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鼎鳴在我參加過的多項活動中，有一項值得拿出來仔細記述，因從此可體會出多種香港本土的元素。這裡涉及一個青少年團體，一個鄉村，一段陸港古代歷史，與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歷史。Christian Life Community中學時參加過一個叫CLC（Christian Life Community）的團體，此團體的前身成立於1563年，在2013年剛慶祝了它的450周年，香港不少中學及大學都有它的分會，但每個分會的人數限制在10人以下，我曾當過香港華仁分會的會長。當年香港有一個CLC的聯會，同一時期的團員可能不足100人，積極活躍的估計有20、30人吧。這20、30人是來自多所學校的少年人，從他們日後的表現來看，當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成為了社會棟樑。這些人有兩位後來成為十大傑出青年，其中一人是作曲家，一人是多名影視界天皇巨星的教母。另又有人成為特區政府的局長，也有人當上了立法會秘書長。電影製片家、銀行家、醫生、工程師、心理學家、老師、會計師等等，都可在這群人中找到，其餘多人對社會亦各有貢獻，未能盡錄。有着這一大群朋友，我感到很有福氣。這批人有不少共通點，其一是對社會十分關愛；其二是通過聯校活動，培養出不錯的組織能力；其三是做事正能量充沛，甚至帶有宗教式的熱忱，不易退縮；其四是大家重視友誼，至今不少人仍常有聚會；其五是他們的成長，大多與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地交集在一起。他們的思想與活動是香港孕育出來的，他們的故事也應視為香港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1997年起，CLC還負起了管理跑馬地名校瑪利曼中學與小學的職責，但除了兩人外，其它的校董團員我都不認識了。大埔泰亨鄉泰亨鄉在太和坐25A小巴不到10分鐘便可到達。鄉中的原居民姓文，是文天祥堂弟惠州知府文天瑞的後人。若以當過唐莊宗帳前指揮使的文春元為一世基祖，文天瑞便是13世。17世的文蔭在14世紀時到了今天大埔的碗窯，以造碗維生，後人遷至今天泰亨的祠堂村定居，家族繁衍。今天的泰亨鄉，由3條村組成，即祠堂村、灰沙圍與中心圍。遊客若到泰亨，可見到2005年重修完成的文氏宗祠、刻着文天祥《正氣歌》的文山公園，步行到村後，有建於1728年的天后古廟與建於1884年的文帝古廟。鄉內有幾所歷史悠久的學塾，清代建的藝沅學校、藝沅堂、善慶書院、叢桂書院與正倫書院，1962年藝沅堂臨近建立了泰亨公立學校，但此校今天早已因學生不足而停止運作。CLC團員與泰亨鄉拉上關係，始於1969年8月15日至22日，我們在這8天，在泰亨的農田之間建了一道3英尺寬的混凝土小徑，從泰亨公立學校附近出發，穿過田地，蜿蜒而上直達天后宮。這本是一項我們組織的工作營的成果，平凡不過，但數十年後的兩次重訪及與原居民的訪談，卻使我們發現其不凡之處。我們今天仍存有不少當時的照片甚至各參加成員的更期編表及每日活動的計劃表。不少團員的記憶力超強，所以仍可把整個歷程重構出來。有參加建路的約70人，但並非每人都做足8天，全程都在的約20餘人。修路的英泥、碎石、沙、木板與工具是政府提供，最近與團友譚偉持女士考證過，其他的費用（主要是數百元的食物費）由理民府補助，我們提供的是勞力。政府付出的這些補貼，是在貫徹1967年後所訂的政策。我們沒有造拌混凝土的經驗，有的只是主修土木工程的胡家彥學長（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的先夫）在實驗室中用筷子把小量混凝土成分攪和過。我們睡在泰亨公立學校的書桌及座位上，下午及晚上缺不了康樂活動，玩得瘋癲，清晨則雞鳴即起，一包包112磅重的英泥放在肩上帶着鐵鏟便衝去工地開工。村民見我們雞手鴨腳，認為政府應派更專業的人來建路，最初對我們並不歡迎。他們有人懂得怎樣弄拌混凝土，雖見我們失敗，但袖手旁觀，我們倒是吵吵鬧鬧，爭論如何防止混凝土的水分流走。過了一兩天後，有名頗為好熱鬧的孩子在工地上被鐵釘刺傷，我們的團員姐姐連忙替他清理傷口及小心包紥，此事倒是轉折點，村民見我們對他們的確有關愛之心，便派出土叔（文土有先生，尚在世）教我們怎樣拌石屎。小徑如期完成。在完工前的一個晚上，鄉長文卓茂（1974年去世）特別在學校附近的慎德堂對出的空地上舉行了一個露天晚宴，大讚我們這群少年人有熱誠的服務之心，並向村民訓話，告訴他們不能自私，應以我們肯老遠跑來當義工為榜樣。但少年吱吱喳喳的，當時我們是否對此稱讚感到汗顏倒是記不清楚了。文鄉長這一段講演，不料後來卻為新界帶來深遠的影響。重遊故地2012年2月，我們有十多名團友決定重游故地，先在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家中集合，再拉隊到泰亨。資深銀行家袁鯤濤（舊名袁玉波）眼利，在眾多新建的丁屋之間，發現了40多年前所建的小徑在接近天后宮的一段依然健在。重訪泰亨之後的幾天，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與曾當過泰亨鄉長的大埔區名人文春輝先生聯絡上，春輝先生倒是告訴文華不少我們原不知曉的事情。原來春輝先生是當年文卓茂鄉長的孫兒，我們的工作營結束後，他受到我們的工作及文卓茂先生講演的啟發，在次年仿照我們工作營的模式，組織了一批村中的孩子多建一條小徑。他們的材料與工具由理民府提供。文春輝先生當時還在初中，但卻是主要組織者。他的爺爺文卓茂鄉長捐出了600大元，解決了孩子的食物問題。在從前，鄉長或村長並非村民選出來，他們多是父老推舉，一做可能是終身，不會隨便更換。但文春輝等一群少年人在我們工作營後受到影響，建了小徑後，接着還組織了不少青少年活動，後來更成立了個太坑（泰亨）青年中心，接着又推動了民主選舉活動，在80年代初，泰亨鄉公所的委員已是正式投票選出。村公所在1985年的投票中，有戶籍的一戶一票，設投票箱，鄉事委員會有派人來監票，民政主任亦有把過程錄影下來以示公允。當時文春輝早已當上民主選出的鄉長，對祠堂村、中心圍及灰沙圍3條村都頗有影響力。吳文華轉述時，認為新界鄉村的第一個選舉在泰亨出現，這可能是事實。若是如此，一個不起眼的青少年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重要源頭，世事有時的確出人意表。2012年的探訪後，有好些當年的細節尚未完全弄清，除了請教記憶力奇佳的文春輝先生以外，我們後來也記起當時尚有一位重要人物，她是每天替我們準備飯菜的牛姐，亦即土叔的太太。當年所用的廚房有兩只巨鑊，可煮數十人的飯菜，我們的女團員不少都有跑到廚房幫忙，CLC團友譚偉持女士便是重要的助手，她特別懷念與牛姐合作的一段情，很想再見到她。2017年1月中我第三次踏足泰亨，這次運氣很好，81歲的原居民文喬松先生看到我們到處探頭探腦，形跡可疑，便遠遠觀察着我們，但我一拿出當年工作營的大合照便知我們不是白撞，他熱情地帶着我們到處參觀，後來遇到春輝先生的弟弟文帶來，他認得照片中每一位父老的身份姓名，照片中有泰亨公立學校校長文伯恆，喬松先生原來是伯恆校長的侄兒，帶來先生又開了鎖讓我們進入藝浣堂（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原來這正是當年廚房所在地，我重見當年廚房所用的灶頭與兩個大鑊，連忙拍照記錄。最大的收穫是在村中終於找到牛姐，她也是81歲，記憶力很好，當年之細節她仍可清楚陳述，見到她的貌樣，我已可肯定她的確是工作營8日中解決我們食物的廚師。真正的本土是建設而非破壞近年雖多有人說本土，但又有誰比已建村700多年的泰亨及其原居民更有資格代表本土？香港的符號之一劉德華兒時也在泰亨度過，泰亨的本土地位是無可質疑的。只要一踏進鄉內，我們都可明顯見到此處與中國歷史文化血肉相連。文天祥是中國的英雄人物，《正氣歌》的浩然正氣是中華文化道德的典範，泰亨的文氏家族來自江西，亦有幾房族人住在廣東其它地方，文氏宗廟中的祖宗神主牌更是地道的中國特色。我到過不少中國內地的農村，其布局與泰亨共通處甚多。香港的本土根本便是中國本土的一部分。我們當年初到泰亨時被部分村民排斥，但因為我們的確是為他們建設，明顯有服務之心，所以村民很快便接納了我們。幾十年後他們的父老仍可對當年的活動如數家珍，可知只要有服務熱忱及真正關愛之心，人民是會記着的。反之，若我們不是去建設，而是去破壞，恐怕現在留下的只是千古罵名。香港是我們成長生活之地，真正的本土都會想着如何建設香港。人一生中很多行動都等同在播種，大多數的種子都不會結出果子，但偶然有些是會的。我們那年沒有想過修路會結出什麼果，但事後看來，平凡的活動才真有點作用。當然，我們所建的路有部分仍能保留下來，繼續方便村民走路，這也是我們高興見到的。 （作者係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灼見名家

文｜雷鼎鳴中國去年人均GDP為1952年的89倍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線，接着代表GDP的曲線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線。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這裡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方面，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食物產量增，人口與GDP拾級升這裡要提一提印度。它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它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它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它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兩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兩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着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它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年至1022年）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地區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了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現代人均GDP猛升 生育率卻下降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增加。為什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作者係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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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鼎鳴又到七一回歸紀念日。這27年來香港貫徹“一國兩制”及繼續發展的道路並不好走，除了自身的政策有時不盡妥善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不停攻擊抹黑，也容易使人產生負面觀感，對香港的未來過分悲觀。回歸前，美國媒體已在宣揚“香港已死”，此種抹黑，其實從未停止過。積數十年工夫，在西方社會，總會有人相信。你今天跑到美國去，隨便與一位當地人閒聊，當他知道你竟是從香港來的，有高概率會貌似富有同情心地問你，香港現時怎麼了。在他們腦海中，香港已變成一鬼域，遊客到香港去已不甚安全，未必不被扣留。我們能夠生活在香港，且可以飛來飛去，真是不可思議。美排斥華裔科研專才 港可吸納美國政客及主流媒體攻擊香港時，當然是充滿雙標。“黑暴”分子攻入立法會大肆破壞，他們可視為“美麗風景綫”；2021年特朗普支持者跑入國會，破壞不及香港那般嚴重，但帶頭人一判便判坐牢22年。不要以為美國人認識到這些雙標，他們不會，他們連香港發生甚麼事也搞不清楚。但此種宣傳，對香港的旅遊業及投資，不可能沒有影響，此種影響將來也會持續頗長一段時間。我們對香港的前景，不應盲目樂觀，有外國勢力盯着你找機會抹黑攻擊，怎可不小心翼翼。但過分的悲觀也沒有好處，更積極的應對是創造條件，把壞事轉化為好事，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這是可做到的，以下是一些例子。美國政府排華，連累在美的大批華裔科學家工程師遭殃，成就愈大的愈會吸引注意。這是壞事，但對香港而言，卻是天賜良機。香港要穩定發展下去，不發展高新科技不能成事，但此種行業最重要的是人才。美國的華裔高端科技人才數以萬計，薪酬則以數以十萬美元計，香港要吸納他們本來不易，但他們現在面對不利的政治環境，事情便有轉機。香港的各大學及科研機構不少早已動手挖角，但有些事是要得到政府支持的，政府宜積極與大學及科研機構溝通，看看需要怎樣的幫助。北上消費熱 助推動中港融合現時每到周末或假日，大量港人北上消費，以致香港的零售餐飲大受打擊。這對香港是壞事，但一個硬幣有正反兩面，我們也可努力將壞事變為好事。香港經濟發展的前景需要與大灣區融入，但要做到此點，香港的年輕人要熟悉大灣區，也要熟悉國情，否則如何會發掘到大灣區這個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最旺盛地區之一的商機？回鄉證究竟有多少本？我未見過有官方數字，但常常遇到一些年輕人，他們連回鄉證也沒有，如何會了解大灣區？近日北上消費熱潮並非只由長者推動，年輕人也不在少數，這是打破年輕人與內地實況隔絕的新現象，是中港融合的重要一步，絕對是好事。況且港人往內地消費，亦可構成壓力，迫使商戶租金下降，及促使其提升服務質量。俄烏戰爭發生後，美國帶頭充公俄羅斯的外滙儲備，此種強搶行徑，早已使中國及不少國家大起戒心。香港實施港元與美元掛鈎的聯繫滙率，政府的財政儲備與基金結餘也有價值萬多億港元的外滙儲備。在當今無賴當道的國際社會中，欠債者比債主惡得多。香港是債主，美國是債仔，隨時可選擇賴債不還，這會給香港前景增添風險，是壞事。但香港也可把此變為好事，借錢給美國人消費，且不知其會否還錢，還不如把大部分財政儲備及基金結餘賣掉，但不是消費掉，而是投資在土地儲備及人才上，變成另一種儲備。審慎理財要求我們不要胡亂揮霍，但把資產從高風險的外滙儲備，改為回報巨大的土地及人才儲備，有助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亦可使財政更穩健，這是好事。打造教育產業基地 一舉兩得據說有不少人移民英國，致使香港勞動力驟減，對香港經濟造成負面影響。此種壞事自然也包含好事。香港經濟要轉型才能發展，但在過程中不少人會失業，現在有些人離開，可使失業壓力下降。轉型也需擁有新技能及思想與前不同的人才，這些人從何處而來？我認為可把香港的教育體系擴大容量，把香港打造為一區域性以至全球性的教育產業基地，既可賺錢，亦可為香港吸納新的資優人才。美國近日有位副國務卿表示，美國不應讓來自中國的學生修讀理工學科。此人大概不了解，美國大學中的實驗室相當程度是靠中國留學生充當骨幹，中國學生不幫美國搞科研，對美國科技必有負面影響。但這也締造了一個新機會給香港，使香港更有機會吸納人才，真正成為科研重鎮。我相信香港通過教育體系及其他途徑，可為香港的人口換血。要離開的不用勉強他們留下，逐步換血後香港若能有1,000萬人口，發展動力便更強大。 （作者係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來源：hket

文｜雷鼎鳴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是香港社會的頭等大事，它是香港經濟形勢一個階段性的總結，也是發放未來經濟策略的主要平台。它的內容，也可視為香港集體智慧的體現，雖然此種智慧也不一定都是對的。大多數港人所關注的，可能較集中在有無糖可派，差餉有否減免，或樓市有否撤辣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地方。經濟學家注意的焦點卻十分不同，他們會較重視長遠的形勢，及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有效。若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大形勢方面，有3點是特別突出的，亦需要我們研判有無足夠的政策去應對這些形勢。人口老化仍未受控 須審慎理財第一種香港要面對的形勢是人口老化。2021年港人年齡中位數是46.3歲，到了2046年，更估計可達53.4歲。人口老化可帶來福利、醫療等開支的大幅上升，對財政構成巨大壓力。此種後果卻並非今天才知道，2013年政府便早已成立了一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去研判此事。結論是政府必須審慎理財，壓縮開支，否則結構性財赤難以避免，政府很快便會用光儲備，並欠下巨債。現時控制人口老化帶來的財困成績如何？有些數字還是較具驚嚇力的，1997/98年至2023/24年，政府總收入共上升了128%，但總開支的增幅卻是292%！這顯然是不能持續下去的。今年赤字已非最惡劣，但赤字也高達1,016億，若非過去香港儲了不少家底，我們不會仍擁有7,332億的儲備。未來幾年，赤字仍會繼續，而且公共開支佔GDP的比重，今年還會高達26.3%。這與20多年前此等開支只佔GDP15%以下是完全另一個世界。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增加仍未受控。香港政府的理財，不但應向控制開支傾斜，而且要開源節流。開支方面也應減少用掉了便沒有了的消費性開支，增加投資性將來可賺到錢的開支。地緣政治威脅 宜減依賴西方第二種形勢是地緣政治。在這方面香港的環境好壞參半，好的是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世界多個國家要與中國增強經貿關係，香港大有新的發展機遇；壞的是美國及部分西方國家還有着冷戰思維，遏制香港金融與經貿發展也成為了他們的政策選項。此等局面威脅着香港的聯繫滙率，全球的炒家雖看不到誰有能力衝擊到港元，但若是美國政府以國家之力出手，香港也會有大麻煩。最好的回應之道是攻守兼備，減低對西方國家的依賴，改為與非西方國家建立新的經濟關係。預算案中提到mBridge（多種央行數碼貨幣跨境網絡），據我所知，是要在美元以外建立一國際收支系統。現在有內地、香港、泰國、阿聯酋參與，待系統成熟後，還有多個國家會加入。此外，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雖只有1萬億人民幣的存款，不算太多，但將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對港的金融業會有幫助。另外，香港對中東市場十分重視，已有追蹤沙特阿拉伯股票的指數基金，亦將快會有香港股票指數基金給中東人民投資。此類措施，是回應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重要步驟。但我們也應提防美國不會願意放棄美元霸權，一丁點的對美元地位的挑戰都會引來報復，香港不能不清醒一點，更加強化與美元世界以外的國家來往。所謂的盛事經濟，其直接的經濟效益或許有限，但卻可起到唱好香港、唱旺香港，使多些國家人民能親身體驗香港，從而知道西方媒體唱衰香港的惡劣。港人及早擁抱新科技 抓緊商機第三種形勢是新科技的發展。新科技的進步，正在深刻地改變着世界，也帶來多方面的挑戰。我們早點擁抱新科技，可及早發現它帶來的商機；若不理會，港人將來的就業也會出現嚴峻的問題。預算案中報告已有10萬以上的高才抵達香港，大多數已找到工作，月薪中位數是5萬元左右，這說明發展高科技所需人才的局面已漸被打開。預算案也重點報告會以百億計的撥款，搞生命健康研究院及其他科技研究基金的配對。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更是為高科技發展提供土地支援的重要部署。港人也應自我檢視，看看自己或子女有否融入高科技社會的準備。預算案也有一些民生措施，樓市撤辣，早應實施，現在是太晚了，但撤還是比不撤要好。至於那1,200億債券，從政府理財角度而言，實無需要。政府仍有不少儲備，為何還要去借錢付利息？不過，對於市民，這些政府債券，卻可提供安全及可能比銀行利率更高的投資，應會受到歡迎。 （作者係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來源：h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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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鼎鳴美國校園連日抗議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活動，是否又再嚴重分裂美國社會？若從近日的一些民意調查看來，美國人民的分歧很嚴重。但正在加沙發生的類近種族滅絕活動看來，暫時還未到全面分裂美國的地步，不過，美國政府現時的政策，一樣會對美國造成重大損害。學生撑巴抗議 引多維度分歧美國人民的分歧是多維度的。據5月1日至2日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若以所屬政黨劃分，46%的民主黨人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31%反對；但共和黨則只有16%支持學生，69%反對。若用年齡去劃分，18至44歲的，40%支持學生，30%反對；45歲或以上的，則只有19%支持學生。用宗教背景去劃分，則75%的回教徒支持學生；信猶太教的，也有認同學生，但只得18%，72%的不認同學生。無神論者56%撑學生；基督教支持的，只有18%。不要以為猶太人便會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行徑。學術界中，我十分佩服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ks）便在多次視頻訪問中嚴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離譜。要知道，薩克斯是極負盛名的猶太學者。猶太人中支持學生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還有多名富甲一方的富豪。微軟的蓋茨（Bill Gates）、擁有凱悅酒店集團的佩力茨克爾（Pritzker）家族、曾是美國首富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及，你沒有看錯，大炒家索羅斯（George Soros），都有捐錢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據上述的民意調查，美國信奉猶太教的人口中，仍有72%反對學生的撑巴勒斯坦活動。這不足為奇，光是民族主義便足以解釋到。但為什麼有些著名猶太裔人士及甚至一些猶太人組織都在撑學生？我相信是因為以色列政府做得太過分，死了3萬多名巴勒斯坦平民仍不肯停火。現屆以色列政府似乎忘記了一位也是猶太裔已經離世半世紀的哲學大師史特勞斯（Leo Strauss）的教導。史特勞斯是著名的保守派，鼓吹過攻擊敵國時要先下手為強。他另一個著名論點，是千萬不要派軍佔領別國的土地，這會激起反抗情緒，佔領者會後患無窮。自己人的智者之言也不聽，若失敗了，只能認命。拜登續硬撑以國 反不利遏華今年是大選年，拜登（Joe Biden）仍極度渴望再當總統，但民主黨中，46%的人認同學生的抗議活動，拜登如何是好？我看拜登或許希望有兩點可支撑着他。第一是美國選民只有2%認為加沙很重要，也許他還不至於在加沙問題上失票太多。第二是不滿以色列政府害死巴勒斯坦人民的美國選民，根本不會投票給特朗普。這些選民若對拜登不滿，只能選擇不投票，不會把票轉給特朗普，這樣拜登便不致輸得太多。拜登政府目前選擇硬着頭皮繼續支持以色列政府，既在國際上失威，亦不利它遏制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投票應否在加沙停火時，美國又再成為孤家寡人，只靠一票的否決權支撑着自己的不智。更嚴重的是，美國本想擺脫中東，使自己空出手來全力對付中國。但現在俄烏戰爭形勢對烏克蘭極為不利，美國跑不了。再加上個加沙亂局，美國根本無法集中力量對付中國。若單從國家利益角度而不理會正義，中國對美國犯下如此重大的戰略錯誤，實應心中暗笑。亂扣“反猶太”帽子 問題難解美國人才眾多，不大可能對此形勢甘之如飴，但它似乎無可奈何，使人費解。錯誤不去解決，反而亂扣“反猶太”的帽子，以為可借此平息不滿之聲。5月1日眾議院還以320對91票通過《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 of 2023），把“反猶太”的定義大幅擴張。有種理解是反對以色列這一外國政府，也可構成罪行，是否如此，要看將來如何定案才知。其實學生反對種族滅絕，絕不應將其理解為“反猶太主義”，美國有識之士早已大聲疾呼指出此等謬誤。美國政治近年頗為胡搞，此為一例。我懷疑把“反猶太主義”無限上綱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國勢力也頗為龐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這些人喜歡把《舊約聖經》也只作表面文字理解，而不作有哲理性解讀。例如把人類的歷史從亞當夏娃算起，只有五、六千年，完全違反科學也不以為意。若用字面上的解釋，他們把以色列人當作上帝的選民，不能得罪。這是他們的自由，但在加沙問題上，卻犯上人道災難。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灼見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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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雷鼎鳴美國財長耶倫（Janet Yellen）上月到中國訪問時發表的“中國產能過剩”論太過違反經濟常識，連影藝界的阿叻也一針見血指出中國不是“產能過剩”，而是“產能過勁”，但很多人或許忘記，耶倫曾試圖突出中國在綠色能源、電動汽車、太陽能光伏板，及電池方面產能特別過剩。美國政府也許是要以在電動車及光伏板等項目上，大幅加稅來要脅中國不得與俄羅斯進行貿易，但中國顯然不為所動，所以美國在5月14日便唯有硬着頭皮宣布：把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關稅從25%增至100%，太陽能電池關稅則從25%上升至50%。這些是典型的無用功，這些產品的美國市場對中國並不重要，中國自己對綠色能源產品的需求正殷，美國的加稅只傷了自己，對中國只是搔癢。不過，美國此舉，更顯露其中國政策章法大亂，而且使人相信，美國對防止地球暖化，口說支持但毫無誠意。料2025年碳達峰 提早達標有個組織叫“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下稱IEA）每年都會發布一份長篇報告，分析及檢查各國的能源政策及減排狀況。全球天氣變暖及極端氣候頻頻出現，我們在香港早已常常領教，將來還會出現什麼災難，我們還需拭目以待，但光是空氣污染所帶來的人命損失，據IEA的估計，每年已有600萬的人過早死亡。人命有價，經濟學中有方法估算，我屈指一算，已發現其每年構成的損失，幾可等同美國一年的GDP，非同小可！只是世人一般不大理會別人的死亡，對此等損失視而不見而已。為了控制地球暖化所帶來的困擾，國際上設了一個目標，便是防止大氣溫度與工業革命前相比，平均增幅要在攝氏1.5度以下。這個目標不易達到，但若達不到全球則會災難頻仍。現時的計劃是希望到了2050年可達至“碳中和”，即人類每年製造的二氧化碳可被樹木全部吸收，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比重不會增加。中國近年在這方面的貢獻特別亮麗，它雖因人口眾多，工業發達，能源使用巨大，但從前設立的指標，2030年前達至“碳達峰”（即二氧化碳排放從此時開始一直減少），2060年可成功步至“碳中和”，以目前數據看來，中國可提早幾年到達這些目標。可能2025年便“碳達峰”，IEA對此亦讚譽有嘉。太陽能電池產量 年增逾倍為何中國在工業處於高速發展期仍可在控制地球暖化上超額完成任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在可再生能源上進步非凡，光是在2022年，中國以一國之力，供應着全球太陽能電池當年總產量的45%、風力發電的50%，全球電動車銷售的60%。在2023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產量竟比2022年增加100%不止。但這是否意味着地球暖化危機，已因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產量上的急速進步而化解了？遠未到此地步。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功率的增幅是510GW（即5,100億瓦），但這距離去年年底200個國家所訂定的目標，即到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全球的總功率要3倍於現在，即達到11000GW，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若無中國爆發式的產能增長，根本毫無達標機會。由此可見，美國說中國綠色能源產能過剩，真是語無倫次，中國這方面雖產能甚勁，對世界貢獻巨大，但仍需加大力度生產太陽能電池等產品才可勉強頂住全球天氣的變異，否則將來出現河流斷流、湖泊見底又或特大風暴的情況下，連能源安全都成問題。新能源貢獻全球 反遭抹黑美國方面情況又如何？2022年，美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14噸，全球最高，中國9噸。美國雖然有製造污染，但卻頗為不思進取，現時美國每年製造的太陽能電池，可供電7GW，只是中國數以百個GW的零頭，到了2030年，美國的預期也只是40GW。去年我開車環繞美國一圈，在德薩斯州，朋友告知，該州對安裝太陽能電池雖無法定理據禁止，但諸多阻礙。此州陽光充沛，本是太陽能的合適之地，為何普通家庭安裝光伏板也這麼麻煩？朋友認為這是因為該州是產油州，其利益集團根本不想有能源的新來源，以免影響其生意。若此說屬實，則美國是否有真心實意減低碳排放，實屬可疑。投資在可再生能源，達至“碳中和”本是對全球有益之事，但美國卻不這麼樂意自己付錢，貢獻世界。反而中國，據IEA的報告，每年卻肯投入遠超6,500億美元的代價去發展新的潔淨能源，這是GDP的3.6%，數額巨大，有此義舉，反被美國抹黑，這世界有時真是黑白顛倒。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灼見名家

文｜雷鼎鳴音樂劇《利瑪竇》正在香港文化中心第三度公演。我本不知此事，全因大半個世紀友誼不斷的林麗真女士飛鴿傳書才得悉。林曾在無綫當兒童節目《430穿梭機》的監製，培養及提拔過香港影視界多位超級天王巨星，與《利瑪竇》音樂劇的著名填詞人鄭國江互認為對方“損友”，鄭國江推薦此劇。演利瑪竇一角的是王梓軒，他是故人王英偉的公子，他在美就讀高中名校Milton期間，我已聽聞他充滿藝術細胞，再加上有劉松仁做導演，不能不對此劇充滿期待。我買票時好的位置早已賣光，只能靠長者折扣用72元買了樓上“超等位”，雖距離較遠，但無損感受現場氣氛，演出亦不負所望，果然精采絕倫。利瑪竇來華 入鄉隨俗文化融合我不是藝術評論人，但對利瑪竇的歷史做過不少功課，也曾參觀過位於北京中共黨校中利瑪竇和明清期間其他耶穌會會士的墓園。今次的音樂劇很懂得找主線脈絡，除了講述利瑪竇的生平，很好的突出了他對中西文化交流互相認識所作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它把歷史上著名的“中華禮儀之爭”融入劇中，使此劇的精神理念得到極大的提高，不但使人回味不已，亦對今天國際地緣政治的亂局多所感悟。“禮儀之爭”是什麼一回事？利瑪竇是明末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我的母校華仁書院便是耶穌會辦的學校），非常重視入鄉隨俗，尊重當地文化。利瑪竇有言：“八萬里而來，交友請益，但求人與我同，豈願我與人異耶！”他在澳門、肇慶、韶關15年有餘，努力學習中文，能以典雅文言文寫書，想來他當年所用的中文，很可能是粵語，與我年輕時華仁的愛爾蘭神父老師所說唔鹹唔淡的粵語一脈相承。利瑪竇不但翻譯過儒家典籍，把中華文化介紹給西方人，亦帶來大航海時代總結出的《坤輿萬國全圖》，讓中國的士大夫得窺中國在世界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他與徐光啟合譯了古希臘歐基理德的《幾何原本》13卷中的頭6卷，這是中國科學史中的頭等大事，從此中國人不但懂得計算，還認識到什麼是數學證明。正如徐光啟所感嘆：“不用為用，眾用所基⋯⋯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在文化融合方面，利瑪竇有強力的觀點。他認為儒家雖不重視超自然之事，但倫理觀點完全與天主教一致。他不反對中國的祭祖祭孔，認為這只是文化習俗，無傷大雅。以帶有物質性的“天”或意含人類老祖宗的“上帝”去稱呼“天主”，他亦不拘小節，不認為有問題（“帝”的字源有花開並蒂、傳宗接代之意，“上帝”可理解為最大的祖先）。他這套觀念，在死後為耶穌會在華傳教士統一思想全部認同，後來被稱之為“利瑪竇規矩”，在中國沿用。教廷昔推翻利瑪竇規矩 礙傳教但利瑪竇及耶穌會會士這套觀點卻被1632年開始相繼來華的道明會及方濟會會士所強烈質疑，1643年道明會在華負責人黎玉範還專程到梵蒂岡打小報告，指斥“利瑪竇規矩”不合教義。教廷遠在歐洲，不見得了解情況，也拿不定主意。此後爭議數十年，無法定奪。1693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教士顏璫提出要禁止教堂內書有“敬天”的匾額，通通要摘除，當中有康熙御筆所書的，也不能幸免，這倒惹毛了康熙。1704年11月，教宗格肋孟十一世作出決定，推翻了“利瑪竇規矩”，由多羅作代表，傳達口諭。康熙大為震怒，要傳教士簽下“信票”，繼續遵守“利瑪竇規矩”，不簽者逐出中國。其後一百多年，天主教的傳教工作在華一蹶不振，瀕於崩潰。直至19世紀，傳教士隨着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再度來華，才有起色，但帝國主義與本應無關的傳教事務搞在一起，終究對形象有損。缺利瑪竇清明 西方續抹黑中國“禮儀之爭”可視為一種文化觀念的衝突。當時天主教中某些人自視為道德與真理正統，看不起亦無興趣了解別的文明體系。中國在康熙至乾隆年代，國勢如日中天，康熙為人雖十分開放，宮廷中亦有多位西方有識之士，但對西方文明中胡亂貶低中華文明的無知人士卻難以容忍。教廷則因相信有些人誤報的“軍情”而作出錯誤決定，以致其傳教目標難以落實。今天的教宗是耶穌會第一個當上教宗的會士，對此耿耿於懷，極想在中國再打開傳教之門，這是後話。綜觀今天西方政客無日無之的製造謊言、自欺欺人、抹黑中國，與當年一些較後才來華的傳教士的傲慢心態頗有相近，但其時仍有耶穌會一脈的思想清明之士據理力爭，今天的西方卻缺乏此等人物了。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及榮休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灼見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