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志鵬特區政府將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實屬疫情之下的無奈之舉，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話來講，是「香港疫情7個月以來作出的最艱難的決定」。但對某些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而言，憑空多出一年的任期，乃是始料未及的，可以說是一種「意外收穫」。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根據決定，2020年9月30日後，香港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第七屆立法會依法產生後，任期仍為四年。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和方案，最終作出的合法、合情、合理的決定，對立法會乃至整個政治體制有效運轉意義重大。　　認清形勢以免進退失據　　正如行政長官所言：「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有關規定，作出具權威性的決定，妥善解決立法機關因押後選舉出現空缺的問題，既維護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又能確保特區政府可以正常施政和社會正常運行，再次展示中央對特區的關愛和支持」。　　這意味着，第六屆立法會全體議員，包括早前被取消第七屆立法會參選資格的四名反對派議員，都將繼續延任履職。一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如何更好地履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職責，是每一位議員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也是750萬香港市民拭目以待的。對於某些反對派議員而言，倘若能夠善加把握這意外得來的延任時間，對自己、對香港都可以說是多了一個選擇，不失為天賜良機。　　認清形勢之「機」。當前，香港內有嚴峻疫情、外有美國施壓。所幸的是，國家始終是香港的有力後盾。國安法的實施，令本港告別了「不設防」的歷史，迎來由亂到治的轉折點。不少香港市民經歷混亂的日子後，其心態及政治取向正在發生積極改變。從「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8天收集簽名300萬，到「撐立選押後網上聯署」平均每分鐘簽名231個，都顯示出絕大多數市民對於生活安寧的期盼、對於中央和特區政府施政的認可支持。只有把握歷史的大勢，才不至於判斷失誤、進退失據。　　放下分歧之「機」。近年香港社會爭端不解、暴力不止、對立不和的狀態，給所有港人上了沉痛的一課。愈來愈多的市民意識到，「社會撕裂」持續一日，安寧與繁榮的香港就無法再現。　　長期以來，反對派議員罔顧公眾利益，浪費社會資源，執意「拉布」、「政治攬炒」，使得立法會亂象橫生。事實證明，「拉布」不能解決問題，內耗令社會元氣大傷，「政治攬炒」令香港陷入困境。倘若反對派繼續誤導民眾、製造對立，為自己牟取政治私利，那就是對750萬香港市民利益的背叛。如果本着一顆真誠救港之心，放下分歧，彌合裂痕，就不難發現香港的法治精神、多元包容、言論自由和有效施政等核心價值仍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和基本法的全面保障仍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及營商環境仍在。美好的明天依然屬於香港。　　「忠誠反對派」是唯一出路思考前路之「機」。一段時期以來，反對派的路越走越窄、政治空間越來越小，這不僅因為他們選擇的所謂「抗爭路線」已經走入死胡同，更是落實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港人政治覺醒的必然結果。勾連外力亂港、謀取個人政治私利是一條不歸路，出賣的是香港市民乃至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這種「路線」何能為繼？　　反對派應該知道不少國家的在野黨，在國會內均擔當「忠誠反對派」的角色，這些政黨雖然在政綱、政策、定位上與執政黨不一樣，甚至以批評政府為己任，但同樣擁護憲法、忠於國家。倘若反對派議員能夠真心擁護基本政治原則，正面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接受現時政體，放下心中執念，摒棄「非理性攬炒式」行事方法，多做利港利民的實事，則不枉為「民意代表」，不失為「忠誠反對派」。誠能如此，必將於危機中覓得生機，在變局中開創新局，未來道路依然廣闊。　　「時乎時，不再來。」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智者把握良機、順勢而為，愚者坐昧先機、逆勢而動。何去何從，只在今日。（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編輯：嚴駿來源在：大公報

文/林志鵬長期以來，對香港政制的誤讀，莫過於“三權分立”說。事實上，香港從來沒有存在過西方政治學意義上行政、立法、司法鼎足而居的政制形態，香港現行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　　回歸前，港督不僅牢牢掌握軍政大權，甚至立法局議員也由其委任，並在所有議案上擁有“最終否決權”，試問這樣的體制，何來“三權分立”？回歸後，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全國人大決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制度安排，香港實行的是以行政為主導，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政治體制。這不僅具有堅實的法理依據，更是充分考慮到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的特殊性及其實際情況而作出的合理選擇。　　從來只是實行行政主導　　回歸23年來，行政主導的特色早已滲入香港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現在：　　其一，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又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領導”，這一雙重身份使其具有相當廣泛的職權。　　其二，在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上，行政長官除有權解散立法會外，議員的提案權也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凡涉及政府政策的提案，議員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這也體現了行政的主導作用。　　其三，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其討論的事項往往是除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的措施以外的重大決定，是行政長官強有力的集體參謀，在行政決策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進一步強化了行政的主導作用。　　凡此種種，都清晰地表明，香港特區實行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為主導，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約，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這一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行政權力比較大，行政長官具有較高的地位和較為廣泛的權力，在特區的政權機構設置和運作中居於核心地位。　　倘若深究一步，香港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三權分立”的原因，還能從兩個方面把握。一方面，從“三權分立”理論與實踐本身來看。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把“三權分立”理論發揚光大，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貢獻，深刻影響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組織形式和權力運作方式。但也必須看到，孟氏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種權力的制約和均衡關係絕對化，是一種過於理想化、模式化的設計。即便是現代西方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政治體制，也難以達到他所要求的“三權分立”標準。　　其實，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各國、各地區普遍適用的統一模式和絕對標準。任何一種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都與所在國家、地區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曆史傳統、政治文化、時代背景等因素分不開，有其曆史發展的必然性，是一種自然的演變過程，更是一種政治博弈的過程，而不完全是按照事先設計好的某種方案推進的。　　另一方面，從“一國兩制”以及特別行政區的制度設計來看。本質上講，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地方政治體制。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特區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而不是自行決定的。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與國家的政治體制，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國家主席等憲法規定的政權機構，存在天然的隸屬關係。　　地方政府豈有完整權力　　就權力來源而言，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均來自中央授權，其授權多少以及各種權力的分配和相互關係，都是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確定的。並且，特區在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時，也要受到中央權力的制約與監督。例如，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要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備案等等。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雖然享有比內地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大得多的權力，但就其政治體制的屬性和定位來說，仍是一種地方政治體制，它上面還有國家的政治體制罩著，不能與一個國家簡單類比。這也決定了香港不可能實行建立在主權國家完整權力基礎上的“三權分立”制度。　　鄧小平曾講過：“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重溫斯語，對“三權分立”的爭論與迷思，可以休矣！（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編輯：嚴駿來源：大公報 　　

文/林志鵬近期，香港新一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中央對此高度關注，心繫香港同胞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作為全球率先取得抗疫防疫重大勝利、生產生活迅速恢復的國家，中國在國際上多次進行抗疫技術交流和經驗分享，完全有能力支持協助「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遏制疫情傳播態勢。因應特區政府請求及廣大市民期盼，中央在緊要關頭支援特區疫情防控工作，合情、合理、合法，體現了對750萬香港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關懷和重視，彰顯了捍衛「一國兩制」事業的堅定立場。倘若從更宏大的視野加以觀察，香港的疫情防控尚有更高一層意義，因為新冠肺炎等重大傳染病事關生物安全、生態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乃至國土安全，事關國家安全發展，事關社會大局穩定。中央對香港施以援手，不僅是必要之舉，更是必然之舉，是總體國家安全觀重大戰略思想的具體實踐。 香港「抗疫」事關總體國家安全大局 2014年4月15日，國家主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對總體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和挑戰。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較短時間取得「抗疫」重大勝利，得益於中央提早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出台了有關政策措施，規劃了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提高了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當前，中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香港作為「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中國特別行政區，在中國國家安全體系中佔有特殊重要的位置；香港的「抗疫」能否取得成功，早已超越一城一地疫情防控的意義，更應置於維護總體國家安全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觀照和考量。 香港以其獨特的位置和作用，扮演著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角色，也極易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點和短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領域極其豐富，既包括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又包括公共衛生安全、社會安全、生態安全、網絡安全等。在香港這個特殊的地區，威脅國家安全利益的因素也多種多樣：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既有人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既有傳統因素，又有非傳統因素。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分子宣揚、鼓吹「港獨」，煽動、組織進行分裂國家行為，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實踐和香港社會繁榮穩定，這是對總體國家安全的威脅和挑戰；新一輪新冠疫情來勢甚猛，連續多日確診個案超過100宗，社區暴發迫在眉睫，嚴重威脅廣大市民生命健康，同樣是對總體國家安全的威脅和挑戰。一直以來，中央團結帶領香港社會各界愛國愛港人士，努力為維護多領域、全方位國家安全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法制環境和社會環境。無論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設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抑或中央支持協助香港抗擊疫情，都一以貫之地彰顯了總體國家安全觀重大戰略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已經成為全世界、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生存和發展威脅之一。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實現脫離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沒有建立在其他國家不安全基礎上的安全。應對疫情過程中，世界各國充分認識到，在全球性危機面前，任何國家和地區都無法獨善其身，抱著「零和思維」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國與國之間尚且如此，何況本屬一國的香港與內地呢？香港有什麼理由在危難時刻閉關自守、畫地為牢？又有什麼理由拒絕來自祖國內地的善意援手呢？團結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時艱不正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嗎？ 內地醫護是援港抗疫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香港疫情牽動著中央和內地人民的心。截至8月13日，本地確診案例連續多日錄得雙位數增長，累計確診案例4,312宗，死亡個案66宗。早在7月31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就已表示，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請求，中央政府已經決定派遣內地檢測人員赴港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幫助建設隔離治療中心。本港市民普遍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可以通過檢測、隔離治療、升級防控措施、分享抗疫經驗等協助香港儘快度過難關。8月2日，首批內地醫護人員抵港，投入緊張工作。此前香港社會曾就內地醫護人員來港支援的必要性進行討論，也有過不同聲音，但在目前社區暴發一觸即發、檢測資源短缺、病房病床不足的危急情況下，由內地派遣人員支持「抗疫」已成不刊之論。從內地經驗來看，全面檢測和隔離治療是遏制疫情必不可少、行之有效的兩大舉措，而這兩者實施的先決條件，就是人手充足、經驗豐富的醫護人員，也可以說是決定「抗疫」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疫情防控的關鍵在於「防」，這是內地以及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無論「防控」抑或「防治」，只有「防」得好，才能使「控」取得最好效果，為「治」爭取更多時間。香港目前已存在社區傳染，但傳播態勢不像某些西方國家呈幾何級數或連鎖反應式增長，應對這種情況，需要加強全面檢測，尤其是對於無症狀感染者的篩查。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建議，應當面向全港進行核酸檢測排查，只有早發現、早隔離，才能減少人傳染人的機會。全面檢測無疑是做到精準防控的關鍵所在，但是要對香港750萬人進行核酸檢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直以來，香港的病毒檢測範圍無法擴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手匱乏，設施不足。在疫情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本地醫務系統已經不堪重負。前線醫護人員均需持續加班工作，十分緊張和疲累，醫療中心以及公立醫院的醫護資源行將耗盡。多間醫院的ICU病房的使用量接近、甚至超過100%，伊莉莎伯醫院ICU病房一度只剩一張病床可供使用，不得不將病情穩定的病人轉往其他醫院。二是檢測的費用高昂。內地現在進行一次核酸檢驗費用低至60元人民幣，香港則要1,000多港元。在個人負擔相關費用的前提下，自願進行檢驗的港人為數甚少。內地援港「抗疫」，不僅提供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檢測人員和其他醫護，還能讓內地低價、高效的檢驗設備為港人所用，正可謂「及時雨」，更是「雪中送炭」。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人，以內地戰「疫」歷練過的精兵強將緊急馳援，協助香港解當下之圍、濟燃眉之急，對打贏疫情阻擊戰意義重大。 因應目前香港疫情形勢發展，只有堅持全面檢測、隔離治療二者雙管齊下，方能取得實際效果。中央選派人員正是基於這兩個方面需要，以期在最大程度上維護港人生命健康。在加強檢測力量方面，調配人員主要以廣東醫護為主。首支「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由廣東省衛生健康委從省內20餘家公立醫院選派約60名臨床檢驗技術人員，隊長來自廣東省衛生健康委，曾擔任廣東省支援武漢醫療隊總指揮。在強化隔離治療方面，首批援港專業人員來自湖北。國家衛生健康委組建「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由湖北省武漢市選派6名有「方艙醫院」實戰經驗的專家，包括醫院院長、護理、建築和設計專家，為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改建「方艙醫院」提供設計、運營和管理經驗的技術支持。接下來，國家衛生健康委將會根據香港抗擊疫情需要，隨時調集內地醫療資源給予更多支持。 疫情如火，照出反對派抗拒中央支援的險惡居心 今次疫情洶洶來襲，防控形勢相當嚴峻。特首林鄭月娥已於8月7日宣布，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將推出自願普及社區檢測。兩辦（港澳辦、中聯辦）表示，中央政府將繼續密切關注香港的疫情發展，與特區政府保持緊密溝通，視特區需要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協助。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次中央組建「支援隊」赴港「抗疫」，以挽救生命、遏制疫情、維護港人健康安全為目標，也已經對內地與香港醫療體制的不同以及工作中可能出現的溝通協調問題作了充分考量。援助形式以項目協助為主，充分尊重香港現行醫療制度規則，不會衝擊和影響香港醫療系統正常運作。 令人意想不到是，在香港疫情快速蔓延的非常時期，卻有極少數反對派人士乃至醫護機構在政治偏見和政治操弄企圖的驅使下，置廣大市民生命安危不顧，挖空心思拋出一些流言蜚語、奇談怪論。有人聲稱「國內醫護人員來港提供醫務緊急施援不符合香港法例和專業守則的規定」，並指「香港醫生均以英文溝通，大陸醫護說普通話及寫簡體字，一旦來港會造成混亂」；有人罔顧香港醫療體系和前線醫護人員承受的巨大壓力，表示「本港醫療資源人手充足，無需內地支援」；有人不惜造謠構陷，宣稱「內地醫療團隊會把港人基因樣本送往內地」，「內地機構的診斷中心可能播疫」。這些論調不僅充滿政治偏見、自欺欺人、荒謬至極，而且用心險惡，已經到了喪失道德良知與人性底線的地步。其實，這些論調絕非空穴來風，其背後支撐是反對派一直以來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以政治標尺衡量一切，為反對而反對，鼓吹「政治攬炒」；抓住一切機會污名化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惜代價制造社會撕裂以及政治區隔；漠視廣大市民的生命健康以及社會公益，只圖一己私利。對此，明眼人早已看透，愈來愈多的市民也能夠識破他們的政治把戲，對其行徑表示不齒與唾棄。 一直以來，祖國始終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中央堅定支持是香港戰勝各種風險挑戰的「定海神針」。面對香港新一輪新冠肺炎疫情，中央適時介入，鼎力支援香港「抗疫」，是對歷史和人民負責、對「一國兩制」負責、對750萬香港同胞生命健康負責，更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具體實踐。我們堅信，有了中央大力支持，香港「抗疫」成功指日可待。（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編輯：嚴駿來源：紫荊論壇

文/林志鵬 “香港要麼成為大灣區與外界的閃耀紐帶，要麼成為華南海岸一個微不足道的中小城市。”近日，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在《明報》和《南華早報》分別發表《是時候緊急改革了》和《New Legal Mindset》（新法律思維）二文，要言不煩，見解超卓，好比黃鐘大呂，振聾發聵，又如同海上仙方，對症發藥，可為認清形勢、廓開迷途之一助。 挾“司法話語權”以誤導市民 作為德高望重的法律界前輩和資深外籍法官，烈顯倫說：“北京並沒有偏離為香港設定的路線，‘一國兩制’政策從未改變。”一段時間以來，尤其是香港國安法出臺之後，某些別有用心之人不斷翻炒所謂“政策空間收緊論”、“兩制變一制論”，這些人尤以法律界人士居多。這不奇怪，一方面他們是專業人士，在社會上擁有較大“話語權”；而究其根本原因，則在於他們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持“黃色”立場。不少香港市民受到蠱惑和裹挾，原因在於對基本法的真正精神，以及憲法和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不夠瞭解乃至誤讀，近日關於香港有無“三權分立”的輿論交鋒，就是一個明顯例證。 中央一直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正如烈顯倫所指出的，“‘一國兩制’政策從未改變”。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基本法“是一項憲法性文件，而不是一部用於管理香港日常事務的民法典”，中央一直致力於“以高度自治的方式，使得香港及其獨特性兼容於內地的整體框架”。 反觀香港司法界，由於法官群體整體“偏黃”，在涉及“政治運動”的案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識形態左右和影響，往往表現出對違法分子的偏袒和縱容。在具體審判中，有些案件“用輕描淡寫的方式援引海外晦澀難明的規範和價值──這些價值和規範既與案件的具體問題無關，也完全不適合香港的情況”，因此“這種做法是根本錯誤的，也與普通法的宗旨相違背”；對待憲制原則上，有些法官“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賦權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立法”，難怪“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激烈批評”。試問這樣的司法機構，如何取信於中央，又如何取信於廣大香港市民？ 烈顯倫指出：“中聯辦曾發表一項聲明，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顯而易見的──中央政府對特區享有‘全面管治權’。”他又說：“大律師公會主席對此（全面管治權）提出異議。在今年4月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尋求解釋的信中，他稱之為‘新近主張的憲制立場’。‘新近主張’？難道他不接受那就是主權在1997年回歸中國時的含義嗎？”面對某些司法界人士對基本法22條的議論，他一針見血地戳穿是別有用心、故弄玄虛的伎倆。 “全面管治權”概念雖然在2014年6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首次提及，但其作為國家主權的體現和行使方式，實際上始於香港回歸之日。 中央全面管治權不容否定 中國政府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其實質就是收回治權。主權與治權不能分割，主權是治權的依據，是治權合法性的來源；治權是主權的行使方式，喪失治權，主權就成了空中樓閣。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不獨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對所有地方行政區域都擁有全面管治權。全面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就應該明白：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特區高度自治；對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這就是“一國兩制”下，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統一。 正是有鑒於此，烈顯倫尖銳指出：“香港大律師公會一再公開聲明說北京‘干預’香港事務，這其中包含了一個不言而喻的立場：‘高度自治’意味著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主權性的監督權。”由此可見，全面管治權在香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那一刻就已存在，只要高度自治而拋棄“主權性的監督權”，何其悖謬！ 烈顯倫言語犀利，救港心切，不僅為個人思想立言，更是為香港市民代言，道出了廣大港人共同心聲。三複斯言，令人感慨，啟人深思。（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編輯：潘麗麗來源：香港大公報

文/林志鵬香港是一座高度開放的國際化都市。這裏，高樓聳立、貿易繁榮，來自世界各地、操著不同語言的外籍人士隨處可見，就連一些市井商販都能以英語無障礙溝通，開放、多元、包容一直是這個城市的標籤。然而，這裏有一批人，他們的心態卻是保守而封閉的。這種封閉的心態交織形成一種自閉症文化(societal and culture aspect autism)，彷彿籠罩城市上空的霧霾，令嚮往健康的人們難以見到朗朗天日。　習慣「偏安」　試想，一個人罔顧中央政府有權為國家安全立法的通行規則，以「兩制」之名抵制「一國」捍衛國家安全。一個人不願承認香港國安法懲治極少數極端分子、保障大多數市民權利的道理，一味危言聳聽、製造事端，難道不是「封閉」嗎?一個人無視香港已回歸祖國的事實，不是以中國人的底氣昂首闊步、擁抱世界，反而畫地為牢、作繭自縛，甘為外國勢力驅使，難道不是「封閉」嗎?　這種封閉源於狹隘，而狹隘則源於「偏安」。本來，港人並非一個「偏安」的群體，「獅子山精神」曾是努力向上、奮鬥不息的代名詞。但隨著多年大氣候小環境的衍變，香港社會某些群體正漸漸淪入「偏安」之局。平心而論，「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最大特色與優勢，祖國大陸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對這一點，絕大多數港人內心深處是認同的。然而，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與經濟相互依存、密切合作相伴而行的，卻是政治、文化、價值觀念上的疏離，再加上某些人的挑撥離間，導致相當一部分港人缺乏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一個缺乏國家認同與核心價值認同的人，必然失去準確而牢固的身份認同，也就永遠搞不清楚自己是誰。這樣的人，其觀點、看法難免失於偏頗而鮮少客觀，無法走出自得其樂的「同溫層」(又稱「資訊濾泡」filter bubble)，只能在少數人營造的「亞文化」圈子裏打轉轉。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真正的開放心態也就無從談起。　以香港的傳媒為例，「港聞」(香港本地新聞)和經濟新聞向來佔據重要的位置，國際新聞和中國內地新聞往往被擠在邊角，除非出現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大事。據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回憶，他年輕時候(上世紀80年代)，國際新聞都放在報章頭版，而現在不僅被移到內頁不顯眼的地方，篇幅也不斷縮減。對此，傳媒專業人士深有同感，《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就很懷念金庸時期的《明報》，認為那才是國際視野。沒有了國際視野，也就沒有了開放的胸懷，這恰恰反映了部分港人眼界之狹促、心態之偏安，窺一斑而見全豹也。　封閉心態 教育難辭其咎　封閉心態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教育難辭其咎。香港教育的問題在於政策制定團隊缺乏具有家國情懷和歷史知識的教育者代表。港英時期，教育作為一項本土事務，其政策的頂層設計全部以英國人為主，港人只有執行的權利。回歸後，雖然所有政府資助的學校都由納稅人供養，但絕少看到教育政策在制定過程中邀請公眾參與和討論;歷次教育改革，也都照搬英美模式，並不是基於香港本土的實際調研。偶有學者發表關於教育改革的意見建議，很容易就被攻擊為「利用教育進行洗腦」「禍害學子」等，2012年的「國民教育風波」就是例子。香港教育長期依賴歐洲和美國的「文化輸出」，再加上通識教育課程的「神助攻」，利用有關媒體的發酵作用，塑造了一條囊括圖書情報、課程設計、通識輔導與補習、印刷教育與運輸的龐大產業鏈。個別人士一方面大賺其錢，一方面把持、操控香港的整個教育體系，在思想意識上進一步加劇了港人的偏執與封閉。這也是在文憑試中，出現「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種考題的深層原因。　開放的城市，封閉的心態，不是一個正常現象。當前香港面臨的困局，既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又有文化問題，同時還有心態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有待於以大格局、大智慧來化解，前提是必須破除封閉的心態。每一位港人都應當意識到，惟有擴大胸襟、張開眼目，才能真正把握未來，才能在危機中覓生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編輯：嚴駿來源：香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