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家驊在英國被刑事拘押五年的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終於與美國執法部門達成協議，「承認」干犯了間諜罪而重獲自由。大家可能記得阿桑奇透過維基解密多次揭露美國機密情報，引起國際關注美國一些違反人權公義的不法行為，因此被迫不斷以四海為家，逃避美國的拘控。2010年12月，阿桑奇向倫敦警察廳投案，他在保釋期間進入厄瓜多爾駐英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之後在大使館居住長達近七年，但最終仍逃不過英國法院受理美國移交疑犯之要求，面臨被英國引渡回美國受審的厄運。對一般人而言，這個令人慨嘆的故事只代表着得罪了美國可能會導致在世界上了無安身之所；但對關心人權和公義的律師而言，這是一宗令人感到百般無奈的反面教材。要知道移交疑犯的制度是為了打擊跨境犯罪行為，令犯了嚴重刑事罪行的人不能因為逃離犯罪現場到其他國家便可逍遙法外。這制度針對的，是嚴重犯罪者而非政治異見者。可惜美國卻不斷利用這制度，以國家安全為由追捕政治疑犯。聯合國於2014年制訂了一套移交疑犯的模範法例。法例第二條明確指出移交疑犯制度並不適用於涉嫌觸犯政治罪行的人；第三條進一步解釋所謂政治罪行是指一些危害國家政治體制或國家安全有關的罪行。刑事罪與政治罪之基本分野早已有國際共識，香港早於回歸前制訂的《逃犯條例》清楚列明條例不適用於「屬政治性質的罪行」，也不適用於「或因應其政治意見而被檢控之疑犯」。在此條例下把關的是法庭及行政長官，這雙重把關機制確保無論在司法上或行政上，疑犯也不能因應其政治背景或立場而被移交到其他司法領域受審。法律上這有相當高門檻的政治保障，突顯了2019年修例風波中所謂「送中」謊言的無稽和缺乏事實根據。無奈部分香港人，特別是一些知識水平高的香港人竟那麼的輕易受騙，更因此引起社會動亂，更令中央不得不出手，通過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維護「一國兩制」。沒錯，從阿桑奇事件，以至孟晚舟事件可見，美國一貫以來都視移交疑犯制度為一有力政治工具。當然，這不代表其他國家或地方與美國一樣漠視基本人權的保障；相反，絕大多數國家或地方均以聯合國公布有關移交疑犯之國際共識為移交疑犯制度之基本原則。從這角度看，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濫用移交疑犯制度之行為並不代表國際移交疑犯制度之正統思維。奈何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到了今天，我國雖然已與接近五十個國家，包括歐洲多國如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簽署移交疑犯條約，但英美等西方國家仍拒絕與中國建立移交疑犯安排。相對而言，香港特區現時只與十一個國家簽訂有效的移交逃犯協議；另外，有十個主要西方國家如英、美、澳等則聲稱因修例風波而「暫停」早前有效之移交協議。這是何等的無稽和具諷刺性！濫用移交疑犯制度的國家賊喊捉賊反而指控特區「可能」濫用移交疑犯而「暫停」移交疑犯安排。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移交疑犯制度下，他們的法庭可以拒絕把罪犯移交回特區，所以主動權完全在他們手上，而若特區把罪犯移回他們國家受審則完全不可能有違反人權之嫌，那他們怕什麼？說穿了，這又是政治凌駕法治之另一鐵證！  （作者係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文｜湯家驊最近，兩名英國法官辭任香港終審法院（下稱「終院」）職務，再次引發為何終院需要邀請海外法官參與審訊之爭議。世上絕少地方允許外國法官在其法院參與審訊，更莫說是最高法院。中央允許香港特區這樣做箇中是有其歷史因素。毋庸置疑，司法獨立是香港賴以成功基石之一。更有人說「一國兩制」之成功與否將取決於能否維持司法獨立。《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列明「法官應根據本人的司法才能選用，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基本法第82條、第85條分別列明「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遺憾的是，自2019年以來，英國政府不斷公開宣稱英國法官不應留任終院，為特區提供「認受性」。此言當然有違常理；特區之憲制或法制之認受性實際來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並設立法院的事實；在法制上，特區法院之認受性乃來自其公開、公平之審判與其判決之理據及其法理深度，而非一兩名法官之存在與否。英國政府的行為無疑是漠視中國對特區行使主權之事實，亦是意圖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破壞特區司法獨立之卑劣政治伎倆。但到底迫使英國法官辭任終院非常任法官是否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如果司法獨立只靠一兩名英國法官的存在，這無疑是忽視其他為數不少的外籍及本地法官的付出，亦是暗地裏指控他們缺乏專業操守，這指控理據何在？再者，我注意到辭職的兩名法官中，郝廉思（Lord Collins）強調對香港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充滿信心。那麼，迫使英國法官辭職究竟是要達到什麼目的？海外法官在終院的存在之效果，事實是觀感多於一切。即使沒有海外法官參與終院審訊，我們仍然會參考普通法判例，包括適用的英國判例，所以英國法官的法律智慧並不會就此在我們的法律體系中消失。以個別案件而言，外國法官只是五名法官中的一員，所以只有在其他法官意見分歧之極具爭議情況下，例如最近涉及同性權利的案件中，外國法官才可在判決上起關鍵作用。但社會另一看法是，正正因為議題極具爭議性，決定原則上更不應交由外國法官為香港人作出。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已27年了，我們的終院亦已堅實地矗立起來，成為一個法理顯赫、值得國際尊重的法院，所作的判決不僅受到廣泛尊重，亦經常被其他普通法地區引用。那麼，我們還需要海外法官來支撐我們的聲譽嗎？相信不少人會說不需要。我並不主張禁止外國法官參與終院審訊。這不但需要修改基本法，更可能引致英國反過來說這是所謂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問題是，每次外國法官因政治理由辭職是否值得太過重視？尤其是當整件事情只不過是一場硬將法官捲入抹黑「一國兩制」之政治把戲。或許現在該是進一步完善邀請外國法官安排的時候了，也許我們應訂下一套明確機制更謹慎地選擇我們的外國法官，如果一個國家對中國或香港特區持敵對態度，也許我們應該避免邀請他們的法官加入終院。畢竟，世界上有許多傑出的法官，我們有很多選擇。沒有英國法官，終院的聲譽不會有任何損失。至少它不會讓自己受到敵對國家的政治勒索。  （作者係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港台節目被問到收藏《蘋果日報》是否違法，他笑指“我都唔知我屋企有冇”，需視乎意圖，舉例稱如不時給予訪客閱覽便有機會違法。湯家驊又認為：“我覺得最簡單就扔咗佢，或收埋喺床下底啦，唔會瓜田李下喇。如果你話我想冒呢個險喇，咁你就要好自為之囉。”湯家驊：神職人員有責任舉報關於增設的“隱匿叛國罪”，湯家驊指屬普通法國家已實行數百年，本港亦有相關罪行，監禁上限為七年，認為以成文法列明元素有助於公眾了解罪行，亦對執法“有用”。對於立法會議員管浩鳴提及的“告解”，湯家驊指神職人員保密“告解”內容，一般而言不受法律承認，如涉嚴重犯罪行為有責任舉報，又指有案例神職人員不作舉報而被檢控，著他們額外小心。湯家驊認為判斷內容是否涉叛國僅是“普通常識”， 舉例指如有人稱正勾結美國CIA，要顛覆中國，望其派海軍陸戰隊到港，稱如認為不屬叛國“你個人就有好大問題”。對於叛國罪可判終身，湯家驊稱全世界皆然，更指如未取消死刑的國家更可判死刑，代表是“最嚴重的罪行，高過所有其他罪行，包括殺人放火、打劫、綁架”，需嚴肅處理。他指知道而不作舉報，在道德觀念及法治精神而言皆有問題。“叛亂罪”方面，湯家驊稱只屬擾亂秩序，與叛國罪“有少少分別”，後者定義相當狹窄。惟“叛亂罪”不同，屬有可能發生，形容2019年的事件便相當接近。對於何謂“煽惑公職人員離叛”？湯家驊認為同樣可以“普通常識”理解，即煽惑公職人員進行與宣誓內容相反的行為。至於“煽動意圖”罪，湯家驊指法例源自英聯邦，英國至2009年取消，原因為有其他罪行替代。他指列明的辯護理由清晰，只要依合法途經促使政府改變並不違法。湯家驊：如冒險收藏涉違法刊物“好自為之”主持問及在家中收藏《蘋果日報》是否違反“管有煽惑性質物品”？湯家驊笑稱行為本身並不犯法，需具犯罪意圖，“我都唔知我屋企有冇，我以前都有睇”，舉例指放在床下底作為紀念、去洗手間時看，並不具犯罪意圖。不過他指如不時給予到訪的人看《蘋果日報》，稱：“你睇下依家就唔係咁，果陣時講嘅嘢就係真嘅，咁你就有機會犯咗所謂煽動罪。”他認為：“咁如果你話我扔咗佢算數喇，咁呢個當然係最安全嘅方法啦。”主持問及管有過往民主派或支聯會的刊物是否同告犯法？湯家驊指同樣道理，指如家中有民主女神像留為紀念並無問題，但如拿住高呼打倒共產黨或打倒一黨專政便違法。他稱“我覺得最簡單就扔咗佢，或收埋喺床下底啦，唔會瓜田李下喇。如果你話我想冒呢個險喇，咁你就要好自為之囉。”“披露國家秘密”方面，2003年的辯護理由曾列可揭官員濫權。湯家驊稱以20年前的標準比較並不公平，認為應與其他國家比較，指英國國會曾有建議列為答辯理由，但政府拒絕，而加拿大只適用於個別官員個人犯法，並需先向有關部門舉報，在合理時間下無回應才可披露。他再次稱可以“普通常識”判斷某些資料是否屬“國家秘密”。 來源：《獨立媒體》

文｜湯家驊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最近發佈了一份由美國國務院贊助，題為“2020年以來香港自治權的削弱：對美國意義”的報告。一如所料，該報告得出的結論與近來不少西方智庫在此課題上之所謂研究如出一轍，同樣對核心問題認知不足。首先，報告將特區政府依法處理2019年黑暴和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香港特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宣稱是所謂“香港高度自治被削弱的實證”。報告明顯地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列明的高度自治定義存有嚴重誤解。在“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並不等於絕對或完全自治。高度自治不涉及國家問題，更與國家安全問題、國防或國際關係沾不上邊。報告的作者在不了解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界限時就試圖對高度自治定義，無異於在評論美國憲法時不參考其修正案一般，是指鹿為馬。世上沒有損害國安的權利如果稱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限制了港人的“權利”，那就等同意味着港人擁有損害國家安全的權利和自由，這種說法不但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違，更扭曲了基本法下高度自治的界限。沒有權利，何來剝削？事實是，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地方會給予人民損害國家安全的權利，子虛烏有的“權利”根本與高度自治拉不上關係。在基本法下，香港的高度自治乃建基於三大支柱：“港人治港”、司法獨立和在中央政府賦權下維持我們的國際地位。就“港人治港”而言，毋庸置疑，歷屆行政長官均是香港人，也是依據香港法律由選舉產生。誠然，香港還沒有普選行政長官，但在港英時期又何曾有普選“港督”？《中英聯合聲明》從來沒有提及政改，只有中央政府制定的基本法才給予香港人普選的承諾。中央政府於2014年主動提出了普選行政長官政改方案，但可惜的是最後在立法會遭到所謂的“泛民”否決了。該次不幸地是政改失敗而非香港人權利被剝削。在司法獨立上，我們從沒見到絲毫受損跡象；反之我們目睹法治不斷彰顯，繼續讓香港生機勃勃。CSIS報告硬套政客所謂的國家安全法例削弱了司法獨立論調，不過，報告並沒有舉出任何例子來支持其說法。恰恰相反，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特區制訂實施維護國安條例，均不約而同強調香港持之有效的法治精神之重要性。今天，外國法官仍繼續在香港各級法院進行審判，法院也繼續使用英文作為預設語言；所有呈堂證據也是公開的；所有判決皆是經審慎考量後公諸於眾及接受所有人監察的，可見香港司法獨立受損之說實屬無稽之談。CSIS報告沒有提及香港在中央賦權下之特殊國際地位。該報告提到本港經濟瀕倒退；然而，報告避談疫情、地緣政治衝突、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系和外國制裁中國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另外，報告只單看香港下跌的貿易數字，卻不研究香港在各種國際機構和論壇中的單獨地位，是非常膚淺的。香港作為單獨經濟體的地位不僅沒有改變，況且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和商業中心，我們將不斷前進。縱觀整份報告，其論據可說是完全與事實脫節及欠缺說服力。當中唯一比較可取的部分只有其建議美國對香港採取“策略交流”方式，以鞏固彼此官方和非官方持份者間之實際協作。然而，即便是在這建議中，報告仍以重點“懲罰措施”為“策略交流”之基礎，談不上就事實作公平合理之對等交流，藉以加強相互了解和信任，實乃此報告之最大敗筆。 （作者系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政府就基本法23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刊憲，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23條立法中有關國家秘密罪的公眾利益免責辯護，涵蓋面比加拿大的相關法例廣闊；加拿大法例下，被告須要先向政府舉報，在政府合理時間內無回應下，才可以披露秘密，但今次香港的立法並無相關的要求。 對於煽動意圖相關罪行的建議罰則，較現行《刑事罪行條例》重。湯家驊表示，《刑事罪行條例》是半個世紀前的法例，港英政府制訂時的情況與現時相比已經非常不同，尤其香港經歷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相信大家會認同須用較嚴厲的法律，“治亂世、用重典”，最重要是法庭會把關，市民毋須過慮。 草案建議警方可向法庭申請延長羈留期限多14天，湯家驊認為相關條文寫得嚴謹，需要由高級警官作出誓章下，向法庭作出申請，交由法庭判斷。他指，香港法官的公正性有目共睹，相信市民都會認同做法。 至於草案建議減省初級偵訊的程序，湯家驊不認為會影響被告的權利，又指國安案件的被告申請保釋一般都較難，減省程序可避免審訊被拖長，對被告有益。他又指，不少律師都覺得，毋須在初級偵訊給控方“彩排”機會，希望在正審時才出動“殺手鐧”。對於23條立法收緊國安囚犯提早獲釋的安排，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囚犯不得獲減刑或提早獲釋，被問到初選案的被告是否將會適用，湯家驊指，如果草案成為法例的一部分，在法例生效後被判刑的被告如果申請假釋，相關安排就會適用。今次立法亦提及賦權保安局長對潛逃人士採取的措施，包括撤銷特區護照和暫停專業資格等。被問到相關做法在海外是否普遍，湯家驊指，香港法庭較寬鬆，處理保釋問題時比較願意接受被告的謊言，海外的潛逃人士未必有香港那麼多。他又指，如果被告潛逃，相信已經不稀罕香港的東西，需時觀察措施的實際效用，但認為相關條文仍有阻嚇作用。  來源：《商業電台》

文｜湯家驊讀畢英國政府最新發佈的所謂“香港問題半年報告”（下稱“報告”），一些人或會輕易相信香港已是一個暗無天日、充滿忌諱的城市。這當然與事實相去甚遠，可惜世界上仍有人信以為真，因而駁斥報告的謬誤是應有之義。首先，英國外相卡梅倫在報告之前言肆意宣稱“香港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難以想像卡梅倫沒有看過《聯合聲明》，但令人費解的是這說法正正跟《聯合聲明》第一條有所抵觸。第一條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主權回歸當然代表國家有責任維護主權及領土完整。2019年黑暴期間，有人尋求“港獨”或恢復“殖民地”地位時，卡梅倫或英國政府有沒有發聲維護《聯合聲明》明確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事實？香港國安法能夠確保《聯合聲明》第一條的落實，他反而拐彎抹角，誣稱香港國安法剝奪港人權利，有違《聯合聲明》。這種說法很容易讓人誤以為《聯合聲明》賦予人有“反對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權利”。這不是賊喊捉賊、顛倒了《聯合聲明》的本意嗎？此外，卡梅倫還誣衊特區剛通過生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稱“國安條例”）不符合“國際標準”。如果卡梅倫有細閱立法前之諮詢文件或國安條例條文的話，他理應知道特區政府已廣泛汲取包括英國在內的多個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經驗，選擇了一種溫和而合理的方式來維護國家安全；例如國安條例採納了對非法泄露國家機密罪能以公共利益作豁免理由之建議。反觀英國卻在法律改革委員會多番敦促下，仍拒絕以公眾利益作答辯理由。此外，國安條例的豁免範圍亦比加拿大的相應答辯理由範圍廣闊得多。說國安條例“達不到”國際標準，簡直是歪曲事實之說。“報告”沒有提及在執行國家安全法中香港司法機構見稱於世之絕對獨立性：我們的審訊是公開的；呈上法庭的證據是可供大眾參閱的；所有裁決均具詳細且合理的論據支持，可公開供大眾監察的。卡梅倫肯定亦理應知道我們的終審法院有來自英國的法官參與審訊工作，並會竭力捍衛法治的。那為什麼他偏偏就此略過不談，彷彿在執法方面毫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從未發生過一宗所謂“濫用國安法針對不同意見人士”的例子。遺憾的是，“報告”反而堅持政治掛帥，罔顧事實攻擊抹黑香港國安法和國安條例。“報告”還提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新聞媒體作出自我審查，缺乏言論自由。這是相當膚淺的觀點。眾所周知，公眾對任何新法律出台持謹慎態度是很自然不過之事。這是相當普遍的。時間會證明國安法例只帶來暫時的審慎反應。事實是，只要不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特區傳媒還是一如既往不會放棄任何合理批評政府施政的機會。最後，卡梅倫指香港國安法例具域外效力的威脅，並聲稱英國政府“不會容忍任何外國勢力企圖恐嚇、騷擾或傷害在英國的每一個人”，令人不禁啼笑皆非，怎麼堂堂一名外相竟然會如此無知？世上差不多所有國家安全法，包括英國均自我聲稱具域外效力。執法者因應罪犯逃至他國而發出通緝令亦是國際慣例，根本與“恐嚇、騷擾或傷害”他人風馬牛不相及，難道他完全忘記了這些基本事實嗎？卡梅倫對中國、對香港特區的無理指控是出於無知還是失誤，可能見仁見智。也許疑點利益需歸於他。不過，若有人認為“報告”實出於刻意政治誹謗，應予以譴責亦不無道理。 （作者係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此前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內容令他感到很安心。並且，通過草案正式生效前一個月的諮詢，凝聚了理性、有建設性的意見，且大部分在條例裡得到回應；第二，一如香港國安法的條文，今次草案也都開宗明義，清楚列出國家安全的概念和處理的主要原則，這些原則除了維護國家安全外，還包括了尊重人權的條文，也清楚列明基本法裡面所保障的所有權利都得到了尊重，“這是其他的國家、地區國安法做不到的。”他續指，原則上，條例草案裡面處理的每條罪行的主要定義都相當明確清晰。另一方面，雖然有不少條文，參考外國國安法，但處理方式和他們不同，“我們的處理方法比較溫和，不像英國國安法一樣漠視基本人權”。他舉例指，有關一個受到外國勢力而破壞香港設施的罪行，和英國的破壞罪相比，清晰很多，“英國沒有講明破壞的東西是什麼、需要達到多少價值等，總之有任何破壞只要是外國干預，都可能構成犯罪，但我們寫的罪行元素清楚、確實。”湯家驊強調，草案內容體現“一國兩制”下香港行使普通法的法治特色。 來源：《香港商報》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此前於電台節目中表示，這個世界上無公眾利益是傷害國家安全的，國家安全與公眾利益不會重疊，“如果說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會產生矛盾及重疊，我覺得這個是相當自我矛盾的說法”。湯家驊指出，香港是多元社會，信息交流相當公開及暢通，所以只要不觸犯或無意圖觸犯有關國家安全的問題，所有訊息都可以自由流通，這是一種常識的問題，大家可以作出詳細討論。國家已經通過國家秘密法，沒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國家秘密，來到香港就不是秘密，或香港認為是秘密，去到內地就不是秘密，有關法律上要有一致性。他表示，同意“國家秘密”這條線要劃得很清晰。被問到假如有傳媒報道引述消息影響到樓市股市等，有關消息算不算是“國家秘密”，湯家驊形容機會相當低，指即使在內地商業訊息都不是“國家秘密”，很多時“國家秘密”是與政府政策或重要決定有關。至於“煽動意圖”等相關罪行，涵蓋包括意圖引起香港特區居民間或中國不同地區居民間的憎恨或敵意。湯家驊說，相關建議的重點是廣泛引起對政府或制度的憎恨，普通的批評未去到這個程度，批評未必會引起憎恨。23條立法新增的“境外干預”罪，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勢力干預國家或特區事務，湯家驊指“境外干預罪”並非新的法例，在外國亦有有關法例，23條立法中的相關條目與外國相比是相當溫和的。被問到如果有人將內地旅客一些行為拍照並放上社交平台，或內地旅客在網上發布香港待客之道不好的問題，會否算作引起敵意而有煽動意圖。湯家驊表示，如果誇大其詞將日常矛盾無限放大，呼籲其他人對某個群體產生憎恨，應屬法律規管，並且他強調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來源：《大公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