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端洪《荀子·天論》曰：“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關於“由治及興”，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緒上，更不能作有口無心之念頌。在政治層面，要看到行動；在學術層面，要講出有邏輯的和有意義的話。四、亂的動能、治的動能、興的動能之間的不同推動社會不斷變化的動力，都源於人永不停歇的能量。尋找動能，最終都要回到人身上。在社會過程中，人的能量被融匯、疏導，創造秩序和平衡，或者被導入抗爭和衝突，打破現有秩序，尋找新的秩序形式。在政治過程中，群體的合作與衝突中，人的能量最為強大，能量的表達或應用最充分。要區分亂的動能、治的動能和興的動能。亂，也是社會能量的一種表達形式。這種動能衝擊現有的結構和系統，破壞既有秩序，企圖達成新的共識和決斷。由亂到治，就是要用建設性的能量去對抗和壓制破壞性的能量。2019年暴亂，能量的源流何在？外部敵對勢力是一個方面；反對派是由來已久的對抗力量；作為運動主角的那些青少年臨時匯聚起巨大的力量。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零星的無組織形態的能量匯入，參與、配合、支持了運動。由亂到治，最重要的動能來自中央。由治及興，國家支持固然重要，但必須以自力更生為主。國安法和新的選舉法把外部敵對勢力排擠出去了，遏制了反對派。但外部敵對勢力，不會消解，反而會增強，只是行為方式發生了改變，這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阻力。一部分反對力量轉移到了國外，也繼續阻礙香港由治及興。行為構成犯罪的青少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對社會能量是一種減損。經過一輪治亂，一些人和資本會外流，一部分社會能量會流失。由此可見，由治及興，需要調用的能量，相比暴亂之前，在總量上會大大增加；換言之，管治成本必然增加。另一方面，原有社會能量會流失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穩定人心是第一要務，尋找新的動能尤為重要。五、去哪裡尋找新的動能？政治和法律秩序是興的必要條件，但不是興的充分條件。其他方面，比如經濟、社會團結、市民信心、國際信譽等等都可能因亂而受損，故而也都可能需要恢復到原有的水準。如果原有水準本來就很高，那麼復蘇也就是興。但是，復蘇往往不是簡單的恢復原狀，不是一仍照舊就可以達到的，需要發掘新的動能。去哪裡尋找新的動能？邏輯上不外乎向內和向外。向內，無非民間和政權當局。對民間，要給企業家信心，給專業界安全感，給普羅大眾公平感和獲得感。對政權當局，要給司法以穩定和信任，給立法會換血，給政府增加賦權，增加責任。向外，一是融入國家發展，尋找共同利益；二是參與“一帶一路”，開發新市場；三是引進人才和資金；四是與英美修和，重振國際聲譽。歸納起來，共十條：第一，用新人；第二，引進人才和資金；第三，融入國家發展，特別是融入大灣區發展；第四，內部開發新的區域和新項目；第五，參與“一帶一路”，開闢新市場；第六，發展高科技，進行經濟轉型；第七，改革政府，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第八，對政府增加賦權，推行有為政府；第九，開展社會改革，促進社會公平；第十，與英美修和，重振國際聲譽。上述十個方面，存在幾個難題。一是地緣政治新格局，二是固化的階層利益格局，三是新一波技術革命下的產業布局，四是經濟與政治的矛盾。 （作者係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香港01

文｜陳端洪《荀子·天論》曰：“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關於“由治及興”，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緒上，更不能作有口無心之念頌。在政治層面，要看到行動；在學術層面，要講出有邏輯的和有意義的話。一、亂、治、興釋義由亂到治，翻譯成英文是“from chaos to order”。“亂”和“治”是反義詞，“亂”是失序，“治”指的是秩序。這個成語是中國古代關於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終結的一種描述。直接針對緊急狀態的格言是“治亂世用重典”，這道出了緊急措施的嚴酷性。現代的緊急狀態法律制度有兩個基本的制度，一是決定和宣布緊急狀態的程式制度，二是時間限制。由亂到治，包括兩個時間段，一個是制亂，即緊急狀態；一個是恢復期。緊急狀態一般不超過半年，這是一種規範，不是描述。類比經濟的蕭條——復蘇，由亂到治，是秩序的恢復（recovery）。恢復秩序，不是簡單的回到從前，一定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和法律秩序形式。香港由亂到治的過程涉及到強力的使用，也涉及立法，涉及到香港特區政府，也涉及到中央，最終形成一種新的道德共識和政治共識，並以立法形式——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予以理性化、制度化。“興”作為動詞，可以翻譯為“rise”“raise”，最基本的意思是由下往上；用於描述社會，西方人更喜歡講進步（progress），而進步的字面意思是由後往前。由治及興，即由秩序到進步。“興”字在中文裏給人一種空間感，進步則蘊含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兩種文化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興”字作為名詞，英語一般意譯為“prosperity”, 翻譯回中文，是“繁榮”的意思。由治到興，即由秩序到繁榮。人們普遍認為繁榮與經濟增長相關，而繁榮在外延上不限於經濟方面，且沒有經濟增長的繁榮也絕非不可想像。綜合起來，在社會科學上，我選擇從（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社會）繁榮三個方面來理解“興”字。二、由亂到治的法律邏輯≠由治及興的法律邏輯香港由亂到治，沒有走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的程序，中央主導立法在法理上名正言順，但也未循常規套路。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首次提出，“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揭示了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應有之義。這對當時已經出現的只知有基本法、不知有憲法，只講自治、不講一國的錯誤傾向，是一記警鐘，也為2019年之後中央出手制亂提供了理論依據。全面管治權，官方翻譯為“overall（comprehensive）jurisdiction”。“jurisdiction”一般指的是管轄權，相對於其他主體而言。其實在公法上有一個對應的概念，拉丁文叫“plena potestas”，英文翻譯是“plenary power”，也有人譯成“full power”，中文字面意思是“全面的權力”（全權）。什麼時候用這個概念？在單一制國家，中央對全國各行政區域擁有全權，和地方自治權的非主權性、非固有性、有限性、法定性、次級性、從屬性相對。一般來說，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講法治足矣。只有在地方自治出現問題的時候，才會從源頭上重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講中央全面管治權實質上是講國家理性。在聯邦制國家，一個地區擬加入一個聯邦國家，在憲法上的地位未確定時，可以說聯邦對該地區具有全面權力；在一國領土之內的外國人，不具有公民地位，不享有公民權利，該國對此等外國人行使全權。美國最初對印第安人也用過這個理論。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下，公民權利受限制，政治哲學上可以講全權。常態下，講權力就是講（憲定）憲法權力、法定權力。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應該區分統治（rule）和治理（governance）。在“一國兩制”之下，統治權主要歸於中央，日常治理以特區自治為主。統治服從國家理性，治理則講究治理理性。做了這麼多闡釋，意圖是想告訴大家，中央直接訴諸全面管治權理論來處理香港問題，不是常規手段，由亂到治可以動用，但由治及興則需要依靠另外一套邏輯，那就是法定權的邏輯，重點在特區自治。統治問題，主要責任在中央；日常治理，主要責任在特區。換言之，由亂到治如果解決不了，那是中央的責任，由治及興能不能實現，主要責任歸於特區。因此，當我們把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兩個成語連在一起講的時候，背後其實有分工的。鑒此，要注意：一是常態下不要把全面管治權當作口頭禪，要講憲制法治，尊重特區依法自治；二不要用國家理性打壓和替代治理理性，更不能用表面化獻忠誠來貶低和替換治理能力。三、由亂到治的治理邏輯≠由治及興的治理邏輯由亂到治和由治及興是兩種治理模式，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同。第一種模式針對的是具體個人和組織的違法犯罪行為，是人的惡的方面。為了制止破壞行為，恢復秩序，政府站在道德高地，制定法律、發布命令、採取強制措施、實施懲罰。第二種模式針對整個社會，政府作為社會的代理人需要分析社會各階層的訴求，觀察他們的行為模式，發現他們行為模式的規律。同時，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大都市，香港的治理需要根據區域的、國家的以及國際的政治經濟形勢，重新規劃，以便及時改善條件，吸引人才和資金。由第一種治理術到第二種治理術的轉變，是一種知識模式的改變，也是一種思維的革新。不可否認，規訓的任務並未終結，因此，香港治理很長時間內兩種邏輯將並存。因此，需要明確兩點：第一，要因時制宜，抓住主要矛盾；第二，要防止兩種邏輯打架，把一種治理術濫用於另一種治理任務。 （作者係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香港01

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香港國安法已順利實施一周年，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效，接下來香港即將依據新的選舉法例依次進行三場選舉，“一國兩制”進入新時代。著眼香港未來發展，落實“愛國者治港”，是未來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文｜北京     陳端洪 著眼香港未來發展，落實“愛國者治港”，是未來香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圖為香港市民慶祝香港回歸和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 發展是打開港人心門的密鑰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之一。在現代世界，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地區，要保持繁榮穩定，就不能停滯不前，而必須發展，不斷進步。發展的完成時是相對的，發展的進行時才具有絕對的意義。 香港社會長期積累了許多深層次矛盾，經歷2014年非法“佔中”之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裂痕。2019年“修例風波”將香港社會進一步撕裂。香港國安法和新的選舉制度出台，為清理“反中亂港分子”、重新整合香港社會，確立了政治準則和法律機制。然而，健全的政治準則如果不能給大多數人帶來現實的利益，終歸是難以落實的。正如盧梭所言，“每一個個人所喜歡的政府計劃，不外是與他自己的個別利益有關的計劃，他們很難認識到自己可以從良好的法律要求他們所做的不斷犧牲之中得到怎樣的好處”。 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商業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是功利原則。在新的時代，只有通過經濟社會發展才能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才能打開港人心門，重新樹立他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建立社會團結；只有依靠發展，才能在國際上重新樹立“一國兩制”的信譽。 落實“愛國者治港” 是香港發展的政治前提 香港要發展，就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若繼續被反對派的魔笛吹奏出來的迷魂曲所迷惑，任由“反中亂港分子”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群魔亂舞，港人必受其殃。 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才能有效制止“港獨”勢力，維護國家統一。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才能防止外國敵對勢力的破壞和滲透。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才能遏制本土極端分子與外國和境外勢力相勾結，出賣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社會才能風清氣正，正道暢行。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才能使香港得到中央信任、國人信任，才能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只有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才能培養出愛國愛港的下一代，“一國兩制”才能可持續發展。為子孫計，當計長遠。為子孫計，當計正道。 香港同胞的國家認同 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社會心理基礎 為確保“愛國者治港”，香港新的選舉法例從制度和機制兩個層面進行了系統的改革。通過設立資格審查機制、嚴控提名程序、減少直選議席、剝離區議會、增設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賦權選舉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參選人並選舉較大比例立法會議員等方式，新選舉制度將有效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管治隊伍。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新的選舉制度能否取得預期效果，一方面取決於相關的提名機制、資格審查機制能否有效運作，另一方面取決於有投票權的香港選民對新的遊戲規則的認同，說到底，取決於香港同胞對國家的認同。民主者也，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落實“愛國者治港”，需要訴諸全港選民的理性。愛國作為公民的一種道德義務，可以進行理性論證。將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聯繫起來，將香港利益與國家利益聯繫起來，將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聯繫起來，香港選民就會做出理性的選擇。 落實“愛國者治港”，更要訴諸香港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良知。愛國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感，無需精緻計算，不可以作為資本拿來討價還價。 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清除港英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民族自卑的心理污垢，樹立當家做主的精神，堅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必須丟掉“世界公民”的幻想，確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認清當前國際鬥爭的本質；必須刮除“本土主義”和“港獨”思潮的餘毒，領悟“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捍衛國家主權；必須打碎“攬炒派”利用選舉制度進行港版“顏色革命”的圖謀，承認和尊重國家的制度選擇，循序漸進地發展香港民主；必須認清“違法達義”的無政府主義本質，將自由與服從有機結合，維護“一國兩制”下的良法善治。 筆者衷心希望香港同胞在經歷了“修例風波”和美國單方面挑起對華“制裁”導致的“破壞性變化”之後，加快政治成熟，深刻領悟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一片苦心，在接下來的三場選舉中做出明智的選擇，用選票維護“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用選票建構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8月號 編輯：李博揚 監製：張晶晶

關於“由治及興”，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緒上，更不能作有口無心之念頌。在政治層面，要看到行動；在學術層面，要講出有邏輯的和有意義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