，那麼調解處理的就是籃球大小且立體範圍的多元訴求。”羅偉雄用手比劃出二者輪廓，以生動的比喻闡釋調解與其他爭議解決方式的本質區別。

他介紹，過往糾紛常依賴訴訟和仲裁解決，要求第三方作為權力方進行判決，“這本質上是雙方相互競爭的零和博弈。”然而，此類方式存在諸多局限，“當事人的需求遠不止法律權益，還包括情感、心理、未來發展與合作機會等，訴訟和仲裁難以兼顧。其結果往往是運用制度強行終止糾紛，而非根本解決。判決後糾紛再起、持續上訴，根源正在於雙方的核心需求，尤其是情感層面，仍未得到真正疏解。”

談及調解邏輯，羅偉雄強調其與傳統的根本性差異。調解立足於當事人的需求維度，採用商業思維解決問題——追求高效、滿足需求、規避風險，若能發掘新合作機會則更佳。“傳統方式基於權力與權利，調解則着眼於雙方利益，通過重新分配利益，甚至可以探尋下一步共同合作的可能。”說到這裡，他看著記者迷茫的神情，了然又得意地笑笑，“是不是聽起來很神奇？當事人怎麼能夠信任你達到這一效果？當然，這首先要求我們的調解程序精密、調解員專業技巧高超，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提出比當事人自身最佳設想更好的解決方案。”

什麼才是“更好”的方案？對此，他的回答回歸到了中國文化：“中國智慧裡，一直以來存在著協同合作的理念，也就是我們說的一加一大於二。調解通過談判引導當事人認識到，從對方獲取補償並非最有效途徑，對抗只會大量消耗自身資源。關鍵在於轉變思維，促使雙方找到新的合作點，在保障各自需求與利益基礎上促成合作。”化干戈為玉帛，使對立雙方轉變為“不打不相識”的合作夥伴，他舉出經典案例：2023年內地長短視頻平台因內容授權激烈對抗，訴訟多年未果。經調解達成“世紀和解”後，雙方開放創作資源共享與聯合營銷，市場份額從3%翻倍飆升至15%，“在這種情況下，一加一不僅大於二，甚至可以等於四。”

羅偉雄特別指出，調解是一套全新的概念、系統與處理方法，尤其契合商業糾紛。其核心價值在於化博弈為合作，通過公平談判顯著降低各方損失，因此更應在全球大力推動調解。“尤其在世貿組織停擺、國家間貿易糾紛難解的當下，我們亟需一套更有效的新國際規則體系來處理爭議糾紛。”

從區域走向全球

香港調解體系迭代躍升

“這些案例說起來容易，但實際做起來，從調解的理論基礎、程序設計、技巧配合、制度配套等等整個體系，在香港都經過了十餘年的不斷研究。”從羅偉雄的個人歷程，我們可以一觀香港調解體系的發展脈絡。

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成立調解專責小組，於2012年制定《調解條例》並由2013年1月1日起實施。2011年，羅偉雄出任香港和解中心理事，恰逢內地與香港交往加深，兩地民商跨境糾紛漸多。面對兩地法律差異導致的機制真空，調解的重要性越發突顯。“所以我們一邊研究具體案例，一邊把香港規範化的調解做得越來越專業。”2015年，香港和解中心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共同成立“內地—香港聯合調解中心”，為兩地解決糾紛鋪設專業通道。此後，羅偉雄認識到，這一中國調解智慧亦適用於全球，“我們開始思考如何做好規則上的國際銜接。”同年，聯合國啟動《新加坡調解公約》（聯合國關於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談判，倡導國家間使用調解方式處理糾紛，他代表香港專業界與國家專家團並肩出席，至2018年於紐約通過草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國參與度非常高。130位國際專家及官員中，有13位來自香港和內地。”外交部與商務部的高度支持，印證國家層面對調解的戰略重視。歷經4年的磋商終成正果，2019年中國成為公約首批簽署國，恰與國家2013年就開始推行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相呼應，而香港也在2015年即建立了一個完善的國際爭議解決系統。

當前，香港的國際風險及爭議管理平台包括香港和解中心、香港國際調解中心和香港國際商業仲裁中心等在內地有16個分中心，海外設有6個。羅偉雄介紹“今年年底前，內地分中心將增至22個，國際分中心增至8-9個。明年目標分別達到30個和10個。”這一數據的背後，是龐大的調解需求。他透露，香港現有國際及本地調解員共約4,000名。去年香港和解中心處理跨境調解案件1,300餘起，今年目標5,000起，明年預計突破10,000起。“依託全球分中心網絡及過去十餘年積累的超過2,400家合作國際機構、律所、大學和政府單位，達成這一數字其實並不難實現。”

案件量的激增，也正要求調解人才體量與體系的同步升級。羅偉雄介紹，今年計劃在內地培訓5,000名國際調解相關人員，並另外推動3,000名內地律師從單一訴訟拓展轉型至國際高端爭議解決和風險管理。“這一數字看起來很多，但實際對比當前內地的87萬律師總量來看，仍然不夠。”“最重要的是商業人才。”羅偉雄強調，當前亟需跨專業跨領域的複合型人才，尤其歡迎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人才加入，才能充分理解不同領域糾紛下當事人的核心訴求。

當前，於2012年8月成立的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是由業界主導的單一非法定組織，由香港大律師工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和解中心作為創辦成員共同成立，負責為香港調解員進行資格評審和訂立培訓準則。香港調解員需在進行專業培訓後，進行考核後方可“持牌上崗”。羅偉雄介紹，“香港的優勢在於，我們會不斷在案件積累中，根據市場需求對考核體系持續優化和修正，目前香港已迭代至第15代制度系統，遠超國際普遍的第8代水平。”

百億糾紛四個月解決

香港“一條龍”服務為企業跨境護航

“當企業在海外遭遇糾紛時，我們提供的‘一條龍’服務。”羅偉雄描述運作場景：過去內地企業出海缺乏自身法律團隊保護，而現在香港調解團隊不僅可以在出海前為其在風險防範、體制合規、勞動人事、稅務安排等方面協調中國的律師、調解員和仲裁團隊為其提供出海服務，反過來亦可用同一套思路為外國企業進駐香港、內地提供類似服務，“通過這一專業服務，我們打通了更大的國際雙向通道，這也正是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為國家、地方、商業人士均做好增值的體現。”

他特別分享了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樁國際調解案例。中亞某國一項價值百億港元的基建項目因政局動盪、配套不足、設計反覆等原因，承建方中國公司與當地機構產生極大糾紛，導致工期延誤，項目瀕臨破裂，而傳統國際仲裁或當地訴訟均非理想解法。當事方最初抗拒調解，質疑其並非當地和國際主流方式，“所以我們首先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溝通討論，向當地機構及政府人員解釋相關安排，使其終於接受調解方式。而後又與中國公司開展大量相關預備會議、並與中亞當地公司做好相關準備。”他細數安排，“從收到案件到正式進行談判會議，整個和解過程大概花費4個半月的時間，由於前期分別與雙方進行了大量的溝通與準備工作，談判會議當天只用了1天時間就完成了方案交換。”他欣喜地告訴我們，會後雙方甚至成立了新的合作小組，以處理後續工程合作的具體細節，“這並非我們的調解範疇，卻說明他們達成了真正的合作。”當記者問到若使用傳統方式的可能耗時，羅偉雄驕傲地介紹：“如果用傳統方法，4年也未必能夠解決。而通過調解，不僅將各方損失降到最低，更使工程按原計劃準時完工。”

國際調解院落戶為香港帶來更大機遇

5月30日，國際調解院公約正式在港簽訂。隨著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新機遇伴隨緊迫課題同步而至。羅偉雄稱，國際調解院的定位突破了《新加坡調解公約》框架，將調解範疇拓展至四大核心領域：國與國爭端、國家與投資者糾紛、大型雙邊貿易衝突及國企商務爭議。“這不僅形成了新的國際糾紛解決機制，更可以替代傳統失效的國際爭端處理方法。”同時也使更多人意識到調解的處理範圍不僅侷限於商業，更可用於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糾紛。“這對香港的意義非常重大，使世界看到了香港作為國際調解樞紐和亞太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健全完善的法律體係和爭議解決機制，國際調解院雖是全新概念，但香港已迭代至第15代的調解體系與專業人才儲備已向世界證明香港在國際糾紛處理上的充足經驗。香港亦可充分發揮國際人才高地作用，培養和吸引更多相關人才，並充分做好‘超級增值人’的橋頭堡角色，做好雙向的引進輸出。”

在看到機遇的同時，羅偉雄也坦言香港下一步仍有更多要做：“我們欣喜地看到，本屆政府已經以身作則，大力推動優先使用調解方式解決涉及政府的糾紛問題。但是同時，儘管調解已在香港落地多年，但大眾對其理解仍不夠深。舉例而言，自2010年始，香港法院倡導民事訴訟前需經過調解程序，但僅約十分之一的本地律師具有調解員資格。此外，調解的監督機構仍待完善，這是確保調解公平、維護當事人利益的關鍵，需要明確監督委員會和管理人員，保障調解程序的公平專業、避免違規和偏私。”

當然，羅偉雄更是喜見隨著國際調解公約的簽訂，社會大眾對於調解愈發關注。他幸福地抱怨道，“過去兩周，我接受了8次採訪，馬上還有2個採訪，這說明社會關注興趣變大。我們也收到許多新的商業諮詢，希望可以為他們提供境外幫助。這說明推廣初見成效，未來我們也會做好更多宣傳，不僅覆蓋法律專業人士、商業領域、大學院校，也為社區居民更好提供家事調解的基層服務。”他介紹，至7月底，全港近300位區議員將完成社區調解應用相關培訓；特區政府亦積極推動申訴個案調解優先；而內地的人才發展基地將擴展至5個，並在每個省份推廣調解應用，亦將通過國際平台，令香港的調解模式輸送國際。

當歐美固守舊體系時，香港調解模式正加速自身優化，並逐漸擴展至亞太及“一帶一路”地區。隨著調解方式走入主流，植根中國智慧的香港調解規則，正逐漸惠及全球——這正是香港的國際樞紐擔當。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