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敏康 2月22日，「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重要講話。香港有不少人士開始議論此次專題研討會所透露出來的重大信號，並作出各種解讀。 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先生就已一再提出「要由愛國者治港」的主張。今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述職報告時進一步指出「愛國者治港」，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 毫無疑問，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是將「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具體化、明確化了。首先是明確誰可以成為愛國者，有三方面的標準：第一，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第二，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第三，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而更重要的內容，在於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和完善相關制度。 按照夏寶龍的講話，就是要「要多措並舉，綜合施策，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落實出選或就任公職人員的宣誓制度 香港有關公職人員的選舉制度主要涉及幾個方面：第一，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第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第三，行政長官選舉。 而這些層面制度改革的重點就是要真正落實初選或就任公職人員的宣誓制度。日前，特區政府公佈《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簡稱《條例草案》）的內容。法案有六項重點：其一，清楚解釋有關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提述； 其二，引入區議員須作出宣誓的規定； 其三，在《宣誓及聲明條例》中加入具體宣誓要求，以及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的後果； 其四，統一監誓人安排； 其五，法案提出修訂《立法會條例》和《區議會條例》，訂明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人士，喪失出任相關公職資格，並完善處理有關情況的機制； 其六，法案在行政長官、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加入限制，任何人如因曾拒絕或忽略作出宣誓而被取消就任相關公職的資格，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即喪失在五年內於相關選舉中被提名或當選的資格。 香港特區政府2月23日公佈公職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 圖自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方面規定了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正面清單行為主要是六項，即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擁護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中央根據《基本法》對香港特區行使管治權；擁護「一國兩制」原則的落實、維護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擁護在《基本法》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區繁榮穩定的目的；以及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維護香港特區的利益。 而負面清單的行為主要包括，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擁有並行使主權；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長官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秩序；侮辱或貶損國歌等國家主權象徵和標誌。 可以預見，一旦《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就在有關選舉制度上紮緊了一道「籬笆」，確保愛國者才有資格履行相關公職。當然，只有《條例草案》的規定未必足夠，還需要在具體制度上做出規定。 例如，民間已經有人提出設立權威機構「評核」參選人是否符「愛國者」標準的建議，這是值得考慮的。過去，立法會和區議會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由選舉主任作出判斷的。但是，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一些「攬炒派」參選人被認定具有參選資格。這說明，每個選舉主任的判斷標準不一致，確有改革的必要。筆者認為，設立權威機構對立法會、區議會以及特首選舉委員會參選人進行專責評核，根據統一的正面和負面清單，可以作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認定。 此外，民間還有一個建議是考慮取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的區議會席位。因為現時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之中，有117席來自「港九各區議會」及「新界各區議會」。由於本屆區議會由民主派主導，選管會界別分組選舉則採取全票制，由區議員選出。有人擔心按照現時制度，117席將有很大機會落入民主派手中，因此要通過改革以減少這方面的席位。 不過，筆者並不同意這一建議，諸如此類的提法並非出於深思熟慮。首先，從2016年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情況看，選情比較激烈，1239名候選人競逐733個席位，最終1194個選委會席位全部順利產生。其中，愛國愛港陣營合共取得逾870席位，繼續保持優勢。 其次，我們也應該看到，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反對派在行業界別及立法會等範疇擁有325票。在區議會，當時泛民席位未過半，全數117人由建制派獲得。 第三，現在泛民奪得過半數區議會議席，且席位數量更是高於上屆的建制派，因此未來獲得117個名額的可能性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條例草案》的通過，大量不符合資格的人士將被取消參選資格。再加上，如果特區政府恢復區議員委任制度，愛國者重新超過區議會半數議席也不是沒有可能。 第四，目前民間正在討論香港特首究竟是「選舉」產生、還是改為「協商」產生。《基本法》第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如果下一屆特首是以「協商」形式產生，則即便泛民取得442（325+117）票，也不能左右愛國者特首以「協商」方式產生。  慎重對待《基本法》修改問題 那麼，「愛國者治港」這個根本原則是否要在《基本法》的具體條文中得到體現呢？如果要體現，是否需要修改《基本法》？這些問題也在香港輿論場熱烈討論。 《基本法》不是不可以修改，但不能輕言修改。誠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所言，當年中央為了讓香港人放心，在經歷漫長的諮詢過程以後，才制定並通過《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確保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因此修改《基本法》需要十分謹慎。 再者，修改《基本法》是一件大事，必須遵循《基本法》第159條之規定。其實，《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其第三條的「港人治港」立法原意就是鄧小平先生當時所講的「愛國者治港」原則。因此，沒有必要通過修改《基本法》來重新強調。比較順理成章的做法，就是特區政府刊憲的《條例草案》，一旦經立法會通過，就已經對「愛國者治港」有了具體明確的規定。 同樣的，《基本法》第45條規定特首可以「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一旦根據香港實際情況改由協商產生特首，則也無需修改《基本法》。 不過，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日前表示，特首可由協商產生，但《基本法》承諾特首也可由「普選」產生，如果特首由協商產生，必先修改《基本法》。 但筆者認為，湯先生所指的修改應該是《基本法》附件一中有關特首選舉的安排。這裡就涉及到《基本法》規定的普選問題和附件一的修改問題。 《基本法》第45條第2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從過往20多年的實際情況看，香港的當務之急是必須先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安排。在這一過程中，協商產生特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規定的選項。待到有關「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完善之後，特首的產生仍然可以朝著《基本法》規定的「普選」方向進行。 那麼，如果現在決定由協商產生特首，《基本法》附件一是否需要修改呢？這當然是一個假定的問題。但是，如果要出臺協商辦法，則可能需要考慮修改附件一。 附件一是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其第一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條關於通過選舉產生特首的規定顯然與協商產生特首的規定不同。但是，既然201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那麼現在也可以專門作出關於特首協商產生的有關決定；由特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規定作出修正案，向香港特區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當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制定有關香港特首協商產生辦法，而無需修改附件一，也是一個可能的選項。 圖自香港司法機構網站 司法機構的「愛國者治港」要求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參加完2月23日的港澳研討會後表示，中央已經下定決心要利用國家憲法賦予的權力，主導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目標是要確保「愛國者治港」，令所有機構都由愛國者主導。 很顯然，由此產生的問題便是司法機構如何以愛國者主導？ 2014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但《基本法》第82、92條允許外籍法官成為「治港者」，存在的「雙重效忠」問題如何協調？ 筆者認為，《基本法》第104條規定了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一種法定義務，不容違反。外籍法官既然選擇在香港司法機構工作，當然不能違背有關誓言。 因此，作為香港特區的法官也必須符合以下兩條行為標準：第一，必須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必須維護香港國安法的權威；第二，尊重和維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如果要進行司法改革，首先就應該改革現有的《法官行為指引》，將這兩條行為標準加入其中，並接受社會監督。 香港內部關於新移民的待遇問題已爭論多年 資料圖來自港媒 起用「新香港人」符合「愛國者治港」要求 最後，要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制度，還需要特區政府徹底改變觀念，大膽起用「新香港人」。筆者早在2016年就提出「新香港人」的概念，但並未引起特區政府的重視，因此今天覺得更有必要再次提出這一概念。 當然，「新香港人」這一概念應該是一個開放話題，至今尚未有明確統一的概念。筆者所說的「新香港人」，應該是指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並確認香港回歸後（有作者將這段時間界定為「回歸轉型期」）從世界各地來港定居者，尤其是具有內地背景的人士。如果按此標準進行人口統計，香港大約有200萬「新香港人」，大約占700萬總人口的三成。 用「回歸轉型期」這根標杆來劃分出「新香港人」，是為了點出回歸轉型期間形成的這代人可能具有一些新的共同特點：第一，他們多數來自內地或從西方留學歸來，幾乎沒有經受殖民影響，主人翁意識較強；第二，具有全球視野，相對理性包容，對中西文化接受性較強；第三，對內地、臺灣等地的政治鬥爭耳濡目染，對極端政治比較反感；第四，尊重和守護香港核心價值觀，視自己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第五，比較與時俱進，敢於迎接新的挑戰。 雖然「新香港人」的特點也可能從本土香港人或早期香港人身上找到，但可能無法形成一個群體的共性；尤其是「新香港人」的這些共性與視內地人為「蝗蟲」、一味去大陸化的部分所謂「本土人士」（其實他們中的有些人也並非土生土長），形成鮮明對比。 應該說，「新香港人」的這些特性，能為他們即將成為香港新的政治力量奠定良好基礎。但令人遺憾的是，香港回歸20多年來，港府在提拔、起用「新香港人」擔任公職方面，幾乎無所作為，這一點當下尤為值得深刻反思。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院長來源：觀察者網

文/顧敏康 「愛國者治港」是落實好「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原則，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愛國者治港」的核心點就是不能讓亂港分子和分裂分子染指香港公權力。為此，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完善現有的選舉制度。 香港有關公職人員的選舉制度主要涉及幾個方面，第一是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第二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第三是行政長官選舉。在這方面，香港有不少人士提出了建議。例如，取消區議員在特首選委會中的名額，由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或其他界別人士替代；立法會的五個與區議會相關的席位也應當取消；特首由選舉產生改為協商產生等。 設委員會審查參選人資格 筆者認為，完善選舉制度的關鍵是要把好「三道關」：資格審查關、宣誓關和DQ關。 首先是資格審查關。就是對所有參選或就任公職的人事先進行資格審查。在這方面，改革和完善的重點就是要成立一個權威機構，或者稱為「資格審查委員會」。在過去，立法會和區議會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由選舉主任進行判斷的。但是，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一些攬炒派參選人被認定具有參選資格。這說明，每個選舉主任的判斷標準不一致，確有改革的必要。 筆者建議，設立一個由愛國人士組成的資格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在駐港國安公署和警務處國安處的協助下進行工作，專門對立法會、區議會以及特首選舉委員會參選人進行專責評核，就能根據統一的正面和負面清單，作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認定。尤其要防止一些嘴上說愛國，但行為卻與「港獨」無異的參選人蒙混過關。 其次是把好宣誓關。筆者十分期待特區政府目前已展開的有關工作。不久前，特區政府公佈《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內容。法案有六項重點，一是清楚解釋有關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提述；二是引入區議員須作出宣誓的規定；三是在《宣誓及聲明條例》中加入具體宣誓要求，以及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的後果；四是統一監誓人安排；五是法案提出修訂《立法會條例》和《區議會條例》，訂明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人，喪失出任相關公職資格，並完善處理有關情況的機制；六是法案在行政長官、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加入限制，任何人如因曾拒絕或忽略作出宣誓而被取消就任相關公職的資格，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即喪失在五年內於相關選舉中被提名或當選的資格。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條例草案》在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方面規定了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正面清單行為主要有六項，即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擁護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中央根據基本法對香港特區行使管治權；擁護「一國兩制」原則的落實、維護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擁護在基本法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區繁榮穩定的目的；以及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維護香港特區的利益。 而負面清單的行為主要包括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擁有並行使主權；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長官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秩序；侮辱或貶損國歌等國家主權象徵和標誌。可以說，《條例草案》一旦獲得通過，就在有關選舉制度上紮緊了一道「籬笆」，確保真正愛國者才有資格履行相關公職。 確保違誓人員可立即被DQ 第三是把好DQ關，就是要在制度上確保違反誓言的人可以被立即DQ。目前，關於DQ公職人員的標準已經十分具體明確，需要關注的是執行問題。筆者為此建議通過法律賦予「資格審查委員會」相應權力宣告有關DQ的決定。 筆者認為，把好「三道關」是從管治角度確保「愛國者治港」，而不是單純從選舉角度去考慮輸贏的問題，不然會失去焦點。坊間有一個建議是考慮取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的區議會席位。因為現時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之中，有117席來自「港九各區議會」及「新界各區議會」。由於現屆區議會由攬炒派主導，有人擔心按照現時制度，117席很大機會落入攬炒派手上，因此要通過改革減少這方面的席位。 筆者認為這種建議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從2016年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情況看，在最終產生的1194個選委會席位中，愛國者陣營合共取得逾870席位，繼續保持優勢。其次，也應該看到，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泛民」方面在行業界別及立法會等範疇擁有325票。在區議會方面，當時全數117席是全由建制派獲得的。第三，現在攬炒派奪得過半數區議會議席，且席位更高於上屆的建制派，因此未來獲得117個名額的可能性很大。但應該看到，隨著《條例草案》日後通過，大量不符合資格的人士將被取消參選或就任資格。如果特區政府考慮重新恢復區議員委任制度，愛國者重新超過區議會半數議席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華人學術網絡成員來源：大公報

文/顧敏康 「愛國者治港」這個概念，香港人一定不會陌生。早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就已經一再提出「要由愛國者治港」的主張。為什麼要由愛國者治港？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香港回歸前，與內地本來就是「兩制」；香港回歸後，是在「一國」之內實行「兩制」。這個時候的「兩制」有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香港要由愛國者治港，就是鄧小平講的治港者「必須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換句話說，分裂分子或「港獨」分子不能成為治港者。令人遺憾的是，鄧小平的這個主張並沒有得到充分認識和重視，相應的制度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導致建制機構被「黃絲」、分裂分子、「港獨」分子大量侵蝕；導致「非法佔中」「修例風波」的爆發。這些情況存在，迫使中央出手，先是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隨後又出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等，強調公職人員必須效忠，「港獨」者不能擔任公職。 治港根本原則 現在重提「愛國者治港」，說明回歸二十多年來的香港必須撥亂反正，回歸初心。今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述職報告時進一步提出「愛國者治港」，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將「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具體為三個方面：第一，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第二，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第三，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而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就要完善相關制度：第一是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第二是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第三是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第四是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第五是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認為，「愛國者治港」是習近平主席在對「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二十多年來實踐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對這一理論、制度的繼承、發展和升華，上升到「根本原則」的高度來認識這一關鍵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行動指導意義。筆者完全同意這種說法，並認為夏寶龍主任的講話是對「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的具體化，具有實操性。 既然是根本原則，港府就應該嚴格貫徹之。規定公職人員宣誓效忠是一個重要步驟，在法治軌道上進一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也是重要一面，但更應該改變觀念，大膽啟用新香港人。香港700多萬人口中，來自內地的新移民超過40%。他們是「新香港人」，他們奮鬥在香港的各行各業，已成為香港建設的中流砥柱。 「新香港人」應成為管治的中堅力量 筆者早在2016年就提出「新香港人」的概念。新香港人應該是指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並確認香港回歸後（有作者將這段時間界定為「回歸轉型期」），從世界各地來港定居者（尤其是具有內地背景的人士）。如果按此標準進行人口統計，香港大約有200萬新香港人，佔香港700萬人口約三成。 用「回歸轉型期」這根標杆去劃分出新香港人，可能是為了點出回歸轉型期間形成的新香港人可能具有一些新的共同特點：第一，他們多數來自內地或從西方留學歸來，幾乎沒有經受殖民影響，主人感意識較強；第二，他們具有全球視野，相對理性和包容，對中西文化接受性較強；第三，他們因其人生經驗，對政治鬥爭耳濡目染，對極端政治比較反感；第四，他們尊重和守護香港核心價值觀，視自己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第五，他們比較能夠與時俱進，敢於迎接新的挑戰。 雖然，新香港人的特點也可能從本土香港人、或早期香港人身上找到，但可能無法形成一個群體的共性；尤其是新香港人的這些共性與視內地人為「蝗蟲」、一味去大陸化的「本土人士」（其實他們中的有些人也並非土生土長）形成了鮮明對比。應該說，新香港人的這些共性，也為他們即將成為香港新的政治力量奠定良好的基礎。令人遺憾的是，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港府在選拔新香港人擔任公職方面幾乎無所作為，值得深刻反思。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顧問 來源：香港商報

文/顧敏康 港府於2月19日宣布，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將於3月1日起出任廣播處長，接替提早半年解約的梁家榮。此消息既令人高興，也令人有些擔憂。高興的是香港電台（港台）這個公營機構終於更換新的「掌門人」了，希望這個拿納稅人錢的公營電台多做點利港利民的事情。擔憂的是，港台已經病入膏肓，在李百全的領導下，是否能夠起到「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作用？　說香港電台已經病入膏肓，是有事實依據的：在修例風波中，港台節目《頭條新聞》抹黑警隊；記者詢問世衛組織是否會重新考慮台灣的成員資格，公然鼓吹「台獨」；以及包庇「黃記」利君雅等，不僅引發投訴潮，而且還有市民通過律師代表提出私人刑事檢控，控告梁家榮五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這些都是梁家榮擔任港台負責人時發生的事情，肯定是屬於「責無旁貸」的事情。　港台問題出在哪裏　港台之所以會出現這些性質嚴重的問題，關鍵在於幾個方面。　第一是沒有擺正自己的定位，片面強調自己是一個傳媒機構，可以享受編輯和言論自由，更沾染了香港傳媒的普遍歪風，即以非客觀的事實批評政府，誤導公眾。其實，編輯和言論自由從來都是有底線的。港台更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受到《香港電台約章》（《約章》）的約束。《約章》B節規定香港電台的公共目的及使命；第4點列出要讓市民認同公民身份及促進公民社會發展，方法包括：提供準確而持平的新聞報道、資訊、觀點及分析，以加強市民對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認識；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及其在香港實施情況的認識；以及提供讓市民了解社會和國家的節目，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可見，港台偏離《約章》的行為，才是引起大眾不滿的焦點。　第二是香港電台的不少製作人員至今沒有改變錯誤思維，仍然堅持認為政府公布的《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報告》）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打壓編輯自由」。《報告》指出，在處理爭議和敏感編輯事宜時，港台主要透過口頭方式執行現行編輯「上報」和「必須上報」機制，沒有設立在節目製作前、製作期間及播放前執行質素保證或違規風險管理措施，一直無按《約章》規定，就關乎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及質素的事宜，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但香港電台工會發言人卻仍然聲稱上報機制不符合效率和不切實際。這位發言人恰恰忘記了，就是因為相關機制缺失，港台才會發生一系列偏離《約章》的事情。　第三，港台公務員被要求於2月28日前遞交簽署的效忠聲明。據立法會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度，港台共有844名全職員工，其中689人是以公務員合約聘用。但據媒體報道，一些公務員可能會採取陽奉陰違的做法，現階段仍會簽署聲明，「唔簽就一定要走，好難話突然離職，亦唔想貿然因為呢份嘢大家就走晒」。日後工作會如常完成，「嘢照做、照問，唔會因為紅線避開，做返平時嘅嘢，佢要點樣處置就處啦」。這些公務員應該是港台的隱患，將來更需要嚴格監管。筆者倒是奉勸有這種想法的人士，不如趁早走人，省得將來因違反誓言而負上法律責任。其實，《約章》規定十分清楚，那就是「提供準確而持平的新聞報道、資訊、觀點及分析」，報道真相和指出政府的不足完全必要，但不應該故意混淆是非，無端抹黑，這才是紅線。　有無傳媒經驗並非必要　李百全於1990年8月加入政務職系，具有豐富的政務經驗。他沒有傳媒經驗，屬於「空降部隊」。但正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指出，過往的廣播處長並非有廣播經驗的就一帆風順，沒有廣播經驗的就不能執行《約章》賦予的權力。今次以政務官擔任相關職位，是要反映人選在廣播及行政和政策方面的能力均有需要。《報告》同時建議港台制訂一套全面的編輯政策及詳細指引，供所有港台工作人員遵守，並與顧問委員會建立積極的夥伴關係，此外亦要改善處理投訴機制，增加透明度。筆者也認為港台負責人是否有傳媒經歷並不重要，關鍵看其是否能夠帶領港台重新出發和挽回公眾對港台的信心。港台曾經病入膏肓，亟需刮骨療毒，施以猛藥。希望李處長勇敢站出來，堅定按《約章》辦事，帶領港台重新出發，邁向新里程。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 來源：香港商報

文/顧敏康 2021年1月23日至26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武漢舉行。筆者作為湖北政協委員，一年之後又來到武漢參會。在汽車接我前往酒店的路上，我看到市區街道非常乾淨，街上人來人往，但都戴着口罩。司機告訴我，武漢現在非常安全，大家十分注意防控。去年1月23日，是武漢封城的日子。那時候，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不知道結局會是如何。但是，英雄的湖北人民僅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就初步遏止疫情蔓延勢頭，用3個月左右時間就取得武漢保衞戰、湖北保衞戰的決定性成果。自去年5月18日以來，連續8個多月沒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安全的湖北得到廣泛認可。 港府應檢視不足 政府也千方百計保住市場主體，精準實施減稅降費、延期還本付息等大規模企業紓困措施。全年新增減稅降費超過1000億元，金融系統讓利407億元，新增社會融資規模首次突破1萬億元。普惠小微企業貸款餘額增長26%。也就是說，湖北省不僅有效控制了疫情，而且也扛住了疫後恢復重振的歷史性大考，生產總值恢復到去年的95%以上，為全國乃至全世界樹立了防疫和發展經濟的「湖北樣板」。 回過頭來看香港的抗疫，感覺香港政府要學習湖北的地方太多了。港府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抗疫，卻爆發一波又一波疫情，令人失望。 首先，湖北政府追責到位，防控得力。港府卻從一開始就缺乏全盤統籌，毫無章法可言。港府幾乎每天都在報告確診數字，卻對防疫中出現的失職行為沒有追究任何責任，有違權責相當的原則。第二，湖北政府封城及時，封區檢測有序。港府雖然一開始封關，並推行隔離措施，但漏洞百出。容許船員、航空機組人員抵港後毋須被強制隔離，只須進行醫學觀察。即使在今年1月23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表示擬修改現有對機組人員豁免檢疫的規定，要求他們抵港後須於酒店檢疫14天，但沒有表明落實時間。港府採取部分地區封閉強檢措施，這是好事，但也暴露出問題。一開始是提前告知，而不願被封閉檢測者早已離去。即使港府在以後幾次「封區」時調整措施，做到不提前披露，雖有效果，但倘若一開始就如此作為，則香港不僅可以早日恢復通關，而且可以令經濟早日復甦。第三，湖北政府既抓防控，也抓經濟發展。港府不僅防控失當和不力，而且在恢復經濟方面也毫無章法。疫情打擊之下，大量企業面臨困境或倒閉，失業率急劇上升。政府唯有迎難而上，及時出台良策，下半年經濟復甦才有希望。第四，港府要徹底改變觀念，在疫苗選擇上要表現果斷，更不能唯「洋貨」至上，歧視內地疫苗。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來源：信報

文/顧敏康 1月29日，國務院港澳辦與香港中聯辦同時發文，譴責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夏博義發表謬論，指其喪失法治精神與法治原則，挑戰國安法更是自不量力。港澳辦尤其指出，在少數反中亂港分子的騎劫下，香港大律師公會已經偏離了一個專業團體應有的行為規範，政治化勢頭日益加劇……香港的法律話語體系任由其操控的局面已經成為過時的老黃曆，現在是時候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了。言已至此，改革大律師公會已經成為必然。 改革三部曲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大律師公會要主動與公民黨切割，回歸專業形象。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先生曾指出：在同樣以律師為主體的公民黨沒落之此刻，大律師公會似乎正取代公民黨的角色，並且重蹈其不歸路。大律師公會是一個法律專業組織，必然不能像公民黨那樣處處政治掛帥，誤導公眾，失去應有的公正理性。也許有人會問，現在大律師公會由持政治立場鮮明的夏博義把持，切割之說似乎不可行。那麼，改革的第二、第三步就應該擺上議程了。 改革的第二步，是考慮對大律師公會的執行委員會（The Bar Council，執委會）這個行使公權力的組織規定必要的義務。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先生撰文指出：執委會可以被視為公權力機構，因為執委會行使兩項公權力：第一是「頒授專業資格權」；第二是「紀律處分權」。香港國安法第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一般而言，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人士均可視為公職人員。可見，將執委會的理事們視為「公職人員」具有合理性，而公職人員應該履行宣誓義務。馮先生的這個建議並非要求全體大律師履行宣誓義務，而僅僅是規定行使公權力的執委會理事履行宣誓義務，因此是可行的。至於要求執委會的外籍理事宣誓效忠是否合理的問題也很容易回答：香港《宣誓及聲明條例》要求所有司法人員宣誓，其中當然也包括外籍法官。 成立處理大律師違紀行為機構 改革的第三步，可以考慮成立專門機構或法庭，專門處理大律師違紀違法行為。《法律執業者條例》第37條賦予大律師紀律審裁組的紀律處分權力：（a）譴責有關大律師；（b）暫時吊銷該大律師在一段其指明的期間的執業資格；（c）命令從大律師登記冊上剔除該大律師的姓名；（d）命令該大律師向申訴人支付一筆不超過與該申訴人的爭議事宜有關而曾支付予或須支付予該大律師的一筆或多於一筆款額；（e）命令該大律師支付一筆不超過$500,000並須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的罰款；（f）命令該大律師支付該審裁組的法律程序的事務費及附帶事務費，以及支付與該審裁組席前的事宜有關的任何事前研訊或調查的事務費，該等事務費由高等法院聆案官按完全彌償基準評定；或命令該大律師支付一筆該審裁組認為屬合理分擔該等事務費的款額；（g）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命令。可見，大律師紀律審裁組的權力很大。如果這個組織由持政治立場的人士掌控，可能會對一般大律師產生負面作用。因此，通過修改法律，將執委會的這個公權力移出，成立專門的機構或法庭行使這個公權力，也是一種可行的想法。 在這方面，不妨參考同樣是普通法地區的做法。例如，西澳大利亞州成立法律執業委員會（Legal Practice Board），專門負責對州內所有法律執業行為進行監管、發放法律執業證書等。新南威爾士州設置法律服務專員（Legal Service Commissioner），賦予處理律師投訴並對違規律師進行紀律懲戒的權力。英國設置獨立的出庭律師標準委員會（Barrister Standards Board），可以對大律師的執業失當進行書面警告（Written Warning）或不超過1,000鎊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以交紀律法庭（Disciplinary Tribunal）去處理。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Law Practitioners Act），新西蘭地區律師會成立投訴委員會，負責調查對從業者的投訴事宜。如果投訴的行為足夠嚴重到可以提出檢控，投訴委員會會將事宜轉交專門法庭處理。法庭分為地區紀律法庭（District Disciplinary Tribunal）或新西蘭紀律法庭（The New Zealand Disciplinary Tribunal）。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來源：文匯報

文/顧敏康 如同美國一樣，英國也非常希望成為「世界法治燈塔」，為此而不遺餘力地標榜自己法治如何完美。不過，英國的一些政客們最近卻不小心揭開了其法治的面紗：原來他們所標榜的法治只不過是違背國際法而粗暴干涉他國內政；只不過是被政治和「雙標」左右的法治。 蠻橫干涉香港司法 話說香港律政司就黎智英等九人涉及的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特意聘請了英國御用大律師大衛．佩裡（David Perry）為主控官。這在香港本來是一種慣常的做法，在港英時期已經存在，香港回歸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後仍然繼續存在。雖然從香港法律發展的角度看，這種做法可能存在爭議，尤其當涉及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案件時，律政司本應優先考慮委聘懂得內地與香港兩地的法律專家擔任外判主控官。選擇英國法律專家雖然在表面上延續了普通法的傳統，但在觀念上卻表現出輕視本地既懂香港法又熟悉內地法律的專家，未必不是一種捨本求末的做法。 即便如此，律政司聘請大衛．佩裡作為黎智英案的主控官卻引來了英國一些政客們的非難。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公開指責大衛．佩裡接受聘任是「唯利是圖」，認為「該案損害港人自由」；前外交大臣聶偉敬撰文稱：「黎智英案是政治檢控，佩裡有權因良知而拒絕受聘」；前司法大臣范克林稱：「佩裡必須退出，其不可能在維持角色的同時又符合英國價值」云云。 有趣的是，這三位政客分別從三個方面揭開了英國法治的面紗。 藍韜文將大衛．佩裡提供法律專業服務視為唯利是圖，是打了英國律師界一記耳光：將律師提供專業服務等同於唯利是圖，那是對英國律師的集體侮辱。但在那些政客的眼裏，律師不過如此。 聶偉敬認為黎智英案屬政治檢控，那既是對英國法治的侮辱，也是對香港司法的蠻橫干涉。明明是黎智英涉嫌犯罪，律政司按依法提出檢控，卻被說成是政治檢控，視法律為真空。這也是「你跟我講法律，我跟你講政治」的典型表現。 范克林認為大衛．佩裡必須退出，因為他受聘出任主控官不符合英國價值。換句話說，為了英國的政治利益，大衛．佩裡必須放棄法律服務，這是多麼虛偽的法治。更令人遺憾的是，面對英國政客這些公然違反法治精神的做法，香港和英國的大律師公會卻選擇沉默，這是多麼可悲的情況。 自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之後，英國一些政客們時時放不下「殖民」心結，不斷打著維護《聯合聲明》的旗號插手香港事務。他們的這種做法就是想進一步製造香港的混亂局面，好從中坐收漁利。 走自己的普通法發展之路 行筆至此，筆者不僅想起2019年11月14日傍晚，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英國倫敦出席活動時遇襲受傷一事。此事發生在英國，說明了兩件事：第一，暴徒們敢於公然襲擊鄭若驊，與英國政客們的袒護、慫慂脫不了幹係。第二，事發之後，中央及特區政府不僅譴責暴行，而且要求英方立即徹查這起事件，全力抓捕兇徒，將肇事者繩之以法。但事發至今，未見有任何進展，難道真是英國警方當法治為兒戲？ 香港有祖國作為堅強的後盾，英國插手香港事務不僅不會得逞，反而會受到反制。對付「列強」行徑，特區政府不僅要硬起來，更需要轉變觀念，按照「一國兩制」精神走自己的普通法發展之路。誠如王貴國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言：香港法律界的相當一部分人歷來以英國馬首是瞻，在法律解釋等方面動不動就以英國人是如何如何說的為準則，從而漸次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以及法律的部分解釋權。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法律、香港特區的法例應如何理解，難道英國人或是其他外國人比中國人更有發言權？ 筆者有理由相信，「一國兩制」不等於香港的普通法與內地的成文法不會磨合與交融，只要改變觀念，找準定位，香港就一定能夠擺脫英國的普通法影響，從而走上發展具有香港特色的、獨立的普通法之路。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來源：大公報

文/顧敏康 資深大律師夏博義近日在無競爭下當選為香港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大家本來寄希望大律師公會能夠就此改變過往的負面形象。但是，夏博義在會見傳媒時的一番話，卻令人對大律師公會更加失望。原來，夏博義只不過是延續了戴啟思的思維，意圖繼續將大律師公會變成反對派政黨組織。 夏博義的話中有三點是必須澄清的，第一，他聲稱自己不樂見「政府濫權」「好擔心香港的自由不會繼續」；第二，他聲稱國安法第五十五條中提到的國安公署有權對特定案件行使管轄權，有關條文似乎淩駕了《基本法》三十五條；第三，他聲稱會「盡力協商」，希望政府同意修改部分香港國安法條文，令引渡協議得以恢復。 夏博義的錯誤觀點 夏博義不樂見「政府濫權」，這倒是沒什麼問題，問題就在於政府有沒有濫權，不容他無中生有；「好擔心香港的自由不會繼續」這句話也很有問題。筆者不禁要問：香港沒有自由了嗎？如果沒有自由，怎麼會容許他如此發表言論？如果他所說的「自由」是那些犯罪分子因為被判罪羈押而失去自由的話，那麼，作為法律專業人士，他這樣說就是抹黑香港的法治。他應該知道，自由並非絕對權利，也不等於可以縱容「港獨」，過界的自由就是對他人、社會和國家的傷害。香港國安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制定的。香港國安法既遵循了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又根據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專門以第五十五條規定國安公署有權在特殊情況下對特定案件行使管轄權。這並沒有淩駕基本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基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這些權益在適用國安法第五十五條時並不會得到減損，因為內地的刑事訴訟法也有相同的規定。至於夏博義所說的內地沒有陪審團，那只是做法不同而已，並不等於被告人會受到不公正審理，再說，香港區域法院判刑七年以下刑罰，也是比較嚴重的刑罰，不也是沒有陪審團嗎？至於夏博義提及國安法賦予警方權力審問他人的政治立場等，那是他自己的主觀臆想，因為到目前為止，尚無五十五條的案件發生。再說了，在處理涉國家安全案件中，審視涉案人的政治立場作為犯罪動機考慮因素又有何不可呢？ 夏博義希望自己能夠說服政府同意修改部分香港國安法條文，令引渡協議得以恢復。那更是他狂妄自大的表現，將自己淩駕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之上。香港國安法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石，對那些試圖反中亂港者起到震懾作用，說明有關條文有效合理，沒有必要修改。至於一些國家中止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和雙重標準，為逃犯逍遙法外製造機會，責任不在香港。夏博義試圖用修改國安法換取西方國家繼續履行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只能說明他試圖利用外國壓力迫使政府修改國安法，是另一種抹黑國安法的形式。 大律師公會必須改革 長期以來，大律師公會在一些所謂「精英」的把持下，一再發表曲解《基本法》與「一國兩制」、扭曲人大常委會形象的言論或聲明。有作者統計，從當年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以及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反對國安法，到攻擊警方的公正執法、傳媒對法庭的監察等，大律師公會必定會出來發表聲明和誤導公眾。難怪有人將大律師公會與「公民黨」相提並論，只因公民黨的幾任主席均是與戴和夏立場相同的大律師公會前主席。 大律師公會由這些人把持，發表不實聲明或言論，其實也是騎劫其他大律師的意見，更以「專業團體」形象誤導公眾。試想，大律師公會連國安法都不認同、連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也要質疑，又能如何真正維護香港基本法所確立下來的憲制秩序？可見，香港大律師公會必須改革了，因為香港需要專業、公正、維持香港法治的大律師公會。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來源：香港商報

文/顧敏康 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於1月11日卸任，結束他十年的任期。1月5日上午馬道立舉行卸任記者會。在開場陳詞中，馬道立主動提起了社會上近期關注的司法改革問題，他認為改革是好事，但一定要有理由，若只因贏不到官司，就不算是好理由。馬先生主動提及司法改革是好事，這是值得點讚的。其實，從世界範圍看，司法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香港也不能置身其外，根據司法機構2020年報顯示，截至去年9月30日，司法機構處理逾4700宗投訴，投訴數字較前年激增12倍。個別裁判官更接到大量投訴，司法機構因此推出新措施，當某宗案件收到大量相同或類似的投訴後，將於網站公布投訴的要點及調查結果。這本身就是一種改革。所以，馬先生在卸任之際支持司法改革，是希望新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能夠在任上真正展開相關的司法改革。 馬先生說得對，司法改革應該有理由，但顯然不是因為贏不到官司。應該說，民眾呼籲司法改革是基於不少好的理由。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烈顯倫在《明報》發表題為《是時候緊急改革了》的署名文章，批評香港司法亂象，尤其是香港的一些法官允許律師顛倒基本法，將個人權利置於公共利益之上，「幫助製造了」過去一年的街頭混亂等社會環境。這種亂象當然需要通過改革消除。何俊堯在出任東區法院裁判官期間，多次被上訴庭批評犯錯，例如在「中環擺花街非法集結案」中被批評判斷過於表面；在「九龍加士居道非法集結案」中被批評錯誤評估證據和事實裁斷出錯；在「15歲少年警察宿舍縱火案」中被批評忽視本港成熟而全面的判刑指引。儘管如此，何俊堯卻於去年7月31日獲暫委為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責包括協助高等法院刑事案件的排期及程序事宜等。這就意味他不僅會加薪，而且對有關「修例風波」案件的安排有決定權。這種缺乏追責的制度也是需要改革的。一貫濫用司法覆核資源的長洲居民郭卓堅早已被宣布破產，他更應該被限制不斷將政治問題帶入司法覆核，避免浪費更多司法資源，但是，他仍然被允許提請司法覆核，說明司法覆核制度也是需要改革的。凡此種種，不一一例舉。 司法改革任重道遠 新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於履新首日亦表示，希望自己能帶領司法機構保持專業、高效和與時並進。這裏的「與時並進」是一個亮點，說明香港司法機構要適時改革，符合時代需求。誠如烈顯倫所言：要使制度擺脫繁文縟節，擺事實講道理，而不是從信奉意識形態中求真；要為普通法注入新動力，使之符合香港現況；要使制度符合原意。這應該是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 司法改革勢在必行，但需要兩個方面的動力。一是來自內部的動力，需要司法機構自我檢討，及時改革，而不能認為香港存在上訴或判刑覆核機制就不需要改革下級法院存在的問題。二是來自社會推動，司法改革要順應民意。民眾呼籲司法改革，當然不是針對某些裁決「喜歡與否」的問題，而是希望司法機構及時糾正存在的問題，希望香港的法治更為完善、健全，希望確保法庭裁決能保持公平公正。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保護司法獨立，樹立司法公信。 毫無疑問，司法改革要與時並進，既說明司法改革不能拖，也說明司法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然要循序漸進，要有針對性地改革，而不是推倒重來，這樣做也不符合基本法的原意。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 來源：香港商報網

文/顧敏康 警方本月6日採取行動，針對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顛覆政權的活躍分子，依法拘捕53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之顛覆國家政權罪。不過，對於涉案的「初選」活動是否屬於非法手段，仍然存在不同意見，港大法律學院的張達明認為「初選」不屬於非法手段；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也認為「初選」的有關主張可能只是違反基本法，但未必涉及非法手段；但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及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並不認同，認為有意圖已屬非法手段。本文認為，從整個「初選」過程以及候選人簽署的共同綱領看，「初選」已經屬於非法手段。 國安法第22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即屬犯罪：（一）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四）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目的未達成不代表無罪 該條文包含幾個重要元素：第一是犯罪主體（組織、策劃者，實施或參與實施者）；第二是犯罪手段（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第三是犯罪目的（條文中的四種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第四，此罪屬於行為犯，不要求有顛覆政府的實際危害結果發生。換句話說，行為人只要進行了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則不管其最終目的是否得逞，不影響此罪的成立，只要查明行為人以顛覆政府為目的而進行了相關活動，就足以構成本罪。 「初選」之所以是非法手段，可以從幾個方面得以證明。首先，「初選」左右選舉結果和少報選舉經費而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有關選舉舞弊的規定。其次，「初選」收集市民資料涉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三，「初選」因濫用政府資助的區議員辦事處作為投票站有違《區議會條例》。 而所有這些非法手段都是為了實現「攬炒十步」的第一步，即通過「初選」實現立法會選舉「35＋」，為其後的「九步」奠定基礎，最終實現顛覆特區政府的目的。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奪取立法會議席大多數，然後否決政府所有議案，癱瘓立法會、癱瘓政府施政，逼政府解散立法會，最終逼行政長官下臺，中央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然後攬炒派會煽動支持者出來，用大量暴力發起所謂的「大三罷」以癱瘓香港，逼中央出手制止暴力，這樣就有藉口讓全世界來制裁中國包括香港，最後大家抱著一起「跳下懸崖」。 既然「初選」就是用非法手段實現第一步，其目的是為了顛覆合法政府，當然觸犯國安法第22條之規定。所以，當有人說他未見「初選」有任何非法手段時，他其實是不願意面對事實，故意混淆視聽而已；有人說沒有看到「初選」本身是違法的，那是他未能看清「初選」的本質。誠如田飛龍先生指出，「初選」的危害性有三個：其一，組織者的目的在於凝聚本土激進派，既完全排除了愛國建制派，更壓制和裹挾了傳統「泛民主派」，不僅令選舉增加不公平性，更加令香港選舉政治極端化；其二，操作上粗陋無比，缺失資格確認等必要程式環節，是企圖用欺騙手段向香港社會及國際社會傳遞非常錯誤的印象和信號，也為外部干預提供素材及口實；其三，「初選」參選人尤其是表現活躍者面臨「捆綁攬炒」的政治壓力及參選過程遭遇DQ（取消資格）的法律風險，組織者企圖以此為後續依法展開的選舉民主程序製造脅迫性壓力，使受到法律保護的選舉過程被提前扭曲和污染。這三個方面的危害性以及前文所說的三個涉嫌非法行為，是客觀存在的，相信有識之士們會漸漸看明白。 同時違反基本法與國安法 湯家驊大律師也表示，基本法第51條提到如果財政預算案被否決會發生什麼事，但這條文是基於第73條，第73條提到議員職責是審核和通過財政預算，如正當行使職權是沒有問題，但如果不論如何都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目的是拖垮政府，這種權力的行使就是違反基本法，不過不是違反基本法就等如違反國安法。其實，違反基本法不等於違反國安法的說法只對了一半，既違反基本法又違反國安法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初選」的參選者簽署所謂的「共同綱領」，明確表示「堅定抗爭」、「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尤其是承諾當選後否決財政預算案及政府所有議案，癱瘓立法會，反制政府等等。這些行為不僅違反基本法，也當然違反國安法第22條之規定，這是符合法律邏輯的。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華人學術網路成員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