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敏康香港高等教育的未來走向，包括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等教育樞紐、建設北都大學教育城、籌建應用科技大學、在“搶人才”的同時強化大學育才功能等。筆者認為，關於把香港打造成國際高等教育樞紐的規劃，符合習主席關於“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的思想，也符合香港的自身特點。所謂“樞紐”，是指事物相互聯繫的中心環節或重要的地點。將香港打造成國際高等教育樞紐，使香港既與內地的“雙一流”高校建設遙相呼應，又充分利用了“一國兩制”的優勢，使香港成為連接內地與國際的高等教育樞紐。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國家高等教育樞紐，與其自身獨特的高等教育優勢是分不開的。香港高等學校相對自治，師生全球化、多元化，資訊豐富多彩，英語教學，可根據市場需要自主設置學科等等。這些優良條件使得香港有五家高校進入全球百強之列，不少大學的學科更在全球名列前茅。因此，把香港打造成國際高等教育樞紐，有利於香港匯聚全球人才（包括學生、教師和研究人員）；而學生畢業後留港發展，更加有利於促進香港人口素質。當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內地學生做了很多限制，不允許攻讀高科技領域相關專業的中國留學生獲得美國簽證。香港完全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提供更多機會讓內地優秀學生到香港研讀。此前的《施政報告》中還提出增加“一帶一路獎學金”名額及其他相關措施，表明了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到香港深造，為“一帶一路”建設培養人才。《施政報告》中也宣布了一系列支持自資大專教育發展的措施，包括新一輪批地計劃及開辦課程貸款計劃、支持自資院校提升校舍並會提供財政和配套支援、支持合適的自資院校發展成為應用科學大學。這些措施有利於開拓多層級國際高等教育資源，服務各地不同學生的需求。《施政報告》還提出，自2024-2025學年起，香港非本地學生就學人數上限將由現時相當於本地學生學額的20%提升一倍至40%。按目前大概1.5萬個政府資助本科學額計算，非本地本科生名額將增至接近6,000人。這個政策符合香港國際高等教育樞紐的定位。同時也必須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資源配置（尤其是校舍）的問題；第二是學生多元化與國際化問題。就第一個問題，建議在北部都會區規劃一個國際高等教育樞紐的片區，採取類似大學城的思路，統一校舍管理。就第二個問題，應當做好內地學生與國際學生的統籌工作，尤其可以憑藉香港高等學校的良好口碑，吸引東南亞、南亞的學生來港就讀。特區政府還應當着力完善現有的法律制度，為留住非本地生在港發展提供便利。例如，有專業組織專門提出政府要檢討入境規例對留學生實習的制度；擴展公私營實習管道，為海外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同步做好配套政策，與院校、企業和市場合作，為留學生安排更多實習機會，合作設立人才定向培養計劃，做好生涯規劃留人。 （作者係香江智滙秘書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信報

文｜顧敏康3月19日是香港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因為立法會通過了《基本法》23條立法草案（即《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值得關注的是，連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內的89名議員一致投下贊成票。特首也隨即宣布於23日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以下簡稱“《國安條例》”）刊憲並實施。歷時近27年，香港終於完成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真正履行了《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責任，成果來之不易。此次立法審議工作堪稱香港立法史上的高效典範。所謂高效典範，並非單純指立法“快”或者是“踩盡油開快車”。快速審議是要付出代價的，議員們需要放棄休息、加班加點，連續7日召開近44小時的會議（平均每天5小時以上）。3月19日又要用超過10個小時完成二讀與三讀程序。快速審議也不是草率和走過場。在審議期間，議員們提出逾千條問題，就多項條文討論逾半小時。“應問得問、應答得答、應講得講”就是這次立法審議的特色。二讀、三讀時，每名議員也積極發表意見。當然，要說快速立法，國外也不是沒有先例。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的第21天，即10月2日，美國聯邦政府司法部長向國會提交法律草案。10月24日、25日，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先後通過法案；10月26日，法案由時任總統簽署生效。自“9·11”事發到法案生效只經過45日，由法案提出到生效，只有24日。所以說，立法快速本身不是問題，關鍵是確保立法質量。《國安條例》得以順利通過，離不開兩個主要原因。首先，這得歸功於香港完善選舉制度、真正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21年3月30日公布的《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特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審查情況，就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的參選人向資審會發出審查意見書。這就確保了只有“愛國愛港”人士才能當上議員。立法會再也見不到無理取鬧、任意“拉布”的場面，效率當然會提高。其次，這是民心所向。代表廣大民意的議員們深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全面落實《基本法》23條、“5·28決定”、《香港國安法》規定的憲制責任。市民深知香港過去發生“佔中”、旺角暴亂、尤其是2019年“黑暴”，就是因為香港沒有國安法；市民看到現在國際形勢嚴峻複雜，需要儘快完善國安立法。《基本法》23條立法與《香港國安法》共同構成系統完善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有利於保障香港全體居民的根本福祉，有利於保護世界各地來港投資者的利益。“國安才能港安，港安才能家安”。因此，完成立法之後，香港應會儘快將工作重心放在拼經濟、謀發展、保民生上，以香港繼續輝煌的事實反駁那些抹黑或“唱衰”香港的論調。 （作者係香江智滙秘書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來源：信報

文｜顧敏康廟街位於九龍油尖旺區中的油麻地，以售賣平價貨的夜市聞名，由於廟街的性質與旺角的女人街相似，且到訪人士以男性為主，故亦有“男人街”的稱號，曾有不少電影及電視劇取景於此。廟街如此出名，將其中一段路重新打造成美食街，是非常理想的選擇。“廟街夜市美食街”於2023年12月15日開市，成為政府為期5個月“香港夜繽紛”節目的重頭戲之一。美食街長達100米，共有30個檔口。每逢夜晚人山人海，氣氛熱鬧，人們到處排隊搶購美食。筆者最先看到的便是飛機欖檔口。想起特首李家超視察廟街，也是第一時間光顧飛機欖檔口。有報紙因此質問：飛機欖可以勾起銀髮族的懷舊情懷，但可以振興經濟嗎？也許飛機欖對振興經濟微不足道，但筆者相信飛機欖可以為廟街增添特色。因為看到飛機欖，就想起電視劇《七十二家房客》裡的“雞公福”吆呼：“好靚嘅飛機欖，有辣有唔辣，任得比你揀！”港九三夜市各有獨特賣點利東街曾經是香港婚慶專屬的“囍帖街”，如今被打造成一條全長約200米的富有歐洲特色的步行街。這裡匯集了本地和外國特色潮流品牌，有美妝、文具、名牌廚具、服裝飾物等，而且兩旁還有不少美食供選擇，有拉麵、cafe、茶餐廳、蛋包飯等。利東街街面整潔，美食都在店內，所以人們可以漫步街上，打卡消費。訪客可品嘗到多國佳餚美酒、精緻節日食品和飲料，亦可體驗本地特色品牌，選購獨特的聖誕和新年禮物。這個市集人頭湧湧，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彷彿去到了歐洲某個市集，可以一邊喝着啤酒、品着美食，一邊看舞台上的演出，令人流連忘返。如果能夠在此打造一個長期的市集，應該會吸引不少遊客。與利東街和西九龍市集相比，廟街夜市的優缺點就十分鮮明。廟街向來以平民消費為主，當然應該售賣價廉物美或傳統的小吃零食，這是優點。如果你設一個“么鳳”檔口，出售200元一兩的“話梅王”，估計問津人士不會多。因此，平民價與平民食物應該成為廟街美食街的特色，值得保留。惟廟街檔口應該在保持特色的同時，在品質與口味上下工夫，牢牢抓住消費者的味蕾，讓他們成為免費的宣傳大使。應加添垃圾桶及外語說明廟街夜市人多了，就需要維持好秩序，應該配置相應的管理人員，加強人流管理；同時加強衛生管理，才能保持夜市的舒適度。檔口都使用即棄杯盤，食客吃完便要找地方扔，應當配備足夠數量的垃圾桶供消費者使用，才不會到處見垃圾。另外，政府宣傳奏效，令到訪廟街的旅客大增，既有內地同胞，亦有來自東南亞、歐洲和非洲的遊客，若能增設一些外語說明，也會為廟街夜市增添國際化色彩。 （作者係香江智滙秘書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來源：信報

文｜顧敏康法律域外效力，是指特定國家國內法律產生的效力適用於領域之外，包括他國領域、公海和公共空間，即特定國家的國內法律在他國領域、公海和公共空間之中賦予有關主體行使其權利（或權力）的作用力以及約束有關主體履行其義務（或責任）的作用力之總和。香港正在審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對以下罪行規定了法律的域外效力，即第二部叛國等（第十四條）、第三部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第十六條和第二十七條）、第四部與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第三十八條與四十六條）、第五部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等（第四十九條）和第六部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第五十五條）。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國安法已規定了域外效力。國安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根據不同罪名規定針對對象與香港國安法比較，可以看到《條例草案》的幾個特點。第一，域外效力針對的對象不同。香港國安法針對三類對象：永久居民、法人或非法人組織、非永久居民；《條例草案》針對三類以下對象：屬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永久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任何人。第二，統括規定與分類規定不同。香港國安法沒有對四種罪名分別規定域外效力；《條例草案》則根據不同罪名，分別規定域外效力所針對的對象。這也體現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遵循“一國兩制”原則。例如，《條例草案》第十四條針對的叛國行為者為屬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有別於非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或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成立、組成或註冊的法人團體；或不論是法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在特區有業務地點的團體。這樣的規定有特殊意義，因為就叛國行為而言，必須是所屬國家（或地區）的國民。香港是多元居民組成的地區，將非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不管是永久居民還是一般合法居民）排除，十分必要。符合國際法原則和各國通行做法《條例草案》第三十八條針對與國家秘密相關的罪行者為特區居民；在特區成立、組成或註冊的法人團體；不論是法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在特區有業務地點的團體。這裡僅規定特區居民是恰當的。不論是否屬中國公民，只要涉及國家秘密犯罪，均可成為主體，尤其是針對與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第四十六條針對的對象為任何人、屬中國公民的特區居民、在特區成立、組成或註冊的法人團體；或不論是法團抑或不是法團的在特區有業務地點的團體。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第四十九條針對的對象也是任何人。《條例草案》有關罪行具有域外效力符合國際法原則、國際慣例和各國通行做法。尤其是符合國際刑法通行的保護原則。國際法的保護原則，指每一個國家都有權採取任何符合國內法律的措施來保護本國利益。在現代國際刑法中，保護國家利益或者維護國家安全是現代國家主權的含義，保護原則因此被稱為安全原則。只要特定的行為侵害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與國民的個人利益，即便犯罪人身處國外，特定國家也可以發揮法律的域外效力，行使對該案的管轄權。《條例草案》規定法律域外效力是必然的，對於那些身在香港以外，卻積極策劃、組織、實施針對香港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士與組織，法律必然要作出積極回應。因此，香港行使域外管轄權不僅具有現實需要性，也符合國際刑法通行的保護原則，具有正當性。依靠國家力量推動域外效力不管香港國安法，還是完成立法後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執法不僅要重視發揮國安法律的域外效力，而且要全方位善用域外效力。筆者曾經撰文指出，首先要依靠國家的整體力量推動域外效力，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引渡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其次要善用通緝令制度和積極考慮通過個案移交的“專事專辦”方式，行使域外管轄權。第三，進一步確立針對法人組織的“最低限度聯繫”的管轄原則，將確定有關組織國籍的標準，從單一的註冊地擴展至在香港有實質性的財產聯繫地。這樣，如果法人組織在香港以外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就可以依據國安法對該組織在香港境內設立的與其有利益關聯的分公司、子公司、代表處或者其他機構提起刑事檢控。同時，可以考慮建立“明知”的連接點，例如，可要求為外國銀行維持代理賬戶的金融機構建立盡職調查政策，以便發現賬戶中是否存在洗錢行為。最後，在具體執行中可參照美國的“訴辯交易”制度，通過訴訟迫使被告方與美國執法機關和解，以認罪、認繳、繳納罰款與承諾不再違反美國國內法，換取司法管轄權的豁免，發揮威懾作用。 （作者係香港教育大學教授、香港湖北社團總會顧問，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文｜顧敏康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早前接受訪問時，點名批評香港8個商會及專業團體，稱它們資源充足，憧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自身卻未有足夠的實際行動參與。筆者認為，解決思路是扭轉觀念，認清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的真正角色。推動大灣區建設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又一重大決策和國家戰略。目標是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充分發揮三地綜合優勢，促成區內的深度融合，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為此，中央一直在主導推進大灣區向前發展。從2017年《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定》簽署儀式，到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從2021年的“兩個方案”，即《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到2024年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和《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前海總體規劃》）。大灣區的深度融合正在不斷推進，取得良好成績。但誠如媒體所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5周年，實際成績與目標尚存在較大距離，主要原因可能是兩個：3年疫情與粵港澳三地為自身發展而各自為政。從目前看，人才、資本、資訊和技術等要素跨境流動仍呈現單向開放。筆者因此認為，大灣區要做到深度融合和一體化，就必須扭轉幾個觀念。第一，現在香港仍有不少人在討論融入大灣區建設時，講的是“香港到大灣區做什麼”，還沒意識到香港就在大灣區內。這種觀念實際上就是對大灣區存在“距離感”。當然，關鍵是如何融合？筆者認為，融合可以是單向的，但更應該是雙向的。例如，利用香港的優勢平台，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作本身就是在推動大灣區建設。梁振英建議香港商會將它們的服務擴展至大灣區內地城市，這是深度融合的一種方式，但前提是大灣區建立統一的規則與制度。第二，應看到香港自身可以在大灣區的規則與制度建設方面發揮引領作用。《前海總體規劃》明確指出，到2030年與港澳規則深度銜接、機制高度對接，到2035年貨物、資金、人才、技術、數據等要素實現便捷流動、高效配置。換句話說，深港從“合作”變為深度“融合”，關鍵是規則深度銜接與機制高度對接。而與香港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主旋律，因為香港的規則和機制高度市場化與國際化，可以為大灣區營造優質營商環境提供標準與堅實基礎，則香港商會才會樂意將它們的服務擴展至大灣區內地城市。進而言之，與香港規則銜接和制度對接的大灣區不僅能夠與國際接軌和獲得國際認同，而且更容易吸引外資在香港設立大灣區總部。第三，大灣區三地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是建成一流灣區的關鍵，但廣東的九個城市加香港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和三個法域，規則銜接或制度對接存在明顯難度，靠三地自行協商解決恐怕脫離實際，因為三地均存在不同利益和主導權，唯有中央主導推動才是最佳選項。期待今年兩會後，中央將對大灣區出台更加利於深度融合的措施。 本文轉自《信報》 （作者係香江智滙秘書長，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文｜顧敏康《基本法》23條立法公眾諮詢已近尾聲，但公眾對23條立法的反應比預期冷靜，這是為什麼呢？本文希望就此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為，公眾反應比預期冷靜，主要原因可能是以下幾個：第一，公眾真正認識到2019年“黑暴”給香港造成的嚴重危害，認為香港需要有一個安定的環境。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港版國安法》實施至今，公眾也受到了生動的國安教育，大家看到香港又恢復了社會秩序，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第二，公眾看到香港法治秩序的重建，那些2019年“黑暴”以來的違法犯罪人士受到了法律的追究，而遵紀守法的人士卻不用擔驚受怕。第三，公眾看清了西方國家政客的醜惡嘴臉。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重視國家安全立法，因為國家安全關乎一個國家的存亡，必須通過專門法律加以維護。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當然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但是，西方國家政客秉持“雙重標準”立場，不斷抹黑《港版國安法》，這更加激發港人支持通過23條立法以全面維護國家安全。第四，因為有《港版國安法》的威懾，本地反中亂港者不敢搬弄是非、誤導或煽動他人。想起香港回歸初期，公眾不了解國安法，因為香港的本地法律中雖然有部分國安法條款，但並沒有真正實施；當時公眾害怕23條立法，因為反對派不斷扭曲與誤導，稱23條立法為“惡法”，導致2003年政府擱置立法。而因為沒有實施本地法律和23條立法，香港國安問題日顯突出。再者，香港回歸後維護國安的部門沒有建立起來，境外敵對勢力長驅直入，與香港本地反中亂港勢力勾結，最終導致2019年“黑暴”發生。2020年6月，《港版國安法》出台實施，香港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安法，也為23條立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此次23條立法，將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整合本地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條文，吸納國際新型國安罪行規定，與《港版國安法》有機配套，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完整法律體系，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無論是《港版國安法》，還是23條立法，都只是規定了基本底線、紅線，針對的是極少數人士。同時也規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公眾必須知道，一些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可以因維護國家安全以法律予以限制的，在國家安全面前，從無絕對的權利與自由。因此，只要平衡得當，就不會超越底線或紅線。毫無疑問，在“一國兩制”方針下，一些人士可以不喜歡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鼓動推翻這個制度，因為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同時，香港完成23條立法之後，也要防止將國安法泛化，不能輕易上綱上線，尤其要將危害國家安全罪與一般刑事犯罪相區分。法律講究證據與構成要件，需要法律專業人士來作出客觀判斷。總之，國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大家才能安心發展經濟，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本文轉自《信報》 （作者系香江智滙秘書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顧敏康筆者最近看到一些觀點，或是擔心被去“兩制”，或是擔心香港成為內地的一個城市，覺得作者的擔心和提醒是善意的，也是非常及時與必要的，應當引起重視。如果以《基本法》第五條規定的“五十年”不變來衡量，“一國兩制”已經走過了一半歷程。雖然在這過程中經歷了風風雨雨，但總體上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擔心香港被去“兩制”，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可以從兩方面看。從國際層面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試圖改變香港的形象，將香港等同於內地城市。2020年6月《港區國安法》出台實施以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根據美國法律簽署終止香港特別地位的行政令，實際上結束了香港有別於中國內地的關稅待遇；美國國會去年底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列明中國包括港澳為“海外敵對勢力”（Foreign Adversary）；不久前，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提出取消駐美香港經貿辦的類外交特權和豁免。當然，一些民間機構也在刻意將香港與內地趨同，包括將香港與內地的信用評級展望相提並論。面對如此困境，政府當然需要站出來，或是譴責，或是澄清，或是採取具體應對措施。從香港內部看，香港如何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堅持自身的獨特優勢，避免“內地化”，也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因為在西方國家極力去“兩制”的情況下，如何盡力展現香港的“兩制”優勢應該是非常緊迫的任務。香港要防止被“內地化”，就是要避免內地正在受到中央批評的一些不正之風，例如有媒體指出：香港的政治精英如何避免講排場、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鋪張浪費的現象？香港一些人士如何避免動不動就“上綱上線”，將一些普通問題往國安法上靠？現在的民意代表都是“愛國愛港”人士，他們如何在支持政府工作的同時，加強對政府的監察？對於這些疑問，應當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兩制”要長期堅持，也要擦亮“兩制”的特色。筆者因此建議：第一，要加強“兩制”的國際宣傳。國際上曾對香港充滿信心，如今美國等西方國家針對《港區國安法》而不斷採取去“兩制”的措施，最好的反制就是用事實說好香港的三大特色：《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仍然保持自由民主、多元包容、海納百川、市場開放、公平競爭、產權保護、廉潔透明。香港仍然有能力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仍然能夠扮演好引入外資、促進內企走向國際的“超級連絡人”。第二，進一步宣傳“兩制”深化發展的事實，尤其是中央最近出台的前海總體發展規劃，明確指出與香港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突顯香港法治的優勢與“兩制”的特色。總之，“一國兩制”的故事能否講好，關鍵要展示“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既要堅持“一國”的底線思維，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要堅持和發揚香港的獨特優勢；既要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香港去“兩制”的措施，又要防止“內地化”和杜絕不良作風。 （作者係香江智滙秘書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顧敏康香港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於1月22日舉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及兩個律師組織的主席分別發表致詞。為此，筆者發表三點感想如下。第一是關於《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張舉能認為23條立法是香港憲制責任，是“一定要立”的。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表示，23條立法可能受攻擊、被人質疑香港不再自由或法治已死，寄語23條立法必須清晰準確，“諮詢過程必須透明和徹底，以駁斥任何我們政府對民意充耳不聞的說法”。兩者都認同23條立法，但後者顯然更加注重立法諮詢程序。當然，把23條受攻擊或質疑與立法諮詢過程相連接是沒有必要的。毫無疑問，立法諮詢過程必須合理充分，以體現香港民主立法之精髓。但攻擊23條立法是西方政客本性與“雙重標準”使然，即使23條諮詢過程透明和徹底，仍然要被攻擊與抹黑。所以，關鍵是要堅持自信，既要做好本份工作，也要做好必要的反制工作。第二是關於香港法官執行《香港國安法》的問題。對香港的法官而言，國安法（包括23條立法）仍然屬於新的法律領域。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條規定：司法機構有責任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張舉能強調，履行這方面的責任並不代表法官會盲目將所有國安案被告人定罪，或在定罪後判處最高刑罰。因為，法官必須忠於法律，尤其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及第五條的規定，即必須充分尊重所有基本權利和法治原則。張法官尤其指出法院會按普通法原則處理涉及23條的案件，這當然也應當包括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筆者曾經撰文指出，香港法院也可解釋《香港國安法》。只要法官妥善平衡好《香港國安法》第三條與第四、第五條之間的關係，其作出的判決就應該經得起質疑與挑戰。第三是西方政客對香港法官施加壓力的問題。張舉能表示，法官履行司法制度，卻遭威脅制裁或報復，與法治背道而馳，絕對不能接受。林定國批評西方政客意圖污衊國安法，並向法官及司法人員施壓，干預他們審理國安案件，批評有關人士所謂的“關注法治”是偽善。律師會會長陳澤銘批評外部勢力威脅制裁法官、檢控官及官員，顯然是對司法、檢察和政府管治誠信的干預，違背法治核心價值。問題是，對於西方政客的這種行徑，香港能做什麼？林定國強調政府竭盡所能，在能力範圍內採取任何措施確保法官能毋懼威嚇，履行司法職能。這無疑是一種信心保證，但同時也應當說好香港法官的故事。香港有優秀的法官選拔制度，法官恪守司法誓言，確保司法中立。法官的判決未必令所有當事人接受，但大多數人會表示尊重法院判決，與律師商量後決定是否繼續上訴。這說明法官在大眾的心目中是正面的、受人尊重的。看一個地區法官的判決質量，不僅要看他們處理國安法案件的質量，更要看他們處理民事、商業案件的質量。誠如張舉能所言，香港各級法院每年處理50多萬宗案件，國安案佔比相當低，因此要向市民與來港營商者多介紹香港法官處理其他民事、商業等案件的實例，讓他們了解香港司法制度能夠為市民生活和來港營商提供安全保障。 （作者係香江智滙秘書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顧敏康1月30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特區政府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有九個章節，分別闡述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對國家安全風險及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體系、叛國及相關行為、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等活動、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建議條例的域外適用性和與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相關的其他事項。與特區政府2003年的立法草案相比，諮詢文件突顯了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國家安全的含義、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的闡述。最大的亮點就是充分體現「一國」的精神，將本地法例中的「國家安全」定義與國家法律中「國家安全」的定義保持一致，即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這種概念的一致性是完全必要的，避免了在「兩制」下對國家安全的不同規定。當然，在具體執行法律的過程中，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與成文法制度的有機融合將成為重要的特色。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這一點已經具有高度共識。但是，在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的情況下，如何進行23條立法也需要凝聚共識。諮詢文件指出：基本法第23條原則性和概括性規定了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但絕不意味只有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絕不意味香港特區只能夠立法防範、制止和懲治這七類行為。可見，香港特區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應隨着時代發展變化，妥善應對國家面對及將來可能面對的傳統和非傳統國家安全風險。所以說，23條立法不僅是履行憲制責任的問題，更是構建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重要舉措。香港國安法主要針對2019年黑暴中四種典型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並沒有涵蓋23條的全部罪行。基本法第23條涵蓋七種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包括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以及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其中，只有分裂國家罪和顛覆政府罪已經由香港國安法作出規定，其餘五種罪行仍然需要香港自行立法處理，並制定相應配套規定，如域外效力規定。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是非常普遍與正常的事情，西方政客沒資格質疑。事實上，西方國家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遺餘力，其法律之多也是令人震驚，例如，美國最少有21部，英國最少有14部，澳洲最少有4部。毫無疑問，這些國家的法律規定為23條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也更增強了立法的信心。例如，特區政府在草擬「隱匿叛國」罪行時，參考了《美國法典》第18篇第115章第2382條；澳洲《刑事法典》第80.1（2）（b）條；加拿大《刑事法典》第50（1）（b）條。此外，特區政府在域外效力方面，也參考了國際法原則及國際慣例、現行香港國安法的規定。諮詢文件展示了23條立法貫徹的基本原則：「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及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應當按法治原則堅持積極預防，依法懲治。這三個原則，彰顯了23條立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23條立法不僅要全面應對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可預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外，而且要考慮在執法權力、訴訟程序及維護國家安全機制等方面的立法需要（包括與香港國安法的銜接、兼容和互補）。因此，23條立法除了要整合與修改已有的本地法例，如《刑事罪行條例》中的有關罪行規定，還要針對相關行為作出新的規定。如第6章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等活動」。 一如筆者所料，諮詢文件剛發表，便立即遭到美西方的抹黑攻擊。例如英國保安國務大臣圖根達特聲稱23條立法諮詢「只會摧毀香港」云云。有關言論不僅屬於干預別國內政，而且是出於政治及自私自利的考慮。道理很簡單，英國自己有國安法，卻不希望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是因為害怕其干預香港事務的行徑受到法律制裁。 西方政客無資格質疑 據報道，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早前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爆料說，中國目前仍然是中情局的首要目標，因此成立了一個「中國任務中心」，作為中情局的單一國家任務中心，負責協調整個機構的對華工作。很明顯，中情局為刺探中國情報，一定存在間諜活動，而23條立法必將成為其眼中釘、肉中刺。特區政府一定要頂住壓力，在諮詢期內積極做好解說工作，消除對立法的疑慮，並對社會各界的建議積極回應，進一步完善立法草案。 （作者係香港教育大學教授、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副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顧敏康香港國安法有幾個程序條文可能與某些國家有所不同，但通過具體分析，也可以看到這些條文存在的合理性，因為香港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個實行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域，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既要確保香港司法獨立，又要兼顧保護國家安全的國家事權。先看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證明書）的規定，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這條特別規定的出台是基於“一國兩制”的背景：第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在涉及國家秘密時，法官無法全盤掌握相關情況，因此需要行政長官發揮證明作用；第二，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便意味着法院不能進行司法覆核。道理很簡單，因為證明書所依據的資料涉及國家秘密，可能超越地方區域範圍，也不會披露，香港法院因無法掌握有關資訊而作出適當判斷。再加上國家安全情況非常複雜，有關應對政策或決定需要及時作出，而司法覆核可能導致對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不可挽回的損害。然而，這個規定從一開始就存在程序方面的不確定性。從程序上講，如法院不提出，行政長官可否主動發出證明書？如果行政長官無法主動發出證明書，就意味着法院可以迴避證明書的規定。為此，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經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釋》並予以公告。釋法進一步明確了第四十七條規定，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中遇有涉及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有關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應當向行政長官提出並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書，上述證明書對法院有約束力。也就是說，法院有義務主動向行政長官要求發出證明書，從而避免出現真空。 指定法官並無影響司法獨立 第二是指定法官的規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從裁判官、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上訴法庭法官以及終審法院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也可從暫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政長官在指定法官前可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香港國安法下的行政長官指定法官，是從已有法官（包括暫委或者特委法官）中選定一批符合資格的法官或法官名單，是根據法官的資歷、專長等考慮選定審理國安罪案件。有學者指出，可能考慮的因素和標準包括有關法官的國籍以及以往審理案件的專長和經驗等。指定一批法官辦理案件與指定某一法官辦理某個案件是顯然不同的，因為最終由哪位國安法官審理哪個國安案件是不確定的。而且，行政長官指定法官也不會是任意的行為，事前可諮詢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專業意見，以形成最後的名單。至於某一個具體國安案件由哪一名國安法官審理，仍是按照現行司法規則辦理的。一般來說，司法獨立通常包括機構獨立、權力獨立、預算獨立、法官獨立等方面，如果以這些因素作為判斷標準，可以清楚看到，行政長官指定法官是履行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的職責，並無影響到司法獨立。進而言之，行政長官指定法官不會影響基本法第8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第三是移交處理的問題。香港國安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二）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其實，這條規定屬於防禦性規定，即當香港出現以上三種非常特殊、罕見的情況時，才可以將危害國家安全罪的疑犯或被告移交內地法院管轄。在一個國家領域內，當一個地區法院無法處理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時，將其移交中央政府管轄處理，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維護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中央在堅守“一國”和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下將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任務交給香港處理，但保留最終的處理權責，這是一點都不過分的事情。當然，既然需要符合三種非常特殊條件，就說明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履行管轄權的，只是保留必要的抓手，以體現中央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是有實質性話語權的。 香港法治指數排名高於美國 最後要指出的是，根據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2023年法治指數，在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位列第23位；至於批評香港的美國，排名是第26位。其中在“廉潔”、“秩序與安全”、“監管執法”、“民事司法”、“刑事司法”等細項上，香港排名均高於美國。這當然要歸功於香港法治水平高，這個排位說明香港的法治環境能夠確保國安法的有關程序規定沿着法治的軌道進行，也能夠抵禦任何對香港國安法的無理抹黑。 （作者係香港教育大學教授、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執行會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