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隨着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户、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正籌建，以及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即將設立，香港的國際化法律優勢突顯。筆者就本星期有關議員議案提出的修正案補充了新興領域的立法，並強調法治賦能營商。

推動數據治理和國際貿易智能化立法

筆者認同任何改革，法律先行。數字辦於2024年底發布屬指導性的《數據治理原則》，當中提到「讓數據資源發揮最大的效能」。高效能治理確實要以數據為本。
政府應盡快就數據治理（包括數據安全）立法。用例方面，「智方便」這個政府數字基建必須要用好。政府AI效能提升組的成立應有助拓展「智方便」的應用場景（如現時可經其註冊「積金易」和銀行開戶）。要進一步利民便商，關鍵是打通跨部門，以及部門與機構及個人之間的數據壁壘。律政司的「檢視支持更廣泛應用AI所需的法律配套」跨部門工作小組須加快檢視相關法律。

國際貿易方面，要進一步發揮香港「引進來、走出去」的貿易平台優勢，關鍵是持續優化國際貿易流程的相關法律。既然商經局已於3月完成就企業對企業（B2B）的貿易文件電子化的業界諮詢，就應馬上推進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的立法建議。

香港國際商事法庭設立

司法機構上個月底公布，在一年內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消息令人鼓舞。筆者建議政府推動香港國際訴訟、仲裁與調解的三大解決爭議途徑發揮各自優勢，讓現有解決爭議架構更完善，解決爭議方案更多元，為當事人提供更多選擇，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全球法律及商業社群中的地位。

或有好奇：這三大途徑有何異同之處？仲裁的優勢是「一裁終局」與保密性，以及在《紐約公約》下的執行力，但無法形成日後可供國際引用的案例。調解則由調解員促成雙方自願達成和解，過程靈活，但又不產生裁決。訴訟屬司法程序，司法裁定具透明度，並設有上訴機制，以及具判決執行力，包括在香港與內地的相互安排下，民商事案件的判決可相互執行，這是要多宣傳的香港獨特優勢。

香港國際商事法庭的設立，必定有助判決更貼近國際商業社會，對商事爭議解決的實際需求與合理期待，從而提升判例的質素與影響力。期望政府向司法機構調撥足夠資源，發展好香港國際商事的爭議解決。

加強大灣區立法及司法協作

習主席在2023年赴廣東考察時，賦予大灣區「一點兩地」的定位。筆者認為加強大灣區立法及司法協作是錨定此定位，將「制度之異」轉化為「制度之利」的抓手。這要顧及3個原則。第一，立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制度特色；第二，在行政主導下「因時與因地制宜」；第三，從試點範圍開始。事實上，皇崗口岸「一地兩檢」正是一個生動例子，兩地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動必定能促進「一點兩地」的實踐。

深化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筆者持續的倡議。不得不提，在國家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港資港仲裁」和「港資港法」適用範圍已分別擴展至大灣區九市，以及深圳和珠海，接下來需要政府及業界向中外資和內地機構多加解說。

律政司2024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行動綱領》著力促進「三連、兩通、一灣區」。樂見當局表示會加強推廣大灣區法治建設相關灣區標準，以及盡快完成落實民商事司法文書新送達安排的立法工作。

期待政府以香港國際化的法律優勢進一步為大灣區招商引資引才。

轉載自：明報經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