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孫偉勇

今年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作為先生的後人，我們懷著無比的崇敬與深切的緬懷，回望先生畢生為之奮鬥的“振興中華”偉業，更當思考：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先生的思想如何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我們又當如何繼承先生遺志，肩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

家族記憶中的孫中山

對許多人來說，孫中山是革命先驅，是教科書上的偉人符號；而在我作為後人的家族記憶裡，他首先是一位被我們稱作“太太叔公”的家人，一位有血有肉、勤勉堅毅的家族長輩。這兩種形象並不衝突，而是互相呼應，共同拼湊出一個更完整的孫中山。

家族長輩的口述，為我提供了書本上難以觸及的細節。我的叔公、孫中山的嫡長孫孫治平先生，在晚年的口述歷史中回憶，他大約三四歲時曾與祖父相處過一段短暫時光，“因年幼不大懂事，只知道稱呼他為‘阿公’”。這個稱呼本身，就將一個宏大的歷史人物，還原為家庭中的長輩。

在家族晚輩的記憶裡，孫中山先生有兩個面向格外鮮活。其一，他是驚人的學習者。當年兄長孫眉將十二歲的他送往夏威夷求學，初到異國完全不懂英文，卻僅用短短六個月就突破語言難關，甚至在當地英語賽事中獲獎；家族後人私下笑稱，孫中山先生絕對是名副其實的“學霸”。其二，他是極致勤勉的工作者。但凡沒有應酬宴請，先生難得單獨用餐時，目光從不落在飯碗上，而是埋首批閱文件、簽發批示，一頓飯常常十分鐘匆匆吃完。這種近乎苛刻的時間利用，折射出他一生為國奔走的赤誠，遠比任何歷史評價都更具體、更動人。

正是這些家族記憶，讓我從小就明白：身份不是特權，而是鞭策。公眾眼中的孫中山是偉人；家族記憶中的他，卻是一個把國家命運放在個人安危之上、對自己苛刻、對理想執著的人。這讓我自小對國家有天然的感情，也奠定了我價值觀的核心——愛國愛港、務實為民、謙卑包容。

先生理念的時代回響

從家族後人的角度來看，中山精神最深刻的現實意義，在於它從來不是博物館裡的陳列，而是一套可以被反復驗證的行動邏輯。

1919年，先生撰寫《實業計劃》時，中國積貧積弱，他提出開放主義、區域協調、輕重工業並舉等構想。《建國方略》勾勒出了中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提出包括交通、商港、鐵路、水力、鋼材、礦業、農業、灌溉、造林、移民在內的十大建設計劃。彼時，這些構想曾被世人視為空想。百年之後，這些構想中的大部分已經在中國大地上成為現實——中國高鐵里程遠超先生設想，港珠澳大橋飛架伶仃洋，粵港澳大灣區欣欣向榮，先生“振興中華”的夢想已在神州大地上化為現實。但“振興中華”的命題並未因此終結——它已從“救亡”轉向了“復興”，從“能不能站起來”轉向了“能不能走得更穩、更遠”。

先生宣導的“天下為公”，源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今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相互融通；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其精神內核——民族自強、民主進步、民生福祉——至今仍在啟發我們努力的方向。先生曾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今日中國之發展成就，正是對先生信念的最好告慰。

香港的文化使命與國民教育

香港在先生的革命生涯中佔有特殊地位。先生曾親言：“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1883年，年僅17歲的先生從檀香山返國，途經香港時被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吸引；此後他在香港求學、行醫、從事革命活動，拔萃書室、中央書院的求學經歷開拓了他的世界視野，更堅定了他“醫國”而非僅僅“醫人”的志向。

香港既是孕育先生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也是組織革命團體、宣傳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在我看來，香港這座城市，恰恰是中山精神這套行動邏輯最完整的露天檔案館——問題只在於我們有沒有主動去翻閱。從1895年廣州起義到1911年武昌起義，先生直接領導的南方十次武裝起義中，有六次以香港為秘密策劃基地，並使香港成為革命黨人“東山再起”的根據地。這種逆境中保持行動力的韌性，對當下面對轉型陣痛的香港社會，是比任何說教都更有力的示範。

正因如此，香港肩負著獨特的文化使命——以先生留下的革命史蹟為鮮活教材，講好振興中華的故事，講好中華民族從屈辱走向復興的故事，講好強化青年責任擔當的故事。今日香港已開啟良政善治新篇，更需大力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這些革命史蹟本身就是一部鮮明生動的教材，我們應充分利用，引導香港青少年深入了解國家歷史，增強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讓“根”的意識深植心中。從政多年我最深的體會是：選民看的不是你是誰的後人，而是你有沒有真正做好工作；無論推動社區改善、青年教育，還是支持孫中山史蹟徑這類歷史文化工作，我都希望讓年輕人認識香港與國家的連結。

香港得天獨厚的優勢，源於“一國兩制”：作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深度對接內地豐厚的文化資源與廣闊市場，牢牢扎根中華優秀文脈；依託成熟的普通法制與自由經濟體優勢，接軌國際通用規則與話語體系，成為中外文明互通互鑒、中華文化“引進來、走出去”的重要橋樑。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香港的戰略定位，關鍵在於把“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與中西薈萃的城市特質，轉化為切實的文化生產力與國際化影響力：以世界級場館為展示平台，以高端交易平台為發展引擎，以人才培育為核心根基，結合非遺活化創新與大灣區文化聯動深耕，推動香港從傳統的中西文化薈萃之地，邁向新時代中華文化創新創造、對外傳播的重要源頭。香港的繁榮穩定本身，就是“一國兩制”下對先生“振興中華”理想的回應；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從來不是抽象口號，而是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礎。

歷史不能切割，同胞不能分隔，未來不能缺席

先生畢生最堅定的信念之一，便是國家的統一。他曾深刻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民國初創之時，他明確主張“民族統一、領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治統一、財政統一”；面對軍閥割據、國土分裂的危局，他“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直至晚年，他抱病北上，仍心繫山河一統，力主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先生的統一思想，根植於中華大一統的文明理念，於今日更具深刻的現實意義。台灣作為中國固有領土，在先生的《建國大綱》中已被納入全國疆域一體建設的藍圖，其國土屬性與戰略定位清晰明確、不容置疑。台灣問題是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因民族復興而解決。中山精神中蘊含的民族智慧，恰可為化解兩岸分歧提供正向價值。

我多年來一直推動兩岸青年交流，最希望傳遞的，不是“誰說服誰”，也不是單純的參訪熱鬧，而是一個很樸素、但也很迫切的信念：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理想，需要兩岸青年一起完成；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才是台灣青年和台灣社會的長遠出路。

台灣與大陸、香港一樣，都與孫中山先生的生命和革命事業有深刻連結。先生曾三次赴台，台灣同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仍心向祖國，抗戰勝利後台灣光復，這些都是兩岸共同的歷史。今天島內一些人搞“去中國化”，想把台灣青年與中華民族的根脈割開，但交流能讓台灣青年親眼看到：語言、文化、信仰、節慶、家族記憶，都在告訴我們——我們不是外人，是一家人。兩岸青年應手牽手，將青年交流落到實處：實習、就業、創業、科技合作、公益服務、文化共創，讓台灣青年帶回去的，不只是照片，而是一份對歷史的敬畏、一份對同胞的親情、一份對民族復興的責任。我最希望他們回到台灣後能說一句：“原來大陸不是課本裡寫的那樣，原來我們真是一家人。”

歷史不能切割，同胞不能分隔，未來不能缺席。作為後人，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兩岸青年手牽手，把“振興中華”從先人遺願變成共同現實——和平、奮鬥、興中華，這既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也是我推動交流最深的初心。

我們在此鄭重呼籲對岸主政者，應正視歷史大勢，傾聽兩岸同胞“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聲。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脈相連的一家人。

先生一生面對革命數十載的沉浮起落，從未因失敗而退縮，從未因艱險而改志。今天，祖國統一的道路或許仍有波折，但先生的足跡昭示我們，志之所向，雖千萬人吾往矣；挫而愈奮，雖九死其猶未悔。和平才能興台，和平才能交融；交流方能開創和平，合作必然帶來互利。任何背棄中山精神、否定兩岸同屬一中歷史與法理事實的分裂行徑，都是對先生遺志的公然背叛，違背歷史大勢，註定失敗。以先生為師，堅守“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為正道。

全球華人的共同擔當

作為先生的後人，我們深知，先生畢生追求的理想——振興中華、共進大同——遠非一人一代所能完成，而是需要全體中華兒女接續奮鬥的偉大事業。先生嘗言：“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這既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實寫照，更是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家族記憶給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知道自己是誰，也讓我知道自己不應只靠“是誰的後人”而被記住。從政路上，我希望做到的，是讓“孫中山後人”這個身份，不是一個光環，而是一份服務香港、貢獻國家的責任。面對政治風浪時，我也常提醒自己：從政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香港繁榮穩定、為了國家大局；堅持愛國愛港，支持“一國兩制”，做實事、不投機，才是對先人最好的交代。

百年滄桑，換了人間。先生畢生追求的“天下為公”之理想、“振興中華”之宏願，今日正以蓬勃生機展現在世人面前。先生彌留之際，呼喚的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今天我們說“和平、奮鬥、民族復興”，邏輯一脈相承。先生雖逝，而“愈挫愈奮，再接再厲”之精神，猶在人心。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路雖長，步步進之。志定則不移，行健則不息，則先生所望山河一統、民族復興之日，終有可期。

（作者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孫中山先生玄侄孫、家族第五代成員）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6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