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有不少文章認為，這是一個以“愛國民主”為名義，以香港為基地勾結外部勢力，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的組織。這種描述肯定不是空穴來風，過去曾有傳媒揭發“支聯會”涉嫌收受境外勢力的黑金，而獲美國國會撥款支持營運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可能是“支聯會”金主之一。本文要討論的三個問題是：“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是否違反香港國安法並構成犯罪？“支聯會”的行為是否還構成其他犯罪？特區政府是否應當及時取締“支聯會”？ 言行涉違顛覆國家政權罪 “支聯會”的綱領意圖是十分明確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的。憲法第1條第二款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憲法第31條是香港實行不同制度的憲制基礎，“一國兩制”是指整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允許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 應該說，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廣闊的歷史眼光、胸襟與承擔，就不可能有“一國兩制”。同時，“一國兩制”也不容許“支聯會”利用香港這個平臺去推翻中國共產黨。 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的行為，即屬犯罪。”香港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構成此罪需要兩個前提，分別是使用暴力或非法手段，即使相關口號屬顛覆口號，只要“支聯會”的行為都是合法進行，不見得就會違反國安法云云。 這種解讀明顯具有誤導性，需要糾正。首先，“兩個前提”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這裏只有一個前提，即“非法手段”，包括武力和威脅使用武力。支聯會口號違反憲法，符合“非法”定義；其非法手段包括舉行晚會及遊行、建立抹黑國家執政黨的展覽館、每年均在港大清潔抹黑國家的雕塑、勾結外部反華勢力、接受境外勢力資助等。 退而言之，“支聯會”的言行已經涉嫌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支聯會”的相關綱領，實際上是利用香港這個平臺煽動他人破壞，甚至顛覆國家政權。國安法第23條列明：“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行為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4月30日，首宗涉違反國安法的案件在高院提訊，被告唐英傑被控兩項罪名。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控方毋須證明被告是否有使用武力。 從刑法理論看，顛覆罪屬行為犯，不要求有顛覆政府的實際危害結果發生。換句話說，行為人只要實施了顛覆行為即可構成。因此，不能僅僅將推翻執政黨視為口號，認為屬於自由權利。放眼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對有關自由權利的限制有不同標準。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自由權利不是絕對的，可以被依法加以限制。 “支聯會”不僅涉嫌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而且涉嫌構成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據資料顯示，國安法剛剛生效，“支聯會”就迫不及待地以身試法。去年7月1日，“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與梁繼平、羅冠聰等人參與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給美國“制裁”香港提供“子彈”。這種行為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 國安法第29條列明：“……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可以構成“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第31條進一步規定：“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對該組織判處罰金。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因犯本法規定的罪行受到刑事處罰的，應責令其暫停運作或者吊銷其執照或者營業許可證。” 拒改綱領公然對抗國安法 “支聯會”去年申請舉辦燭光晚會，警方以疫情理由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但“支聯會”仍然“抗命”行事，構成非法集結罪。“支聯會”早前又向警方申請舉辦遊行集會，警方日前因應疫情發出禁止公眾集會及反對公眾遊行通知書。筆者認為，疫情防控當然是一個考慮因素，但更應該考慮的是“支聯會”相關綱領的集會行動已經涉嫌違反國安法。因此，無論疫情是否存在，“支聯會”的申請理應被拒絕。 進而言之，特區政府不僅要拒絕“支聯會”的集會申請，而且應該及時依法取締之。國安法實施後，“支聯會”仍然表明不會改變“五大綱領”，屬於典型的頂風作案。對於這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特區政府完全有必要按照《社團條例》第8條規定取締之。 事實上，“支聯會”涉嫌觸犯國安法，上月起陸續有會員團體決定退出，包括攬炒派前議員梁耀忠的辦事處。倘若“支聯會”的其他成員仍然不知悔改，等待他們的一定是法律制裁。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執行會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來源：大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