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斷干預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出台各種法案或制裁措施，變本加厲打壓中國。美國眾議院當地時間7日以口頭表決方式，在無異議情況下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美國財政部亦於7日一早宣布對14位中國實施所謂制裁。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美國這些法案和制裁沒有實際意義，更多是美國對香港狀況不滿的「政治表態」。劉兆佳指出，香港局勢經過一年多的發展，美國已經失去了利用香港這個「基地」顛覆中國的能力。美國一些政客本來希望在香港搞政權變更，不但沒有成功，反而美國官方和非官方機構、反華勢力在香港的活動空間愈來愈小。劉兆佳認為，美國會繼續執行遏制中國崛起的政策，同時也希望削弱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特別是經濟和金融價值。他認為，美國打擊香港的招數還會繼續，美國國會未來還可能會推出一些法案，但這些法案重重疊疊，推法案的議員就是借此表達其反華的政治立場而已。現在美國政府搞的一些制裁，基本上都是以不損害美國在香港利益為前提，主要是針對一些個體。美國所謂的「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聲稱為目前已在美國、返回香港可能面臨「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還聲稱要加速處理「逃離政治迫害」香港居民的赴美難民申請程序。劉兆佳回應指，一般來說，被美國利用搞「顏色革命」的人，跑到美國後很快就會失去價值。（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所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編輯：嚴駿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講話，是確立愛國者治港的法律框架，相信將來有關的資格要求，將會擴展至區議會和選委會。估計不會出現取消現任區議員資格的情況，但在區議會換屆以及明年的選委會選舉時，預料會有一套更嚴格的入閘要求。張曉明提到「反中亂港者出局」，並非要杜絕反對派的參政路，或中央容不下反對派，而是說明中央的底線，要求從政者要忠誠於憲法和基本法，相信忠誠反對派會有出路。另外，對於張曉明引述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烈顯倫呼籲「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會成員湯家驊指出，目前無要求律師執業要擁護基本法，認為張曉明所說的司法改革，是改善法庭運作和重新檢視司法體系等。（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編輯：嚴駿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 自從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四中全會以來，中央接連出手整頓香港自身無法匡正的亂局，以香港國安法為抓手對香港內外敵對勢力進行強力遏制，持續超過一年的嚴重暴亂得以弭平，社會秩序、治安和法治得以逐步恢復。可是，香港的激進反對勢力並沒有偃旗息鼓和改轅易轍，更沒有向「忠誠反對派」轉化，反而堅持鬥爭和對抗路線，不斷挑戰中央的權威和底線，並繼續想方設法阻撓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 在香港國安法的震懾下，街頭抗爭和拉攏外部勢力作為鬥爭策略經已無以為繼，立法會遂成為激進反對派延續政治鬥爭和撈取政治資本的主戰場。其實，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多年來，立法會一直是香港反對勢力發動對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鬥爭的最重要平台，並把他們在立法會內的鬥爭與在社會上策動的抗爭聯動起來，力求產生最大的政治能量，讓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和打擊，並讓香港成為外部勢力得以插手香港事務的渠道。 反對派議員雖然在立法會只擁有少數議席，但卻由於懂得善於利用和濫用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加上不時使用不正規乃至武力手段，令立法會不能正常、暢順和有效運作，行政立法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導致政府施政受到嚴重阻撓和干擾，不單重大政策難以出台，就連一般的立法和撥款工作也經常受阻和延誤。可以說，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治鬥爭不斷和管治艱難，與立法會屢屢成為政府施政的絆腳石有莫大關係。在這種惡劣情況下，全面和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也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以此之故，在國家安全的維護上取得成果的基礎上，確保立法會正常、暢順和有效運作便成為中央的止暴制亂和撥亂反正的對港政策的另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過去一年多來曠日持久的暴亂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蹂躪讓香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經濟、社會、民生和就業問題極為嚴峻，而且持續惡化，而政府的財政狀況又受大越來越大的壓力，特區政府迫切需要在立法會的支持和配合下盡快盡力出台一系列應對各種危機的政策和措施，讓經濟盡早復甦，同時防範香港政治動亂死灰復燃，從而讓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有興風作浪的可乘之機。 因此，無論是中央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都難以容忍反對派置民間疾苦於不顧，為一己政治之私繼續利用立法會來阻撓或者癱瘓政府施政。當前，讓立法會有序有效運作已經不再是管治和政治問題，更是關乎香港存亡和港人福祉的重大問題。在今天的政治環境，立法會自己無法在短時間內通過議事規則去約束反對派議員或利用基本法去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而特區政府又缺乏政治能量和切實可行的法律手段去快速迫使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停止其破壞行動，中央應香港行政長官的要求、毅然決然出手便是無可避免的應有之義。 今年8月11日，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立法會的換屆選舉無法在今年9月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因而於8月11日決定：「2020年9月30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 該決定未有處理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的問題，而在香港特區政府同樣不予處理的情況下，所有第六屆立法會的議員均可留任。除了個別人士外，反對派議員決定繼續留在立法會。然而，在反對派議員依舊沿用激烈對抗手段來阻撓立法會的工作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遂決定再度出手。 2020年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8.11」決定的基礎上，對立法會議員履職資格問題作出決定，劃出底線，立下規矩。決定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中國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任何議員如觸碰底線、違反規矩，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並明確以上原則適用於原定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被選舉主任依法裁定參選提名無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的具體情況。 此次中央毅然決然出手，必然會引起香港反對派和其依附的外部勢力的強烈反彈。全體反對派議員揚言會全體辭職以示不滿，他們並肯定會在社會上掀起新一輪抗爭行動。西方國家又必然會對香港施加一些「制裁」。不過，所有這些後果都是在中央意料之內的情況，並不會削弱中央出手平息香港和立法會的亂局的決心、信心和勇氣。中央此次快而狠的出手，在政治上肯定會帶來一連串的、對全面和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有利的效果。 首先，無論是香港人或者反對派都再不會懷疑中央在香港撥亂反正的決定、信心和勇氣，更不會再相信可以結合內外政治壓力迫使中央在涉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問題上退讓，因此有利於重塑香港人和反對派對中央意圖的心理預期，並重新從現實主義出發處理自己與中央的關係。 第二，中央出手後立法會的亂局會馬上結束，立法會議員可以在正常狀態下履行其職責。行政立法關係會得以理順，在行政與立法相互制衡和合作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得以在立法會的支持下迅速推進各項緩解嚴峻疫情、經濟、社會和民生問題，並大力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積極投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去。香港特區的管治情況肯定亦會有顯著改善。 第三，立法會的規章制度更為健全和完備，特別是在議事規則方面。回歸20多年來因為立法會內部規則紊亂和疏漏而讓反對派議員有機可乘的局面應會告一段落。     第四，人大常委會此次決定，不但對立法會議員的參選和履職資格釐定標準，那些標準對於日後區議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的參選資格和履職資格同樣適用，對司法機關的人員的要求應該也有重要意義。任何不願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擁護基本法的人都難以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內的工作。 第五，愛國者治港的格局進一步體現，今後立法會的主導權將會牢牢掌握在愛國者的手上。 最後，中央此舉對促進健康的、有建設性的「忠誠反對派」的出現有積極作用。中央一貫認為，作為一個利益、價值觀和政治立場多元化的社會，各種反對勢力和聲音在香港共存是正常、自然和健康的事，但他們卻只能夠在那個由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香港憲制秩序中活動，包括表達訴求和推動改革，即是說願意當「忠誠反對派」。中央要求「忠誠反對派」尊重香港的憲制秩序，並沒有希望他們服從中國共產黨或接受內地的社會主義之意。 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香港特區成立20週年的典禮中為香港劃定的三條紅線對反對派尤其適用。習主席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任何觸碰這3條紅線的反對派都稱不上是「忠誠反對派」，也難以在香港的政治體制乃至在社會內立足。人大常委會此次決定其實狠狠打擊了香港的「反中反共」和各種分離主義勢力，從而為「忠誠反對派」的出現拓展了廣闊空間。 一個由愛國者領導，並受到「忠誠反對派」監督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但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有助於香港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近十多年來，美國朝野已經確認了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並認定了中國經已成為美國的唯一戰略對手，對美國構成全方位、長期和日益嚴重的威脅。與此同時，美國又不再相信崛起中的中國不會重蹈西方過去的發展道路，不會以西方制度和價值觀為圭臬，反而會以其成功的發展模式來贏取發展中國家尊重和支持，從而動搖西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國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優越成績和美國的糟糕表現進一步讓美國人難堪和無法接受。基於經濟、軍事、科技、地緣政治、文化、宗教乃至種族等複雜原因，美國人深信如果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保，而中國卻在歐亞大陸稱雄的話，則不但世界和平不再存在，美國建構和主導的自由國際體系崩潰，威權主義和反西方思潮在全球蔓延，西方文明沒落，就連美國本身的自由民主制度、資本主義體制、植根與基督新教的思想信仰和民族/種族團結亦將岌岌可危。以此之故，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便成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壓倒性戰略問題。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存在大體上兩類對華政策的主張，一類是通過對話、接觸和合作，並輔以戰略約束，減少中國對美國和對世界的「威脅」；另一類則是以圍堵和遏制中國為主軸，但究竟完全依靠美國自身力量還是廣攬盟友以達到目的則存在分歧。無論如何，幾乎所有美國的政客、政黨、智庫、學者和專家都不接受美國與中國「平起平坐」，相互尊重，共同為世界和平和全人類福祉而努力的提議。因此，美國國內不同黨派和勢力之間的分歧只是在遏制中國崛起的方式、策略、領域、速度和願意付出多少代價之上而已。過去十多年來，中美終須一戰的觀點在美國國內大行其道。美國的商界由於覺得中國沒有給予他們「公平」對待而怨懟中國，而不少原來本已不多的、對中國態度比較客觀正面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又抱怨中國實施「思想箝制」而走向中國的對立面。因此，在當今美國，願意為中國說話和辯解的美國精英已經寥寥可數，他們亦無法扭轉美國愈趨恐懼、排斥和敵視中國的民意與政治大趨勢。今天的美國內憂外患、經濟民生情況每況愈下、社會政治深層次矛盾不斷激化，美國人對自己的國家的前景愈來愈悲觀，對美國的當權者、制度和價值觀的信心不斷流失，因而對中國的崛起更加恐懼、嫉妒和抗拒。各種美國的政治勢力也因此得以利用反共反華口號和行動把美國和自己的問題「甩鍋」中國，這無疑更進一步將美國和中國對立起來。展望將來，美國對中國實施全方位、多層次和大力度的遏制已經是不可改變的國策和事實，尤其是在軍事、外交、科技、金融、貿易和意識形態等領域。時至今天，儘管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許多問題上南轅北轍，水火不容，但在對華政策上卻罕有地存在相當共識，情況就如在上世紀二次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冷戰時期般。今後美國固然會盡量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而中國也同樣會盡可能減少對美國的依靠。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戰略不但體現在不少的政策和措施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法律手段不斷固化、深化、強化和擴大化。美國制定的一系列的針對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新疆、西藏、解放軍、科技、企業、媒體、官員、黨員、學者的法律法規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形成牢固的規範和制約，不容易廢除或改變。無論是誰當美國總統，他在對華政策方面都會受到相當的法律束縛。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和中國的綜合國力此消彼長的大趨勢不會改變，「逆全球化」，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將會強化和加快這個大趨勢。儘管特朗普總統過去幾年的對華遏制戰略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一定的傷害，也暴露了中國在科技和金融領域的一些短板，但在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和重大政策上卻無功而還，甚至連縮小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也做不到，反而迫使中國走上一條依靠科技創新和自力更新、長遠而言對美國更為不利的發展道路。美國許多企業卻因為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而蒙受不少損失，對美國政府頗為不滿。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削減對「盟友」、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議的承擔的，以懲罰和制裁為主要工具的外交方針也令美國在國際上聲譽敗落和處境孤立，難以在世界上糾集到足夠的「盟友」向中國施加巨大壓力，反而引起他們的憂慮和不安。如果美國加大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則更會暴露美國的國力和「盟友」不足的窘境，亦會讓美國的經濟情況更加惡化。相反，美國對中國的狼子野心和步步進逼卻會讓全世界的中國人更加團結起來，在同仇敵愾下齊心一致，以舉國之力來抵禦美國的緊逼。拜登宣布當選美國總統後，在中國不再是選舉議題和沒有選舉壓力的情況下，他應該會對多年來遏制中國的政策作出檢討，認真評估其成敗利害得失。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大目標不會改變、但拜登清楚知道單靠美國一己之力難以扳倒中國，所以我估計美國會更着重運用政治、軍事和外交手段（當然並非是要放棄經濟、科技和金融手段）逼迫中國，目的是要減少它所要付出的經濟和利益代價。美國會拉攏「盟友」特別是西方國家和日本，重新在貿易上給予它們一些好處，與它們重構各種聯盟（安全、貿易）關係、聯手迫使中國改變其外交、經濟和軍事策略。美國會重新重視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的作用，並以它們為平台與中國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美國會嘗試挑撥離間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甚至希望把俄羅斯拉到西方陣營中去。在南海問題上，美國會加緊破壞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的關係。美國會進一步把台灣和印度納入其旨在圍堵中國的「自由印度太平洋」戰略之中內，讓它們發揮掣肘中國的作用。美國不會放棄利用香港、新疆和西藏在中國國內製造混亂和不穩。它會在全世界和在中國國內發動意識形態戰爭，把西方的「自由民主」與中國的「威權主義」對立起來，力圖削弱中國在世界上不斷上升的軟實力。美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疑慮日深，生怕歐亞大陸為中國所主宰，因此在中亞、南亞和中東地區美國必會與中國進行戰略爭奪。然而，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政治格局未有因為總統選舉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美國仍然處於高度分化和內訌的僵局之中。美國總統在總統大選後要面對一個國內長期政治動盪，種族、民族、黨派、階級、世代、地區、宗教、價值觀鬥爭不斷的局面。美國的經濟狀況會不斷惡化，美國人會繼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蹂躪，而負債纍纍問題議也會造成重大困擾。總統大選後爆發的政治、法律和暴力衝突也會讓美國在一段時間內處於國內衝突鬥爭不斷的局面。在內憂外患難以兼顧的情況下，估計美國會集中精力處理國內的難題和矛盾，難以不顧一切地傾盡全力對付中國。在美國遏制中國的過程中，香港難以獨善其身。不過，過去一年多的情況顯示，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它在香港的戰略、金融、貿易和政治利益。它當然會連綿不斷地對香港進行政治打壓，也會做出一些「制裁」和出軌的行動，從而打擊香港的國際地位，並削弱香港對中國的價值和貢獻。考慮到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上會不斷「出招」，特別是針對香港內外的敵對勢力，拜登上台後美國仍然會有不少機會向香港發難，但力度估計會比特朗普輕巧一點，手法不會那麼粗糙，數量會有所減少，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對香港反對勢力的支持也不會那麼積極，但香港與美國的關係仍難言樂觀。不過，美國和其一些西方「盟友」對香港的打壓，卻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大局、消減香港人對西方的幻想、以及建構香港與國家命運共同體上有莫大作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編輯：嚴駿來源：橙新聞

文/劉兆佳 當前香港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嚴峻時刻，也處於香港自身發展的歷史轉折關頭。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關係到香港能否突破內外困局和進入新的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因此也必然是香港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的必然戰略選擇和任務。 去年，中共19屆四中全會經已決定，要「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隨着國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的展開，尤其是中央大幅下放權力予深圳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深化與擴大化深港合作，加上中國又是世界上能夠率先控制新冠疫情和恢復經濟增長的國家，我們殷切期待行將召開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對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論述、部署和指示，特別是那些有關香港應該如何積極、全面和深入參與「十四五」規劃和有機地嵌入2035年遠景目標之中的內容，讓香港各界人士得以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新的理解和憧憬以及重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主動積極參與「十四五」規劃 過去十多年，特別是過去幾年，香港的內外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連綿不斷的動亂和政治內耗、香港特區政府管治乏力、外部勢力利用香港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顛覆基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通過對香港實施各種「制裁」來削弱香港對中國的價值和作用、逆全球化勢不可擋、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抬頭、新冠疫情肆虐並重創香港和世界經濟、失業率不斷攀升、社會矛盾激化、年輕人發展前景黯淡、香港產業結構單一而且競爭力下滑、未來經濟增長前景堪憂等都是香港面對的長期重大挑戰，更是香港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克服的難題。與此同時，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打壓和新冠疫情來襲都無阻國家的前進步伐。為了應對國外的遏制和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中央更不失時機地提出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以國內的龐大市場為後盾，以自主創新和自力更生為主軸，以擴大內需為抓手，着力推動國家發展更上一台階。 當世界的經濟中心持續向東亞地區轉移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之際，香港要實現產業向高增值、知識密集和創新科技方向轉型，並在高質量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基礎上實現民生改善和社會公平公義，其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便不得不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核心手段，其中主動和積極參與「十四五」規劃、大力投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切實強化深港合作乃首要目標和工作。 香港過去主動提出參與「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中央經過認真慎重考慮後，甚至在有點「勉為其難」的態度下予以批准，因此從來都不存在香港「被規劃」的事態。可惜的是，兩個五年規劃中有關香港的部分基本上是香港一方向中央提出、並請求中央給予支持的發展項目。那些項目與國家的總體發展的關係並不清晰，而香港特區政府在提出這些項目時壓根沒有對國家發展的戰略和需要有明確的認識，也沒有刻意讓香港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銜接。它們雖然與香港自身的利益有相當的聯繫，但卻並非建基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戰略，原因是香港從來都沒有一套完整的、長遠的、全面和充分考慮國內外形勢變化的發展戰略。更重要的是香港提出的項目沒有落實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又沒有相關的問責和賞罰機制，致使部分項目在五年規劃完結後仍然沒有兌現。這些顯然是難以令人接受的狀況。 要具備宏觀視野與憂患意識 要通過參與「十四五」規劃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具備宏觀的全球和國家視野與強烈的憂患意識，積極凝聚對香港未來發展路向的共識，並與國家的發展戰略進行對接和整合。特區政府尤其需要擺脫長期以來的「小政府」思維，勇於負起推動經濟社會改革的責任，並在香港發展過程中擔當首要的領導、教育、培訓、統籌和協調的角色。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強化深港合作更是重中之重的任務。2003年行政長官董建華的《施政報告》已經提出了香港與珠三角融合的構想。2007年，我在香港特區政府工作時又提出了深圳與香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倡議。可惜那些構想和倡議在政府內和社會上都沒有得到積極響應，而香港亦因此錯失了許多積極參與到內地發展的機遇。 長期以來，不少政府官員和社會人士都低估了內地、珠三角和深圳的發展，部分人更擔心過多與內地「融合」會為香港製造「競爭對手」和削弱香港與西方國家的聯繫，甚至會帶來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一些政府官員更擔心香港與內地「融合」會改變政府一貫的管治模式，導致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和社會事務，產生過多的公眾對政府的期望和壓力，以及引發西方國家對香港是否仍然享有高度自治的質疑。 目前，香港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政府的角色和職能、經濟發展路向和社會矛盾都面臨着嚴峻的考驗。如果香港不能藉着香港原有的一些獨特優勢為國家的發展繼續發揮作用，又如果香港經濟和民生情況一沉不起，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亦將無以為繼。這些結果肯定不是香港之福，也不是國家之福。 掌握形勢凝聚共識抓緊機遇 既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已經不再是可以迴避的過程和工作，則香港各方面便應該煥發強烈的憂患感、充分掌握國內外形勢變化和凝聚對香港未來發展路向的共識，抓緊和用好國家發展和中央政策所帶來的種種機遇，讓香港的發展和命運與國家的發展和命運緊緊的扣在一起。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編輯：潘麗麗來源：信報2020年10月26日

文/劉兆佳 四中全會決定：「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健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澳門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確保香港、澳門長治久安。」 「五中全會」決定闡述的對港政策，是「四中全會」決定對港政策的延續，並因應香港的新情況提出新的內容。 「四中全會」對港政策的主軸是「止暴制亂」，維護國家的安全，遏制香港內外敵對勢力，而首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 當前香港的新情況主要是《香港國安法》已經頒布實施，並發揮了重要的震懾作用，香港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的活動在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聯手對付後受到有效遏制，香港的穩定和秩序正在快速恢復。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卻不斷加大對香港的制裁，減少與香港的聯繫，打擊香港的經濟，詆毀「一國兩制」，力圖削弱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所擁有的獨特優勢和所能發揮的不可取代作用。香港一直以來作為中西方橋樑的角色難免會不斷弱化。 突然而來的新冠疫情重創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再加上「逆全球化」趨勢方興未艾，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在西方國家抬頭，香港能從西方獲得的發展機遇亦會不斷減少。同樣地，香港亦受到新冠疫情的蹂躪，原來因為過去一年多的暴亂已經飽受摧殘的香港經濟情況更為嚴峻，香港迫切需要借助能夠成功控制疫情，抵禦美國和其西方盟友的打壓，並恢復經濟增長的內地的支援。 國家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擘劃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戰略，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把深圳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則是重大部署。對香港而言，進一步鞏固保衛國家安全的屏障，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無疑是香港突破發展困局，重上發展軌道的不二法門，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深化強化深港合作則是重中之重。 香港必須積極有效利用其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配合國家的新發展戰略才有可能煥發生機、處理好自己的深層次社會矛盾和保持其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角色。要讓香港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單憑香港自身努力不為功，中央的支持和領導不可或缺。 「五中全會」決定體現了中央主動大力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意向、決心和佈局。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編輯：潘麗麗來源：橙新聞

文/@馮煒光大家有否注意到8月26日晚上8時18分中國海警在微博公布在內地管轄水域拘捕10餘名港人後，香港的那群“煽暴派”一直很低調。林卓廷8月27日在社交媒體直播上也說“都唔知點幫手（也不知道怎麼幫忙）”。然而在當地時間9月11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放話後，“煽暴派”仿佛“活了過來”，旋即在9月12日（周六）召開“家屬記者會”，連周日這個傳統上是召開記者會的“黃金時段”也不顧了，立即應和“老板”蓬佩奧。這次有所謂六家的“家屬”仿如蒙面超人般出席。到了上周日（9月20日）“煽暴派”議員朱凱迪和鄒家成又恢複了周日才召開記者會的做法，今次只糾集了三家“家屬”去報警。 先不說“家屬”為何越來越少，所謂“家屬”卻也是擠牙膏式提供資料。9月12日記者會上有“家屬”說“兒子是去南丫島釣魚”；9月20在警察總部門口又說，原來在8月26日時曾去荃灣警署報警，警察甚至出示了他“兒子”的“手機截圖”（為何9月12日記者會上不提？）。“兒子”加上引號，因為這位“爸爸”沒有拿出過任何身份證明，連鹽田拘留所出示的文件也付之闕如。 考慮到去年“修例風波”以來，“煽暴派”已經炮制了多起“離奇死亡”事件，這種戲碼又怎會少了“家屬控訴”環節？但經過多方調查，最終證明不少“死者”如今活生生地在國外大搖大擺。很難不讓大家擔心這些所謂的“家屬”到底是不是真的。 從公關角度看，“煽暴派”的上述安排有轉移視線之嫌。因為在這紛繁的表演下，大家，尤其記者，忘了三個很關鍵的問題： 1）偷渡所費不菲，這12人何來金錢？若家屬資助，那可能觸犯協助與教唆潛逃； 2）這12人之前是否認識？“家屬”之間又是否認識？否則為何12人會一同出現在一艘快艇上，蛇頭是誰，出逃路線的組織者又是誰？ 3）這12人在香港犯的是重罪，不是12位普通的釣魚郎，為何今天“家屬”會把自己說成是“苦主”？ 幕後有心人以為可以騙過全世界，但人民的眼睛終究是雪亮的！ 作者為前新聞統籌處專員、公關顧問來源：直新聞

香港現行法例第241章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俗稱《緊急法》），條例規定“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7日在見記者時被問到，特區政府是否考慮透過《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來應對危急局勢，她回應到，如果能提供法治手段止暴制亂，所有相關法律特區政府都有責任檢視。對此，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向香港中通社指出：“目前示威者暴力不斷升級，某種程度上已經到了與民為敵的地步。但如果市民能大力支持警察以武制暴，一些重要機構不要給暴力分子活動的空間，警察仍是有足夠能力去應對的。我認為到了警察都搞不定的地步，暴力仍在持續升級，到那時再宣告緊急狀況，較容易得到市民支持。”本專欄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香港反對派策動的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觸發多場街頭暴力衝突，社會氣氛緊張。繼前日(6日)國務院新聞辦就香港情況召開記者會，港澳辦和中聯辦昨日(7日)亦在深圳就香港局勢舉辦座談會。是次中央就香港問題的表述語調較之前更嚴厲，座談會主要發出兩個重要訊息：向“反中亂港”份子發出最嚴厲的警告，以及動員愛國愛港力量承擔穩定香港的責任。中央對修例風波取態和處理手法無大變，仍然認為香港內部和外部勢力利用是次風波搞亂香港，意圖奪取香港管治權，令香港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危險。中央在是次座談會的語調更嚴厲，包括定性事件帶有“顏色革命”特徽，認為部分人意圖推翻中央對香港管治權和以“香港獨立”作為目標。中央發出嚴厲警告旨在讓港人知道中央高度關注香港局勢，同時讓港人認清事實，不要以為中央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出手”，低估中央解決是次困局的決心。不過即使中央可能“出手”，但中央目前仍是希望由特區政府和警隊平息“動亂”，中央予以大幅和強力支持。專欄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港澳辦新聞發布會現場昨日（29日），針對香港當前局勢，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楊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堅決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陳志暴力犯罪人士。發言人指出，香港政府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惩治犯罪行为，恢復社會安定，維護法治。對此，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指出：這次發布會表明中央對香港局勢的看法，重點在於支持特區政府和警察，因其士氣關乎到香港的繁榮穩定，若香港面對難以管治的局面，會對社會的治安、港人的身家性命及財產造成威脅。故劉兆佳認為重中之重是要高度表揚及關懷警隊，強調警隊的防線不能失守，否則會令香港大亂，讓內外勢力有機可乘，危害國家安全。對於港澳辦明確表明中央對政府和警方支持，劉兆佳表示，北京的意圖除穩定軍心外，同時要強化建制勢力，防止政府內部出現挑戰特首的意圖。劉強調，中央現時不會介入香港事務，以突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他認為中央雖有憂慮但不認為現時局勢難以挽回，始終內外勢力未強大到令中央無法應付，同時港人已對激進行為有反感。劉兆佳說，警隊目前飽受巨大壓力，受到內外部勢力的抹黑及抨擊，是回歸以來未經歷過的嚴峻考驗。他說，抨擊警隊的人是希望癱瘓警隊，打擊警隊士氣，損害他們的威信，動搖執法能力，令香港亂局一發不可收拾，繼而衝擊特區的管治。劉兆佳向香港媒體解釋，中央認為警隊維持治安，尤其守護“一國兩制”。在政局動盪之際，警隊成為中流砥柱，士氣、威信及團結不容有失，這關乎“一國兩制”能否實行下去，因此要肯定及大力支持警隊工作表現，有利於穩定局面及特區施政，防止內外部勢力得逞。劉兆佳認為，中央不太關心警隊是否跟政府高層有矛盾，不覺得是嚴重問題。至於警隊被外界質疑濫用武力，得到中央支持會否感到“攞正牌”向示威者施以武力，他相信警方日後遇到示威者不會將武力升級，反而會不斷檢討行動得失、自我調適；因為警隊不是只要中央表揚，也想得到港人的信任、支持和愛戴。專欄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來源：綜合整理（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平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