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飛龍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毛澤東主席在1936年紅軍長征勝利後對長征的歷史回顧與政治總結，完成了長征精神的定格與奠基。長征，無疑是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史詩，也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史詩，是民族團結的檢驗與深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推進與昇華。長征是以中國工農紅軍戰略轉移與北上抗日的形式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政治與組織路線的成熟轉型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行動的實踐動員。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元素，也是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偉大轉變的歷史里程碑，更是民族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精神動力。

長征與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政策形成

毛澤東主席對長征的歷史評價中突出了“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三重意象，可謂精闢。長征面臨的全國性處境是異常艱難、史無前例的：其一，在中央蘇區及其他革命根據地，國民黨政府進行的圍剿和反動宣傳是非常嚴重的，不僅摧毀了傳統的革命根據地，還對黨和紅軍進行嚴重的污名化和政治詆譭；其二，長征戰略轉移的基本路線是民族邊疆地區，紅軍相繼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陝等10餘省，經過了苗、瑤、壯、侗、土家、白、彝、藏、回等眾多少數民族聚居區，面臨着歷史性的民族矛盾壓力與國民黨反動宣傳的負面影響；其三，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華步伐不斷加大，局部抗戰時有發生，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違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必須走向抗日第一線才能旗幟鮮明地代表中華民族利益並推進革命進程。以上處境必須通過長征過程中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的革命動員機制並集合各民族的團結進步力量共同奮鬥才能打破。

長征與民族邊疆地區的深入互動及各民族情況的大調研是密不可分的。紅一方面軍長征371天，有132天在民族地區，約佔3分之1；紅二方面軍（二、六軍團）長征18640公里，有5660公里在民族地區，約佔三分之一；紅四方面軍長征19個月，有15個月在民族地區，約佔四分之三。對黨和紅軍而言，民族工作正確與否，事關戰略轉移的生存問題與北上抗日的大局問題。

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與生命線。民族平等來自於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既是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理念武器，也是在國內反對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民族壓迫的民族階級鬥爭武器。在長征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政策的理論宣傳和政策落實。1934年11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對苗瑤民的口號》，呼籲反對民族對立，倡導苗漢工農一體，同心打倒共同的敵人。這一政策宣傳策略將民族平等與階級團結相結合，將民族革命與階級鬥爭相結合，是探索黨的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重要嘗試。長征中有無數的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的佳話故事，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寧夏興隆鎮，紅軍與清真寺主教互贈禮物，締結民族情誼，譜寫了回漢團結的民族佳話。紅軍還幫助少數民族群眾反對地主和軍閥剝削、開展識字進步甚至創建自治政權，吸收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等群眾參軍與支前，直接參與中國革命。在陝甘紅軍幫助下，甘肅正寧龍咀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權，甘肅與寧夏交界處的回民聚居區建立了“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等等。長征中的少數民族自治政權建設意義重大，是中國共產黨探索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制度化的試點和萌芽。

長征是民族危亡、革命危亡背景下發生的黨和紅軍的戰略轉移和政治重建的重大歷史事件，這一過程不僅帶來了黨的思想、政治與組織路線的反思與創新，帶來革命面貌的煥然一新，更是在穿越廣袤的少數民族地區及經歷無數的民族互動融合過程中將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理念與政策宣傳到位，播下火種，留下深厚的革命與民族情誼。長征中的“宣言”“宣傳”“播種”，是革命理想在民族邊疆地區的落地生根，也是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理念深入人心並轉化為具體政策行動的生動過程，黨的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在這一過程中更趨成熟。

長征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長征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具有雙重歷史意義：其一，以戰略轉移打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延續中國革命火種；其二，以北上抗日高舉中華民族利益大旗，開展民族共同體教育和動員，做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是一貫和堅決的。九·一八事變後兩天即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工農武裝起來開展民族自衛戰爭。一˙二八事變後的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宣戰。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聯團結發動東北各族人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構成全國抗戰的重要戰場。但國民黨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中國革命進行殘酷絞殺，對日本侵略者進行妥協退讓，造成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嚴重損害。

長征是與上述反動政策進行的戰略鬥爭。1935年，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後的瓦窯堡會議再次明確了這一統一戰線的目標和任務。在與抗日主題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兩個先鋒隊”理論，即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過程中思考革命與民族的前途命運問題，實現了從階級革命到民族革命的思想突破與昇華，將中國革命的階級性與民族性結合起來，自覺成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並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長征過程進行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調研、教育和動員，對凝聚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關鍵支撐意義。國民黨為一己私利圍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抗日路線上不僅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而且奉行“不武裝人民”的單純政府軍抗戰策略，缺乏對抗日戰爭性質與殘酷性的戰略認知，也缺乏對人民與各民族力量的信任和動員。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儘管面臨前堵後追、缺乏穩定根據地與補給系統的生存困境，但採取了正確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路線，將黨和紅軍放到廣闊的民族邊疆地區當中，與各族群眾真誠相待，團結互助，手牽手，心連心，將革命理想與事業與各民族團結進步緊密結合起來，通過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凝聚起全民族抗戰的底氣、意志和希望。

國共兩黨不同的抗日路線主張與民族政策導向，客觀上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領導權。而長征中的“宣言”“宣傳”“播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醞釀、凝聚、團結與成形的過程。長征從生存性的戰略轉移始，歷經民族邊疆地區的平等團結動員，再到中華民族先鋒隊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和實行，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由此實現了階級革命與民族革命的思想政治成熟，自我鍛造為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自由解放的堅強領導核心。

長征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精神界碑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長征的戰略目標最終實現。長征勝利後，黨和紅軍迅速開闢和擴大陝北革命根據地，開展東渡黃河與西征戰役，並妥善介入處理“西安事變”，推動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共兩黨層面的制度化落實。1937年7月和9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及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與紅軍地位的合法承認，標誌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

長征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鬥爭精神與團結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精神界碑。中華民族共同體在長征過程中進一步團結凝聚並實現政治成熟。習近平總書記在長征勝利80周年（2016）大會上總結提出長征精神的“四大遠征”意義：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一次喚醒民衆的偉大遠征，一次開創新局的偉大遠征。長征精神已銘刻在中華民族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譜系之中，成為全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成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