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國家發展是香港未來的大趨勢 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應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 觀察者網：很多人在思考香港政治問題的解決辦法，很老套但確實有效的一個方法就是發展香港的經濟，用經濟受益助推政治認同，對此您也提議過搞科技創新、推動香港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等。 劉兆佳：形勢逼人，為勢所逼，不能繼續因循守舊。 其實香港需要產業轉型已經說了幾十年了。回歸前就有人提出，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已逐步變成夕陽工業，不能再這麽持續下去，一定要推動新產業的出現。後來內地改革開放，珠三角突然間成為承接香港夕陽工業的重鎮，那些本來要淘汰的廠子在珠三角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機會，不僅仍可以保留勞動密集、低技術含量的特徵，還可以做大做強，一個原本只有少數人的廠可以發展出幾百、幾千人的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內地，造就了香港服務業、金融業和地產業的發展。 某種意義上，內地的改革開放也讓香港的產業轉型沒法再繼續進行下去。內地給香港帶來的發展機遇對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有相當大的好處，從商人的角度來看，繼續做地產、搞金融，風險小、回報多且回報快，他們不需要再作出很大的努力就可以獲利，那為什麼還要做那些比較困難和自己也不太擅長的事情呢？ 雖然長期依靠房地產和金融業也不是辦法，但轉到別的行業，是不是能得到更高的利潤，特別是短期利潤？而從事其他行業，特別是高新科技，可能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甚至連融資都成問題，香港也未必有足夠的人才配套，且去做的時候市場又在哪里？這些都不清楚。再者，香港政府對此既無遠見，也不扶持。因此，產業調整，也要看有沒合適的條件去做。 為勢所逼的意思，就是要改變當前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並不容易，但我們也已逐漸看到目前這情況若再繼續下去，香港不僅產業轉型不了，連經濟發展速度也不會快，更麻煩的是年輕人得不到發展機會、財富越來越集中、貧窮問題愈益嚴峻、民憤民怨不斷升溫。 所以，我們要推動產業轉型，特別是注重科技創新、推動高端服務業的發展，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尤其是隨著歐美市場的萎縮和西方國家對外的打壓，我們要考慮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國和亞洲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思考香港長遠的出路問題，說服眾多個體主動自覺作出調整，這點並不容易，所以現在只能依靠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努力。也就是，開拓新的產業發展空間，其中涉及到的人才供應、市場開拓、資金融通、政策優待等支持，既要來自特區政府，也要來自中央、內地。 政府如果不出手，人才、資金只會維持著舊有的產業結構，直到房地產和金融不再能提供機會——這時候再轉型已太遲了；只有中央、特區政府從長遠的角度、從居安思危的角度去想問題、聯合出手，盡可能地利用內地所提供的市場、人才、資金、政策讓一些新產業殺出「血路」，讓港人對新產業逐漸生出關心和動力，才可能讓香港的產業結構走向多元化。 可以參考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早就知道經濟發展不能只靠幾個行業，需要有不同的產業來維持經濟增長、滿足新加坡人的工作需求，所以新加坡一早就自己投資及引入外資開拓新的行業，譬如發展電子通訊科技、生物科技，甚至是煉油業，同時盡量保留一些原來的制造業。 新加坡是從國家生存和發展的角度進行長遠思考，而香港基本是靠市場推動，因此產業難以轉型。推進香港產業多元化，以政策甚至資金扶持，利用國家發展，特別是大灣區所提供的腹地和市場，讓一些有發展前景的新產業做大做強，形成臨界值（critical mass），達到一個足夠的分量讓它可以自己通過市場動力持續發展，這就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工作了。 觀察者網：其實這些想法，香港之前也多次嘗試過，比如建設所謂的數碼港，如今國內芯片產業龍頭中芯國際在最初選址建廠時也一度考慮過香港。但是我們發現很多方法落實到最後，碰上房地產，就很難繼續推進了。似乎一跟房地產掛鉤，一扯到高房價、高房租，解決問題的難度系數就直線上升。就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您有什麽解決建議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香港代表團的審議時也說了，「解決香港住房問題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的時候。」 劉兆佳：要將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當成特區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還需用有力有效的辦法去處理，特別是要從頂層設計著手。頂層設計不是粘粘貼貼、修修補補，而是拿出整套方案，在行政、立法、政治上定得清楚明白，這樣才能更有效地處理問題。 土地房屋問題在香港真的是「老大難」問題，因為推動土地房屋政策觸及多方既得利益，面臨不同原因的反對聲音。房地產商等團體阻礙政府增加土地供應，是基於經濟利益；環保、保育團體阻礙，是因為所謂的道德立場；而反對派阻礙，是出於政治原因。 如果政府解決了土地房屋問題，反對派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間就會萎縮；土地房屋問題解決不了，香港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就會更加不滿，反對派更能借機削弱政府管治威信、打擊政府管治能力，繼而質疑、挑戰香港的政治制度，認為現有政治制度非改革不可，要走向民主化。 面對這些情況，需要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和意志，也就是中央、特區政府和立法會要聯手推動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香港政府需要強而有力，需要有魄力、有遠見、有膽識，再加上中央的大力支持，才可以克服利益既得者的阻撓、各種各樣的反對聲音，再或是來自法律、政治上的挑戰。 具體來講，香港政府可以大力用好現行的法律，賦予政府權力去收地及興建新市鎮，容許將部分郊野公園的土地用來興建房屋及促進新產業發展。政府也應加快一些法規程序的執行進度，尤其是涉及城市規劃、更改土地用途（如改變工廠大廈用途）或收回土地的程序。這些改善可能需要通過修改法律，甚至是重新立法。 當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後，新的選舉委員會既可以負責選出行政長官，也可以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而委員會裏不少人應也是支持各種各樣的社會改革的。這樣一來，行政、立法也可以通過前所未有的合作去推動艱難的社會、經濟、民生改革，包括土地房屋改革。 為什麼討論有沒決心和毅力去解決這些問題時，中央的角色也很重要呢？因為如果中央擺明改革的決心，認為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是解決香港其他深層次社會、經濟、民生問題的抓手，並真的拿出決心和勇氣來支持特區政府大刀闊斧地改革，再加上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支持，很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甚至包括貧富懸殊問題和年輕人「上樓」問題。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觀察者網：前幾日林鄭月娥在社交媒體上特地提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事。記得您曾說過「推動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想法早已有之」，那為何先前遲遲不見真正落實？ 劉兆佳：其實當年鄧小平在構思「一國兩制」時，的確是想過加強香港和內地的經濟關係，否則香港怎麽為國家發展作貢獻呢？然而實際操作中，中央和香港兩地最初各有顧慮。 開始時中央和香港都是想著由民間社會和工商界人士去推動兩地經濟往來，不一定需要由中央和特區政府通過合作聯手推動。當時的主要顧慮是，如果由中央提出要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政治上會引起一些人的質疑——香港究竟是不是高度自治？中央是不是要插手香港的事務？甚至香港是不是要走計劃經濟道路？ 當時就算有心想推動融合，也沒有這樣的政治氣候，所以香港最初想參加「十二五」規劃的時候，中央是抗拒的。後來中央覺得香港日後的經濟發展如果不能與內地加強聯繫，不能利用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就很難推動自身產業升級、產業多元化和經濟發展，才勉為其難讓香港加入「十二五」規劃。 雖然後來中央比較樂意提供各種各樣的支持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是香港本身內部也有很多阻力。 比如，政府裏有很多官員都不是很熱衷於推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因為這涉及改變他們一直以來的政策路向及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思想。在兩地經濟融合過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甚至要扮演規劃角色。香港不規劃，你怎麽配合國家規劃，是不是？而對於「規劃」這兩個字，香港很多官員既無經驗，心理上又抗拒，甚至認為是錯誤的做法。 有些官員覺得以前港英政府沒有輔助產業發展，所以現在的政府也不應該有，否則不公平，而且隨時會選錯產業發展方向，結果得不償失，還會在政治上又受到別人攻擊。此外，他們認為政府要慎用公帑，更加不能接受將公帑用在內地以扶持、協助推動兩地經濟合作。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香港要參與內地的發展，但香港不能投放資源在內地以協助香港人或香港企業在內地發展，這樣能夠做到的事情相對就少很多了。 社會上也有反對勢力在抗拒，他們從根本原則上反對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認為這樣不但令香港高度自治不保，還可能引入內地和中央的影響力，導致香港在政治、經濟上受制於中央、內地。反對派陣營中有一幫人經常想搞本土分裂主義，在經濟上肯定是想盡可能地與內地切割。 除了政治顧慮，香港社會上也有一些反對聲音，兩地融合導致部分港人利益受損。比如：內地大批企業來港上市，擠壓了本地一些企業的融資空間；有一些行業受到來自內地的競爭，如內地地產商來港發展，衝擊了香港地產商的利益；有一些人才覺得受到內地人才的挑戰；內地同胞來港旅遊，與本地人衝突增加，有一些地方的居民覺得生活受到影響……很多事情導致一些港人對兩地經濟融合產生抗拒感。 而香港這十幾年來飽受政治鬥爭摧殘，尤其在過去幾年受到各種各樣的動亂衝擊，政府疲於奔命去處理這些政治問題，也難以抽出時間去落實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拿大灣區舉例，廣東比香港積極很多，光是建港珠澳大橋，別人都建好了，我們還沒有完成。 坦白說，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不斷打壓香港、香港不能再依靠西方的背景下，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避免不等於他們就會踴躍接受，肯定還有很多猶疑在的，這樣就不能全心全意去做好相關工作。 觀察者網：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中央、內地的支持。我在採訪其他香港人士的時候，他們也都提議希望內地能提供更多優惠政策。不過如今，尤其是旁觀修例風波後，很多內地網民有個疑問，當下的香港能為內地帶來什麼？ 劉兆佳：香港對國家的價值，中央政府看到的比內地不少人看到的要高很多，因為中央是從長遠、宏觀的角度出發，考慮國家發展的需要和世界大勢的變化。這問題，說到底就是中央為什麽要在香港搞「一國兩制」。 因為中國正自己走一條有別於西方的發展道路，而西方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仍會在世界經濟版圖中佔據重要位置，它們仍是相當重要的產生新科技、推出新管理模式、輸出資金及為中國產品提供市場的地方。換而言之，在未來很長時間里，中國要與西方陣營共存，你不可以消滅我，我也不可以消滅你。西方有些人侈談與中國「脫鉤」，其實不切實際。 中西之間的制度差異確實妨礙了彼此間的合作，而香港可以作為中西方接觸的橋梁，讓大家通過香港接觸到對方，進而利用對方帶來的發展機會。譬如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的推進（跨境支付）、內地企業走出去、中企的融資問題、香港發揮國際仲裁中心作用等等，香港在這些方面扮演了內地任何大城市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具體舉例，比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內地再怎麼搞，也不會像香港這般資金自由出入，是不是？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可以幫助中央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逐步積累讓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知識，特別是監管和風險管理的知識。再比如，先前特朗普要將多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企業「摘牌」，這些企業如果要繼續在全世界進行融資活動，香港可以提供一個很便利的市場。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彌補內地的不足，抵消西方對中國所施加的制裁的影響。當然，香港能為國家提供的服務種類，會隨著香港本身受到西方的打壓而有所減少。 總而言之，雖然長遠來看，隨著內地市場不斷改革、香港同時也加強政府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角色，香港和內地在「兩制」層面的差異會越來越小。不過至少在未來幾十年裏，香港代表一種仍與西方接軌的獨特制度，仍可以為國家發展提供一些內地其他大城市所不能提供的服務和作用。 觀察者網：在您看來，未來香港與國家戰略發展銜接時要多注意哪些問題？ 劉兆佳：香港要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政府的經濟思維及管治模式都要出現某些改變，比如要進行長遠的經濟規劃工作，一些執行方式也要進行相應調整。 香港要與內地接軌，而接軌不是說要一模一樣，但起碼要拉近距離，方便人才流、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物流的流動。為此，政府需要在法律、政策、規則等方面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提供一些誘因，讓香港的企業、個人參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 香港政府也要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聯繫。因為香港要參與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就更加要爭取到其他國家對香港的支持；香港想更好地發揮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橋樑作用，也牽涉到與其他國家關係的談判。這些都是很繁重、很巨大的工作。來源：觀察者網

文/劉兆佳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3月5日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作說明時指出，中央認為鑒於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機制存在明顯的漏洞和缺陷，致使亂象叢生，必須採取必要措施，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會運用國家憲法賦予的權力發揮主導作用，為香港建構「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我認同王晨副委員長的論述，並在此對「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提出我的一些粗淺看法。 無休止政治鬥爭百害無利 之所以要完善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原因是這套選舉制度作為香港「民主」發展的依讬在過去多次改變後，不但沒有讓香港的「民主進程」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為香港帶來無休止的政治鬥爭、行政立法關係緊張、政府管治失效、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的事件層出不窮，最後甚至引發嚴重動亂和暴力衝突以及內外敵對勢力妄圖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和把香港變成顛覆和滲透基地。 香港回歸祖國迄今，取消由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增加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在功能團體選舉中加入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增加區議會議員代表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的人數比例等各種選舉制度的改變，不可否認是所謂「循序漸進」發展香港的「民主」的舉措，但那些「循序漸進」的步驟卻是在沒有充分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下、為了部分回應香港的反對勢力而作出的、缺乏全面和長遠思考的行為。 事實證明，過去「循序漸進」的「民主化」不但沒有帶來持續的「民主」進步，沒有鞏固香港「民主」的根基，反而是斲喪香港「民主」的生機的「循序漸退」改變。如果繼續沿著原來的軌跡「循序漸退」下去，香港的「民主」會走向自我毀滅，結果是不但「一國兩制」無以為繼，國家和香港也會遭受嚴重傷害。以此之故，在中央主導下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讓香港的「民主」在新的基礎上健康和持續發展，才是應有之義和負責任之舉。 在「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下，香港選舉制度「民主化」作為一個目標相對於「促進國家統一」、「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捍衛領土完整」、「保存香港原來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愛國者治港」、「行政主導」、「良好的中央與特區的關係」、「良好的行政立法關係」等目標相對次要。作為一個手段或工具，香港選舉制度「民主化」更是要有利於那些更重要的目標的達至，而不能妨礙甚至防止其達至，否則相關的選舉制度必須揚棄。 香港內外敵對勢力經常把「民主化」當作是「一國兩制」的最高目標，把「政制改革」當作中央對港政策和香港特區施政的首要工作，並頗為成功地利用這種本末倒置的政治主張發動群眾、逼迫特區政府和取得了一定的「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實際上最後得到的是對香港的「民主」長遠發展、「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香港的繁榮穩定極為不利的「成果」。 建有香港特色選舉制度 為了香港的「民主」能夠健康發展，必須釐清香港的選舉制度設計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主要原則是香港的選舉制度必須正本清源地有利於「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主要目的的達至。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選舉制度作為目標和手段的本質，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必須要為「一國兩制」服務、對「愛國者治港」有利和能夠阻止「反中亂港」分子和外部勢力通過選舉進入香港的管治架構，並利用他們在管治架構內的職位破壞「一國兩制」的實踐、危害國家的安全和香港的安定。 在香港，那些仰視西方選舉制度的政客、專家和學者往往把「民主化」當為絕對的「好事」，不必也不應該計算後果。然而，在「一國兩制」下，在設計選舉制度時，所有對「一國兩制」、對國家和對香港所帶來的後果卻必須慎重和認真考慮在內。任何不利於那些目標達至的選舉制度都不是好制度。這一點恰恰就是「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的要義所在，是中央主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初心所在，也是香港「新的民主選舉制度」的特色所在。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來源：大公報

文/劉兆佳 從一開始，「愛國者治港」便是「一國兩制」的核心原則。是「一國兩制」能否成功實踐的先決條件。然而，儘管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將近24年，「愛國者治港」尚未在香港特區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徹底體現。造成這個局面的成因很複雜，但毫無疑問，回歸後香港的選舉制度欠完善與此有莫大關係。 香港選舉帶來的亂象 正是由於香港的選舉制度欠完善，並存在不少漏洞，才讓「愛國者治港」不能完全充分落實，香港各種以「反中、反共和反政府」、不承認由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香港憲制秩序、並與西方敵對勢力有勾連的非忠誠反對勢力得以進入香港的管治架構，特別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區議會之中。今天，有目共睹的是：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由於不能確保全面「愛國者治港」，已經產生了不少亂象，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令「一國兩制」不能全面準確實踐，也衝擊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首先，內外敵對勢力在選舉過程中、在社會上和在管治架構內不斷進行挑戰國家主權的行動。包括質疑和否定國家對香港的主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公然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公然或者隱晦提出各種分裂國家的主張和從事相關行為，提出港人不屬於中華民族的謬論，否定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事實，或明或暗地策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利用各種內外媒體抹黑「一國兩制」和香港，乞求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致力把香港問題「國際化」，要求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和香港，要求英國照顧其在香港受到中共迫害的「子民」等。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長期以來立法會已經成為非忠誠反對派議員宣揚「反共反中」、分裂國家的主張和勾連外部勢力的政治平臺，因而對國家安全和利益構成實質威脅。 第二，內外敵對勢力在選舉過程中、在社會上和管治架構內不斷損害和扭曲香港的法治價值。包括否定國家憲法在香港的適用性，不承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秩序，刻意歪曲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理解，提出一套將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對「一國兩制」的「另類詮釋」。譴責人大常委會釋法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獨立和法律制度。以「公民抗命」和「違法達義」等主張和口號鼓動違法和暴力行為，威脅和恫嚇那些不同情暴徒的法官。譴責香港法律和制度不公不義，把政治淩駕在法律法治之上，貶低內地法律界的專業地位和造詣，詆毀內地的法治，乞求西方的法律專才為香港法律制度授予「合法性」，向外國宣傳香港「法治已死」和「司法不獨立」的歪論等。 第三，內外敵對勢力在選舉過程中、在社會上和管治架構內肆無忌憚衝擊行政主導。儘管迄今為止，非忠誠反對派尚未能夠取得立法會的控制權，但由於他們在分區直選中長期以來享有一定的優勢，加上大部分以個人而非團體為投票者的功能團體的選民近年來日趨激進，因此不能完全排除非忠誠反對派日後得以通過立法會選舉而取得立法會主導權的可能。即便他們在議會中不佔大多數議席，他們仍然可以在議會內惡意否定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和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不斷煽惑和動員群眾與香港特區政府進行鬥爭、並在香港暴亂期間包庇和縱容暴徒。 他們也會結合立法會外的各種反對勢力妨礙立法會的工作和打擊其威信。他們經常濫用議事程序、憑藉「拉布」、肢體衝突等不正當甚至非法手段阻撓或癱瘓立法會的運作，並因此而讓香港特區政府在行政立法對立的情況下無法有效施政。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管治維艱，威信不振，「行政主導」更無從說起。 第四，內外敵對勢力在選舉過程中、在社會上和管治架構內拖累了經濟民生問題的處理。長期以來，香港深受一系列深層次經濟社會民生矛盾所困，但那些矛盾卻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認真的處理。究其原因，是因為內外敵對勢力非常成功地把政治議題，特別是「政制改革」、「中央與特區關係」和「行政立法關係」變成香港最矚目和「最重要」的議題，從而大幅擠壓了或者邊緣化了那些亟須解決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包括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香港產業結構狹隘、貧富懸殊、貧窮問題、房屋土地短缺和年輕人發展機會不足）在公共議程中的位置。 他們又頗為成功地在社會上和在立法會內進行各種行動阻撓政府的經濟社會民生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導致那些問題不斷發酵、惡化和民怨升溫，藉此撈取政治資本，並因此令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因為無法有效應對那些問題而難以提升。 最後，內外敵對勢力在選舉過程中、在社會上和管治架構內不停通過發動無休止的政治鬥爭來製造社會的分化、對抗和撕裂，甚至連家庭、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和鄰居都不能倖免。他們和其支持者執意要把政治乃至非政治議題道德化、人格化、極端化和對立化，讓妥協、互信、互諒、包容和協商成為不可能。他們把中國共產黨、中央、行政長官、特區政府、警隊和愛國力量「妖魔化」，形成彼此勢不兩立、水火不容之勢。他們運用和縱容暴力。他們散播仇恨、偏見和怨毒，嚴重毒化社會氛圍。他們把年輕人與其長輩對立起來，激化世代之爭。他們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把香港居民與內地同胞對立起來，歧視和排斥內地同胞。他們把香港與國家對立起來，把「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地理中國」和「民族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立起來，拒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他們拉攏外部勢力，與那些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香港居民對峙。他們用「零和遊戲」態度來對待政治爭鬥和爭議，尋求「全勝而歸」，力圖置對手於死地。凡此種種，都把香港社會推向嚴重撕裂，鬥爭不絕，難以癒合的深淵。 完善選舉制度 以此之故，為了實現「愛國者治港」的戰略目標，我們對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必須因應過去的實踐經驗儘快作出認真和慎重的檢討並對其作出必要的完善，而完善制度的核心就是要確保當選者都是愛國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防範非忠誠反對派人士成為候選人、勝出選舉和在履職後從事違反誓言的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必須是全面的，牽涉到選舉辦法、選舉活動和經費、候選人資格審查、議員和委員履職前的宣誓、議員和委員在履職後的監察、對外部勢力的監管等方面，其中至關重要的是候選人的資格審查的問題，而這方面如果把關嚴密，而非忠誠反對派人士又根本不能「入閘」成為候選人，其他問題也就會相應迎刃而解。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來源：大公報

文/劉兆佳  國家憲法才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法律依據，而非《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西方勢力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實都存在扭曲了的理解，都對它們採取批判和懷疑的態度，不斷質疑中國政府對香港的莊嚴承諾，藉此打擊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和信用，意圖削弱中國的軟實力和損害香港的國際地位和投資環境。近年來，西方勢力對中國和香港的敵意隨着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力度不斷強化而有增無已。最近有些人甚至斷言「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不復存在。這裏所說的西方勢力包括西方國家的官員、政客、媒體、意見領袖、公民團體、人權組織和非政府機構，也包括那些以西方勢力為核心的部分「國際組織」。這種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扭曲理解和由此衍生出來的批評和責難其實是源於部分西方勢力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誤解和不求甚解，不認識中國的歷史背景和法律傳統，不信任中國共產黨，不相信香港可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中保持繁榮穩定和原有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刻意和惡意宣揚一套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錯誤理解，意圖達到打擊中國和香港、保護香港的反共反華勢力、灌輸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和信仰，以及讓香港繼續成為西方用以對付中國的棋子的目的。 西方勢力的所作所為也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支持和壯大香港的反對勢力、削弱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信心、淡化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煽動香港人與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對抗、以及影響香港的公權力行使者特別是司法人員的行為等效用。更嚴重的是，由於部分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話語權旁落在西方勢力的手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也難以全面和準確實施。 籠統來說，基於我對西方勢力過去多年來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論述，那些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誤解或曲解的犖犖大者包括： （一）把《中英聯合聲明》當成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法律基礎和認受性來源，從而讓英國、美國乃至部分西方國家可以過問回歸後的香港事務，覺得需要承擔對香港人的「道義責任」，並且可以以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為由向中國「追究違反國際協議」的「責任」。西方勢力意圖讓香港人相信，「一國兩制」方針是中國在西方的壓力下才授予香港的。西方勢力不斷重申《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回歸後繼續有效的說法其實並沒有法律依據。內地的基本法權威和原基本法起草委員蕭蔚雲教授在香港回歸前早已指出，國家憲法才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法律依據，而非《中英聯合聲明》。這個原則不但在憲法中作了規定，而且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也得到體現。《中英聯合聲明》正文第三點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如下：（一）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時，《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的第一點又指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從上述《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看，第一，中央根據憲法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中央根據憲法第31條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法律根據是憲法，包括第31條，而不只是憲法第31條。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和《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都是中國憲法第31條的具體體現，符合「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中國政府承諾了將這些內容寫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義務，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內容必須符合《中英聯合聲明》中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和《聯合聲明》的附件一。但是準確地從法律上說，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而不能說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惟其如此，當基本法於1990年頒布實施後，中國已經切實履行了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責任和承諾，而英國對此從未有提出異議，因此《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回歸後已經成為歷史文件。英國固然沒有法律依據援引《中英聯合聲明》向中國發難，更遑論美國乃至其他西方國家。尤為重要的是，很難想像，在整個中英兩國談判「香港政治前途」過程中把維護國家主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的中國政府會與英國簽訂協議容許英國在香港回歸後繼續擁有法律依據來插手香港事務。 （二）仍然把回歸後的香港當作是受到西方國家特殊照顧和保護的地方，甚至在實質上仍然視香港為西方陣營的成員。這點從1992年美國制定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和最近幾年美國國會通過對一系列「旨在維護香港的自治、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法律中可以看到。西方勢力儼然有把香港當為中國以外地方、而這個地方又有義務為西方勢力服務的意味。美國甚至認為它可以根據它國內的法律隨意干預香港的事務，並以香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反對勢力的「保護者」姿態質疑和攻擊中國政府的對港政策和行為。西方勢力這個立場本質上是在挑戰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和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並讓「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變形、走樣」。 （三）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理解為「完全自治」，實際上把香港當成是「獨立政治實體」，這樣做不單罔顧香港的自治權力來自中央的授予這個基本事實，同時否定中央在香港所享有的權力和須履行的責任。在這種誤解或曲解下，中央表明所享有的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固然受到西方勢力的口誅筆伐，人大釋法、中央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監督權、中央對香港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問責權、中央在制定香港政治體制上的主導權和決定權等權力行使都被西方勢力批評為破壞香港高度自治、矮化香港、和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舉措。 （四）既然香港享有「完全自治」，西方勢力順理成章地否定香港有履行對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來捍衛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尤其是當西方勢力傾向把國家安全界定為中國共產黨的「安全」之際。西方勢力從來不理會鄧小平先生曾經說過如果香港變成針對中國內地的顛覆基地，中央不但要干預，而「一國兩制」也有可能無以為繼的話。這裏還有一個他們自相矛盾之處。西方勢力一方面要求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遵守基本法辦事，另方面則警告說如果香港按照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則會損害香港的人權自由法治，並威脅說會對香港實施各種制裁。在這個背景下，西方勢力對《香港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實施反應極為激烈便不難理解，尤其是當《香港國家安全法》嚴重觸碰西方勢力在香港的政治利益和生存的時候。 （五）從來不把中國憲法放在眼內，不接受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在回歸後的新憲制秩序，也不接受國家憲法在香港適用。西方勢力自然也不承認中央可以依照國家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制定與香港有關的法律。因此，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20年中制定和頒布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後，來自西方勢力的譴責和制裁便紛至沓來。他們認為有了基本法第23條後，中央便永久失去了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律的權力。所以，《香港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實施「證明了」中央對香港和國際社會背信棄義，既摧毀了基本法，也摧毀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六）把香港的民主發展當作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最重要目標，而罔顧其他更重要的目標，從而處處偏幫和慫恿香港的反對勢力。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素來把輸出西方民主為其對外事務中的首要任務。無論是在別的國家策動「顏色革命」或者以軍事入侵方式改變別國的政權都被西方勢力認為是正義之舉。香港的政治體制的首要目的是要維護國家利益、捍衛國家安全、保存香港的資本主義體系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民主發展作為「一國兩制」所要達到的目的相對次要，而且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妨礙其他更重要的目的的達致。在西方勢力的眼中，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一個方便中國共產黨操控香港的「威權體制」，是「箝制個人自由的非民主體制」，當然也是一個缺乏認受性的政治體制。因此，不斷否定和衝擊香港政治體制的香港的反共反華分子便成為西方勢力的寵兒。西方勢力不斷鼓動香港的反對勢力爭取政制改革以達到奪取香港管治權的目標。那些人被吹捧為民運人士和人權鬥士，而他們以「爭取民主」、「打倒暴政」、「違法達義」為口號的違法抗爭和暴力行為更得到西方勢力的認可、鼓勵和包庇。至於那些人的所作所為是否才是破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惡行和元兇，在西方勢力的雙重標準下根本不在考慮之列。西方勢力甚至認為只有在反共反華勢力在香港掌權後，西方勢力所理解和界定的「一國兩制」才真正能夠得到體現。 （七）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解為單純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的舉措，而罔顧其作為「國家優先」的大政方針的本質。西方勢力一貫相信剛剛進入「改革開放」階段的中國極度重視和依賴香港，因此整個「一國兩制」的設計都是為了讓香港人尤其是投資者放心的一套制度。西方勢力無視中央的「一國兩制」對港方針的首要考慮是國家統一、安全和發展，但同時盡量照顧香港人和各方面投資者的利益。因此，每當中央出手維護國家的利益與撥亂反正、並遇到香港反對派阻撓和批評的時候，西方勢力總會與香港的反對勢力沆瀣一氣，嚴厲質疑中國政府對履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誠意和決心。 （八）把普通法當成是解釋基本法的唯一方法，否定基本法是一部全國性基本法律的本質，不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權，質疑內地法律工作者的專業修養、道德和能力，又不認同中央按照內地的大陸法系傳統解釋基本法的做法。因此，西方勢力把香港的法院特別是香港終審法院當成是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解釋的「終極權威」，否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力和解釋結果。任何人大釋法或中央對香港終審法院的裁決的不同意見都被批評為中央的政治行為、破壞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獨立以及損害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九）把香港與內地愈趨緊密的經貿關係當成為高度自治的隕落，讓中國政府更有能力和渠道「干預」香港事務。西方勢力反對接受香港加入國家的五年規劃，批評香港改變了香港原來的資本主義體系，為政府愈來愈干預經濟活動鋪路。西方勢力不明白也不接受在「一國兩制」原來的構思中，香港與內地加強往來，讓香港的「一制」能夠為國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作出獨特甚至是難以取代的作用就是「一國兩制」的本來意圖，更是「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的基本條件。 （十）任何在香港推行的憲法教育、基本法教育、國民教育、歷史文化教育都被妖魔化為政治「灌輸」或者「洗腦教育」，因為那些教育內容肯定不會符合西方勢力對中國、香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理解，都會削弱西方勢力和香港的反對勢力在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力。 毫無疑問，在未來中國與西方不斷較量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的爭鋒肯定會愈來愈激烈。香港則必然是兩股勢力鬥爭的戰場之一，而鬥爭的焦點則是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不同理解和詮釋。2019年底，中共中央四中全會決定了要大力整治香港的亂局、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和準確實施，而廓清西方勢力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錯誤詮釋在香港的影響，特別是對年輕人的荼毒，必然是中央和香港愛國力量重奪話語權的關鍵一步。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 2020年11月15日，擁有15個成員國、30%的世界人口和 30%全球經濟總量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RCEP標誌著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體的誕生，它有利於推動區內貿易、推進國際產業分工和防止全球供應鏈斷裂。簡言之，RCEP有利於促進亞太地區區域經濟的合作與整合，也有利於抗衡「去全球化」和各式保護主義的逆流。 RCEP的簽定對中國而言不單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其政治意義特別是地緣政治意義應該說是更為重大，理由是RCEP與中國和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競爭有密切關係。RCEP的談判過程極為艱辛，其圓滿完成標誌著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進一步上升，反映不少國家不顧美國的阻撓樂意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 RCEP因此堪稱是中國反制美國圍堵中國的一項成功範例。在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單方面宣佈退出那個一直由美國主導、目標在於孤立和封鎖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RCEP的簽署意味著美國和中國在亞太地區特別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可以說，RCEP標誌著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進一步上升，讓中國在日後反制美國的各種圍堵時具備更大的政治和經濟能量。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大國博弈幾乎不會體現在戰爭之上，反而是在於哪個國家可以主導全球貿易、金融、服務、專業資格和科技標準等非軍事領域之上。美國原先希望利用TPP來為世界制定貫徹美國利益的「高水準」貿易準則，並以此來為難中國和遏制中國的崛起，但美國退出TPP，反而中國成功帶動那個較為合乎中國利益和情況的RCEP的簽訂，比如RCEP沒有有關國有企業和工業補貼的章節，意味著不但美國尚未能夠利用改變「國際遊戲規則」為工具來打擊中國，反而美國自己卻在區域經濟合作的大潮流中自我孤立。 美中影響力此消彼長 長期以來，美國的對外方針是一方面要獨霸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許地區外的勢力染指，但卻絕不能容忍美國以外的任何大國主宰歐亞大陸（Eurasia），擔心如此一來美國自身的利益、安全、價值觀、制度，都會受到嚴重威脅，更遑論維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和由此而衍生的種種「唯我獨尊」的特權。美國參加一次大戰對付德意志帝國，參加二次大戰對付納粹德國和日本，以及在冷戰時期圍堵和瓦解蘇聯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美國擔心和懼怕中國勢力在亞洲崛起會最終導致中國主宰歐亞大陸事務而成為新的世界霸主，把亞洲變成中國的「勢力範圍」，甚至把美國從世界經濟重鎮的亞洲地區驅逐出去。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後，雖然單方面退出TPP，使得TPP不再成為遏制中國的工具，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敵意比奧巴馬政府更甚。它不但對中國進行全方位和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更提出了一個把印度和臺灣也拉攏進去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實際上把中國視為威脅美國生存的戰略「敵人」。在經濟上，特朗普政府更提出要在貿易、科技、投資、教育、人才交流等方面與中國「脫鈎」（decoupling），在新疆、西藏、臺灣和香港等地方不斷挑起爭端，並對中國企業與內地和香港官員橫加「制裁」，由是對中國的安全、發展和利益構成前所未有的嚴重威脅。 拜登總統上任後，鑒於美國朝野瀰漫著對中國的疑慮和恐懼，美國的圍堵和孤立中國的基本國策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即便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敵意沒有特朗普那麼大，但仍然把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者」。不過，拜登政府會較為願意照顧美國自身和其西方盟友的利益，較為側重與盟友聯手遏制中國，較為會以不違背國際規範為前提來對付中國，較為有選擇性地打擊中國，較為從長遠的戰略部署來削弱中國，因此中國面對來自美國的威脅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不會有實質的減少。 為了應對美國的威脅和遏制，中國不得不策劃戰略反制以捍衛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同時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為了抵禦來自「東面」的威脅，中國積極採取了「西進」的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IIB）的籌建、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推動、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RCEP談判的推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的商談等行動專案，都是中國用以反制美國的圍堵與孤立的重大戰略舉措。在一定程度上，中國與東盟十國於2010年共同建成的自由貿易區也與此有關。因此，RCEP的政治意義必須從中美兩國過去十多年在亞洲進行博弈的歷史背景來理解。 從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的變化看，RCEP日後的運作與發展值得高度關注。美國肯定不會善待那個把它排除在外，但卻容許中國在亞洲強化影響力和國際聯繫的RCEP。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過後更率先恢復經濟活力的中國在亞洲會進一步崛起，這必然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變化。雖然美國已經退出了TPP，但其他曾經參與TPP談判的國家卻在日本的積極推動下繼續談判，同意擱置了一些對智慧財產權的保障條款，在2018年3月共同簽署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CPTPP）。中國國家領導人最近表達了中國參與CPTPP的意向，而與拜登政府關係密切的一些智庫的成員也促使美國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加入CPTPP，並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尤其是在制定國際經貿制度和規則方面。美國日後是否會加入CPTPP，甚至協助臺灣加入其中，並為中國的可能加入設置種種人為障礙，再利用CPTPP來制衡、掣肘和削弱RCEP，對RCEP日後的發展和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至關重要。印度本來是RCEP的倡議者之一，但在最後關頭卻因為擔心出現嚴重貿易逆差而選擇暫時不加入。今後印度會否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不單不加入RCEP，反而轉為加入CPTPP，對RCEP和中美在亞洲的勢力對比也影響甚大。 促進「整合」香港作用更突出 另外，美國對於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肯定百般阻撓。如果中國與日本和韓國的關係因此而受損，則RCEP的運作也必然會受到阻撓。我們更不能排除美國會試圖分化RCEP的成員國，並把部分國家拉攏到美國一方，其中澳洲應該是最容易被撬動的國家。美國更會阻撓和干擾《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落實和執行，破壞中國與歐洲國家的經貿合作，特別是防範中歐達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因此，估計RCEP往後的發展不會一帆風順。如何長期維持乃至提升RCEP為中國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利益對中國來說乃一項重大的戰略挑戰。 對香港來說，由於美國和其西方盟友遏制、圍堵和孤立中國的力度仍會相當猛烈，香港在可預見的未來肯定會遇到來自美國和其西方盟友的諸般打壓，尤其是在貿易、投資和科技等領域上，政治事態的發展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甚為不利。國際形勢的變化迫使香港必須更多地從中國內地和亞洲尋找發展空間和機遇，在政治上與國家保持一致、共同進退和抱團取暖。香港需要在中央的協助下儘快加入RCEP。RCEP肯定會為香港開拓更廣闊的經濟腹地和更龐大的市場，讓香港可以維持經濟持續增長、拓寬香港的產業結構和讓香港向知識型經濟轉化。 作為一個成熟的國家金融、物流、資訊和服務中心，香港應該可以在RCEP地區內發揮各種聯繫各方的「中心」作用，從而幫助國家在RCEP內推動各國在經濟、貿易和金融等領域的進一步合作與整合，並同時促進人民幣和數位貨幣在RCEP內的廣泛使用。香港在RCEP內應該與國家密切配合，讓RCEP做大做強。這些都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既為自己又為國家所能作出的貢獻，也是「一國兩制」得以行穩致遠的不二法門。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來源：大公報

美國不斷干預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出台各種法案或制裁措施，變本加厲打壓中國。美國眾議院當地時間7日以口頭表決方式，在無異議情況下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美國財政部亦於7日一早宣布對14位中國實施所謂制裁。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美國這些法案和制裁沒有實際意義，更多是美國對香港狀況不滿的「政治表態」。劉兆佳指出，香港局勢經過一年多的發展，美國已經失去了利用香港這個「基地」顛覆中國的能力。美國一些政客本來希望在香港搞政權變更，不但沒有成功，反而美國官方和非官方機構、反華勢力在香港的活動空間愈來愈小。劉兆佳認為，美國會繼續執行遏制中國崛起的政策，同時也希望削弱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特別是經濟和金融價值。他認為，美國打擊香港的招數還會繼續，美國國會未來還可能會推出一些法案，但這些法案重重疊疊，推法案的議員就是借此表達其反華的政治立場而已。現在美國政府搞的一些制裁，基本上都是以不損害美國在香港利益為前提，主要是針對一些個體。美國所謂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聲稱為目前已在美國、返回香港可能面臨「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還聲稱要加速處理「逃離政治迫害」香港居民的赴美難民申請程序。劉兆佳回應指，一般來說，被美國利用搞「顏色革命」的人，跑到美國後很快就會失去價值。（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所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編輯：嚴駿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講話，是確立愛國者治港的法律框架，相信將來有關的資格要求，將會擴展至區議會和選委會。估計不會出現取消現任區議員資格的情況，但在區議會換屆以及明年的選委會選舉時，預料會有一套更嚴格的入閘要求。張曉明提到「反中亂港者出局」，並非要杜絕反對派的參政路，或中央容不下反對派，而是說明中央的底線，要求從政者要忠誠於憲法和基本法，相信忠誠反對派會有出路。另外，對於張曉明引述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烈顯倫呼籲「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會成員湯家驊指出，目前無要求律師執業要擁護基本法，認為張曉明所說的司法改革，是改善法庭運作和重新檢視司法體系等。（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編輯：嚴駿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 自從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以來，中央接連出手整頓香港自身無法匡正的亂局，以香港國安法為抓手對香港內外敵對勢力進行強力遏制，持續超過一年的嚴重暴亂得以弭平，社會秩序、治安和法治得以逐步恢復。可是，香港的激進反對勢力並沒有偃旗息鼓和改轅易轍，更沒有向「忠誠反對派」轉化，反而堅持鬥爭和對抗路線，不斷挑戰中央的權威和底線，並繼續想方設法阻撓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 在香港國安法的震懾下，街頭抗爭和拉攏外部勢力作為鬥爭策略經已無以為繼，立法會遂成為激進反對派延續政治鬥爭和撈取政治資本的主戰場。其實，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多年來，立法會一直是香港反對勢力發動對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鬥爭的最重要平台，並把他們在立法會內的鬥爭與在社會上策動的抗爭聯動起來，力求產生最大的政治能量，讓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和打擊，並讓香港成為外部勢力得以插手香港事務的渠道。 反對派議員雖然在立法會只擁有少數議席，但卻由於懂得善於利用和濫用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加上不時使用不正規乃至武力手段，令立法會不能正常、暢順和有效運作，行政立法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導致政府施政受到嚴重阻撓和干擾，不單重大政策難以出台，就連一般的立法和撥款工作也經常受阻和延誤。可以說，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治鬥爭不斷和管治艱難，與立法會屢屢成為政府施政的絆腳石有莫大關係。在這種惡劣情況下，全面和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也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以此之故，在國家安全的維護上取得成果的基礎上，確保立法會正常、暢順和有效運作便成為中央的止暴制亂和撥亂反正的對港政策的另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過去一年多來曠日持久的暴亂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蹂躪讓香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經濟、社會、民生和就業問題極為嚴峻，而且持續惡化，而政府的財政狀況又受大越來越大的壓力，特區政府迫切需要在立法會的支持和配合下盡快盡力出台一系列應對各種危機的政策和措施，讓經濟盡早復甦，同時防範香港政治動亂死灰復燃，從而讓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有興風作浪的可乘之機。 因此，無論是中央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都難以容忍反對派置民間疾苦於不顧，為一己政治之私繼續利用立法會來阻撓或者癱瘓政府施政。當前，讓立法會有序有效運作已經不再是管治和政治問題，更是關乎香港存亡和港人福祉的重大問題。在今天的政治環境，立法會自己無法在短時間內通過議事規則去約束反對派議員或利用基本法去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而特區政府又缺乏政治能量和切實可行的法律手段去快速迫使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停止其破壞行動，中央應香港行政長官的要求、毅然決然出手便是無可避免的應有之義。 今年8月11日，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立法會的換屆選舉無法在今年9月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因而於8月11日決定：「2020年9月30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 該決定未有處理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的問題，而在香港特區政府同樣不予處理的情況下，所有第六屆立法會的議員均可留任。除了個別人士外，反對派議員決定繼續留在立法會。然而，在反對派議員依舊沿用激烈對抗手段來阻撓立法會的工作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遂決定再度出手。 2020年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8.11」決定的基礎上，對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問題作出決定，劃出底線，立下規矩。決定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任何議員如觸碰底線、違反規矩，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並明確以上原則適用於原定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被選舉主任依法裁定參選提名無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的具體情況。 此次中央毅然決然出手，必然會引起香港反對派和其依附的外部勢力的強烈反彈。全體反對派議員揚言會全體辭職以示不滿，他們並肯定會在社會上掀起新一輪抗爭行動。西方國家又必然會對香港施加一些「制裁」。不過，所有這些後果都是在中央意料之內的情況，並不會削弱中央出手平息香港和立法會的亂局的決心、信心和勇氣。中央此次快而狠的出手，在政治上肯定會帶來一連串的、對全面和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有利的效果。 首先，無論是香港人或者反對派都再不會懷疑中央在香港撥亂反正的決定、信心和勇氣，更不會再相信可以結合內外政治壓力迫使中央在涉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問題上退讓，因此有利於重塑香港人和反對派對中央意圖的心理預期，並重新從現實主義出發處理自己與中央的關係。 第二，中央出手後立法會的亂局會馬上結束，立法會議員可以在正常狀態下履行其職責。行政立法關係會得以理順，在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和合作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得以在立法會的支持下迅速推進各項緩解嚴峻疫情、經濟、社會和民生問題，並大力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積極投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去。香港特區的管治情況肯定亦會有顯著改善。 第三，立法會的規章制度更為健全和完備，特別是在議事規則方面。回歸20多年來因為立法會內部規則紊亂和疏漏而讓反對派議員有機可乘的局面應會告一段落。     第四，人大常委會此次決定，不但對立法會議員的參選和履職資格釐定標準，那些標準對於日後區議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的參選資格和履職資格同樣適用，對司法機關的人員的要求應該也有重要意義。任何不願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擁護基本法的人都難以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內的工作。 第五，愛國者治港的格局進一步體現，今後立法會的主導權將會牢牢掌握在愛國者的手上。 最後，中央此舉對促進健康的、有建設性的「忠誠反對派」的出現有積極作用。中央一貫認為，作為一個利益、價值觀和政治立場多元化的社會，各種反對勢力和聲音在香港共存是正常、自然和健康的事，但他們卻只能夠在那個由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香港憲制秩序中活動，包括表達訴求和推動改革，即是說願意當「忠誠反對派」。中央要求「忠誠反對派」尊重香港的憲制秩序，並沒有希望他們服從中國共產黨或接受內地的社會主義之意。 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香港特區成立20週年的典禮中為香港劃定的三條紅線對反對派尤其適用。習主席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任何觸碰這3條紅線的反對派都稱不上是「忠誠反對派」，也難以在香港的政治體制乃至在社會內立足。人大常委會此次決定其實狠狠打擊了香港的「反中反共」和各種分離主義勢力，從而為「忠誠反對派」的出現拓展了廣闊空間。 一個由愛國者領導，並受到「忠誠反對派」監督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但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有助於香港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近十多年來，美國朝野已經確認了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並認定了中國經已成為美國的唯一戰略對手，對美國構成全方位、長期和日益嚴重的威脅。與此同時，美國又不再相信崛起中的中國不會重蹈西方過去的發展道路，不會以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為圭臬，反而會以其成功的發展模式來贏取發展中國家尊重和支持，從而動搖西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國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優越成績和美國的糟糕表現進一步讓美國人難堪和無法接受。基於經濟、軍事、科技、地緣政治、文化、宗教乃至種族等複雜原因，美國人深信如果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保，而中國卻在歐亞大陸稱雄的話，則不但世界和平不再存在，美國建構和主導的自由國際體系崩潰，威權主義和反西方思潮在全球蔓延，西方文明沒落，就連美國本身的自由民主制度、資本主義體制、植根與基督新教的思想信仰和民族/種族團結亦將岌岌可危。以此之故，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便成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壓倒性戰略問題。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存在大體上兩類對華政策的主張，一類是通過對話、接觸和合作，並輔以戰略約束，減少中國對美國和對世界的「威脅」；另一類則是以圍堵和遏制中國為主軸，但究竟完全依靠美國自身力量還是廣攬盟友以達到目的則存在分歧。無論如何，幾乎所有美國的政客、政黨、智庫、學者和專家都不接受美國與中國「平起平坐」，相互尊重，共同為世界和平和全人類福祉而努力的提議。因此，美國國內不同黨派和勢力之間的分歧只是在遏制中國崛起的方式、策略、領域、速度和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之上而已。過去十多年來，中美終須一戰的觀點在美國國內大行其道。美國的商界由於覺得中國沒有給予他們「公平」對待而怨懟中國，而不少原來本已不多的、對中國態度比較客觀正面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又抱怨中國實施「思想箝制」而走向中國的對立面。因此，在當今美國，願意為中國說話和辯解的美國精英已經寥寥可數，他們亦無法扭轉美國愈趨恐懼、排斥和敵視中國的民意與政治大趨勢。今天的美國內憂外患、經濟民生情況每況愈下、社會政治深層次矛盾不斷激化，美國人對自己的國家的前景愈來愈悲觀，對美國的當權者、制度和價值觀的信心不斷流失，因而對中國的崛起更加恐懼、嫉妒和抗拒。各種美國的政治勢力也因此得以利用反共反華口號和行動把美國和自己的問題「甩鍋」中國，這無疑更進一步將美國和中國對立起來。展望將來，美國對中國實施全方位、多層次和大力度的遏制已經是不可改變的國策和事實，尤其是在軍事、外交、科技、金融、貿易和意識形態等領域。時至今天，儘管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許多問題上南轅北轍，水火不容，但在對華政策上卻罕有地存在相當共識，情況就如在上世紀二次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冷戰時期般。今後美國固然會盡量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而中國也同樣會盡可能減少對美國的依靠。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戰略不但體現在不少的政策和措施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法律手段不斷固化、深化、強化和擴大化。美國制定的一系列的針對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新疆、西藏、解放軍、科技、企業、媒體、官員、黨員、學者的法律法規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形成牢固的規範和制約，不容易廢除或改變。無論是誰當美國總統，他在對華政策方面都會受到相當的法律束縛。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和中國的綜合國力此消彼長的大趨勢不會改變，「逆全球化」，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將會強化和加快這個大趨勢。儘管特朗普總統過去幾年的對華遏制戰略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一定的傷害，也暴露了中國在科技和金融領域的一些短板，但在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和重大政策上卻無功而還，甚至連縮小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也做不到，反而迫使中國走上一條依靠科技創新和自力更新、長遠而言對美國更為不利的發展道路。美國許多企業卻因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而蒙受不少損失，對美國政府頗為不滿。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削減對「盟友」、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的承擔的，以懲罰和制裁為主要工具的外交方針也令美國在國際上聲譽敗落和處境孤立，難以在世界上糾集到足夠的「盟友」向中國施加巨大壓力，反而引起他們的憂慮和不安。如果美國加大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則更會暴露美國的國力和「盟友」不足的窘境，亦會讓美國的經濟情況更加惡化。相反，美國對中國的狼子野心和步步進逼卻會讓全世界的中國人更加團結起來，在同仇敵愾下齊心一致，以舉國之力來抵禦美國的緊逼。拜登宣布當選美國總統後，在中國不再是選舉議題和沒有選舉壓力的情況下，他應該會對多年來遏制中國的政策作出檢討，認真評估其成敗利害得失。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大目標不會改變、但拜登清楚知道單靠美國一己之力難以扳倒中國，所以我估計美國會更着重運用政治、軍事和外交手段（當然並非是要放棄經濟、科技和金融手段）逼迫中國，目的是要減少它所要付出的經濟和利益代價。美國會拉攏「盟友」特別是西方國家和日本，重新在貿易上給予它們一些好處，與它們重構各種聯盟（安全、貿易）關係、聯手迫使中國改變其外交、經濟和軍事策略。美國會重新重視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的作用，並以它們為平台與中國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美國會嘗試挑撥離間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甚至希望把俄羅斯拉到西方陣營中去。在南海問題上，美國會加緊破壞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關係。美國會進一步把台灣和印度納入其旨在圍堵中國的「自由印度太平洋」戰略之中內，讓它們發揮掣肘中國的作用。美國不會放棄利用香港、新疆和西藏在中國國內製造混亂和不穩。它會在全世界和在中國國內發動意識形態戰爭，把西方的「自由民主」與中國的「威權主義」對立起來，力圖削弱中國在世界上不斷上升的軟實力。美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疑慮日深，生怕歐亞大陸為中國所主宰，因此在中亞、南亞和中東地區美國必會與中國進行戰略爭奪。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政治格局未有因為總統選舉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美國仍然處於高度分化和內訌的僵局之中。美國總統在總統大選後要面對一個國內長期政治動盪，種族、民族、黨派、階級、世代、地區、宗教、價值觀鬥爭不斷的局面。美國的經濟狀況會不斷惡化，美國人會繼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蹂躪，而負債纍纍問題議也會造成重大困擾。總統大選後爆發的政治、法律和暴力衝突也會讓美國在一段時間內處於國內衝突鬥爭不斷的局面。在內憂外患難以兼顧的情況下，估計美國會集中精力處理國內的難題和矛盾，難以不顧一切地傾盡全力對付中國。在美國遏制中國的過程中，香港難以獨善其身。不過，過去一年多的情況顯示，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它在香港的戰略、金融、貿易和政治利益。它當然會連綿不斷地對香港進行政治打壓，也會做出一些「制裁」和出軌的行動，從而打擊香港的國際地位，並削弱香港對中國的價值和貢獻。考慮到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上會不斷「出招」，特別是針對香港內外的敵對勢力，拜登上台後美國仍然會有不少機會向香港發難，但力度估計會比特朗普輕巧一點，手法不會那麼粗糙，數量會有所減少，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對香港反對勢力的支持也不會那麼積極，但香港與美國的關係仍難言樂觀。不過，美國和其一些西方「盟友」對香港的打壓，卻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大局、消減香港人對西方的幻想、以及建構香港與國家命運共同體上有莫大作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編輯：嚴駿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 當前香港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嚴峻時刻，也處於香港自身發展的歷史轉折關頭。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關係到香港能否突破內外困局和進入新的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因此也必然是香港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的必然戰略選擇和任務。 去年，中共19屆四中全會經已決定，要「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隨着國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的展開，尤其是中央大幅下放權力予深圳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深化與擴大化深港合作，加上中國又是世界上能夠率先控制新冠疫情和恢復經濟增長的國家，我們殷切期待行將召開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對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論述、部署和指示，特別是那些有關香港應該如何積極、全面和深入參與「十四五」規劃和有機地嵌入2035年遠景目標之中的內容，讓香港各界人士得以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新的理解和憧憬以及重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主動積極參與「十四五」規劃 過去十多年，特別是過去幾年，香港的內外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連綿不斷的動亂和政治內耗、香港特區政府管治乏力、外部勢力利用香港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顛覆基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通過對香港實施各種「制裁」來削弱香港對中國的價值和作用、逆全球化勢不可擋、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抬頭、新冠疫情肆虐並重創香港和世界經濟、失業率不斷攀升、社會矛盾激化、年輕人發展前景黯淡、香港產業結構單一而且競爭力下滑、未來經濟增長前景堪憂等都是香港面對的長期重大挑戰，更是香港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克服的難題。與此同時，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打壓和新冠疫情來襲都無阻國家的前進步伐。為了應對國外的遏制和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中央更不失時機地提出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以國內的龐大市場為後盾，以自主創新和自力更生為主軸，以擴大內需為抓手，着力推動國家發展更上一台階。 當世界的經濟中心持續向東亞地區轉移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之際，香港要實現產業向高增值、知識密集和創新科技方向轉型，並在高質量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基礎上實現民生改善和社會公平公義，其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便不得不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核心手段，其中主動和積極參與「十四五」規劃、大力投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切實強化深港合作乃首要目標和工作。 香港過去主動提出參與「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中央經過認真慎重考慮後，甚至在有點「勉為其難」的態度下予以批准，因此從來都不存在香港「被規劃」的事態。可惜的是，兩個五年規劃中有關香港的部分基本上是香港一方向中央提出、並請求中央給予支持的發展項目。那些項目與國家的總體發展的關係並不清晰，而香港特區政府在提出這些項目時壓根沒有對國家發展的戰略和需要有明確的認識，也沒有刻意讓香港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銜接。它們雖然與香港自身的利益有相當的聯繫，但卻並非建基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戰略，原因是香港從來都沒有一套完整的、長遠的、全面和充分考慮國內外形勢變化的發展戰略。更重要的是香港提出的項目沒有落實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又沒有相關的問責和賞罰機制，致使部分項目在五年規劃完結後仍然沒有兌現。這些顯然是難以令人接受的狀況。 要具備宏觀視野與憂患意識 要通過參與「十四五」規劃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具備宏觀的全球和國家視野與強烈的憂患意識，積極凝聚對香港未來發展路向的共識，並與國家的發展戰略進行對接和整合。特區政府尤其需要擺脫長期以來的「小政府」思維，勇於負起推動經濟社會改革的責任，並在香港發展過程中擔當首要的領導、教育、培訓、統籌和協調的角色。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強化深港合作更是重中之重的任務。2003年行政長官董建華的《施政報告》已經提出了香港與珠三角融合的構想。2007年，我在香港特區政府工作時又提出了深圳與香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倡議。可惜那些構想和倡議在政府內和社會上都沒有得到積極響應，而香港亦因此錯失了許多積極參與到內地發展的機遇。 長期以來，不少政府官員和社會人士都低估了內地、珠三角和深圳的發展，部分人更擔心過多與內地「融合」會為香港製造「競爭對手」和削弱香港與西方國家的聯繫，甚至會帶來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一些政府官員更擔心香港與內地「融合」會改變政府一貫的管治模式，導致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和社會事務，產生過多的公眾對政府的期望和壓力，以及引發西方國家對香港是否仍然享有高度自治的質疑。 目前，香港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政府的角色和職能、經濟發展路向和社會矛盾都面臨着嚴峻的考驗。如果香港不能藉着香港原有的一些獨特優勢為國家的發展繼續發揮作用，又如果香港經濟和民生情況一沉不起，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亦將無以為繼。這些結果肯定不是香港之福，也不是國家之福。 掌握形勢凝聚共識抓緊機遇 既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經不再是可以迴避的過程和工作，則香港各方面便應該煥發強烈的憂患感、充分掌握國內外形勢變化和凝聚對香港未來發展路向的共識，抓緊和用好國家發展和中央政策所帶來的種種機遇，讓香港的發展和命運與國家的發展和命運緊緊的扣在一起。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編輯：潘麗麗來源：信報2020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