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一直認為能夠聯合其盟友和夥伴構建“反華聯盟”，對中國施加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威懾力，令中國不敢動用武力。但面對這個事關地區和世界安全的重大問題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並不會隨風起舞，所謂的“反華聯盟”並不具備堅實基礎。這個判斷將會是越來越多美國有識之士的看法。    美國一直試圖拉攏盟友和夥伴對中國在處理台灣問題上施壓   一直以來，美國的官員、政客和學者衆口一詞自詡認為，在與中國的較量中，美國享有一個中國所缺乏的壓倒性戰略優勢。那就是：美國在全世界擁有為數衆多的盟友和夥伴，它們在中美博弈時會堅定站在美國一方與美國的對手作戰。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更揚言：“通過加強和捍衛我們無與倫比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網絡，並進行明智的國防投資，我們將阻止中國的侵略，並應對那些對我們集體安全、繁榮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脅。” 那些人紛紛以最近的俄烏衝突為例，認為美國與其盟友和夥伴的聯盟在援助烏克蘭和打擊俄羅斯上空前團結，在戰場上阻止了俄羅斯快速取得勝利、重挫俄羅斯的經濟和讓俄羅斯在國際上趨於孤立。這些人顯然已經被這種缺乏堅實基礎的“勝利主義”衝昏了頭腦，刻意忘記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裡的大國其實沒有站在美國和其盟友與夥伴那方，而美國和其盟友與夥伴因為對俄羅斯施加極限制裁而付出越來越大的直接或間接的代價。隨著俄烏衝突結束遙遙無期，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內部、彼此之間和他們國內民衆對於是否繼續投放大量資源支持烏克蘭，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分歧。不過，這些情況都沒有阻止他們最近不斷向中國發出歇斯底里的威嚇，警告中國不要試圖以武力收復台灣，否則將要在美國和西方的制裁和孤立下面臨比俄羅斯更悲慘的結局，而中國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以來得來不易的豐碩成果亦會毀於一旦。 為了加强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威嚇，美國增强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組建與英國和澳大利亞的軍事聯盟（AUKUS），加强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在四邊安全對話（QUAD）對中國的軍事制衡，强化美國和日本、韓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鼓動日本擴充軍事力量特別是提高攻擊和反擊能力，增加與一些中國周邊國家比如菲律賓的軍事合作與聯繫，並通過售賣先進軍備和培訓軍隊來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以及把北約的力量引進亞太地區。近來， 一些美國的“鷹派”政客和學者更要求美國放棄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立場，明確向中國表明，一旦中國“武力犯台”，美國將會出兵保衛台灣，從而迫使中國不敢輕舉妄動或知難而退。美國知名戰略學者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甚至警告，中國必須承擔任何武力攻台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并且他堅信，雖然美國和其他國家只是間接地幫助了烏克蘭，但他們確實有可能直接參與台灣的防禦。 根據傑弗里・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的觀察，華盛頓的決策者普遍認為，美國必須保衛台灣。如果中美爆發戰爭，美國必將贏得勝利。喬爾・伍斯諾（Joel Wuthnow）斷言：“對中國來說，與美國進行常規戰爭仍然是一個冒險的提議。美國各軍種一直在適應潛在的中國威脅，使他們能夠對假定的解放軍入侵部隊進行毀滅性的打擊。空軍現在擁有更先進、威力更大的遠程轟炸機，海軍擁有可怕的核攻擊潛艇，海軍陸戰隊已經練習在靠近中國的地點開展行動，陸軍已開始部署一支靈活的多域特遣部隊。這支高度機動部隊具有導彈系統、電子戰和網絡戰以及情報收集等混合能力。一旦（中美）爆發衝突，它們將迅速介入並實施空中和導彈行動。即使解放軍以某種方式在美軍已經進駐台灣的情況下設法奪取了台灣，但僅僅針對美國的常規戰爭的軍事成本就將是驚人的，有可能使中國的發展倒退數十年。” 在經貿事務上，美國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試圖促使部分亞太地區國家弱化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為了遏制中國在高科技上的崛起，美國迫使其盟友和夥伴與自己一道對中國的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其他高科技產業進行封鎖和打擊。美國又鼓勵其盟友和夥伴減少在經貿上對中國的“依賴”和逐步與中國在經貿領域“脫鈎”，削減在中國的投資，並在重要產業上重構對美國安全和發展有利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美國的如意算盤是：一個經濟發展放緩的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將會不斷下降，而它的盟友和夥伴會樂意犧牲自身利益來成全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 顯而易見，美國試圖拉攏其盟友和夥伴一起通過其各種部署和行動對中國施加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威懾力，從而迫使中國不敢對台灣採取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特別是軍事封鎖和軍事攻擊。不少美國政客和專家相信中國會怯於那些威懾而不敢向台灣動武，從而兩岸“分治”的現狀得以無限期維持，而台灣亦會長期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棋子。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不會因台灣而犧牲自身利益連同美國與中國開戰   不過，這裡要提出的問題是，如果中國在別無選擇下不得不真正或者即將動用軍事力量以達至國家統一或者解除台灣對中國的安全威脅，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是否會義無反顧地支持美國向中國動武或在經貿上對中國施加嚴厲制裁？我的答案是：如果在台灣問題上中美大戰的可能性陡增或真的爆發戰爭的話，美國的盟友，更遑論夥伴，不但不會連同美國與中國開戰，反而會竭盡所能規勸美國不要出兵護台。在不嚴重損害自己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為了討好美國，他們可能會對中國採取一些經濟和金融制裁行動，但仍然會與中國維持相當的經貿關係。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真的要與中國開戰，則它會發現它的盟友和夥伴並不如美國自誇的那麽可靠。我相信，這個判斷應該會是越來越多美國有識之士的看法。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深知，一旦中美開戰，其波及面無遠弗屆，甚至會演化為世界大戰和核戰爭，届時不排除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國家也會加入戰團。即便戰爭局限在常規戰爭層面，它也會是一場曠日持久、交戰各方乃至全世界都會損失慘重的人類災難和浩劫。他們的判斷是：美國不可能在合理時間內取得壓倒性勝利。更重要的是，就連美國的戰略家也承認在常規戰中，美國輸給中國的概率頗大。事實上，在絕大部分美國軍事專家進行的衆多兵棋推演中，美國都是輸方。 拉斐爾・科恩（Raphael S. Cohen）和吉安・金泰爾（Gian Gentile）慨嘆：“沒有人能確定與中國就台灣問題爆發的潛在戰爭將如何結束，但兵棋推演表明，這幾乎肯定會是血腥的，而且可能不會很快發生。……與俄烏戰爭不同，台灣衝突可能使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在公開戰爭中直接相互廝殺。中國的軍事能力和工業能力已經讓俄羅斯相形見絀。如果美國直接捲入戰鬥，它投入戰爭的資源可能會比迄今為止它提供給烏克蘭的資源多得多。簡而言之，美國和中國將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一場常規衝突，雙方都不會很快達到疲憊不堪的地步。因此，美國將面臨在接受失敗和長期戰鬥之間作出戰略選擇。” 美國前副助理國防部長托馬斯・G・曼肯（Thomas G. Mahnken）憂心忡忡地說：“儘管華盛頓宣稱同時關注北京和莫斯科，但美國的國防規劃與眼前的挑戰卻不相稱。”他坦言：“大量美國軍事裝備正在老化，許多飛機、船隻和坦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的國防建設。美國重要設備和彈藥的供應也非常有限，以至於它不得不動用自己的大部分庫存來支持烏克蘭。”更不幸的是，不但“美國的武器儲備有限，其工業基礎也是如此。” 科里・沙克（Kori Schake）更提醒：“中國對台灣威脅的緊迫性似乎也沒有在（美國）國防部得到充分體現。國防部在拜登政府成立初期對部隊進行了態勢審查，但卻沒有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變化。它隨後提出的邊際變化，例如輪換駐扎和分散基地，並沒有以與威脅相一致的速度發生。國防部計劃建議在短期內縮減陸軍規模，將艦艇從艦隊中撤出，將中隊從空軍中撤出，以便為2035年部署的未來部隊騰出資金。換言之，國防部計劃削弱其執行當前戰略的能力來換取在遙遠的未來能夠部署一支更強大的部隊，但這卻遠遠超越了美國官員認為中國試圖接管台灣的時間框架。” 美國衆議員阿當・希夫（Adam Schiff）亦指出，在與中國博弈時，“我們國家的情報機構還沒有準備好——遠遠沒有。如果不對資源和組織進行重大調整，美國將無法在未來幾十年在全球舞台上與中國競爭。”  無論如何，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深知，中美大戰後，無論誰勝誰敗，美國乃至西方的全球霸權將會徹底終結，而因為美國欠債累累和濫發貨幣早已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權也必然會分崩離析，世界將會出現一個極為混亂和凶險的局面。這些情況是他們極不願意看見的。因此，很難想象美國的盟友與夥伴會支持美國為了台灣不被中國收復而對中國用武。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沒有道德和安全理由參加美國策動的中美大戰   美國盟友和夥伴之所以不可靠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道德和安全理由必須參加一場美國策動的中美大戰。他們願意在軍事上援助烏克蘭和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制裁俄羅斯，是因為他們不滿俄羅斯入侵一個主權國家和佔領其部分領土，認為俄羅斯違反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可是，他們早已承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就算中國以武力收復台灣，在法律上而言也只是中國結束國家分裂狀態、謀求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舉動。儘管他們因為政治或價值觀的理由而不願意看到中國收復台灣，又擔心此舉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他們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但在法理上和道德上他們卻很難對中國作出義正詞嚴的譴責或予以强烈反對。 另一方面，中國收復台灣並不會對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的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當然，日本會因為台灣重歸中國後擔心自身能源和經濟安全受到威脅，或者憂慮中國會進而對釣魚島採取收復行動，乃至恐懼中國國力的進一步擴大，但日本應該不會相信中國會覬覦日本的固有領土或者視日本為永久的死敵，而中國亦應該會向日本作出安全的保證。澳大利亞雖然擔心受到日益强大的中國的“威脅”並因此尋求美國對其安全的保證，但卻不至於憂慮中國會對其採取“侵略”行動，因此難以想象澳大利亞會願意與中國發生戰爭並蒙受滅頂之災。對歐洲國家而言，即使中國用武力收復台灣，對遠在大西洋彼岸的歐洲國家並不構成實質安全威脅。對亞洲各國來說，正如伊謝卡・克萊尔（Isheika Cleare）所言:“冒著激怒鄰國（中國）的風險去支持一個忠誠度不可靠而注意力不集中的大國（美國）是沒有戰略意義的。…… 雖然亞洲國家無法逃避中美競爭的現實，但它們仍對完全站在美國一邊以及隨之而來的問題持謹慎態度。他們不想被一個不可靠的盟友推到台前。”按照大衛・M・麥考特（David M. McCourt）的觀察，即使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和澳大利亞都不認同美國關於中國的崛起可以被阻止的看法。在這兩個國家的眼中，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政治的必然趨勢，但美國卻篤信需要對中國的崛起作出正確的回應（即予以遏制）。 東南亞諸國包括美國的軍事盟友泰國和菲律賓也都不願意在中美大戰中站在美國一方與中國開戰。布萊克・赫辛格（Blake Herzinger）確信東南亞是一個以實用主義為特徵的地區。他認為，“東盟成員國在冷戰期間看到了大國競爭在他們集體後院造成的毀滅性後果，他們不太可能再加入另一場競爭。”他指出：“東南亞，以及更廣泛的印太地區的大部分地區，有興趣最大限度地與美國和中國這兩頭大象進行合作，同時又不會因為與其中一方的關係過於親密而激怒另一方。”新加坡與美國雖然有軍事上的合作，但它卻是經常公開表達深切擔憂中美爆發戰爭將“殃及池魚”的國家。 尤為關鍵的是，所有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都與中國有著密切和難以割捨的經貿聯繫，因此難以在美國的壓力下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鈎”，頂多在不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情況下與美國虛與委蛇。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近三分之二的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多於與美國的貿易額。作為首屈一指的工業生產大國，中國也是不少供應鏈和產業鏈的核心。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所言：“即使是華盛頓最親密的戰略夥伴也不準備像美國那樣廣泛地對抗、試圖遏制或在經濟上瓦解中國。事實上，許多國家的做法與華盛頓最強硬的聲音所尋求的相反。許多國家沒有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鉤或解體，而是深化與中國的貿易，儘管他們也同時通過業務多元化、在第三國建立新的供應鏈以及減少在最敏感領域的風險敞口對沖來自中國的潛在壓力。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2020年，即便美國警告多年，中國還是超過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對此，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亦深度認同。他指出：“試圖遏制中國甚至發動新冷戰的極端對立顯然是無效的，而且確實會適得其反。中國的增長勢頭強勁且基礎穩固，不會受到實質性影響。與反對蘇聯的聯盟不同，很少有其他國家會加入美國的這種努力，因為它們在經濟上與中國有著深刻的相互依存關係。屆時中國將加倍努力實現自給自足，成為一個更強大的競爭對手。”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美國多方面缺乏信任和信心   還有一個令美國難以建構可靠聯盟的重要原因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美國多方面缺乏信任和信心。他們（包括台灣人民）不太相信美國會真的為了不讓中國收復台灣而與中國開戰。他們擔心如果美國覺得中美戰爭對美國越來越不利時美國會選擇單方面主動撤退，從而令自己深陷被中國的嚴厲報復和懲罰的險境。他們又憂慮美國的外交政策多變而令自己無所適從。如果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者上台執政，則美國對台灣的態度將會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的盟友又不滿美國主要是用懲罰性手段來迫使盟友和夥伴就範，並要他們付出沉重代價，但卻在“美國優先”的原則下不願意為他們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證和經濟利益。他們又不認同美國鼓吹的“新冷戰”思維和把世界各國依照美國的意識形態强行分為“民主”和“威權”兩個對抗陣營的做法。 事實上，過去不少例子表明，當涉及本國的重大利益時，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會選擇不跟從美國的指揮棒行事。1981年，美國的歐洲盟友不顧美國的反對和制裁，繼續建設新的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以增加蘇聯向歐洲的天然氣輸送量。2003年，法國和德國拒絕參加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2015年，即使美國不斷施加壓力，但除了日本外，美國的其他盟友包括英國都紛紛加入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2019年，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都拒絕在本國部署新的美國中程核導彈。 總的來說，美國不可能在台灣問題上建構一個“反華聯盟”。一旦中美戰爭爆發，美國基本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應對，而且勝算委實不高。美國最近在台灣問題上不斷升級的挑釁，已經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美國顯然相信那些挑釁會產生强大的威懾作用，令中國不敢對台灣用武，而美國也無需真的動用龐大資源和承受重大犧牲對中國挑起戰端。但是，如果那些挑釁最終迫使中國不得不採用“武統”選項的話，則美國便會陷入一個對其國運有重大影響的戰略困境，而對美國而言任何一個用來擺脫困境的選擇都只會是對自己、自己的盟友和夥伴以及世界極壞的選擇。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文｜劉兆佳關於世界格局的演變存在著“單極世界”、“兩極世界”和“多極化”的爭論，但用“準兩極化世界”形容當前的世界格局更為恰當。美國妄想以單邊主義拉攏其盟國及中國的周邊國家遏制中國，維護美國“一極”的地位，但成效甚微。美式的霸權主義和價值觀盡失人心。但中美“準兩極”的關係未來仍將緊密相連，“脫鈎”難以成真。中國以發展成果共享的姿態贏得了“全球南方”國家的信任，中國在全球特別是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會超越美國“一極”。在中美“準兩極”鬥爭的背景下，香港應發揮好橋樑作用，融入國際發展大局，協助國家擴大中國“一極”的龐大經貿和文化交流網絡。 用“準兩極化世界”來形容當前世界格局較為恰當 究竟當今世界是不是一個以中國和美國為兩極的“兩極世界”（Bipolar World），各國的觀察家們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中國政府的立場是，當前的世界是一個愈趨“多極化”的世界而非“兩極世界”。北京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則斷言“兩極世界”已經來臨。美國智庫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主席克里夫·庫普坎（Cliff Kupchan）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 Doyle）也認同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兩極世界”。那些認為當前世界是“兩極世界”的人通常也同時會認為以中美較量為主軸的“新冷戰”或“冷戰2.0”已經爆發。不過，不少美國專家和學者認為目前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只是一個“區域性大國”，其綜合國力仍難與美國比肩，所以當前的世界應該還是“單極世界”（Unipolar World）。然而，這些人判斷，在“單極世界”中，由於中國銳意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所以“新冷戰”其實已經展開。總體來說，認同世界步入“兩極化”的人比較多。在美國，政治立場極右和極端反華的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便剛剛發表了一份題為《贏得新冷戰：對抗中國的計劃》（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的研究報告，並提出大量旨在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的具體措施。平情而論，與冷戰時期以美國和蘇聯為兩極的“兩極世界”的情況相比，今天的世界很難被形容為“兩極世界”或世界已經陷入過去的“冷戰”狀態。在冷戰時期，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各自有大批軍事同盟國，彼此在經濟、金融、貿易、社會和文化上聯繫極少，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對立的情況非常嚴重，獨立於美蘇兩大陣營的國家為數不多，而兩大陣營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策動的“代理人”戰爭則從不間斷。今天，中美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差別甚大。在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中存在著以“北約”為主和其他美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為輔締結的各式軍事同盟，但中國沒有與任何國家簽署軍事同盟協定。中美之間在金融、貿易、社會和文化上的聯繫相當密切。儘管美國不斷以“民主”和“威權”的對抗來形容美中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並揚言戰爭的結果關係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但與以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比較，“民主”和“威權”的衝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強度、寬度和深度則明顯“相形見拙”。更為重要的是，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遊離於中美“兩極”之外，與中國和美國都保持來往，沒有也不願意與中國或美國建立同盟關係。迄今為止，中美之間尚未發生過“代理人”戰爭，當然現在還不能夠肯定美國將來會否利用台灣對中國發動“代理人”戰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托馬斯·J·克里斯滕森（Thomas J·Christensen）相信中美之間的“新冷戰”不可能出現。他指出：“美中戰略競爭是真實存在的，也存在危險，但它缺乏美國與蘇聯及其盟國的冷戰中三個基本且相互關聯的要素：美國和中國沒有捲入旨在爭奪第三方歸心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當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會也不可能輕易地劃分為截然不同的經濟集團；美國和中國並沒有各自領導對立的聯盟體系，例如二十世紀中葉在韓國和越南進行血腥代理戰爭並在柏林和古巴等地製造核危機的聯盟體系。”誠然，美國鍥而不捨地渲染美中衝突是一場關係到全人類前途命運的“民主與威權”（Democracy vs. Autocracy）之戰，目的是要把中美大國之爭上升到信仰或道德層次，試圖在國內爭取美國人民的支持和在國外糾集更多的國家站在美國一方，尤其是支持美國的對華、對台和對俄政策。可是，美國的圖謀並沒有得逞，就連西方民衆對“二元對立論述”（Manichean Narrative）也不以為然。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2023年4月對歐盟11個國家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歐洲人希望在潛在的中美衝突中保持中立，也不願意規避來自中國的風險。他們不認為中國是挑戰並且是想要破壞歐洲的力量，也不相信拜登政府推動的“民主與獨裁”對立框架。調查發現，幾乎每個國家的普遍觀點都是，歐洲與中國在貿易和投資關係上的風險和收益是平衡的。歐洲與美國的親密關係並不意味著它願意在台灣問題上會支持美國對抗中國。從當前和未來的國際關係的變化來看，在未來的一段日子中，用“準兩極化世界”（Quasi-Bipolar World）來形容當前世界格局應該較為恰當。在“準兩極化世界”中，美國的“一極”是以美國為核心，包括“北約”和美在亞洲軍事同盟國在內的政治經濟軍事集團，雖然參與國家的數量不多，但並不妨礙美國經常將“一極”當作整個“國際社會”來說事。無疑，近年來美國積極拉攏一些中國周邊國家來抗衡中國，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但成效有限。與此同時，儘管美國利用俄烏衝突短暫強化了其與軍事盟友的關係，但美國與盟友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缺乏共識。美國一些單方面行動比如保護主義、關稅政策、貨幣政策、工業政策和補貼政策又經常損害或犧牲盟友的安全和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除了為盟友提供並非百分百牢靠的“安全保證”外，它真正能夠提供盟友的經濟和實際利益的能力非常低，反而美國的“單邊主義”更不時侵蝕盟友的利益，原因是美國和其盟友在不少領域存在競爭。例如，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美國不斷減少對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美國國會和工會對開放美國市場的激烈反對等。這些因素都使得美國不可能憑藉“讓利”來穩住盟友或爭取更多合作夥伴。西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愛德華·奧爾登（Edward Alden）坦言：“拜登政府正在追求兩個目標，雖然它們並不相互排斥，卻存在著緊張關係。拜登希望建立更具彈性的全球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不過這需要多元化的貿易。同時還試圖吸引投資和製造業就業機會回流美國，但這會損害盟友和夥伴的利益。迄今為止，制定一項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的貿易政策仍難以實現。”他還表示：“華盛頓現在主導的鬆散磋商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和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確實包括有關更高勞工和環境標準的討論。 但在這些談判中，拜登政府拒絕了所有進一步開放美國市場的呼籲，這等於要求這些國家在得不到任何獎勵措施的情況下承諾遵守更嚴格的義務。”而且，“美國工會仍然堅決反對恢復任何傳統貿易談判”。儘管美國對華政策充滿敵意並無所不用其極遏制和打擊中國，但許多美國的盟友，比如德國、法國、希臘和匈牙利，仍然希望與中國保持緊密經貿關係，更不願意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交惡或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儘管美國經常吹噓可以依靠一個強大的盟友集團來對付和遏制中國，但實際上這個“集團”在出現中美戰爭時並不團結和可靠。近年來，美國的一些盟友正在力圖減少對美國的安全倚賴並爭取更大的戰略自主。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主任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預料，儘管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似乎強化了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關係，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搖擺蹉跎，加上美國與中國在國力上差距的不斷縮窄，讓德國和日本感覺到不能過度依靠美國的安全保證，因而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和與更多其他國家在安全事務上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多年來不斷強調法國乃至歐洲都應該擺脫美國的羈絆，爭取更大的戰略自主，包括組建歐洲的軍隊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種種現象顯示，儘管美國還在領導著一個貌似強大的軍事同盟，但其力量和可靠性不宜被過分高估。由於美國缺乏信心和能力組建一個強大和團結的、由美國領導和控制的軍事“集團”，所以由美國發動的中美戰爭出現的可能性並不高。與美國相比，中國的情況則大為不同。中國與很多國家建立了各種主要在於推動經濟、貿易、文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沒有與任何國家締結軍事同盟。當然，如果中美真的爆發戰爭，則表面上作為一個軍事“集團”領袖的美國會處於軍事優勢。鑒於中美爆發全面戰爭的概率不高，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美較量的戰場集中在經濟、科技、文化和外交等領域。在非軍事領域，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與各國締結衆多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中東各國之間（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等）的斡旋與勸和促談工作、強化與中亞各國的關係、對聯合國的工作特別是維和行動的支持、大量對外援助和參與海外建設等工作，中國已經獲得了為數衆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作為“世界工廠”、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中國比美國與世界各國有著更密切的經貿聯繫。毫不誇張的說，今天中國的朋友和夥伴遍布全球。展望將來，中國在所謂“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朋友和夥伴會不斷增加。隨著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組織的成員不斷增加，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中國及其合作夥伴的經濟總量會逐漸超越美國主導的七國集團（G7）的經濟總量。這意味著在與美國的“反遏制”鬥爭中，中國“一極”在經濟和外交層面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和優勢。中國在全球特別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會超越美國這“一極”。“準兩極化世界”中美聯繫依然緊密 在今天的“準兩極化世界”中，儘管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但美國及其盟友在經濟、貿易和金融上與中國的關係仍然非常密切。在超過半個世紀的貿易、生產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及其部分盟友正在不斷對中國施加各種遏制和封鎖、盡量減少對中國工業產品和原材料的依賴、削減在中國的投資，而中國則以減少購買美國國庫債券和限制關鍵礦物出口等手段作出反制。即便如此，雙方經貿往來仍然是十分頻密，而且難以割斷。美國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當前美國和中國陷入了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導致它們在被認為對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的領域脫鈎。這些領域包括越來越多的“戰略”部門，從半導體等軍民兩用技術到可再生能源，再到社交媒體和其他信息產業。但這種部分的脫鈎只能走這麼遠，因為美國和中國經濟如此相互依存，完全脫鈎對兩國和世界都是毀滅性的。儘管存在緊張局勢、貿易戰和大流行病的破壞，中美雙邊貿易仍在持續增長，中美之間的投資也保持強勁。儘管西方企業比過去更擔心在中國投資的風險，但他們幾乎沒有退縮的跡象。也就是說，雖然美國把“脫鈎”說的震天價響，一些經貿領域也受到波及，但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繫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會保持相當程度的密切。歐盟、日本和韓國等國更明確表明它們不會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鈎”。美國國家情報大學研究人員喬希·科貝爾（Josh Kerbel）認為，即便美中關係不斷變化，但不要稱之為“脫鈎”。他表示：“儘管美國企業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從中國回流工作崗位，但許多其他直接的相互依賴關係將持續下去。中國仍然是美國農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預計這種情況也將持續下去。美國和中國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網絡中，相互依存的關係雖不那麼直接，但同樣強韌。這些相互依存的關係是過去三十年來物理（交通）和虛擬（信息）網絡爆炸性增長的結果，它們使得任何一個國家幾乎不可能真正斷開或切斷與對方的聯繫。”“全球南方”國家不願意完全倒向任何“一極”更為矚目和關鍵的是，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主要是“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那些越來越強大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都不願意完全倒向美國或中國當中的任何“一極”。它們根本上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從“趨利避害”角度，力求維護自身的戰略自主和政治中立，並致力通過與中國和美西方建立帶有濃厚功利主義性質的“交易性關係”（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s），來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和謀取本國最大的利益。俄烏衝突爆發後，這些國家把這場戰爭視為西方世界的內部事務，沒有如美西方般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個別國家甚至趁機強化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當然，這些國家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並不穩定，而且有著“良禽擇木而棲”的姿態，因此它們成為了中美都有機會羅致的對象。當前和日後，中美兩國都會努力拉攏“全球南方”國家。長遠而言，在爭取“全球南方”上，中國會比美國更具優勢。歷史上，絕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都如中國般飽受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不公平貿易的蹂躪。過去和現在，白種人的種族歧視、優越感、自私自利和自以為等問題都是阻礙美西方與“全球南方”建立感情紐帶的絆腳石。歷史上，中國與“全球南方”都是美西方霸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受害者，彼此之間有著高度的同理心，也較為容易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關係。過去幾十年，美西方的霸淩行徑和自私自利的行為徹底暴露了它們的僞善、雙標和粗暴，讓“全球南方”極為反感。事實上，冷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其短暫的“一極片刻”（Unipolar Moment）肆意軍事入侵別國、在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和“政權變更”（Regime Change）和強迫部分國家採納西方價值觀、制度和發展模式，為不少國家的民衆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和痛苦。近年來，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乃至西方世界的前景，備受“全球南方”的質疑，而其能夠為“全球南方”提供的發展機遇和援助又越來越少，但侵蝕和損害“全球南方”利益的實例不斷增加。總而言之，“全球南方”希望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儘快結束，並期待“多極世界”儘快來臨，讓世界各國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擘畫自己的前途和擁有更多發展模式和經驗的選擇。《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語帶嘲諷地說：“‘俄烏’戰爭凸顯了一個更廣泛的現象：發展中國家中許多強大的國家越來越反西方和反美。” “隨著這些國家經濟變得強大、政治穩定、文化自豪，他們也變得更加民族主義，而他們的民族主義往往是與主導國際體系的國家（即西方）相對立的。其中許多國家曾經被西方國家殖民過，因此他們對西方將他們納入聯盟或集團的努力保持著本能的厭惡。”他引述俄羅斯專家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的論點，指出造成這種不信任的另一個因素，是當這些國家在聽到美國聲稱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時並不相信美國，反而認為華盛頓充滿了“傲慢和虛偽”。相反，中國的發展模式、經驗和成就越來越對“全球南方”有吸引力，而中國比美西方更願意與“全球南方”分享發展成果及提供協助。因此，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計劃和機構的不斷擴大和更多國家的加入，中國在“全球南方”所獲得的認同和支持將會越來越多。中國所領導的“一極”比美國所領導的“一極”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資源、投資機會、發展機遇和道德說服力。 馬克·倫納德慨嘆道：“中國和美國一致認為，冷戰後的秩序結束後，他們押注於截然不同的對象。在華盛頓，人們認為大國競爭回歸，需要對作為二戰後秩序核心的聯盟和機構進行改革，而正是這個秩序幫助美國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這一更新後的全球秩序旨在將世界大部分地區納入其中，而中國及其幾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包括伊朗、朝鮮和俄羅斯——則被孤立在外。但北京相信華盛頓的努力將被證明是徒勞的。在中國戰略家看來，由於其他國家尋求主權和尊重，這與形成冷戰式集團是不相容的，反而會導致一個更加分裂的多極世界，而中國可以為自己在其中取得大國的地位。[……] 對南方國家而言，西方聲稱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缺乏可信度。[……] 在只有朝鮮作為正式盟友的情況下，中國無法贏得同盟之戰。相反，它試圖利用其相對孤立的優勢，利用好中等強國和新興經濟體之間不斷增長的不結盟全球趨勢。[……] 為了利用美國在‘全球南方’影響力減弱的機會，中國試圖展示其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與北京認為華盛頓逼迫國家選邊站隊不同的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接觸中把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優先考慮。”今天，美國正在不斷逼迫其他國家靠邊美國，引發了不少國家的怨懟和反彈。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亦有類似看法：“七國集團必須承認自己無法統治世界。”他斷言：“美國的‘單極’時刻和七國集團的經濟主導地位都已成為歷史。對於一些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是比七國集團更重要的經濟夥伴。”“七國集團也在與其他國家接觸。他們在日本舉行的會議也邀請了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越南、澳大利亞和韓國。但顯然已有 19 個國家申請加入金磚國家，其中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金磚五國現在似乎正在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集團。明顯地，其成員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希望不依賴於美國及其親密盟友的難以捉摸的喜惡，而這些盟友在過去兩個世紀裡統治了世界。畢竟，佔世界人口 10% 的七國集團能夠（或者說應該）繼續稱霸多久？” 香港應發揮在“準兩極”中的中介和橋樑作用 對香港而言，儘管近年來美西方對香港不斷和無情地遏制、抹黑和打擊，但輪廓已經越來越清晰的“準兩極化世界”對香港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可以想象，中美“兩極”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鬥爭將會愈趨熾熱，香港面對來自美西方的政治壓力將會持續增加，這些都對香港的發展不利。然而，鑒於美西方在香港擁有龐大的經貿和金融利益，因此短中期內香港與美西方在經濟領域仍然會維持緊密的關係和合作，盡管沒有十分密切假如中美關係惡化到極其嚴重的地步，則一切皆有可能。長遠而言，隨著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不斷崛起，中國“一極”所代表的、有越來越多國家參與的經貿網絡的體積將會越來越龐大，而其發展前景將會比美國“一極”更為優勝。越來越多的美西方企業和人才將會對中國領導的經貿網絡所提供的各種機遇趨之若鶩，而美西方亦不得不接受必須與中國平起平坐、和平共處，對中國和香港的各種打壓也應該會相應減少。在“準兩極化世界”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服務和信息等中心將可以在“兩極”的經貿網絡之間發揮中介和橋樑作用，把中國的“一極”和美國的“一極”聯繫起來，吸引美西方的資本、企業和人才，利用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內地的經貿網絡通道，從而更好地與“全球南方”國家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如此一來，香港對世界和平也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要更好掌握“準兩極化世界”為香港帶來的新的發展機遇，香港一方面要必須加速融入國際發展大局，另一方面則與國家一道，努力強化和鞏固其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各種聯繫與合作，並積極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協助國家建構和不斷擴大經貿和文化交流網絡。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香港已經邁入政治穩定、“愛國者治港”、“行政主導”、行政立法良性互動和內外敵對勢力受壓的嶄新局面。

文｜劉兆佳香港回歸祖國五年後，特區政府於2002年底啟動了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並計劃於2003年內完成。遺憾的是，這項旨在履行香港憲制責任的重大工作最後不但未竟全功，反而讓反中亂港勢力乘機策動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行動。從此，“維護國家安全”和“23條立法”成為政治敏感名詞。嗣後二十年，在國家安全法律缺失的情況下，香港變為了國家安全的隱患，內外敵對勢力伺機加緊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把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棋子。在2012年至2020年這段時間內，暴力亂象在香港此起彼伏，嚴重摧殘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讓國家安全的形勢更為嚴峻。2017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國家安全問題畫出了中央的底線並提出嚴正警告：“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可想而知，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短板，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在2002年至2003年期間，筆者作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親眼見證了23條立法的失敗。那次失敗的經歷令人嘆息和痛心不已。今天的政治環境與當年的政治環境可謂有天壤之別。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七周年，香港特區政府決心要在今年內完成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這次立法工作在全新的內外政治環境下推進，是一項“不容有失”的政治行動，也會是一樁必定會大功告成的重大任務。 新秩序下必定會大功告成 過去數年，香港的政治秩序和管治架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中央積極和切實行使其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行政主導”格局確立、行政立法良性互動和反中亂港勢力被強力遏制。二十多年前，反中亂港勢力全力阻撓23條立法。作為一個成立時間尚短和政治威信尚未確立的特區政府，備受內外敵對勢力圍攻，因而在推動立法工作時舉步維艱和動輒得咎。在此次的23條立法工作中，中央必然會在各方面給予香港全力支持，尤其在動員非西方國家對香港這項重大立法工作的理解和認同，讓國家和香港在國際社會和輿論上能夠更好地抗衡美西方勢力的詆毀和抹黑。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強力支持，也會幫助特區政府克服各種內外因素，順利完成23條立法。二十多年前，在推動23條本地立法時，特區政府沒有採取“全政府”策略（“whole-government”approach）、傾盡全力去推動立法工作，基本上只依靠數名肩負律政和保安事務的官員應對各方面對23條立法的疑問和紓解有關擔憂。其他政府部門和官員在立法過程中參與的程度頗低，從而未能展示強大的團隊精神和公信力，並因此而削弱了特區政府抵禦和抗擊反中亂港分子和外部勢力的能力。在此次立法過程中，特區政府必然會舉全政府之力，將23條立法視為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務，動員所有政治任命官員、高層公務員和公務員團體全力以赴爭取香港社會各界和國際社會對立法的支持，並對來自內外敵對勢力的批評、攻擊、虛假信息、扭曲報道等負面言論作出強力反駁，以收激濁揚清之效。二十多年前，特區政府沒有大力動員社會各界以言論和行動支持和響應政府的23條立法工作，從而在輿論和民意上越來越處於下風。在此次立法過程中，特區政府肯定會與各方面的愛國團體和人士連成一體，並肩作戰和凝聚龐大的政治實力。由愛國者全面主導的立法會肯定會全力支持、配合和通過與23條相關的法案。這股龐大的支持23條立法工作的愛國力量在社會各個層面將會發揮強大的輻射作用，推動更多香港居民認同此次立法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去年底指出，各界“要支持配合特別行政區政府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這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全體香港居民應當與特別行政區政府站在一起，以坐言起行的實際行動，齊心協力把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這塊‘短板’盡快補上……”二十多年前，反對勢力為了阻止立法，並趁機壯大勢力，“反對派”的政黨、媒體（尤其是《蘋果日報》）、法律界團體（特別是大律師公會）、政黨、意見領袖、非政府組織和專家學者傾巢而出，利用部分香港居民對中央的不信任，無所不用其極地在社會上製造謠言和散布恐懼，激發香港居民對人權、自由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擔憂，鼓動他們以各種抗爭方式反對23條立法。 警惕反中亂港勢力破壞 今天，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和新的選舉制度落實後，反中亂港勢力在特區的管治架構和香港社會已經無立足之地，而且潰不成軍。更重要的是反中亂港的媒體不復存在。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因此有廣闊的空間引導香港居民理解、認同和支持23條立法。二十多年前，大部分香港居民對國家安全問題既認知有限，亦缺乏關注。然而，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大大提升了香港居民對國家安全的關注和理解。美西方對中國崛起的遏制和圍堵讓香港居民切身感受到國家安全形勢的嚴峻性。香港過去十多年的亂象讓香港居民看清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外部勢力，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把香港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顛覆基地的圖謀。正在進行的對黎智英案的審訊清晰揭露了內外敵對勢力危害國家和香港的行徑，讓不少香港居民觸目驚心。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居民親眼驗證了國家安全法律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上的效用，提升了他們對23條立法的認同。近年來開始推行的國家安全教育，對強化香港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的國家安全意識應該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香港居民在認知和心理上的轉變對此次23條立法相當有利。今天，23條立法在新的政治環境下，已經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當然，立法工作也不可能完全“一帆風順”。美西方等外部勢力和香港內部的殘餘反中亂港分子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想方設法阻撓和破壞此次立法工作。不過，在這個新的政治環境中，在中央、特區政府、愛國愛港力量和廣大香港居民的同心協力下，這些干擾和破壞絕不可能得逞。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文｜劉兆佳爲了維護自身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美國在全世界範圍推銷所謂西方“普世價值”，刻意製造“民主與威權鬥爭”對壘，一方面藉此拉攏盟友、樹立“民主燈塔”形象，另一方面藉此排斥、打壓和消滅對手，將一些國家扣上“威權”帽子。這種意識之爭是“冷戰思維”的延續，在國際上得不到普遍認同，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反對和摒棄。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中國提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零和博弈、強權政治、冷戰對抗等各種陳舊思維，貢獻了改革和完善國際治理體系的中國方案。 美國借“民主與威權鬥爭”維護自身意識形態霸權 在東西方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之爭極為激烈。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社會主義一度陷入低潮，美西方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資本主義”更被吹捧為“普世價值”，被當作西方軟實力的核心。然而，自從中國走上一條植根於中國傳統與國情、建基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上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後，美國的意識形態在全球的優勢已經減退，而其減退速度又因為近年來美西方的不斷衰落而加快。最近十年，美國與中國在經濟、科技和軍事上的差距不斷縮窄。然而，不少美國的政客和專家仍然堅信，美國在軟實力上依然享有長期的絕對優勢，原因是西方所崇奉的“普世價值”比中國所推崇的、與“普世價值”相悖的價值對其他國家更具感染力。這些人仍然相信，那個由美國構建的、建基於“普世價值”的“自由國際秩序”依舊是對人類和平與發展最有利的國際秩序，不可能被中國所撼動。不過，由於多年來中國在思想領域的創新上不斷取得進展，並陸續提出新的理念和主張，中國在全球尤其在全球南方的軟實力已經到達美國不能小覷的地步。爲了維護美國乃至西方在意識形態及政治上的霸權，美國悍然發動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戰爭。可以想象，在未來頗長的一段時間內，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將會愈趨激烈，其結果對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乃至國際政治格局都會有關鍵性的影響。長遠而言，從中美雙方所揭櫫的意識形態看，筆者認為無論在思想亦或是實際層面，中國的主張在建構新的國際秩序上比美國更為優勝，對其他國家更具有感染力，因而會不斷提升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簡單來說，當前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可以濃縮為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美國宣稱的“民主與威權鬥爭”的對壘。過去幾年來，美國總統拜登不斷指控“威權”正在迅速蔓延，並對西方乃至全球民主構成嚴重威脅。既然“民主”與“威權”之間的鬥爭關係到人類的生死存亡，那麼“民主”必須獲勝。在美西方眼中，中國既是“威權”的典型，更是“威權”在全球擴散的推手。“民主”要取得勝利，中國的崛起必須受到有力的、全方位的、不懈的遏制，目的是讓一個發展停滯、軍事力量萎縮和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狀態的中國不能成為其他國家景仰和仿效的對象。作為一種源於西方的價值和制度，“民主”被喬裝為“普世價值”，但其意義和內涵卻完全由美國單方面界定。除了美式“民主”外，美國不承認其他類型的“民主”。除非其他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否則它們都被認定為實行“非民主”“獨裁”或“威權”政治體制。然而，美國從來拒絕承認兩個重要事實：一是歷史上幾乎所有非西方社會都沒有產生過類似西方“民主”的價值和制度，因此西方“民主”只是且只能存在和生長於西方的土壤，難以移植到其他地方去；二是即便是今天，絕大部分國家都沒有把西方“民主”作為它們追求的目標。相反，不少那些曾經試圖實行西方“民主”並吃過苦頭的國家都正在努力探索更適合自己的政治體制，並試圖從中國的發展中借鑑經驗。既然古往今來不同民族和社會都沒有嚮往或實行西方“民主”，那麼美西方宣稱西方“民主”乃“普世價值”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所謂“普世價值”作為“道德理據”，把自己置於道德高地，排斥其他國家的政治體制、策動與非西方大國鬥爭、強制別國實行西方“民主”、推翻或改變別國政權。在“民主與威權鬥爭”的旗幟下，美國粗暴隨意地把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劃分為“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前者乃美國爭取和團結的對象，後者則成為被排斥、打壓和消滅的“異類”。美國的“民主與威權鬥爭”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意圖分化或分裂國際社會以及排斥人類文明多樣性的思想，對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福祉極為不利，因此難以在現今的多元世界中作為建構國際秩序的基礎而得到各國認同。事實上，一些美國學者亦清醒地認識到大部分國家都不可能成為“西方國家”，但他們依然認為，如果越來越多國家走向“威權”政治，那麼美國便應該只與那些為數越來越少的“民主”國家結為盟友與夥伴，與其他國家割裂，甚至不惜與它們為敵。遺憾的是，這些人從來不會試圖尋找方法，與那些不接受西方“民主”的國家和平共處，共同發展。 美國“民主與威權鬥爭”在國際上得不到普遍認同 由於其高度排他性、明顯分化性和對其他文明和民族的不尊重，美國的“民主與威權鬥爭”的意識形態在國際上得不到普遍認同，因此美國也沒有能夠以此在全球挑起一場針對中國的激烈的意識形態戰爭。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一些歐洲國家並不同意“民主與威權鬥爭”是當前全球面對的最急迫的問題。即便美國聲嘶力竭地把俄烏戰爭界定為“民主”與“威權”之間的決鬥，但絕大多數國家不這樣看。2022年初，俄烏戰爭爆發後，爲了爭取更多國家支持美西方和烏克蘭並且對俄羅斯施加制裁，美國把俄烏戰爭定性為“民主”與“威權”之間的生死對決，但大部分非西方國家傾向於把俄烏戰爭視作歐洲內部問題或是美西方旨在謀取更大霸權之舉。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於2023年4月在歐洲11個國家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發現歐洲人不認為中國是一個意圖挑戰並破壞歐洲的大國，他們也不認同拜登政府所推動的“民主與威權鬥爭”的框架。今天，美國的民主早已千瘡百孔，主要反映在管治失效、行政立法僵持不下、黨爭難解、金錢政治肆虐、政治混亂不堪與社會不公不義惡化等痼疾之上。相反，不少被美國貶損為“威權”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卻愈趨富強、管治有效、發展有力、社會穩定、人民幸福。因此，炒作“民主與威權鬥爭”議題難以擴大美國在世界上的軟實力。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客座研究員（Visiting Fellow）布魯斯·斯託克斯（Bruce Stokes）不無惋惜地指出：“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正面臨危機——不是經濟活力、外交能量或軍事實力的危機——而是合法性的危機。世界各地的民調和訪談顯示，自視為美國盟友國家的公衆和菁英對美國民主的狀況和方向心存疑慮。他們不再將其視為一種模式，他們擔心美國的政治體系是否仍能產生值得令人信賴的結果。”他進而指出：“如果世界各地的人們不能再依靠美國民主以身作則，並針對共同挑戰採取果斷行動，華盛頓將失去領導世界的道德權威。”此外，“還有證據表明，外國公衆已經對許多人曾經認為是美國民主的強項——保護本國人民權利的能力——失去信心。”“拜登正在談論民主與威權之間的全球鬥爭。但如果美國不更新自己的民主制度，不讓其更能夠順應人民的意願，讓投票變得更容易，減少金錢對政治的影響，讓18世紀制定的憲法能夠適應21世紀的經濟形態，那麼他的懇求就會顯得空洞。”諷刺的是，爲了打擊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威權”國家，美國卻不惜把一些不符合美國對“民主”的定義、但願意把那些可以用來對付中國的國家也劃歸於“民主”陣營之內。如此一來，美國對“民主”的所謂“虔敬”便顯得空洞和虛僞。對於美國為何不能避免持“雙重標準”的指責，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M·蓋茨（Robert M. Gates）說得很直白：“華盛頓需要一套與整個世界打交道的戰略，特別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俄羅斯和中國在這些地區的發展安全和經濟關係方面正在迅速超越美國。這一戰略不應該將世界劃分為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美國必須始終倡導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權，但這一承諾不能讓華盛頓忽視這樣一個現實：美國的國家利益有時要求它與專制的、不具代表性的政府合作。”爲了在國際上炒作“民主與威權鬥爭”議題，美國於2021年12月主辦首屆虛擬民主高峰會，主題為對抗獨裁主義、解決和打擊腐敗以及促進對人權的尊重。2023年3月，美國與哥斯達黎加、荷蘭、韓國和贊比亞共同主辦第二次虛擬民主高峰會。這次聚會強調了民主國家如何為其公民提供服務，並最有能力應對世界上最緊迫的挑戰。然而，與主題相悖的是，美國於兩屆高峰會上均邀請了多個按照美國對“民主”定義應屬“非民主”和“威權”的國家參加會議，從而招來不少批評，更削弱了“民主高峰會”的政治感染力。此種做法的結果是這兩次高峰會都搞不出聲勢來，第二屆高峰會更在無聲無息中黯然落幕，對美國的軟實力不無打擊。 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切合當前世界的需要 與美國宣揚的“民主與威權鬥爭”和旨在分化國際社會的意識形態相比，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同理心、對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尊重、廣闊的視野和人文關懷，因而更切合當前多元化和多樣化的世界的需要。這些特徵最終必會讓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戰勝”美國，在建構新國際秩序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今年9月發佈了《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在參考了過去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發展後，對習近平主席十年前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作出全面和系統的闡述。在推介“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同時，《白皮書》對美國的“民主與威權鬥爭”謬誤思想進行了駁斥，主要指出民主並非只有西方“一家”，而“西方民主”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白皮書》強調：“民主自由是共同追求。不存在定於一尊的民主，更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民主不是可口可樂，一國生產原漿，全世界一個味道；民主不是裝飾品，而是要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試圖壟斷民主『專利』、強行劃定民主『標準』，炮製『民主對抗威權』的僞命題，挑動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是假借民主之名的僞民主。”對於“普世價值”，《白皮書》也提出了中國的看法。“中國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所謂『普世價值』的狹隘歷史侷限，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對於人類往後的發展路徑，《白皮書》明確指出：“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人類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種是重拾冷戰思維，挑動分裂對立，製造集團對抗；另一種是從人類共同福祉出發，致力團結合作，倡導開放共贏，實踐平等尊重。兩種取向、兩種選擇的博弈和較量，將深刻影響人類和地球的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好代表了第二種取向。《白皮書》強調：“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開放包容，堅持互利共贏，堅持公道正義，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為國際關係確立新思路，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為國際交往開創新格局，為美好世界描繪新願景。”與此同時，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改革和完善國際治理體系提出了中國方案。“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竈，而是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一重要理念，匯聚了各國人民求和平謀發展盼穩定的最大公約數，畫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發展程度國家之間的最大同心圓，超越了零和博弈、強權政治、冷戰對抗的各種陳舊思維，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目標，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總的來說，充分體現天下大同、文明多元化、平等互利和普世關懷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較諸“民主與威權鬥爭”所包含的狹隘國家主義和西方我族中心主義，無論在思想的深度、視野的廣度、理想的高度和實際可行性等方面都遠為優勝。隨著時間的推移、“東昇西降”的持續進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不斷推廣和完善，可以預期，在建構一個公平、和平、合理、包容的新國際秩序上，中國必將發揮關鍵性的思想和領導作用。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劉兆佳美國專家對於臺灣問題的態度可大致分為鴿、鷹兩派，前者通過“戰略模糊”使中國不敢輕舉妄動，留存美國自身實力、避免兩國正面衝突；後者則支持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採取態度強硬的“戰略清晰”策略，以威懾中國並維護美國霸權地位。雖然具體策略各有不同，但是兩派在本質上均以阻撓中國統一為目的，是美國一貫以臺灣問題遏制中國發展立場的延續。兩派的主張和做法不僅無益於臺灣問題的解決，更會讓美國自貽禍殃。 如今，幾乎所有的美國國際問題專家都認為臺灣問題是當前中美之間最有可能引發嚴重衝突的問題。對於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美國的專家籠統可以分為鴿、鷹兩派。隨著美國國內的反華情緒不斷升溫，鷹派專家的立場不但代表主流立場，也是現今美國政府奉行的路線。然而，由於無論是鴿派還是鷹派的專家其實都對中國認識有限、甚至存在嚴重誤解和無法改變的偏見，因此他們提出的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實際上都無助於解決臺灣問題，不但不能阻止最終中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以非和平方式達至國家的統一，更會導致美國因為奉行此錯誤路線而付出沉重代價。 鴿派：以“戰略模糊”避免正面衝突，“永續”臺灣對美價值 對鴿派專家而言，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固然重要，但絕非不可或缺，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臺灣存亡的關係亦並非那麼密切，甚至可以說臺灣越來越成為美國的戰略負累。就算臺灣“落到”中國手上，只要日本和韓國仍然是美國的可靠盟友，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優勢不會受到過大影響，充其量是美國在其盟友中的可信度有一定程度的虧損。況且，美國與中國的國力差距正在不斷縮窄，美國有可能在中美戰爭中鎩羽而歸。對鴿派專家來說，中美大戰很容易演化為核戰爭，對雙方和全球都會帶來無法彌補的災難。所以，美國沒有理由爲了臺灣而與中國開戰。因此，最明智的做法是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維持“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立場，讓中國猜不透美國會否在中國對臺灣動武的時候出兵護台，從而在臺灣問題上不敢輕舉妄動，中國的分裂狀態得以“永續”，而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亦得以“永久”保持。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來儀（Bonnie S·Glaser）明言：“華盛頓不能無條件地表達保衛臺灣的意願。相反，美國應該保留判斷臺北政策是否符合美國利益以及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自主性。”蘭德公司高級政治學家邁克爾·J·馬紮爾 （Michael J. Mazarr）警告：“如果中國認為美國即將對臺灣作出安全承諾，那麼這種前景本身就可能成為中國採取魯莽行動的動力。”“鑑於美國面臨許多國內問題，投入稀缺的美元來保衛臺灣可以說不是讓國家更安全、更繁榮或提升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的最佳途徑。”喬治·華盛頓大學外交事務教授查爾斯·L·格拉澤（Charles L. Glaser）說得更坦率：“對於衰落的大國來說，最好的選擇可能是削減其承諾。在東亞，這意味著在南中國海給予北京更大的回旋余地，放棄臺灣，並接受美國不再是該地區的主導力量。”“臺灣不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單純爲了避免衝突，美國可以終止對臺灣的承諾，並減少對中國獨裁政策的反對。” 最近，美國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邁克爾·D·斯溫（Michael D. Swaine）和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cevich）發表的一份題為《美國–中國之間關係的一種剋制策略：扭轉向危機和衝突的下滑》（A Restraint Approach to U.S. - China Relations: Reversing the Slide Toward Crisis and Conflict）的研究報告最能代表鴿派專家的觀點：“一種負責任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剋制策略（Restraint Strategy）與當前的其他方案相比最不危險、最有益處和對彼此都有建設性。其他策略包括當前對中國的“軟”遏制策略和那種明顯旨在削弱中國和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強硬策略。”“我們首選的亞洲剋制策略的核心是用區域結構取代日益激烈的中美安全競爭，強調有界限的（Bounded）和明確界定的競爭領域和紅線、一體化和（最大程度）包容性的經濟和技術關係、正和（Positive Sum）的政治和外交交流，以及真正相互協調、高度優先的應對氣候變化和其他跨國威脅的努力。”“通過更清晰地瞭解紅線和重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穩定臺灣局勢和其他潛在的政治軍事衝突根源，並努力消除它們作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激烈競爭的潛在根源的長期影響。”“這種新思維應該強調氣候變化、雙邊競爭的正和形式、平衡和包容而不是追求支配或霸業，以及放棄‘大國競爭’作為戰略框架。”“在中美競爭加劇以及中國在臺灣周邊地區佔有軍事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華盛頓應該制定一項多方面的戰略，旨在維持其‘一個中國’政策，同時允許最終放棄任何直接軍事干預臺灣與中國衝突的意圖，並盡一切努力安撫其他亞洲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干預幾乎肯定會導致一場大戰，而且很可能會導致美國的失敗。”“明確拒絕臺灣必須被視為對整個第一島鏈防禦至關重要的關鍵戰略節點，並因此（臺灣必須）與中國分離的觀念。”“美國對相較於臺灣擁有幾乎壓倒性軍事能力的中國大陸進行如此直接的軍事干預，幾乎肯定會給所有有關方面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並可能升級到核衝突的程度。然而，美國決定不直接干預臺灣衝突並不構成放棄臺灣。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將對中國採取一系列強化威懾措施，包括加大對臺灣的防務援助。但臺灣還需要自己做更多的事情來加強自身的防禦。同樣重要的是，華盛頓還需要為結束直接使用美軍保衛臺灣的可能性奠定基礎，同時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臺灣。” 簡言之，對鴿派專家而言，既然出兵護台不是合理和明智的選擇，美國要做的是警告中國不要對臺灣動武，不然便要面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摧毀性的金融和經濟制裁以及外交孤立。與此同時，美國需要通過軍售和培訓臺灣軍隊來加強臺灣的防衛能力。美國也需要加強與臺灣在經貿和科技上的聯繫，讓臺灣有更大的經濟能力和韌力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 鷹派：以“戰略清晰”脅迫中國讓步，維護美國霸權地位 相反，美國的鷹派專家認為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無與倫比，如果美國失去臺灣，它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優勢、經濟利益、國家聲譽和對盟友的可信性將受重創，日本和韓國甚至會發展核武器來謀求自保或者索性倒向中國。鷹派專家篤信，美國的軍事實力仍然遠大於中國，如果中美爆發戰爭，則中國必敗無疑，繼而中國過去數十年取得的發展成就也將付諸東流。因此，中國不敢與美國開戰，而美國則需要放棄其“戰略模糊”立場，改為採取“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立場，明確向中國表明一旦中國對臺動武，美國將會軍事介入並徹底打垮中國。 頗具影響力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該會的研究員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的觀點在鷹派專家中頗有代表性。他們聲稱：“華盛頓現在需要的是『戰略清晰』的政策。…… 減少戰爭風險的最佳方法是向中國明確表示，美國將全力迴應針對臺灣的攻擊。它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嚴厲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力量。”“最重要的是，華盛頓需要將應對臺灣衝突的準備作為國防部的首要任務，並為其提供相應的資源。”“無論拜登政府是否奉行戰略清晰的政策，如果中國攻擊臺灣，美國政府內部將毫無疑問作出強有力的迴應。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很可能會導致美國在亞洲的聯盟網絡的瓦解，不可逆轉地損害華盛頓在世界上經濟最具活力地區的地位。”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t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高級研究員喬爾·烏斯諾（Joel Wuthnow）甚至相信：“中國對臺灣的侵略很可能會促使美國迅速介入，拜登已多次支持這一做法。”“（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向北京表明，對臺灣的侵略不僅會帶來軍事風險，還會帶來美國主導的制裁，而且此舉會得到歐洲和亞洲工業民主國家的支持。”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和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甚至恐嚇中國說，爲了保衛臺灣，美國會不惜動用核武器。他們揚言：“圍繞臺灣的戰爭可能是長期而不是短期的，是區域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而且開始比結束容易得多。”“如果中國癱瘓美國在東亞的常規力量，美國將不得不決定是否通過對中國港口、機場或入侵艦隊使用戰術核武器來拯救臺灣。這不是幻想：美國軍方已經在開發可用於此類目的的核彈頭潛射巡航導彈。” 對鷹派專家而言，當前急務是迅速強化臺灣的軍事實力，包括推行要“侵略者”付出難以承受代價的所謂“豪豬策略”（Porcupine Strategy）來威懾中國。專門研究國防問題的美國蘭德公司最近發表題為《拐點：如何扭轉美國及其盟軍軍事力量和影響力的削弱》（Inflection Point: How to Reverse the Erosion of U.S. and Allied Military Power and Influence）的報告。負責撰寫報告的大衛·A·奧赫馬內克（David A. Ochmanek）等專家指出：“臺灣可以而且應該做更多的事情，部署有能力反擊中國大陸軍隊入侵的部隊。……臺灣現在將太多的國防開支用於維護過時的艦艇、坦克和飛機，以及採購那些在戰時可能幾乎沒有作戰用途的（武器）系統的替代品。……臺灣需要擁有更具生存力和殺傷力的（武器）系統，而且需要更大的數量。……美國政府可以通過技術轉讓、軍售和贈予，幫助臺灣武裝部隊獲得此類（武器）系統。同樣重要的是，美國軍事人員應加快與臺灣同行訓練和接觸的步伐和範圍，重點提高傳感和瞄準、精確火力和移動、戰場通信和城市戰方面的技能和互操作性。” 兩派共同立場：防止和阻嚇中國以任何方式收復臺灣  明顯地，鴿派專家和鷹派專家的主要分別不在於他們所認為的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而是當中國以非和平手段、特別是軍事手段達至國家統一時，美國應否軍事介入臺海局勢。不過，毫無疑問，無論是鷹派專家或者鴿派專家，他們都有意無意間把臺灣當成是“獨立國家”或“獨立政治實體”，不願意接受和承認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因此執意不把中國統一的問題或臺灣問題視為中國的內政，反而把中國推動國家統一的行為視作對臺灣的“侵略”，甚至是悍然改變國家之間的邊界和破壞國際法的行為。美國的外交關係委員會最近發表題為《新時代的美國—臺灣關係》（U.S.-Taiwan Relations in a New Era）的“獨立專案組”報告，宣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如果中國違背臺灣人民的意願吞併臺灣，將再次證明各國可以單方面重新劃定邊界，進一步破壞國際規則和規範的最基本宗旨。這種情況的發生可能會讓其他有復仇（Revanchist）目的的國家更加膽大妄為，並從而鞏固俄羅斯的地位。”由此以觀，鷹派和鴿派專家不欲中國以任何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的立場昭然若揭，只不過爲了避免被批評或被視為違反美國對臺政策而不願意宣之於口而已。對他們來說，維持海峽兩岸的長期甚至永久分裂、讓臺灣永遠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所以，他們提出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其實都是要防止和阻嚇中國以任何方式收復臺灣。與此同時，他們主張美國應該致力於讓中國相信，美國會堅守“一國兩制”的“承諾”，從而不會因為擔心臺灣會走向獨立而對臺灣動武或採取其他極端行動。當然，他們認為美國不應該也沒有義務採取積極行動促成兩岸的統一。 美國一貫立場：阻撓兩岸統一，不斷掏空“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一貫的立場是阻撓兩岸的統一。即使在中美建交後，這個立場也沒有改變。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美國實質上是在不斷掏空“一個中國”原則。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遏制中國的決心和力度越來越大，這個阻撓中國統一的立場也就愈趨堅定。在法律上，美國的對台立場基本上以其國內法或政府決定為依託而非國際法或國際協議。比如，儘管1943年的《開羅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同年日本簽署的《日本投降條款》等一系列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文件已經確認了中國從法律和事實上收復了臺灣，但時至今日美國仍根據1951年簽署的、排斥了中國參與的《舊金山和約》強調臺灣的法律地位尚未確定。又比如，美國不時刻意把屬於美國國內法律的1979年的《臺灣關係法》和1982年美國向臺灣發出的“六項保證”凌駕在中美簽訂的三份聯合公報之上，將臺灣當作“獨立政治實體”或實際上的“獨立國家”。這些法律上的操作其實是爲了阻撓中國的統一，也是為美國不斷向臺灣作出防衛承諾、出售武器、提供軍事訓練、強化彼此的官方往來和不向臺灣施加壓力以與中國進行談判的“法律”依據。雖然美國口口聲聲希望中國能夠以和平方式統一，但不斷設置新的障礙，其中最重要的障礙是兩岸統一與否要取決於臺灣人民的意願和美國“承諾”會出兵保衛臺灣。2001年4月，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表示，美國有義務保衛臺灣。當被問及這是否需要“美國軍隊的全部力量”時，布什回答說，“不惜一切代價幫助臺灣保衛自己。”2021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採訪時，暗示美國有保衛臺灣的條約承諾。2021年10月，拜登在市政廳表示，如果臺灣受到中國攻擊，美國承諾將會保衛臺灣。在接下來的 2022年9月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 分鐘”採訪時，拜登承諾“如果確實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襲擊”，“他將派遣美軍保衛臺灣。”華盛頓長期以來聲稱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但多年來美國官員從未表示該決議必須“符合臺灣人民的願望和最大利益”。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執政期間，對這一政策“鬼祟”進行了修改，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符合兩岸人民的意願。1998年8月，美國在臺協會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獲授權在公開演講中更表示，兩岸分歧應以和平方式解決，但也要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決。2021年1月，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將繼續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符合臺灣人民的願望和最佳利益。”2021年11月，美國總統拜登對記者表示，臺灣“自己做決定”，臺灣是“獨立的”。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對臺政策最“出位”的表述。拜登政府拋棄了美國過去一直沿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大陸人民利益”的謊言。事實上，美國和“臺獨”勢力聯手不斷通過不同方法煽惑臺灣民衆反對兩岸統一，包括連綿不斷的“去中國化”教育、鼓吹“臺灣民族主義”、抹黑中國大陸和詆譭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政策。 美國的鷹派和鴿派專家以及主要受到鷹派專家影響的美國政府都以為中國會明白以非和平方式收復臺灣將會為自己帶來滅頂之災，因此只要給中國足夠的威嚇、承諾不會改變“一個中國”政策、減少在臺灣問題上挑釁中國和大幅強化臺灣的防衛力量，就可以促使和迫使中國“無可奈何”地放棄國家統一的目標，讓國家分裂的狀態長期延續，並讓美國可以永遠利用臺灣遏制中國的崛起和威脅中國的安全。事實將會證明，這些只會是美國的癡心妄想，也顯示美國低估了中國謀求國家統一的強烈訴求、熾熱感情、歷史使命感、決心和能力。中國對於國家統一的嚴正立場非常清晰，而且從未有過絲毫動搖。 2022年8月10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明確表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同時指出：“必須堅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同一切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企圖阻擋祖國統一的勢力進行堅決鬥爭。”“美國的一些反華勢力以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為幌子，刻意歪曲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的性質，企圖否定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充分暴露了他們搞‘以台制華’、阻撓中國統一的政治圖謀，必須予以徹底揭露和嚴正譴責。”“外部勢力打‘臺灣牌’，是把臺灣當作遏制中國發展進步、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棋子，犧牲的是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途，絕不是爲了台灣同胞好。”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的報告中強調：“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臺灣是中國的臺灣。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 今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統一已經進入了不可逆轉的進程。中國已經具備足夠的軍事、外交和經濟能力破除美國和“臺獨”勢力的干擾和阻撓、有策略地在可預見的將來達至國家的完全統一。爲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中國人不會像美國專家所預期的那般把實際利益和代價作為最高的考量準則，而是會爲了國家尊嚴、民族榮譽和歷史責任感而不懼犧牲、前赴後繼地去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絕對不會讓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由於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不斷背信棄義，中國也就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國會信守“一個中國”的“承諾”。假如中國真的在別無選擇下以非和平方式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美國和它的盟友爲了自身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福祉，絕對不會因為臺灣對自身的“戰略價值”而與中國開戰，而美國和西方國家人民也不會同意與實力強大且爲了祖國統一而不惜一切代價的中國發生戰爭。美國應該深切知道，無論最終誰勝誰負，美國必將受到重創，其他大國亦會因為美國國力下沉而乘勢而起，美國的全球霸權和大國地位亦將壽終正寢。所以，鷹派和鴿派專家的恫嚇都不能阻止中國人最終完成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最睿智的做法是拋棄“臺獨”勢力，為中國的統一營造利好的氛圍和條件，從而贏取中國人民和全球華人的好感，開拓與海內外華人世世代代的友好關係，並藉此維護美國的大國地位，而不是費盡心思去分裂中國而自貽禍殃。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Over the years, the US has been making efforts to win over allies and partners, especially those in Asia, to build a front against China.

Although the Middle East peace plan proposed by China is not easy to implement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is plan is the only one that can achieve lasting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As time passes, China’s solution, which embodies “Chinese wisdom”, will have increasing relevance in attaining lasting Middle East peace.

美國政客嚴重干涉中國及香港內政，如果令到香港難以對重大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進行正常司法審判，不排除逼中央出手，啟動香港國安法55條，將有關案件交由內地處理。

Over the past period,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repeatedly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visit China and discuss improving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leaders and officials. He maintained that regular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could avoid misjudgments of each other’s strategic intentions and serious conflicts stemming from misjudgments. Ultimately, after several delays, Blinken and his party held a five-and-a-half-hour meeting with State Councilor Qin Gang in Beijing on June 18. On the morning of June 19, Wang Yi, a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Office, met with Blink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lso met with Blinken the afternoon of the same day.A factor for Blinken’s postponement of visiting China is indisputably the “airship incident”, or,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US, the “surveillance-balloon incident”. However, the more critical reason is that the US still needs to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agreed upon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Joe Biden in their meeting in Bali in November 2022. At the core of this consensus is the Taiwan question. Biden pledged not to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two Chinas”, and “one China and one Taiwan”. Biden also agreed that the US would refrain from acting to provoke and contain China on issues such as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trade, investment, technology, military affairs, and Ukraine. Nevertheless, previous provocative actions — such as then-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current 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s high-profile conference with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 Los Angeles, and the sale of more advanced weapons to Taiwan by the US — have been severely reprimanded by China as supporting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forces, using Taiwan to contain and threaten China, and violating the Bali consensus. To the surprise and shock of the US, China has responded vehemently to the multitudinous US containment and provocative actions, especially in the forms of the two large-scale circum-Taiwan exercis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bold steps of Chinese military planes and warships to intercept American military aircraft and warships. The US has begun to realize that China no longer has illusions about the China policy of the US and has thoughtfully prepared in thinking and action to deal with “turbulent waves” in US-China relations. Predictably, if the US continues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contain, attack, and harm China, it will bear an increasingly hefty cost. Allies of the US have long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downward spiral of US-China relations and implored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measures to ease US-China relations.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ave even stated unmistakably that they will not side with the US and oppose China in the US-China conflict. Right now, the US is deeply mired in the quagmire of the Russian-Ukraine conflict, wherefrom it cannot extricate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its domestic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crises continue to ferment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intractable. Consequently, the US is eager to hope that China will help the US on national debt and trade issues by buying more US Treasury bonds and US goods. President Joe Biden, who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he will seek re-election, undoubtedly hope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s assistance, thereby improving his odds of electoral victory next year. Against these backgrounds, the US should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sincerity in easing tensions with China and avoiding further deterior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However, judging from Blinken’s trip to Beijing, the US apparently hopes to make its all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eel his country’s sincerity in improving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He even subtly attempts to blame China for the deterio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For example,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Wang, Blinken asserted that the US would “responsibly manage that competition so that the relationship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he proposed areas of potenti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global food security, and control of the production of fentanyl. This ploy on the part of the US, however, was vociferously countered by China, who laid the blame for deteriorat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quarely on the US. As underscored by Wang: “The root cause of the trough in China-US relations is that the US holds wrong perceptions of China, which leads to misguided policies toward China. China-US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and the US must reflect profoundly and work with China to jointly manage differences and avoid strategic surprises.” China is willing to engage in high-level talks with the US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political trap created by the US.In any cas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are hard to achiev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evidently unwilling to drastically change its position on the core issues besetting US-China relations, especially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cutting-edge technology, military containment, adversarial alliance-building by the US, and Ukraine. Both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see this very clearly. The United States claims that Blinken’s primary goal of his Beijing trip is to have frank, direct, and constructive discussions with China and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officials say they hope, at the very least, that such talks will allow each side to see the intentions of the other more clearly and avert miscalcu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hopes that Blinken’s visit will pave the way for more bilateral talk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cluding visits to China in the coming months by US Treasury Secretary Janet Yellen, Commerce Secretary Gina Raimondo, and John Kerry, the special presidential envoy on climate issues. Even President Biden expresses hop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with President Xi within several months.If the purpose of Blinken’s trip to the US is limited to this, then this trip has achieved a few concrete results, though not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US. After the talks between Blinken and Qin Gang, China and the US agreed to maintain high-level exchange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US-China joint working group consultations and encourage the expansion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ctively discuss increasing passenger fligh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elcome more students, academics, and businesspeople to visit each other’s countries; and provide support and convenience for these purposes.However, the US remains steadfast on issues of grave concern to China, refusing to respond positively. President Xi and Director Wang clearly articulated China’s position on those core concerns during their meetings with Blinken. In effect, reminding Blinken of the Bali consensus, President Xi pointed out: “China respects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ll not challenge or replace the US. Similarly, the US must respect China and not damage China’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Neither party can shape the other according to its wishes, let alone deprive the other party of its legitimate right to development. China always hopes that China-US relations can be healthy and stable and believes that the two major countries can overcome all difficulties and find the right way to get along, featuring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Wang specifically asked the US to stop hyp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cancel illegal unilateral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give up suppressing Chin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frain from wantonly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He further emphasized that maintaining national unity would always be at the core of China’s interests. On the Taiwan question, China has no room for compromise.Regarding China’s solemn position, Blinken was speechless. What he managed to do is to regurgitate the US cliches on US-China relations, especially regarding Taiwan. He reiterated that the US was not trying to “contain” China or decouple its economy but was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withhold technology that could assist Chinese security-focused programs such a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and hypersonic missiles. Blinken further argued, “How is it in our interests to provide those specific technologies to China? We can, will, and must take the step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Suppose the shoe was on the other foot. In that case, I do not doubt that China would do the same thing.” Concerning Taiwan, Blinken repeated the time-worn US assurances to China that the US did not seek a “new Cold War”, changing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allies to oppose China. Blinken also vowed not to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to prevent conflict with China while expecting to develop high-level encounters, maintain smooth communications, responsibly manage differences, and promote dialogu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Obviously, China and the US are talking past each other. In any case, China and the US have meager expectations regarding Blinken’s visit. The atmosphere was solemn, stiff, and cautious during their meetings. At a time when anti-China sentiment in the US has reached hysteria, containment of China has become a rare bipartisan consensus among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the US is on the eve of an acrimonious and fierce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ither Blinken nor Biden is likely to be willing or capable of making “concessions” to China over China’s core concerns. Blinken’s trip to China has already drawn much fire in the US from die-hard anti-China politicians like US Representative Mike Gallagher. In the long run, unless the US changes its course drastically, the deteriorating trend of US-China relations will be difficult to reverse. However, a temporary relaxation or truce in the downward trajectory is still possible. The “harvest” of Blinken’s trip is estimated only to bring about a “momentary” or transient improvement in US-China relations. However, whether this is the case still depends on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in actions detrimental to US-China relations. In any case, under no illusion with the US, China will persist in charting a path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erein the role of the US is minimized or, in the worst circumstances, ruled out.The author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a consultant for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tudies.The view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BAUHINIA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