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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
劉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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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他的文章
反對派“政治投機”無底線 在全世界極少見
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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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反對派並非事事與政府作對,以當地人民的利益為依歸是最起碼的底線。像香港部分反對派人士這樣勾結外力,以逼迫中央或特區政府在重大問題上作出退讓,在全世界都是極少見的。表面上,反對派得到了外國支持,但實際上,外國政客早就對中國有成見,想利用今次修例事件做文章,因為香港若通過修例,必然會令他們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基地的空間縮窄,所以反對派送上門只是呼應了外國的成見,打擊了香港的管治。反對派這麽做其實對他們自己也相當危險,甚至可以用“政治自殺”來形容。因為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會希望外部勢力來干預自己。反之,如果外國真的聽從他們的意見,對香港實施制裁或限制措施,反對派就需要為他們愚蠢的政治投機行為付出代價。
歐盟擔憂修例屬多餘
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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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據《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爭議發出外交照會表達關注,實屬正常。但若歐盟擔憂中國政府會利用修例對付西方國家的公民,就是杞人憂天。中國並無需要利用《逃犯條例》對付西方國家的公民。據國際移交逃犯的慣例,即使無正式移交逃犯協議,只要兩個司法管轄區同意,仍可以將某逃犯移交到另一司法管轄區,若要對付西方國家的公民,在內地已經可以做到。歐盟發出外交照會,無非是“玩緊政治”,毋須太高度理會。從中國角度看,西方國家愈施加壓力,中國愈認為西方想利用修例打壓香港或打壓中國,更加沒有任何退讓的可能。 修例並非只為台灣殺人案及堵塞司法漏洞,而是廿三條未立法,以及香港與內地沒有移交逃犯協議。“香港不能成為國家安全威脅”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核心要求之一,香港回歸已超過20年,卻仍未與內地簽訂移交逃犯的協議,令香港成為內地犯罪者的“避難所”或逃亡其他地方的“跳板”,給國家安全帶來嚴重威脅。因此,在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面前,盡快通過修例顯得十分迫切。
逃犯修例問題已上升至國家主權與聲譽層面
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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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中央明確表態支持《逃犯條例》修訂,已經上升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國家聲譽、特區管治能力,以至(《基本法》)23條日後立法的問題。甚至我認為無論今次民意壓力如何大,甚至出現比較龐大的集體行動,中央及特區政府都不會退讓。
香港要把國家利益和自身利益結合在一起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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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博弈或許會持續很長時間,關係到整個世界向多極化發展還是維持單極化,對整個世界未來走向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大部分國家都不希望中國輸掉這場博弈。它們對美國這種單邊霸凌主義早有不滿,同樣擔心美國會為了保持自己霸主地位不惜一切,對世界造成嚴重負面影響。至於當前的香港,全球經濟局勢動蕩將使香港無法避免受到損失。“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要在維持好自由港地位的情況下,避免和西方國家發生對抗,利用自身的國際化平台的優勢,把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結合在一起。
修改《逃犯條例》涉及維護國家安全問題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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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不只關乎台灣殺人案,而是涉及維護國家安全問題。如果在內地犯罪的人可逃到香港,會令香港變成國家安全漏洞,目前亦有不少人透過香港轉移國有資產,影響國家經濟及金融安全,加上美國壓制中國發展,不排除中央擔心外部勢力利用香港,作為顛覆及滲透的基地。涉及國家安全的立法日後陸續還會有,視乎法案重要性及反對者如何阻攔,不排除政府會再直接將法案提交上大會審議。
珠三角進一步開放突顯香港重要性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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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本身就顯示中國在單邊主義橫行的國際環境下仍堅持改革開放,而珠三角本來已是全國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現時進一步開放就突顯香港重要性,各城市的營商、監管、會計制度如果要和國際先進水平接近,就需要和香港看齊。說到底,大灣區戰略目標是“走出去”而不是香港“走進去”。同時,香港唯有保持一國兩制下的法治優勢,才可成為規劃中的國際仲裁中心,起到特別的、甚至樞紐的作用。
處理好社會民生問題有助於緩和政治氛圍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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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處理好“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尤其是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產業結構單一、社會矛盾突出和政治沖突不斷等,強化香港競爭優勢、大力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產業多元化、讓更多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得以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鼓勵公平競爭、縮窄貧富差距和處理好貧窮問題乃必由之路。縱使政治問題比如政制改革,由於香港仍然存在多股蓄意與中央對抗的力量的緣故,不是一時三刻所能解決,但如果能夠處理好那些經濟、社會和民生問題,香港的政治氛圍亦會趨於緩和,反對勢力的活動空間也會減少,迫使他們調整政治立場或走向邊緣化。
香港仍然缺乏融入國家的強大廣泛共識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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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隨著國內外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變遷,香港有需要加強和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能獲得美好的發展前景,但種種心理和政治障礙卻使得社會上仍然缺乏對是否融入國家的強大廣泛共識。對未來發展方向和相關方針政策缺乏共識的情況下,要凝聚各方面力量朝著一個明確的方向發展香港便非常困難。回歸以來,不少精力和時間浪費在無窮盡的爭論之中,嚴重拖慢了香港的發展,也使得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難以得到適當的處理。 總的來說,內地的改革開放和迅速崛起的的確確在不同方面對香港造成了沖擊,改變了香港人對國家、中央、內地以及對香港本身的心理預期,產生了不少心態上和行為上的改變。
@劉兆佳:淺論香港對於中國外交的重要作用
201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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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以“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來解決“香港前途問題”。中央當時的想法是要讓香港在回歸後能夠憑藉其獨特和不可取代優勢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而香港能否為中國外交發揮作用則沒有認真探索。在當前新的環境下,探討香港在中國外交所能發揮的作用的時機經已來臨。本文的目的是對這個重要題目作初步梳理,並提出若干粗淺意見和建議。本文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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