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集賢殿書院”、宋代“翰林圖畫院”、清代“如意館”，直到當代的畫院體制，中國畫院這一既古老又全新的模式已經存在了千年之久。在新時代的發展中，畫院需要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間，形成當代語境下發展的新範式，創作出更多反映時代特徵的優秀畫作。文｜北京     高祥恆圖為明代畫家仇英《漢宮春曉圖》（局部）中畫工為后妃畫像的場景畫院體制經歷了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自戰國中晚期開始形成的“稷下學宮”，直接促進了中國古代官學的發展，以及諸子百家的形成和交融。從秦漢時期的文獻中可知當時宮廷內已有職業畫師，如《漢書‧霍光傳》載：“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從顏師古的注中可知，“黃門”作為一個機構，有百工之屬，自然也包括了畫工。不過，兩漢時期雖然有畫工服務於宮廷，但尚未有專門的畫院機構。這種情況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仍然存在。唐代的宮廷繪畫機構主要有左尚書畫作、集賢殿書院和翰林院三部分，但它們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畫院，也沒有與之相應的制度安排。如集賢殿書院是宮廷內設立的管理圖書、法書、繪畫的綜合性機構，類似於“宮廷圖書館”，機構內有專業人員進行管理。關於集賢殿書院內的繪畫活動，記載於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士，常侍一人為副知院士，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嘗選耆儒，曰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又置畫直。至十九年，以書直、畫直、拓書有官者為直院。”唐玄宗設立集賢殿最初的目的是誦讀、考辨書籍，到了後期才設立畫直。直院既包括繪畫，也涉及書法、造筆等功能。關於唐代出現“畫院”之名，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就實際情況而言，儘管唐代出現了“畫院”的名稱，但是唐代的“畫院”仍處於正式畫院的萌芽階段。《舊唐書》《新唐書》等官修史籍中並不見記載，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集賢殿書院在唐人眼中並不是專門的畫院。五代時期社會陷入戰亂之中，自唐代以來形成的盛世局面遭到破壞。安史之亂後，許多畫家紛紛逃往西蜀、南唐兩地，這兩地的統治者又在不同程度上雅好繪畫，遂出於裝飾和玩賞需求，開創了畫院。五代西蜀政權在明德二年創立“翰林圖畫院”，這是古代繪畫史中明確記載的宮廷專業畫院。後南唐和北宋政權均設立了畫院機構，北宋最著名的當屬由宋徽宗設立的“宣和畫院”，並開創了“宣和體”。南宋時期，宋高宗重立畫院，收攏亂局中南渡的原宣和畫院的畫師。宋代畫院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既招攬美術人才進行繪畫創作，又對繪畫人才進行培養。其以“畫學”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對於當代中國畫院的建設具有重要影響。李可染《丹霞楓林圖》70cm×46cm 1963年宋以後，宮廷畫院制度走向衰落。元代宮廷並未設立專門的繪畫機構，但有大量的繪畫人才供職於宮廷的各個機構中，他們不是專業的畫師，有的擅長繪畫，如翰林文字朱德潤。集賢院、奎章閣學士院也有不少朝臣善畫，他們當屬於文人畫家，如趙孟頫、李衎。元宮廷秘書監掌管歷代圖書和書畫名品，管理人員負責與圖書、書畫相關的事務，如鑒藏、修復、裝裱、著錄等。元昭文館中有何澄、溥光等人供職。秘書監和昭文館的人員多是有文化底蘊的畫師，與前述文人畫家不同。此外，工部、將作院、大都留守司下設有“梵像提舉司”、“畫局”等，當屬於專職的繪畫機構。盧禹舜《采風系列之一》 43cm×59cm 2020年（圖：中國國家畫院網站）明朝沒有同於兩宋那樣場地固定、機構設置明確、制度明晰的“畫院”。明初立國，朱元璋徵召畫家，有的編入文淵閣等機構，給予畫家的官職、品階均沒有定制。此後，宮廷畫家多供職於文華殿、武英殿、仁智殿和工部文思院、營繕所等處，如邊景昭為武英殿待詔。明文華殿、武英殿和仁智殿分別隸屬於司禮監和御用監。因此，明宮廷畫家主要在內官太監的領導和管理之下，多授予錦衣衛官銜。但這些畫家的工作並不同於武職的錦衣衛，他們只是領此官銜和俸祿，如商喜官銜為錦衣衛指揮使，林良官銜為錦衣衛千戶。有清一代，宮廷畫家被稱為“南匠”，後又稱“畫畫人”，工作場地在各宮殿，如“慈寧宮畫畫人”、“如意館畫畫人”等。另有一部分畫師在宮廷轉而做官，躋身文人畫家行列，如張宗蒼、徐揚等。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發現，中國古代由皇帝和朝廷直接設立和統領的畫院，經歷了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至五代兩宋時期，畫院達到頂峰，有固定的工作場地，有明確的招收、考核標準和執行機構，有明確的畫學理念或主導思想，工作人員也有明確的官職俸祿。宋代畫院制度在宋亡後解體，元明清大體延續了兩宋畫院的基本特徵，但各有不同，且沒有再形成宋畫院那樣規模和體系的專業機構。從元明清三朝的繪畫機構來看，繪畫機構的設立和特徵與帝王個人的態度、喜好有著莫大的聯繫。從畫院的職能來看，有以下五個方面：其一，搜訪名畫，收入畫院，修補、裝裱等，著錄收藏。如《宣和畫譜》《石渠寶笈》等。其二，摹古，臨摹學習，備存副本。如《虢國夫人遊春圖》前題簽有金章宗題“天水摹”字。其三，招收畫工，培養人才。如崔白、武宗元、梁楷、王翬等人都是從民間招募的，受到了當朝皇帝的喜愛而被允許進入畫院。再如著名山水畫家王希孟就曾親受宋徽宗的指點。其四，為皇帝和皇親國戚、宗室、官員提供創作服務。如歷代帝王、后妃的御容肖像、紀實紀功、行樂題材等作品，多出自宮廷畫家之手。其五，空間裝飾。如創作宮廷建築壁畫，製作大軸屏風。這五個方面大體可以歸為畫院的鑒藏職能、招收培養職能和創作職能。鑒藏職能是畫院的基本職能，偏重於“吸收”；創作職能是體現畫院人員的創新能力，側重於成果；而招收培養職能是上面兩個職能落實的關鍵。如果將以上職能與歷朝畫院的發展歷程相結合，便能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在畫院從勃興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常常湧現出不少創作能力很強的畫家，他們既承擔宮廷畫家的職能，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學生。而當畫院從頂峰走向衰落時，往往伴隨著畫家創新能力的下降。例如，清初“四王”中，王鑒、王原祁都參與了宮廷的藝術創作活動，在清初畫壇發揮了重要影響。如方薰說：“海內繪事家，不為石谷牢籠，即為麓台械紐。”然而，觀其後學，大都是繼承大於創新的畫家。至清中期，與民間的揚州畫派等群體相比，畫院畫家的創造力就明顯不及了。張江舟《人物寫生》138cm×68cm 2020年（圖：中國國家畫院網站）“為人民服務”是新中國畫院的宗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於保護民族傳統、安置中國畫家等目的，各地紛紛成立中國畫院。1956年2月，陳半丁、葉恭綽等人在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第二次會議上提出《繼承傳統、大膽創新，成立中國畫院》的提案，希望“繼承中國古典（包括民間）繪畫藝術的優秀傳統，並且使它進一步發展和提高。”次年，在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支持下，北京中國畫院成立。此後，江蘇、廣東、上海等地也相繼建立中國畫院。與古代畫院相比，新中國畫院在職能、地位、性質等方面都有全新的發展。在等級制下的宮廷畫院，畫師的社會地位低下，如明代宮廷畫師編入錦衣衛，歸太監管理，畫家的創作題材、風格等也多受到帝王審美趣味的影響。新中國的畫院畫家秉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擁有更為廣闊的創作空間。各地畫院都是非盈利性質的事業單位，以繁榮藝術創作和推動美術人才培養為目的，而非像古代畫院一樣，圍繞皇帝個人的興趣愛好而開展創作活動。宋濂《畫原》載：“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群倫，亦偶可觀者焉。”宋濂所論，鮮明地表現出古人對繪畫與政治關係的觀點，即強調繪畫的“政教功能”。與皇權最近的宮廷畫院，自然而然地會觸及這一課題。從殷周時期，宮廷中就開始有了專門從事繪畫的美術宮奴，他們主要是為統治者服務。到了宋代，統治者聚攏人才，正式建立畫院機制，並將原本的僱傭關係，改變為可以晉升官職的新型關係。由此，這樣一種體制化了的畫院模式從古代流傳下來，其功能始終是為封建統治者及貴族服務，滿足他們的政治和審美需求。繪畫以圖像來顯示“以史為鑒”的功能。如宋代《折檻圖》《卻坐圖》等歷史故事畫，圖解古代政治中的典故，來起到“規諫”的作用。再如宋徽宗在《瑞鶴圖》《五色鸚鵡圖》中都試圖粉飾出一個“豐亨豫大”的場面。傳為蕭照繪製的《中興瑞應圖》，展示了趙構在亂局中能聚攏力量，扎根於臨安，守住半壁河山的辛苦歷程，但也有不少讖緯、天人感應等思想雜糅其中。這反映出古代畫家的歷史局限性，也反映出古代一些“政治教化”的圖像作品帶有迷惑性和欺騙性。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政權體制發生了根本改變。毛澤東在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地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與政策。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政策的引導之下，新中國畫院的畫作表現國家重大歷史題材，表現人民的新生活，反映時代精神。 龍瑞《蜀中紀遊》136cm×68cm 2020 年（圖：中國國家畫院網站）當代中國畫院體制的問題與挑戰關於畫院體制的存在與價值，吳冠中先生在2008年接受採訪時提出“取消畫院，取消美協”的主張。甚至有人戲稱“畫院似養雞場，國家出資養了一群不下蛋的雞”。前中國國家畫院院長龍瑞說：“當前畫院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為學術氛圍不濃、責任使命意識淡薄、缺乏大文化思考以及對民族傳統認識不足和價值觀的混亂等。受市場機制的影響，不少畫家們滿足於小圈子的經營，陶醉於已經取得的成就，從而忽略對藝術本體的探索。部分畫家已經表現出一定的隨意性、偶發性。”這些言論促使人們開始反思。綜合來看，當代畫院存在以下四個問題：其一，藝術商品化促使部分畫院畫家不安心於學術研究，不堅持審美原則，有意或無可奈何地曲意迎逢市場，把市場變為“新皇帝”，把自己變成“舊畫工”。在火爆的藝術市場中，人們更加偏愛有“賣相”的產品。藝術評論家楊小彥在其著作《2007藝術中國》中指出，“藝術市場的火爆使藝術成了藝術生產，藝術家變成了符號資本家，他的任務就是找一個現成的圖像改造一下變成自己的圖像符號，將這個符號炒紅；再不停地複製這個符號，這個模式直接帶來兩大後果，一是藝術的生產化，交易的資本化，展示和評論的營銷化；二是藝術水準的平均化，藝術精神的虛無化和藝術圖像的模仿化。”其二，畫院招收考核有人情大於規則的情況，進入畫院的畫家有“混”的現象，有些人有意將畫院變成名利場。其三，畫院的資金來源是政府財政撥款。有一種聲音認為政府為什麼要“養”著畫院？針對這種聲音，有學者認為政府應當謹慎，選擇出有學術價值的課題，政府的資金支持應緊跟項目和課題。政府也可以支持民間建設“畫院”，讓市場檢驗畫家。其四，畫院風格與當代藝術的關係如何處理？有些人認為畫院應當堅持“正統”畫法和藝術準則，而當代藝術一般與畫院畫風不太一樣，是否存在在二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可能？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換言之，畫院在隨著時代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如何既“擁有自身的獨特性”又“與時代發展息息相關”。更具體地講，建設畫院的初衷是抵制針對中國畫的歷史虛無主義，當下不少畫院的主要畫種仍是中國畫，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中國畫顯得十分迫切。以上幾個問題涉及當下中國畫院發展的各個方面。對於畫院畫家於今的發展而言，“市場”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藝術市場繁榮，讓藝術家的生活有了更多保障；另一方面，畫院的畫家們在面對變化多端的市場時，如何保持自身的獨立性，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關於畫院未來的發展，江蘇畫院院長趙緒成說：“在目前各種機制還不健全的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都是階段性的，只要沿著這個正確的方向走，我對畫院的未來，對美術事業的未來，還是充滿信心的。”隨著時間向前推移，畫院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終將找到自己的位置。（作者係藝術史研究者）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邸倩監製：張晶晶 

這是一群與中華民族走向世界、重塑世界同行的年輕人。在他們的經歷中，既有生存奮鬥的艱辛，也有詩和遠方的浪漫。在他們的生命裡，老家是根，遠方是夢，青春正是這根與夢之間奏響的樂章。他們的成長，亦是民族的成長。惟願，走過千山，閱盡萬帆，歸來仍少年！文｜北京     陳林家國情懷自當從小培養。圖為全港中小學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知識競賽總決賽上獲獎的香港學生合影（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一個風和日麗的周末，參加香港菁英會主席曾鳳珠組織的新界郊野60公里單車挑戰。出發前，我把活動啟動照片發到一個微信朋友群裡。大家紛紛點讚，鼓勵我加油。華菁會副主席趙佳音寫道：部長少年感十足。我回覆：青春無敵，行走無涯，歸來仍少年。這個小插曲，讓我產生諸多聯想。菁英會和華菁會都是香港重要的青年團體，一個主要聯繫本地青年才俊，一個主要聯繫內地來港青年。華菁會會員是在內地念完中學或大學後，赴香港或海外求學，再留港和來港就業創業。目前，這類青年有7.6萬人左右，其中經優才、專才計劃引入的近3.3萬人，從香港專上院校畢業後留港或出國深造後返港就業的近4.3萬人。如果加上2萬多名在港就讀的內地生，新港青年有10萬之眾。他們來自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大江南北，齊聚香江，在金融、商貿、創科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迎著清爽的海風，邊騎邊想，思緒回到多年以前。那是我剛調到青工部不久，第一次參加青年團體組織的兩地交流活動。活動由華菁會組織，目的地是河南。河南，中原大地，是億萬華夏兒女的心靈故鄉，被海內外遊子稱作“老家河南”。作為華夏民族的主要發祥地，這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之一，也是中華姓氏的發端。所謂“陳林半天下，黃鄭排滿街”，海外華人四大姓均源自河南。來到河南，有一種漂泊天涯終回老家的心動。始建於北魏太和八年（484 年）的嵩陽書院因地處河南嵩山之陽而得名，為宋代程朱理學的發源地之一，是中國古代的高等學府。來此講學授業、遊訪覽勝者，古往今來絡繹不絕（吳文輝 攝）此次參訪交流，恰逢第八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在鄭州舉行。八方賓朋雲集，讓我們收獲了熱情洋溢的中原印象。在參觀訪問、領導會見、座談交流之外，中博會組委會還精心安排了文藝活動。我們一行赴開封觀看大型實景演出《大宋．東京夢華》。當北宋王朝鼎盛時期的風情畫卷，在著名宋文化主題公園——清明上河園的水景舞台上徐徐展開，我們仿佛被帶回公元11世紀，去領略中華民族曾經繁榮富庶、雄視天下的歲月。整場演出分為六幕四場，由八首經典宋詞串聯而成。隨著劇情的鋪陳，八首宋詞的意境漸次展開：李煜的《虞美人》，辛棄疾的《青玉案》，蘇軾的《蝶戀花》，柳永的《雨霖玲》，周邦彥的《少年遊》，辛棄疾的《破陣子》，岳飛的《滿江紅》，蘇軾的《水調唱頭》。全劇在“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樂章中，載著千年的輝煌和祝福，走向了現代。沉浸在天籟悠揚、舞影蹁躚、吟唱婉轉之中，我不禁神往：這世上還有哪一台戲劇，能請到這麼多詞曲大咖共同為它譜寫台詞呢？河南之行，迄今記憶猶新。來自河南的趙佳音，從國外留學返港不久，是此次交流活動的聯絡人。七八年過去了，當年剛走出校門的小姑娘，已成長為一家央企駐港基金公司的負責人。從她身上，我看到華菁會數百名會員的影子。這批成長於內地的青年英才，帶著紅色文化基因，經過歐風美雨的洗禮，在香港這片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熱土上追求人生夢想。華菁會成立近十年來，經歷了三位主席。創會主席方方，時任摩根大通亞洲區副主席兼中國首席執行官。第二任主席陳晴，時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主席。現任主席陳爽，就職時是光大控股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一個是跨國公司代表，一個服務於聯合國機構，一個擔任央企高管，如此跨度極大的職業身份，代表了華菁會群體廣闊的事業空間。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生逢其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生命是一場匆匆而過的旅行，每個人心裡都有詩與遠方，走過千山，閱盡萬帆，歸來仍少年。圖為藍天白雲下的呼倫貝爾草原（張萬生 攝）2015年春分時節，華菁會在香港黃金海岸酒店舉行換屆集思會，那是多麼富有朝氣和充滿希望的聚會呀！受激情感染，我即興寫了一首《趣賀華菁會換屆》，發在微信朋友圈：華天蒼蒼，菁野茫茫；五湖四海，匯聚一堂。北望神州，南據香江；青春熱血，只為卿狂。創會有方，七八條槍；長袖善舞，拓土開疆。接力正晴，玉露朝陽；枝繁葉茂，旗幟恒揚。河南之行還有一段難忘的故事，發生在豫西南的堯山景區。堯山景區由河南省著名企業天瑞集團打造，以中原大佛和天瑞吉祥鐘聞名天下。中原大佛矗立於堯山腳下佛泉寺，整體高度208米，是全世界最高銅鑄立佛。2008年9月開光盛典，雲集了大陸、台灣、香港108位高僧大德，包括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長老、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大佛不遠處，安放著世界上最大的外擊式青銅鑄鐘——天瑞吉祥鐘，重達116噸，被譽為鐘文化的里程碑。那天正是佛誕節，天氣極好，我們去佛泉寺禮佛撞鐘。晨暉燦爛，清風徐徐，心底彌漫著虔誠的忐忑，也生出些會心的頓悟。在中原大佛營造出來的強大氣場裡，我隱隱感受到宗教情懷與歷史文化的聯結，感受到精神的追求離不開物質的載體，感受到個人融入悠遠時空的價值和意義。我把這感受，凝結在一首名為《中原大佛》的小詩裡：屹立在中原沃野，滿懷慈悲注視著芸芸眾生。沐浴初升的陽光拾級而上，讓晨風輕撫漂泊的蒼涼。虔誠的忐忑隱隱觸及，古老文明悠然搏動的心房。佛祖說菩提本無樹，菩提花卻在朝聖路上綻放。精神的修煉和祟拜，外化為活佛摸頂開光。有形承載著無形，有限寄托著無限。一次次拈花微笑的頓悟，拂去妄念的塵埃。撞擊天瑞吉祥鐘，轟鳴聲仿佛來自心底。擁抱厚實的鐘身，顫抖悠長而充滿力量。天瑞集團創始人李留法，出身於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80年入河南大學，1985年辭職下海，終成就一番大事業。正是千千萬萬的李留法，扎根家鄉，建功立業，與數以百萬計的海外留學人員形成互補，共同書寫了改革開放一代中國人的故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1977年7月甫一復出，就抓住恢復高考這一關鍵環節，從培養人才入手，為全面撥亂反正打開了突破口。1978年7月，鄧小平向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提出，希望啟動中美教育交流，向美國派出數千名中國留學生。這成為中美恢復建交的前奏，也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標誌性事件。從1978年底第一批52人赴美留學，到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各類海外留學人員已突破每年60萬人，總人數達520萬。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從觀念、視野、技術、資金等多方面，為中國改革開放作出了獨特貢獻。其中，以華菁會為代表的新港青年是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說這支力量在支持中國對外開放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在今天雙向開放、雙循環新格局下，這一作用還會進一步加強。特別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一國兩制”優勢的充分發揮，香港因素的深度介入，都將成為他們施展抱負的廣闊舞台。有一部動漫大片叫《大聖歸來》，片中有幾句台詞，聽來莫名悲壯，也讓人激情滿懷：大聖，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那便一去不回！每每想起這幾句台詞，我都會聯想到金庸《神鵰俠侶》中楊過那句灑脫豪邁的道別：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進而，會不自覺地想到那些負笈海外、心繫神州的學子，想到他們遠離故土的家國情懷，想到他們的努力和使命。1983年，19歲的北大法律系學生查海生﹙筆名海子﹚即將畢業。他在未名湖畔油印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小站》，其中寫道：我們最終都要遠行，最終都要跟稚嫩的自己告別。也許路途有點艱辛，有點孤獨，但熬過了痛苦，我們才能得以成長。我們最終都要遠行，人生正是我們行走的軌跡。而貫穿這行走的，是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的緊緊糾纏。孫中山先生有句名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屢有華菁會朋友對我說，希望把事業發展與愛國結合起來，但香港的局勢太錯綜複雜了，很多時候搞不清楚怎樣做才有效果。這讓我陷入沉思，瞬間，意識到了作為青工部部長的責任。這是一群與中華民族走向世界、重塑世界同行的年輕人。在他們的經歷中，既有生存奮鬥的艱辛，也有詩和遠方的浪漫。在他們的生命裡，老家是根，遠方是夢，青春正是這根與夢之間奏響的樂章。他們的成長，亦是民族的成長。惟願，走過千山，閱盡萬帆，歸來仍少年！（作者係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前部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邸倩監製：劉可揚

2月4日，中國國防部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中國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目的。這是中國軍方公開宣布成功進行的第四次陸基中段反導試驗。這一試驗是防禦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中國是否部署及何時部署戰略反導系統，還要根據大國競爭態勢演變而定。文｜北京    文正美國是開展陸基中段反導系統試驗最多的國家。當地時間2019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0 點 32 分，美國空軍第 30 空間聯隊、美國導彈防禦局和美國北方司令部在加利福尼亞州范登堡北部測試陸基中段導彈防禦系統(圖:美國國防部網站)開展中段反導技術試驗“堅盾利矛”陸基中段反導攔截系統組成龐雜、技術難度極高，中國是繼美國後第二個進行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的國家。此次是中國軍方公開宣布成功進行的第四次陸基中段反導試驗，至此已成功進行五次反導試驗。其中，2010年1月11日、2013年1月27日以及2018年2月6日均為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並達到預期目的；2014年7月23日反導試驗未公開是否為中段反導。中國探索彈道導彈防禦技術起步較早。1964年2月，毛主席與時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錢學森專門談到反導問題：“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總要搞出來。”後續相關研究項目代號被定為“640工程”。1967年10月，中國正式提出反導彈採用核彈頭的研製方案。接下來的十幾年裡，分別進行了“反擊一號”到“反擊三號”的全系統研製。儘管最後無果而終，但取得了一批重要技術積累，其中有些填補了國內空白。20世紀80年代中期實施的“863計劃”屬於技術儲備與可行性探索，“先進防禦技術”是其中一大領域，研究了導彈防禦的全天候監視、探測、預警、分析，以及攔截武器、指揮信息系統等相關技術。儘管在當時的技術和環境下無法進行試驗，但這並不妨礙中國進行反導防禦方面的先進技術儲備。中段攔截是反導系統中重要的關鍵技術之一。中國再次成功實施陸基中段攔截試驗，表明已經掌握中段反導攔截相關技術，攔截成功率、可靠性都有了較大提升，對於未來打造完整可靠的反導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當然，中國是否部署及何時部署戰略反導系統，還要根據大國競爭態勢演變而定。與此同時，彈道導彈與反導系統作為“矛”與“盾”，一直在動態對抗之中交替發展。一方面，少數國家大力推進反導系統部署和反導技術升級，試圖強化戰略防禦之盾牌，必然會促進其他國家加快推進彈道導彈技術和裝備的升級換代。另一方面，中國掌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反推使用，即可不斷促進洲際彈道導彈綜合突防技術的顯著提升，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對於反導系統這張“盾牌”，彈道導彈這把“利矛”必須永保鋒利。 何為陸基中段反導攔截陸基中段反導是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彈道導彈一般借助多級火箭發動機提供動力，點火起飛後進行有動力飛行，這就是助推段，也稱為初始段或主動段；當彈道導彈即將飛離大氣層時火箭發動機關機，彈道導彈進行頭體分離（少數老舊型號彈道導彈不具備此項能力），即戰鬥部與火箭發動機推進段分離，進入無動力慣性自由飛行的被動段，當戰鬥部到達彈道最高點後速度降為零，由於地球引力作用再自由下落，在外層空間直到再入大氣層之前的飛行彈道稱為中段；重新進入大氣層以後的飛行彈道稱為再入段，也稱為末段。反導系統可選擇在彈道導彈不同的飛行彈道階段進行攔截。一些國家現已部署的反導系統大多是末段攔截系統，即在彈道導彈戰鬥部再入大氣層前後進行攔截。如美國部署的海基艦載標準 - 3反導攔截彈和陸基末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THAAD，俗稱“薩德”系統），都屬於末段高層反導攔截系統，通常在70-120公里高度對來襲的彈道導彈戰鬥部進行攔截；美國陸軍部署的PAC - 3“愛國者”反導系統則屬於末段低空反導攔截系統，反導攔截高度約30公里，主要用於掩護重要目標的反導作戰。近年來，美國打著所謂“航行自由”的幌子，頻繁派軍用艦機來中國東海、南海挑釁，對中方實施高頻度抵近偵察，舉行針對性極強的軍事演習，嚴重危害中國的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破壞本地區的和平穩定。圖為 2020 年 7 月 6 日，“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右)和“里根”號航母闖入中國南海航行，美軍機編隊正從兩艘航母上空飛過(圖:美國國防部網站)末段反導攔截有先天不足，就是攔截目標即彈道導彈戰鬥部通常已經飛臨己方區域上空，即使攔截成功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損傷。尤其是配備核戰鬥部的戰略彈道導彈，在攔截後往往會造成核材料散布污染。所以，末段反導攔截系統對於常規彈頭中近程彈道導彈有一定的反導防禦效果，但對於核彈頭的戰略洲際彈道導彈往往無能為力，更好的反導攔截方式是在戰略洲際彈道導彈飛行彈道的中段對其進行攔截，這就是中段反導。中段反導系統在彈道導彈飛行的中段對其進行攔截，通常採用動能碰撞殺傷方式直接撞毀目標，主要用於攔截中遠程和洲際彈道導彈。中段彈道是洲際彈道導彈飛行中最長的階段，從火箭發動機關機到再入大氣層的全程飛行時間接近30分鐘，彈道高度在數百公里以上，空氣十分稀薄，除地球重力之外彈道導彈不受其他外力作用，依靠慣性自由飛行。中段反導系統具有攔截高度高、攔截距離遠、保衛面積大、控制範圍廣等特點，中段反導攔截彈體積較大，需要在地下發射井或地面進行部署，故稱為陸基中段反導系統。其實，從反導攔截效果看，助推段攔截效果最好，即在敵方彈道導彈剛剛發射之後進行攔截。這時，彈道導彈的多級火箭發動機接續點火工作，彈道導彈處於加速飛行狀態，彈體與戰鬥部結合在一起，體積大、攔截目標顯著，一旦被攔截則毀傷效果最佳，彈道導彈被攔截後可能墜落在敵方發射陣地附近並造成附帶毀傷。但實施難度最大，因為彈道導彈發射陣地通常位於敵方領土縱深部署，反導武器通常難以達成實際攔截目的。美國空軍曾經大力研製和試驗YAL - 1A機載反導激光武器，利用波音747大型客機作為激光武器的機載平台，成功進行過用激光束摧毀彈道導彈目標的攔截試驗，但激光攔截目標的作戰距離只有400公里。很難設想，這樣一個龐大的空中平台本身沒有什麼防衛能力，怎能在距離敵方彈道導彈發射陣地400公里的範圍內有效生存並進行作戰？結果，美國空軍耗費巨資改裝的這兩架試驗飛機幾年前已被送到了大沙漠中的軍用飛機墓地封存。 中段反導攔截三大技術難關陸基中段反導系統包括極其龐大複雜的預警、探測、跟蹤、識別、指揮控制、攔截及效果評估分系統，具有廣域分散、多域協同、敏捷響應的作戰特點，建設周期長、技術難度大、投資金額高，目前只有美國“陸基中段防禦系統”（GMD）投入部署。“陸基中段防禦系統”是美國分層反導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任務是在大氣層外攔截處於中段飛行的遠程和洲際彈道導彈。它繼承了美國1975年部署、1976年撤除的“哨兵”戰略反導系統和1983年開始實施的“戰略防禦倡議”（又稱“星球大戰”計劃）的技術成果，1993年正式啟動研制，起初稱為“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後與“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合並稱為導彈防禦系統（MD），1999年進行首次反導攔截飛行試驗。其近期發展目標是具備對遠程彈道導彈的有限攔截能力，長遠目標是保護美國本土免遭遠程及洲際彈道導彈襲擊。2019 年 10 月 1 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為巨浪- 2 導彈方隊和東風- 31 甲改核導彈方隊接受檢閱(圖:新華社)美國“陸基中段防禦系統”採用全球分布式部署結構，主要包括跟蹤識別、指控通信、制導攔截三大功能分系統，由陸基攔截彈（GBI）、天基導彈預警衛星、改進型早期預警雷達、X波段雷達、指控通信作戰管理系統（C2BMC）以及火力控制系統等組成。GBI是“陸基中段防禦系統”的核心作戰裝備，用於在大氣層外摧毀處於中段飛行的彈道導彈彈頭，主要由固體助推火箭和大氣層外殺傷器組成。大氣層外殺傷器可以自主尋的和機動飛行，通過直接碰撞方式攔截並摧毀彈道導彈戰鬥部，現已發展和部署多種型號。美國國防部導彈防禦局還在繼續研製更高性能的新型大氣層外殺傷器。與其他反導攔截系統相比，中段反導攔截系統不僅結構複雜、規模大，整體技術難度也比較大，主要面臨三大難關。一是探測關。導彈預警探測系統通常由導彈預警衛星和遠程預警雷達等組成。彈道導彈發射後即進入主動段彈道，至火箭發動機關機，飛行時間一般約70-120秒。在此期間，導彈預警衛星的紅外探測器居高臨下，可在60-90秒內捕捉到彈道導彈火箭發動機尾焰噴射的強紅外信號，並將信息傳至地面控制站。遠程預警雷達也能探測、跟蹤彈道導彈，但受探測距離、視距等技術因素限制更多，難度也更大，探測精度相對較低。二是攔截關。彈道導彈再入大氣層時飛行速度極高，如6,000公里彈道導彈再入速度超過20馬赫。稠密大氣層能減緩其飛行速度，為末段攔截提供較大可能性。對於中段攔截，在外層空間自由飛行的彈道導彈戰鬥部目標小、速度快，再加上新型彈道導彈戰鬥部普遍採用假目標誘餌、電子干擾、多彈頭機動飛行等綜合突防技術，使得反導攔截系統識別、跟蹤真目標難度較大；再加上中段反導攔截彈自身速度也極高，攔截彈與來襲導彈的相對運動速度大，一錯而過，對攔截彈的控制精度和殺傷技術要求很高。用核彈頭固然能增大攔截概率，但有可能給防禦方雪上加霜；採用動能碰撞彈頭等常規戰鬥部的技術實現難度極大。三是指揮關。彈道導彈全程飛行時間很短，洲際彈道導彈飛行一萬多公里的時間不超過32分鐘，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完成從探測到攔截的整個反導作戰過程，必須依賴於高度自動化的指揮信息系統。同時，反導作戰又是三軍聯合一體化行動，指揮協調難度很大。而且，反導作戰的整個指揮控制是由人機一體化系統完成的，作戰人員的素質高低起著決定性作用。美國“陸基中段防禦系統”自2004年部署後雖已形成初始作戰能力，但仍面臨目標識別能力差、可靠性不足等多項難題。為此，美國正在採取多種措施提升系統能力：一是增加部署地基攔截彈，到2025年部署64枚，後續還可能繼續增加。二是研製多部新型雷達，如“遠程識別雷達”和“夏威夷本土防禦雷達”，不斷提高“陸基中段防禦系統”的目標識別能力，並持續對其地面系統進行能力升級和現代化改進。三是針對現有陸基攔截彈能力不足的問題，美國國防部導彈防禦局啟動“下一代攔截彈”研發工作。新型攔截彈預計將具備一次可攔截多個目標的能力，並顯著提升對攜帶複雜突防措施洲際彈道導彈的攔截能力。除了技術難度大以外，陸基中段反導系統通常耗資巨大，政治風險也很高。目前實際部署並擔負作戰任務的中段反導系統只有美國“陸基中段反導系統”。俄羅斯在首都莫斯科地區部署A - 135（正在升級為A - 235）戰略反導系統，包括近程攔截彈和遠程攔截彈，採取傳統的“以核反核”反導攔截作戰方式，還不能歸類為真正意義上的陸基中段反導系統。 中段反導攔截試驗價值所在1999年10月12日，美國軍方進行了首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並取得成功，但在2000年1月18日和7月8日進行的兩次攔載試驗均告失敗。這也促使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決定暫緩部署“陸基中段反導系統”。小布什從競選開始就高調宣布計劃部署100枚陸基攔截彈，但在其8年總統任期內僅部署31枚。奧巴馬上任後增加部署13枚陸基攔截彈。特朗普在任期間決定將陸基攔截彈部署數量增加20枚，到2025年部署64枚。從2004年到2020年底，美國已經部署44枚（現正擴展至64枚）陸基攔截彈，其中在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空軍基地部署40枚，在加利福尼亞州范登堡空軍基地部署4枚。其攔截作戰對象是遠程和洲際彈道導彈，最大攔截高度2,500公里，最大攔截斜距（即射程）5,000公里，攔截彈起飛質量21.6噸，最大飛行速度大於6.99公里／秒，採用動能碰撞殺傷方式。儘管“陸基中段反導系統”受到美國軍方高層領導人的高度認可，但其實際攔截試驗記錄結果卻是成敗參半。截至2020年底，美國“陸基中段防禦系統”共進行20次反導攔截試驗，其中11次成功，成功率僅55％。2019年3月25日，美國“陸基中段防禦系統”首次進行齊射攔截洲際彈道導彈試驗，發射2枚陸基攔截彈，採用“二攔一”方式成功攔截了帶有干擾措施的遠程彈道導彈，是迄今為止“陸基中段防禦系統”最複雜的實彈攔截試驗，試驗場景更趨於實戰。在那次試驗中，模擬洲際彈道導彈的靶彈從西太平洋馬紹爾群島夸賈林環礁發射後進入太空，之後向東往美國方向飛去。天基預警衛星通過紅外傳感器發現目標，部署在威克島上的前置X波段雷達探測到導彈並進行跟蹤，觀察到了靶彈釋放的干擾，將相關數據傳送至C2BMC指揮控制系統；指揮控制系統將目標信息發送至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空軍基地和格里利堡的火控站，火控站再將信息傳給太平洋的海基X波段雷達；海基X波段雷達在導彈靶標飛越其探測區域時捕捉到目標，將更多更精確的信息傳回火控站；作戰人員收到信息後，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了首枚地基攔截彈，不到1分鐘又發射了第二枚攔截彈。攔截彈在上升過程中，三級火箭發動機將殺傷器送向目標附近。在從雷達獲得了更多的信息後，2枚殺傷器開始使用紅外導引頭在目標雲中尋找目標。發現目標後，第一枚攔截彈開始機動撞擊並摧毀了主要目標，第二枚攔截彈則透過火光和碎片選擇了其認為“最具威脅的目標”進行了撞擊摧毀。目前，美國正在加速改進升級“陸基中段防禦系統”，中段反導攔截試驗技術難度不斷提高，試驗條件愈加複雜，試驗場景更趨實戰，已經具備較強的實戰能力。美國本土導彈防禦發展將在能力和規模上雙管齊下，以升級後的“陸基中段防禦系統”為主力，增加陸基“宙斯盾”反導系統／“標準” - 3ⅡA攔截彈、增程型“薩德”系統，構建分層多段防禦體系，提高對洲際彈道導彈的防禦效能，試圖進一步鞏固其戰略優勢地位。（作者係知名軍事專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莫潔瑩校對：邸倩監製：劉可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工聯會作為香港最大的勞工團體，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提交多項議案和建議，建議涵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華文化歷史傳承和教育、民生便利、醫療和安老等範疇，當中在推動兩地融通，加速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凝聚家國情懷方面著墨最多。文｜本刊記者     莫潔瑩今年兩會期間，吳秋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留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關心國家大事亦聚焦民生議題工聯會作為香港最大的勞工團體，希望在參與國家政務時，除了關心國家大事，讓香港可以繼續發揮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亦反映港人關心的議題，發揮好溝通兩地的橋樑紐帶作用，做好反映民意、為民解困的工作。所以我們在這次兩會上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建議中央政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為“共同家園”；建議設立“灣區生活一站通”，便利港人辦理內地事務。在社情民意方面，工聯會提議：一是放寬港人參與內地安老按揭貸款；二是解決兩地政府出生、死亡、婚姻證明、無結婚紀錄證明書（俗稱“寡佬證”）的文書互認問題；三是完善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醫療保障；四是容許已接種疫苗港人回內地免隔離14天。工聯會在廣東省設有5個服務中心，分別位於廣州、惠州、東莞、中山及深圳，這5個服務中心長期服務在粵港人，同時配合香港方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工作。在養老方面，工聯會注意到港人到內地養老需要配套服務支持，我們關注香港的養老政策能否延伸到大灣區，比如醫療醫藥過境等問題。我們建議將長者醫療券的使用範圍擴大至大灣區三甲醫院，容許香港醫療券可直接購買內地城鎮居民醫保；病人病歷在獲得病人確認後，可於大灣區內醫院互聯互通，等等。以此長遠解決港人在內地的醫療服務需求等等。針對目前香港疫情是阻礙兩地通關的最大問題，我們提出聯防聯控的建議，希望兩地把防疫標準統一，形成聯防聯控，讓通關不再有隔閡。此外，還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建議，比如人民幣數字化如何惠及香港的各行各業。我們也希望香港僱員、我們的“打工仔”可以分享大灣區發展成果。今年年初我們與內地簽署了一些協議，也召開了大灣區工會聯席會議，共同推動有利於僱員發展的培訓政策。 2021 年春節期間，工聯會深圳中心組織義工探望在深港人（圖片由工聯會提供）“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十四五”規劃在今年兩會備受關注，這份規劃是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規劃中多次提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信可以帶動香港各方面的發展，也能進一步升級轉型。“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了無限機遇，香港如何積極有效地配合規劃，如何進一步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決定著香港今後的發展前途。粵港澳大灣區是世界上產業鏈最完備、人口最多的都會經濟區之一，估計未來可能達到上億人口，經濟體量極為龐大。香港要緊抓大灣區建設的發展機遇，在大灣區產業鏈中積極擔當重要角色，發揮其金融投資、國際貿易、科技研發等方面的優勢。香港有很強的科技研發實力，具備完善的私隱法規及數據保護系統，有潛力與不同國家和地區建立互信機制。工聯會建議，當香港建立大數據中心暨大數據檢測及認證中心之後，可以在香港建設大數據交易中心，容許國家的大數據透過香港和外地互通，進行交易，在香港一站式完成大數據管理、檢測、認證和交易。青年是國家和香港的未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能沒有香港青年的參與。在這次兩會前，工聯會跟廣州市總工會合作，在廣州為穗港澳職工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暨工匠學院揭牌。基地搭建起穗港澳三地職工青年的交流平台，為青年提供資源，包括定期組織開展國情教育、就業創業培訓、實習培訓、技能競賽等活動，有助推動兩地青年合作，把青年人的活力注入整個大灣區。 以共同家園理念加速灣區深度融合香港處於國家“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關鍵節點，外部勢力試圖利用香港作為滲透內地的橋頭堡。現在，全國人大以高票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香港國安法為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了制度保障，社會已逐步回穩，然而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香港依然是分裂勢力活動的高風險地區。一些港人特別是青少年對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的認識不足，以致近年來“港獨”思想乘虛而入，令港人遲遲未能有“共同家園”的觀念，阻礙了大灣區的整體發展。“共同家園”理念是大灣區文化的核心，是整個大灣區軟實力所在。香港需要撥亂反正，港人需要主動了解祖國。“十四五”規劃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在中華歷史文化方面也要做好內循環交流，讓經濟建設與文化軟實力相輔相成。為此，工聯會在這次兩會中建議：中央政府以“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家園”理念凝聚大灣區人，全方位推動中華歷史文化交流；中央政府擔當“文化灣區”推手，籌辦“9+2”灣區中華歷史文化展覽，加強文物古籍保護；加強大灣區內各博物館、美術館及藝術組織的合作；內地出版社向特區政府提供教材編寫參考，讓學生對國家歷史及發展有更準確、全面的認識和理解等。在建設大灣區共同家園理念下加強各地的文化交流，有助推動文化融合，形成向心力，使民眾更有歸屬感，更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設。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邸倩校對：莫潔瑩監製：黎知明

能源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礎和動力，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對於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增進人民福祉至關重要。2020年12月，中國正式發布《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首次系統地對外闡述了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推進能源革命的重大舉措和成就。為了更全面詳實地了解中國能源事業發展的有關情況，記者近日採訪了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名譽主任、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文｜本刊記者     馮琳杜祥琬院士正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 (本刊記者 馮琳 攝)十八大以來中國能源事業發展成就顯著記者：能源革命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怎樣以一個歷史縱深視角來看待全球能源革命的發展過程？杜祥琬：我們可以從人類文明形態的進步來認識能源革命。人類文明形態的不斷進步是歷史的必然，而能源革命是其基礎和動力。世界能源結構的轉型包含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煤炭為主，1913年全球的一次能源中70%是煤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世界能源結構進入到以油、氣為主的第二階段，此時，油、氣佔到全球一次能源50%以上。可以說化石能源——煤、油、氣的發現和利用，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人類由農耕文明進入工業文明，這是一次典型的能源革命。但是工業文明在帶來巨大進步的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氣候問題和不可持續性。現在世界能源結構正處於向非化石能源為主的階段轉型，非化石能源可以推動人類由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這也是當前世界各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和定位目標。記者：我們中國的能源結構轉型過程也是如此嗎？杜祥琬：中國的能源結構轉型也有三個階段，但情況和全球不太一樣。第一階段與全球相同，中國能源結構長期以煤炭為主。但分析表明中國不會有一個油、氣為主的階段，因為中國“油＋氣”不會超過一次能源的40%，所以中國的第二個階段是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多元發展、協調互補、此消彼長、逐步轉型的階段，目前正處於這樣一個過程當中。中國最後也要走向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的階段，這也是中國能源結構的第三個階段。我國將通過綠色、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轉型，來實現電氣化、智能化、網絡化，從而為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提供強勁驅動力。記者：您如何評價中國推動能源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杜祥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需要，推進能源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消費國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國家。2014年，習近平主席提出要推動能源革命。我們過去講的是能源發展，他提出能源革命，這個提法就不只是文字問題。這意味著，中國能源要有革命性的變革，要有質量的提高。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能源事業發展成就顯著，能源保證了我國整體比較健康也比較高速的發展。在此期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年均增長約2.8%，經濟年均增長約7%，也就是說，年均2.8%的能源增長保證了年均7%的經濟增長。中國的能源結構在不斷地優化，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持續下降，非化石能源佔比顯著提升，能源轉型穩步推進。比如，中國現在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的裝機總量都分別超過2億千瓦，全球太陽能、風能增長的30%都在中國。其它水電、生物質能、海洋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也取得明顯發展。核電也取得顯著的進展。除此之外，中國的能源利用效率也在不斷提高。2010年中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這一倍值現在降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我認為，這些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不過還要看到，當前中國的能源結構偏煤，能源供應、環境影響和管理體制等方面還有一些短板和弱項，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產業偏重、能效偏低、結構高碳這種粗放型的增長使環境問題日趨尖銳，於是也推動了中國關於轉變發展方式和能源革命的覺醒。中國可再生能源資源潛力巨大，目前中國已開發的太陽能、風能資源還不到技術可開發資源總量的 1/10。圖為 2020 年 12 月 8 日，河北省威縣一家風電設施生產企業的工人調校大型風電機組葉片平整度(圖:新華社)可再生能源將成為“十四五”能源增量主體記者：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四五”期間中國推動能源革命的主要目標和舉措是什麼？杜祥琬：中國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和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交接點就在“十四五”，因此“十四五”時期是中國邁向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期。第一，“十四五”期間中國需要對節能提效有明確要求。節能提效應為中國能源戰略之首，是綠色、低碳的第一能源，也是保障國家能源供需安全和能源環境安全的要素。特別是在當前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下，節能提效應是減排的主力。就比如，如果我們能夠把單位GDP能耗從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再進步到1.0倍，就意味著同等規模的GDP每年可以節約十幾億噸標煤。所以能源消費概括起來說就是由粗放、低效走向節約、高效；從能源生產來說，就是由黑色、高碳逐步轉向綠色、低碳，從以化石能源為主逐步轉向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第二，“十四五”期間中國能源行業要走上高質量發展新征程。化石能源要盡可能適應能源轉型需要，如煤炭要實現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行業仍要“穩油增氣”，且要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中國若要以小於0.4的較低的能源彈性系數來滿足能源消費2%的年增速，可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天然氣”。這是對內推進能源革命、對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融合點，是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抓手。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正在促進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不難看到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儲能等成本都有了顯著下降。從2010年到2019年，全球範圍內光伏發電、光熱發電、陸上風電和海上風電項目的成本已分別下降82%、47%、39%和29%。讓可再生能源從十年前的“微不足道”變得“舉足輕重”，相信進一步會“擔當大任”，它必將從一個“補充能源”逐步發展為“主流能源”。最近習近平主席提到，203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在我看來，通過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以及儲能技術、新能源汽車等技術領域，和綜合能源服務、智能電網、微網、虛擬電廠等新業態的進一步發展，預計到2025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佔比將達到20%；電力在終端能源中佔比將大於30%；非化石電力裝機佔比達50%，發電量超40%。屆時，可再生能源將擔當大任，成為“十四五”期間能源增量主體，煤炭消耗不再增長，率先實現“煤達峰”，甚至“煤過峰”。“十四五”期間，中國能源的增量大約每年有2%的增長，這個增長基本上由非化石能源加上天然氣的增長就可以滿足。通過水電、風電等能源儲能技術、新能源汽車等技術領域和新業態的進一步發展，預計到 2025 年，中國非化 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佔比將達到 20%。圖為 2020 年 7 月 9 日，位於青海省境內的黃河上游李家峽水電站提門 泄水(圖:新華社)中國高比例發展可再生能源完全可行記者：根據您的描述，推動能源轉型、發展可再生能源將是中國未來持續推進能源革命的一個重要方向。為什麼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杜祥琬：為什麼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一是能源供給安全的要素，就是供應跟上需求。長期以來，提及能源供給安全，大家會想到煤、油、氣，但隨著可再生能源佔比的逐年遞增，它對供給安全的貢獻越來越大，中國的能源供給安全裡面不能不考慮可再生能源。二是發展可再生能源有利於能源的環境安全。目前中國面臨的很多環境問題，比如大氣的質量，都是與能源排放有關的。高比例發展可再生能源，非常有利於環境安全、有助於改善大氣質量。三是發展可再生能源有利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由於氣候變化的加劇，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我還想特別強調一點，可再生能源資源的利用是我們國家自己可以掌控的。太陽能、風能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和海洋裡，不受國際地緣政治變換的影響，不會因國際政治而變化，資源是穩定的，所以大規模、高比例地發展可再生能源還有利於中國能源體系的獨立性和安全性。記者：目前來看，中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如何？杜祥琬：發展可再生能源，現在對中國來說是完全可行的。首先，我們有資源。過去人們常用“富煤、缺油、少氣”來形容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這是基於化石能源的視角，然而在推動能源轉型的背景下分析就會發現需要重新認識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豐富的可再生能源資源是中國資源稟賦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中國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佔比已經達到15.3%，而且每年都有持續增長。中國已開發的太陽能、風能資源其實還不到技術可開發資源總量的1/10，再加上可觀的水能、海洋能、生物質能、地熱能、太陽能熱利用等等，所以我國可再生能源的資源基礎是十分豐厚的、潛力巨大。其次，技術可行。技術可行除了非化石能源本身以外，還包括跟它相配合的儲能技術。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技術正在飛速進步，已被實踐證明。其它跟可再生能源需要配合的多項儲能技術也在進步當中。最後，經濟可行性。可再生能源再好，經濟上不可行也不行。十幾年前，可再生能源成本比較高，所以發展比較慢。近一二十年，太陽能、風電的成本大幅下降，現在基本上已經到了平價的狀態。資源可行、技術可行、經濟可行，所以整體上看中國完全可以高比例發展非化石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未來，可再生能源自身也要不斷推動創新，拓寬行業增長的邊界；同時，要與能源計算、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電動汽車、5G技術等新基建深度融合，開展數字化經營管理，推動數字化服務。中國可再生能源現在發展得很快，但是在整個能源和電力比例中還是一個小量。我們要做好這樣的思想準備，可再生能源要能夠擔當能源轉型的大任，所以必須實現更為標準化、更高質量的發展。未來，可再生能源自身也要與智能製造、電動汽車、5G 技術等新基建深度融合。圖為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 雲南昆明，一名卡車司機準備掃碼充電(圖:新華社)中國始終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推動全球低碳發展記者：2020年，習近平主席多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列為2021年的重點任務。什麼是碳達峰、碳中和？怎樣看待中國提出這兩個目標的深遠意義？杜祥琬：世界溫室氣體的排放有多種，主要是二氧化碳（佔73%），而90%的二氧化碳來自於化石能源的燃燒。目前全球一次能源的利用當中，84%來自於化石能源，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8年是375億噸。自2006年以後，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國。2017年中國排放98.4億噸二氧化碳，這個數值大於美國、歐盟的總和。所謂碳達峰，指碳排放在某一特定時期達到總量峰值，隨後進入平台期並可能在一定範圍內波動，最後進入平穩下降階段。碳中和，則要根據三個公式來理解。第一個公式：能源碳排放=能源消耗量×化石能源的佔比×單位化石能源排放（需計及多種化石能源）。第二個公式：碳匯=林業等碳吸收+CCUS（碳捕獲、利用與封存）等碳移除。第三個公式：碳排放=碳匯。也就是說，當碳排放與碳匯基本相等時，即實現了碳中和。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實現碳中和的三要素。第一個要素是節能提效，在化石能源為主的今天，節能提效是全球和中國降碳的首要措施。第二個要素是能源替代，即在能源結構中降低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的佔比，高比例發展非化石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第三個要素是移除，也就是增加碳匯及CCUS。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而且近半年來習近平主席多次在國際重要場合都重申了中國碳達峰和碳中和這兩個目標，意義非常重大。這兩個目標可以說不僅表示了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貢獻的重要姿態，而且也更加明確了中國能源革命、碳減排定量的階段目標。2030年前要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概括成一句話就是低碳發展。正像習近平主席所講的，能源低碳發展關乎人類未來。這句話就體現在這兩個目標上，而這兩個目標又引導著整個中國的能源發展。碳達峰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要前提，達峰年份、達峰時的碳排放總量以及平台期時長都會決定達峰後碳中和實現的難易。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一般少則45年，長則70年。而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只留出了30年的時間，當然更困難、更有挑戰性，但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將帶來新產業、新增長點、新投資，實現經濟、能源、環境、氣候的共贏。中國要用比較快的步伐從碳達峰走向碳中和，要看準碳中和這個目標來做碳達峰，要讓這個峰值盡可能不要太高，這樣接下來的碳中和才比較容易實現。如果現在就把這個峰值抬得很高，那麼將來為了實現碳中和所要付出的代價包括投資代價都會比較大。所以，我認為現在這兩個目標可以說是相關聯的，也是方向性的、戰略性的。這既是中國能源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舉措。記者：您如何評價多年來中國在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對世界做出的貢獻？杜祥琬：中國的貢獻，第一是節能，近年來世界節能總量的1/2都在中國；第二，將非化石能源作為發展和增長的重點。譬如說，中國正在大力推行用清潔取暖替代散燒煤，這樣不僅帶來了空氣質量的改善，同時也使碳排放逐漸減少。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要做符合自己國情、符合自己發展階段的選擇。當然，中國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也要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自己的貢獻，始終堅持“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比如，發達國家是絕對量的減排，而中國目前是減少單位GDP的碳排放量，雖然絕對量還是會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會慢慢減少，最後趨於飽和，也就是到2030年達到碳峰值。總之，中國一直在努力扮演著全球低碳發展的促進者、貢獻者，我覺得這一點中國還是很明確的。“無廢”是指廢棄物的高度資源化再利用。青海省西寧市是中國西北地區“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城市。2020 年 11 月 24 日，在該市首家投運的“無廢”市場內，每個攤位均掛有可降解分類購物袋(圖:中新社)建設“無廢城市”，香港有基礎可領先示範記者：從2019年開始，中國一項重大綠色發展舉措——“無廢城市”建設在內地“11+5”個城市和地區試點展開。您是中國“無廢城市”發起人之一，同時還擔任著“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委員會主任委員。作為一名能源戰略專家，您為什麼倡議發起了這一項目？杜祥琬：很多人都覺得奇怪，一個搞能源研究的，卻搞起了垃圾。其實我也是從能源研究入手，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2005年，我因為參與中國工程院和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合作的可再生能源與環境項目而赴瑞典考察。在瑞典，我發現當地的垃圾處理水平非常高，真可以稱得上“化腐朽為神奇”。瑞典49%的垃圾用來焚燒發電，36%垃圾用來做沼氣，14%的垃圾用作有機肥料，只有1%的垃圾實在無法資源化利用才最終填埋。我回國後和同事們聊起這個情況，但有同事說，東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異，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垃圾中湯湯水水很多，影響資源回收利用。2013年前後，我又去台灣就兩岸可再生能源與環境合作項目進行考察。我在台北、新北和台中都看到，當地的垃圾處理從源頭上就做到減量化，在此基礎上嚴格分類，資源的回收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例如，生活垃圾可焚燒發電，建築垃圾可以回收再做成建材，電子垃圾可以從中提取貴重金屬。這讓我很有觸動，因為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生活方式基本相同，我想台灣同胞能做得很好，我們大陸這邊一定也能做到。回到大陸後，我又和同事們說起這件事。“台灣和大陸的垃圾差不多，他們可行，我們也是可行的，只不過他們比我們先行了幾十年。”我們大陸幅員遼闊，積累了大量垃圾，截至目前的固廢存量有700多億噸，每年還在產生100多億噸的垃圾。我們要建設美麗中國，垃圾圍城可是問題啊！於是在做了充分的調研後，大約在2017年上半年，我與多位院士一起向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提出了建設“無廢城市”的建議。中央領導很快就批示了，批示之快，讓我們完全沒想到。所謂“無廢”不是說不產生廢物，而是廢棄物的高度資源化再利用。這一理念非常符合中央高度重視的生態文明建設，也非常符合老百姓的願望和需求，於是很快就在國內開展起來了。記者：目前，兩年的“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已經結束，將在全國範圍陸續推開。您認為，香港乃至粵港澳大灣區今後在“無廢城市”建設方面能夠發揮哪些作用？杜祥琬：“無廢城市”建設第一批試點是在內地“11+5”個城市和地區，試點兩年只是一個開頭，包括這“11+5”也不能指望兩年之內就成為“無廢城市”。廢棄物的高度資源化再利用需要我們堅持不懈的長期努力，才能把它真正做好。因為這牽扯到技術問題，比如各種類型的垃圾如何資源化；牽扯到管理問題，比如如何把大數據應用到垃圾資源分類中；還牽扯到老百姓的參與，各家各戶要學會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量、把分類工作做好等等。所以，建設“無廢城市”需要政府、企業和公眾形成一個“鐵三角”來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中，包括香港，企業和民眾都是要生產和生活的，所以會產生不少的廢棄物。如果把這些廢棄物重新利用起來，就可以發展出一項循環經濟。十九大提出，要實現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實際上，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就是一個典型的循環經濟問題。我想，香港本身在這方面有很好的基礎，要利用這個基礎樹立循環經濟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理念，也在海內外很多地方有了非常成功的實踐。我們內地也一定要在這方面走到前面去，這也符合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體戰略目標。總之，建設“無廢城市”是一項很有意義的事業，希望香港及大灣區能夠在這方面做好領先示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崔磊磊對本文亦有貢獻）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莫潔瑩監製：周馬麗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係高質量發展，關係人民生活幸福，關係國家對外開放大局，關係國家安全。中國在邁入“十四五”時期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起步階段，為什麼如此重視知識產權工作？中國又是如何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知識產權發展之路？面向未來，中國知識產權事業將怎樣謀新局、譜新篇？本刊記者就此採訪了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文｜本刊記者       馮琳申長雨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從國家戰略高度和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求出發，就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發表講話。您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為何將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申長雨：2020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立意高遠、思想深邃、內涵豐富、要求明確，充分體現了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高度重視和殷切期望，為新時代全面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是我國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部署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行動、規劃，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堅決依法懲處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引領我國知識產權事業不斷發展，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知識產權發展之路，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促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記者：概括來看，新中國成立後、尤其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知識產權的各項事業取得了哪些發展成就？申長雨：回望我國知識產權發展歷程，我們用了幾十年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道路，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史性跨越，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成就彌足珍貴，經驗值得總結。黨對知識產權事業的領導不斷強化。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我國就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進行了積極探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知識產權工作逐步走上正規化軌道。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頒布實施，知識產權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知識產權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試點總體方案》等重要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建立了國務院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等制度機制。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實現了專利、商標、原產地地理標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集中統一管理和專利、商標的綜合執法，管理效能大幅提升。成立多家知識產權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掛牌成立知識產權法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顯著加強。知識產權綜合實力快速躍升。幾十年來，我國知識產權事業從零起步、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知識產權綜合實力快速躍升，核心專利、知名商標、精品版權、優質地理標誌產品等持續增加。2020年國內（不含港澳台）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5.8件，有效注冊商標量達到3,017.3萬件，均為2012年的4倍多。2019年，PCT國際專利申請量躍居全球第一，馬德里國際商標申請量居全球第三。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由2012年的63.69分提高到2020年的80.05分。世界領先的5,000個品牌中，中國佔408個，總價值達1.6萬億美元。在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91位大幅躍升至2020年的第31位，連續兩年進入全球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經濟體。2019年專利密集型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1.6%。最新統計顯示，使用地理標誌專用標誌企業直接產值達6,398億元（人民幣，下同）。知識產權綜合實力快速躍升，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日益完善。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陸續制定出台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奧林匹克標誌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建立起符合國際通行規則、門類較為齊全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改完善。特別是近年來，新制定的民法典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重大法律原則，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修改，建立了國際上高標準的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為嚴格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時，我國還陸續加入了知識產權領域幾乎所有主要的國際公約，積極履行國際公約規定的各項責任義務，日益成為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堅定維護者、重要參與者和積極建設者。 多年來，我國知識產權領域“朋友圈”越來越大，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持續提升。2020年 11月4日，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舉行。這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鄧鴻森在開幕式上以視頻方式致辭（圖：新華社）知識產權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持續提升記者：目前，中國知識產權事業在世界範圍內的水平和地位如何？中國在知識產權領域重點開展了哪些國際合作？申長雨：多年來，我國知識產權領域“朋友圈”越來越大，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持續提升，知識產權在國家外交中的作用更加凸顯。我們統籌推進多邊、周邊、小多邊、雙邊知識產權國際合作，深度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的多邊事務，堅決維護知識產權多邊體制，構建“四邊聯動、協調推進”的知識產權國際合作新格局。特別是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國知識產權系統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穩步推進疫情防控環境下的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在此基礎上，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取得的國際合作成果包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國辦事處設立運行；首個在中國簽署並以中國城市命名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視聽表演北京條約》正式生效；成功舉辦兩屆“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8個務實合作項目取得重要成果，涵蓋保護合作、審查業務合作、基礎能力建設、公眾意識提升等多個方面；積極推進中美歐日韓、金磚五國、中國—東盟、中非等知識產權深入務實合作；與3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專利審查高速路（PPH）；歷經22輪談判的中歐地理標誌保護與合作協定成功簽署並正式生效，涉及雙方共計超500個地理標誌產品，有力密切了中歐經貿關係；參與完成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磋商談判；成功舉辦世界地理標誌大會；主導制定的創新過程知識產權管理標準獲國際標準化組織批准發布。從各項指標來看，“十三五”期間，我國知識產權使用費進出口額由2015年的231.1億美元提升到2020年的463.1億美元，年均增長14.9%；評選出中國專利金獎130項，創造新增銷售額超1萬億元。我國在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的排名由2015年的第29位提升到2020年的第14位，位居中等收入經濟體之首，是世界上進步最快的國家之一。記者：儘管中國知識產權的多項指標數據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一些西方國家仍然在中國知識產權問題上“大作文章”。對此您作何回應？申長雨：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要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開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則，深度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框架下的全球知識產權治理，推動完善知識產權及相關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國際規則和標準，推動全球知識產權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要深化同共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合作，倡導知識共享。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知識產權在國際合作中的競爭要求。我們要著眼國家改革開放大局，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特別是要藉助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一帶一路”、中美歐日韓、金磚五國等知識產權合作平台，推動知識產權國際治理體系不斷完善。要加強內外平衡保護，既依法嚴格保護在華外資企業的合法知識產權，也要推動外國政府加強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要大力加強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和保護，依法管理涉及國家安全的知識產權對外轉讓行為，形成高效的國際知識產權風險預警和應急機制，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 未來中國將繼續實施商標品牌戰略，啟動實施地理標誌助力鄉村振興行動，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圖為已被列入中國農產品地理標誌保護行列的“高台辣椒乾”（圖：中新社）“十四五”期間將全面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管理和服務記者：面向新時代、新發展階段，您如何看待當前新的國內國際形勢給知識產權工作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申長雨：從國內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就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戰略部署，這需要知識產權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撐。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深刻指出，當前我國正在從知識產權引進大國向知識產權創造大國轉變，知識產權工作正在從追求數量向提高質量轉變，為我們清晰指明了我國知識產權事業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和接續奮鬥的方向。從國際看，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演進。科技創新是其中一個關鍵變量。我們要於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必須向科技創新要答案。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激勵創新的基本保障，已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支撐和掌握發展主動權的關鍵所在。所以，我們要認清我國知識產權工作的形勢和任務，總結成績，查找不足，提高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從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方面，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記者：展望“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局將如何進一步做好知識產權工作，助力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申長雨：“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同時，也是我們順利完成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和“十三五”規劃各項目標任務，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做好“十四五”時期知識產權工作意義重大。未來，知識產權工作要更加突出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主題，以更高的標準全面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管理和服務，在更高起點上推動知識產權事業穩中求進、高質量發展。國家知識產權局將樹立系統觀念，把握工作重點，抓住關鍵環節，做到統籌推進、一體落實。一是著眼未來，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頂層設計。加快出台知識產權強國戰略綱要和“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明確目標、任務、舉措和實施藍圖，制定年度計劃，推進有序實施。大力提高專利審查質量和效率，助力破解“卡脖子”問題；配合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促進相關知識產權創造和儲備。繼續實施商標品牌戰略，啟動實施地理標誌助力鄉村振興行動，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二是與時俱進，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法治化水平。嚴格執行民法典知識產權相關制度規定，做好專利法實施細則的修訂，建立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專利侵權糾紛處理工作機制。做好商標法進一步修改調研論證，加強地理標誌立法。會同有關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對侵權假冒多發的重點領域和區域重拳出擊、整治到底。三是協同發力，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加強部門間的工作協同配合，從審查授權、行政執法、司法保護、仲裁調解、行業自律、公民誠信等環節完善保護體系，構建大保護格局。努力打造便民利民的知識產權公共服務體系，實施知識產權公共服務能力提升工程，推動知識產權公共服務標準化。深入推進以信用為基礎的分級分類監管試點，推動知識產權誠信體系建設。四是持續創新，深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體制機制改革。研究實行差別化的產業和區域知識產權政策，完善知識產權審查制度，促進審查理念更新、技術革新、工作創新，持續提高審查質量和效率，更好滿足群眾需求。健全大數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等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促進新業態新領域發展。五是積極作為，統籌推進知識產權領域國際合作和競爭。深度參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多邊治理，加快完成我國加入《工業品外觀設計國際註冊海牙協定》工作，積極參與相關自貿區協定知識產權章節談判，推動完善知識產權及相關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國際規則和標準。拓寬知識產權對外宣傳渠道，講好中國知識產權故事，進一步樹立我國依法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形象。深化“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合作，共建創新之路。全面落實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知識產權章節和中歐地理標誌保護與合作協定，促進貿易往來。六是堅守底線，堅決維護知識產權領域國家安全。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和保護，依法管理涉及國家安全的知識產權對外轉讓行為。完善知識產權反壟斷、公平競爭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形成正當有力的制約手段。形成高效的國際知識產權風險預警和應急機制，加快國家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中心建設，加強我國企業海外知識產權風險預警和維權援助，切實維護自身發展利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和中央關於知識產權工作的決策部署，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走中國特色知識產權發展之路，切實增強新形勢下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本領，不斷開創知識產權事業改革發展新局面，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撐。 國家知識產權局積極支持香港特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發展和完善。2014年3月7日，時任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知識產權署署長訪問北京，與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就推動知識產權方面的發展交換意見（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繼續助力香港特區知識產權事業發展記者：近年來，國家知識產權局與香港方面有過哪些交流合作？申長雨：自香港回歸以來，國家知識產權局不斷推動內地與香港特區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流，與特區知識產權主管部門多次簽署交流合作安排，支持特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發展和完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在體系建設方面，國家知識產權局積極支持特區完善知識產權體系的改革探索，為特區新專利制度實施提供必要協助，推動特區知識產權體系進一步發展完善。在業務交流方面，國家知識產權局與特區知識產權主管部門通過互派專家等形式加強業務領域交流，支持特區在專利審查、自動化系統建設等領域業務能力提升。在交流平台方面，自2000年起，國家知識產權局與香港特區、澳門特區知識產權部門在內地與港澳輪流舉辦“內地與香港特區、澳門特區知識產權研討會”。目前，研討會已成功舉辦20屆，對深化內地與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流合作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國家知識產權局還多次派員參加由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貿易發展局和香港特區設計中心舉辦的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進一步加強交流，支持特區更好促進知識產權運用，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在營造良好營商環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國家知識產權局通過積極推動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運營服務體系建設、優化知識產權服務供給等措施，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在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和激勵創新創業方面的作用，促進內地與香港特區、澳門特區知識產權事業共同發展。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工作，穩步推進專利制度改革，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進一步促進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不斷提供新的動力。未來，國家知識產權局將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特區知識產權工作，繼續助力香港特區知識產權事業發展，支持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充分發揮香港特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知識產權強國建設中的作用。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邸倩校對：莫潔瑩監製：馮琳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反映了中央對香港創科的高度重視，香港創科發展迎來黃金期。創科是香港推動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近年來創科生態日趨蓬勃。數碼港作為香港的數碼科技“大本營”，目前已經匯聚了約1,600家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數碼港有什麼優勢？它能為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供什麼支撐？香港創科如何能搭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快車？就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香港數碼港主席林家禮。文｜本刊記者      連振海  李博揚香港數碼港主席林家禮（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香港金融科技“大本營”記者：“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您認為香港創科發展的優勢是什麼？數碼港將在哪些方面助力香港實現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目標？林家禮：香港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雄厚的科研實力、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障制度，以及簡單透明的稅制，這些都是香港創科發展的優勢。香港有三十至四十萬的高水平專業人士，包括銀行家、基金經理、保險專家、會計師、律師、教育員、估值分析員等，這是我們的人才庫，是我們龐大的寶貴資產。我覺得這幾年香港創科確實有很好的勢頭了，我們是後起之秀，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在散步，也不是慢跑，我們是在快跑了。數碼港其實就是香港數碼經濟的旗艦、數碼科技的推手。數碼港和普通的百貨公司一樣，百貨公司擺的是商品，而我們上架的是在數字經濟裡面的所有生態系統。數碼港集中發展六個數碼科技領域，包括金融科技、智慧生活、數碼娛樂及電子競技，以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這個地位得來不易，是經過很多年的努力奮鬥積累而來的，要保持這一地位，金融科技是重中之重，這也是香港創科發展的四大領域之一，是數碼港的職責所在。目前，數碼港已經成為香港金融科技的“大本營”，擁有全港最大的金融科技社群。截至今年2月，數碼港匯聚近400間金融科技公司，佔全港600餘間金融科技公司近三分之二。數碼港金融科技社群可與大灣區內的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合作，跨境推動電子支付、區塊鏈、財富管理科技及智慧金融數據分析等創新技術。“十四五”規劃提出，強化香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這將會進一步推動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發展，也是數碼港一展身手的黃金機會。我們還在做數字化轉型，尤其在疫情之下，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主流，包括新零售、新金融、房地產業等，各行各業都正進行着數字科技的轉型升級。透過數字化轉型，教育、醫療等各行各業都能在疫情下繼續運作。我們的目標是配合特區政府，將數碼港打造成為全球最尖端科技人才安居樂業的地方。數碼港有一種包容、開放的創新創業的氛圍。我記起幾年前剛到數碼港的時候，幾乎沒有人使用微信，也沒有太多人講普通話。現在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普通話和微信已經是我們這裡的標配了。這裡可以講廣東話、英語，也可以講普通話。大量的社會資源進入我們的生態系統，包括一些科技龍頭企業。我們也拉動了一批科技投資者進來，目前數碼港的投資機構已經超過120家，當中包括風投、私募基金，其中很多是上市公司。3月12日，香港數碼港舉行虛擬互動招聘博覽，首日吸引逾2,000人參與（圖片由香港數碼港提供） 深港創科合作“天下無敵”記者：就如您剛剛所提到的，香港背靠內地龐大市場，與大灣區發展緊密聯動。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得的機遇，您覺得香港應該如何把握這一機遇呢？林家禮：不誇張地說，大灣區確實是現在全世界最好的市場。總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2019年底總人口逾7,200萬，地區生產總值達16,795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23,371美元。粵港澳大灣區出口和內需都很大，是我們國家經濟“雙循環”最好的體現。香港背靠內地龐大市場，可望憑藉這些優勢，在“十四五”規劃中發揮所長，於國際創科領域中穿針引線，成為大灣區創科接軌世界市場的橋頭堡。香港應全力參與、推動與內地創科合作，從“外循環”及“內循環”方面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同時，包括數碼港在內的香港創科基地還可以作為一個國際跳板，幫助優秀的內地企業走出去，進軍國際市場。數碼港與大灣區中的7個內地城市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這些城市的合作夥伴超過10家。透過這些城市的合作夥伴，我們為有意在內地拓展業務的香港初創團隊提供公司註冊、法律稅務、政策申報、企業營運、人才招聘、生活配套等各方面的支持。目前香港－深圳已經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創新科技走廊了，我們很快就能超過排名第一的東京－橫濱科技走廊。所以我常說，深港合作“天下無敵”。這不是一加一等於二，而是一加一等於十一了。截至去年10月，深圳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超過11,000家，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企業，前海青年夢工場孵化的香港創業團隊也累計超過200個。今年1 月 26 日，數碼港與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加強雙方合作，共同促進香港與前海深港合作區、深圳市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合作。通過這個合作備忘錄，數碼港將與前海管理局為兩地創科企業提供包括人才、資金、市場商機、市場拓展、技術支援及投資機會等各種資源，幫助香港初創企業對接更多的內地資源，更順利地落戶深圳，為這些企業進軍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市場提供更佳的土壤。我們還提供資金支持，包括“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數碼港培育計劃”、“數碼港加速器支援計劃”和“海外及內地市場推廣計劃”等項目，按1:1的比例追加資助金額，協助它們開拓內地市場。除了加強與深圳的合作，數碼港還與珠海大橫琴簽訂諒解備忘錄，內容包括投資、科技創業活動、科技公司跨境渠道合作及創業孵化合作等。大橫琴亦在香港設立2億元港幣的發展資金，參與投資“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的項目。1月26日，數碼港與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合作（圖片由香港數碼港提供） 創科為香港青年帶來無限機會 記者：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會給香港青年帶來哪些發展機遇？數碼港為香港青年就業與創業提供了哪些支持？林家禮：依託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超級平台，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可以給香港青年提供無限的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很多科技發明，哪怕很小的一件實用型產品，在內地就有巨大的需求。數碼港致力於幫助年輕人把握數碼科技帶來的機遇。最近我們成立了數碼港學院，旨在透過與頂尖科技企業、商業機構和大專院校的合作，為香港青年人做系統的培訓，幫助青年人掌握新的技能，培訓內容包括雲計算、網絡安全、電競、金融科技等，從而幫助、推動這些學員創業。過去一年，數碼港學院推出各種創業和實習計劃，包括“數碼科技實習計劃”及“數碼港金融從業員金融科技培訓計劃”等，開設橫跨六大範疇的課程，包括金融科技、區塊鏈、智慧生活、網絡安全、創業和一般科技知識等，吸引了超過3,500名香港青年人參與。如果數碼港學院做得好的話，它就是數字科技跟數字經濟的少林寺了。自2015年起，數碼港每年都舉辦招聘博覽，為有志投身創科行業的年輕人提供一個有效的配對平台。因應疫情，數碼港今年的招聘會改為線上舉行，我們的虛擬互動招聘博覽匯聚了超過170間大型企業、科技公司及初創公司，總共提供逾1,300個創科相關職位，更提供超過200個與拓展大灣區業務相關的職位空缺。與此同時，我們還新增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虛擬專題展位，專門為青年人提供了逾80個職位。疫情下，這種招聘博覽對青年人來說顯得尤為重要。截至今年2月，數碼港匯聚逾370間金融科技公司，佔全港600餘間金融公司近三分之二（圖片由香港數碼港提供）記者：多年來數碼港擔當着香港創科的重要角色，隨著香港創科迎來新的歷史機遇，數碼港的發展遇到什麼挑戰？林家禮：數碼港多年來推動香港創新科技行業發展，支持初創企業，已漸見成效。目前，數碼港的場地出租率超過9成，已接近飽和。隨著“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進入全新的階段，各行各業加快數碼轉型，對數碼科技的需求有增無減，數碼港現有的空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要把握“十四五”規劃帶來的歷史機遇，我們有必要及早部署，增加相應的基礎設施擴建。數碼港的擴建計劃非常重要，它能優化我們的海濱長廊，優化我們的創業氛圍，使得數碼港成為全球高端人才、最好的科技投資者創業投資的好場所。如果擴建計劃順利的話，可以容納100家科技公司、850家初創企業，還能創造3,000個工作崗位。這樣我們就能不斷把最高端的科研人才、創業人才、創投人才從世界各地吸引到香港，使得香港真正成為國際創新科技的人才匯集之地。（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

“十四五”規劃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年3月11日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十四五”規劃是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階段的第一份五年規劃，被譽為“開啟新征程的宏偉藍圖”。“十四五”期間，港澳有望更加安全穩定，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文｜北京     林東曉香港的城市交通建設與自然景色融為一體，交相輝映。圖為橫亙在藍天碧海間的香港汀九橋(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三個鮮明特點均與港澳長遠發展密切相關與以往的五年規劃相比較，“十四五”規劃具有三個鮮明特點，均與港澳的長遠發展密切相關。一是布局新發展階段。按照我國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戰略安排，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將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簡言之，未來1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現代化，未來5年是乘勢而上的起步階段。“十四五”規劃是布局長遠、落子謀勢的發展藍圖。這5年，“一國兩制”實踐也將步入“五十年不變”的中期階段，制度體系、治理模式、發展思路將更加成熟。“十四五”規劃明確了這一關鍵階段港澳的發展路向、賦予了發展機遇。二是貫穿“三新”主線，追求高質量發展。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十四五”規劃勇開“頂風之船”，著眼長遠、大膽探索，貫穿“三新”主線，即：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港澳作為“雙循環”的交匯點，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三是強調統籌發展與安全。面對國際國內前所未有的風險與挑戰，“十四五”規劃明確“辦好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的指導思想，首次設立“統籌發展和安全”專篇，強調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築牢國家安全屏障。港澳作為兩種制度、兩種文明的交匯點，亟需統籌安全與發展，補齊安全短板、堵塞制度漏洞，“十四五”規劃對此提出了明確要求。首次將五年規劃延伸到“一國兩制”的制度層面“十四五”規劃涉港澳內容的最大亮點，是首次將五年規劃延伸到“一國兩制”的制度層面，強調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對港澳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十四五”規劃通過當天，貫徹“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也在同一個會場高票通過。鞏固“愛國者治澳”良好局面，也迅速成為澳門社會的高度共識。“愛國者治理特別行政區”是保證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治本之策。一是有助於香港從由亂而治走向長治久安。近年來，政治亂象已成為香港發展的最突出障礙。在內外複雜因素作用下，香港社會圍繞國家安全立法和發展民主政制兩項議題衍生過多政治爭拗，內耗不斷、“港版顏色革命”愈演愈烈，甚至出現“港獨”暴力恐怖活動，一再耽誤發展機遇。解決香港問題只能靠發展，不能靠“變天”。明確“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並改革香港選舉制度，可以堵塞制度漏洞，有效防止外部勢力及其代理人繼續蠶食香港管治權。二是有助於維護港澳同胞的根本福祉。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為真正落實行政主導，增強管治團隊執行力提供了機會；也為“泛民主派”中的愛國者擺脫激進分離路線捆綁，重返理性議政路線提供了機會。可以更好地把國家利益和港澳利益有機結合起來，把社會整體利益和部分利益有機結合起來，把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有機結合起來。三是有助於構建保障長遠發展的制度體系。目前，港澳均已實施國安法、成立國安委、組建專門執法機構，並不斷完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未來一年，香港將系統修訂多部選舉法例；港澳兩地將相繼舉行多場重要選舉，選出由愛國者組成的管治團隊。這將為港澳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破解深層次問題掃除障礙，為更好發展奠定堅實基礎。觀光船行駛在澳門與橫琴之間的夾馬口水道上，遠處為澳門路環高層住宅區（陸山 攝）港澳更多產業納入規劃獲國家級支持“十四五”規劃結合“國家所需、港澳所長”，支持港澳鞏固既有優勢、明確新定位、培育新優勢。這是對港澳迫切發展需求的積極回應。香港市場容量有限、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破解青年“上樓難”“上流難”的突出問題，不僅需要“分好蛋糕”，更應思考“做大蛋糕”，培育更多優勢產業、創造更多發展機會。對澳門來說，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凸顯過度依賴博彩觀光業導致的經濟脆弱性，亟需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十四五”規劃在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原有“1個樞紐、5個中心”也就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基礎上，增加“1個樞紐、4個中心”的新定位。把香港發展為國際航空樞紐、風險管理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十四五”規劃在支持澳門繼續發展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也就是世界旅遊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基礎上，支持粵澳合作共建橫琴，發展中醫藥研發製造、特色金融、高新技術和會展商貿等產業。港澳更多相關產業被寫入“十四五”規劃，獲得國家級支持，有重要意義。第一，國家級支持意味著對港澳相關產業競爭優勢的認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金融、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和旅遊，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長期維持在57%左右，提供174萬個就業崗位，舉足輕重。“十四五”規劃涉及的航空、風險管理、知識產權貿易等行業，整體上屬於物流、金融、專業服務等範疇，具備做大做強的基礎。澳門發展特色金融、會展商貿等也有獨特優勢。“十四五”時期，內地將深化與港澳經貿、科創合作關係，擴大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港澳優勢產業可面向龐大的國內市場、為提高國際雙向投資水平服務，得以繼續發展壯大，還可帶動新興產業發展。第二，國家級支持意味著更有力的政策助力。“十三五”規劃明確香港建設“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以來，香港人民幣存量已佔全球離岸人民幣約一半，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橫琴數年之內從遠郊荒島崛起為現代化新區。可以預見，“十四五”規劃將為港澳相關行業注入更加強勁的動力。如新增的“國際航空樞紐”定位，有望使香港國際機場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的領頭雁。第三，國家級支持意味著更開放的國內市場。“十三五”時期已基本實現內地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開啟港澳服務業“全面北上”的新局面。“十四五”規劃擴大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支持港澳參與、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將使香港保險業等行業有機會通過高質量“港式”服務打開內地更廣闊的市場，把消費者從香港的700萬人，擴展到粵港澳大灣區的7,000萬人，以至全國的14億人。圖為從澳門路氹城生態保護區遠眺珠海橫琴。澳門與橫琴之間的夾馬口水道，最窄處僅187米，目前由蓮花大橋連接，橋頭（圖中白色方形建築）即為橫琴口岸（陸山 攝）大灣區建設為港澳提供高質量發展空間和動力“十四五”規劃明確，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明確其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定位，為港澳提供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和動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央高度重視的區域重大戰略。“十三五”時期，中央成立第一個邀請香港、澳門特首參加的議事協調機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出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系列政策，支持建成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標誌性工程，開通粵澳新橫琴口岸、粵港蓮塘/香園圍口岸，出台專業資格互認、“港澳居民居住證”等配套措施政策。粵港澳大灣區已躋身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是2020年我國實現經濟正增長的重要貢獻者。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佔據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十四五”規劃把大灣區定位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澳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這意味著港澳既需要承擔重要使命，又需要主動抓住歷史機遇。“十四五”規劃明確了建設創科中心所需要的配套政策體系，形成“點、線、面”協調推進、有機統一的發展布局。增加“點”的支撐。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在原有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三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基礎上，新增“深港河套地區”作為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打造香港歷來最大的創科平台。完善“線”的布局。以廣州為頂點，沿珠江口兩岸，分別構建東岸的“廣州—深圳—香港”、西岸的“廣州—珠海—澳門”科技創新走廊，發展深港河套、粵澳橫琴科技創新極點，完善“兩廊兩點”架構體系。充實“面”的內涵。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深化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推動大灣區產學研協同發展，使香港、澳門的世界級高校和科研實力、國際化市場環境、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與內地的龐大市場、科研成果轉化能力和先進製造能力相結合。大灣區內存在“兩種制度、三種法系、四種關稅區（含自貿區）”，區域協同發展需要解決路網相連、通關便利、規則對接等現實問題。對此，“十四五”規劃也明確了保障性措施，便利創新要素跨境流動。一是加快城際鐵路建設，統籌港口和機場功能布局，優化航運和航空資源配置。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實現大灣區內部、與廣東其他地級城市、與相鄰省會城市之間1－3小時通達。二是深化通關模式改革，實現人、貨、車便捷高效通行。在粵港澳之間的口岸中，將出現更多類似粵澳橫琴口岸“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便捷通關模式。三是擴大內地與港澳專業資格互認範圍，深入推進重點領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港澳專業人才可以更方便地到內地提供服務，更好地適應大灣區的制度環境。四是進一步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加強內地與港澳各領域交流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在發揮港澳國際聯繫優勢方面，“十四五”規劃繼續明確支持港澳打造共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在國際國內雙循環中發揮獨特作用。位於珠海市橫琴島的澳門大學，以圍牆和人工河與橫琴島其他區域隔離，通過人車兩用河底隧道與隔河相望的澳門連接。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澳門法律管轄，被稱為“境內的境外大學”。澳門大學現有3所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大灣區創新科技的高地之一（陸山 攝）港澳需善於抓住發展新機遇港澳需善於抓住發展新機遇。一是全社會共同落實“愛國者治港治澳”根本原則。香港、澳門將相繼迎來多場重要選舉，事關特區政權能否繼續由愛國者牢牢掌握、“十四五”規劃能否積極推進、順利落實。特區政府需要完善相關法例、制度，依法審核候選人資格。選民要珍惜每一張選票，選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二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心懷國之大者”，從“全國一盤棋”的高度和視野，謀劃港澳自身發展。從全國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口的發展藍圖上看，港澳是“八縱八橫”高鐵路網、“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格局、引領高質量發展第一梯隊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節點和關鍵組成部分，港澳自身發展需要以服務國家發展為前提。同時，港澳要從各地區、各城市的追趕競爭中脫穎而出，還需善用“兩制”的活力和優勢，與內地實現錯位發展、補位發展、協同發展，共同贏得更好的發展機遇。三是港澳要主動、深度對接國家發展藍圖。“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十四五”規劃作為宏觀藍圖，需要結合具體實際，創造性地落實到地區性發展規劃、配套方案、具體施政措施、發展項目中去。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堅持“系統性”思維，把港澳參與新發展格局、推進大灣區建設、打造創科高地等部署結合起來，把新興產業和傳統優勢產業結合起來，統籌考慮、一體推進，形成綜合性的整體優勢。四是要加強對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政策保障。各地政府需要精準、科學施策，打通“十四五”規劃政策落地最後一公里，充分調動廣大港澳居民融入國家發展的積極性。加強對“十四五”規劃的宣傳，辦好“4·15”全民國家安全宣傳教育等活動，增加全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對憲法、基本法、國情等的認識，鞏固愛國社會基礎。五是港澳青年要勇於到內地發展。目前，共有2.3萬名港澳青年在內地求學。廣東吸引了數百支港澳青年創新團隊，也已招錄首批港澳青年公職人員。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建設需要更多人才，將繼續出台激勵措施。港澳青年具有國際視野和專業優勢，有條件有優勢先行一步。（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莫潔瑩監製：劉可揚

3月11日，全國兩會圓滿結束，當晚我們帶著興奮激動的心情馬上乘飛機回港，次日凌晨順利到家。回顧從3月5日至11日的7天會議，無疑是一次在特殊時期成功召開的大會，一次凝心聚力的大會，也是一次令人非常振奮和倍受鼓舞的大會，意義非凡，影響深遠。再次證明，中央出手，香港有救。文｜陳勇作者於兩會期間在人民大會堂前留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和港區國安法是兩針國家級抗毒疫苗相信港人今年全國兩會中最關注的內容，首推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當決定以2,895票極高票通過時，全場掌聲長鳴，所有人大代表特別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內心激動不已。這是繼實施港區國安法後的又一重大舉措，幫助香港特區由亂及治，是香港再出發、再騰飛的基礎，保障香港未來的長治久安。近年來，香港受“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的雙重打擊，經濟陷入寒冬，社會百業蕭條，民生日益艱困，若再不從源頭和根本上解決問題，香港何以為安，市民的幸福從何來？因而，此次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無疑為清除“港獨”分裂勢力的病毒，為香港繁榮穩定、長治久安及七百多萬香港市民安居樂業提供了信心和制度保障。在此，我們感恩感激及全力支持中央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所做的一切努力，並衷心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以至所有治港部門能以更高的愛國標準和治港能力，儘快修改完善本地選舉法例，幫助香港更快選出兼具政治判斷、把握大局、體察民情和推陳出新能力的愛國愛港賢能領袖。港區代表委員在去往北京的航班上自拍 “十四五”規劃與香港息息相關在全球疫情防控仍然嚴峻的背景下，我國今年能如期召開全國兩會本身就是一場巨大的勝利，也是對國家防疫工作最大的肯定，體現了我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制度優勢。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國家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制定了“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當中，“十四五”規劃與香港息息相關，歸納起來，內容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強調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二是對香港提出了五方面的新定位；三是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相信這將為香港帶來無限新機遇，並對此全力在香港宣傳推廣。針對加強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方面，我們香港民建聯和新社聯收集民意提出了不少建議，例如建立跨境快速支付系統、便利港澳居民為購房目的的跨境轉入資金來往等。同時，呼籲廣大香港青年深入了解“十四五”規劃，尤其涉港部分，這是實現個人理想不可錯失的重大機遇和希望所在。作者在做核酸檢測政府致力增進民生福祉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切實增進民生福祉，注重解民憂，紓民困……種種民生承諾直抵民心，令人深受感動，我們的政府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我們的國家才是真正為人民著想的國家。我身為資深註冊社工，來自香港民建聯和新社聯，天天與香港基層民眾接觸，這次繼續將民心民意帶到兩會，並就慈善和社會福利等重點提出三項建議：一是完善和推進國家康復服務，為老弱殘疾等家庭照顧者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培訓；二是建議持續加強粵港澳三地社工合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福利服務國際化；三是建議進一步促進養老產業健康有序地發展等。 望將“抗戰史加入港本地教材”真正落實令人意外驚喜的是，由央視採訪筆者提出建議“建立中國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保護好香港的抗戰遺跡，將抗戰歷史加入香港本地教材”的視頻，竟上了一回網絡熱搜，有超過1.2億人次觀看，網友紛紛點讚評論。而此次熱搜的背後，實質上是億萬中國人血脈深處熾熱的中國心。筆者大學畢業後就在香港新界區工作，追隨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受國家民政部、廣東省民政廳及退役軍人事務部和廣東省退役軍人事務廳委託，長期慰問、優撫香港的抗日老戰士、老烈屬，熟知香港那段被日軍殘暴侵佔的三年零八個月黑暗歲月，經常被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熱血抗日的事蹟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熱血青年，但與八路軍、新四軍一樣，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保家衛國救民族。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也是香港最好的國民教育的內容和教程，然而在香港的大中小學教科書中幾乎沒有提到。特別令人遺憾和痛心的是，香港回歸20多年了，對這段歷史的重視仍不理想，所以我們只能運用民間力量到處宣傳講述，同時也繼承前輩們的心願和希望，堅持呼籲，每年在兩會期間提出上述建議，呼籲國家助力特區政府切實做好歷史教育、國民教育和民族教育。這項宣傳抗日歷史的建議能衝上熱搜，令人鼓舞。更期盼這次的呼籲能同樣有令人振奮的進展和成績，不辜負億萬炎黃子孫的鼓勵和鞭策。作者在兩會精神座談會上發言擔當記錄者傳播好兩會聲音這次兩會，除了是一名參會者、親歷者，筆者還多了一個新身份，即全國兩會的記錄者和傳播者。帶上了腳架、燈光等拍攝設備，運用新學的技術，拍攝了不少視頻，全天候連結新媒體，及時記錄和傳播了此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們所關注的議題、途中見聞，以及感想感言。希望通過分享讓更多香港市民了解我們履職盡責、參政議政的過程，了解全國兩會和我們的國家，也希望更多香港市民特別是青年能夠多到內地走走，真正了解和把握國家的發展大局。因為了解是愛的開始。今年，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和肆虐。為盡可能地保障香港市民和內地人民的健康，我們出發前在香港做了一次核酸檢測，3月2號到達深圳後又做了一次，飛到北京後及回港前又各做了一次，到香港機場後又做了一次，前後共做了五次核酸檢測。而且，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在深圳接種了2針國藥疫苗；另外與會期間，大家就餐皆是安排單獨位置等，這些嚴謹的安排令大家更加安心。如今，全國兩會已圓滿落幕，下一步我們將全力向各界宣講和推廣兩會精神及內容，幫助大家共同了解國家政策，為香港融入國家大局謀求更多發展，奮力推動香港融入“十四五”規劃、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開好局，起好步，一起騰飛。（作者係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邸   倩監製：高   峰

採訪題記：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主題，本刊記者於行前準備了較為細緻的採訪提綱。在3月10日的專訪現場，當記者僅問出第一個主題問題後，盛智文便幾乎毫無停頓地講述近40分鐘之久，並且涵蓋角度之多面，令採訪提綱近乎毫無用武之地。這位“蘭桂坊”之父、2008年由加拿大籍轉為中國籍的猶太商人，滔滔不絕地談及全國人大的決定，談及香港前路，談及教育和青年的發展等等。為儘量還原採訪現場中盛智文對這一問題關切之深刻、角度之豐富、情感之懇切，本文不再沿用以往的問答形式，而整理為自述形式。原文為英文。為簡明和整體性考慮，部分內容經刪減和編輯。文｜本刊記者     周馬麗盛智文接受本刊專訪（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我認為這對香港而言，是一個嶄新的開始。我把這看作是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的“第二次回歸（the new 1997）”。1997年回歸時，香港開始實行“一國兩制”，但由於這對那時的大部分香港普通百姓而言，非常新、也比較抽象，難以短時間充分理解，所以他們對此的理解不甚完善，對自己身份認同也有困惑和迷茫。尤其是年輕人，“我究竟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整個香港社會可以說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一直比較沒有章法，大多靠著身邊不知來自何處、未加核實的消息來源來拼湊著一知半解。這種不夠成熟的理解，或者說是迷茫，自然會導致社會問題，包括2014年的“佔中”和2019年的“修例風波”。“一國兩制”，“一國”在前、“兩制”在後，香港永遠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長久以來，一些對“一國兩制”未得甚解的香港人以為“‘兩制’在前、‘一國’在後”，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也是完全不以個人理解而改變的。所幸，也是這些事件讓香港社會和中國政府知道，香港必須生活在一個遵紀守法的社會裡。也正是由於香港國安法的通過和實施，香港社會得以逐漸恢復平靜，因為人們知道了法律的具體條款，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人們開始遵守這個法律。（當然，那些此前犯了法的人，就要在監獄裡償還他們的罪行。）我很期待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完善之後，將給香港帶來的嶄新起點。“愛國者治港”將能真正幫助到香港。盛智文表示，“愛國者治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這對香港和中國整體而言，都是正確的決定，是體現和保障“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式。圖為3月17日，盛智文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會同國務院港澳辦、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在香港舉辦的座談會後見記者(圖:中新社)香港之於美國：“就像一片三明治裡的肉”為什麼一些人會錯誤認為“‘兩制’在前、‘一國’在後”？我認為不負責任的媒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誤導作用，甚至導致一部分人失去理智、做出突破底線的事情。這背後極為重要的一點是，這些媒體的背後幾乎都有著居心叵測的外國勢力（foreign influence）的導航。香港，在西方國家眼中，並不是他們口中真正“關心”的一個地區，而只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工具——鉗制中國的工具。在我看來，在美國眼裡，香港甚至就像一片三明治裡的肉，而美國和中國內地則是外面的兩片麵包——通過傷害香港、傷害香港人的生活，包括制裁香港，來傷害中國內地，傷害中國這個整體。美國把香港當做挾持中國的工具，達到牽制中國發展的目的。當然，間接地，也的確會影響到中國整體。然而實際上他們傷害最多的是香港民眾的利益，切身利益。但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從來不相信這些西方國家真的把香港的利益放在心裡，他們根本一點兒也不在乎香港的利益，他們只想進行所謂“西方民主體制輸出”，實現自己的盤算。美國自己有超過20部國家安全相關法律，卻因為香港有了國安法而試圖聲稱香港“失去自由”。這多麼奇怪。再舉個例子，看看新加坡，那裡的許多法律都比香港嚴苛得多；新加坡是一個符合西方眼裡的舉行民主選舉的“民主”國家，但那裡實質上也是長期一個政黨執政。但我們卻從沒聽到西方國家指責新加坡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為什麼？因為這無法讓他們影響和鉗制中國——這個他們眼中正在崛起、威脅自己地位和利益的最大“對手”。當然，我知道，在未來一段時期裡，一些西方國家仍將持續不斷地抨擊中國，抨擊“中央奪走了香港的自由”，這這那那的；但我也親眼見到曾經參與抨擊中國的西方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有識之士，已經開始轉變看法，他們開始理解中國，理解了“對於擁有14億人口的國度，中國必須採用這種體制”，他們看到了這種體制的行之有效，也看到了這種體制讓這裡的人們生活的更好。“一國兩制”提出和實踐之初，這在全球都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構想，在全球都沒有第二個地方有過類似的制度，在全球也找不到任何國家或地區可以借鑒經驗。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中國只能不斷摸索，尋找正確的腳步。這就像是試圖在一片森林裡找到正確的方向，是極難的事情。然而中國走出了這條路，在摸索中堅定地前進，把這條路走的越來越具體，越來越扎實。這令我，一個轉變了國籍的猶太裔中國人，對中國非常有信心。“你想達到的目的，是不是符合香港的利益？”我知道，“愛國者治港”這一原則，令許多“泛民”強烈不滿，說“這是不給我們機會”。但“你們有沒有機會”，這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而“你想達到的目的，是不是符合香港的利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怎樣做才最符合香港的利益，這才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泛民”想要“獨立”，這在香港可行嗎？香港總人口750萬，離開中國內地，香港應該如何長遠發展？如何才能做到長遠發展？所以“香港獨立”根本就是無稽之談。這是外國勢力塞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思路，甚至讓他們在遊行中舉起某些西方國家的國旗。他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人試圖在美國或者英國的街頭揮舞某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國旗，會有怎樣的後果？那麼為什麼容許在香港發生這樣的事情？而西方國家竟然還在抹黑香港警察，聲稱“中央令香港失去自由”。我一直生活在香港，我從沒失去自由。我遵守法律，生活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內。於我而言，生活從未發生改變：我每天還在讀一直讀著的報紙，用一直用著的社交媒體……但是對一些人而言，他們的的確確地試圖挑戰底線——挑戰基本法。不論“佔中”還是“修例風波”，中央沒有讓駐軍介入，而是從立法上完善了香港的法律漏洞——立法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我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非常尊重“兩制”。若真像某些人或勢力試圖讓人們相信的那樣——“兩制”“名存實亡”，那麼中央原本可以直接在香港推行和內地一樣的國安法，這對中央而言更簡便易行。然而中央絕對沒有這樣做，而是花了6個月時間討論研究，充分考慮了香港的獨特制度和社會情況，然後通過了基於基本法的香港國安法。這對香港享有的“兩制”非常公平。所以這根本沒可能成為那些人攻擊的目標或由頭，因為這毫無漏洞。我非常理解中央的做法，我甚至覺得早就該這樣做了。這樣做只會令香港變得強大。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能夠真正幫助香港重新贏得中央的信任，此前，這一信任一度消失。 讓“真正愛國者”不僅僅是“治港”的人此前，香港社會失去了平等。住房開始變得越來越小，人們住進了劏房、納米公寓（nano flat）——150呎（大約15平方米）竟然同時住著6個人；孩子們要在床上做作業，因為家裡放不下桌子……在香港這樣一個大都市，這樣的場景是很令人哀傷的。而當年輕人看不到向上流動的機會，看不到自己的位置、看不到擁有一個得體的住房的前景，那麼他們當然就會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他們就會反叛。因為他們看不到這一切得到改變的可能。當實現了真正的愛國者治理香港，他們就能夠做出真正為香港好、幫到香港的決定，比如解決房屋問題，讓人們生活的更好。這也是為什麼我總提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是香港年輕人很好的發展之地，是香港未來發展中的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地方。我們不能僅僅看到從政的中年人需要是真正的愛國者，我們還要看到現在的青年，我們希望青年也真正的愛國。青年是香港的未來。現在還有相當一部分香港青年仍是延續過去那種更熟悉西方的思路，比如去西方國家留學等等，而對於中國內地如今究竟是什麼樣，完全沒有概念，或者說沒有真實準確的概念。所以我們想讓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到內地看看。只有看到，才能相信。“眼見為實”（Seeing is believing）。大灣區2019年的GDP達到1.67萬億美元，超過了包括韓國在內一些國家同期GDP。有著如此龐大GDP的地區，如果得到充分發展，將產生多麼驚人的成果；如果香港得以正確參與其中，又將產生多麼驚人的美好結果（也在1個半小時的高鐵生活圈之內）。這將令香港開啟下一個嶄新發展的階段，這是共贏。這也是為什麼我對香港的未來很有信心。等一切塵埃落定之後，我也希望香港能夠真正開展嚴謹的國民教育，這也是我們已經等了太久的事情。這也是香港一直存在的巨大問題之一——香港推行的是通識教育，由教師自行決定教授的內容，很顯然這種方式行不通——絕大多數香港青年在成長過程中沒能受到正確的指導、沒能充分理解和認識自己是誰。香港已經有了迷茫的一代。我為這些年輕人感到遺憾。一個國家的國民理應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自己從哪裡來，理應找到內心的歸屬感。我在加拿大長大，5、6歲上學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都要在學校向英國國旗敬禮，唱《天佑女王》；美國也同樣，美國人也在各種大型場合開場前面向國旗唱“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星條旗）……”（美國國歌歌詞——編註），說“I pledge allegiance（我宣誓）……”（美國《效忠宣誓》誓詞——編註）效忠誓詞，宣誓效忠國家。國民教育讓每個人從小就懂得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國旗，熱愛和尊重代表國家的事物。這在全球都是正確和普遍的做法。以前我們在香港沒有這麼做，所幸，現在香港終於可能在學校系統推行國民教育了，香港的孩子們將會更加全面和充分地成長。在香港，一直以來施政受到的阻撓太大。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意味著發生在權力機構的鬧劇和荒 唐的循環終於將被終結。圖為2020年5月18日，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 席選舉現場，反對派議員拉開黑布掩飾暴力行為， 企圖衝擊主席台（資料圖片）睡獅猛醒 “眼見為實”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到了2003年仍沒能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甚至一些市民上街遊行抗議第23條立法。這是因為他們擔心，他們不理解中國內地，不理解中國內地一直以來成就的這些奇跡。我在內地有不少公司，我親眼看著我在內地的員工生活越來越好，經常出國旅行、在網上買到各式各樣的商品……讓人感到他們擁有生活幸福所需要的一切。我也看到現在越來越多中國內地人去到外國，然後選擇回到祖國。我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經商生活了45年，我見過當時的內地，也見到了現在的內地，所以我知道內地的巨變多麼令人難以置信。這也是為什麼在2008年，我放棄了加拿大國籍，加入中國國籍。對此我很驕傲。我這樣做不是出於其他任何原因，就是因為我親眼看到了一直以來中國內地作出的這些難以想象的成就。“眼見為實”。過去，中國內地的人們覺得自己在世界上是“二等公民”，覺得其他國家的公民都比自己優越。現在，似乎是突然之間，這種感受發生了完全的轉變。現在，絕大多數內地人對生活、對政府有信心，他們非常自信——對自己國家的政府感到自信，對自己的生活有信心。我見證了這種轉變。過去，中國不怎麼敢於、也不習慣於在國際上發聲；現在，似乎也是突然之間，中國人有了自信，意識到，面對國際上的不公對待，我們也能義正言辭地發聲批評和抵制，告訴世界，中國不會挑起矛盾，中國不希望戰爭和紛爭，中國希望各國和平共處。但中國也不會再任人欺負。要我說，過去的中國在沉睡，而現在，她醒過來了。香港也正應加入中國這一整體的覺醒的發展勢頭。終結香港權力機構裡鬧劇和荒誕的循環“愛國者治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這對香港和中國整體而言，都是正確的決定，是體現和保障“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式。“愛國者治港”，在我看來，除了需要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之外，還需要是一位真正有能力、有胸懷的人。放眼全球，不論是某國的議會、眾議院、參議院，還是香港的立法會，你會發現許多人都“德不配位”，胸懷和能力根本配不上他們所坐的位置、所代表的權利——為了“分歧”而“分歧”，毫不理會百姓選他們坐上這個位置是為了能夠生活得更好。很多時候，這些權力機構裡發生的事情都很荒誕。香港當然有足夠有能力的人。各國各地都有這樣的人。但是在香港，一直以來一個不小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些真正愛國並真正有能力的人，願意走進政壇、參政議政，乃至成為特首。我們一直以來看到的都是，施政受到的阻撓太大。比如在立法會，一部分“泛民”議員用各種方式阻撓，舉著反對標語、大喊大叫，等等。這些故意激怒的行為當然會激起負面情緒，有些建制派議員甚至被逼到說出“我再也不去立法會了”的氣話。（當然，“泛民”的這種行為也逐漸被香港市民了解並失去人心。）這就是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決定出來之前，香港立法會，乃至香港社會治理長期遭受的境遇。現在，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將被完善，這種鬧劇和荒唐的循環終於將被終結。當然，作為愛國者，我想也不意味著凡事都不假思索地認同，但是重要的是，要真心尊重國家，尊重這個自己生活的城市。在我心裡，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曾經，香港在眾多方面都如此領先和出眾，是全亞洲矚目的“東方之珠”，那時，許多國家和城市的人都希望來到香港，包括內地人。而如今，香港的發展已經落後於內地的不少城市。香港需要再度振奮起來，努力找回當初的勢頭。有些人希望留在這裡，幫助重建香港，那麼我們非常歡迎。有些人不想這樣做，那麼他們可以隨時離開，沒有人阻止。香港需要穩定，需要繁榮，需要認識到中國內地取得的難得且可觀的發展成果，並且加入其中；並且意識到，離開了內地，香港沒有可能取得今天的地位。也是因此，我對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這一決定感到高興——我們已經容忍了太久，終於可以開啟一個健康的新階段了。在我心裡，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這裡幾乎什麼都有，包羅萬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邸   倩監製：周馬麗

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以高票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繼制定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後，國家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又一重大舉措。法治是在完善選舉制度中凝聚共識的根本基礎，也是對香港社會普遍關切的合理回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關於《決定》草案的說明中提出了完善選舉制度的五項重要原則，其中第三項原則是“堅持依法治港”，指出“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在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軌道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和相關機制，嚴格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和香港本地法律組織有關選舉活動，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本文結合《決定》以及《決定》草案的說明，談談如何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過程中堅持法治原則的問題。文｜北京      韓大元3月15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街站簽名聯署，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左圖：林鄭月娥在位於港鐵堅尼地城站的街站展示簽名；右圖：林鄭月娥的簽名（圖：新華社）全國人大作出《決定》具有充分法律依據《決定》指出，為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發展適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根據憲法第31條和第62條第2項、第14項、第16項的規定，以及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作出《決定》。全國人大作出《決定》的首要依據是憲法。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作為授權條款，憲法第31條明確授權全國人大設立特別行政區，並以法律規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這為特別行政區所有制度的構建和完善奠定了憲法基礎。選舉制度作為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自然是由全國人大依據憲法第31條建立，並根據實踐的需要由全國人大不斷完善。同時，憲法第62條第14項規定，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一規定在憲法第31條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權力主體，即只有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體現主權機關的主權意志。因此，由全國人大對香港選舉制度完善作出《決定》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憲法第62條第2項規定，全國人大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賦予全國人大憲法監督的職權。憲法是主權的最高體現，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維護國家主權，首先要維護憲法權威與尊嚴。長期以來，對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最高法律效力，香港社會存在認識偏差，缺乏高度的共識，由此出現了將憲法和基本法對立、相互隔離甚至以基本法替代憲法等現象。基於憲法監督機關的地位，全國人大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義務監督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包括基本法規定的選舉制度運行是否符合憲法。同時，全國人大行使憲法第62條第16項規定“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以應對國家生活的變化，始終保持全國人大對國家重大問題的決定權。《決定》還指出以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作為依據。基本法是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全國人大有權依據基本法對完善選舉制度作出決定。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制定的法律，通過一系列“根本性條款”的規範再造，構建了香港基本法與香港國安法之間的特殊規範邏輯鏈條，體現了香港國安法的特殊性質與功能。因為基本法第1條和第12條是有關國家主權和特別行政區法律地位的核心規範，構成基本法規範體系的基礎。選舉制度完善關係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關係香港的繁榮穩定，這種核心利益體現在香港國安法之中，有必要成為《決定》的依據之一。總之，全國人大作出《決定》的憲法和法律依據是明確的，由此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中央享有並行使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主導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中央有憲制責任推動特區政治體制向著有效運作和漸進民主的目標發展，從而保證“一國兩制”實踐和香港基本法的正確實施。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據憲法和基本法推動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是對特區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是行使國家主權的具體體現。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本質上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種關係的特殊性在於，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授權享有高度自治權。香港基本法在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中明確劃分了中央和特別行政區各自負責管理或享有的職權，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體現為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基本法在第四章“政治體制”第45條和第68條分別規定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的方式、原則、目標，具體辦法則由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別作出具體的程序和制度設計。因此，香港政治體制所據以產生的香港選舉制度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而不屬於香港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由中央（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並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決定啟動。中央主導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是中央行使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具體體現。全國人大決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方式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通過香港基本法作出規定。其直接依據是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三段和第11條第1款。基本法序言第三段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第11條第1款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由此可知，特別行政區制度必須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而不得違背基本法。二是通過符合基本法的其他法律或決定對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作出發展和完善。這種方式的特點在於，並不依據基本法第159條啟動對基本法的修改程序，而是通過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實現對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完善與發展。例如，香港回歸以前，全國人大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對特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的產生機制和原則作出了規定。2020年5月28日，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對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進行了原則規定和制度設計。 當務之急是在法治的軌道上修改完善選舉制度，填補選舉制度漏洞，築牢選舉制度屏障，確保“愛國者治港”。圖為香港小朋友揮舞國旗和區旗完善選舉制度應體現社會整體利益和維護行政主導制《決定》在完善選舉制度方面設計的重要制度機制是“設立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會”，由選舉委員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部分議員，以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事宜。 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議員，並不是新建立的機制，實質上是根據新情況，恢復其曾經承擔的職能，是一種新型的選舉委員會。按照新的選舉委員會設計，立法會的部分議員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這有助於在立法會形成穩定的力量，消除“政治碎片化”，維護基本法確定的行政長官主導制。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一直存在所謂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爭，但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各方都在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內活動。然而近年來，香港政治局勢日趨複雜，社會撕裂不斷加重，“政治碎片化”現象愈發明顯。主要表現為，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分歧不斷增加，在立法會內部的分歧愈發嚴重；不同勢力之間立場對立加深，反對派在立法會多次惡意“拉布”，立法會的正常議事時常遭到破壞，政府高效施政受到阻擾。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曾有人主張香港效仿英國實行議會內閣制，有人主張採用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也有人認為香港可採用內地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基本法起草者經過反復權衡和研究，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和中英聯合聲明，考慮香港的現實情況，設計出了現行香港特區政治體制，即行政主導制。在此體制下，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同時司法獨立。這是“一國兩制”下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政權形式。從行政主導表現看，行政長官在政治體制架構設置及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行政長官是整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享有超出行政機關首長的廣泛權力。從基本法條文看，行政主導制有堅實的法律依據。基本法不僅從整體上確立了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同時以20多個條文具體規定了行政主導制的原則與架構。比如，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共六節，分別涉及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與公務人員。其中，第一節是行政長官，第二節是行政機關。從法律文本對不同機關順序的安排以及條文內容看，行政長官與行政機關在政治體制中居於特殊地位。從具體條文規定看，如基本法第43條和第60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不僅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特區的首長，行政長官代表特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一代表”、“雙首長”和“雙負責”，集中體現了行政長官在特區政治體制中的核心地位和特殊重要性。確保“愛國者治港”是完善選舉制度的必然要求“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前提和基礎。鄧小平作為“一國兩制”的設計者，他從政治家的眼光反復強調愛國者治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只有愛國者治港，才能確保國家主權，保證政權的安全性。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落到反中亂港分子，或者是外國的代理人手中，香港市民無法安居樂業，甚至會危及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2021年1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林鄭月娥述職時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這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愛國者治港”既是對作為治港者的政治倫理要求，也是憲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明確要求。如憲法第5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憲法第5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基本法第10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2016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進一步明確宣誓效忠是參選或者出任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香港國安法第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2020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這些規範實際上構成判斷愛國者的法律標準，使“愛國者治港”成為清晰可辨的法律要求。“愛國者治港”作為治港者的政治倫理與法律要求，理應成為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的自覺行為準則。愛國者“起碼都有民族自豪感”，具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與國家意識。習近平主席曾指出，“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也是沒有立足之地的。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愛國是本分，也是職責，是心之所繫、情之所歸”。充滿民族自豪感和具有國家認同的人，必然誠心誠意地擁護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統一、主權與安全，同破壞國家統一與安全的行為作鬥爭。代議機關中存在不同政治立場和意見分歧是正常的，也是現代代議政治的重要特徵，但每個立法會議員都必須在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內活動，不能濫用議員職權擾亂立法會的有效運作和破壞基本法確定的政治體制的有效運行，更不得利用議員職權從事對抗中央政府和支持“港獨”等非法活動。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是基本法的核心要義，是作為愛國者的所有公職人員的基本要求。近年來，“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了種種政治亂象，暴露出香港民主政制，特別是選舉制度運行存在漏洞和短板，集中體現在有些人模糊、衝擊或者抹煞“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一些反中亂港分子企圖通過組織策劃或參與實施所謂“35+”“真攬炒十步”等政治陰謀，利用現行選舉制度漏洞，取得立法會的控制權，進而癱瘓特區政府並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一些立法會議員利用議員身份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反華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還有一些區議會議員利用區議會平台煽動暴力、宣揚“港獨”，謀取政治私利，嚴重扭曲了區議會的非政權性區域組織的性質以及增進地區公共利益和市民福祉的功能。這些在民主政制發展中出現的各種亂象直接危及“愛國者治港”這個根本原則，衝擊破壞特區以行政長官為主導的政治體制，對抗中央政府管治權威，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從根本上威脅著國家主權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因此，我們需要從完善選舉制度入手，使選舉制度回歸到基本法所確定的原則和軌道上來，為“愛國者治港”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事實告訴我們，選舉制度設計是否科學，運用是否得當，直接影響著什麼樣的人進入治港行列、掌握政權的問題。選舉是實現政治利益的一種手段，而誰掌握政權是目的。從這種意義上講，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當務之急，是在法治的軌道上修改完善選舉制度，填補選舉制度漏洞，築牢選舉制度屏障，確保“愛國者治港”。（作者係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邸倩校對：李博揚監製：張晶晶

自2019年夏季以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接連做出兩大決定：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標誌著中央對港政策的重大戰略調整，香港政治生態逐漸發生結構性改變，“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兩年來香港形勢的演變，引起港人和內地民眾密切關注，如何正確認識中央對港政策和“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筆者從一個內地學者的角度，談一點自己的觀察與思考。文｜北京      饒戈平完善選舉制度是民心所向——香港市民踴躍支持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圖為香港市民在添馬公園展示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區區旗，支持落實“愛國者治港”（圖：新華社）全國人大兩大決定的先後出台並非偶然。這一莊嚴權威的國家行為，既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必要舉措，也是解決香港社會深層次問題的現實需要，是人們期待已久、眾望所歸的；既反映出中央領導集體對“一國兩制”實踐科學總結的最新認識，也彰顯了習近平治港治澳新理念的最新成果。中央對港政策的重大發展作為一項史無前例的治國理政方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需要而且能夠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豐富和發展，故步自封、一成不變是不現實、不可取的；而人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中央的對港政策也需要不斷隨實踐發展而深化提升。如何治理回歸後的香港，要遠比收回過程複雜艱難得多，要求主政者在一種歷史新事物面前始終保持清醒認識和正確判斷固屬合理期待，但是一項政策的成熟完善總是要與時俱進，要經過一個不斷實踐、總結和發展的認識過程。香港回歸初期似曾流行過一種看法：回歸了，“一國兩制”大功告成了；有基本法約束，讓香港自己管理自己、高度自治就好了，中央不必操心費力，無需多管。對港政策多少表現出井水河水互不干犯的無為而治特徵，也不存在一個統一指導對港工作的機構。這一階段除亞洲金融風暴衝擊外，香港看起來似乎風平浪靜，沒有什麼值得特別關注的大事，對港工作的方向感、緊迫性不明朗了，也難以感受到過渡期的那種主動主導、章法分明的工作節奏了。樹欲靜而風不止。2003年的23條立法受挫或許是個風向標：香港社會的表象平靜被打破了，國家安全問題開始顯露出來，政制發展爭議隨即冒頭了，建制和反建制的博弈也公開化了。形勢發展推動中央重新審視對港工作思路，回歸後的治理問題開始引起高度重視。“不干預、有所為”遂成為此後一個時期對港政策的主要特徵，中央還專門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加強對港工作的指導協調。不過從歷史的視角看，這一階段雖然意識到了“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深層次問題，但看來尚未能抓住問題癥結和解決要領，未見出台重大的結構性決策和措施，給人的觀感是“不干預有餘、有所為不足”，香港政治生態依舊，泛政治化浪潮時起時落，社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在增加。2014年以後，新問題、新挑戰日愈凸顯。以普選爭議為由頭，反中亂港勢力、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在香港策劃的非法“佔中”、旺角暴亂、“港獨”喧囂等一系列活動陸續登場，矛頭直指國家安全和中央管治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面臨嚴峻挑戰。中央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先後將“一國兩制”列為治國理政的重要課題，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方略，因時制宜，發布了香港問題白皮書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習近平主席深入闡釋了一系列治港治澳新理念，提出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兩點論”，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和港澳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要求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這些治港治澳新理念堅持、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為新時期中央對港工作指明了方向，客觀上也為下一階段中央有關香港的重大決定做好了思想上理論上的鋪墊。2019年“修例風波”的爆發無疑是香港回歸後社會發展進程的一個重大轉捩點，標誌著堅持還是抗拒“一國兩制”的大決戰。伴隨反“修例”而生的“黑暴” “港獨”“攬炒”行為嚴重破壞了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威脅香港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安全，把對抗“一國兩制”和中央權威的惡行推向了極致，充分暴露了境內外反中亂港勢力、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政治圖謀，震撼了香港、國家與世界，也從反面驚醒、教育了人們，促使人們痛定思痛，反思如何正確看待和應對香港社會的種種亂象，如何止暴制亂、把壞事變好事，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中央砥柱中流、力挽狂瀾，堅守“一國兩制”初衷和底線，審時度勢，採取重大戰略決策，從國家層面，從完善基本法相關制度機制入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快手、下重拳，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領導小組，運籌帷幄，順勢發力，果斷行使國家憲制權力，保障“一國兩制”正確發展。香港社會治安和國安形勢明顯好轉，政治生態出現積極變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展現出新局面。 實踐表明，回歸後的香港不論在國家安全還是在選舉制度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和漏洞，客觀上為反中亂港勢力留下了可乘之機。前者關係國家主權安全，後者涉及香港管治權的爭奪，都攸關“一國兩制”成敗。這兩大問題拖延經年，一日不得妥善解決，香港社會就一日不得安寧，“一國兩制”也無法行穩致遠。事實表明，僅憑香港一己之力尚不足以應對如此複雜的局面，最終解決之道端賴國家出手。中央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者、實施主導者、第一責任人，維護香港國家安全、完善香港民主政制，本來就屬中央事權。中央責無旁貸，義不容辭，必須挺身站出來履行自己的憲制權力和責任。不到一年時間，中央接連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從國家層面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採取重大舉措。前者為中央和香港共同預防、阻遏、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和機制，後者將建立起“愛國者治港”的制度保障，都屬於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建設，必要、正當、合法，效果明顯，是“一國兩制”實踐中有戰略意義的決策，標誌著中央對港政策的重大發展。香港各界發起系列活動支持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圖為3月11日，在香港街頭，香港市民簽名支持（圖：新華社）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中期的序幕香港國安法的制定，選舉制度的完善，有望掃除香港社會的安全隱患和政制痼疾，把正“一國兩制”航船的發展方向，但他們所解決的僅僅是“一國兩制”實踐中一個階段、一個方面的問題，既非全部、也非永久，還需要有長期、持續作戰的思想準備，斷不可過於樂觀、止步不前。似有必要意識到，這或許是一場新戰役的開始，是“一國兩制”進入中期實踐的序幕，更嚴峻、更艱巨的任務還在後面。國安法的各項規定尚待全面落實，配套的制度和隊伍建設才剛剛起步，內外抗拒、破壞勢力決不會輕易偃旗息鼓，較量肯定會有反復。選舉制度的完善措施尚待出籠，結構性修改關係香港民主政制成敗，涉及各階層利益調整，必然會經歷多番博弈，難免觸發新的社會波動。期望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能夠高瞻遠矚、再接再厲，迎艱克難，穩扎穩打；表現出集中統一、頑強高效的領導能力，組織起敢於擔當、善於創新的執行團隊，創造出香港繁榮穩定的新業績。全國人大兩大決定的出台標誌著對港政策的重大發展，力度之大、制度之新，出乎常人預料。有人對此似存疑慮，擔憂“一國兩制”方針有變。其實，習近平治港治澳新理念早已預見性地回答了這種憂慮。“一國兩制”被公認為治理回歸後香港的最佳制度安排，被實踐證明是行得通、辦得到、得民心的。中央把“一國兩制”列為一項基本國策，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方略，就是把它確定為國家一項長期實施的戰略方針，決非權宜之計。習近平主席提出的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兩點論”，第一點就是強調要“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誠非戲言，而是一種莊嚴的國家承諾、自我約束，敢於承受監督。至於第二點“全面準確，不走樣、不變形”，強調的是要堅持“一國兩制”的初心和宗旨，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辦事，完善相關的制度機制，掌控“一國兩制”正確方向，目的也是為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治久安。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恰恰不是要改變或放棄、而是要全面準確地堅守、奉行“一國兩制”。國家安全和選舉制度都屬於政治層面事務，不直接介入社會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保持香港經濟的發展繁榮既是“一國兩制”的一個根本目標，也是特區政府的一個主要職能。近期來看，香港經濟發展漸現步履緩慢，或將面臨一個為時不短的波動期、收縮期。誠如有專家指出，香港經濟的舊問題尚未解決，新問題又雪上加霜：美英連番圍堵打壓，國際發展空間在縮小；資金人才外流，內生活力減弱；疫情持續困擾，對外交往受阻，整體形勢不容樂觀。人們有理由期待，特區政府的良政善治應該表現在能夠處理好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上，政府有必要下大力氣投入經濟發展、民生改善；越是專注於政治問題處理的時候，越不能放鬆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必須政治、經濟齊抓並舉，以穩定和諧的政治環境來保障和促進經濟發展。人們對特區政府在提振香港經濟方面的能力的期待正在與日俱增。中央既不會空置職守也不會越俎代庖國安法的頒布和選舉制度的修改在香港掀起了一場政治颶風，形成對反中亂港勢力的摧毀性打擊，彰顯出國家憲制力量的壓倒性優勢。香港政治版圖正在呈現出更加有利於愛國愛港力量的調整組合，社會輿情也顯現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傾向。在這種政治風向出現一邊倒的情勢下，有必要保持清醒理性頭腦，要借鑒、吸取歷史經驗教訓，防止出現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情形，避免矯枉過正、過猶不及。要牢牢遵循習近平主席關於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念，掌握政策分際，實事求是，把好事辦好。在全面落實香港國安法、防範、阻遏和懲治反中亂港犯罪活動的同時，要理解、尊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維護香港社會的多元構成，切實保障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嚴守法治原則，處理好國家安全和人權的關係。在貫徹“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選舉制度的過程中，要統籌、兼顧各階層利益，團結大多數市民，最大限度擴展愛國愛港統一戰線，築牢“一國兩制”的社會基礎。特別是應實心實意做好溫和反對派的工作，真正建立起同他們對話、溝通的機制與平台，為其保留合法的政治發展空間。人們樂見香港發展出理性、溫和、成熟的反對派，出現求同存異的政治和諧。中央管治權的全面落實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必要條件，在此過程中，必須同時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充分尊重、保障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真正做到兩種管治權的有機結合。中央既不會空置職守，也不會越俎代庖，而是會盡力充當好“一國兩制”主導者、實施者和守護神角色。任重道遠，前路光明。香港回歸祖國快24年了，“一國兩制”即將邁入實施中期。中央對港政策在史無前例的開創性實踐中與時俱進、不斷深化成熟，堅守、豐富與發展了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華麗樂章。人們有理由期待“一國兩制”這艘巨輪能夠在時代風雨中劈波斬浪、行穩致遠，書寫出中國和香港歷史上輝煌的一頁。（作者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莫潔瑩監製：姚潤澤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上海黨的一大會址、嘉興南湖紅船是我們黨夢想起航的地方。我們黨從這裡誕生，從這裡出征，從這裡走向全國執政。這裡是我們黨的根脈。”文｜上海     薛峰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這是 31 日上午，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習近平帶領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溫入黨誓詞（圖：新華社）這裡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100年前，13位身著長衫、中山裝、西裝，懷揣著救國理想的熱血青年和有志之士，懷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憧憬，從四面八方趕到位於上海法租界的一個幽靜小院，輕輕叩響銅環，圍坐在長方形條桌前，壓低聲音，興奮而熱烈地討論著，開天辟地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這樣秘密召開了。會議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從這裡出發，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征程。中共一大會址中共一大會址位於上海市興業路76號（原望志路106號），屬典型上海石庫門風格建築，建於1920年秋，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和他的哥哥李書城的寓所。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一樓餐廳舉行，房間佔地18平方米。中共一大召開了7次會議，其中前6次都在這裡舉行。李達、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出席了會議，代表了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人）、尼克爾斯基（俄國人）也出席了大會。7月30日，一個法租界的偵探突然闖進會場，環視一周後說“我找錯了地方”，便匆匆退出。代表們迅速離開，十幾分鐘後，法租界巡捕包圍了會場，結果撲了空。會議被迫中止。當晚代表們決定：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舉行。這次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和工作決議，選舉了中央局領導機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創造了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革命前程，由此點亮。為紀念這一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1950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提議，並經市委討論決定尋找中共一大會址。1951年，幾經周折，中共一大會議舊址被找到，隨後根據相關史料和親歷者的回憶，進行修繕復原。1952年9月，中共一大會址修繕完成，建立紀念館並對外開放。1961年3月，國務院宣布中共一大會址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鄧小平為紀念館題寫了館名。青色磚牆、紅色窗欞、精致條桌、硬木椅、小圓凳、雕花茶杯、粉色花瓶、紫銅煙缸……2017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瞻仰中共一大會議室原址時動情地說，毛澤東同志稱這裡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這個比喻很形象，我看這裡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見證歷史的一台打字機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展廳裡，常年陳設著一架黑色的“CORONA”牌英文打字機，在悠悠的冷光燈下，閃耀著歷經滄桑的光澤。別小看這架老式打字機，在曾經的歷史歲月中，它先後為兩位偉人——孫中山和李大釗——服役立功，牽繋著同盟會革命黨人和共產黨人前赴後繼的革命事業。這台打字機原是吳弱男在英國購買。吳弱男為著名愛國人士章士釗的夫人，1905年加入同盟會，為同盟會早期會員，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孫中山創立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後，英語嫻熟的吳弱男擔任了他的英文秘書。二次革命期間，孫中山發表的鏗鏘有力、義正嚴辭的討袁檄文，不少是吳弱男用這架打字機打印出來的。1913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集同盟會會員大會，發表演說，痛斥袁世凱。會後，孫中山請吳弱男將所發表的演說用這架打字機打印成英文電報稿，並囑以吳弱男的名義發表在倫敦《泰晤士報》上，以正視聽。打字機雖小，但它是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的一個重要歷史見證。後來，這架打字機又與李大釗結下了不解之緣。1925年秋，為了和蘇聯大使館聯繫工作，李大釗向吳弱男借用這台打字機長達一個月，打印了不少黨的秘密文件，並與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駐華代辦保持密切聯繫。李大釗就義後，為了懷念李大釗，吳弱男一直精心保存著李大釗送給她的簽名照、書信等，當然也包括這台先為孫中山服役、後被李大釗借用過的打字機。1964年7月，上海市政協向吳弱男征集到這台打字機，現為館藏國家一級文物。飄蕩在青紗帳裡的旋律紀念館還陳列著一張陳舊泛黃的紙片，暈開的水漬流露出歲月的滄桑，在鏽跡斑斑的騎馬釘兩側，布滿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鋼筆字。這張不起眼的紙片正是由著名音樂家賀綠汀創作的《游擊隊歌》原曲稿。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賀綠汀參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隊第一隊，赴南京、武漢等地演出，最後到達山西臨汾八路軍辦事處。在那裡，指戰員們指著一門門大炮興奮地告訴他說，“咱們過去沒有一門大炮，這些大炮都是繳獲日本鬼子的”。賀綠汀受八路軍巧妙運用游擊戰術所啟發，被八路軍沉重打擊日軍的事跡而打動。一時間，神槍手凝神的氣息，飛行軍跋山涉水的步伐，宿營地裡危機四伏的靜謐，與仇敵拼殺的驚天怒吼，這些畫面在他的腦海裡翻騰，一種前所未有的節奏和旋律噴湧而出。几天后，賀綠汀在防空洞內完成了《游擊隊歌》的詞曲創作。這首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誕生在日寇鐵蹄蹂躪、哀鴻遍野的腥風血雨中，吟唱在敵後的青紗帳、地道裡，響徹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呈現出“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的酣暢淋漓的場景，唱響了“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的蕩氣回腸的旋律。1938年春，歌曲在八路軍總司令部舉行的晚會上首演，得到朱德、劉伯承、賀龍、任弼時等領導同志的讚揚。此後迅即在各部隊中傳開，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志，激勵中國人民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61年8月，賀綠汀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回憶文章《游擊隊歌創作經過》，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專程上門拜訪，從賀綠汀家中征集到了這份無比珍貴的手稿。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1920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被稱為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鎮館之寶”。“五四”前後，一些進步期刊對《共產黨宣言》進行過零星片斷式地摘譯，但欠缺通篇譯文，將《共產黨宣言》全本譯成中文非常迫切。經邵力子引薦，陳獨秀向陳望道發出邀請，請他翻譯《共產黨宣言》中文版。陳望道欣然應邀，立即起身回到故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潛心翻譯。為了躲避敵人搜捕、避開親友鄰居，陳望道躲在老家一間僻靜的柴屋里，端來兩條長板凳，上面橫放著一塊鋪板當做書桌，在泥地上鋪上幾捆稻草當做凳子。入夜後，他點上一盞油燈，借著昏暗的燈光，埋頭翻譯。當時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柴屋因年久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風透過四壁漏牆向他襲來，常常使他凍得手足發麻。但他只是憑借柴屋裡簡單的用具，以及老母親給他送來的每日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陳母見他連日埋頭工作，身軀漸見消瘦，心疼極了，特地包了幾個粽子，外加一碟紅糖，讓他補一補身子。為了不打擾兒子，陳母放下粽子便轉身離去，片刻後在屋外問他是否還需添些紅糖時，他連連回答，“夠甜夠甜了”。但當陳母進屋收拾碗碟，只見他嘴唇周圍烏黑一片，吃了滿嘴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陳望道只顧全神貫注地譯作，竟錯把墨汁當紅糖蘸粽子吃。就這樣，陳望道“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終於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述了陳望道在翻譯《共產黨宣言》時“蘸著墨汁吃粽子，還說味道很甜”的故事。信仰也是有味道的，正因為這種無以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無數的革命先烈才情願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難。這些是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館藏文物。左上：李大釗使用過的英文打字機；左下：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右上：賀綠汀創作的《游擊隊歌》原曲稿；右下：《共產黨》月刊黨領導下的第一份理論刊物1920年11月7日，《共產黨》月刊誕生，這是中國共產黨籌建時期的理論機關刊物。該刊在全國秘密發行，以各種方式分發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李達任主編，陳獨秀、李達、施存統、沈雁冰等為主要撰稿人，最高發行量達5,000份。創刊日的選擇頗具匠心與歷史意義，這一天恰逢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紀念日，選擇俄國勞工農民推倒資本家和軍閥成功日為創刊日，就是希望中國革命走上俄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共產黨》月刊創辦初期，不僅經費十分緊張，共產黨人還要冒著被反動勢力監控和迫害的危險，採用化名的辦法來保護作者和刊物的安全。但是，運營經費短缺、工作環境艱苦、辦刊處境危險，這些困難絲毫沒有動搖《共產黨》月刊宣傳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決心。在軍閥政府反動統治的年代，《共產黨》月刊旗幟鮮明地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對中國共產黨的籌建工作起到了宣傳、組織和推動作用。由於該刊是適應建黨需要的產物，所以它一出刊，就受到了早期共產主義者的熱烈歡迎，當時曾被各地黨的早期組織列為必讀材料，在大批革命者中間廣為流傳。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一則《通告》中向會員和進步學生推薦這個刊物。毛澤東在長沙組織共產主義者學習《共產黨》月刊時，還把其中的《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等文章推薦到長沙《大公報》發表。1921年，毛澤東給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寫信談到建黨問題時，曾熱情讚揚“上海的《共產黨》雜誌，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上海作為黨的誕生地，無數中國共產黨人曾在這𥚃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足跡，奠定了這座城市的紅色底色，滋養著這座城市的蓬勃發展。2019年8月31日，新的中共一大紀念館開工建設，項目選址緊鄰中共一大會址，計劃於2021年7月前建成並對外開放。建成後的紀念館將以中共一大會址、宣誓大廳、新紀念館為主要展示空間，展陳設計以初心使命貫穿全篇，全面講好建黨故事，深入闡述建黨精神。建成之後，新展館將有更敞亮的空間，更豐富的展品，更現代的設施，更完備的功能，更加全面系統地展示建黨歷程，用實際行動建設守護好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以良好面貌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作者係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館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4月號編輯：邸倩校對：李博揚監製：張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