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一直厚愛有加，把香港居民視為骨肉同胞，更把香港與內地視作命運共同體。香港回歸祖國前，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下，中央在多方面支持香港的發展和香港同胞的福祉。中央關愛香港的初衷即便在國家面對嚴重經濟困難時也毫不動搖。“東江之水越山來”和為香港同胞供應鮮活冷凍商品的“三趟快車”是活生生的例證。上世紀70年代，香港的製造業面對土地、能源和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中央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讓香港的製造業得以遷移到珠三角一帶擴大發展規模，促進了香港的經濟發展，推動了以金融、專業服務和現代物流等產業的成長，從而優化了香港的產業結構。多策並舉保障長期繁榮穩定香港回歸祖國的前夕，中央制定了對國家和香港都有利的“一國兩制”方針，讓香港得以在維持其原有的競爭優勢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在落實“一國兩制”和推進發展的過程中，香港遇到了來自內部和外部不少的困難和挑戰，中央不遺餘力地協助香港多次渡過難關，並為香港未來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固的根基。中央對香港的厚愛無以復加是有目共睹和衆所周知的事，只有那些敵視中國的外部勢力和香港內部的反中亂港分子才把中央對香港的厚愛扭曲為戕害香港的勾當，並企圖以此來煽惑香港居民和在國際上抹黑中國和香港。爲了駁斥內外敵對勢力的歪論和抗擊其險惡圖謀，我在這裏簡單和具體講述中央對香港的厚愛的一些重要舉措。首先，中央阻止了內外敵對勢力對“一國兩制”的破壞，讓“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重回初心，並得到進一步的鞏固。過去幾年，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徹底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平息了香港的暴亂和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讓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再受到內外敵對勢力的干擾和破壞，實現了“愛國者治港”、“行政主導”、“行政立法良性互動”和“香港負起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等基本原則。自此之後，特別在香港按照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後，“一國兩制”在香港正式全面和準確實施。在中央嚴格行使其“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特區充分運用其“高度自治權”的新政治格局下，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礎得到極大的強化。2017年，習近平主席蒞臨香港視察時莊嚴宣告“一國兩制”方針將在香港長期實踐。此舉不但讓“一國兩制”的未來更加清晰和穩固，也大大提升了香港各界和國際社會對香港目前和未來的信心。如果不是中央果斷出手挽救，香港“一國兩制”將會在內外敵對勢力的猛烈衝擊下危如累卵、香港將成為國家的累贅、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勢將不保、香港居民的利益和福祉也必會化為烏有。第二，在美西方遏制和打擊香港的力度不斷升級的新國際環境下，中央為香港開拓新的發展空間。美西方曾經一度憧憬香港在迴歸後會發揮作用催化中國的“和平演變”，為此在香港竭力培植反中亂港代理人和策動“港版顏色革命”。不過，在功敗垂成後，美西方轉而採取危害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的行動，目的是要削弱香港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價值。不過，就算美西方對香港沒有那些險惡政治意圖，隨着美西方的不斷衰落和它們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擡頭，香港能夠從美西方得到的發展機遇也必然會越來越少。因此，香港必須想方設法應對這個“東昇西降”的歷史大趨勢，主要任務是要全速開拓美西方以外的經濟空間，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用好用盡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的發展機遇和衆多的中央惠港政策和措施。爲了拓寬香港在內地的發展空間，中央出臺了大批政策和措施推進香港與內地的經貿和金融聯繫。CEPA安排的不斷擴充、過去幾個五年規劃對香港角色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重視和定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港合作、前海和南沙的發展、香港與內地在金融領域的各種互聯互通、人民幣業務在香港持續拓展、香港作為首要的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的重要性持續提升、大量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集資、為數衆多的內地企業到香港開展業務、可以實施到香港“個人遊”政策的內地城市越來越多、香港企業、服務業、醫療衛生業、教育與科研機構和其他機構在內地開展業務和香港居民在內地無論在就業、就學、生活、退休、養老上得到越來越多的“國民待遇”或特殊待遇、推進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不勝枚舉的中央利港政策，都是中央不斷擴大香港在內地的發展空間的努力。在開拓香港的國際發展空間上，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尤其不可或缺。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加入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央支持香港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簽訂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部分“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比如中東和東南亞國家。國家正在積極協助香港儘快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進一步開拓香港的國際經濟發展空間。作為首要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中央不斷提升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上的角色和作用，這必然會不斷擴闊香港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發展空間。大力推動產業升級改善民生第三，中央不斷加大力度推動香港產業的轉型升級，改變香港產業結構過於狹隘的局面，從而增加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讓香港能夠開創更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國家“十四五”規劃已經把香港“八大中心”（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列入國家的發展戰略之內並且陸續出臺各種政策予以支持，尤其在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上。第四，在改善民生和維護社會穩定上，中央不遺餘力。其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對香港居民的福祉事關重大。香港居民有越來越多機會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就業、創業、就學、就醫、置業、?休閒、旅遊、退休、養老和體驗文化藝術，從而提升生活水平和素質。為此，中央為香港居民進出內地和在內地生活不斷提供便利。最後，每當香港或者香港居民遇到困難時，中央必定第一時間伸出援手。香港赤鱲角新機場啓用後便馬上在運作上遇到阻滯，中央及時讓當時稱為深圳黃田機場的深圳機場對香港提供幫助。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國際金融大鱷不懷好意衝擊香港的港元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制度，在中央的強力支持下香港不但得以化險為夷，甚至重創那些國際金融大鱷。在香港經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蹂躪後，中央出手為香港經濟?復甦注入動力。新冠肺炎疫情襲港期間，中央派出醫療隊伍馳援香港，協助香港渡過難關。就香港居民個人而言，每逢香港居民在海外遇險或遇難，國家駐外使領館必然盡力協助，發揚同胞血濃於水之情。比如，2010年菲律賓馬尼拉發生香港旅行團人質挾持事件，2013年9名香港遊客在埃及一起熱氣球墜毀意外中遇難。在這兩樁事件中，香港居民都得到中央政府的適切援助。可以這樣說，迴歸後作為中國公民的香港居民，在外地的安全感因為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比迴歸前要高得多。總的來說，在中央和國家的真誠關愛和支持下，在內地同胞與香港同胞風雨同行下，香港的未來縱然仍要克服諸般艱難和挑戰，但香港仍將會是一塊歷久不衰的“福地”。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ong-term planning and full utilization” policy for Hong Kong before it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fter the handover, was to enable Hong Kong to help build a modern and strong socialist China by playing a unique role while retain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apitalist system.

文｜劉兆佳2024年7月2日至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阿斯塔納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並應邀對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在兩國訪問期間，習主席獲得最高規格和最隆重儀式的接待，清晰凸顯中國和習主席在中亞國家中的崇高地位。此次上合組織峰會成果豐碩，峰會通過《阿斯塔納宣言》和關於各國團結共建公正和睦世界的倡議、關於睦鄰互信和夥伴關係原則的聲明以及26份成果文件，涵蓋經濟、金融、安全、人文、機制建設等廣泛領域。特別是決定完善上合組織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機制、堅決打擊「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這將有利於維護好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此次峰會的圓滿召開，標誌着中國外交的另一次重大勝利，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中國在上合組織和中亞的影響力。對中國來說，上合組織具有高度的戰略重要性。內地學者們一致指出，上海合作組織誕生於中國黃浦江畔，是迄今為止唯一在中國境內成立、以中國城市命名、常設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區域性國際組織。這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綜合性地區國際組織已經引起全球廣泛關注。從功能而言，上合組織和其前身的「上海五國」會晤機制的合作內容從最初的軍事和邊境問題，逐步擴展到政治、經貿、文化及打擊「三股勢力」等地區安全問題。從地理而言，上合組織的各類成員不斷增加。此次峰會後，上合組織成員國增加到10個，此外還有2個觀察員國和14個對話夥伴國。更重要的是，不少國家表達了參加上合組織的意向。 經貿合作取得飛躍發展從地理上講，上合組織的26個國家覆蓋三大洲，成為了世界上幅員最廣、人口最多、經濟體積龐大、發展潛力優異的區域性合作組織。內地學者文龍傑指出：「中國通過上海合作組織，在理論和實踐上成功探索由被動地應對國際和地區局勢轉為主動營造和主導國際和地區局勢、由被動加入現有國際體系轉為主動參與構建新的地區合作框架，由被動接受既有理念的形塑轉為主動建構和探索新的外交理念。」此次峰會顯示中國與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中亞五國是上合組織中的重要國家，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它們處於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是連接中國和歐洲的必經之路。中亞五國原來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紛紛獨立，但俄羅斯依然把中亞視作其勢力範圍，對來自外部勢力的介入頗為抗拒。美國亦意識到中亞的重要性，一直以來想染指中亞事務，但基本上沒有達到它希望達到的目的。然而，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經貿往來愈趨頻繁。與此同時，由於俄羅斯因為烏克蘭問題而遭到美西方長時間的嚴苛制裁，俄羅斯不得不加強與中國在各領域上的合作以作應對，從而對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上升的牴觸情緒不但明顯下降，反而傾向接受和支持。自從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國和中亞國家的經貿聯繫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其中能源貿易和連接兩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興建更是璀璨的亮點。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貿易額達到894億美元，同比增長27%。其中，與哈薩克斯坦的貿易額達到315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中國已成為哈薩克斯坦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楊進表示，近年來，中國與中亞五國關係呈現良好發展勢頭，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以元首外交為引領，政治互信不斷深化，中國與中亞五國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並通過雙邊協定與它們一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是彼此務實合作提質和升級，經貿合作高速推進，投資貿易成長強勁；三是彼此協作越來越深入和實在，在維護區域安全穩定上的合作更加密切；四是彼此更加重視合作機制的創新，如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中國─中亞機制秘書處、中國─中亞緊急管理合作機制等。總的來說，隨着上合組織的不斷提升和發展及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正在迅猛上升，更為中國帶來了一些重大的戰略成果。首先，中國周邊地區的安全得到更堅固的保障，為中國西部的發展締造了良好的條件。第二，中國的能源安全得到更好的維護，中國將能夠從能源資源豐富的中亞各國得到源源不絕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讓能源供應渠道更加多元化，從而紓緩了「馬六甲困局」所帶來的風險。第三，習近平主席倡議的「一帶一路」合作取得更大的發展動力。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團結讓中國可以更暢通地與中東和歐洲聯繫起來。第四，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型國家關係和新國際秩序通過上合組織會更好地體現和示範出來。第五，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進一步提升。第六，上合組織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和角色進一步強化。第七，中國的國際經濟發展空間進一步擴寬，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最後，歐亞大陸的整合會獲得更大的動力。 歐亞大陸走向更高度整合不可避免的是，中國與中亞愈趨緊密的關係必然會引起美西方的疑慮和抗拒。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亞是世界的心臟。西方地緣政治學之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認為，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就能統治世界。因此，西方國家必須讓中亞長久處於分裂狀態，防止其為任何一個非西方國家所控制。另一位地緣政治學權威馬漢（Alfred Mahan）則相信西方國家必須通過控制歐亞大陸周邊的海洋來圍堵和遏制任何歐亞大陸的霸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2023年6月在《外交政策》中寫道：「美國世紀就是歐亞世紀：華盛頓作為超級大國的重要任務是透過保持歐亞大陸的分裂來保持世界平衡。」「歐亞一體化將使美國的對手更不易受到制裁的影響。它將在軍事上增強他們對抗敵人的能力。它將帶來廣泛的外交合作……甚至可能在針對美國的戰爭中相互提供物質援助。」 中國和上合組織各國對美西方分化歐亞大陸國家的險惡圖謀了然於胸。習近平主席在上合組織峰會上明確指出：「面對干涉分化的現實挑戰，我們要鞏固團結力量。攜手抵制外部干涉，堅定相互支持，照顧彼此關切，以和為貴處理內部分歧，聚同化異破解合作難題，把本國前途命運、地區和平發展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實上，無論美西方如何試圖阻止歐亞大陸走向團結合作，日趨衰落的美西方卻缺乏實現其意圖的能力。在中國的引領下，歐亞大陸走向更高度的整合將是不可阻擋的浩浩蕩蕩的歷史大趨勢。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文｜劉兆佳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中央全體會議。會議的決定擘畫和開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階段，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里程碑意義。7月15至18日在北京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在愈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發展處於艱巨時刻下召開的會議，其決定對中國日後的改革和發展事關重大。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的主軸離不開深化改革開放，此次全會的決定不但不例外，制定了比以往更全面、深入和嶄新的改革開放的路線和政策。以此之故，此次二十屆三中全會突出要求更大膽、進取、深思和嶄新的精神。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的主軸是深化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但其所展示的精神卻對香港日後的改革和發展具有極高的參考意義。三中全會精神中與香港至關重要的有幾個方面。（一）高瞻遠矚、膽大步穩、寬宏布局、頂層設計、總目標清晰明確、綱舉目張、統籌部署、系統集成。（二）在實踐中協同發展，着重加強各項改革協調配套，推動各項改革舉措在政策取向上互相配合、在實踐過程中相互促進，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聚焦發力。（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改革，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讓現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四）不僅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要解放和發展技術含量高和配置效率高的生產力，在加快推進經濟領域各項改革的同時，特別注重推動教育、科技、人才等領域的改革，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內生動力。（五）堅持問題導向，着力破除深層體制機制障礙。（六）堅持解放思想，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2022年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積極有為，踔厲奮發，在眾多領域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和決定。然而，迄今為止，尚未有向外宣示一套完整、全面、系統性和長遠的改革和發展計劃和策略。當前，香港面對着低迷的全球經濟，美西方的打擊、遏制和抹黑，內地經濟處於艱難的調整時刻，香港內部經濟增長乏力，原有的產業基礎過度狹隘，新興產業仍在起步階段，利率高企，外來投資減少，股市樓市不振，居民消費模式改變和居民收入不足的困擾。不少香港居民對香港的經濟前景存有一些憂慮。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這個環境下，特區政府有需要提出一套經過嚴謹研究、深思熟慮和又切實可行的具有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的發展策略來提振香港居民、內地同胞和國際社會對香港經濟前景的信心。基本原則包括：以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為抓手，破解香港的發展和民生難題，以大膽、進取和創新態度推進香港的改革和發展，敢破敢立，從全局、前瞻、系統和戰略角度擘畫香港未來改革和發展方向和藍圖。這套頂層設計的發展策略起碼要涵蓋幾個方面：（1）對香港所面對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展示清醒和現實的認知和研判，特別是其對香港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2）對於美西方對香港愈趨嚴重的打壓提出應對的方略，目的是要在盡力維持與美西方的聯繫下趨吉避凶。（3）對中央的大政方針、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尤其惠港政策和國家的發展路向進行剖析，提出香港應如何配合和助力國家的發展和如何從國家發展中推進自身的發展。此中香港如何更積極和有計劃用好國家的進一步改革開放，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深度參與國家的「五年規劃」和讓香港的發展策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對接尤為關鍵。（4）強調香港必須以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抓手來破解香港自身的各種深層次發展、經濟、社會、民生和改革難題。（5）提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項目，並宣示完成這些重大項目的方法、時間表和路線圖。這些重大項目當然要包括對新興產業和關鍵企業的扶持。（6）提出構建公平公義的香港社會的藍圖，主要涉及重大的社會、民生、勞工、環保、稅收、福利、房屋、養老和年輕人的政策和措施。（7）提出積極開拓香港的國際經濟活動空間的計劃，其中包括如何強化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和金磚國家乃至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聯繫和打造香港成為歐亞大陸的高端金融、服務、物流、航運、供應鏈、會議展覽、高等教育、法律仲裁和藝術文化等中心。此中香港如何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尤為重要。（8）清晰說明政府和各項重大政策和措施與香港的整體發展策略的關係和它們彼此之間的有機聯繫。（9）提出各項對提升香港各方面的獨特優勢和國際競爭力有幫助的政策和措施。（10）提出如何提升和利用新質生產力推進香港的發展。（11）闡述這套發展策略如何能夠讓香港達至長期、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也能讓香港為國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作出新的和獨特的貢獻。（12）提出一系列用以落實發展戰略的重要政策和舉措。（13）闡述落實發展策略過程中會遇到的困難和障礙，並提出如何與中央和香港社會各界一起予以克服。（14）實行「守正創新」原則，在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核心制度的前提下推進各項改革工作。 這套發展策略一定程度上應該可以消弭那些對香港發展前景持負面態度的香港居民、內地同胞和海外人士的憂慮。同樣重要的是，中央和特首可以借助這套發展策略要求各政策部門提出與其部門職能有關的、能夠融入這套策略之內並對實現這套策略作出貢獻的政策和措施，並以此發展策略來考核各部門官員的表現。同時，中央和特首需要對不同政策部門提出的建議進行整合、消除它們彼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統籌和協調各部門的工作以及調撥必須的資源。要有效有序貫徹特區政府的全面和長遠發展策略，特區政府必須大膽和創新地在不同範疇推動政策和制度改革。政府有需要大幅加強其策略和政策研究的能力，密切與社會各界互動，和虛心聽取來自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考慮到香港本身從事長遠和宏觀發展策略的人才非常短缺，在研究過程中，有需要與內地的專家學者進行合作、相互借鏡。政府內部那股仍然緬懷「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等過時的管治思維的陋習必須盡快消除。與此同時，我留意到部分人仍然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中央對香港的指導和「規劃」懷抱牴觸情緒，在消極抵制心態下設置各種大大小小的障礙。必須承認的，是有些人對宏觀和長遠策略研究不熟識，認為過於「假大空」，沒有實用價值，因此採取輕視甚至蔑視態度。畢竟在長時間的港英政府的管治中，部分人習慣甚至認同了一種「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或者 「得過且過」（「muddling through」）的管治理念，不相信「長遠謀劃」或者對此沒有信心。然而，在宏觀和長遠戰略思維不足的情況下，香港很難擘畫長遠和全面的發展路向，更遑論將香港的發展策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銜接。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方針時，特區政府的核心領導必須具備強大的戰略思維，更要團結一致、強化共識，步調一致，對其他相關官員加強感染、督導和問責，確保政府的政策全面和準確落實。其他高層官員的戰略思維也需要通過培訓不斷提高。同時，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讓改革取得最大的效果。毋庸置疑，要用創新和大膽的姿態推動香港的全面和長遠發展，特區政府不能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必須不時按照需要對香港的制度和政策進行重大的改革。這些改革涉及的範疇頗廣，包括管治架構和治理方式的改革，以配合一個奮發有為和積極參與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政府的需要，務求建構一個高效和有創新思維的政府。這方面的工作包括建立更多元化和有韌性的政府與商界和社會互惠合作的紐帶和機制，讓政府擁有更強大的動員商界和社會各界的資源的能力；包括賦予政府更大的法定權利克服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和勢力對政府的政策和改革的阻撓；包括改革那些對香港全面和長遠發展和推進社會公平公義有利的財政政策、教育政策、土地房屋政策、產業政策、勞工福利政策和各種監管手段；包括廢除那些窒礙高效施政的規章制度，讓政府可以放手大幹。 缺乏同理心令港人憤怒改革和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為全體香港居民謀福祉，讓所有香港居民都能夠受惠於香港的發展，促進香港社會的公平和公義。我相信，中央會給予特區政府提出的重大改革鼎力支持。在科技發展迅猛的年代，香港要大幅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特區治理能力和水平和推動香港的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在所有領域和機構都發揮核心推動作用。無論是新產業或舊產業都必須盡快提升其科技含量並藉此來提高生產率。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強化其憂患意識，充分理解在愈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下，香港的發展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大力扶植創新科技產業固然有利於加強新質生產力在香港的改革和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但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對科技、制度和政策的大膽創新有着深刻的認知和信念。可以預見，三中全會的精神將成為香港日後騰飛的「助燃劑」。在中央的支持、指導和督促和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戮力同心謀改革謀發展下，香港的明天必將更好！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香港發展時要保持危機感，勿抱有“食老本”的心態，面對世界複雜多變的局勢要懂得以創新的思維面對。他分析，中央希望特區政府採用積極進取的管治模式，由以往的“小政府、大市場”，轉為主動帶領香港轉型，透過善用科技等方式，處理香港深層次問題，如貧富懸殊、土地房屋政策、餐飲市場舊有弊病，著政府要調動資源，勿固步自封，做好以前不敢做、不願做的事。他表示，事實上香港現有的優勢較以往遜色，政府要更主動，盡力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有責任推出政策，帶頭令市場及企業更活躍。 來源：香港01

文｜劉兆佳來自英國的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最近高調辭去相關職務。過去幾年來，在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美西方國家便對中國和香港特區肆意抹黑和詆毀，尤其針對人權、民主和法治方面。來自海外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也因此承受了異常巨大的壓力。西方的政客和媒體不斷要求這些法官辭去職務，不然便是為香港的「威權政府」和敗壞了的法治塗脂抹粉，喪失了作為法律翹楚應有的品格和風範，而且在道德上也說不過去。一些海外法官最終因為頂不住壓力而屈服，但他們通常在請辭時不但不出惡聲，而且還會趁機表達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人員的信任和敬重。岑耀信的行徑卻截然不同。除了高調辭職外，他還刻意在《金融時報》撰文對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特區司法人員、媒體和政治領袖大肆攻擊。他稱香港已經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而「香港，曾經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政治多元化的社會，正在慢慢變成一個極權『國家』。」無視暴亂構成國安威脅從他這種所謂「辛辣譴責」（scathing condemnation）來看，作為一名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對香港的指控不可謂不嚴重，亦確實令不少人感到驚訝和不解。作為一名政治社會學者，我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和修養去討論與法律和司法有關的事情。然而，我認為岑耀信的文章本質上是一篇分析香港政治變遷的文章，而並非嚴肅的法學（jurisprudence）的論述，所以我估計我有一點點資格對其分析作出反應。岑耀信對香港的各種批評與指控的基礎是他對香港過去幾年的政治變遷的研判。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香港遭受到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和動亂的衝擊。2019-2020年爆發的暴亂，是香港歷史上最暴力、最血腥、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和破壞力最大的暴亂。它嚴重打擊了香港的經濟、動搖了香港的穩定、分化了香港的社會、損害了香港的國際聲譽和讓香港居民感到惶恐不安。組織和策劃這場暴亂的反中亂港分子以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爭取民主改革為幌子，企圖以非法手段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讓香港成為可供美西方遏制中國的顛覆基地，從而對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構成威脅。更為嚴重的，是外部勢力特別是美西方和「台獨」分裂勢力在這場暴亂中的深度介入。這場暴亂帶有「顏色革命」的特色，是香港從未經歷過的重大政治危機。香港原有的法律不足以平息這場暴亂，因此中央不得不行使其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制定、頒布和實施香港國安法，一舉迅速弭平了這場港版「顏色革命」。顯然，岑耀信和其他西方媒體、政客和學者一樣不接受這一套對香港政治變遷的論述。他在文章中絕口不提港版「顏色革命」和它對中國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威脅，反而試圖讓人覺得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仍然處於「正常」和穩定的狀態。因此，反中亂港分子策動的違法「初選」只是香港「泛民」正當行使他們受到法律保障的行動，因此只是小事一樁。而出版「羊村繪本」、散播「港獨」歌曲「願榮光」和舉辦所謂「燭光晚會」，則是表達和集會自由的正常行使。既然香港沒有發生過事關國家安全的嚴重事故，因此中央政府實在沒有必要制定香港國安法，因為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律已經足夠處理問題。在其眼中，香港國安法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回應可能出現親民主人士在立法會內成為多數派的威脅而實施的，目的是鎮壓和平的政治異議」，和鉗制言論與「抗爭」的自由。因此，香港國安法的出現，並非是因為香港的政治形勢嚴峻和國家安全受到威脅，而是反映了當權者在政治上的偏執，云云。缺乏同理心令港人憤怒岑耀信這種對香港過去一段時間政治動亂的「輕描淡寫」和「雲淡風輕」的研判，顯然與香港的實際情況有重大落差。對大多數香港居民來說，對2019-2020年的暴亂仍然心有餘悸、難以忘懷，更害怕暴亂的重臨。他們對香港國安法所發揮的穩定作用相當理解和欣賞，對策劃和組織暴亂的領導者的伏法感到高興，認為是香港的法治得到彰顯。大部分香港居民對岑耀信的辭職不會關心，不會惋惜，反而會對他對香港的不合理的攻擊和詆毀，以及他缺乏對備受暴亂摧殘的香港居民的同理心感到不滿和不忿。岑耀信事件其實讓香港居民對美西方蓄意打壓和詆毀香港的圖謀有更清晰的認識和更高度的警惕，為香港的國家安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文｜劉兆佳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歷了驚濤駭浪的政治變遷，但總的形勢發展是由亂到治，這與中央果斷出手撥亂反正有莫大關係。然而，別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專家和媒體對於香港的政治變遷卻另有一番偏頗和不實的理解和論述。這些“另類敘事”的背後是西方遏制和抹黑中國與香港的圖謀，對“一國兩制”的歷史背景、初心和基本原則的無知或扭曲認知，對自己在香港的動亂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絕口不提。這種“另類敘事”也反映了西方一些人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傲慢和偏見。西方的敘事是這樣的：過去十多年，香港居民尤其年輕人爲了擺脫所謂操控，爭取自治、民主和自由以及捍衛人權，自發性地前赴後繼發動“和平抗爭”。這些抗爭也代表了香港居民對西方政治價值觀的認同和景仰。可是，在所謂“無情鎮壓”下，這些“正義行動”以失敗告終。在“鎮壓”過程中，中央制定了香港國安法，而香港特區政府則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新的政治和法律環境下，香港的自治程度不斷下降，連帶其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狀況也愈趨惡化……西方的敘事成為了西方不斷詆譭、抹黑和制裁中國和香港的事實“依據”和政治理由。今年5月，美國著名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發表了一份由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莉莉·麥克爾威（Lily McElwee）和裘德·布蘭徹特（Jude Blanchette）撰寫，題目為《2020年以來香港自治權受到侵蝕》（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的研究報告。作者聲稱：“這份報告旨在基於與香港各利益相關者的實地討論、公開資料研究以及與商界、政策制定者和香港僑民的磋商，對香港的現狀進行客觀分析。”“鸚鵡學舌”缺乏基本常識然而，我在閱讀該份報告後發現，儘管作者們試圖用較溫和的措辭撰寫報告，但其核心內容其實與我上文所概括的西方對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的政治變遷的“另類敘事”大同小異，簡直有鸚鵡學舌之嫌。這讓作為學者的我非常惋惜和遺憾，因為號稱“客觀”的學者們實際上對香港的情況不但缺乏基本常識，而且存在不少錯誤的認知。不過，由於作者們承認這項研究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慷慨支持”，其研究結果與美國政府的立場相近也是不令人意外的。三位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是由於“多年來，社會活動不斷增加，香港居民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要求，包括要求中國當局履行在基本法中的承諾，允許香港民眾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在這裡，作者們是真不知道或者佯裝不知道中國政府對香港民主發展的一貫立場。“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不止一次強調，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危害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的實施、“行政主導”管治模式和“愛國者治港”。民主發展必須依循“循序漸進”和在符合實際情況的原則下推進，因此中央從來沒有制定確實的時間表。回歸以來，絕大部分那些“民主鬥士”和“人權分子”，同時也是反中、反共和反政府分子。在他們的設想中，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應該不單高度自治，而且應該享有“完全自治”，因此不接受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更拒絕承認中央政府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下對香港享有的權力。他們企圖通過爭取民主改革來奪取香港特區政權，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更把香港轉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顛覆基地”。在這些情況下，難以想像中央政府會滿足那些“民主鬥士”和“人權分子”的要求或者容許他們成為香港特區的領導人。三位作者強調他們研究的一項“關鍵發現”是所謂的“中國轉向威權主義，嚴重削弱了香港本應維持到2047年的‘高度自治’。”事實上，香港的反共、反中和反政府分子在回歸後從不間斷地以各種鬥爭行動衝擊香港的管治、破壞立法會的運作、製造政治動盪和阻撓香港的發展。因此，三位作者應該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政府要等待二十年之久才採取行動結束香港的亂局？”事實上，如果香港不是在2019-2020年爆發一場破壞力超強的、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亂，而這場暴亂又有着外部敵對勢力介入的背景，我想中央仍然會用一貫的耐心和寬容來處理香港事務，而不是用破釜沉舟的手法徹底杜絕香港的亂源。香港自2012年開始動亂愈趨大規模和暴力化，實際上，當國家安全和“一國兩制”同時遇到極其嚴重的威脅時，任何中國的領導人都不會坐視不管。三位作者對“愛國者治港”原則頗有批評。在他們眼中，“愛國者治港”並不公平，因為它褫奪了“反對派”參政的機會。他們對香港的新選舉制度不滿，並且抨擊說：“（新選舉規則）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民主派’的代表權，實際上取消了那些曾批評北京或香港政府背離基本法承諾的政治改革歷史的人的資格。”這個批評無視香港大部分所謂“民主派”拒絕接受由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這個基本事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容許那些拒絕接受該國的憲制架構，甚至揚言要推翻該憲制架構的人參與該國的管治，香港在這方面並無二致。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早在1980年代已經屢次談到“愛國者治港”對國家安全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必要性。本質上，“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並非是一個爲了“懲罰”反中亂港分子而突然製造出來的安排。這份研究報告有兩個嚴重缺失或者遺漏。其一是它對外部勢力包括美國在香港過去十多年動亂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置若罔聞。西方勢力一直以來強調香港動亂的自發性，否認自己曾經參與其中。不過，大量的證據和現象證明，香港策動和參與動亂的人和組織曾經得到不少來自西方組織和政客的策動、組織、培訓、指導、資助、配合與保護。目前，香港法院正在審訊的黎智英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所有曾經與黎智英共事的證人都在庭上揭露了大量西方政客、組織和媒體與本地暴亂分子合謀和勾結的情況。這些證供顯示，香港發生的暴亂絕非完全自發，更非偶然，而是與外部勢力蓄意搞亂香港並以此來遏制與打擊中國有關。另一項缺失是三位作者完全漠視香港動亂的極端暴力成分和它對香港社會和居民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我相信，如果香港的暴亂在美國發生，美國政府必然會採取比香港特區政府更兇猛和殘酷的手法予以鎮壓。當前美國政府在大學校園內暴力鎮壓參與反對以色列在加沙屠殺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學生便是明證。在香港，從來沒有一個參與暴亂的人因為警察的行動而失去性命。香港這種珍愛生命的情況在西方鎮壓暴亂的過程中一般不會出現。最後，必須指出的是，香港當前的狀態並非是三位作者所認為的“不應該出現”的“不正常”狀態，反而是合乎“一國兩制”要求的“正常狀態”。現在，香港最終擁有了自己過去在回歸後長時間缺少了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在國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況下，香港的“一國兩制”才得以無限期成功實施下去。過去，由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缺位，很多匪夷所思的“自由”和“人權”得以存在和泛濫，特別是那些要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自由”和“人權”。不少人把香港過去的鬥爭不止的狀態當作“正常”的狀態，而香港現在的狀態反而被批評為“不正常”，並且不合理地被視為香港的自治權不斷減少的“證據”。一些對香港現在的所謂“不正常”狀況感到不習慣，或者緬懷過去動亂“風光”的人因此決定離開香港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大時代下的必然現象。讓更多人認清西方雙標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對個人自由和人權一定會帶來一些限制，香港也不例外。對香港來說，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仍然是新鮮事物，在如何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做好保障人權和自由的工作上，香港需要不斷累積經驗、汲取教訓和改善工作，因此無需把一些不如理想或尚待改進的事情看得太嚴重。西方各界對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的偏頗敘事對香港不會有實質影響，反而讓更多香港居民對西方的僞善和雙標有更確切和深刻的認識，更意識到國際局勢的兇險和更警惕西方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文｜劉兆佳在中美大國較量的過程中，東南亞擁有巨大的戰略價值。今年來，中美雙方都竭力爭取東南亞國家的支持。美國力圖拉攏東南亞國家來遏制和包圍中國，而中國則致力於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在各方面的聯繫，目的不僅是要挫敗美國的戰略圖謀，更是要大力開拓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空間。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努力正在不斷取得可喜的成果。在冷戰時期，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在政治、經濟和安全上都倒向美國和其在東亞的盟友日本。由美國牽頭在1954年成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的目的更是要爲了對抗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相反，中國與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並不正常，彼此在政治上、利益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猜疑和摩擦不時發生。此外，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經貿往來也並不密切。中美關系在1970年初開始因為要聯手對付彼此的共同對手（蘇聯）而有所改善，並持續到大概21世紀頭十年。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和中東。東南亞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大幅下降，不少東南亞國家感覺到被美國忽視。爲了加強其國際影響力，東南亞十國於1967年成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的崛起和不斷改革開放，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尤其在經貿方面越來越密切。1997年，中國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的政策紓緩了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國家的衝擊。2003年，中國作為東盟的對話夥伴率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係。202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了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經濟上，中國自2009年起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2020年，東盟首次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自從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東盟十國都積極參與其中，從而使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聯繫更為密切。不少重要的基建項目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也紛紛展開，包括中國-緬甸經濟走廊、中泰鐵路、中國-馬來西亞海岸鐵路和中國-印度尼西亞雅萬高鐵。尤其重要的是2020年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RCEP將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往還注入源源不絕的強大動力。美圖操弄分化東盟國家2010年代初，美國“猛然醒覺”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其全球霸權和國家利益構成嚴重的“威脅”，並開始以遏制中國作為其對華政策的主軸。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表面上是要加強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關注，實際上是要拉攏亞洲國家遏制中國，而東南亞國家則成為了美國的地緣戰略重鎮。當年參與籌劃“重返亞洲”策略戰略師、現任美國副國務卿的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在其2016年出版的《轉向：美國在亞洲的治國之道》（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書中這樣說：“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是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需要與東南亞國家密切合作，協調在航行自由、地區透明度、和平解決爭端和自由貿易等二十一世紀價值觀上的共同立場。”“儘管東盟具有中心地位，但在美國之前的亞洲治國戰略中，該組織一直被忽視。”“相較之下，‘轉向’的最初幾年，美國恢復了對東盟的關注。美國向東盟派遣大使，在雅加達東盟總部設立代表處，與東盟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參加東盟國防部長會議，並投放資金來加強東盟秘書處。這種穩定的接觸在2011年美國加入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時達到頂峰──東亞峰會是該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元首年度聚會之一。這是重要的一步，部分原因是中國最初構想成立該組織時並沒有把美國當作積極成員。然而，加入後，美國能夠利用這個組織和亞洲其他幾個組織來形成圍繞政治和東海以及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共識。”爲了在經貿上打擊中國，奧巴馬提出要建構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TPP的目標是透過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減少貿易障礙、促進投資自由化、保護智慧財產權等方式，加強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經濟聯繫。協定也涵蓋了一系列領域，包括服務貿易、電子商務、勞工權益、環境保護等。然而，這個針對中國的計劃在2017年因為鼓吹“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總統宣布退出TPP而告吹。不過，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並沒有放棄在經貿上遏制中國的意圖。2022年5月，美國啟動了排除中國在外的“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IPEF）。此次啟動開始了對未來談判以下幾個支柱的討論：（1）貿易；（2）供應鏈；（3）清潔能源、脫碳和基礎設施；（4）稅收和反腐敗。不過，IPEF與TPP最大不同之處，是美國拒絕向參加的國家開放國內市場，這便使得其吸引力大減。無論如何，美國對東南亞的戰略價值被奧巴馬重新重視後，一直被特朗普和拜登所繼承。長期以來，由於歷史原因，美國與東南亞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繫比中國要密切得多。不少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都曾經到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留學，深受西方價值觀的薰陶，對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的懷疑和抗拒揮之不去。爲了促使東南亞國家疏遠中國，美國不斷兜售所謂“中國威脅論”、經常向東南亞國家承諾提供“安全保證”、利用中國與個別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菲律賓的領海爭端挑起矛盾和衝突，以及把南中國海的“航行自由”作為挑撥離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棋子。無疑，美國的這些行動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過，美國的“美國優先”政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乃至在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中的偏頗立場，都大大損耗了美國在東南亞的政治威信和道德號召力。與此同時，中國在外交上特別在領海爭端上的務實和合理立場、在國際事務上所擔當的促進和平和維護公平正義的角色，都提升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威望。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科技的進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一些中國企業和產品的“品牌”的吸引力都不斷增值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在此消彼長下，中國與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的差距正在快速縮小，總的發展趨勢對中國亦越來越有利。今年，新加坡的東南亞-尤索夫伊薩研究所（The ISEAS-YusofIshak Institute of Singapore）完成的《2024年東南亞狀況調查報告》（第六份報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4 Survey Report）（the 6th report）為這個“此消彼長”的趨勢提供了大量扎實的證據。這個調查報告中的受訪者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學術、社會和政治精英，共有1994人參與這項調查。調查發現：“中國仍然被視為該地區（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59.5%）和政治戰略（43.9%）大國，中國在這兩方面都大幅超過美國。”“如果該地區被迫在持續的中美競爭中結盟，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較普遍的選擇（50.5%）。美國從上年的61.1%下降到49.5%。”“自2022年5月（美國倡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實施以來，一年多以來，圍繞其潛在有效性和效益的情緒進一步減弱，對IPEF的積極情緒從去年的46.5%下降至40.4%。今年，44.8%的東南亞受訪者對IPEF的影響和有效性越來越不確定，高於一年前的41.8%。負面情緒也從去年的11.7%上升到今年的14.9%。”“對中國作為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大國的看法仍然很高，59.5%的地區受訪者持這種觀點。”“與往年一樣，中國仍保持着在東南亞最具影響力和戰略力量的國家的地位（43.9%）……相反，美國的影響力從去年的31.9%下降到今年的25.8%。”“東南亞人肯定中國是東盟最具戰略意義的合作伙伴，平均得分為8.98（滿分11分）。緊隨其後的是美國（8.79）和日本（7.48）。”“2024年1月，七個東盟成員國（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和越南）簽署了認同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的文件。”東南亞的精英對中國和美國在情緒上亦發生顯著轉變，“中國在東南亞受訪者中的受歡迎程度大幅上升，從去年的38.9%攀升至今年的50.5%，逐漸成為該地區的首選結盟選擇……值得注意的是，印尼、老撾和馬來西亞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強勁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中受益匪淺，與2023年相比，他們對中國的偏好顯著增加了20個百分點以上。”“相反，美國的受歡迎程度卻有所下降，從去年的61.1%降至今年的49.5%。”“東南亞人對未來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樂觀。今年預期改善的受訪者比例從38.7%升至51.4%。”“38.2%的地區受訪者認為美國與東南亞的接觸減少或大幅減少，自2023年以來對拜登政府的負面情緒上升了12.5個百分點。”“大多數東南亞人對美國作為戰略伙伴和區域安全的提供者幾乎沒有信心。40.1%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不可靠，而2023年這一比例為32.0%。”盲從美國終將成受害者總的來說，中國在東南亞的形勢呈現穩中向好的勢頭。隨着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和道德威信的持續下沉，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最終必將超越美國。然而，我們也注意到不少東南亞精英對中國的疑慮仍在。他們仍然擔心中國的崛起對他們國家的主權、自主和利益構成威脅。美國還會不擇手段地插手東南亞事務和唆使個別國家與中國對抗。不過，中國的“與鄰為善”的外交政策、公平合理處理國際爭端的方針和“互利共贏”的政治和經貿政策終將會不斷減少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的矛盾。總之，美國拉攏東南亞國家遏制中國的圖謀不但不會得逞，反而會自食其果。那些盲目跟從美國的指揮棒起舞的國家則肯定最終會成為受害者，而菲律賓則將會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文｜劉兆佳5月5日至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這三個國家各自對中國都有特殊的重要性。這是習主席五年來再次踏足歐洲。毫無疑問，習主席歐洲此行的戰略意義和象徵意義重大。從戰略角度而言，習主席此行將有助於消弭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一些矛盾、分歧和誤解，以及加強中國與歐洲的合作關係。從象徵意義來說，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匈建交75周年、和美國轟炸中國駐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使館25周年。無論從戰略或者象徵意義出發，習主席此行是要凸顯中歐關係密不可分，有需要加強互信和合作，不應該讓第三方勢力挑撥、離間和破壞。然而，毫不意外地，部分美國和歐洲對中國敵視的政客和專家對習近平主席此行心情忐忑，傾向從偏頗視覺看待。這些人一方面憂慮在德國和法國聯手推動下，中歐關係有所改善，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則有所減少。另一方面，他們卻認定習主席此行表示中國急迫要減少歐洲對中國的敵意，避免歐洲和美國進一步聯手遏制中國。因此，他們認為此時中國比歐洲更需要對方，中國必須盡力“贏回歐洲”，中國因而在中歐關係上處於弱勢和被動。更有一些人認為，此行的目的是要分化歐洲和美國。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這樣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中國領導人選擇的三站是完全合理的。出於戰略和經濟原因，中國迫切希望破壞北約和歐盟的團結。習主席正在訪問的三個國家都被視為打開西方裂痕的潛在槓桿。”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對中國確實存有疑慮和擔憂。歐盟一方面積極與中國建立緊密的經貿聯繫，但另一方面則覺得中國的崛起對歐洲的安全和經濟帶來“威脅”。正因如此，2019年開始歐盟把中國同時定義為合作伙伴（partner for cooperation）、經濟競爭者（economic competitor）和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不滿中國沒有“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反而認同了俄羅斯對俄烏衝突的敘事，並且與俄羅斯發展更緊密的經貿和能源合作，從而強化了俄羅斯的作戰能力和韌性。歐洲對中國的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尤其是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向歐洲大量出口並衝擊歐洲的製造業感到擔憂和恐懼。歐洲又認為其企業和產品比如干邑和化妝品在中國沒有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更具破壞性的，是美國爲了不讓歐洲和中國走得太近竭盡全力不斷分化歐洲與中國的關係。中歐經貿互利共贏優勢互補俄烏衝突發生後，歐洲對美國在安全上的依賴更深，從而歐洲在與中國開展合作時遇到更多來自美國的阻撓。誠然，歐洲的文化和價值觀與中國存在差異，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有分歧，對中歐關係的發展確實帶來一定的困擾。不過，由於歐洲並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其向中國出口西方信仰的意圖比美國要低得多，加上歐洲沒有強大誘因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國的崛起，因此中歐基本上仍可用較理性和務實的態度開展彼此的關係。長期以來，中歐之間的經貿往來本質上是一種互利共贏、優勢互補的良好關係。縱然有着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分歧，中國和歐洲都需要對方。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主席此次到歐洲三國的國事訪問並非是中國單方面有求於歐洲，而是在彼此需要對方的情況下雙方破除障礙、化解困難和加強合作。在中國而言，當然不希望歐洲與美國一道遏制中國的崛起、為中國企業在歐洲的營運和發展施加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限制、向中國的工業產品特別是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大加關稅和利用不存在的“產能過剩”和“人權問題”敲打中國。相反，中國從戰略高度希望與歐洲開拓更廣泛和深入的經濟、貿易、文化、科技、投資、基建、氣候和安全合作，也希望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更希望在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正在崩塌之際與歐洲共同探索新的國際秩序的構建。另一方面，我認為在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下，歐洲也有巨大誘因強化與中國的合作。在經濟層面，俄烏衝突沉重打擊了歐洲的經濟。俄烏衝突的成因主要是美國爲了強化其在歐洲的霸權，在部分歐洲國家的反對和有所保留的情況下悍然推動北約的東擴。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國家在安全問題上不得不全面倒向美國，並聯同美國對俄羅斯施加“極限”制裁和大幅降低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不過，如此一來，歐洲的經濟遭受重創，而美國則乘機渾水摸魚，比如以高價向歐洲出售液體天然氣和拉攏歐洲企業到美國投資，然而卻又同時對出口到美國的歐洲產品設置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壁壘。德國素來是歐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其所蒙受的經濟損失也極為嚴重。來自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的蘇達大衛-威爾普（Sudha David-Wilp）和雅各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2024年3月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2023年，德國經濟萎縮0.3%。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警告未來情況將會是‘驚濤駭浪’不斷，並預測該國2024年的增長率將僅為0.2%。”處於嚴重經濟困難的歐洲各國，自然希望加強與中國在經貿上的聯繫來推動經濟增長和提升競爭力。以此之故，歐洲的領導人反對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鉤”，反而選相對較溫和的“去風險”一詞來描述歐洲與中國的“摩擦與合作”共存的經貿關係。這方面德國尤其積極進取。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在中德兩國慶祝建交50周年之際明確表示，與中國脫鉤將是錯誤的道路。今年4月，朔爾茨更率領一個龐大的經貿代表團出訪中國，謀求與中國加強多領域的經貿合作。《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專欄作者詹姆斯·克拉布特裡（James Crabtree）語帶嘲諷地說：“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剛剛結束了一次在語氣和實質上都更加傾向尋求與對方和解的中國之行，這種做法讓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面臨着被忽視的風險。”他更警告說：“正如中國媒體的熱烈報道所顯示的那樣，朔爾茨此行是向北京長期以來尋求分裂歐洲人以及與美國的做法送上的禮物。這種分歧在貿易問題上非常明顯。”無論那些對中國深存偏見和敵意的人如何冷嘲熱諷和惡意抨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盡管有着各種顧慮、不滿和猶豫，歐洲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都力圖與中國開展更多的經貿合作。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振、國際貿易萎縮、市場碎片化、保護主義抬頭和“去全球化”肆虐的大環境下，歐洲各國在經貿上自然不能拒中國於門外。在政治層面，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都對歐洲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前者。俄羅斯在俄烏衝突中的優勢越來越明顯。烏克蘭不單沒有奪回被俄羅斯佔領的東部地區，甚至有可能因為無法戰鬥下去而丟失更多土地。對歐洲的領導人來說，作為俄烏衝突的“勝利者”，俄羅斯日後對歐洲的“威脅”會更為嚴峻。歐洲和美國對一場打不贏但卻又要無止境地投入資源的戰爭越來越興致索然，兩地民眾對繼續援助烏克蘭的態度也愈趨冷淡。近期以來，要求烏克蘭以“土地換和平”來結束衝突的聲音甚囂塵上。不少歐洲人對美國在俄烏衝突的立場感到迷惘。有人認為美國不會讓衝突結束，導致歐洲要付出更大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代價。有人估計美國很快會從俄烏衝突中抽身而出，特別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而歐洲則繼續陷入泥潭之中而無法自拔。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提出北約出兵防衛烏克蘭，遭到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批評。對此，我的看法是馬克龍的目的其實是要向美國施壓，阻止它單方面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援，但同時又害怕烏克蘭在俄烏衝突中輸得太慘。無論如何，盡快結束俄烏衝突已成為了歐洲各國的“共識”。在尋求歐洲恢復和平的過程中，歐洲的領導人相信中國應該可以擔當積極角色，更希望中國能夠在俄烏之間和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發揮調停作用。從更高的戰略層面看，越來越多歐洲政治精英認為國際格局已經發生了鉅變，美國霸權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無以為繼，而當前世界政治和經濟正處於混亂和失序的局面。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爾（Josep Borrell）承認：“西方主導的時代確實已經徹底結束。”他警告說，歐盟絕不能將世界分成“西方與其他國家”，因為“‘全球南方’中的許多人指責我們‘雙重標準’。”法國總統馬克龍對國際失序的現象感觸尤甚。他在今年5月接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訪問，以極為暗淡的態度對圍繞着歐洲的各種威脅作出分析。他感嘆：“歐洲作為安全之地、繁榮和自由民主秩序的保障者的生存受到威脅。”“爲了從長遠來看支持歐洲，馬克龍正在醞釀建立一個新的具有約束力的歐洲安全‘框架’。”“在他看來，美國不會永遠支持歐洲。歐洲大陸別無選擇。”“這項分析的基礎是觀察到沒有其他人再遵守規則了。舊秩序已被打破。目前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它。”防範“新冷戰”符合歐洲利益其實，博雷爾和馬克龍的觀點在歐洲政治精英中頗為普遍，但甚少人願意宣之於口。從他們的角度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在崩塌，不可能通過小修小補恢復過來。世界各國特別是那些大國必須通過商議和談判來建構一個各方面能夠擁護的新國際秩序。美國顯然不會同意以新國際秩序取代其現在主導的國際秩序。如果歐洲繼續以美國馬首是瞻，則歐洲便不但失去了參與和塑造新國際秩序建設的機會，更會因為與中國和俄羅斯劇烈對抗而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因此，擺脫美國的牽制，爭取“戰略自主”和“戰略主動”便是捍衛歐洲利益的唯一出路。事實上，雖然明知美國不高興，馬克龍還是不止一次提到歐洲要取得“戰略自主”。在構思新國際秩序過程中，強大的中國絕對不可缺席，而歐洲亦顯然有意與中國對此開展對話。法國從來都不願意對美國唯唯諾諾，而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歐洲與中國以及美國和中國的“橋樑”、“平衡”或者“緩衝”角色將會有助於提升法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與此同時，歐洲各國尤其不願意看到中國或俄羅斯進行對歐洲不利的“過度”緊密的戰略合作。總而言之，在當前動盪不安的國際大環境下，習近平主席此次出訪歐洲三國並明確提出中國對當前重大政治、經濟和安全等議題的立場和主張，特別是在強調歐洲和中國彼此需要對方和提升彼此的戰略互信，防範“新冷戰”、“集團對抗”和“脫鉤斷鏈”和盡快恢復中東和平等方面。在加強雙方在經貿、金融、科技、安全、氣候和文化合作等方面，習主席此行也取得了不少具體成果，為日後中歐戰略合作的不斷推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兆佳 |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當前，許多美國政客、媒體和學者仍抱有冷戰思維，把中國視作巨大威脅，不斷遏制、打擊、抹黑和孤立中國，並尋求在多方面與中國「脫鉤」，其目的無非是要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和其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美國的對華政策固然會給中國帶來損失，但無法從根本上阻止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也無法阻止美西方相對衰落的歷史趨勢。美國的政治精英似乎對此尚沒有清晰的認知，或者對實際情況不了解，或者不相信美國會失去霸主地位，也或者雖然有所察覺但不願意宣諸於口，導致美國對華政策逐漸偏離理性軌道。事實證明，美國決意與中國為敵的做法已經為美國自身帶來極大傷害，不僅受到越來越多國內民眾的反對，也遭到了美國盟友和夥伴的質疑，反而加快了美國全球霸權的崩塌。 美國自身利益受到損害 美國雖然是世界霸主，但相對綜合國力今非昔比。美國「去工業化」的過程已經積重難返，導致工業生產能力大幅下降，只能越來越依賴濫發美元國債甚至「虛擬」資產，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前景不容樂觀。為了遏制中國，美國不得不投放更多資源到國防、安全和情報等部門，並支付高額債務利息，而分配到基礎設施、教育、科研、衞生、環境、產業發展和福利上的資源必然會進一步減少。同時，為了拉攏盟友和其他國家加入反華行列，美國不得不花費大量資源並作出超過實際能力的安全承諾。這些做法都將導致美國國內資源嚴重錯配。 美國政治精英和學者普遍認為，隨着美國外交和軍事實力的持續下降，美元霸權將成為美國繼續稱霸世界的最大支柱。以此之故，對於任何有可能削弱美元霸權的他國貨幣、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支付系統，都逃不過被美國打壓的命運。然而，在幾十萬億美國債務的重壓下，加上美國濫發美元等行為，削弱了美元的國際公信力、作為儲備貨幣的價值以及在國際投資和貿易上的功能。美國在俄烏衝突發生後對俄羅斯的極限施壓和金融制裁，進一步動搖了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心。中國和其他國家越來越不願意過度依賴美元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支付系統，擔憂美國償還債務的能力，更擔心本國海外資產可能因為與美國交惡而被凍結、沒收或挪作他用，認為有必要開發一些不以美元為基礎的金融工具。近年來，隨著美國遏制中國的力度增大，中國逐漸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市場開放的速度，中國與越來越多國家通過本國貨幣進行貿易和投資。對美國而言，長此以往，美元的吸引力難免會持續下降，並產生惡性循環：走弱的美元導致走弱的美國，越來越弱的美國則使美元弱上加弱。 事實證明，向中國發動貿易戰、關稅戰和科技戰，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融資，禁止美國企業與中國做生意，禁止美國投資者購買中國股票與資產，鼓勵美國企業和資金撤出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逼迫盟友和夥伴削減與中國的經貿聯繫，這些做法對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害的，可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國鼓吹與中國「脫鉤斷鏈」，必將拖慢自身經濟發展速度和民生改善進程。特別是近年來，美國加緊利用香港來遏制中國，例如撤銷過去給予香港的特殊政策、抹黑香港國際形象和聲譽、制裁香港特區官員、在香港培植代理人、在香港製造政治動亂等。然而，美國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和金融利益巨大，一個動盪、凋敝的香港對美國是不利的。美國前駐香港和澳門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曾多次承認香港與美國的互利共贏關係。如果美國持續實行敵視香港的政策，只會讓自己在香港的利益蒙受更大損失。 美國國內政策變得混亂扭曲 為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美國似乎正在遠離長期奉為圭臬的以自由市場為主體的經濟模式等「核心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實行美國商界和學術界精英一貫反對和貶斥為「離經叛道」的「經濟民族主義」「地緣經濟」「工業政策」「貿易保護主義」和構築「小院高墻」的科技政策。其中，「地緣經濟」主張美國政府運用經濟手段達到地緣政治的目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在經濟和科技上削弱、孤立乃至打倒中國。諷刺的是，美國一直以來都不滿和批評中國政府干預市場的運作，指責中國企業由此取得相對其他國家企業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可以說，為了對付中國，美國放任政治因素和政府力量不斷干擾和扭曲市場。美國前外交官傅立民 （Freeman）指出，為了遏制中國，美國做了很多違背其奉行的經濟價值、訂立的國際經貿規則的事。美國對那些不願意減少與中國交易的盟友和夥伴施加制裁，放棄由市場驅動的與中國開展經濟往來的做法，改為以關稅、配額、制裁、禁止、強行「收購」和進出口管制為主的做法。美國學者倫納德（Leonard）坦言，為了擊敗中國，美國「現在正在透過產業政策、關稅、進出口管制和補貼來真正推動『效仿中國』。」 美國還放棄或者破壞那些它認為中國在其中發揮比美國更有影響力的國際組織，比如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並摧毀以聯合國為核心的、用以管理國際經濟關係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一方面不斷要求中國尊重由美國制定和主導的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另一方面自己卻幹着破壞這一國際秩序的勾當。  為了與中國進行經濟競爭，美國政府一反過去對自由市場的尊重，加強對美國企業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管控。其實，美國的大型行業和企業擁有龐大的政治能量去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壟斷地位，「自由市場」在美國早已名不副實。美國經濟學者菲利龐（Philippon）的研究發現，美國其實並非是一個自由市場體系。他指出，在大部分美國經濟部門中，競爭已經減退。造成競爭匱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的刻意選擇，而游說活動和選舉捐獻對此影響甚大。事實上，在美國的歷史中，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從來都不是美國成為經濟大國的手段。美國學者普雷斯托維茨（Prestowitz）指出，美國之所以富有，並非是因為它仿效英國，反而是跟從德國、法國、日本、韓國、新加坡、荷蘭、瑞士、瑞典的軌跡，所有這些地方最後都變得富有。它們代表的模式絕不是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和全球投資，而是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不過，在經濟競爭力已經無與倫比後，美國卻鼓吹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把這些原則提升到美國「核心價值」的層次，並要求其他國家都放棄所有經濟壁壘，讓美國企業可以「自由」地在其他國家營運、發展和掠奪。 今天，為了與中國進行產業競爭，美國政府按照《美國創新和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芯片和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和《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等法律，投放大量資源於一些由政府揀選的戰略產業特別是高端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和綠色科技上，以確保美國在尖端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也就是說，美國原來引以為傲和不斷向全球推銷的「自由市場」理念無法貫徹下去。美國專家庫利（Cooley）和紐克松（Nexon）甚至悲觀地斷言，美國的經濟自由主義前景並不樂觀。美國的產業政策是否能夠重建美國的工業體系現在尚屬未知之數，但這個 「不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政策所導致的美國社會內部和政黨之間的嚴重分化和衝突，也令美國在國際社會一直宣揚的「自由市場」顯得虛偽和蒼白無力。 美國國內反對聲音不斷增加 為了遏制中國和應對所謂「中國威脅」，美國愈來愈把國家安全當作頭等大事並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導致美國國內愈發不穩定。美國不斷指控中國在美國國內做所謂「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事，比如收集美國軍事情報、竊取美國政府和企業的科技成果、收買美國政客、拉攏華裔美國人為中國做事、在美國從事對中國有利的政治和文化宣傳等。美國對國內的民眾特別是華裔美國人和在美國唸書或工作的中國人加強監控和防範，損害其人權和自由。美國學者佩羅（Perault）和薩克斯（Sacks）指出，拜登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禁止或限制中國的科技企業在美國運作，認為這會妨礙美國人在互聯網上瀏覽的自由，並且會削弱美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力。這便是美國為了防範中國而導致自由受損的一個實例。過去二十多年，美國把反對恐怖主義和維護國家安全當作頭等大事，在國內形成了一種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美國國內出現了明顯的「敵我」意識、恐懼情緒、排外心態和極端思想，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人士受到歧視和排斥，軍工綜合體勢力坐大，威權主義和排外行為不斷湧現。美國外交政策走向軍事化，而政府更加強了對民眾的監視和管制，這些都對美國人的人權、自由和私隱構成嚴重威脅。今天美國把中國當作危險的「敵人」只會讓那些壓制人權和自由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其中一個明顯的受害者是學術自由。比如，那些對中國稍有肯定的學術論文、書刊和評論都難以找到出版和發表的機會，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則首當其衝，除非從負面或惡意角度出發探究中國情況，否則難以取得研究經費和發表著作。諷刺的是，美國與中國為敵，美其名為捍衛美國的人權和自由，但實際後果是壓抑了美國的人權和自由。 目前，美國的政治精英和媒體不斷渲染「中國威脅論」和詆毀抹黑中國，在美國國內掀起反華浪潮，目的在於讓反華政策能夠得到美國民眾的支持。可是，這種支持是否能夠長期維持仍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一直以來，美國民眾把內政看得比外交更重要、更迫切，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多關注和處理國內日益嚴重的問題，而非浪費資源來遏制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和軍事行為屢屢犯錯，由於在俄烏衝突中失利，以及在巴以衝突中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殘酷殺戮，更備受國際社會譴責。凡此種種，都促使長期在美國存在的「孤立主義」不斷冒起，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反對美國插手其他國家的事務，與中國為敵的政策同樣遭到美國民眾的反對。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庫普錢（Kupchan）認為，大部分美國人希望自己的國家減少在海外的承擔，並讓美國的夥伴擔負更多國際責任。他們期望美國集中精力於國內，特別是加大對基礎建設的投資、保障就業和控制移民人數。他發現，美國的年輕選民對維持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同盟關係和維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興趣比年長選民低，年輕選民更希望聚焦於國內事務。可以想象，當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逐漸了解與中國為敵的政策，明白為了台灣、南海問題與中國開戰，可能讓美國付出巨大代價的時候，美國政治精英獲得民眾支持的難度將會越來越大，會激起國內更多反對聲音。 美國國內分化和衝突加劇 今天的美國充斥着不少難以破解的深層次矛盾，令不少美國有識之士感到擔憂。美國社會學者普特南（Putnam）引用大量歷史數據說明美國國內的四個矛盾，並認為今天的美國社會情況相當糟糕：經濟下滑、包容妥協精神倒退、社會組織破損及文化自戀意識上揚。他指出，現在不斷惡化的社會兩極化導致個人主義上升，後者又帶來不平等的增加。而這又導致人與人的隔閡，引發更嚴重的兩極分化。如此周而復始，形成了一個不斷下沉的漩渦。在這種情況下，不少美國政治精英和民意領袖惡意地把美國的國內問題「甩鍋」給中國，以此逃避責任和欺騙民眾。但是事與願違，這種做法在美國國內掀起越來越嚴重的排外情緒和種族衝突，美國的華人首當其衝，其他亞裔群體也難免蒙受池魚之災。過去一段時間，一直以來對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發揮重要作用的中資企業、華裔企業家和來自中國的科技專才、留學生，在美國備受懷疑和排斥，導致大批華裔科學家被迫離開美國，這對美國經濟、教育和科技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 美國與中國為敵的政策對美國的民主政治不利，因為會進一步激化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和威權政治，而這兩者都是腐蝕民主政治的重大因素。事實上，美國民主政體早已出現了諸多敗壞的跡象，包括政治不平等、政府和政黨脫離民眾、金錢政治肆虐、貪污腐敗、寡頭統治、嚴重政治分化和鬥爭、管治失效、民眾對政府和政治制度不滿等。美國學者阿佩爾鮑姆（Applebaum）指出，對處於美國邊緣的極右和極左勢力而言，美國的理想是虛假的，美國的制度是騙人的，美國在國外的行為是邪惡的，而美國的「霸權」事業的語言——平等、機遇和正義——只是空洞的口號。她的話明顯是指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破壞美國民主，蔑視作為民主支柱的國會、法院、選舉和媒體，以及肆意引進威權政治和個人專斷。阿塞莫格盧（Acemoglu）也認為，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民粹主義源於美國社會和政治的深刻斷裂。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和威權政治的共同特徵是白人種族主義、歧視與排斥有色人種、反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反對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反對外來移民和難民等。這股勢力的冒起讓美國不少政治學者對美國民主的前景不抱樂觀態度。為了爭取美國民眾對與華為敵政策的支持，美國政治精英不斷在國內挑起反華情緒，煽動種族仇恨，增添美國人對美國前景的擔憂，實際上是不停為右翼民粹主義和威權政治添柴引火，最終只會讓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成為犧牲品而已。 美國國際形象和公信力遭質疑   美國把中美之爭定義為「威權」與「民主」之戰，企圖讓美國在國際社會佔領道德高地。可是，由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實行美國倡導的「西方民主」，為了壯大所謂「民主」陣營，美國把一些一直被西方嘲諷或貶斥為實施「威權主義」的國家也納入其中，讓美國鼓吹的所謂「民主」與「威權」的正義之戰淪為國際笑柄。這不但讓美國的政治圖謀難以成功，而且讓美國在政治舞台上展示的「雙重標準」和偽善嘴臉暴露無遺，進一步挫傷美國的道德威信和話語權。 美國一直吹捧其戰略優勢在於與大批國家結成軍事同盟，而中國沒有與任何國家結盟。美韓聯盟、美日聯盟、四方安全對話（QUAD）、澳美英安全合作（AUKUS） 等均是美國軍事圍堵中國的重要手段。美國甚至意圖拉攏歐洲和亞洲的盟友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NATO）的集體安全機構。美國由此相信，一旦美中開戰，中國將會處於軍事劣勢。但事實或許並非如美國所料。當前，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與中國在經貿上的聯繫比美國更密切。雖然少數國家與中國存有領海、領土遺留問題，但大多數國家不認為中國對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重大威脅，因此沒有誘因和理由夥同美國與中國為敵，更遑論對中國開戰。再者，越來越多的美國盟友尤其是日本和韓國不願意相信美國給予的安全承諾，不肯定美國能夠戰勝中國（不管如何定義「勝利」），更擔心最終被美國背棄或出賣。所以，美國逼迫盟友與中國為敵的做法，必然會遇到盟友越來越大的抗拒，導致其與盟友的關係愈趨緊張，而那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同盟」亦會走向瓦解甚至名存實亡。 美國的惡意打壓 必然遭到中國的強力反擊 今天，中國對美國不存任何幻想，並已經做好了應對和反擊美國各種挑釁和遏制的準備。一方面，在符合國家利益、世界和平和人類福祉的前提下，中國不會排除與美國在一些領域，比如氣候變化、流行疾病防治、反毒品和反恐等事務上開展合作。另一方面，中國針對美國的遏制和孤立政策作出一系列戰略部署，包括：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擴容「金磚國家」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提升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強化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角色、拓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和擴大電子人民幣的應用範圍、建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國際支付系統、推行「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戰略、加快科技自主創新、發展新質生產力等，有些舉措已經收到明顯成效。可想而知，中國對美國的反擊和反制必然會讓美國付出沉重代價，中國在國際上不但沒有被美國孤立，反而朋友越來越多，國際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種種跡象表明，在極端的反華思潮的籠罩下，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和幅度將會持續增加，務求最終能夠達到美國遏制中國崛起和維持美國霸權的目的。不過，美國的圖謀不可能得逞，美國的對華政策必然失敗。美國的悲劇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全球霸權，不自量力地堅持遏制中國的崛起，但這種狂妄和粗暴的行為最終只會加快美國全球霸權的衰落。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3-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