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年迎來回歸24周年，明年便是香港基本法正式實施的第25個年頭，鄧小平先生所說的“五十年不變”即將過半，香港社會有些人開始擔心2047年後香港是否還會繼續實行“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作為一條全國性法律，本身並沒有一個2047年的時效問題，我相信，只要我們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2047年後“一國兩制”仍將繼續守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與其杞人憂天，我們不如關心如何完善當下“一國兩制”的實踐，充分發揮這個制度的優勢，促進香港的各方面發展。文｜香港      譚耀宗明年便是香港基本法正式實施的第25個年頭。基本法第五條明確指出，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近期我不時聽到有些聲音指：“基本法已經過了一半的時間”“香港臨近2047年大限”“特區政府應該儘早向中央爭取‘一國兩制’延續”等等。有人認為香港2047年後的憲制問題越早明確越好，有人擔心土地契約的續期問題，有人則擔心不確定性會引起不安，影響社會和經濟運作等。我認為，香港社會無需擔心“2047”的問題。基本法作為一條全國性法律，本身並沒有一個2047年的時效問題，至於“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如果我們現在落實得好，能夠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就沒有理由不在2047年後繼續。因此，與其杞人憂天，我們不如關心如何完善當下“一國兩制”的實踐，充分發揮這個制度的優勢，促進香港的各方面發展。 完善“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和機制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7年即香港回歸20周年時就指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香港回歸以來的確經歷了不少政治風波：2014年的非法“佔中”事件，2016年的“旺角暴動”和2018年的“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使得 “港獨”勢力抬頭，一些激進的立法會議員出現“泛政治化”“為反而反”傾向，不僅令香港錯失了民主發展的重要契機，而且企圖挑戰“一國兩制”底線；2019年起持續了超過一年的“修例風波”，更是直接將矛頭指向中央和“一國兩制”，意圖將香港分離出去，成為外國勢力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這些風波其實都說明，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超越2047年，我們必須積極完善“一國兩制”下的制度配套，確保“一國兩制”的初衷得以貫徹，消除各種干擾“一國兩制”平穩運行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首先應該履行自己本身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區的政治和社會運作必須契合於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憲制秩序，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權，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特區政府還需要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履行就國家安全自行立法的義務，做好青少年的愛國愛港教育。只要我們做好這些工作，就能夠為“一國兩制”的長期發展打好基礎。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另外，我們還應該認識到，香港社會一直以來似乎只是片面地強調“五十年不變”，但是這其中指的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制度不變，但是當資本主義制度中出現了和香港實際發展不符的情況時，就應該進行調整，若任由其發展，則會加深社會矛盾，勢必對“一國兩制”的發展帶來衝擊。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6月12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香港與憲制秩序相關的制度機制，有效的要堅持，缺失的要修補，跑偏的要糾正，過時的要更新”。因此，我們不要籠統地說“怕變”，變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如果是變得更好、變得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市民大眾歡迎的。香港現時的資本主義制度明顯已經出現了較多的問題，樓價水平高居不下，產業活力不足，社會上流動力不足，貧富之間差距較大，社會矛盾日增。經濟、民生、教育、社會保障、司法制度、公務員制度、選舉制度等等也有很多缺點和急需改善的地方。而這些都是由香港的市場體量以及歷史遺留問題決定的，國家始終是香港發展的最大依靠，香港未來應該更積極利用國家發展的機遇，內地有著更大的市場和機會，完全可以幫助香港解決自身的深層次矛盾問題。正如駱惠寧主任進一步提到的：“只要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定位、扮演更積極角色，香港定能培育新優勢、發揮新作用、實現新發展，不斷解決經濟民生領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讓發展成果真正惠及廣大市民。”5月27日香港特區立法會以40 票贊成、2 票反對，三讀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圖：新華社） 隨著香港國安法於去年7月1日起實施、《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最近在特區立法會獲得大比數通過，香港社會的政治環境也慢慢恢復穩定，香港也開啟了由亂及治的時代。我們未來的工作，就是要抓住治理的核心問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得到進一步彰顯、愛國者治港的初心得到進一步落實。同時，特區政府應該加大力度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打破政策思維桎梏，全心全意為香港市民服務。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非常有信心“一國兩制”會更加成功，並在實施五十年後繼續守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作者係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邸倩監製：連振海

何百里是“嶺南畫派”第四代傳人，著名香港國畫家，其作品在國際市場早已享負盛名。習畫三載，弱冠之時，他以香港新界風光寫生為主題舉辦首次個展。趙少昂先生為其題額，張大千先生為其畫冊封面作品題字，成為藝壇的一段佳話。何百里的藝術歷程長逾半世紀，何氏畫風及題材從自然中獲得靈感，為嶺南畫派開出另一新境界。文｜本刊記者      高峰   邸倩1982年，何百里與趙少昂老師合影結緣國畫 師承自然何百里，1945年出生於廣州，自幼接受西式文化教育，但因受父親傳統家庭教育影響，他十分熱愛國粹，特別是書畫藝術。在他14歲時，喜愛藝術亦精研書法的父親，安排他拜師嶺南畫派畫家胡宇基，學習中國花鳥畫，隨後轉攻山水畫。何百里非常重視寫生，他認為，只有真正地身臨其境，感受景色的變化，才能用心去作畫。何百里調侃道，他的父親何啓源是他寫生的“伴侶”，何百里喜愛遊山玩水，觀察田園風光，他的父親就陪著他一起寫生。三年多的寫生成就了何百里的首屆個展，21歲的他在香港大會堂舉辦了以香港新界風光寫生為主題的畫展，在香港藝壇引起極大反響。1965年，何百里（左二）以香港青年畫家代表之身份拜見訪港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右三）何百里在創作與傳承中最看重“師承自然”，在他看來，真正有內涵的作品是人與自然的對話，這樣才能畫出生動形象的作品。在何百里的眾多題材中，無不凸顯自然寫實的生活感。何百里愛花、栽花、畫花，他筆下的花果具有鮮明的視覺效果，被賦予清麗靈秀的美感，寄托了畫家熱愛自然和生活的感情。何百里與山水結緣，祖國的大好河山自然不能錯過。古稀之年的何百里來到太行山寫生，他不僅領略到了氣勢磅礴、震撼心靈的美景，還親身感悟到了“愚公移山”的精神。他說，現實中太行山無法移走，然而蜿蜒曲折的山路卻是由前人一代接一代開鑿出來，傳承了愚公“不畏艱難、堅持不懈”的精神。何百里畫中的太行山，有高山流水的浩瀚景色，亦有雄渾壯闊的日出之美。2015年，香港佳士得拍賣行為何百里策劃大型個展，展出全新山水系列《曦望》。於他而言，曦望，既代表日出晨曦之景，也有希望之意，意境深遠。繼承傳統 突破創新幾十年來，何百里的繪畫風格及題材不斷隨生活環境變化，從早期描繪香江漁舟、田園，旅居加拿大後，創作“加國楓釆”系列，到2006年回歸後，遊歷大江南北，譜寫祖國河山“靈山秀水”系列，成就了“何家山水”的新境界。何百里說，畫畫不能只有一種方法，突破自己是最高的享受。由初習嶺南派技法至鑽研古法筆墨的過程中，他發現歷來畫家都能融匯發展出自家獨特的筆法，表達生動的意境，因此他在那時就下定決心要創作出帶有自己風格的作品。書法中的中鋒、偏鋒和逆鋒等用筆，都啟發了他的水墨繪畫的筆觸。《八仙雨意》1980 年 124 x 30 cm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隨著新水墨運動的浪潮，追求藝術的創新發展。意境豐富和感情真摯的《百里輕舟》系列便是他當時創新之作。何百里強調用筆，氣由筆生，無論潑墨淋漓的開景以至點點漁舟，均以書法入畫，氣韻生動，水墨韻味盎然，他認為這是善用中國傳統技法的成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何百里藝術歷程的重要變“法”時期，他走出嶺南畫派的技法，進入古今中外藝術的廣闊世界，再探索中國畫水墨寫意的奧妙。何百里潛心研究宋元時期的繪畫風格特質，到訪西方各大美術館、博物館研究西洋藝術，參考西方風景繪畫的形態和結構。何百里說，西洋畫講究邏輯和比例，但欠東方水墨耐人尋味的氣韻，而代表東方藝術的中國水墨畫，則以氣韻和內涵為主，適可地融合西方藝術對水墨畫發展大有幫助。《黃葉丹楓鬥秋色》2007年  92.5 x 92.5 cm何百里以國畫傳統為本，吸收古今中外藝術特色，謀求藝術創新突破。何百里認為，創新突破要先明白物理循環，變化有道，便能有無限的創思。中外事物皆可描繪，只要裝備好自己，以中為本，運用各家所長，隨機發揮，移形入意，復出於意外，自然別有韻味。以文化精神凝聚人心，發揚嶺南文化的創新品格。何百里時常說，傳承中華文化，對傳統嶺南文化進行創新性發展，有助於在文化交融中進一步提升影響力。 《黃山晨霧》2015年 72 x 72 cm弘揚國粹 赤子情懷1984年，何百里舉家遷居多倫多，闢室“自在軒”潛心創作，藝術創作更上層樓。另一方面，他又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藝術傳播，搭建中西方藝術交流的橋樑，增進相互理解。1997年，他倡議並成功舉辦了“中國二十世紀名家國畫展”，在加拿大三大美術博物館巡迴展出。何百里至感安慰，說：中國藝術必須走出國門、面向世界。又打趣說，不論是出席展覽，還是跟前加拿大總理會面，他都一定穿中式服裝出席，要有文化自信才會受人尊重。旅加期間，他擔任了加拿大保護中國文物基金會創會顧問、北美加拿大區水墨畫會永久顧問並於紐約大都會美術博物館作學術講座。《我愛璀燦香江》2015年  90 x 90 cm2006年，旅居加拿大廿餘載的何百里回到了香港。彼時，他已是享譽海內外的書畫大家。何百里說，離開香港二十多年，回來後他感慨香港更加繁華了。何百里目睹國慶煙花匯感覺喜悅，覺得香港如此璀璨美好。他認為這種情感可以賦予香港人以正能量，藝術家也要盡一些社會責任，透過創作，用美的觀感讓人珍惜美好的生活。2018年，為紀念港珠澳大橋竣工通車，何百里特別創作了名為《凝聚》的作品。畫面中的港珠澳大橋佇立在晨曦中，氣勢恢宏。何百里說，構圖凸顯大橋伸向遠方迎接光芒，代表了一種希望。“如此宏偉的建設，我們作為藝術家，是有責任記錄下來的。”《凝聚》2018年  95 x 95 cm今天，中國書畫受到國際的青睞和認可，進入了廣闊的世界市場，令人為之鼓舞。這其中，包括何百里在內的海外中國畫家展示了祖國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哪怕是身在萬里之遙，仍懷有一顆弘揚國畫精神、熱愛祖國山川的赤子之心。何百里寄望新一代畫家，在中國優秀的傳統中，踏實地創作足以代表中國藝術精神的藝術作品，肩負起接力傳承中國文化的使命。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邸倩監製：高峰

“父親生前曾多次教育我要為國家和香港謀福祉，我一直牢記在心。”唐英年的語氣透露著懇切與篤定。除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參加很多政協工作之外，他目前還擔任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以及江蘇社團總會會長的職務，以巨大的熱情投身不同領域的事務之中，身體力行踐行著父親的教誨，為國家、為香港作出了傑出貢獻。近日，本刊記者圍繞他所從事的各項社會事務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文｜本刊記者     高峰     特約記者     章君奕香港友好協進會肩負新重托唐英年接受本刊記者專訪記者：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經立法會三讀，於5月31日正式刊憲實施。條例中明確規定：有關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的登記，必須由香港友好協進會統一提交。作為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您對綜合條例裡的這種授權表述有何感想？唐英年：這是中央和特區政府對香港友好協進會﹙友協﹚的高度信任和重托。我們將會積極工作、全力配合，按照相關要求，細緻、負責任地做好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友協目前正按照相關條例，協助人大政協界別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進行新登工作，以確保選委會順利產生。記者：香港友好協進會因何可以在兩地有這種地位和影響，被賦予這樣的重任？唐英年：這要從友好協進會的創會歷史說起了。香港友好協進會成立於1989年3月，由九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發起成立。成立以來，無論在回歸前推動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回歸後維護香港安定團結、繁榮穩定等方面，香港友好協進會始終秉持愛國愛港的創會宗旨，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積極發聲出力、參政議政，始終發揮核心堡壘和主力軍作用。香港友好協進會的會員構成是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為主體，還包括部分社團領袖、政壇名宿、工商翹楚和專業精英等。雖然人數不多，800人左右，但可以說是名流匯聚、精英薈萃，每位會員都非常優秀，在全港或本行業具有重要影響。記者：友好協進會匯聚香港英才，是一個重要的溝通聯絡、凝聚力量的平台。請問協進會是如何協調不同意見，達成共識的呢？唐英年：協進會800位左右的成員，來自不同行業、不同背景，有不同的思想和訴求，所以協進會在凝聚共識方面需要做大量繁重細緻的工作。我們會通過召開會議、一對一對話等方式，多渠道、多方面來溝通協調以便達成共識，形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有益社會發展的建議。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顆互諒的心，都是從為香港好、國家好的意願出發去求同存異，對此我感到很欣慰，也非常感謝每一位成員作出的努力。3 月 12 日，香港友好協進會舉行“撐人大決定 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街站活動，唐英年出席並接受媒體採訪記者：香港友好協進會的職能和定位是怎樣的？唐英年：香港友好協進會迄今已成立32年。多年來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中聯辦等有關方面的關心支持下，香港友好協進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凝聚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等愛國愛港人士的重要社會團體，構建成為一個具多重職能的“活動平台”、“學習平台”和“工作平台”。 這種平台作用可以概括為六個方面：為會員提供一個關心港事國是，參政議政，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平台；為會員提供一個解讀中央精神，研究國家大政方針，把握國際局勢，開拓視野、增長見識的平台；提供一個學習宣傳“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基本法貫徹落實，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兩地交流合作、協同發展的平台；提供一個協助市民特別是青少年認識國情港情，了解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平台；提供一個聯繫各國、各地區駐港機構，開展友好交往，拓展公共外交的平台；提供一個促進兩岸四地交流合作，攜手前行、和諧共榮，促進祖國統一事業發展的平台。 香港被賦予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新定位記者：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您作為香港西九文化局主席，怎麼理解國家賦予香港的這種新功能？唐英年：這是首次將香港的文化地位寫進國家規劃，是對近代以來香港中外文化薈萃之地特質的認同。“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對香港意義重大，不僅有助於推動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有助於提高中華民族文化在香港本地特別是青年中的認知度和認可度，最終有利於“一國兩制”方針的貫徹落實，促進民心回歸，保持香港社會的安定團結。 2019 年，唐英年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起為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揭幕記者：香港應該如何發揮“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作用？唐英年：作為中國與世界文化聯通的一個紐帶，香港有條件、有能力成為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成為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的傳播橋樑，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升國家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因此香港應利用自身的區位優勢和硬軟體優勢講好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同時，香港還應做好與大灣區的文化交流、文化共融工作。記者：西九文化區將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唐英年：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目標就包括促進香港長遠發展為國際藝術文化大都會；促進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促進並加強香港與內地及海外之間的文化交流合作；促進並加強不同政府或非政府的團體或組織與香港和內地的交流合作等。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正在有計劃的將內地各地區、各民族的傳統劇種引進香港，幫助市民更多了解國家豐富多樣的傳統文化藝術種類，開拓視野、增加認同，並加以推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另外西九文化區的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設中，預計最快明年7月就能對市民開放。屆時會有約880件展品運抵本港，是自192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創立以來，出借藏品數量最龐大的一次，包括不少相當珍貴的文物。相信通過我們精心策展，這些古老的文物將在香港這一國際大都會煥發出當代魅力。西九文化區非常樂意成為展示中國文化的平台，也正積極為中西方文化交流與本地文化產業創新等創造更多條件、提供更多養分。 家族愛國愛港傳統薪火相傳記者：您的祖籍是江蘇無錫，唐家是當地名門望族。您的家族素來有愛國愛港的傳統，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嗎？唐英年：我的祖父唐君遠是一位愛國實業家，是無錫、上海協新毛紡廠的創辦人，為中國紡織業尤其是精毛紡工業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上世紀20年代，面對中國的紡織市場幾乎被擁有先進設備和技術的日商壟斷的形勢，他積極改革體制、開拓新領域。雖然抗戰期間被迫停產，但戰爭勝利後，祖父立即主持上海、無錫兩地工廠的全面復工工作。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祖父主動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率先申請公私合營，積極經營企業，後曾任全國政協第三至六屆委員、上海市政協第五至七屆副主席等。唐英年家庭合影。前右二為唐翔千先生，後左四為唐英年，後右四為唐慶年，前左一為唐嘉盛父親唐翔千出生於無錫，長在上海，1950年來港創立織布廠，被譽為“香港紡織大王”。他對國家始終充滿感情，除了回內地投資紡織業外，也在1985年左右開始投資電子產業。父親晚年精力主要傾注於兩地的公益事業，特別是“上海唐君遠教育基金會”。他是第七屆、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常委。弟弟慶年目前是江蘇省政協委員，兒子嘉盛即將擔任無錫市政協委員。記者：您的家族是最早投資內地的香港企業，現在發展如何？唐英年：我們家族一直秉持“實業興國”的宗旨，一代一代傳承下來。在祖父的鼓勵下，1979年父親千里迢迢赴新疆考察，後來創辦“新疆天山毛紡織品有限公司”，成為新疆第一個中外合資企業。1981年父親與上海紡織局合作成立“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是國家工商局頒發的“滬字第00001號”營業執照，成為第一家滬港合資企業。1985年起，我們開始投資電子行業，先後在廣東、江蘇等地設廠，發展的很好，已在業界佔有重要地位。我從海外回港投身家族企業，很早就常去內地公幹，那時交通很不方便。看到今天內地日新月異的發展，深感自豪。記者：聽說您現在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社會事務上，是這樣嗎？唐英年：可以這樣說。我現在除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參加很多政協工作之外，還擔任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以及江蘇社團總會會長。這些方面的工作，佔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我樂在其中。父親生前曾多次教育我要為國家和香港謀福祉，我一直牢記在心。這些工作是服務國家、服務香港、服務家鄉的，再忙再累也要盡力去做。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校：嚴駿監製：高峰

若論推動內地與香港之間投資和貿易往來的“超級聯絡人”，非香港貿易發展局 (以下簡稱香港貿發局)莫屬。港商赴內地經商，內地企業來香港買貨、找夥伴，香港貿發局都可以提供服務，協助他們達成目標。剛升任香港貿發局中國內地總代表的鍾永喜，自2000年起，一直在內地工作。他不僅熟悉內地市場的點點滴滴，更把如何幫助港商港企北上發展當作心尖兒上的大事，長期為推動兩地經貿合作服務耕耘。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前夕，鍾永喜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貿發局致力推廣本港作為雙向環球投資及商業樞紐，在“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該局已作好準備協助更多港商融入國家發展藍圖中；相信港商在內地，會有一片新天地！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發揮各方力量為港商港企服務鍾永喜記者：香港貿發局是一個怎樣的機構，主要承擔著哪些工作職能？鍾永喜：香港貿發局是成立於1966年的法定機構，負責促進、協助和發展香港貿易，致力於推廣本港作為雙向環球投資及商業樞紐。我們在世界各地設有50個辦事處，其中13個設於中國內地（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重慶、大連、福州、杭州、南京、青島、武漢、西安）。原來我們的很多工作是幫助一些外資進入中國內地，而現在我們更多地是要幫助很多內地企業通過香港平台和專業服務“走出去”實現國際化。就貿易這個概念來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們的目標是要大力發展香港的服務貿易、推動產品貿易。同時最近這幾年，我們也在慢慢推動知識產權貿易的部分，貿易內容已經從原來直接售賣單一的產品、服務，到把產品、服務、科技和產權整合起來，打造成一種體驗、一個方案和一個場景，進行整體售賣。比方說，我們跟杭州市合作，幫助把他們的“城市大腦”治理方案藉着香港貿發局在香港舉行的國際展覽會推向海外，這裡面就有不同的產品、服務和專利技術湊在一起。多年來，其實我們理解和推動的“貿易”這個概念是在不斷演變的，也是在努力配合國家的發展，這也是香港貿發局的功能。記者：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香港貿發局近年來又是怎樣適應新形勢、推陳出新促進香港貿易發展呢？鍾永喜：現在國家步入了新里程，要走向高質量發展，而香港的很多產業也處於一個轉型升級過程，需要增強自身競爭力。但其實香港有些中小型企業在正常的市場競爭過程中，如果單打獨鬥的話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們貿發局跟香港特區政府合作，聯合推出了一項“T-Box升級轉型計劃”。T-Box專責團隊會根據企業的需要，推薦合適的服務，包括商務諮詢、工作坊、參觀考察、對接政府資助等，希望企業可以更了解市場，從而倒逼自身產品和服務的進步。這個計劃已經開展了有大概一年的時間，現在共有1,400多家企業參加。我們一方面要推動香港企業的創新和升級，另一方面還要搭建一個服務體系來作為配套支持。我提出的一個觀點是，我們教人家學游泳，不能只在岸邊教，要真跳進水裡教。我們原本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設有“中小企服務中心”，現在要幫助香港企業開拓內地市場，所以就把這個服務中心也從香港引申進內地來。我們的大灣區服務中心在6月10日正式在深圳揭牌，更有效地為在內地經商的香港企業提供支援。但內地只有這一個服務中心還不夠，因為香港企業的發展地域很廣，所以我們還在大灣區設立了五個港商服務站，分布在前海、南沙、橫琴、東莞、中山。GoGBA“灣區經貿通＂一站式平台以“雲啟動＂的形式跨地啟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深圳市市長覃偉中分別在香港和深圳連線出席與此同時，我們還開通了GoGBA “灣區經貿通”數字平台。通常我們需要帶領香港企業走進大灣區考察、調研，要加強對話交流機制，這也是為了幫助推動項目落實。但是出於各種原因，不可能天天開展這種線下活動，於是我們專門搭建了一個手機終端平台，開發了“灣區經貿通”微信小程序，直接為企業和個人線上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務。此外，我們還搭建了跟國家相關部委、內地許多省市的不同合作模式平台。總之我們一步一步來，爭取更加有效地服務好香港企業。有些時候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政府行為，我們還要發揮好商會力量、市場力量，一起為港商港企服務。 協助更多港商港企融入國內大循環2020 年“中博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蒞臨“香港館”並給予指導記者：貿易的終極目標是交易，香港貿發局在幫助港商賣貨方面有什麼“法寶”？鍾永喜：一直以來，我們積極推動港商開拓內銷市場，也搭建了許多平台，讓香港企業對接內地國企民企。我們有一個幫助香港企業開拓內地銷售市場的重要渠道，就是組織港商來內地參加各類大型展會，比如“進博會”，還有很多服裝、電子、玩具、醫療類的專業商貿展會。我們會在這些展會裡專門設立“香港館”，直接在展會期間接全國訂單。我們還開設了專營香港產品的商店 ——“香港．設計廊”，旨在向全球推廣原汁原味的香港設計和港貨潮品，售賣商品包括珠寶、手表、首飾、陶瓷等等。“香港．設計廊”有線下門店，同時也用好線上平台，在京東、淘寶這些電商平台開店。為了幫香港企業賣貨，我們在“香港．設計廊”推出了“寄售易”服務。因為很多香港中小型企業一開始對內地市場還不太熟悉，他們直接過來開店或是做電商都不是很了解情況，他們的產品究竟適不適合內地市場也不知道。他們在內地沒有公司或合作夥伴，很多東西都處理不來。 “寄售易”就是一站式協助港商處理進口報關、貨品配送、銷售營運、處理稅項、貨款結算等。他們先在香港把商品交給我們，然後借助“香港．設計廊”的線上平台或是線下門店來售賣，賣完以後再把收益交給他們，做到“香港交貨，香港收錢”，輕鬆簡易開拓內地市場。另外，我們每年還主辦好幾個大型活動向內地消費者和買家推廣香港產品。比如今年年底，我們準備在深圳舉辦一個香港潮流產品展。平常的話，有一些港商組團來我們這邊洽商，我們也會找一些採購商跟他們單獨對接。同時，我們每年還會組織大量的內地企業組團去香港，在香港貿發局舉辦的展覽會上採購最新的產品，並了解國際產品及市場潮流。在工作過程中，我看到香港有很多優質產品和服務，在內地市場是非常有潛力的。但有部分企業，過去一直以國際市場為主，對內地市場的關注和投入不高。在這國際形勢大變局之際，貿發局可以與商會攜手，協助更多的港商港企融入國內大循環，按內地市場所需調整產品和服務，學習營銷新模式，對接銷售新渠道。相信港商在內地，會有一片新天地。 港商來內地的投資勢頭不減記者：截至目前，據貿發局了解，在內地營商的港資港企規模和數量情況如何？發展趨勢如何？鍾永喜：詳細的數字我現在沒有，這也是我們關心的問題。今年我也特別向商務部提出來，建議在內地發起一個港商大調研，希望可以把這個數字梳理清楚。改革開放40多年了，港商登記一直是由商務部門負責，但他們都是按投資項目數來登記。也就是說，這個企業在內地做了幾年之後究竟是什麼情況，他們也不知道。這個企業現在可能發展得很好，也可能由於一些原因中間就停頓了，直接變成了“殭屍企業”。所以內地港企規模的總量數也可能有，但是中間怎麼劃分釐清就比較複雜。我們今年也會去仔細調研港商在內地的數據，可能要花點功夫。 疫情無阻港企在內地發展記者：去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兩地經貿往來產生了哪些影響？疫情之下，香港貿發局如何幫助港商港企渡過難關？鍾永喜：由於疫情的關係，兩地往來有諸多不便，這的確對一些工廠和業務都在內地的香港企業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和影響。去年2月疫情早期的時候，我在上海，和貿發局同事們一口氣跑了65家香港企業，收集了他們復工復產碰到的問題。比如，有些是員工無法到崗，有些是買不到口罩，有些拿不到工程施工許可等等。我們把這些問題收集完後，跟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多次召開會議，反映情況。上海市領導也很好，會議現場就開展工作，許多問題在會上就得到了解決，幫助香港企業順利復工復產。後來，內地疫情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各方面恢復得比較快，於是我們又開始著手幫助香港繼續開拓內銷市場。去年4月，我們把原來很多貿發局組織參加的展會變成一個線上形式的，同時也跟很多省市及時搭建起線上的企業對接平台，這也是到現在我們一直還在做的事。 跟港企解讀好“十四五”規劃機遇記者：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港商港企對此有哪些期待？香港貿發局將怎樣繼續幫助他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鍾永喜：我覺得“十四五”規劃不光是對港商，對整個香港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機遇窗口期。“十四五”時期，我們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往新格局還有高質量去轉變，所以在這一過程裡面是有很多機遇的。整個“十四五”規劃中，香港有一些新功能、新定位。這不是一個字、一句話的事，是要真正做起來的事。當然在這些話的背後，可能中央會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和行動去支持香港發展新的功能，但是我們自己也要考慮怎麼去把握住這些好的機會。人家端著一碗飯給到你面前，你還是要自己去吃的，是要爭取的。所以我們要把“十四五”規劃所蘊含的機遇跟香港企業解讀好。另外，“十四五”不只是國家層面的規劃，其實內地每個省市、每個央企國企民企都有它的“十四五”部署。所以我們不光要聚焦於國家的宏觀“十四五”，還要把握好內地每個地方的“十四五”機遇。我們貿發局會多帶領香港企業到內地不同地方去走走看看，希望往後這幾年把國家“十四五”任務再細化、分解，一步步去做。很多事情要做，尤其像國家的重大策略要落地，凝聚共識的過程是很有必要的。有些時候不是對錯的問題，大家可能有不同意見和看法，首先要考慮怎麼把它們凝聚成共識、變成同一個目標，再集中精力去辦好。其實這也是我們國家這麼多年取得發展和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在我看來，換位思考很重要。有時候看香港有沒有問題，我們要從內地的角度去看看，從國家的角度去看看。同樣的，內地朋友談到香港，有時候也要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看。因為多換位思考的話，大家就容易凝聚共識。我幫你考慮多一點，你幫我考慮多一點，這就是我們國家團結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只要我們團結，什麼都不怕。“十四五”發展規劃中，我比較關注的亮點是整個國家正處於數字化轉型中，這個市場的潛力非常大。有句話叫“天上有網、地下有格”，現在國家實行網格化管理，城市治理也好包括疫情防控也好，都是網格化的。這些非常好的經驗其實可以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享，慢慢“走出去”，可以通過香港的渠道去跟海外對接。香港施行普通法系，可能對西方國家來說比較容易接受；面對合同履約和糾紛，香港的仲裁和解決爭議服務也比較有國際公信力，香港要在這些方面多發揮功能。我想“十四五”才剛剛開局，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頭。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校：嚴駿監製：姚潤澤

編者按：土地房屋問題是長期困擾香港發展的深層次問題，近日，社會上對香港新界北和港深邊境地帶開發的討論也一度成為輿論焦點。土地的開發與規劃，是攸關經濟民生的重大議題，更是影響和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問題。為此，我們在香港迎來回歸24周年紀念日之際，特別約請特區政府發展局黃偉綸局長就相關問題發表署名文章。文｜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      黃偉綸黃偉綸土地問題向來困擾香港。市民上樓難、住得擠的問題，特區政府念茲在茲，也明白房屋以外，經濟要進一步發展，社福和公共設施需求上升，也亟需充足土地配合。本屆特區政府成立以來，一直視增加土地供應為重中之重。行政長官在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即明確指出，房屋並非簡單的商品，而適切的居所是市民對特區政府應有的期望，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本屆特區政府任期之初，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即展開工作，分析土地供應選項，凝聚社會共識。小組在2018年底提出8項優先選項，特區政府全盤接納，並正按序推行。事實上，過去幾年，特區政府為處理土地問題，多管齊下，長短兼施，務求短期內舒緩問題的同時，謀劃長遠的土地供應方向，為未來打好基礎。除了量的提升，土地供應亦需講求策略和理念，要透過具前瞻性和願景帶動的城市規劃，讓香港能充分發揮本身優勢，回應全球和區域經濟發展以及外圍競爭。對內，我們亦需要透過規劃，處理過去城市發展南重北輕所帶來的職住不平衡以及交通瓶頸問題。近日社會上有關新界北和邊境地區發展的討論，其背景即與上述城市發展策略息息相關。我樂見社會為香港未來獻計籌謀，集思廣益，也藉此機會拋磚引玉，就香港未來發展策略提出以下幾點思考。 毗鄰邊境的發展規劃必須考慮深港兩地協同發展。圖為位於深港邊境的落馬洲河套地區俯瞰發展北部、釋放潛力新界北位處毗鄰深圳的邊境地區，有多達2,400公頃土地位於原邊境禁區內，過去發展受到較大的限制，現時區內大部分保留為自然和鄉郊風貌，或令人感覺發展滯後。近年，禁區限制已逐漸解除，而且新界北接近深圳，設有多個過境口岸，往來深圳及粵東地區十分便利。在籌劃香港未來空間發展布局時，我們特別重視此區的重要性。2016年公布的全港土地發展策略《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中，我們已把新界北定位為東大嶼都會外，本港未來兩個策略增長區之一。我們正全力推展的新界北發展，包括3個新發展區，即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新界北新市鎮及文錦渡物流走廊，共佔地約1,400公頃。這個發展帶涵蓋落馬洲、落馬洲支線、文錦渡和香園圍管制站附近具潛力作高密度發展的土地，不但有潛力容納20萬至30萬新增人口，也提供大量空間，藉其邊境優勢，發展多項產業，提供約20萬個當區就業機會，縮短職住距離。我們現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希望能儘早著手為新界北發展作跟進的研究及工程設計。我們已取得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支持，並會向工務小組及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我們期望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建造工程可在2025年展開，配合將來北環線的興建和通車。事實上，此項目由2019年開展可行性研究起計，只須6年時間即展開工程，與過去其他新發展區比較，是一個較快可以上馬的項目。 新界北部香園圍管制站附近的邊境一帶國策帶動、兩地協同在國家政策的帶動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2017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大灣區建設訂下合作目標和原則，亦確立合作的重點領域。2019年2月18日，國家正式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標誌著大灣區建設踏上新台階。今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地位。近年粵港澳大灣區提速發展，尤其是毗鄰香港的深圳市，創科及高端產業發展備受矚目，成為不少全國大型科企落戶之處。深圳市政府正提出高水準規劃建設深港口岸經濟帶，以深港口岸與鄰近區域、過境地塊為核心，協同建設集科技創新、高端製造、文旅消費、醫療教育等於一體的深港合作新平台。透過推動羅湖先行區及口岸改造升級等建設，構建口岸經濟帶發展格局。香港新界北部既有鄰近港深口岸之利，在規劃時亦必須全面考慮區域發展策略，以及深港兩地的協同發展機遇。舉例來說，香港和深圳在科技創新的領域上，可互利共贏，優勢互補，創造大量創業和就業機會。除了正在施工、由深港政府共同建設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包括位於落馬洲河套的香港園區）外，在前述的新界北發展規劃中，我們亦計劃在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預留約50公頃用地，作科技及企業園，配合河套區創科發展，加強與深圳福田一方科研發展的協同效應。隨着將來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額外騰出20公頃的鄰近土地，該區創科用地的調配靈活性將進一步增強。至於在新界北新市鎮香園圍管制站附近，亦預留了50多公頃土地作科學園/工業邨發展，香港科技園公司即將展開研究。創科以外，新界北新市鎮亦有條件發展現代物流、高等教育等可與內地發揮協同效應的產業。我們在研究新界北土地使用時，會全面考慮這方面的潛力，充分參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十四五規劃綱要》及深港口岸經濟帶等的內容和方向，將國策轉化為利民、為民的土地規劃藍圖。此外，特區政府在今年６月聘請了熟悉兩地規劃的前規劃署署長凌嘉勤先生，擔任“港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為期6個月，就港深跨境經濟帶的策略規劃事宜，向行政長官提出意見，以更有效地推動兩地的跨境合作發展。 拆牆鬆綁、精簡流程在推動宏觀發展策略的同時，我們絕不輕視細節執行的重要性。近年，土地短缺問題嚴重，社會上有意見指出，應儘量壓縮土地供應流程，使土地儘快帶來實益。過去，土地從其他用途轉至房屋或經濟用途，須經歷概念設計、地區諮詢、基建評估、地塊改劃、土地勘查、申請撥款、徵收土地、地盤平整、興建樓房等多個步驟，往往歷時十多年，大型發展如新市鎮者更甚。這套程序確保發展不致過分負荷社區和環境，及充分聽取民意，有其存在價值。但今時今日，土地供應攸關市民福祉，亦是香港提升競爭力之關鍵，應分秒必爭。我們必須在速度和兼顧各方考慮之間，求取平衡。發展局已成立“精簡發展管制的督導小組”，納入各參與發展審批的部門，檢視發展流程各個關節，在不影響工程專業性的前提下，讓項目儘快上馬和落成。小組會檢視部門的行政審批程序，以至法例所訂明的發展程序，是否有加快或精簡的空間，包括城規程序或一些與道路工程相關的程序等。小組已展開工作，期望儘快提出改革方案，並付諸實行。城市的空間布局和土地使用，需要回應時代和社會需要。今日的香港，一方面面對土地短缺和嚴峻的房屋問題；另一方面亦受惠於國家和區域經濟急速發展，有著龐大的經濟發展機遇。挑戰和機遇當前，我和發展局以及轄下一眾部門會做好宏觀規劃和微觀執行工作，為建設香港盡一分力。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嚴   駿監製：黎知明

青年是社會的未來、希望及棟樑，亦是推動社會及經濟長遠發展的引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十分重視青年發展，致力培養青年人建立積極的人生觀，讓他們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今年3月通過《十四五規劃綱要》，當中提到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創業，打造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體現了國家對港澳青年的關心和重視。《十四五規劃綱要》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為香港下一代帶來龐大的新機遇。就此，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現正積極推進各項相關工作，當中涵蓋一系列大灣區青年創業、交流和實習計劃，協助香港青年抓住國家發展契機，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及香港作出貢獻。文｜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2020年6月22日，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到訪香港青年協會位於大埔的青年宿舍PH2，了解宿舍的設施及其日常運作。圖為徐英偉（右）在PH2的多用途活動空間與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黃秀儀（左）交換意見全面交流 認識國家特區政府致力透過青年交流和實習計劃，促進青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近年，我們持續優化和擴大各項青年交流和實習計劃，當中包括“內地專題實習計劃”、“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計劃”、“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等品牌實習計劃，提供更優質的交流和實習機會予香港青年，協助他們認識和了解國情，並加深他們對內地就業市場、職場文化及發展機會的了解，從而協助青年人訂立未來工作方向。2019年，三個實習計劃合共為超過4,000名青年提供到內地實習的機會。上述實習計劃自推出以來，深受青年歡迎以及合作單位的高度評價，而青年參加者在完成實習後均對內地就業市場提升了解和興趣，當中更有青年憑著寶貴的實習經驗，加上對相關範疇的熱忱，完成實習後成功進入相關行業發展。以“內地專題實習計劃”為例，曾有參加過計劃下故宮博物院實習項目的青年獲聘於香港西九文化區的M+視覺文化博物館，參與本地博物館的策展工作。另外，亦有參與計劃下山東青島海洋科學青年實習項目的青年在完成實習後，積極發展與水產養殖相關的初創事業，期望將科研帶入水產養殖，解決目前行業面對的問題。為了令香港青年更深入地認識和了解國情，提高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特區政府亦透過“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青年內地交流項目，讓青年認識國家當前的經濟和社會面貌，加深了解內地的文化歷史、人民生活、藝術科學等，以及加強與內地人民特別是內地青年人的交流。在2018—2019年度，計劃便資助了超過15,000名香港青年參與不同主題的內地交流活動，同時亦資助了約3,000名內地青年回訪香港並由香港青年接待。此外，特區政府亦重視推動香港青年在內地進行義務工作，讓青年在體驗當地生活的同時，學會分享及服務他人，身體力行貢獻祖國。其中，我們在2011年起展開“香港青年服務團”，讓香港青年到內地鄉村地區服務6至12個月。歷屆的參加者在義教的過程中，除了能夠直接感受到當地人民的生活，從中體驗到國家發展步伐，進一步認識國家外，更把自身的知識傳授給學生，用生命影響生命，與當地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建立深厚感情，創造了美好回憶。視乎疫情發展，特區政府將會繼續優化各個實習和交流計劃的廣度和深度，包括進一步擴展深受各界歡迎的“內地專題實習計劃”，並支持舉辦更多具質素的青年交流和義工活動，讓香港青年更深入了解國家的發展。 2021年2月26日，特區政府舉辦以“青年發展”為主題的“灣區起跑線青年創明天”啟動儀式。圖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第一排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第一排左三）、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第一排左二）等和獲資助機構代表合照創新創業 灣區起跑大灣區除了能提供優質的青年交流和實習機會外，更是發揮青年無窮創意和實現商機的最佳起跑線。事實上，近年大灣區內的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的發展十分迅速，為雙創活動提供大量軟硬件支持。成功落戶雙創基地的香港青年除了可受惠大灣區各市政府出台的優惠政策措施，亦可享受有關基地提供的孵化及輔導服務，幫助他們減低創業面對的風險。為了進一步協助香港青年善用大灣區的雙創基地，把握大灣區的創業機遇，特區政府已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創業計劃”）及“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體驗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為有意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更到位的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以及進一步回應他們在創業初期的資本需要。上述計劃現已展開。“創業計劃”資助16間非政府機構舉辦大灣區青年創業項目，預計為約230家青年初創企業（涉及超過800名青年）提供資本資助，並為超過4,000名青年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至於“體驗計劃”則資助15個非政府機構舉行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短期體驗項目，預計可讓約700名青年受惠。獲資助的青年創業項目自推出後獲得非常正面的回應，16個獲資助項目當中有9個項目已收到合共超過1,600份申請，相當於該9個項目可提供資助名額的13倍，反映香港青年對在大灣區創業的需求十分殷切，亦敢於跳出舒適圈，接受考驗，以大灣區為起點，創造未來。展望將來，特區政府將籌組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邀請粵港兩地機構包括具實力及有往績支持的雙創基地、大學、非政府機構、科研單位、專業團體、創投基金等加入聯盟，攜手建立一站式資訊、宣傳及交流平台，以進一步支持在大灣區創業的香港青年。 融入發展 貢獻所長大灣區除了為創業青年提供一個事業起跑線，更讓他們實踐貢獻社會的理念，為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新增長動力。一些過往曾獲特區政府資助的香港創業青年已成功將業務擴展至大灣區內地城市，對鼓勵更多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起了正面的示範作用。例如一名曾獲“青年發展基金”資助的香港青年創業家於2017年創立一間智能檢測公司，透過無人機及人工智能開發建築物檢測技術，在建築和基礎設施檢測領域提供分析，為內地企業提供技術支援，令建築物檢測更高效，預警更準確。該公司除了在香港發展業務，近年更成功落戶深圳，並在內地及國際比賽中屢獲殊榮，包括在2019年榮獲聯合國世界信息峰會大獎，成為該屆唯一一隊在“智能家居及都市化”組別奪得獎項的香港團隊，是躋身國際創新獎項全球四十強的代表。長遠而言，該公司期望為國家帶來更安全、更有效的檢測認證服務和產品，貢獻大灣區建設發展。有賴國家一直以來的積極支持，讓特區政府的各項青年發展措施得以順利推行。《十四五規劃綱要》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為我們的青年締造無限可能。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會繼續與內地單位及香港社會各界保持緊密合作，共同協助香港的年輕一代擴闊視野，拓展出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深信香港青年擁有敢闖敢拼的精神，在抓住發展機遇的同時亦能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國家、為香港作出貢獻！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嚴   駿監製：高   峰

時光倒流到2015年9月。吳志華陪同林鄭月娥到北京出席活動。當時，他任香港康文署副署長，林鄭月娥任香港政務司司長。回程那天，廣州大雨滂沱，航班延誤。兩人在北京與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喝咖啡閒聊，單霽翔說想在香港建一座“故宮”，林鄭月娥隨即回應說“這是非常好的主意”。吳志華憶述：“當時在旁不敢發聲，心想不可能，像做夢一樣。”幾個月後，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書面請求。第二年的12月23日，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正式與故宮博物院就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簽署合作備忘錄。香港西九文化區正式撥出一塊專供建館的土地。從最初設想、籌建，到辭去原職，正式擔任“香港故宮”首任館長，吳志華全程參與見證。五年多過去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進入落成開館倒計時階段。吳志華站在館外苗圃公園的草坪上，看著這座即將落成的“香港故宮”，感慨道：“至今仍覺得，像做夢一樣。”文｜本刊特約記者     黃芷淵吳志華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前香港角度演繹“紫禁城”我和吳志華的對話在草坪上展開。幾個年輕人在樹下野餐，小孩在追逐嬉戲，狗狗在奔跑。蟬鳴聲，詮釋著夏的酷熱。吳志華指著不遠處說：“2017年，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來到西九文化區。當時這裡還是一片工地。工作人員就在那裡搭建了帳篷，為主席介紹‘香港故宮’建設工程。我很幸運，能在現場見證這個重要歷史時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於2018年5月展開工程；2019年4月，大樓主體開工建設；2020年11月下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大樓主體結構封頂儀式；工程預料於今年年底竣工，明年5月將有800多件文物從北京故宮運抵香港，並於明年6月底落成開幕，作為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的賀禮。我們繞著“香港故宮”建築而行。博物館主體為倒轉梯形，整體外觀設計借鑒中國傳統器物，並採用中空天井，地下大堂有自然光滲入。吳志華說，建築參照了紫禁城中軸水平遞進的空間布局而設計，例如博物館三個中庭空間垂直遞進，將不同樓連成一體；天花板則以現代線條和材料，凸顯紫禁城琉璃瓦的特徵。大樓兼顧現代及傳統文化元素，現代建築設計體現三大文化元素，包括傳統中國視藝文化、傳統中國空間文化及當代香港都市文化。博物館佔地約一萬平方米，樓高七層。吳志華介紹道，博物館將有9個共涵蓋7,800平方米的展廳，用於介紹故宮歷史文化，展示精選的故宮博物院書畫、器物和古籍等藏品。“其中一號常設展廳名為‘走進紫禁城’，將介紹紫禁城建築、明清宮廷生活，故宮藝術收藏，以及故宮的建院和傳承文化工作。而‘紫禁城的十二時辰’展廳則以帝王一天生活為主題。”建築內另有一個400座位的演講廳，以及中庭和平台。其他設施還包括教育活動室、餐廳、紀念品店等，並將提供大量公共空間供市民休息。 吳志華接受本刊專訪“北京故宮”與“香港故宮”是“兄弟”根據香港與北京簽署的合作備忘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分別從文物展覽、數字多媒體展示、故宮學術講座、故宮知識講堂和故宮文化創意產品營銷5個方面展現故宮博物院及其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故宮’的開幕重磅展覽之一是‘馬的藝術’，屆時我們將展出約100多件與馬有關的故宮文物，以及16件法國羅浮宮藏品。”吳志華解釋，中西方歷史文化，藉著“馬”進行對話，展現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獨特定位。“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國際大都市，我們要利用香港的特殊人文、地理及歷史背景，用自己獨特的角度與方法，去演繹故宮文物與中華文化。”吳志華說，香港和北京雙方達成共識，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不屬於故宮博物院，是香港西九文化區興建的博物館。我問他，那兩者屬於什麼關係？他說：“是兄弟！我們攜手合作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北京故宮全力支持我們，第一年會有800件展品借給我們展出，往後會定期更換。研究、出版、文創產品、專業培訓上都會全力支持香港故宮發展。”他托了托眼鏡，強調說：“很多人以為，‘香港故宮’是北京分館，其實不是。我們有自己的團隊、策展方向、營運方針，但我們與北京有很緊密的合作。”他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未來將獨立運作，與故宮博物院的營運完全分開，但北京將在多方面為香港提供支持。“故宮答應會‘不設限地’讓我們香港挑選展品，待我們挑好後，北京會根據我們提出的展覽構思提出意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還會幫助香港挑選“出宮”的文物。香港挑選了880件。國寶文物“中選”後，還要經過專家嚴格的“文物體檢”。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有許多國寶級文物，據了解，即將來港借展的文物中，就有166件屬於“一級文物”。故宮博物院現任院長王旭東表示，將在學術支撐及文物展覽等方面給予香港故宮館最大的支持，為香港同胞提供一個了解中華文化和文明發展脈絡的場所，並期待利用香港優勢，促進故宮文化走向國際。用他的話形容：“香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不支持誰支持？我們希望透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個平台，展示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文明成果，讓文物對話、文明對話、人與人對話，最終達到相互尊重的目的。”吳志華說：“‘北京故宮’是‘香港故宮’的強大後盾！他們在多方面都有著豐富寶貴的經驗，但我們在創新和生活化演繹文物故事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一起把故宮的瑰寶，以國際級的水平和創意，展示給大家看。” 矗立於維多利亞海濱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圖片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展現五千年中華文明成就“香港故宮”以“故宮文化”命名，而非“香港故宮博物館”或“香港故宮文物博物館”。吳志華解釋，那是因為故宮文化乃中國文化的縮影。“很多人問，‘香港故宮’陳列‘北京故宮’的展品，為什麼要叫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其實是有很深的含義的。故宮文物不僅僅是宮廷文化，更蘊涵著中華五千年文化豐富內涵。所以，這裡不僅僅要展示故宮文物，更要展現文物背後的文化。我們希望，觀眾透過了解故宮文化，更好地了解中華文化傳統。”過去，香港特區政府曾多次與故宮博物院合作。2007年，《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在香港展出，宋朝張擇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圖》成為最受歡迎的展品。2010年，《清明上河圖》化身動畫，來香港展覽，古代繁榮市集活現眼前，而當年幕後策展主理人就是吳志華。2017年，香港搭建大型場景，一比一還原故宮養心殿原貌。參觀者可以走進養心殿，近距離接觸皇帝墨寶，體驗皇帝的生活。吳志華曾是公務員，官銜至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但作為在博物館策劃及管理方面擁有超過30年經驗的博物館專家、歷史學家及藝術行政人員，吳志華毅然選擇放棄公務員的安穩工作，加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並擔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他說，原因只有一個：“我熱愛歷史文物，以此為終身職志。所以我選擇離開數十年的崗位，挑戰自己。博物館是千秋功業，能開創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不是人人都有的機會。”吳志華表示，明年開館後香港團隊將有100多人，但現階段只有約60人，搞文創、做圖書、策展等等，一人承包多人工作，為的就是講好中國文物故事，宣傳好故宮文化故事，令古代文明更立體化、活化，並走入現代生活。“北京是中國的古都，香港是現代世界之窗，這間博物館將成為中西文化兼容的立足點，展示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成就。”吳志華說，思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發展，其實是思考香港文化與中國文化及世界文化的關係，關係到香港整個城市的發展。“香港與內地都是根源自中華文化，香港文化是一體多元的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彼此共融和互動，中華文化才有創造力。”連結古今中外 尋找“在地”意義有期待，有機遇，當然也面臨挑戰。吳志華提到，營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面對三大挑戰：如何詮釋古代和現代的關連、中西文化文明對話的橋樑、古代生活和香港本地生活的攸關。“如果要把文物文化聯繫現代人，就要為舊文物賦與新生命。其次，香港要扮演好中西文化的橋樑，把中國文化和藝術，與世界文化和文明進行對話。第三，是以香港視角解釋故宮文物，尋找‘在地’的意義。”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定位，是以當代及全球視野去講中國文化歷史的故事。但作為座落於香港維港旁的“香港故宮”，吳志華說，更肩負著另一重責任。“這將是香港人重要的文化資源。我們要以香港角度，展示最好的文物。我們要做好文創產品的開發，並希望將來會有內地文物專家來港交流，讓香港本地年輕人跟他們學習，從研究、文物修復到展覽，為香港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他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以後還要以故宮為本，放眼世界，發展成為促進中西對話的文化平台。“亞洲、歐洲，以至全世界的東西，只要有相關的文化議題，都會是我們進行交流和合作的機會。”明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將目送最大規模的一次國寶“出宮”來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將正式落成開館。吳志華說，自己有一個一直不敢說的心願：把“香港故宮”變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館。說罷，他再次望向“香港故宮”，看著他的“夢”一步一步邁向成真。這是他的夢，也是香港人的夢。（作者係香港鳳凰衛視新聞副總監）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邸倩監製：黎知明

文 | 本刊評論員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篳路藍縷奠基立業，創造輝煌開闢未來，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香港則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中共百年的壯麗史詩，“一國兩制”事業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成為中共百年歷史中的華彩篇章。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允許在一國之內實行兩種社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人充滿政治智慧的時代創造，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這一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的踐行者。香港回歸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總體穩定，民生不斷改善。事實充分證明，“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具有強大生命力。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國兩制”事業的維護者。2019年發生的“修例風波”嚴重踐踏民主與法治，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面對香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堅持依法治港，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維護了“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粉碎了反中亂港勢力“顏色革命”的圖謀，“一國兩制”重回正軌。歷史記錄過去，也鏡鑑未來。“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探索和實踐了多年，其間無論是順利還是波折，中國共產黨都始終維護香港的繁榮發展和穩定，致力於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深切懂得“一國兩制”的價值，沒有誰比中國共產黨更執著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維護“一國兩制”，就是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就是維護香港的光明前途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隨著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法律的落地執行，隨著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加速實施，璀璨的“東方之珠”迎來了繁榮發展的新階段。我們堅信，“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定會續寫嶄新篇章，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邸倩監製：黎知明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100年前，中國命運前途渺茫，華夏兒女身陷苦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猶如一道曙光，將神州大地的茫茫長夜撕出裂口，為仍在摸索中的仁人志士指明了一條全新的救國之路。100年過去，華夏山河處處煥新顏，中國共產黨正以日益充滿活力的姿態，帶領中華兒女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邁進。文｜香港     楊志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我們這一代人身在其中，深有體會。所以每當有人問我，共產黨為什麼成功？我說，因為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在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時刻，都是一心一意為人民謀利益。正因如此，中國人民才能夠在黨的領導下，創造出今天的美好生活。 耳濡目染 信念根植我的父親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從小就跟我講述他親身經歷的革命故事，講他和同志們如何投身到新中國建設事業中去。在他的熏陶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就種在了我的心底。隨著這些年參與內地扶貧公益事業，眼見著一個個貧困偏遠山區脫貧致富，我對這句話的理解就更加深刻。20年前，我曾前往甘肅省定西市漳縣殪虎橋鎮，捐資幫助當地東橋佳洋小學興建校舍。那時，地處黃土高坡大山深處的漳縣交通極為閉塞，山路難行、經濟落後，由於家庭條件差，很多學齡兒童甚至連小學都讀不起，學生們的學習環境更是簡陋艱苦，土坯的房子、殘破的桌椅，就是孩子們的學習天地。20年過去，當我今年再次回到東橋佳洋小學時，這裡已是全新的模樣，三層的教學大樓窗明几淨，身著統一校服的小學生在教室裡可以使用多媒體設備上課。孩子們告訴我，如今，這裡發展起食用菌產業園、沙棘有限公司、盛世牡丹園、翊申文化服飾扶貧車間、貴清山植物園等各類企業，他們的父母找到了合適的工作，家裡的日子越過越好，自己也可以在舒服的環境中學習。紅軍長征期間，曾經入漳縣修整，並積極開展擴紅和籌糧籌款，當時的漳縣人民出於對紅軍的信任和愛護，出現了父母送子、媳婦送夫、青年踴躍參軍的動人場景，有300多名青年參加了紅軍。近百年之後，漳縣在黨中央、當地黨委的領導下，為大山中的居民找到了脫貧致富、發展經濟的道路，讓這裡的人們擺脫了世世代代的貧窮。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心間，漳縣和共產黨的故事，只是百年黨史中的一朵小水花，但其中蘊含的黨和人民的魚水情，卻是一脈相承，生生不息。 黨的故事 代代傳承2016 年 7 月，楊志紅（前排左四）帶領香港青年前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學習革命精神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海內外質疑聲音不斷，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行？如今一個世紀過去，中國輝煌的發展成果得到了全球認可，曾經積貧積弱的中國煥然一新，原來的質疑聲早已煙消雲散。百年後的今天，當全球其他國家仍受困於新冠疫情，忙於減少本地確診人數和應付早已透支的醫療資源之時，中國在黨中央的帶領下，早已提前交上了一份優秀的抗疫答卷，成為後疫情時代第一個經濟復甦的國家。我們不再像百年前那樣，要派學子前往海外各國取經，尋找一條行得通的救國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學者、政治家紛紛前來中國取經，他們想知道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行？黨領導下的中國為什麼走得這麼好？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偉大鬥爭，充分彰顯了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信心信念。正如習主席所指出的，“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生逢其時，有幸見證這個偉大的時刻，如今我希望做的，就是向更多的青年人、下一代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就像當初我父親對我的教導那樣。所以，我常常會帶一些香港青年回內地走一走，看看我們的國家，感受內地的大好河山和日新月異變化，了解中國共產黨，增加對祖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我還記得，2016年我帶領十幾名香港青年前往井岡山學習參觀，重走了紅軍長征路，參觀了革命根據地，在結束參觀的時候，一位香港青年告訴我，“我以前覺得共產黨很神秘、很遙遠，體驗過他們的生活之後，我覺他們一點都不神秘，他們很親切、很偉大”。走過百年，風華正茂。百年前，一批有志青年建立起中國共產黨，帶領滿目瘡痍的國家找到了獨立自強的道路；百年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堅持初心、堅守信念，鋪起中華民族復興之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最樸素的話語，也是我最真實的感受。我相信未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的發展會走得更快更好，人民生活也會更上一層樓。我也希望香港能夠努力找準在國家戰略中的定位，在祖國繁榮復興的道路上，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發揮重要且無可取代的作用。（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嚴駿校對：魏小旋監製：高峰

香港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香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動蕩和混亂後，在中央支持和主導下，“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施重回正軌。展望未來，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而融入國家發展的空間也會更大，這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香港當前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在發展中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客觀要求。文｜香港     陳勇不少人可能會問，“一國兩制”如何在香港行得通？我認為，正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6月12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所指出的，那些在回歸前斷定“香港已死”的西方媒體，該如何解釋香港今天的局面？香港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了更多有利因素20多年來，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護，民主政制穩步推進，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社會保障等各項社會事業邁上新台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1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香港在吸收外來直接投資方面保持在全球第三。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2019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的排名位居全球第二。根據世界銀行發表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香港的便利營商程度已進入全球前三。多項研究表明，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指數均長期名列世界前列。這都是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取得的成就。現在，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了更多的有利因素：國家繁榮富強，為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提供了堅強後盾。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培育新優勢，實現新發展，從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到支持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從開通“滬港通”“深港通”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馳援建設亞博館“方艙醫院”到緊急提供新冠疫苗，為香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提供了最大底氣。統計表明，2020年共有9家中資股在香港進行二次上市，這9家募資金額佔全年香港募資金額的34%；中央已累計向香港提供200萬劑科興疫苗，超過60萬香港市民選擇接種科興疫苗。中央已累計向香港提供 200 萬劑科興疫苗。圖為香港市民在中央圖書館展覽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排隊接種科興新冠疫苗（圖：中新社）香港社會凝聚起推動“一國兩制”的強大力量。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等重大舉措，就是國家提供給香港的兩劑安全有效的抗擊政治病毒的疫苗，最符合750萬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廣大市民的堅決擁護和支持，使香港局勢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各界都急切盼望“香港再出發”，並積極投入到香港經濟和民生建設之中。紫荊研究院的調查結果顯示：55.4%受訪者對制定香港國安法表示理解；69.7%受訪者支持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來都是香港獲得發展的金鑰匙所周知，確保香港長治久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須努力破解香港經濟民生突出問題和深層次矛盾。而破解的金鑰匙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人們可能會問：香港應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列舉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取得的輝煌發展成就，這些成就確實值得我們驕傲。所以，我們首先應進一步增強對祖國的歸屬感，增強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增強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只有內心認同，才有行動的融入。今年是建黨百年，記憶所及，這是香港第一次如此公開盛大地慶賀中國共產黨的生日，和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共慶賀。為慶祝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香港客屬總會舉行“客屬百人唱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獅子山下》MV（音樂短片）錄製”活動。圖為 6 月 6 日，部分成員在金紫荊廣場進行首次錄製（圖：新華社）背靠祖國就是香港最得天獨厚的優勢。長期以來，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發展休戚與共，共榮共生。回歸24年來，香港在助力國家發展的過程中獲得自身充分發展，不僅成就了經濟發展的奇跡，還鞏固了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來都是香港獲得發展的金鑰匙。當前，香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動蕩和混亂後，在中央支持和主導下，“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施重回正軌，現在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好時機。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中央殷切希望香港建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將香港與內地的科創合作進一步提升至與經貿合作同等的水平，為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作出貢獻。這是香港突破發展的關鍵機遇，同時也是香港面臨的艱巨挑戰。香港創新科技產業增長緩慢，在GDP中所佔的比重較低，要將其發展成為香港的優勢產業，任重而道遠。為此，香港需要在發展戰略和角色定位上作出必要改變，以更高站位、更廣視野和更多擔當，破除所謂“邊緣化”的迷思和阻礙香港前進的陳規舊習。當前，香港必須更進一步聚焦和深化港深合作，推進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廣深科技創新走廊等建設，以港深創科合作的小引擎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科創發展的大引擎，推動大灣區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通過創科合作與主動參與大灣區建設，來實現各行業的深化合作和對國家發展大局的深度融入，為香港解決自身發展痼疾開拓出廣闊的縱深。展望未來，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而融入國家發展的空間也會更大，這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也是香港當前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在發展中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客觀要求。我們都知道，“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香港民眾福祉所在，已成為全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下一步，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我們對推動“一國兩制”更加成熟定型抱以熱切的期待：扎根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守護好憲法和基本法；集中精力解決土地、房屋、發展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我們堅信香港一定能再出發、更出彩。（作者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嚴駿校對：魏小旋監製：連振海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前夕，毛澤東在紀念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夥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今天，百年的中國共產黨依然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不斷壯大，究其原因最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地堅守著自己的初心。文｜北京      朱佳木6月18日，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參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這是參觀結束後，習近平帶領黨員領導同志一起重溫入黨誓詞（圖：新華社）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吸引力是它的初心大革命時期，黃埔軍校大門兩側有一幅對聯，寫著：“升官發財請往別處，貪生怕死莫入斯門”。應當說，那時報名進黃埔的多數人，確實懷揣救國救民的理想。但自從蔣介石背叛革命後，想升官發財或與土豪劣紳、官僚買辦有利益牽連的，以及思想糊塗的人，便留在了國民黨裡，而真正捨生忘死、尋求救國救民的有志之士，或者原本就是共產黨員，或者從國民黨那裡轉身加入共產黨隊伍。是什麼把民族優秀的子孫，包括許多原本不愁吃穿、生活優越的人吸引到中國共產黨這邊來的呢？不是別的，最大的吸引力就是黨的初心。正因為加入共產黨的絕大多數人是被黨的初心吸引來的，所以面對異常艱難而殘酷的鬥爭，就能堅韌不拔，威武不屈，視死如歸，前赴後繼，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一支殺不絕、打不垮、拖不爛、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隊伍。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入黨基本上不再有生命危險，而且還可能會有一些好處。但即便如此，對於絕大多數黨員來說，黨的最大吸引力依然是它的初心和對初心的堅守。這從那些放棄國外優越條件的留學生衝破重重阻力回到新中國、加入共產黨的事例可以看出，從各個歷史時期、各條戰線的骨幹和歷次先進人物評選出的大多數人都是共產黨員的事實也可以看出。正由於在建設和改革年代入黨的人，主要是被黨的初心吸引來的，所以面對複雜環境、繁重任務，就能埋頭苦幹，無私奉獻；每臨關鍵時刻、危機關頭，就能挺身而出，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使中國共產黨繼續帶領人民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創造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年代，中國共產黨也出過叛徒和變節、腐敗分子。他們之所以走上歧途，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丟棄了黨的初心，因此未能經住生死的考驗、利益的誘惑。這說明，黨的初心不僅是“吸鐵石”，能把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吸引過來；同時也是“試金石”，能把意志不堅定的各種敗類淘汰出去。只要堅守初心就能糾偏正誤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年代，中國共產黨也犯過錯誤，有的還是路線性、全局性、長時段的錯誤。但中國共產黨最終總是能深刻認識、勇敢承認、堅決糾正這些錯誤，究其原因，歸根結底也緣於黨的初心和對初心的堅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鬥目標的集中體現。”這說明，黨的初心是與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鬥目標聯在一起的，初心不變，這些就不會變；這些不變，黨即使犯了錯誤、走了彎路，受了挫折，終究是會被認識、被改正的。在建設年代，中國共產黨犯的最大錯誤莫過於“文化大革命”。但犯這個錯誤的原因，同樣不是由於黨的初心變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同時又指出：“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 “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的缺點的……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這些論述說明，“文化大革命”雖然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挫折和損失，但出發點是探索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對此，鄧小平也說過：“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時指出：這兩個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文化大革命”十年佔了改革開放前歷史的三分之一強，既然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那十年當然包含在內。歷史事實也說明，反修防修的探索，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論戰及緊接其後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就已經開始了，而且已經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偏差。只不過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進一步試圖用發動群眾運動的方法防止黨改變顏色，用抓革命的辦法促進生產力發展，結果使偏差越來越大，終於釀成失敗的悲劇。但探索失敗不等於不是探索，這與失敗的科學試驗仍然是科學試驗，道理是一樣的。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沒有再發生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不過，在一些具體領域、具體政策、具體做法上也有過失誤，走過彎路，受過挫折。例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但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說這個口號不適用於任何社會階段，更沒有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階級鬥爭；相反，一再強調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以後，“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鄧小平也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誇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然而，一些人偏偏忽視甚至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結果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1987年初，鄧小平針對一部分學生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煽動上街鬧事的問題指出：“我們的思想戰線上出現了一些混亂，對青年學生引導不力。這是一個重大失誤。” “八九”風波平息後他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事實告訴我們，出現這些失誤、不足，原因同樣不是因為黨的初心變了。因此，一旦認識到了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同樣能以極大的努力予以糾正和彌補。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更加鮮明地指出：要“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他在這裡說的“表”和“標”，最大的無疑是黨的初心。中國共產黨近些年來之所以能不斷糾正和彌補過去一些失誤和不足，根本原因就在於用黨的初心，對照檢查了重大戰略的謀劃、重大政策的制定、重大任務的部署、重大工作的推進，並且及時校準了其中的偏差。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明裡暗裡反對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正確方向，說什麼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方向，無所謂社會主義方向還是資本主義方向。習近平總書記理直氣壯地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他強調：“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後。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麼、不改什麼，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 中國共產黨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古人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政黨同一個人一樣，最初抱有做好事的願望並不難，難的是實際去做，更難的是一直做下去。中國共產黨最初只有幾十人，歷經百年發展到近一億黨員；而且有70多年是在全國執政，40多年處於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環境，至今依然初心如故，不僅難上加難，而且在世界政黨史中絕無僅有。秘訣在哪裡？也可以說出多條，但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就在於中國共產黨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能不斷地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執政後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新情況，中國共產黨先後開展了一系列整風運動。這些運動有的在指導思想上犯了“左”的錯誤，有的存在簡單化、擴大化問題，留下大小不等的後遺症。但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而且從總體上看，也確實起到了保證黨在執政後依舊堅守初心的積極作用。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不僅處於和平建設和長期執政的環境，而且多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條件。一些黨員領導幹部，由於放松思想改造，個人主義膨脹，有的甚至以權謀私、行賄受賄、拉幫賄選、買官賣官，嚴重損害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破壞了黨與群眾的關係。針對新形勢下的新問題，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再搞過去那種急風暴雨的運動式的整風；另一方面，始終沒有停止用集中教育方式進行的黨內思想鬥爭和作風整頓。這些活動的主題雖有不同，但都採取開門整風、聽取群眾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讓黨員尤其領導幹部對照黨的綱領和宗旨進行思想剖析，從而不同程度地解決了一部分黨員思想、作風不純的問題，起到了複雜環境下警鐘長鳴的作用。中共十八大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管黨治黨、執行紀律上存在失之於寬、松、軟的問題，鮮明提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方針，突出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須從嚴，“打鐵必須自身硬”，“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並且緊緊抓住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四個突出問題，先後出台“中央八項規定”，懲治嚴重貪腐、觸犯法律的一批高級幹部，強化黨的巡視監督，集中清理裸官和檔案造假等問題。與此同時，在全黨或縣處級以上幹部中，連續開展了2013年黨的群眾路線教育、2015年“三嚴三實”專題教育、2016年“兩學一做”教育等實踐活動。中共十九大剛開過，全黨緊接著開展了2018年“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當前又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其中也包含召開民主生活會的環節。這些活動的頻率之所以不斷加快，目的就是為著適應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把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基礎性建設牢牢抓在手裡，把堅定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根本任務，教育全黨牢記黨的宗旨，引導黨員、幹部堅守入黨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經受住各種誘惑和考驗。”當前，我國已勝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處於“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他又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 “我們千萬不能在一片喝彩聲、讚揚聲中喪失革命精神和鬥志，逐漸陷入安於現狀、不思進取、貪圖享樂的狀態，而是要牢記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作為全體黨員、幹部的終身課題。”這些論述都說明，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路途還很漫長，任務還很艱巨，絕不能有絲毫松懈，必須一如既往地堅守和踐行黨的初心。只要這樣做了，我們就一定能從過去的勝利走向新的更大的勝利，完成“第二個百年”的奮鬥目標，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絲路規劃研究中心專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趙   欣監製：姚潤澤

編者按：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港九、新界）留下了不少活動足跡，隨著歲月變遷，這些足跡多數湮沒在喧囂的市井烟霞中，然而早年在港的這段歷史，一直是中共百年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紫荊雜誌社為此派出採訪組，尋訪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港留下的足跡。記者來到沙頭角、元朗等地，參觀了“香港抗日第一家”羅家大屋、烏蛟騰烈士紀念園、烏蛟騰村、秘密大營救中轉站楊家祠等中共領導下的香港人民抗擊日軍的重要史跡，聆聽了當年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之女、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會長尹素明講述革命前輩的抗戰故事，探望了當年的兒童團團長李漢老人，見到了當年秘密大營救的見證者楊永光老人。 文｜本刊記者  嚴駿　 實習記者  魏小旋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位於香港特區新界沙頭角烏蛟騰村。2015年8月，被國務院列為第二批10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本刊記者 連振海 攝）“香港抗日第一家”：羅家大屋巴士從港島出發經過沙田、大埔，大約50分鐘車程後來到沙頭角。坐在行進於鄉間公路的巴士上，視野所見都是郊野山林，有時道路沿海蜿蜒，看到大片灘塗和湛藍大海。在不遠處的對岸，隱約可見高樓林立的深圳鹽田。羅家大屋由巴拿馬華僑羅奕輝於1930年興建，位於沙頭角石涌凹，距離鄉間公路不遠。下車後，見一座黑瓦黃牆的嶺南式建築坐落在一小山林邊，屋子前面有寬敞的院壩，旁邊是幾座新民居。經羅氏族人同意，羅家大屋正改建為“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由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辦，新界鄉議局、新社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等單位協辦，主要介紹東江縱隊與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以及被譽為“香港抗日第一家”羅家的抗日事跡。走進大屋，見到建築物尚為高大堅實，地上鋪著嶺南民居常見的傳統方磚。大屋分隔出多間房間，現在都用做抗戰史料展覽，一塊塊新置的展板，讓抗戰紀念館初具雛形，這也將是香港首個紀念抗戰的專題紀念館。尹素明在展板前給大家講述羅家大屋與香港人民抗戰的歷史。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數小時即對香港發起了進攻，港英政府抵抗了18天宣布投降，香港進入了３年零８個月的日佔時期的黑暗歲月。此間，香港人口由約160萬減少至約60萬。日佔時期，中國共產黨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在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一支武工隊以隊員羅汝澄為嚮導，來到自己的家鄉香港沙頭角，羅家大屋成為廣東游擊隊進入香港後的首個落腳點，也是之後成立的港九獨立大隊的活動基地和交通站，見證了香港的抗戰歷程。羅家先後參加抗戰的有羅雨中（和妻子黃財嬌）、羅汝澄、羅歐鋒（和妻子歐堅）及其大姐羅許月（和丈夫黃翔）等11人，滿門豪傑，可謂名副其實的“香港抗日第一家”。作為“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的積極推動者，尹素明期望通過該紀念館讓更多的香港青少年了解前人英勇抗戰的事跡，體會今天穩定幸福的生活來之不易。 羅家大屋內的展板：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主要領導（本刊記者 嚴駿 攝）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在沙頭角鄉間公路的樹林邊，環境清幽靜謐，身處其中讓人頓生肅穆之感。紀念碑設在一個約200多平方米的紀念園裡，紀念園大門上鐫刻著“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字樣。紀念碑在園中聳立，碑身高約十幾米，碑身頂端是一個紅五角星，正中有“抗日英烈紀念碑”一行大字，為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所題，碑座正中是黑底金字的四個大字“浩然正氣”。記者看到，在碑座上放著一些鮮花，碑身後面和周邊也有一些花束，可見時常有人來祭奠。記者和同行遊客手執白色鮮花，在尹素明主持下，向英烈默哀致敬，又繞紀念碑三周敬上鮮花。尹素明在紀念碑側面給眾人講述烏蛟騰紀念碑的來由。烏蛟騰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的重要據點，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對烏蛟騰村及周邊村莊進行了10餘次大小掃盪，烏蛟騰村民和游擊隊一起抗擊日軍，保衛家園。1942年9月25日（農曆8月16日），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群眾交出自衛武器和供出游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李源培帶領村民，挺住日軍的酷刑折磨，堅貞不屈，李世藩因傷勢過重而壯烈犧牲。尹素明介紹，抗戰期間，烏蛟騰村總共為抗擊日軍先後犧牲了9人，稱得上是抗日英雄村。1951年10月，為紀念抗日英烈，村民自發在烏蛟騰的一處山坡下，建成一座小型烈士紀念碑。村民自定每年農曆8月16日為祭祀日，至今仍然每年舉行謁碑儀式。2009年，烏蛟騰烈士紀念園遷址重建到現址，2015年8月，國務院將烏蛟騰紀念碑列入第二批10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95 歲的李漢老人近照（本刊記者 連振海 攝）抗日英雄村：烏蛟騰村烏蛟騰村距離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有10來分鐘的巴士車程。烏蛟騰村坐落在小山坡上，大約有20-30戶人家。村口是一小型停車場和幾間祖廟。大部分住宅為新建，但也有一些舊建築的廢墟，有幾座完整的舊建築，居然見到當年的紅色痕跡，在幾處舊牆的屋簷上，清楚見到一平方尺見方大的五角星。在村子裡，記者探望了目前仍常住在村裡的李漢老人。他是土生土長烏蛟騰村人，今年已經95嵗，身體仍十分硬朗。李漢老人在15嵗時就參加港九獨立大隊，先任本村兒童團團長，帶領40多人唱抗日歌曲，還到鄰村演話劇，積極宣傳抗戰，日間還協助放哨，截查進村生面人士，保衛家園，直至抗戰勝利。1950年，李漢老人與本村旅居南洋的李源勳等人發起為李世藩等烈士樹碑立傳，紀念碑於1951年10月建成。此後60年的歲月裡，李漢老人一直守護著紀念碑，成為忠誠的護碑人。1985年紀念碑重修和2009年擴建遷址，李漢老人都積極參與，目前仍是紀念碑管委會成員之一。李漢老人還講述了烏蛟騰村舉行過的重要會議“烏蛟騰會議”。1943年，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成立，2月，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在烏蛟騰村召開聯席會議，學習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的一系列指示，總結經驗教訓，確定了今後鬥爭策略和任務，使東江抗日游擊隊擺脫了被動局面。 楊家祠的“適廬”（實習記者 魏小旋 攝）秘密大營救中轉站：楊家祠從九龍經青山公路到荃灣轉入元朗平原，汽車穿行在元朗平原的鄉間公路上，來到大棠村附近的一片樹蔭下停住。記者一行人在嚮導帶領下步行前往楊家祠。遠遠便能望見元朗平原的最深處，青山之下，綠樹掩映，黃墻青瓦，一座不小的房舍靜靜沐浴在金色陽光中。步行十幾分鐘來到一座大約佔地幾畝的院落前，門簷高大，門簷下書寫“楊家村”三個大字，左書“楊開晉代”，右書“家派梅州”，這就是著名的楊家祠。楊家祠為印尼華商楊氏兄弟1933年修建，楊氏兄弟從印尼回故鄉廣東梅州，到香港新界受阻未能回鄉，於是在元朗修建房屋定居，以耕種養殖為生。抗戰時期，元朗鄉村遭受土匪和日軍雙重侵擾，廣東抗日游擊隊來到元朗鄉村，趕走土匪，抗擊日軍，和鄉民一起保鄉衛國，逐漸取得了鄉民信任和擁護。此後，楊家祠成為廣東人民游擊隊及港九大隊的重要交通站，在著名的秘密大營救中，這裡曾是最為重要的大營救中轉站。1937年抗戰爆發後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轉移至香港，例如茅盾、夏衍、鄒韜奮、胡風、柳亞子等。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身處危險之中，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組織，通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及其領導的地方組織（1942年2月成立的港九大隊前身）將這些民主文化人士找到並安全護送到東江游擊區，被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當時大營救有四條路線，營救出800來人，無一人受傷和落入敵手，經楊家祠中轉的西線陸路是其中最主要路線。據茅盾《脫險雜記》描述，當時他們在秘密護衛下，從九龍出發，沿荃灣翻越大帽山，先來到楊家祠停歇一晚，沿著元朗交通線，避開日軍檢查崗，通過封鎖線，渡過深圳河，最後安全達到抗日游擊區據點。秘密大營救見證者楊永光（實習記者 魏小旋 攝）有幾位村民長者在樹下乘涼閒聊，記者上前詢問，楊家祠目前仍有楊家子孫後代十幾人在此居住。過了一會兒，有位長者從院內出來，八十來歲，黑紅臉膛，十分康健，正是傳媒報道過的秘密大營救見證者楊永光老人。這時，同行中有梅州人，用梅州鄉音和老者攀談起來，楊老先生隨即敞開大門，讓眾人進入院落，一路開心地和家鄉人攀談。院子很大，院壩約幾百平米，中間一座門楣上書“適廬”，有對聯“適居仁里、廬境人羣”，左邊一座門楣上書“迎祥”，有對聯“適居新界疑華界、廬結他鄉倣故鄉”，右邊門楣書“淑氣”，有對聯“適居鄰里仁為美、廬境人環治不孤”。三座門庭的主體建築之外還有低矮一些的附屬建築，院子裡也可望得見青山。眾人在院落盡情照相，楊老先生還和眾人開心地合影留念。這楊老先生，秘密大營救的時候5歲，已經記得當時經常有陌生人來到家中，或者吃一頓飯，或者安歇一晚就走。眾人逗留了幾分鐘就從院子出來，在院子外照了大合影返回。下午驕陽似火，一路的田園風景，竟也不覺得太熱。回望青山下安靜的紅色史跡楊家祠，時光仿佛倒流，也許當年文化名人和革命先輩走過的路、喝過的水、停歇的場所和今天的場景相差並不太多。在那些軍民共同抗擊日軍的歲月裡，有中國共產黨做主心骨，游擊隊與老百姓齊心一致，經歷千難萬險取得勝利，這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爭獨立謀復興偉大征程的縮影之一。目前，中共在香港從事黨的活動及工作的一些遺跡已經難尋蹤跡，只留有舊照記述著歷經的滄桑巨變，比如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華商報社址等。保留比較完整的紅色史跡除上文所述，還有西貢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港九大隊成立地點西貢黃毛應村玫瑰教堂，港九大隊西貢中隊襲擊日軍駐地舊址西貢官坑七聖古廟，以及屯門新墟中共在港建立的高等學府達德學院，葉劍英曾到訪過的愛國華僑居所潘屋等。隨著時光的流逝，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會越來越為更多的香港市民了解。這些紅色史跡，會越來越顯示其歷史價值，在香港的近現代歷史中愈加熠熠生輝。﹙本文採訪得到香港亞洲旅行社的大力支持﹚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趙   欣監製：連振海

  香港理工大學容啟亮教授及其科研團隊，是香港唯一參與國家深空探測重大工程的科學家團隊。早年從英國學成之後，容啟亮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學從事工業自動化及管理領域研究。三十年間，他勇於創新探索，相繼研製發明了“相機指向系統”、月壤“表取採樣執行裝置”、“火星相機”等多項精密太空儀器。這些重大科研成果被運用於國家探月工程嫦娥三號、四號、五號和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為中華民族“上九天攬月”的“航天夢”助一臂之力，也在人類深空探測工程史上留下深深的香港印記。可以說，容啟亮是當之無愧的香江探月問天第一人。作為多次參與國家重大工程的航天“老將”，容啟亮見證了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歷程，他自豪地說，“能夠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我感到非常光榮”。文｜香港     樂天“相機指向系統”助“玉兔”訪“廣寒宮”2013年12月14 日，那個寒冬的夜晚是容啟亮教授畢生難忘的日子，他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與眾多科學家一起，監測嫦娥三號著陸器順利降落月球。他發明的“相機指向系統”安裝在嫦娥三號著陸器上，勘察“玉兔號”月球車進行月面巡視，完成了國家交付的必達使命。這套“相機指向系統”是容啟亮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的重大科研成果，實現了在與地球相隔40萬公里外的月球表面拍攝清晰的360度圖像，幫助控制中心指揮月球車的活動。“相機指向系統”設計新穎、結構超薄，長85厘米、寬27厘米、深16厘米，重2.8公斤，可俯仰轉動120度，偏航轉動340度，能夠拍攝月貌全景影像，以及整個月球車的釋放過程，並進行月面運動監視。其特色是能夠抵受月球表面高達300攝氏度的溫差，可在重力只有地球六分一的環境使用，多角度協助拍攝和監測月球工作。整個系統比歐、美、俄同類型的輕一半，成本更低。由於在登月任務中的出色表現，“相機指向系統”又被應用到2019年嫦娥四號月背探測任務中，安裝在嫦娥四號著陸器的頂端，實現人類探測器首次月背軟著陸。 “表取採樣執行裝置”成功挖回月壤嫦娥五號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把大約兩公斤的月球土壤標本帶回地球，首次實現我國地外天體採樣返回，標誌着中國航天向前邁出一大步。嫦娥五號以“表取採樣”和“鑽取採樣”兩種方式採集月壤，容啟亮教授帶領的科研團隊負責研製在月面進行全自動的“表土採樣”及封裝任務，技術難度之高超乎想象。容啟亮教授說，“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類似儀器的研發，外國也從沒有，此前幾十年，俄羅斯曾經進行無人月球取樣，但採用的是鑽取方式，而美國則採用人工採樣的方式，嫦娥五號的採樣裝置完全沒有先例可以借鑒。”2020年12月8日，在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兼副系主任容啟亮與嫦娥五號的上升器和著陸器模型合影留念（圖：新華社）經過六年的不懈努力，經歷了數千次測試後，直到2017年，容啟亮教授團隊最終研製出一套由超過400件零件組合而成的“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其中，“初級封裝裝置”作為表取樣本的暫存器，是該系統的核心設備，保證珍貴的月壤“一顆不撒”。整個裝置重約1.5公斤，樣本罐只有360克，各零件均以最適切的材料，包括鈦合金、鋁金屬及不鏽鋼等製造，能耐受200攝氏度的高溫；工藝設計獨具匠心，包括透過漏斗將樣本倒入樣本罐內又不弄污罐身，鎖罐前掃走溢出罐口的月壤，確保罐蓋妥善關好，還會將罐內的樣本密封鎖緊等等。“初級封裝裝置”在採集月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最終嫦娥五號僅用20小時，採樣器在月球上採樣了12次（預設20次），便完成了從月球表面收集樣本的任務，大大縮短了操作時間。 小小“火星相機”——“祝融號”的大眼睛搭載於火星探測系統“祝融號”上的關鍵儀器“火星相機”，是容啟亮教授團隊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這款“火星相機”外觀小巧，重量僅約390克，卻蘊含“大能量”——可承受地心引力6,200倍的沖擊，經得住太空“長途旅程”中150攝氏度的極端溫差，還具有水平視野範圍達120度、對角視線視野範圍達170度的超廣角低畸變鏡頭。“火星相機”搭載於著陸器的平台前端，主要用於監視著陸情況、火星周圍環境，以及降落火星後“祝融號”的操作狀態，包括太陽翼的打開和天線的狀況等。這些信息對掌握火星車能否在火星表面成功巡視至關重要。一個小小的鏡頭對技術要求極高，容啟亮教授形容這是工程界的“終極挑戰”。“製作這個相機其實要考慮很多因素，要弄清楚從發射到著陸，相機都要經歷怎樣的過程，包括輻射及溫度的轉變等。到了火星之後，著陸又是怎樣的情況，著陸之後的環境、開始工作的環境都是怎樣的。”為了滿足這些嚴苛要求，“火星相機”採用了特別的凹凸面設計，這些“凹凹凸凸”能夠增加面板強度，並可讓面板更好地貼著每一個重要零件，起到更好的保護效果，同時有利於將零件熱量均勻地帶到外殼，當相機進入極端、高輻射的環境中，也可避免內部零件過熱而損耗。為國家航天事業發展貢獻“香港智慧”從嫦娥三號、嫦娥四號所用“相機指向系統”研發，到嫦娥五號的月表採樣器的設計，再到火星探測器的“火星相機”研製……多年來，容啟亮教授團隊的研發成果屢屢被運用到國家重大深空探測任務之中。“這是挺重要的儀器，國家都放心交給我們做，顯示國家信得過香港的科研。”隨著國家航天事業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香港理工大學在內的香港科技界，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為國家科技發展大局貢獻出“香港智慧”。展望未來，容啟亮教授透露研究團隊的未來規劃著重於兩個方向：一是繼續進行深空探測研究，希望日後能夠參與到國家更多具有挑戰性的深空探測任務之中；二是將團隊研發的太空科技成果，應用到民用領域，讓更多人受惠於科技發展。“現在國家發展得非常好，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非常願意搞科研，我覺得香港的科學家可以繼續參與大型的項目，給我們機會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希望在未來深空探測任務中，有更多的香港科學家加入，同其他科研人員一起，共同推進深空探測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共同創造中國在深空探測領域更大的輝煌。（作者係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監製：張晶晶

近日，由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紫荊文化集團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主辦的“時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動在港舉行，邀請多位我國殿堂級科學家赴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和6所中小學舉辦講座，並參加6月26日舉辦的“時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暨月壤入港揭幕儀式。文｜本刊記者      李博揚林鄭月娥在禮賓府會見戚發軔（左一）、龍樂豪（右一）等人6月22日下午，負責“長征”“神舟”“北斗”“天問”“嫦娥”等國家重大航天項目的科學家團隊抵達香港，展開為期5天的訪問。這支航天科學家團隊包括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院士、長征系列火箭總設計師龍樂豪院士、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浩、“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系統總師孫澤洲、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工程副總設計師謝軍、嫦娥四號探測器項目執行總監張熇等。除了講座外，訪問團還帶來了去年國家成功登月取得的部分月球土壤，並在香港首度公開展覽，讓香港市民一同分享國家航天事業的驕人成就。 林鄭月娥歡迎航天科學家：市民莫錯過難得機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3日在社交平台上發文表示，長征火箭、神舟飛船、嫦娥探月、北斗衛星、天問火星探測器等，都是國家航天科技的主角，它們背後的傑出科學家多年來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林鄭月娥說，很榮幸能夠在禮賓府歡迎航天科技代表團訪港。林鄭月娥表示，代表團成員在訪港期間會探訪大學、中小學，出席公開講座，並為香港市民帶來百年中國科學家主題展覽和月球土壤，希望大家不要錯過這個認識國家航天科技的難得機會。林鄭月娥稱讚龍樂豪院士和戚發軔院士是殿堂級科學家。兩位長者雖年過80，仍然積極參與國家的航天工程，實在令人敬佩。6月23日，“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在香港理工大學拉開序幕。圖為主禮嘉賓合影留念 殿堂級航天科學家進校園掀太空熱潮23日上午，“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活動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院士已經88歲高齡，當天他率先開講《中國航天與航天精神》，整場講座歷時兩個多小時，戚老全程脫稿，金句頻出。在我國航天史上，戚發軔院士的履歷堪稱傳奇：從中國的第一發導彈東風一號、第一枚三級運載火箭長征一號、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第一艘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到第一艘載人飛船神舟五號，他見證了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被稱為“行走的航天百科全書”。戚發軔說，中國的航天成就，在過往五十多年，從一無所有到航天大國，現正邁向航天強國，實現中國的航天夢。戚發軔還介紹了中國去年的多項航天任務成功，包括利用嫦娥五號探測器將月球樣本帶回地球，以及北斗衛星成功組網等。“載人航天精神裡，核心的就是愛國。”戚發軔認為，如果沒有愛，就不會有奉獻精神。他說，最高尚的愛，是愛國家。在國家有特殊需要的時候，航天人必須要有航天精神。“現在是和平時期，不要我們拋頭顱、灑熱血。我們只要愛自己的事業、愛自己的崗位，老師教好學生，學生學習好，我認為就是愛國。”聽到此處，現場爆發出熱烈掌聲，經久不息。23日下午，代表團來到香港大學與學子交流。國家航天局探月工程三期總設計師胡浩作了題為《九天攬月》的公開講座，介紹中國探月工程的相關情況。現場可見，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而許久未坐滿人的禮堂，今天連第二層都迎來了聽眾，甚至還有人站在走廊聽講。“對於月球，以前我們只能作詩想像，現在我們能抵達了，就希望利用月球，也一定能夠利用。”胡浩說，“探月工程使得我國航天技術跨了一大步。以前深空探測俱樂部裡沒有我們，現在我們是重要一員。火星任務，也得益於探月任務打下的基礎。”此次伴隨航天科學家入港的，還有“天外之土”月壤。胡浩歡迎香港的科研機構也來申請使用採回的月表樣品進行科學研究，並打趣地說，“‘嫦娥五號’採回的月壤1,731克，很有意義，這代表我們探月工程規劃17年，分為3步走，而且都是1次成功。”“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胡浩用毛澤東的詩句結束了演講。他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這是中華文化延綿不絕的關鍵所在。中國工程院院士、神舟飛船首任總設計師戚發軔院士在座談會中指出，國家現正邁向航天強國，實現中國的航天夢胡浩說，過去兩年，中國航天喜訊不斷：嫦娥五號奔月取壤任務成功，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閃耀開通。上個星期，神舟十二號飛船的3位航天員，剛剛入駐了中國空間站。“這些任務成功背後的航天科學家團隊，居功至偉。”聽到此處，全場掌聲雷動。 香港青少年“追星”盼參與國家航天事業這次航天科學家團隊抵港，在全港掀起了一股太空熱潮。在活動現場及觀看直播的學生們紛紛表示：“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追的星！”行程後半程，航天科學家團隊還分別走進多所學校，進行講座及與師生互動交流。同學們一方面感嘆我國近年來在航天領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對航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他們在艱苦卓絕的環境裡始終抱有對國家、對航天事業的無盡熱忱，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打破歐美等強國在該領域的壟斷地位，十分不易。“就像戚院士所說，做好本職工作也是為愛國出一分力。作為一名學生，認真學習就是我的本職工作，希望有一天也能盡我所學，為推進國家建設作出一些小小的貢獻。”在現場聽講座的理大周同學如是說。現場還有年齡更小的“追星”一族。正在香港讀小學的余同學，第一次來大學聽講座，他說自己一直有個“飛向太空”的夢想，所以專程托父母報名，來一睹國家航天科學家的風采。“希望以後能夠到月球上，去看一看那裡到底有沒有外星人，有沒有水。”余同學說。在香港，青少年“追”航天科學家團隊，更“追”他們背後的大國重器和國家級科研任務。“我們這一代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航天事業深感興趣，請問，我們香港大學生是否有機會到國家航天部門實習、學習？”在當天演講後，戚發軔被學生問及這一問題，他答道：熱情歡迎在港學生參與國家航天事業！戚發軔表示，中國的航天事業，需要各地各方面的年輕人。此次入港的航天科學家團隊中，就有五六個年輕同事，他們從香港不同大學畢業，取得學位後回到內地，目前正在重要的工作崗位上工作。戚發軔表示，“我們熱情地、真誠地歡迎我們在港的年輕同學們參與到國家的航天事業中。不僅可以到國家航天部門的崗位上工作，也可以在香港原有崗位上完成國家航天項目的相應工作。”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7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監製：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