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晶榕博士（創知中學校長、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七日，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正式公布《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為全港中小學的數字化轉型定下清晰路向。這份藍圖涵蓋“四大重點·十大策略”，從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教師專業培訓、智慧校園建設到跨界別協作，視野宏闊，部署周詳。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指出，此舉正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及“人工智能+教育”的發展大勢相呼應，意義深遠。

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我們既感鼓舞，亦須保持一份清醒。藍圖固然提供了政策框架與資源支援——包括向每所公帑資助學校發放一筆過五十萬元撥款、要求教師每三年完成不少於三十小時的數字教育培訓——但成敗的關鍵，終究落在每一位教師的課堂實踐與專業判斷之上。

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值得我們反覆思量：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才不至於讓學生愈學愈蠢？

危險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使用的習慣。蔡若蓮局長近日清楚指出：“學生若年紀太小便以人工智能取代自身學習，將不利認知發展；教師用人工智能工具協助學習時，須考慮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和任教學科。”此言切中要害。人工智能的風險，不在於它會“取代人類”，而在於它會蠶食學生的思考過程。認知科學早已揭示，大腦遵循“用進廢退”的法則——若學生習慣直接向人工智能索取答案，抄寫生成內容，其解難能力、明辨性思維與創造力必然逐步萎縮。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堅實科學根據的警示。

所幸，藍圖已為我們點明了方向，其中一個核心原則可謂一字千鈞：“人腦為主，電腦為輔”。這六個字，應當成為我們設計所有人工智能教學活動的根本方針。如何將此原則落到實處？以下嘗試以不同學科為例，具體闡釋。

中文科的實踐：從被動接收走向主動批判

錯誤的做法，是讓人工智能生成作文範例，然後要求學生背誦模仿。這只會把學生變成鸚鵡。較理想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教師可以要求人工智能生成一篇“刻意平庸”的文章——結構鬆散、用詞重複、論點片面俱屬常見毛病。學生的任務，則是仔細找出這篇文章的三大弱點，然後重寫一個更紮實的版本，並向同學解釋“為甚麼我的版本更好”。這個過程，迫使學生動用他所學的修辭知識、篇章結構意識和審美判斷，人工智能反而成了激發明辨性思考的“靶子”。進階一點，可以讓人工智能扮演“反方辯友”，與學生就某個文學觀點進行辯論，學生必須引經據典去說服對方，這正是最扎實的思維訓練。

英文科的實踐：在比較中深化語感

錯誤的做法，是任由學生把文章丟進人工智能，問一句“哪裏有文法錯誤”，然後照單全收。較理想的做法，是規定學生在使用人工智能修改作文之前，必須先用紅筆標出自己認為有問題的句子，並寫下修改理由。然後才讓人工智能提供建議。最後一步最為關鍵：學生需要比對自己的判斷與人工智能的建議有何差異，並判斷誰的版本更好。在閱讀課上，教師亦可以讓人工智能生成一篇仿寫文本，要求學生對比原著與仿寫，分析人工智能在情感刻畫和意境營造上的不足——這種比較，往往能讓學生更深刻地體會，人的文學感受力與機器的語言組合之間，存在何等本質的差異。

數學科的實踐：讓人工智能做教練，不做答題機

錯誤的做法，是學生拍照上傳題目，人工智能隨即吐出完整的解題步驟，學生抄完了事。較理想的做法，是在提問時明確要求人工智能：“請不要直接告訴我答案，請用提問的方式，一步一步引導我思考。每當我答對一個步驟，才給我下一個提示。”這樣，人工智能便從“答案提供者”轉變為“思維教練”。與此同時，學生必須養成一個習慣——先在手邊寫下自己的初步思路，例如“我認為這題要用畢氏定理，因為……”，然後才向人工智能提問。教師甚至可以要求人工智能生成一道“有陷阱”的題目，讓學生找出題中的模糊表述或隱藏條件，這訓練的正是審題的嚴謹和後設認知的能力。

公民科的實踐：驗證、質疑、判斷

錯誤的做法，是讓學生用人工智能搜集資料，直接剪貼抄錄。較理想的做法，反而是善用人工智能一個廣為人知的弱點——它擅長生成看似合理但實則有誤的內容，學術界稱之為“幻覺”。教師可以刻意要求學生找出人工智能回答中的三個漏洞或偏頗之處；也可以要求學生追查人工智能引用的數據或文獻是否真實存在——人工智能偽造來源是常有之事，而這個追查的過程，本身就是極佳的學術誠信與資料甄別訓練。就一個社會議題，教師可以讓人工智能分別生成“支持”與“反對”兩方的論點，然後要求學生綜合兩邊觀點，提出自己的立場並給出理據，而不是簡單地接受人工智能的任何一方說法。

綜合以上各科經驗，筆者為前線同工歸納出四項具體建議：

第一，建立“人腦先行”的課堂規矩。必須在課堂上明確規定：未經思考，不得提問。學生在使用人工智能之前，必須先提交一份“思考草稿”，寫下自己已知甚麼、卡在哪裏、初步想法為何。這道手續看似繁瑣，卻是保護思考能力的最後防線。

第二，把人工智能定位為“可質疑的助理”。培養明辨性思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鼓勵學生質疑人工智能的答案。讓學生習慣對人工智能說：“你這個觀點有偏頗”、“你引用的數據過時了”、“你的邏輯有漏洞”。這不是不尊重科技，而是善用科技。

第三，按學生的成長階段區分應用深度。初小學生的認知能力尚在發展之中，不宜過早依賴人工智能工具，以免影響基本功的建立。初中階段可以逐步引入引導式互動，高中階段則可以進行更複雜的批判性分析與項目式學習。教師必須因材施教，作出專業的判斷。

第四，有標準答案的評核方式應同步變革。當學生習慣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作業，傳統的標準答案式評核便會完全失效。我們必須增加課堂口頭匯報、手寫限時寫作、小組辯論、項目實作等多元評核方式，真正評估學生的思維過程，而不僅僅是審視最終的產出。

藍圖為我們提供了方向與資源，但真正的變革，始終發生在每一間教室、每一節課堂之中。蔡若蓮局長說得對，推動人工智能教育的關鍵在於教師。我們既是人工智能的使用者，也是學生與人工智能之間的“把關人”和“示範者”。要讓學生不因人工智能而變蠢，我們自己首先要成為一個思考型的用家。每當我們設計融入人工智能的教學活動時，都應當捫心自問：“這個活動，是讓學生的大腦更活躍，還是更懶惰？”

只要我們牢牢守住“人腦為主，電腦為輔”的原則，讓人工智能服務於思考，而非取代思考，我們的學生不僅不會變蠢，反而會在這個人工智能時代，鍛煉出更敏銳的明辨性思維、更扎實的解難能力和更深厚的創造力。這，正是未來社會最渴求的人才素質。

（作者係創知中學校長、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