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帆

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這份文件不僅是黨內治理的綱領性文獻，更為香港特區的高質量現代化治理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借鑑與現實啟示。作為長期觀察香港輿論生態的評論員，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歷史脈絡與現實交匯處，讀出這份《決定》對特區治理的深層迴響。

解讀五中全會《決定》，關鍵不在於將黨內治理要求直接套用於香港，而在於理解制度建設與治理效能之間的關係。從權力運行的規範，到責任落實與監督問責，其對香港的啟示，在於把制度優勢轉化為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有自身的法律制度與社會環境，借鑑國家治理經驗，必須立足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重視依法施政、程序公正與公共利益。規律只有一條：“任何治理體系要健康運行，都離不開清晰的責任邊界、嚴格的規則意識與有效的監督閉環。”

由此可見，香港過去出現的問題，根源恰恰在於“責任懸空、規則模糊、監督缺位”。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假新聞、煽動性言論泛濫，社交媒體成為分裂勢力的溫床，正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治理約束。如今，“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地，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相繼實施，特區管治正在將“權責清晰、依規運行”寫入日常治理。宏福苑火災後，李家超行政長官明確“一查到底、追責到底”，特區政府推出打擊圍標、成立樓宇維修支援及服務局等系統性改革，乃“有錯必糾、失職必問、改革破局”治理閉環的生動體現。筆者認為，從嚴治黨的邏輯，與香港由治及興的邏輯，可謂同一套語法。

從五中全會《決定》的治理視角出發，香港傳媒界更應思考公共溝通的責任。香港是中西交匯的前沿，也是國際社會觀察國家發展的重要窗口。面對不同制度與價值觀的碰撞，輿論工作不能止於立場表態，更須重視事實核查、政策解讀與民意溝通，以具體可信且深入的報道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

過去，部分媒體淪為外部勢力的傳聲筒，散播虛假信息、煽動對立情緒。如今，隨著國安法實施和媒體生態重整，香港輿論環境已基本淨化。但仍有少數“反中亂港”的聲音暗流湧動，我們應構建一套“主動敘事”模型。一手用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闡釋“一國兩制”下，香港秩序回歸、經濟回暖的實況，以數據和案例駁斥“自治受損”的謬論；一手敢於揭露雙重標準、主動設置議題，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從被動的“緩衝帶”變成主動的“發聲臺”，打破信息壁壘。

五中全會還強調“壓實責任、提質增效”。香港在金融、創科、航運、北部都會區等領域的布局，都需要以同樣的標準推進。作為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元年，香港亦制定回歸以來首份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提出“結果為導向”的施政理念，亦正是對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例如，在創科領域，香港擁有基礎科研優勢，但成果轉化率偏低；在金融領域，香港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但服務國家戰略的深度仍待拓展。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特區政府以“釘釘子精神”逐項突破，而非停留在口號層面。

綜上，香港的由治及興，需在“一國”下守規矩、在“兩制”中創增量。“十五五”開局之年已行至下半程，來年（2027年下半年）我們將迎來黨的二十一大。站在這個節點深學五中全會精神，啟示至為樸素，治理從嚴從來不是發展的對立面，而是行穩致遠的地基。國家層面以從嚴治黨固本，香港層面以國安法、愛國者治港與首份五年規劃立規，二者同頻，方能有“市場活、政府強、發展穩”的良性循環。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