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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瀾昌 | 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紫荊研究院研究員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要求香港「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這是基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尤其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帶來的極度不確定性而對香港提出的戰略要求。在新的國際形勢下，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這一角色和定位，符合國家整體對外戰略的調整，也正在為國家改善對歐英關係中尋找新的發展機遇和經濟增長點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深化國際交往合作是國家戰略使然

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徵所謂「對等關稅」。當前，「兩場戰爭」欲停難停，和平將現未現，特朗普在俄烏戰爭中一反拜登政策，與歐盟裂痕一再擴大。再接著，對原來的盟友歐盟和兄弟英國也無差別加徵商品進口稅，不僅令人詫異，更是在政治和經濟層面重塑了微妙的國際「敵友格局」。總的來看，美國的盟友呈弱化態勢，中國的朋友則絡繹不絕。或許，一個以美國霸道橫行的「高關稅體系」，與以中國為中心的「低關稅體系」，將形成鮮明對比。無疑，在中國迎戰「特朗普2.0」的經濟戰中，有危也有機，尤其有可能做轉化工作，爭取越來越多的朋友，形成以維護世界規則為基礎的經貿秩序的大統一戰線。

事實上，今年以來，中國與歐盟和英國的外交關係活躍。歐盟以至英國其實早已感覺到特朗普的多變和威脅，也把改善對華關係作為應對「特朗普2.0」的一張好牌。中方也根據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交手的經驗做了政治多元化和經貿多極化的準備。之前，特朗普已要對歐盟進口鋼鐵和鋁加徵25%關稅，還威脅對汽車等產品加徵關稅。這次，特朗普對歐盟加徵稅率是20%，對英國則是最低的10%。特朗普政府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嚴重衝擊了歐盟的出口產業，也給英國帶來負面影響。歐盟和英國都需要通過加強與非美國家的合作來對衝，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重要的貿易夥伴，自然成為重要選擇。最明顯的動作是，為緩解之前歐盟對中國電動車稅收的爭議，不少歐洲車企正在嘗試加強與中國合作尋找新出路。政治高層及企業高管互訪頻密，都相信利用經濟互補性建立穩固的供應鏈是應對特朗普不確定性的「安全島」。同時，新的經濟關係必然需要政治關係配對。西方有分析認為，特朗普的加稅將會使G7出現深刻的裂痕，激化美歐在安全、政治、經濟和全球治理等領域的矛盾，給跨大西洋安全關係帶來劇烈衝擊，並有可能使拜登營造的針對中國的聯盟變得鬆散，將美利堅的盟友推向北京。

所以，香港對外發展戰略的新定位正是由此而定。香港對英國及歐盟的傳統優勢，正是配合國家對外總體戰略賦予的「超級聯繫人」的新任務。筆者認為香港的這種角色和作用，是獨特的以至「不可替代」的。但也有內地學者認為，當下中國內地與歐洲貿易量以至人文的交往程度都遠高於香港，加上「香港問題」還被某些反華勢力糾纏不放，把發展對歐英關係放在香港對外關係首位的提法似乎值得商榷，香港的對外戰略還是要多元，包括面向亞太、非洲、中東。

事實上，無論是亞太、非洲以至中東，香港在經貿和人文交往上仍無法與內地比擬。但是，香港與英國和歐盟交往的「獨特性」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具備的，由此決定了香港的不可替代性。正如香港「資金自由流動」的獨特性，決定了香港在國家金融發展中「不可替代」的優勢。在戰略層面，當然也不可忽視這些「不可替代」的優勢。此外，香港在服從國家戰略需求中也要尋找自己的經濟發展機會和新的增長點。

從經貿規模上看，內地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自身經濟規模龐大，市場潛力巨大，與歐盟及英國有深度交往。例如，2023年歐盟是廣州最大貿易夥伴，雙方進出口總額超過1,800億美元，2024年更是增長7.6%。香港目前除了穩固傳統市場為企業取得穩定訂單打下關鍵基礎，還要深耕新興產業領域，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不斷提升創新能力。廣州的小鵬汽車僅用4個月時間就登頂西班牙電動車銷量榜首，該市的自動駕駛企業「文遠知行」開發的自動駕駛小巴已經駛入巴賽羅那核心城區。總之，內地城市與歐洲在高端製造業、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正呈現日新月異的勢頭。

香港發展與歐英關係具備多重優勢
 

香港和廣州、深圳同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攜手進軍歐英市場，商機無限。其中，香港的優勢至少體現在如下方面：

一、制度與法治。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行普通法，法治備受推崇，其獨立的法治體系和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及開放、透明和高效的市場經濟制度，與歐洲的商務邏輯和法律體系較為接軌，能讓歐洲企業更有信心開展合作。

二、金融服務。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擁有成熟的金融市場和專業的金融服務人才，以及與國際接軌的金融監管體系，與歐洲的金融合作經驗豐富。在中歐金融合作中，香港可以為中歐企業提供融資、投資、風險管理等多元化金融服務，助力雙方企業開展跨境業務。例如，通過香港的資本市場，歐洲企業可以更便捷地獲得資金，投資中國內地及其他市場；內地企業也可以藉助香港這一平台，與歐洲金融機構合作，拓展海外業務。

香港還可以藉助國際金融中心的平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積極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擴大人民幣在中歐貿易結算、投融資等領域的使用，促進中歐之間的人民幣跨境流動，降低雙方企業的匯率風險和交易成本。還可以加強綠色金融合作，利用香港在綠色金融方面的領先優勢，與歐洲的金融機構、企業合作，共同開發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為中歐之間的綠色項目提供融資支援，推動雙方在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有英國背景的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有美國背景的摩根大通等金融機構，多年來深耕香港金融市場，應該成為香港發展對外戰略的重要角色。

三、經濟貿易。香港實行零關稅的「自由港」政策，且有卓越的海陸空運輸能力。長期以來，香港清關快、效率高，是重要的國際轉口貿易中心，也是歐洲重要的貿易夥伴。同時，香港在國際貿易中具備強大的「中介」能力，其專業的服務能力、國際化的準則、高效的服務水平及長期的實踐操作為香港作為國際化的轉口貿易中心累積了良好的「口碑」，這同樣有助於增強中歐企業合作的信心和穩定性、持續性。香港不僅為中歐企業提供貿易合作、物流運輸、倉儲配送等服務，還主動降低貿易成本，提高通關效率。同時，香港的貿易展會等平台也為中歐企業提供了展示產品和交流合作的機會，加強了與歐洲在貿易規則、標準等方面的對接，推動了中歐貿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這在當下應對特朗普政府的無差別高關稅政策具有特殊意義。

四、專業服務。香港在法律、會計、諮詢、仲裁等專業服務領域具有獨特優勢，這是內地城市難以比擬的。香港的法律體系與國際接軌，擁有眾多專業的法律人才，可以加強與歐洲在國際商事仲裁、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合作，為中歐企業提供高效、公正的法律服務，解決雙方在經貿合作中出現的法律糾紛。香港的會計、審計等專業服務亦具有較高的國際水準，可以與歐洲相關機構合作，按照國際標準為中歐企業提供財務審計、諮詢等服務，提高雙方企業的財務管理水準和資訊透明度。

五、文化與語言。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交融之地，有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蘊，且是雙語社會，英語普及度高，較容易與歐洲進行文化交流和溝通。香港可以通過舉辦文化活動、藝術展覽、學術交流等，促進中歐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認同，為中歐經貿合作營造良好的人文氛圍，增進雙方民間的友好往來和信任。
 

香港改善與歐英關係的現實路徑

不可否認，香港與英國及歐盟關係方面也存在矛盾和挑戰。4月2日，歐洲議會通過《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2024年度執行報告》《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2024年度執行報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歐洲議會相關報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在台灣、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問題上罔顧事實，指手畫腳，對中國攻擊抹黑，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3月27日，英國政府發表最新的《香港半年報告》，繼續對涉港問題說三道四，甚至干預香港政府執法，並稱將繼續履行對香港的承諾，透過BNO簽證計劃支持港人。去年，歐洲議會還投票通過要求歐盟撤銷對香港的特殊關稅待遇，雖該決議尚未具有法律效應，但已顯示出香港與歐洲經貿關係存在不確定性。若未來歐盟撤銷特殊關稅待遇，香港對歐洲的貿易成本將會上升，貿易規模則可能會萎縮。香港需要認真對待和解決這些問題。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次特朗普對全球加徵對等關稅前，英國由於工黨取代保守黨重新執政，已鑒於俄烏衝突等國際形勢的變化及從本國利益優先出發，謀求改善對華關係；德法等歐盟主要國家也加強與中國互動，雙邊高層互訪頻繁。英國和歐洲議會的「拒中反華」勢力，與認為改善對華關係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政商力量相比，只佔少數。在特朗普政府加稅政策「靴子落地」之後，歐洲要求進一步強化對華關係、保護本國利益的聲音更是與日俱增。事實上，當歐委會的一些政客鼓吹「去風險」「去經濟脅迫工具」、在中歐經貿中加碼壁壘時，現實卻狠狠打了他們的臉：所謂「去中國化」不但沒有帶來預期中的「安全感」，反而讓歐洲在多個關鍵產業中掉隊。5G網絡建置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歐盟推出所謂「安全工具箱」已有五年，至今包括德國在內的17個成員國尚未全面執行，歐洲5G覆蓋率已被亞太和北美遠遠甩開。原本在通訊技術上傲視全球的歐洲，如今淪落到需要反思「是不是搞錯了方向」的地步。越來越多的人感嘆，歐洲不能再被「意識形態焦慮」牽著鼻子走，更不能讓短視政客綁架長遠利益。當下的主流認識是，要真正解決歐洲的結構性困境，必須恢復與中國的建設性戰略溝通與合作。這不只是現實利益的選擇，更是歐洲能否真正實現戰略自主的試金石。唯有擺脫內耗、尊重現實、務實合作，歐洲才能走出焦慮，贏得未來。

因此，香港從中歐雙方的實質利益出發，有針對性地做好對英國和歐盟的工作，是有堅實基礎的。香港作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可以將不利和有利的力量作出細緻的區分，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對外戰略中強化與歐英聯繫，配合國家團結爭取一切國際有利因素。

具體而言，香港特區政府可以積極與歐盟及各成員國政府展開對話，通過外交渠道和正式會議，就歐盟對香港的誤解和偏見進行解釋和澄清，消除其對香港國安法等的錯誤認知，增進雙方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相互理解。在民間層面，推動香港與歐洲的民間組織、商會、智庫等開展廣泛交流活動，舉辦研討會、論壇等，增進彼此了解，為官方層面的對話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與此同時，香港應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提高政府服務效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法律制度，為歐洲企業在港投資和經營提供更加優質、穩定的環境，增強香港對歐洲企業的吸引力。香港還可以發揮匯豐、渣打、摩根大通等國際跨國財團的獨特作用。在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的背景下，香港還可以在國家的支持下，積極參與對國際經濟、貿易、稅收等規則的維護及更新，發出自己的聲音，既維護香港和國家的自身利益，也為建立符合全球普遍利益、健康有效的國際經貿新秩序作出貢獻。

最後，筆者想著重探討香港黃金交易所與倫敦交易所的合作，這應該是香港強化與歐盟和英國聯繫的重要抓手。李家超行政長官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發展香港成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提供世界一流的黃金倉儲設施，這成為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重點部署，得到香港各界的普遍認同，也得到國家的認可。眾所周知，世界另兩個黃金交易中心在倫敦和紐約，因此，筆者建議香港黃金交易所謀求與倫敦交易所合作，香港可以得到助力，倫敦也擴大了市場，雙方相得益彰。香港可由此作為重要切入點，推動與歐盟和英國的戰略聯繫，服務香港本地和國家適應全球戰略調整。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5年4-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