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擘畫了國家未來發展宏偉藍圖，明確了2021年工作目標任務，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港區政協委員深刻領悟、增強共識、深受鼓舞，備感責任重大，進一步提高了履職盡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更好發揮“兩個積極作用”︰“在內地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發揮積極作用，在港澳地區為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文｜香港     陳清霞2020年11月13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港舉行新聞發布會。圖為陳清霞委員在會上發言（圖：中新社）認清新情況新任務，進一步強化委員履職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政協委員作為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由各方面鄭重協商產生，代表各界群眾參與國是、履行職責。這是榮譽更是責任。汪洋主席在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國之大者”就是責之重者。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上，使命召喚、責任在肩。新形勢新任務對港區政協委員履行職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認清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路徑定位。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同時，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是從香港具有的優勢和條件出發，將香港納入國家發展規劃的總體考慮，對香港來說既能分享國家發展提供的紅利和機遇，又符合香港服務國家發展具有的獨特作用，還立足和保留自身特色，有利於持續鞏固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認清參與大灣區建設關鍵在制度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戰略，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世界其他灣區的特殊之處，也是優勢所在，重點體現在制度創新上。香港國際化程度高，與廣東省的綜合優勢相結合，在經濟、社會、法治等方面深化合作，探索制度創新，突破體制制約，以科學的新型的體制制度為大灣區建設開闢新路，打造適合大灣區建設的發展模式。認清香港由亂及治和提升管治效能的艱巨任務。香港回歸24年來，“一國兩制”實踐積累了成功經驗，也有深刻教訓。一條重要啟示就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管治香港，切實把基本法落實到位。“修例風波”發生後，中央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香港國安法立法並實施，反中亂港分子造成的嚴重社會亂象得以平息。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推進香港政制改革，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愛國愛港者”掌握施政權，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這些有力舉措和重大措施是以前所沒有的，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可靠保障，也具有挑戰性、開創性，香港重返正軌再出發還需付出艱辛努力。認清外部環境惡化帶來的嚴重影響。美英等外部勢力明目張膽插手香港事務，無端無理進行制裁，損害香港國際形象，惡化外部營商環境，這種狀況還會延續下去，甚至影響更加惡劣。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義不容辭，與外部敵對勢力的鬥爭將是常態化。香港如何應對不良的外部環境，在鬥爭中進取，在進取中發展，是當前面對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驗。面對新情況新任務，港區政協委員必須強化履職責任並更好發揮作用，必須勇於擔當歷史的責任和賦予的使命，立足中國強起來的新時代，胸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沉著應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積極參與“十四五”規劃實施，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建設現代化強國不懈奮鬥。港區政協委員必須緊密聯繫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抓住由亂及治的關鍵轉化，堅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堅定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充分彰顯國家制度優勢，不遺餘力為實現祖國統一作貢獻。 部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合影（圖：中新社）不斷提升履職本領，進一步發揮好“兩個積極作用”港區政協委員進一步提高履職質量，增強履職效果，必須不斷提升履職本領和水平，才能更好參與國是、資政建言，把“兩個積極作用”發揮得更好。強化政治理論學習。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由於各種複雜原因，導致一些問題出現，有的事件非常嚴重。在大是大非面前，港區政協委員必須旗幟鮮明，與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進行堅決鬥爭。要做到政治立場堅定，一是深入學習政治理論，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增強政治鑒別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在這方面，港區政協委員不能因為香港與內地制度上存在不同而放松要求，應自覺增強理論學習的主動性和迫切性，努力提高理論素養和水平。二是進行系統理論學習，各級政協組織和統戰部門應從實際出發，設計、安排各種學習培訓和活動，有針對性地組織港區政協委員開展學習研討，尤其是在香港利用各種資源和條件作出系統學習安排。三是突出學習培訓重點，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永久性居民）都將成為選舉委員會的成員，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丶立法會部分議員，以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丶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事宜，賦予重要職責，擔當重要角色。只有加強學習，提高政治站位，增強政治敏銳性，才能確保履行好職責。提高業務素質和能力。新形勢對港區政協委員履職具備的本領和能力要求更高，各級政協組織和統戰部門應下大力量加強培訓。一是集中開展有關政協性質、法規和知識的培訓，使港區政協委員了解政協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明確自身職責和義務。二是有針對性開展知識培訓，幫助港區政協委員準確把握政協履職的方式方法，指導他們開展調查研究、撰寫大會發言和建議提案，不斷提升履職的業務能力。三是更多安排港區政協委員參加考察視察活動，加深對國家發展戰略和發展趨勢的了解，結合香港實際，深入思考分析，提出真知灼見，在制度創新上取得成效。如針對香港與深圳深度合作，提供香港比較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做法，為深圳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提供服務，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摸索新路。更好發揮專業界委員作用。香港現代服務業發達，專業人士舉足輕重，專業界委員責任重大，他們是愛國愛港中堅力量。隨著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和立法會功能組別調整，專業界委員更好履職、發揮作用顯得更加重要。這方面工作有待於進一步重視和加強。一是，香港專業界委員知識層次較高、社會地位較高、國際化程度較高，履職質量應該不斷提高，自覺增加壓力，增強履職效果。如專業界委員可發揮自身英語水準較高的優勢，通過境內外主流媒體主動發聲，明辨是非、澄清事實，樹立和維護香港良好形象。二是，香港專業界委員特點明顯，統戰部門和香港中聯辦與他們多溝通，積極組織、引導專業界委員參與各種政治社會事務，充分發揮他們的專業特長，向香港市民宣介中央精神和特區政府施政理念，解疑釋惑、舒緩情緒，易於影響社會民眾。三是，注重發揮香港專業界委員的專業職能，在解決重大疑難涉外商事案件方面，加大制度創新探索力度，為建立法治領域跨境協助機制，健全國際法律服務和糾紛解決機制作出努力。啟航新征程，揚帆再出發。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惟有篤學理論，高標準要求，不斷提升履職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建言資政，充分發揮“兩個積極作用”，為建設現代化國家、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更多貢獻。（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名譽主席）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嚴駿監製：連振海

香港國安法通過後，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制度逐步建立，各項工作順利推進，香港的局面為之一新。為了更好地認識香港的現狀和未來，我們有必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角度，更加深刻地理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深刻地認識在“大安全”格局下，全面做好國家安全工作，既是香港穩定的堅強後盾，也是香港繁榮的可靠保障。文｜武汉     儲建國  香港人素有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強烈意識，圖為1972年5月，為抗議美國支持日本接收釣魚台群島，大批香港市民分別由當時的皇后碼頭和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美國和日本領事館示威（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根本保障2014年4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指出，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這部法律是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制定的，旨在構建新的國家安全體系，形成“大安全”格局，以更好地保障國家的各項安全利益，保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順利實現。就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不久，香港就發生了非法“佔中”事件，反中亂港分子勾連外部勢力、挾洋自重，肆意蠱惑煽動亂港活動，威逼特區政府、要挾中央，圖謀在港進行“顏色革命”。這印證了習近平主席在闡述總體國家安全觀時指出的，“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聯繫近年來香港連續發生的政治事件，可以看到中央對國家安全形勢的判斷非常準確。2019年6月，一個單純的“修例”事件竟然演化成曠日持久的“黑暴”事件，暴亂活動性質十分惡劣。“港獨”勢力招搖過市、肆無忌憚，國外敵對勢力和“台獨”勢力公開支持，他們裡應外合，明目張膽地實施反中亂港行動，企圖達到分裂中國、搞亂中國和阻斷中國發展步伐的邪惡目的。中央的應對既冷靜又果斷，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後，全國人大又通過了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從而更好地保障“愛國者治港”。香港大局已定，反中亂港分子大勢已去，香港重新駛上穩定和繁榮的軌道。這一切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央在“兩個大局”之下對國家安全形勢的新判斷，歸功於總體國家安全觀之下國家安全體系的新發展，歸功於“大安全”格局之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體制的新建設。然而，在反中亂港勢力和敵對勢力的極力歪曲下，一些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機制、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還存在這樣那樣的誤解。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信廣大香港市民會越來越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根本保障，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命運、香港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越來越認識到從“國泰民安”中才能真正體會到安全感、幸福感和自豪感。 2019 年10月1日，反中亂港分子在香港荃灣附近組織非法遊行。在這次遊行中，港鐵站及周邊公共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市民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被擾亂，出行受阻，人身和財產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香港經濟民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國泰”歸根倒底是為了“民安”。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能夠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是國家安全的目標所在。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角度來看待經濟民生，與一般的發展觀念不太一樣，而是更看重經濟的平穩運行，民生的持續改善，尤其是要有這方面的底線思維，不能允許香港的經濟民生受到破壞性影響。那些支持“黑暴”的境外勢力不會真正關心香港的經濟民生，相反，為了搞亂中國，他們不惜讓香港“沉沒”，讓這顆東方之珠徹底失去光彩。其結果是經濟停擺，民生凋敝。中央很早就識破了這些勢力的邪惡用心，因此提前布局，尤其是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力推進大灣區建設，讓香港更加深入地融進祖國發展的懷抱。大灣區建設有助於香港經濟駛上新的發展軌道，不僅有利於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讓香港在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中央政府還出台多項措施，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譬如說，放寬香港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置業限制、在內地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可以在居住地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大灣區既是香港人創業發展的一片新樂土，也是他們融入祖國發展的一個新橋樑。與生機勃勃的內地經濟深度融合是香港經濟平穩發展的唯一前途，也是香港經濟重獲新生的重要契機。經濟發展是民生發展的保障，但二者並不是自動傳遞的關係。民生發展具有相對獨立性，而且更依賴於政策的取向。香港經濟有嚴重失衡的方面，尤其是廣大中下階層就業空間狹小，對前途充滿焦慮。反中亂港勢力只是借題發揮，將這種焦慮刻意引到敵視中央、敵視國家的方向上，而不會真正關注如何解決中下階層的就業和生活問題。 在“一國兩制”為基礎的制度體系內發展民主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之下，我們所構建的國家安全體系必然是一個內容廣泛的“大安全”體系。大安全體系在香港的制度基礎就是“一國兩制”。當年，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國家統一。一個統一的國家是個有機體，而不是分裂體。這個有機體的首要特徵就是政治統一性，其核心含義就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那種意志通貫於有機體的全身，而不漏掉一個角落。這種意志的運行當然需要統一的制度體系去承載，去傳遞。內地和香港的“兩制”反映了兩地生活方式的差異，但這種差異是統一意志前提下的多樣性與活力性，而不是把國家的統一意志分割開來，以形成兩個“政治實體”。香港一些人的理解中容易出現一個誤區，那就是把體現“一國”的制度體系與體現“自治”的制度體系理解為相互隔離的兩套體系，這種錯誤認識需要改變。在“大安全”格局下，不僅政治制度安排，而且經濟社會制度安排也漸漸地朝著“融合”的方向發展，以培育“政治統一性”的有機土壤。同樣的道理，這種融合是“合而不同”，而不是整齊劃一。融合的目的是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在經濟社會融合的過程中，“一國兩制”的有機制度聯繫會更加豐富和牢靠。以“一國兩制”為基礎的各項具體制度以及重要的體制機制都是“大安全”體系的組成部分。如此產生的一個政治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徹底改變所謂“建制派”和“反對派”的衝突性質。這種衝突實際上是將“一國”與“兩制”對立起來的衝突，一些“反對派”故意漠視二者之間內在的有機聯繫，其內心中“兩制”的實質是“兩國兩制”。這是一種“殖民心態”的延續，其所忠誠的“國”不是中國。這也就是一些高喊“民主”的“反對派”很容易滑向“港獨”的心理根源。因此，強調以“一國兩制”為基礎的制度體系的有機聯繫，一個重要的指向是，香港未來發展民主，需要在這個有機體系內發展民主，需要在整個中國政治有機體所培育的土壤中發展民主。過去的所謂“民主派”需要轉型成為扎根於這種新土壤中的民主派，成為真正的愛國愛港、服務港人的民主派，而不是心懷“兩國”，旨在“分裂”和“顛覆”的反對派。 4月9日，美國西奧多．羅斯福號航母攻擊群與馬金島號兩棲攻擊艦編隊再次闖入中國南海，嚴重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圖：美國國防部網站）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全面維護國家安全香港國安法通過後，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特區政府圍繞處理“黑暴”事件，做了大量工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扭轉。為了讓這種局面朝著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一定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在大安全格局下，進一步全面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首先是繼續做好夯實“一國”政治基礎的工作。一方面要鏟除“港獨”政治勢力，尤其是對首惡分子，要嚴懲不貸，不如此就不足以平民憤，同時對一般參與者，要寬大為懷，相信絕大多數是能夠轉變過來的。另一方面，要繼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防止一些投機分子渾水摸魚，尤其是要防止一些假愛國、真“港獨”的分子進入管治團隊。其次是要斬斷外部敵對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黑手，不僅要對那些支持反中亂港分子的境外組織和個人進行必要的制裁，而且要敢於對在香港境內進行不法勾當的外國人追究法律責任，這對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會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4月23日，香港警務處行動部及跨部門反恐專責組在香港國際機場進行代號“鐵志”的反恐演習。圖為演習中機場特警協助拯救人質（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第三，督促和幫助香港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要讓“新發展理念”因地制宜地貫徹到香港的政策實踐中來。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導下，香港政府要更加重視民生工作，下大力氣解決好中下階層人民的住房和就業問題。第四，在香港普及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的國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要堅決推進“國民教育”工作，清除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政治毒素。另一方面要圍繞正在推進的國家安全工作，全面宣傳總體國家安全觀，宣傳“大安全”體系，要讓廣大香港市民從狹隘的國家安全觀念中走出來，真心認識到“大安全”體系是真正從人民出發、為人民服務的。第五，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不只是國家安全機構的事，也不只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事，而是全體香港市民的事，要做到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人人參與，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香港的明天才會更加美好。（作者係武漢大學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邸倩校對：嚴駿監製：劉可揚

2020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中國爭取在2030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努力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是2021年的重點任務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大力發展新能源，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這一系列政策的推出無疑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廣泛積極影響，也將帶來廣闊投資空間，綜合多方分析，預計至2050年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累計新增投資將在百萬億元人民幣以上。就在港中資金融機構而言，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和ESG（環境、社會責任與企業治理）投資對助力國家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具有積極意義，也對助力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具有積極意義。文｜香港     李曦光發展綠色金融和ESG投資是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圖：視覺中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特區政府和監管層面高度重視綠色金融中心建設，金融業各主體積極參與，香港有發展綠色金融和ESG投資的天然優勢。另一方面，去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對環境保護的需求更為迫切，全球綠色金融和ESG投資出現大幅增長，其中ESG已經從價值理念和評價工具，發展成為影響實體經濟發展方向的指揮棒。因此，發展綠色金融和ESG投資是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4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邀請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時表示，中國正在廣泛深入開展碳達峰行動。這其中，包括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在內的中資金融機構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去年全球廣義ESG投資資產規模約45萬億美元ESG的概念起源可追溯至百餘年前的社會責任投資，當時部分投資者的決定受其宗教信仰影響，避免投放在有可能危害社會的行業，如煙酒和賭博。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ESG概念由社會責任投資中逐步衍生出來，於2004年6月在聯合國《全球契約》中正式提出，影響企業、投資者和社會的不同因素被整合及歸類到環境、社會責任和企業治理三大範疇中。綠色金融和ESG投資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其判斷標準和評估方式均有不同。綠色金融以項目為導向，以符合資金用途、項目評估及挑選過程、資金管理、報告方式為四大核心要件，資金用途是綠色貸款認定的關鍵判斷因素。而ESG則是以借款人符合相關的框架要求為導向，對借款人有一套完整的評價體系。簡單來說，就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而言，綠色金融直接作用於項目，因此是重要手段，而ESG理念提升客户及相關方的整体水平，是有效抓手。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ESG投資出現史無前例的增長。據德意志銀行投資銀行部ESG諮詢團隊測算，全球市場對社會責任債券的需求在2020年增長了75倍。摩根大通的數據顯示，到2020年底，全球廣義的ESG投資資產規模已經達到約45萬億美元。 香港地區機構正在迅速接納綠色金融和ESG理念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之一，發展綠色金融和ESG投資對於助力國家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具有積極作用。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也在為中長期結構轉型尋找突破口，培育新產業、新模式、新平台、新生態，逐步調整香港在全球和區域經濟中的國際定位。由於綠色金融和ESG理念與實踐在全球快速普及，特區政府對此高度重視，推出一系列舉措，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乃至全球的ESG投資樞紐和綠色金融中心。香港地區機構對綠色金融和ESG理念接納迅速。隨著氣候變化、勞工條件、企業責任等問題的日益增多，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在歐美國家ESG理念的影響下，2011年左右開啟了對綠色金融和ESG體系的探索之路。儘管香港形成ESG理念要晚於歐美，但發展迅速。數據顯示，香港的PRI（負責任投資原則組織）簽約機構共50家，佔全球總數的1.5%，佔亞洲區（不含中國內地和日本）簽約機構總數的44%。這50家機構中，16家是2019年簽約，10家是2020年簽約，即超過一半的香港簽約機構是在過去兩年內簽約，顯示香港地區機構正在迅速接納綠色金融和ESG理念。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有發展綠色金融和ESG投資的得天獨厚優勢。一是香港金管局大力推動，有利於香港綠色金融和ESG體系發展。為了在香港打造綠色金融和ESG體系，香港金管局近年來設定目標，發布政策，開展評估，推動實踐，其目的是在監管機構和金融業之間達成共識，爭取在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建設上形成合力，同時建立一套監管機構與業界良好互動的機制。2019年香港金管局公布成立綠色金融中心、建立負責任投資的原則和推動銀行業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三項措施，支持和推進香港綠色金融和ESG體系的發展，以減緩氣候變化風險對金融業的衝擊和達到可持續金融的目標。2020年特區政府成立了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由金管局和證監會共同領導，加快推進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建設。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發展綠色金融和ESG投資的天然優勢。圖為2020年1月13日，第13屆亞洲金融論壇在香港開幕，論壇探討多元化的議題，包括環球新經濟、金融科技、可持續發展及綠色金融等（圖：中新社）二是多主體積極參與，共同推進香港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建設。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及相關部門廣泛徵求市場意見，不斷強化市場監管，在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建設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香港的綠色金融和ESG體系的發展呈現出多部門共同推進、多主體協同發展、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的特點。香港證監會、香港交易所推動香港綠色和ESG信息披露機制不斷完善。2018年9月，香港證監會刊發《綠色金融策略框架》，定出包括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將ESG因素融入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項目等在內的五項工作計劃。2019年12月，香港交易所刊發有關檢討《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香港交易所表示，將修訂《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以及相關《上市規則》條文，提高發行人的ESG披露要求，在2020年7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實施。香港品質保證局的綠色和ESG認證體系不斷發展。香港品質保證局是屬於香港特區政府的非盈利機構。從2014年開始，品質保證局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的上市公司提供可持續發展表現評級服務。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品質保證局正持續完善“認證計劃”並落實其他發展計劃與措施，提高香港地區綠色債券市場信用程度，降低投資者和發行者不確定性與風險，推動市場的健康發展。三是相較於中國內地和其它新興市場，香港擁有比較優勢。香港擁有較為完備的金融體系、專業的監管機構、優秀的專業人才、開放的資本市場，以及完善的規則和標準，因此香港具備發展成為綠色金融樞紐的基礎。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促進資本流入與流出中國內地及亞太區新興市場的連接橋樑，未來延續這一角色發展，就能夠發展成為值得信賴的綠色信貸市場。四是香港本地企業對開展綠色信貸業務十分積極。香港的金融機構普遍國際化、專業化程度較高，能夠緊跟世界綠色金融發展潮流，同時也較早發現了綠色金融所帶來的可持續發展紅利。綠色不僅意味著可持續發展也意味著長期成本的降低，這一點已逐步在香港市場形成共識。基於上述優勢，香港發展綠色金融和ESG投資已初見成效。一方面，綠色債券和ESG債券市場不斷發展。香港綠色債券業務近年呈現發行規模快速增長、發行主體多元、募集資金支持領域廣泛的特點。從市場優勢看，由於香港外幣基準利率較中國內地低，中資發行人在香港發行以外幣計價的綠色債券可受惠於較低資金成本，同時香港綠色債券市場需求旺盛，經常被超額認購。同時，綠色信貸和ESG信貸市場穩健成長。綠色信貸和ESG信貸目前已成為香港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根據2019年5月金管局對香港47家銀行的調研，每一家銀行都持有綠色資產，其中包括總額約200億港元的綠色信貸資產。 未來會有更多中資企業參與香港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建設在香港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建設中，中資金融機構可以發揮獨特作用，特別是国家開發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秉承開發性金融理念，將先進的金融原理與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致力於有效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與現實發展的瓶頸。國家開發銀行以“增強國力、改善民生”為使命，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着力將金融資源向綠色金融領域傾斜，是助力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金融力量。多年來，國開行積極踐行負責任融資理念，大力服務綠色發展，支援了長江大保護及綠色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品質發展，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截至2020年末，國開行綠色信貸餘額由2013年的約9,000億元人民幣大幅增長至2.3萬億元人民幣，累計發行人民幣綠色金融債券700億元，並發行首筆中國準主權國際綠色債券。作為國家開發銀行唯一的境外分行，香港分行在ESG投資方面也承擔了探索者角色，以香港分行參與的某企業25億美元ESG銀團貸款為例，該貸款在合同中設計了相關條款鼓勵借款人積極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及綠色環保措施，履行社會責任並实踐ESG理念。該銀團項目獲得了APLMA頒發的年度綠色銀團大獎。今年，國開行香港分行將在總行指導下，從以下幾方面發力，服務國家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助力香港綠色金融市場發展：一是加強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資金聯通。2021年3月，國開行总行發行首筆“碳中和”專題“債券通”綠色金融債券200億元港幣，面向海內外投資者發行，較好實現了吸引海外資金支持境內清潔能源項目建設的目的。內地在碳中和相關產業上有龐大的資金需求，境外投資者在這方面亦有充分的投資需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人民幣中心，可以很好地起到境內外資金聯通的作用。二是促進內地與國際綠色標準的統一。目前內地綠色金融市場在基礎設施和法規監管等方面與國際標準存在一定差異，國開行香港分行下一步將聚焦主責主業，致力於把開發性金融理念與本地綠色金融和ESG業務相結合，促進內地與國際綠色標準的統一，讓開發性金融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和支持香港發展。三是加強碳核算方法研究，探索碳足跡管理，創新並豐富香港的綠色金融產品。截至2021年3月31日，國開行香港分行貸款餘額約300億美元，債券餘額約100億美元，較好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未來，香港要建設強大的綠色金融市場必然需要更為豐富的綠色金融產品。國開行擁有提供“投貸債租證”綜合金融服務的能力，國開行香港分行將依托國開行品牌，創新綠色金融機制，探索與碳足跡掛鉤的金融產品，不斷豐富“綠色+”金融產品，為客戶提供全鏈條、一攬子的綜合服務。展望未來，相信會有更多在港中資金融機構和企業同路而行，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歷史機遇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優勢，積極參與香港綠色金融和ESG體系建設，助力國家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作者係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行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嚴駿監製：連振海

林樹哲，香港南益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創會會長。1948年生於福建南安，1974年定居香港，從此開啟了白手起家的傳奇人生。他是香港工商界出色的實業家，改革開放首批進入內地投資設廠，創辦了被譽為“閩南第一枝報春花”的南豐針織廠。他熱心公益事業，積極扶貧助困，捐贈了大量善款，榮獲民政部“愛心捐贈獎”等諸多榮譽。他是著名的社團領袖，熱心愛國愛港愛鄉社團活動，在香港閩籍社團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在愛國奉獻中實現人生價值。文｜本刊記者     姚潤澤林樹哲(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我很自豪的是，幾十年沒有‘偷步’，所有的台階一階都不少。”這是林樹哲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對自己創業之路及從事政協工作的評價。在林樹哲隨和灑脫的言談中，記者感受到了他務實勤勉的奮鬥精神。他白手起家，從知青、煤礦工人，到企業管理、公司老闆，再到跨行業、跨國界實業集團的董事長，每一步都是用智慧和汗水拼過來的。林樹哲在摸爬滾打中譜寫了人生傳奇。改革開放的先鋒1974年，林樹哲因有海外關係獲准赴港定居，懷揣10元港幣到香港闖世界。“沒有傘的孩子只能奮力奔跑。”他先是到旅港實業家呂振萬的織造廠當普通搬運工、勤雜工。在別人瞧不起的崗位上，他加班加點，踏實肯幹，很快被提拔到管理崗位。不滿足於只是打工，很快林樹哲靠積攢的錢與朋友合辦針織廠，雖然小，但生意不錯。1979年，前老闆呂振萬要重組南益織造，邀請他加盟，於是林樹哲帶著自己的小公司加入，並全面掌管改組後的南益織造，從此開啟了自己事業的新篇章。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地價、租金、人工成本節節攀升，製造業面臨巨大壓力，南益織造董事會就搬東南亞還是回內地發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時值改革開放初期，投資內地雖有政策但不明朗，許多香港人有所擔憂。但是林樹哲堅持看好自己的國家，“我認為，這樣的擔心沒有必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關於思想、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開放措施一個接一個，其中許多都是不可逆轉的。改革開放一旦開啟之後，就會一直走下去。”終於爭取了董事會的一致贊同後，林樹哲率企業北上回到內地，到家鄉開始了探索辦廠道路，創建了被譽為“閩南第一支報春花”的南豐針織廠。然而辦廠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剛開始與南安官橋農械廠合作便碰到大麻煩。當時“大鍋飯”“鐵飯碗”等流行觀念尚深，工人勞動紀律渙散，嚴重影響生產。林樹哲積極爭取當地主管部門支持，商討解決辦法，整頓作風、建章立制，才逐漸扭轉了風氣。過程中甚至發生一些工人糾集起來圍攻廠領導的事，在公安局及時介入下，整頓才得以順利進行。下車間、裝貨、運輸、報關⋯⋯林樹哲親力親為，帶領南豐一路前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林樹哲又創辦了南泉製衣廠、南興針織廠、南星機械公司、南華公司等，事業不斷發展壯大。這中間還發生了一件趣事。1984年，作為泉州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林樹哲的南豐開張前想在《福建日報》上刊登一幅廣告。但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思想還沒有放開，媒體還是沿著老思路，覺得“黨報上登廣告，你開什麼玩笑”。林樹哲不放棄，一層層請示上去，但是沒人敢批。最後還是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親自拍板：“你登出去，有問題我負責。”這樣廣告才算刊登了出來。類似這樣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事情林樹哲還做了不少：1984年成立全國第一個非公有制企業黨支部；1990年率先與政府簽訂協議連片開發工業區；率先引進國際一流的自動化針織生產線⋯⋯“敢‘吃螃蟹’是因為信任，相信國家，相信家鄉的改革開放之路。”林樹哲說。1981年，林樹哲出席南豐針織廠成立簽約儀式如今，南益集團已成功發展成一家多元化跨國際經營的企業集團，現擁有企業40多家，經營範圍涉及紡織、機械、房地產等領域，一年的營業額達到60億港元。林樹哲坦言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機遇成就了自己。“我們公司很幸運，跟上了祖國改革開放這一趟快車⋯⋯我們發揮了企業的作用，也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得到成長，得到鍛鍊，也得到很大的受益，相輔相成，共同進步。”每一個政策都有時代的烙印，每一個人的成功最後都是時代給的機會。但是具體到現實生活時，能否把握機會卻需要很大的智慧和膽識，南益一路的發展無疑也凝聚了林樹哲開拓創新的魄力和務實勤勉的努力。林樹哲經常下車間，實地了解生產情況“一級無缺”的政協委員自上世紀80年代中應邀請加入南安縣政協，林樹哲一步一個台階，從縣政協到市政協，再到省政協，最後全國政協，他的政協之旅持續35年。他曾任福建省政協一屆委員、三屆常委，2003年升任全國政協委員，2008年擔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擢升為全國政協常委。不管是在哪一個崗位，林樹哲始終堅持以服務國家和香港為己任，積極發揮作用履職盡責。在內地，他善用自己的營商經驗，為推動當地經濟建設建言獻策，並積極參與公益事業；在香港，他充分發揮政商人脈資源優勢，創建及參與愛國愛港社團，為香港繁榮穩定獻力。隨著政協級別的變化，林樹哲坦言自己也是跟著不斷學習進步。“提案的內容從房子該不該收走到反應市政工程需改善、教育要完善，再到後面就是討論經濟社發展方向，視野不斷開拓。”2006年9月，林樹哲同多位政協委員聯合創立了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回顧創會初衷，林樹哲說：“當時覺得，大家都是香港人，又是社會各界精英，都很熟悉香港事務，應該組織起來加強聯繫，為香港及國家發展多做實事。”籌備組設在南益集團，林樹哲全力投入創會中，從人力財力上給與支持保障。聯誼會建成後，有效發揮了港區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作用，有力地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並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他高興地說：“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已成為香港一支年輕、備受矚目的重要愛國力量。我們總算對歷史有個交代。”2015年10月31日，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為林樹哲頒授金紫荊勳章，以表彰他為香港作出的突出貢獻“一帶一路”的踐行者步入新時代，中國站在了新的起點上，如何推動形成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成為新的課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號召世界各國加強經濟合作，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林樹哲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其實從2000年開始，林樹哲已在中東及東南亞國家投資設廠，摸索經驗。中東及東南亞國家的投資經驗讓林樹哲深刻體會到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前瞻性和重要性。他說，“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是英明、有遠見的。當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要走出去參與世界經濟。”林樹哲分析，“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很多行業都有需求，對企業發展是一次絕好的機遇。“政府牽頭，我們僑商一定緊跟其後。”林樹哲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他把目光重新投向東南亞，分別在越南、泰國、柬埔寨等國買地，建廠房，招募數千工人⋯⋯目前設立的企業已紛紛投入生產。南益集團國際化步伐進一步加快，正朝著“把南益辦成世界級羊毛衫企業”的宏偉目標邁進。林樹哲還積極推動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時任全國政協常委的林樹哲就提出推動香港發揮優勢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案。他認為，香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城市，也是“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可以利用自身熟悉國際合作競爭、擁有大量經驗豐富的人才、各類專業服務成熟、物流發展規模強大等多項優勢，“在‘一帶一路’的實施中發揮重要作用，本身也可以從中獲得全新的發展機遇，轉變目前金融及地產行業獨大的發展困境。”林樹哲建議特區政府建立“特區新絲路基金”，通過市場化運作，積極參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從而為香港的相關金融和法律等專業服務開拓更廣闊的機遇。品嘗著家鄉的大紅袍，就著繚繞的淡淡茶香，林樹哲侃侃而談，最後盯住茶杯總結道：“要有個過程，‘一帶一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幾代人持續努力，久久為功。”扶貧助困的慈善家持續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重挫香港經濟，失業率飈升，不少打工仔被迫減薪或放無薪假，幾乎“彈盡糧絕”。2月9日，林樹哲透過兒子林潞向香港工聯會再捐贈300萬元善款關懷失業工友。這是林樹哲繼去年捐款500萬元支持工聯會成立“緊急失業慰問基金”後又一善舉。“工人的隊伍不穩定，社會就不穩定，大家唇齒相依。”林樹哲積極倡議更多的商業人士關心工人隊伍。類似這樣的扶貧助困行為，在林樹哲的一生中數不勝數。早年窮困的經歷讓林樹哲記憶深刻，事業有成後他沒有忘記貧困的家鄉人。林樹哲很清楚，扶貧先扶智，教育是關鍵，他尤其捨得捐資助學。從1985年起，南益集團每年拿出百萬元，幫助泉州、南安等地的學校進行改建，還通過自己的影響，發動海外工商業界人士捐資助學。為實地了解情況，林樹哲跑遍那些山區，他回憶起當時去山區扶貧的困難和“艱險”，形容坐在車上都令人提心吊膽，蜿蜒曲折的山路邊就是深不見底的溝谷，“我常跟司機講，不趕時間，開慢一點，小心安全！”可見當時他身體力行到偏遠山區從事慈善工作的艱辛。林樹哲說：“我們一部分人過上了富足的生活，不要忘記，還有一部分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許多地方還有貧困子女上不了學，我們南益集團每年堅持拿出一定的利潤回報社會，就是想貢獻一份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南益集團捐贈給祖國教育事業、公益設施、慈善賑災的各項善款，已達5億元人民幣，捐建的大學、中學、小學校舍200多座，教室超過一千間。他還通過項目扶貧的方法，到貧困山區辦廠，為貧困落後的山區提供造血功能，幫助當地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由於他的傑出貢獻，民政部授予他“愛心捐助獎”，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授予“光彩事業獎章”，中華慈善總會授予“中華慈善事業突出貢獻獎”，福建省政府頒授“樂育英才”獎牌，並兩次立碑予以表彰。2020年4月3日，林樹哲向香港工聯會設立的“緊急失業慰問基金"捐款500萬港元，關懷失業工友對於自己的樂善好施，林樹哲自謙地表示：“在這方面比我貢獻更大的企業家有很多，包括南益集團老董事長呂振萬先生，我只不過將這種精神傳承了下來。”林樹哲信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社會”的理念，在他的影響下，眾多商界人士投身扶貧事業中。中駿集團董事局主席黃朝陽曾說：“林樹哲會長可以說是我做慈善的領路人，一直引領我們積極投身慈善事業。”2016年，林樹哲參加立法會選舉動員會愛港護港的社團領袖2015年10月3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隆重舉行授勳典禮，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親手為林樹哲戴上金紫荊勳章，以表彰他為香港作出的突出貢獻。“這份榮譽不是我個人的，因為有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這個平台，以及所有閩籍鄉親的支持，我才可以服務鄉親、服務社會，為香港、家鄉和國家作出貢獻，我是代表聯會和鄉親獲得的。”林樹哲於2009年被推舉為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第七屆主席，連任第八屆主席。主持聯會期間，林樹哲大膽創新會務理念，提出“大團結、大包容、大發展”的宗旨，廣納各方人才，會務基金籌款打破了歷史紀錄，並購入新會所，為聯會發展開創新里程。他團結200多個閩籍屬會及逾110萬鄉親，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年逾73歲的林樹哲早已從集團事務中退居二線，但他仍然兼任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香港友好協進會顧問、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等眾多社會公職，繼續發揮著社團領袖的積極作用，關心助力著香港的發展。2019年香港出現“修例風波”，儘管特區政府努力維持社會秩序，但在境外勢力插手干預和幕後操縱下，極端分子掀起“黑暴”，大肆打砸破壞，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召開“止暴制亂 反獨保家”誓師大會，呼籲閩籍鄉親行動起來，共同守護香港。林樹哲說，“福建鄉親一向有愛國愛港傳統，族群團結互愛，與香港各界群眾和睦相處，希望安定繁榮。”對香港的未來前景，林樹哲由衷地說：“搞亂了香港只能是大家一起受損，香港好，大家好⋯⋯完善選舉制度能夠為香港奠定一個穩定的基礎。”他相信經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香港的愛國力量必然堅定地攜起手來，共同把香港治理好。香港的末來會更好。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嚴駿監製：姚潤澤

絲綢之路是亞非歐舊大陸的商貿往來和文明交往之路，它推動了舊大陸由隔絕走向統一，是世界歷史展開的主軸，也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和東西文明交流的橋樑，因而是人類歷史上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之一。一部人類文明交往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絲綢之路發展史。文｜西安     席會東世界絲綢之路示意圖絲路分延四徑聯通亞非歐大陸亞非歐舊大陸不同區域文明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是絲綢之路形成、發展與繁榮的基礎，舊大陸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是絲綢之路路線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絲綢之路從亞歐大陸南邊的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中部的沙漠綠洲帶、北方的草原地帶，東西橫貫亞非歐舊大陸，連接了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眾多的港口和島嶼，促進了亞非歐舊大陸不同區域的物種傳播、商品交換、族群融合、技術交流和思想交融，推動了東亞中華文明、南亞印度文明、西亞北非伊斯蘭文明、歐洲希臘羅馬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交匯和融通。絲綢之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絲綢之路主要包括四條路線：一是沙漠綠洲之路，也稱“玉石之路”“金石之路”，核心段落位於內陸亞洲的沙漠綠洲之間，主線從西安或洛陽出發，沿渭河流域向西，越黃河經甘肅河西走廊、新疆、中亞，通往南亞、西亞，進而到達地中海沿岸直至意大利羅馬，興盛於漢唐時期，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和僧道。二是海上絲綢之路，也稱“瓷器之路”“香料之路”“書籍之路”“銀瓷之路”，分為東洋道、南洋道和西洋道，分別由中國東海的泉州、寧波，南海的廣州等港口城市出發，浮海揚帆，向東通往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向南向西通往東南亞，越馬六甲海峽向西到南亞、西亞、南歐和東非各地，興盛於宋元時期，主要是商道，其次是官道和僧道。三是北方草原之路，又稱“絹馬之路”“皮毛之路”，主線從長安或北京出發，向北經蒙古高原、歐亞草原，再向西往南通往中亞、西亞、歐洲，興盛於先秦和蒙元時期，主要是商道。四是南方絲綢之路，又稱“高山峽谷之路”“茶馬古道”，主要從四川成都地區出發，向西經西藏、尼泊爾地區，或是向西南經雲南、緬甸，到達印度中部地區，再向北通往中亞，與沙漠綠洲之路相連接，主要是商道。唐代還開闢了融合西北絲路和西南絲路的“唐蕃尼竺古道”，主要是從長安出發，向西北到甘肅河西走廊，轉向西南經青海到達西藏拉薩地區，再沿雅魯藏布江向西，經尼泊爾到達印度中部地區，唐朝公主入藏和王玄策等使臣出使印度多經此路。狹義的絲綢之路主要指橫貫歐亞大陸中部的沙漠綠洲之路。隋唐繁榮時期的沙漠綠洲之路以中國新疆葱嶺喀什和西亞兩河流域巴格達城為界，分為東、中、西三段。東段西安至敦煌間的道路分為南道、北道和青海道等三條通道，敦煌至喀什間的道路分為南道、北道和新北道，中段喀什至巴格達段也分為北道、中道和南道。沙漠綠洲之路、北方草原之路和西南高山峽谷之路又可以統稱為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相互呼應，共同構成人類文明交往的主要路徑。四條路線使亞非歐舊大陸的不同文明由隔絕孤立走向交流融合，使不同族群由區域史形成相互聯動的世界史。 互利共贏走出絲路康莊大道河南新野出土的漢畫像磚《穆天子西遊》拓片絲綢之路是一條由亞非歐大陸不同文明分段開闢、不同族群接力共建、經歷漫長發展逐漸貫通的大通道。公元前10世紀，西周穆王在兩次西征犬戎之後，從周都宗周豐鎬（今西安西南）出發，一路西行，經青海、甘肅，到達新疆，推動了中原與西域的交通聯繫。公元前7世紀，秦穆公征服西戎後，“秦”的威名就隨著戎、狄的流動，向西方傳播，“秦”的音譯Cina或Sina，就逐漸成為西域眾多族群及印歐語系、閃含語系諸多語言對中國的稱呼。公元前6、5世紀，波斯帝國征服西亞、中亞、北非和歐洲東南部，並修建波斯御道。公元前334年至前324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建立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的遼闊帝國，開創了舊大陸的希臘化時代，東西方文化開始深入交流。公元前3世紀，秦帝國的統一和全國性道路網絡的構建為絲路貫通奠定基礎。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建立起中國與中亞、南亞的長期性、穩定性官方交往和商貿往來。公元前1世紀，漢朝設立西域都護，沿絲路駐兵屯田、修築長城，維持西域通道暢通，打通絲綢之路東段和中段，使陸上絲綢之路正式全線貫通。絲綢之路的歷史表明，絲路沿線國家尤其是大國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是絲路暢通的前提，也是沿線國家繁榮昌盛的保證。公元1世紀至2世紀，東亞漢帝國、中亞貴霜帝國、西亞安息帝國和歐洲羅馬帝國的和平交往，建立了亞非歐大陸貿易網絡，見證了絲綢之路的昌盛。公元7世紀至9世紀，唐帝國、阿拉伯帝國和東羅馬帝國的交往合作，促成了絲綢之路的高度繁榮。與之相對的是，戰爭和對抗會引起絲路中斷，也會導致大國衰落。公元4世紀至7世紀，薩珊波斯和東羅馬帝國因絲路控制權而持續衝突，最終導致薩珊波斯被阿拉伯帝國所滅，而東羅馬帝國也喪失東方行省走向衰落。合則兩利，鬥則兩傷，是絲路留下的歷史經驗教訓。文明因交往互鑒而繁榮，因封閉隔絕而衰落。絲綢之路是中華文明不斷豐富、更新和完善的重要動力，也是中華文明持續傳承、傳播的重要路徑，還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共榮的重要機制。中華文明開放包容，融匯創新。新石器時代的“物種之路”和“玉石之路”，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形成，玉器、絲帛和青銅器成為中華禮樂文化的重要載體，漢唐時期中國通過陸上絲路廣泛吸納興起於印度的佛教，並將其內化為自身的一部分，推動了魏晋玄學、隋唐佛學和宋明理學的繁榮。唐宋元時期，中國通過海上絲路吸收波斯阿拉伯文明成果，伊斯蘭文明因而扎根中國西北地區並實現內化。明清以來，中國全面吸納西學，並逐漸將其中國化，促進了自身的不斷完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的約 5,300 年前的骨雕家蠶絲路實踐昭示後人，互學互鑒、互利共贏帶來和平與繁榮，固步自封、排斥異己則會導致沒落和衝突。漢唐王朝因開放包容而繁榮昌盛，明清王朝因閉關鎖國而走向衰落。阿拉伯帝國因開放包容，繼承中東地區古代文明遺產，並通過百年翻譯運動全面吸收歐洲文明成果而昌盛，其後因伊斯蘭教內部教派衝突及與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對抗而走向衰落。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試圖一國控制獨享東西方貿易權，不僅引發了其與威尼斯等歐洲國家的戰爭衝突，還刺激歐洲人繞開傳統絲綢之路、開闢新航路，最終導致自身的衰落。零和博弈只會走入死胡同，互利共贏才能走出絲路康莊大道。絲綢之路不僅是文明交往路徑，更是一種價值觀和世界體系。作為一種價值觀，絲綢之路倡導多元和共贏，這與西方所倡導的一元價值體系即所謂的普世價值是不同的，正是絲綢之路價值觀構建起了多元共生的世界體系。這種絲路世界體系比西方在基督教一元宗教觀和民族國家基礎上構建的世界體系，從長時段來看更具有包容性和生命力。絲路價值觀對於當前國際社會構建更為平等包容的世界體系具有重要啟示。 中國絲路三寶推動絲路沿線文明繁榮發展絲綢之路首先是一條商貿之路，絲路上的商品交換和人員往來促進了舊大陸上技術交流和傳播，催生了粟特人等商業族群。中國的絲綢、陶瓷和茶葉被奉為絲路三寶，中國的養蠶製絲技術、陶瓷製作技術曾長期為中亞、西亞和歐洲國家所追慕和模仿。絲綢是絲綢之路得名的由來，也是東西方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和媒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鄭州滎陽青台、汪溝遺址發現的絲綢殘片和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骨雕吐絲家蠶，都實證中國在5,3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就開始養蠶製絲。這與中國古史傳說中軒轅黃帝元妃嫘祖發明養蠶製絲及鄭州是黃帝之都的人物、時空背景相互契合。玉帛古國成為中國國家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階段。中國絲綢向域外傳播最晚始於2,500年前。德國南部斯圖加特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出土的人體遺骸上穿有中國絲綢服飾殘片，俄羅斯阿爾泰山北麓巴澤雷克公元前5世紀的斯基泰人墓葬中也出土有中國戰國時期楚國的鳳鳥紋絲織品。歐洲人在公元前4世紀時，就是通過絲綢開始認識中國的。希臘史學家克泰夏斯（Ctesias）在其《史地書》中用“塞里斯”（seres）來稱呼產絲的中國。希臘文中的絲一詞“ser”是上古漢語輾轉的音譯詞，而“seres”原意是“製絲者”，引申為“絲國”。希臘羅馬人所獲得的中國絲綢數量稀少，極為罕見。公元前1世紀古羅馬凱撒大帝身穿中國漢朝絲袍出現在劇場之中，引起羅馬貴族的集體矚目和稱羨。絲路全線貫通後，羅馬人仍然要通過波斯安息人輾轉獲得中國絲綢，因而價格昂貴，導致羅馬帝國黃金外流，羅馬元老院曾因此而下令禁止貴族婦女穿著輕薄如紗的絲綢衣物，但從古羅馬龐貝古城壁畫中酒神巴庫斯侍女邁阿德斯的絲綢服飾來看，絲綢衣物是古羅馬貴族渴求追慕的風尚。中國絲綢以其質地華貴典雅和昂貴輕便，不僅是絲路的重要商品，也是絲路貿易結算的重要硬通貨，因而製絲成為絲路沿線各國競相獲取的高新技術。養蠶製絲技術的傳播始於東漢時期。根據玄奘《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漢代西域城邦國于闐（今新疆和田）本無蠶桑，于闐王便派使節到漢朝請求賜予蠶種和桑種，但被漢朝皇帝拒絕。于闐王便採用曲線救國之法，請求與漢朝和親並得到漢帝准許。于闐王迎親使者密告遠嫁的漢朝公主，于闐國無絲帛桑蠶，請求公主將蠶桑之種秘密帶到于闐。漢朝公主將蠶種和桑種密藏於鳳冠霞帔之中，避開漢邊關衛士查驗，順利帶到于闐培育成功，使蠶桑生產之術在西域傳播開來，于闐也逐漸成為西域著名的絲織中心。20世紀初，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和田地區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木版畫“漢朝公主傳絲圖”，刻畫的正是將蠶桑種子帶到于闐的漢朝公主。斯坦因還在于闐附近祠廟廢墟裡發現了一幅“蠶先”祭祀壁畫，反映出蠶桑在西域社會中的重要性。大英博物館藏中國新疆和田出土唐傳絲公主木版畫新疆西域是中國通往亞歐大陸西方的門戶，桑蠶絲織技術在漢代傳入西域後，又在3世紀的三國時期傳播到了中亞和西亞。隋唐時期，薩珊波斯已經能織造工藝高超的波斯綾錦，西亞的波斯錦和阿拉伯番錦以及中亞的粟特胡錦將中國絲織技術和當地毛紡技術結合創新，反向流入唐長安成為新時尚。但其絲織品與中國仍有較大差距，根據西方史料記載，6世紀時曾有薩珊波斯人到中國學習桑蠶絲織技術。8世紀時，怛羅斯之戰被俘的唐長安人杜環曾在大食即阿拉伯帝國見到河東人樂還和呂禮在當地傳授絲織技術。中國蠶桑絲織技術傳入歐洲約在6世紀。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著名的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期間（公元527—565年），致力於打破薩珊波斯對絲綢貿易的壟斷權。他一方面聯合盟友西突厥汗國發動了對波斯的絲路貿易戰爭，打破薩珊波斯的阻撓直接與中國開展絲路貿易；同時分南北兩路，遣南路使臣到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的也門，希冀通過開闢海上絲路印度航線以購買絲絹及其他中國產品，北路使臣到西突厥希望通過草原絲路獲得中國絲綢。另外一方面又高價懸賞獲取中國桑蠶絲織之法，實現自產絲綢。根據西方史料記載，在重賞之下，兩個印度僧侶進入中國，將從中國獲得的蠶卵藏於竹杖之中，扮作香客持杖行路，躲過中國邊關查驗，最終將蠶種帶到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從此之後歐洲人開始能够養蠶織絲。在桑蠶技術傳入歐洲後，中國的脚踏織機和提花機也相繼傳入歐洲，使歐洲織機結構發生革命性變化，由竪機進入提花機時代，從而能够織造複雜的大花紋織物，奠定了歐洲近代機械穿孔紋版的基礎。中國絲織技藝的傳入，對其後歐洲社會的政治、經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13世紀意大利城邦經濟的騰飛，與絲織業的興盛密不可分。陝西歷史博物館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拜占廷希拉 克略金幣從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開始，中國的彩陶技術的向西傳播就極大推動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唐代三彩陶瓷技術沿絲路傳入西亞和歐洲，推動了13世紀意大利製瓷業的發展。元明清時期中國青花瓷技術更是西亞和歐洲國家追慕的對象，青花瓷成為歐洲皇室貴族身份地位的象徵，china（瓷器）一詞也成為西方語言中中國的代稱。中國的茶葉傳入絲路沿線地區後，不僅解决了肉奶飲食族群的消化問題，而且還逐漸催生了歐洲貴族下午茶等生活方式時尚。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傳入中亞、西亞、南亞和歐洲後，使這些地區結束了貝葉、泥板、莎草或羊皮卷時代，打破教士和貴族對知識的壟斷，推動其走出中世紀。波斯的金銀器製作、掐絲珐琅技術，羅馬帝國的玻璃製作、建築技術，印度的製糖技術，都推動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生活改善和社會進步。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唐三彩牽駝胡人俑 “一帶一路”開啟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新紀元敦煌莫高窟唐代佛教壁畫中的胡騰舞女絲綢之路推動了沿線族群的思想藝術交流。公元前6世紀誕生於南亞的佛教，公元前6世紀創立於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公元1世紀誕生於巴勒斯坦一帶的基督教，公元7世紀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因絲綢之路的傳播交流而成為世界性宗教。絲綢之路沿線眾多世界文化遺產多是因宗教信仰傳播而形成的，如中國境內的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克孜爾千佛洞等佛教石窟造像壁畫，銘刻了佛教在絲路上的傳播印跡，反映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和波斯文明在絲路上的交融。法顯、鳩摩羅什、玄奘、善無畏、阿羅本等高僧和傳教士，行走絲路，不畏艱險，尋求真理，傳播思想，寫下不朽的絲路傳奇，樹立厚重的絲路豐碑，留下丰富的精神遺產。敦煌莫高窟初唐壁畫《張騫出使西域圖》絲綢之路是不同文明的互學互鑒之路，不同族群的共建共享之路，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留下厚重的文化遺產，對當代世界國家合作具有重要啟示。“一帶一路”倡議是在絲綢之路遺產和經驗基礎上凝煉而成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中國對當代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模式的積極探索，是激活絲綢之路歷史遺產和經驗、重現絲綢之路繁榮景象的偉大壯舉，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版本的治理模式和發展願景，為人類歷史描繪了一幅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藍圖和路徑，必將開啟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新紀元，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的輝煌重現，並為推動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作者係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嚴 駿校對：邸 倩監製：劉可揚

將個人閱歷、主觀情思與客觀景象融合於作品，是趙志軍創作的一大特點。他早年初習油畫，後改水墨，兼畫水彩。山水、花鳥、人物無不精妙，又尤以山水稱譽於世，風格清麗俊朗，個人特徵鮮明，有著強烈的現實性和濃鬱的時代氣息。趙志軍追求技與藝結合，強調情與境貫通，作品透露出一種引人深思的力量，帶動觀者的思緒往更高更深的層面探索。文｜本刊記者      高峰  趙珊趙志軍走南闖北 執筆仍繪初心常聽到一句話“藝術源於生活，更高於生活”。藝術的表達往往受個人生活閱歷影響很大，走南闖北的經歷讓趙志軍形成了多元、包容的創作風格：兒時的他成長在內蒙古，天高雲闊、水草豐美的草原孕育了他豁達寬廣的心胸；年輕時期他又先後到東北和山東任教，松濤激蕩的大興安嶺林海和齊魯大地的壯闊風光都為他的作品增添一份豪情；在北京進修期間，每逢周末他都會去美術館、展覽館看看，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極大激發他的創作靈感；移居香港之後，他與香港本地藝術家廣泛交流，多次參與大型藝術展覽和學術交流活動。在學習與交流中他深入思考，筆耕不輟，不斷尋找新的突破。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34cmx68cm 2021 年香港水墨立足傳統，面向當代，在保持中國水墨特徵的同時也有自己特有的活力和創新。作為香港畫界的一員，趙志軍自然承擔著一份探索“港水港墨”審美特徵、尋求香港水墨當代風格的責任。與此同時，他嘗試著將“港水港墨”的獨特性匯入當前全國化、國際化的浩瀚水墨主流。在他看來，內地從事藝術工作的人群基數相對更大，眾多的專業院校也使得這些工作者有更扎實的藝術理論基礎，新水墨的發展成果更為顯著。“港水港墨”作為中國水墨藝術蓬勃發展下的一個分支，內地新水墨發展對其有指導性意義，“港水港墨”發展應在加強與內地交流的前提下，在東西文化交匯過程中，發展出更多元而獨特的精神面貌，體現別具特色的香港精神。 扎根傳統 守正不忘求新從古至今，中國藝術既飽含文人情懷，又富有古典哲學意蘊，藝術家們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往往還寄托了社會責任。趙志軍對中國藝術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不應該只守住一個方面去發展中國藝術。“創作要有理論支撐，要有生活中的感受和體會。在深入研究傳統藝術的前提下，不斷推陳出新，不複製古人、不重複自己。”他同時還強調，“當代水墨要有現實感和形式美。唐宋元明清，各有各的特徵和繪畫體系，這些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並不能片面的認為，只有中國古代藝術才是真正的中國藝術，中國藝術時刻在發展，我們要做的就是守正求新。”“守正”是對傳統中國水墨的堅守和繼承，而“求新”則是藝術適應時代而作出的變化。在趙志軍的畫作中，“守正求新”的概念時刻體現。比如在他的作品《荷韻》中，荷葉邊的畫法與中國傳統繪畫中的荷葉邊圓潤柔美不同，他力求簡練，將荷葉改圓為方，呈現出一塊塊的幾何形狀。更難能可貴的是，作品中的荷花依舊保留了傳統的畫法，典雅高貴，富於詩意美，葉子又融進了西畫的處理方法，用稍變形的硬邊緣來表現，依然是中國畫的題材，使用了不同的表現方法。葉片墨色濃淡相宜，變化多端。這一作品古意新創，在傳統的中國畫題材上嫁接出新的元素，正正體現他的守正求新。窗外 68cmx138cm 2020 年作品的筆墨把控方面，趙志軍的作品也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他在許多具體地方保留中國畫法則，但大大減弱了傳統文化的隨意性，強調了筆墨的可控性。中鋒運筆，又不刻意地追求筆墨速度，徐緩相間，讓筆墨自然而然地表達情懷。越陳規、創新貌，循規又不囿於矩，才能在藝術上從心所欲，推陳出新。趙志軍在傳統思維與當代的思維的交叉和融合裡，以一個在當代人寬廣並獨特的視角，來進行藝術的表達。正是這種不守舊、不自縛、不焦躁、不懈怠的創作態度和哲思精神為他的畫作注入靈性。有人評價趙志軍說，他不僅是一個勤於實踐的繪畫創作者，同時，也是一個善於思考和總結的學者，是一位藝術造詣非常全面的藝術家。香江之夜 48cmx180cm 2019 年在長達40多年的藝術生涯中，在不斷地創作和積累中，趙志軍開闢出了獨屬自己的風格。他在藝術領域成績斐然、殊榮迭至：他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擔任中國國際水墨藝術學會主席、香港美協副主席、文化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特邀研究員等藝術和社會職務；他的個人介紹及作品發表在《美術》、《美術報》、《美術縱橫》、《中國藝術》等報刊雜誌，被香港電台、香港衛視翡翠台等多家媒體專題報道；他的多個作品列入多類著名藝術刊物及大型畫集，近幾年也相繼參加了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澳門等地的重要展覽，眾多作品都被各大機構及知名收藏家收藏。 觀察細微 以藝術尋真理傾其半生，走過許多山山水水，趙志軍將美景人文收入眼底，一路拾掇創作的靈感。他的恩師、清華大學博士生導師杜大愷曾說過，趙志軍觀察細微，敏於思考又勤於創作。“他對造型有很好的理解，不同類型的作品均畫的平實、樸素，人物強調平面性，風景則重在不同肌理的處理，都是有選擇、有目標的。”百合 68cmx58cm 2020 年趙志軍畫水墨得心應手，難得的是他的作品中往往還潛藏了一種細膩的人文關懷。觀察趙志軍的小品，總會被他筆下栩栩如生的世界所吸引：他的動物小品活潑靈動，簡單幾筆勾勒出的鴛鴦、鸕鶿、喜鵲就妙趣橫生；江南山水系列用淡墨渲染流水，用白描的筆勾畫房屋，淡淡的筆墨，就將小橋流水人家的閒適之情盡展於尺幅之間。通過對生活細緻入微的觀察，他將對自然的感知緩緩送到筆尖，寥寥數筆，意境就躍然紙上。畫面不僅體現了生活趣味，往往也展示了他對人生真諦的探詢。對趙志軍而言，繪畫是一個純粹的尋求真理的過程，而過程遠比畫作本身重要得多。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嚴   駿校對：邸    倩監製：高   峰  

編者按：香港是連接祖國內地與世界的一座重要橋樑，許多海外華人華僑時刻關注著這座城市的穩定與繁榮，對香港的觀察和思考有著獨特的視角。本期刊發旅德華人作家楊堅華的一篇文章，以饗讀者。文｜德國     楊堅華香港街頭的路牌，彰顯著這座城市的歷史和繁華（羅宏 攝）港台與內地都熟悉的音樂人羅大佑創作過一首家喻戶曉的歌曲《東方之珠》，在這首歌裡，香港戴上了“東方之珠”的桂冠。而常常被拿來與香港作比較的上海卻沒有這麼幸運，它只能與吉隆坡、曼谷、峴港等東南亞海港城市一樣，被冠以“東方明珠”之美譽。一字之差，一個成了“唯一”，其他的則成了眾多明珠中的一顆。作為鑲嵌在中國南海的一顆璀璨明珠，香港無疑充滿了魅力。就像女人的魅力更多地體現在風情，香港的魅力也在於它特有的品格和秉性，包括它獨特的城市味道，它的城市溫度。說到城市溫度，知名旅遊信息網站travelbook曾在德國發起網上投票，選出全球20座最不友好的城市，香港竟赫然有名。上榜原因——冷漠。無獨有偶，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的年度報告，多次將香港列為全亞洲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城市。照此說來，香港的城市溫度想必是寒冷的。但歌曲《東方之珠》中，羅大佑把香港稱作“我的愛人”。愛人難道不是世上最溫暖的嗎？對於我而言，香港是我最熟悉的城市之一，它就像一位老朋友，親切又令人牽掛。當年出差國外，因為航班原因，我往返都是經過香港。定居德國之後，每次回國探親，我同樣選擇從德國直飛香港。每當航班降落在香港國際機場時，我都會格外興奮，以致於在酒店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將自己投進香港熱氣騰騰的人間煙火中。尤其是每年春節時，正值香港洋紫荊的花季，大片大片的花朵在樹上艷麗地綻放，人們在樹下經過，還能聞到淡淡的芬芳。因為假期，街頭也多了份喜慶和慵懶，這份別樣風情尤為令人沉醉。此時的香港，讓人感覺特別溫暖。一冷一熱，人們對香港的感受為何迥然不同？大概因為絕大多數遊客在旅途中只是用五官去感受。遊客的眼中，他們看到的香港儼然是一個功利主義的社會。街上人潮如湧卻很難看到幾張笑容；很少有人會停下自己匆匆的腳步，去關心一下身旁面露焦慮的陌生人；各種排隊付款處若有人動作遲緩，很可能馬上招來別人的白眼……這些不愉快的體驗自然會令遊客感到失望。而那些願意付出時間和耐心去期待，願意用心去聆聽和擁抱香港的人，則能破解這座城市的密碼，從而找到城市真正的入口。那個入口通往過去，又引向未來。在香港，偶爾我會和朋友們乘坐山頂纜車到太平山頂，從凌霄閣俯覽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致。山頂雖說是香港富豪們的棲居地，但那裡並不像美國紐約上東區那樣。紐約上東區的空氣中似乎總是透著寒意的傲慢和冷漠，仿佛在提醒人們“保持一定距離”！香港山頂那些散落的豪宅裡的光亮只是低調地閃爍著，但歷史上的山頂區卻是另一幅畫面。1904年4月港英政府頒發的《山頂區保留條例》明文禁止華人在山頂區居住。該條例直到1930年12月才廢止。1918年頒布的《山頂區（居住）條例》更是持續到1946年。與此同時，在1928年之前，舊上海時代的許多租界公園，同樣禁止華人入內。我曾在歐洲一些美術館舉辦的老照片回顧展上，看到過幾張足以令中國人義憤填膺的舊照片——幾位身著水兵服的外國人圍在一起打牌，但他們並沒有坐在椅子上面，充當椅子的是幾個留著長辮子跪在地上的中國人。人們難以從照片中分辨出它們拍攝於中國哪座港口城市，又或者當年中國任何一座港口城市都可能出現此情景。那些水手們驕縱輕狂的面孔印在我的腦海裡，久久難以拂去。而今的香港山頂區早已褪去了昔日不可一世的傲慢，若不是受疫情影響，每天都會遊人如織。不過，尤其是在盛夏季節，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們，當他們在山頂區觀賞迷人景致、享受著徐徐涼風拂面時，山頂那些靜謐奢華的豪宅，可能會令大家情不自禁地想起，白天香港城裡蒸籠般的悶熱。香港城裡那些狹窄蜿蜒的街巷，年久失修的老屋，街巷口穿著汗衫短褲、不停地搖著手中芭蕉扇的老人……如此誇張的對比，勢必會觸碰不少遊客的心思。當世上的少數人急於擺脫金錢帶來的煩惱時，大多數人卻仍在為獲得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而苦苦掙扎。這似乎為世上如香港山頂區這般的美景，抹上了一層荒誕的色彩。而荒誕或許是世界上所有的大都市始終擺脫不了的陰影，它不但會令一座城市的溫度產生地理位置上的溫差，更讓城市溫度具有個人感受上的天壤之別。很多來香港的遊客會抱怨香港地鐵的擁擠。另外，也許為了讓空氣更好流通，夏天香港地鐵裡的空調冷氣格外強勁。往往當大家走出地鐵口來到地面，撲面而來的熱氣讓人以為自己剛剛完成了一次北半球到南半球的穿越。我慶幸自己避開了這種溫差的錘煉。緩緩行駛的叮叮車，已經成為香港的一張特色名片（羅宏 攝）第一次到香港時，我就接受了香港朋友們的建議，將叮叮車作為自己在香港的出行交通工具。朋友們叮囑我記住叮叮車的路線圖，這樣就不用再擔心迷路。香港的叮叮車的確非常便捷，每站間隔大約150米左右，人們若是因為觀賞沿途風景錯過了站點也沒關係，更何況下車步行的這一百多米，香港街頭還常常會有意外的驚喜發現。叮叮車的票價也極其平民化，一張四天通行票才34元港幣。夾在當地人中間，開著車窗，時有微風拂過，隨著“叮叮”提示音的此起彼伏，香港的城市畫卷在眼前徐徐展開。叮叮車的慢與街上行人的匆匆，形成鮮明的對比，又有種奇妙的和諧。街邊安然閒坐的居民，扭頭望著遠處的行人（羅宏 攝）這大概就是香港的獨特風景。喧囂中的冷漠，擁擠中的孤獨，或許會令不少遊客無所適從，但這份淡漠的距離又讓人們得以自由地釋放自我。因為在這裡，沒有人會在意你是誰，大家可以輕松地卸下面具和偽裝，做一回真正的自己，而香港也貼心地為大家提供了選擇的多樣性。這裡既有快速又擁擠的地鐵，也有叮叮車這種復古型慢悠悠的交通工具；作為世界時尚中心，香港擁有各種世界奢侈品牌，同時它又擁有“女人街”“廟街”之類的夜市攤檔；它既有昂貴的米其林餐廳，也有價廉卻美味的各種街頭小吃……對多樣性的包容，蘊育了這座城市的無限可能性，人們的想象力得以自由馳騁和發揮，從而催生了一座城市的活力，讓它始終生機勃勃。大家公認，一座城市的溫度取決於它的人文環境。香港被一些人認為是“文化沙漠”，但以下數據或許會令他們改變觀點。“世界城市文化論壇”（World Cities Culture Forum）2020年發布的數據顯示：寸土寸金的香港擁有1,312家書店，人均擁有書店的數量進入全球前三名。另外，香港還擁有14,998家餐館，其中包括70家米其林餐廳；111家美術畫廊，82家公共圖書館，55家劇院，39座大型博物館（另有媒體報道，截至2021年4月，香港共有60座博物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香港每年舉辦3,459場各種音樂匯演……儘管經歷了150多年的殖民統治，中華傳統文化包括語言、文字在香港的延續卻從未中斷，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始終處處滲透著中華文化的元素。哪怕再艱難的歲月，香港人始終樂觀地相信：人生“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那些歷史鏡頭下的香港，街頭林林總總的廣告牌、商鋪全是中文；而中醫診所數量之多更是超過內地任何一座城市。漫步香港街頭，除了各色小吃的誘惑撲鼻而來，還經常會聞到中藥的香味。尤其在炎熱的夏天，空氣中飄著的藥香被吸入鼻子，頓覺渾身涼爽不少。中醫並沒有被納入香港公營醫院體系，卻依然擁有如此多的追隨者，這大概緣於中華民族基因中對傳統文化的堅守和傳承，也體現了一種文化認同和自信。正是秉承了這麼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力量，香港在過往歲月裡屢創奇跡。2020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女性平均壽命最長的國家或地區為中國香港（88.13歲）、日本（87.45歲）、西班牙（86.22歲）；男性平均壽命前三甲分別為中國香港（82.34歲）、瑞士（81.7歲）、日本（81.41歲）。蝸居的香港人平均壽命繼續蟬聯世界第一。其實，早在2018年，香港女性和男性就分別以87.56歲和82.17歲榮獲世界人均壽命的冠軍。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圖為繁忙的港口一角（羅宏 攝）按說高昂的生活成本，巨大的競爭壓力，很容易造成人的精神高度緊張，從而導致免疫力下降。這些都是對健康不利的因素。香港這似乎與常識不符的奪冠之舉，或許印證了專家們的觀點——長壽最關鍵的因素來自精神方面。而香港女性人均壽命高達88.13歲，更令大家開玩笑說：香港人從不退休，忙得沒時間抽煙喝酒，也沒時間怨天尤人抱怨生活，所以才能長壽吧！不少媒體也報道稱，香港女性是全亞洲最難應付的女性，她們強勢得令人難以親近。與此同時，男女比例失衡已成為香港社會必須面對的一個挑戰。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0年底公布的數據，全港747.42萬人口中，男性數量為340.97萬，女性數量為406.45萬，這與中國內地城市男多女少的情況恰好相反。大家印象中的香港女人通常梳著最容易打理的發型，臉上總是淡淡的內斂表情，她們從不表現出過度的熱情，也不刻意做作、裝腔作勢，像極了香港這座城市。換個角度說，香港“女多男少”的人口格局，讓這座城市貌似冷漠的面孔後面，多了份女性的柔軟，使得香港這座依山傍海的城市，既有山的堅硬和穩定，又具有海的溫柔和靈動。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的數據顯示：在香港，每五個人裡面就有一位是義工。這是一份彼此攜手，同舟共濟的擔當和勇氣。擁有如此之多熱衷於慈善公益活動的民眾，香港又怎麼可能是一座缺乏溫度、冷漠的城市呢？香港雖然身上還帶著殖民地的傷疤，但它的天生麗質，深入骨髓的堅韌，使它始終自信地高昂頭顱。“我愛你年輕時的美麗，更愛你飽經風霜的容顏”，這是人們對愛人的傾訴。但香港，這座曾在歲月滄桑中始終承載著民族尊嚴的城市，這座建築、花草樹木、山川河流等等無不帶著過往的負重和記憶的城市，它依然美麗，它始終年輕。自信帶來的包容之心會讓四方之士源源不斷地為這座城市注入新鮮活力，使之始終具備展現無限可能性的能力。熠熠生輝的東方之珠，風采依然！（作者係旅德中國作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李博揚監製：姚潤澤

2020年12月31日對香港懲教署而言是重要而特別的一天，這天是懲教署百周歲生日。自1920年獨立於警隊後，懲教署開始專責管理全港監獄設施，至今已經走過一個世紀。作為香港六大紀律部隊之一，懲教署是刑事司法體系的最後一環，百年來肩負對社會的責任，風雨不改，默默以專業精神守護法治這條最後防線，履行懲教並重的任務。不變的是宗旨，求變的是管理制度和工作環境。隨著社會變革，2021年作為新紀元的伊始，懲教署如何創新求變，順應潮流向多元化發展，就此我們專訪了香港懲教署署長胡英明。文｜本刊特約記者     秦玥胡英明接受記者專訪毗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灣仔政府大樓是港島區其中一座政府辦公大樓，內有政府統計處、區域法院、懲教署等多個職能部門。上下班時分，大批公務員穿梭不息，樓下開放式的中央庭園是附近上班族們午餐和休憩的熱門地點。香港六大紀律部隊之一的懲教署總部就位於這座外觀具有厚重感、有著30多年歷史的大樓之內。走進懲教署總部，格局四正、開揚光猛，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現代辦公室裝潢的大堂正中間有座一人多高的神位，供奉的正是關帝像。忠義仁勇、懲奸除惡，“拜關公”也吻合了香港紀律部隊的文化傳統和保家護國的使命。自1920年獨立於警隊後，懲教署（時稱監獄署）開始專責管理全港的監獄設施，肩負起為社會把守“最後防線”的使命，迄今已走過百年豪懲歲月。時代變幻，和其他部門相比，懲教署百年來一直堅守著風雨不改、始終如一的角色：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轉換，無論什麼年代、在囚人士身份有多麼的不同，監獄管理目標始終一致，就是要確保一個穩定、安全的羈押環境，對待在囚人士更堅守一個原則，就是一視同仁的管理。“與法律相關的工作，都必須以維護法治為己任。如果外面是戰場，監獄內亦變成戰場，刑事司法體系的最後一道防線就守不住了。”香港懲教署署長胡英明如是說。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的監獄騷亂和接管啟德越南難民營等重大事件，也曾有過廢除死刑、啟用戒毒所和更生中心、加強青少年教育等改造囚犯的發展路向，憑藉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香港懲教署已形成並運作著一套成熟的保安機制和情報網絡，用來管理囚犯、監察和打擊監獄內的勢力及非法行動。目前懲教署管理著全港28間懲教設施，提供11,000多名收容額，在押囚犯近8,000名，懲教署依照在囚人士的性別、年齡和保安級別來決定入住的懲教院所。出於保安需要，大部分懲教院所皆處於偏遠地區，在高牆與鐵絲網的背後，在囚人士卸下過往身份、統一服從管理、反思己過。胡英明署長表示，懲教署最基本的原則是提供一個安全穩妥、人道的羈押環境，但絕對不是一個舒適和享受的環境。圖為曾經的監獄——馬坑監獄的囚犯床鋪和廁所 監獄：保障安全穩妥人道，但絕非舒適享受之處多數市民是從電視劇或新聞當中一窺在囚人士的生活。而監獄內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樣的？我們跟隨懲教人員走訪了一間曾經的低度設防監獄——位於赤柱的馬坑監獄。這裡現在已轉型為懲教署的多元訓練場地，也面向社區向學生提供模擬監禁體驗活動，不過懲教人員表示，和其他仍在運行的同風險級別的監獄相比，內裡設施基本大同小異：犯人所住的囚倉、餐廳、圖書館，甚至犯人工作的路標製造工場，皆完整保留了下來。通過重重關卡和鐵閘進入內部，囚犯睡的床用防火材料製成，躺下去冰冷堅硬；廁所就設在囚倉內，出於保安原因，廁所上半部分是開放式，犯人如廁時也不准上鎖。在膳食方面，根據法例，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簡單而有益健康的食物，每日包括早、午、晚三餐及宵夜一共四餐，此外監獄廚房還提供多類別餐食，像是米飯、咖喱、馬鈴薯等為主的主餐和素食讓不同國籍和種族的囚犯選擇。倘若在囚人士飯量特大或有特殊需要，醫生評估有實際需要後，懲教人員會再作出合適的安排。至於有在囚人士聲稱監獄內人道待遇差，冬天太冷、飯也吃的不好，“身體和精神吃不消”，胡英明署長說，懲教署最基本的原則是提供一個安全穩妥、人道的羈押環境，但絕對不是一個舒適和享受的環境，懲教署的管理模式絕不會因個人的生活模式、思想喜好而改變。從前是面對來自五湖四海、背景各異的囚犯，風風浪浪，什麼人都管過；近些年來隨著一大批思想激進人士被還押或定罪坐監，當中不乏骨幹頭目，監獄的管理模式和保安需求是否會因應作出調整？胡英明表示，已經有所預期，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從2019年開始，無論是在行動、資源、緊急應變方面，懲教署做了很多相應的措施來迎接挑戰。胡英明強調，決不能讓政治和勢力滲入監獄。監獄的管理絕不會因為政治環境而退縮畏懼，不管關押進來的是什麼人，對於懲教署來說都只是在囚人士一個。監獄內的紀律也極為嚴謹，如果有人不遵守規矩，就會按照相關的機制執行紀律檢控。胡英明再三強調，懲教人員的意志一定要堅定，不能被任何勢力和抹黑嚇怕，無論這名囚犯在外多富有、政治背景如何、影響力有多大，只要有滋事的苗頭，管方就要即時採取行動，比如轉到風險級別更高的囚倉，以符合運作和保安需求，也避免獄內凝聚勢力。胡英明進一步解釋，若勢力一旦形成，對整個監獄的保安管理就會產生很大的衝擊，因此很多時候需要防患於未然，不能等到問題變大了再去處理，否則受害的可能是所有的在囚人士。“一亂的話，大家的心就會亂，就不會安心的服刑。今天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明天又到底安不安全？如果心靜不下來，他們怎麼能夠全心全意投入更生計劃呢？所以一定要確保穩定。”在膳食方面，根據法例，懲教署為在囚人士提供簡單而有益健康的食物懲教工作不為人知的艱辛管理的宗旨不改初衷，但近年來香港社會風波不斷，羈押設施亟需擴充，有的收押所還呈現“爆倉”趨勢，譬如荔枝角收押所近年來就持續過度擁擠，平均每天使用率超過100％。今年1月，懲教署向城規會申請重建該處收押所，擬議未來可容納810名羈留人士，比現時增加410個，並提供更多探訪窗格、醫療設施及更生設施等羈留人士空間。在囚人士人數急增，管方人手也出現緊缺，加上懲教工作有著不為人知的艱辛，近年來懲教署面臨著人員流失的現象。打開懲教署的網頁，“全年招募二級懲教助理”的招聘啟事放在首頁極為顯眼的位置，可見真的是求才若渴。說到這裡，胡英明語氣有些波動。他說，懲教工作是一個特殊的工作，普通人很難感受或領略得到，24小時朝夕相對的管理對象是社會不討好的一群。傳統上，懲教的工作環境是需要面對面的管理，而且勞動性很大，可能一位懲教人員夜晚要盯著六七十個囚室，15分鐘到20分鐘就要走一圈，原則上每晚七個鐘頭都要這麼走，不能停。正因為如此，很多懲教人員的膝蓋都得了職業傷病。夜間如是，日間也辛苦。一個互動室內只有1至2位懲教人員看住六七十個在囚人士，還要處理裡面可能發生的打架等行為，保障在囚人士的安全，這期間就經常難免受傷。再加上懲教工作地點偏遠，環境很一般，保安方面也受到諸多限制，例如職員不可以帶手機上班，很多年輕同事就非常不適應。因此不少懲教人員有了別的選擇後要麼離職，要麼就調去其他政府部門，但留下的人都很有心。和香港警務處的反恐部門類似，懲教署也有屬於自己的“秘密武器”——緊急應變隊和區域應變隊。這兩支精銳隊伍隸屬押解及支援組 發展智慧監獄——懲教署未來的“必然之路”胡英明坦言，人員流失問題在近幾年有惡化的趨勢，所以在應付外界挑戰的同時，也要處理自身的問題，投入了很多心思和資源，譬如在交通配套、留宿條件等方面，希望能夠改善懲教人員的工作環境。也為了留住有心人，近年來懲教署引入智慧監獄以改善工作的流程。智慧監獄的涵蓋面很廣，主要是利用創新科技輔助監獄管理，令傳統勞動化模式有所改變並提升專業程度，目前逐步在做測試。今年下半年，第一代智慧監獄就會在大潭峽懲教所正式開始運作。“為什麼要發展智慧監獄？因為我們面臨一個生存的問題，如果不去做，懲教署未來的發展會非常困難。”用胡英明的話來說，目前懲教署已面臨“生死存亡”的階段，不過好在其他政府部門也留意到這個問題，向懲教署提供了不少財政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支援。胡英明說，所有監獄都是社會的縮影。有人說過，想要知道這個地方到底文不文明，就去看看這個地方的監獄。他特別提到去外國和內地參觀當地監獄的經歷和感受。就科技應用而言，智慧監獄這套概念在外國發展了多年，而內地智慧監獄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內地監獄發展很快，2010年第一次去內地監獄參觀，2017年再去時，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現在軟件也好，硬件也好，都進步很快。”如今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發展智慧監獄，但從不少地方“取經”回來的胡英明認為，外國的模式未必在香港用得到，每個地方文化不同，外國的很商業化，香港就做不到，因此決定要發展一套適合香港的智慧監獄模式。從構思到理念，再由研發到測試，香港懲教署已逐漸將更多的科技元素融入日常的院所管理之中，譬如引入巡邏機械人、“無人機自動巡航監察系統”、“智慧物流系統”等，以減輕懲教人員的勞動性工作。另外，現時的閉路電視“影像分析及監察系統”也加入了人工智能影像分析功能和人臉辨識功能，大大提升了懲教人員制止破壞保安行為的能力。展望未來，胡英明希望能夠全面的、180度的轉變懲教的工作模式。“第一代智慧監獄已有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離最終的目標還差很遠，但和現在的工作模式相比，已經是一種躍進。” 區域應變隊——懲教署的“秘密武器”懲教管理制度亟待與時俱進，以配合社會需要向多元化發展。而隨著近年來社會變得更加複雜，羈押工作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大批思想激進人士和暴力份子鋃鐺入獄，高風險在囚人士不在少數，押解的責任顯得更為重大。要做到安全羈押、萬無一失，懲教署的核心所在——安保水平就一定要配合到位，當中包括需要擴張“特種部隊”的編制。和香港警務處的反恐部門類似，懲教署也有屬於自己的“秘密武器”——區域應變隊。這支精銳隊伍隸屬押解及支援組，以黑豹作為隊徽、“隨時候命、隨機應變”為口號，俗稱懲教“黑豹部隊”，負責高風險押解工作及處理院所緊急事故，並提供快速及機動的支援。2014年起世界各地發生了不少監獄暴亂，不少懲教人員和在囚人士受傷甚至不治，當時的懲教署長要成立一支對付緊急事件的部隊，時任行動處處長的胡英明被委派改革一支精銳部隊，旨在短時間內迅速止暴平亂，區域應變隊隨即於2016年成立。區域應變隊作風低調，在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示威中，因支援香港警務處而出任特別任務警察，這支精銳部隊才“浮上水面”。區域應變隊隊員需先經過挑選，成功通過後進入為期11周的特訓和演習，此外可以裝備催淚彈及橡膠子彈的防暴槍、布袋彈長槍、伸縮警棍、胡椒珠發射器、胡椒泡沫噴劑等低致命武器，也可配置點38口徑手槍，應付防暴工作。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因應保安風險及實際情況，區域應變隊已經負責了多次高風險在囚人士的押解工作。像是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多次出庭時，均由區域應變隊人員負責押解，由俗稱“鐵甲威龍”的押解重犯的囚車押送。記者親眼所見，這支懲教“飛虎隊”行動迅速，裝備精良，絕非浪得虛名。胡英明說，其他國家的監獄也有類似的部隊，但不適合香港用，大家法例和文化不同，一定要自己開發一支部隊，所以這幾年來無論是戰術也好，裝備也好，都在不斷自行研發。因保安理由，胡英明不願透露現時部隊的編制，但他說未來還會因應時局，再加大編制，包括持續發展戰術和裝備，以便在合適的環境出動。 疫情期間走到前線守護香港除了做好懲與教的工作，作為紀律部隊之一的懲教署在社會需要時也走到前線，用自己的力量守護香港。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香港社會鬧“口罩荒”，懲教署的口罩工場招募了大批義工日夜趕工；第四波疫情膠著，懲教署攜手其他幾大紀律部隊一起協助特區政府做好抗疫工作。1月23日淩晨，香港首次在佐敦實施封區強制檢測，動員三千人執行。而該區住有不少的少數族裔人士，懲教署派出了230多名懲教人員參與，當中就包括了十多名來自泰國、尼泊爾、印度及巴基斯坦的非華裔職員在現場進行協助翻譯等工作。不過對懲教院所來說，最大的壓力莫過於監獄內可能出現的疫情暴發風險。一般人很少留意到監獄是個特殊的環境，每天進出人次頻繁，不可能做到社交距離，因此監獄是一個容易被忽視、卻有機會出現大規模感染的地方。倘若疫情暴發，對監獄的運作和整個公共醫療系統造成的影響將不可想象。因此，管方也研究了該如何隔離在囚人士、並添置了抗疫的防護消毒裝備，當中包括醫療級別的空氣過濾清新機，未來也會配合特區政府的策略，為懲教人員和在囚人士施打新冠疫苗。 香港懲教署知多少香港懲教署知多少香港一共有多少個監獄？分布在什麼地方？現時懲教署轄下共有28個懲教設施，當中包括監獄、懲教所、更生中心、戒毒所、羈留病房及中途宿舍。它們分布於香港島、九龍、新界、大嶼山及喜靈洲。監獄是否分不同級別？除中途宿舍和羈留病房外，懲教署轄下的懲教設施皆劃分為不同保安級別，分別為：高度設防、中度設防及低度設防。不同保安級別院所可以羈押的在囚人士類別各有不同。例如甲級（Cat A）在囚人士只可被羈押在高度設防監獄。 不同級別的監獄之間有什麼分別？從外觀是否能夠分辨？不同保安級別的院所有不同的保安設施。雖然高、中、低度設防設施皆設有圍網，但對圍網的設計及要求各有不同。除了圍網外，高度設防監獄會另設有圍牆及瞭望塔，所以不同保安級別的懲教設施基本上是可以從外觀分辨的。 如何決定在囚人士去哪個監獄服刑？什麼情況會安排在囚人士轉到另一個監獄？當還押在囚人士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成為定罪在囚人士後，懲教署會根據他們犯案件的性質、年齡、刑期以及保安級別等進行分類及編級，依不同院所的收納條件決定在囚人士服刑的地點。在考慮是否將一名在囚人士轉到另一個院所時，懲教署會因應院所運作、保安因素以及在囚人士的健康和精神狀況等綜合因素作出決定。 在囚人士的信件是否都會有懲教署職員看過才可以寄出寄入？在囚人士可以寄出和收取數量不限的信件，但基於保安考慮，這些信件都有機會被院所職員開啟、搜查及被閱讀，以確保信件內不會有任何對人身安全或監獄保安、秩序及紀律造成威脅的物品存在。 在囚人士可否購買報紙雜誌？在囚人士可申請每日收取一份報紙，由親友訂閱並代付報紙費用，同時懲教院所會提供報紙給所有在囚人士傳閱。在囚人士每個月可接收6本由親友於探訪時交來的雜誌、期刊及其他一般刊物，宗教書籍不在此限。 監獄內是否全部地方都沒有冷氣和風扇呢？懲教院所內的囚倉及囚室沒有冷氣，懲教署一直按法例規定，確保所有囚室的通風合乎健康需要。 在囚人士在監獄內有些什麼工作？懲教署安排已判刑的成年在囚人士從事有意義的工作，使他們遵循一個有秩序和規律的生活作業模式，從而協助維持監獄穩定。轄下的工業及職業訓練組秉持更生為本的方針，通過提供職業和技能訓練提高在囚人士的就業能力，以協助他們重投社會。目前懲教工業共有13個不同的行業，包括洗熨服務、製衣、標誌製作、木工、玻璃纖維、預製混凝土、金屬製品、針織、皮革、信封製造、印刷、書籍裝訂和簡單手作﹙包括口罩﹚。 在囚人士工作的工資有多少？會否跟從政府的薪酬而調整？由於懲教署與在囚人士之間並無雇主及雇員的關係，因此“最低工資”並不適用於在囚人士。現時在囚人士的工資是以獎勵金形式作為鼓勵，工資率由每星期約港幣46元至200元不等，以保持他們工作的動力。 探訪在囚人士的時間、次數及人數有沒有指引？還押在囚人士可接受親友探訪，每天1次，限時 15 分鐘，每次不得超過2名探訪者。定罪在囚人士可接受親友探訪，每月2次，限時30分鐘，每次不得超過3名探訪者。此外所有定罪在囚人士均可每月為其家人申請額外增加2次特別探訪。所有在囚人士在收押入院所時須申報探訪者的姓名及與其關係。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李博揚監製：姚潤澤

編者按：新近出版的《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一書，立足於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發展歷史，及時總結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經驗，深刻認識和揭示了共產黨的執政規律，是一部有分量的理論讀物。值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本刊約請有關黨史專家，對該書內容進行解讀。文｜北京     單偉曲青山主編的《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之際，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主編的《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正式出版了。這部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課題的最終研究成果。課題研究期間形成的階段性成果和系列專題報告、研究文章，受到社科理論界的充分肯定和評價。這部著作，體現了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經驗的及時總結。大體來看，此前關於共產黨執政規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共十六大前後一段時間。這種研究情況，已經遠遠落後於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的形勢，與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歷史地位不相稱。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黨和國家事業全面開創新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發展，從理論和實踐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治國理政的新實踐中，我國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這些成果，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這部著作，及時跟進黨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為豐富和發展黨的思想理論提供了新的素材。4月2日，在雲南省昆明市中共雲南地下黨建黨舊址，當地社區黨支部開展主題黨日活動。圖為黨員們在重溫入黨誓詞（圖：人民視覺）這部著作，達到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深刻認識和揭示。把握歷史是把握規律的重要途徑。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把握自己歷史的發展規律，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現在和正確的未來走向。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為什麼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回答這些問題，還是要回到歷史中去。全書將共產黨執政實踐置於歷史的長河中、放在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中來考量，堅持歷史和現實相結合、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回溯了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政黨執政規律的初步揭示、蘇聯共產黨對執政規律的初步探索和總結；以“三個偉大飛躍”為重點，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奠定、執政新路的開創和發展、新時代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等進行了歷史分析，深刻地認識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艱難及歷史貢獻，深刻地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史上的重大地位。這部著作，以嚴密的邏輯和精彩的思辨，達到了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分析各個歷史時期共產黨執政規律時，全書注重把握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實踐基礎，堅持實踐和理論相輔相成、互為因果，既找準了實踐發展維度，又把握了理論發展維度，堅持辯證地看待共產黨執政相關的每一個歷史事件和共產黨執政理論的每一步發展，理清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在理論層面，講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源”和“流”的關係；在實踐層面，闡明了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探索的實踐過程，高度概括並集中論述了執政領導、指導思想、根本任務、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共同思想基礎、執政黨自身建設等12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基本問題。深化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是進一步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破解改革發展中重點難點問題的迫切需要，事關“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共產黨執政規律研究》是一部政治性、思想性、學術性、現實性都非常強的新書，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多維度研究和全面系統總結。該書的出版，為廣大黨員幹部群眾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歷史提供了一套厚實的教材，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提供了一份有力的著作，為闡述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提供了一次生動的注解。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邸倩監製：張晶晶

提起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人們首先會想到中共對香港的政策，想到“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與實踐。這些無疑是值得重彩濃墨、大書特書的事情。但是，不少人並不知道，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其實源遠流長，中國共產黨百年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和香港有關聯。本文側重從歷史角度，簡略回顧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文｜香港     劉蜀永約1930年時的油麻地廣東道，這一時期中共廣東省委曾在香港開展工作香港最早的中共黨組織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的書報、雜誌已較多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1920—1921年，三位香港年輕人林昌熾（林君蔚）、張仁道、李義寳集資出版了一份不定期刊物《真善美》，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其中林昌熾是香港政府視學官，張仁道是皇仁書院畢業生，李義寳是蒙養小學教師。1920年12月，陳獨秀由上海坐船南下廣州途經香港，停泊在香港碼頭。林昌熾三人特意攜帶《真善美》刊物上船與陳獨秀會面。陳獨秀閱後，對他們倍加讚賞，鼓勵他們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後來，他們在跑馬地黃泥涌蒙養小學李義寳家中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1923年，李義寶到廣州，通過新學生社找到共產主義青年團。回港後，就在香港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李義寶被選為支部書記。不久，林昌熾接替，李義寶專門搞工人運動。之後，香港中共黨小組成立，有李義寶、張仁道、林昌熾三人，其中林昌熾是候補黨員。這是香港最早的黨組織。不過當時黨團不分，都在李義寶家中開會。黨小組只是在討論工運問題或共產黨時出現。討論學生運動問題時，又是以團的名義出現。香港工人運動培養的中共黨員骨幹20世紀初，在香港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一次是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一次是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此後，工人運動在香港仍繼續發展。香港的工人運動為中國共產黨鍛煉和培養了一批黨員骨幹，林偉民、蘇兆徵、陳郁、曾生是他們的傑出代表。林偉民和蘇兆徵曾帶頭發起香港海員大罷工。海員大罷工以後，林偉民和蘇兆徵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林偉民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在省港大罷工時被推選為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兼財政委員會委員長。他們是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者。陳郁先後參加過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省港大罷工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他擔任中華全國海員工會主席，1928年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歷任燃料工業部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省長、中南局第三書記。曾生也是中共黨史上一位有影響的人物。20世紀30年代，他曾在香港從事工人運動，擔任過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抗戰時期，他是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的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過交通部部長。廣東省委在港活動1927年4月15日，廣州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在廣州展開“清黨”行動，大肆搜捕共產黨員，知名共產黨人蕭楚女等被殺害。作為中共廣東省領導機關的中共廣東區委立即遷往香港。同年八七會議後，根據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第一屆中共廣東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張太雷出任省委書記兼中央南方局書記。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廣東省委的名稱幾經變更，但領導機關一直設在香港。香港也就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廣東甚至華南地區革命鬥爭的指揮中心。廣東省委曾在香港召開多次重要會議。1927年10月15日，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聯席會議在香港召開。張太雷就八一南昌起義的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做報告，會議通過了《最近工作綱領》和組織問題、宣傳問題、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多項決議案。1928年1月1日至5日，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全體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總結廣州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廣東黨組織今後的任務和鬥爭策略。廣東省委一直以香港、廣州、汕頭作為開展工人運動的重心。在香港成立了由省委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南方辦事處和香港海員工委等專門領導工運的機構。1930年8月，在中共領導的香港工人代表會的組織發動下，香港建築業工人舉行同盟罷工，要求加薪、改善待遇和工作條件，參加罷工的建築業工人達5萬人。1930年秋冬，在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支持下，中共中央開闢了一條由上海—香港—汕頭—大埔—青溪—永定進入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廣東省委選派了一批得力幹部負責交通工作，成功地護送200多位重要領導幹部通過這條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其中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葉劍英、陳雲、博古、任弼時等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人。這條交通線一直堅持到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在中共香港市委指導下，香港成立了“香港民眾抗日會”。1937年，中共領導的香港海員工人組織“餘閒樂社”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人數發展到1.7萬餘人。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派遣廖承志在香港開設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並參與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開展工作。辦事處成立後，接收了大量捐贈物資。1938年冬，辦事處收到藥品和醫療器械130箱，運至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再轉運到延安。1939年10月，辦事處收到南美華僑捐贈的西藥及東南亞華僑捐贈的卡車和轎車。辦事處還印刷《華僑通訊》，向海外華僑報道國內抗戰的消息。不少華僑青年通過辦事處安排，回國加入八路軍或新四軍。辦事處亦曾組織汽車司機和醫務人員回國參加抗戰。1939年1月，“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在辦事處的幫助和指導下成立，半年內建立許多分團和工作隊，共有成員500多人。中共與香港抗日游擊隊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抵抗18天就投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1944年，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右二）會見獲救的美軍飛行員克爾港九大隊以游擊戰方式四處打擊和牽制日軍，共計斃傷日軍100餘名，斃傷漢奸、偽警及敵方間諜等70餘名，俘虜、受降日偽軍600餘名；擊沉日軍船隻4艘，炸毀日軍飛機1架；繳獲長短槍支550餘支，機槍60餘挺，炮6門，車船40餘輛，以及大批彈藥。港九大隊參與營救盟軍飛行員，並且多次協助盟軍獲取日軍情報。日佔期間，港九大隊有115名戰士為保衛香港而犧牲。港九大隊的抗戰歷史中，有許多生動的事例體現中國共產黨與港人魚水交融的關係。1943年5月某夜，大嶼山中隊隊長劉春祥帶領6名班排骨幹及船工等一行12人，從大嶼山東涌駕駛帆船向龍鼓灘進發，準備開闢新的工作地區。船行至龍鼓洲、沙洲海域，突然遭遇兩艘日軍武裝巡邏艇襲擊，雙方激戰數小時，帆船終被擊沉，劉春祥等7名指戰員殉難，船家梁克夫婦和二女一子也壯烈犧牲。梁克全家捨棄身家性命支持港九大隊抗戰的事跡感天動地。戰後中共在港活動二戰後，英國殖民統治者重回香港。由於抗戰時期中共與英國曾經有良好的合作關係，戰後初期英國允許中共在香港保持某種程度的“合法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以香港為中心開展城市工作，香港迅即成為中共和民主黨派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動基地。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後，中共更加重視利用香港開展工作，建立香港分局管轄南方多個省份及港澳的工作。對中共來說，這時期的香港有多重功能：包括“反內戰、反獨裁”的文化宣傳陣地；民主黨派及其領袖的避難場所和東山再起之地；以及解放戰爭的後勤保障基地之一。到了解放戰爭後期，香港成為新政協運動的中心；各民主黨派在香港召集會議，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號召，推動新政協的召開。同時，在中共的護送之下，大批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分批秘密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貢獻。興辦學校也是戰後中共在香港的文化工作之一。1946年10月10日中共和民主人士在香港合作創辦的大學達德學院宣告成立，抗日將領蔡廷鍇將軍借出自己在屯門新墟的別墅作為校址。達德學院創辦者的教育理想是以自由研究的精神，融合世界文化潮流，闡揚民族歷史光輝，創辦一所新型民主大學。達德學院規模細小，卻聚集了許多高素質的學者。該校先後培育了千餘名學生。他們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後來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了特別的貢獻。1947年的達德學院校園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由於新的國家政權的吸引力、感召力，加上中共地下黨組織做工作，原國民政府駐港機構紛紛宣布起義，歸附新中國。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先後參加起義的有中航、央航、招商局、九龍關、中植油廠、資委會、原交通部港九材料購運處、粵漢鐵路香港辦事處、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交通銀行香港分行、中國保險公司、中信總局、中央信託局香港分局、中國農民銀行香港分行、郵政儲金匯業局香港分局、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廣西銀行香港分行、福建省銀行香港分行、中國石油公司香港分公司、中國紡織公司香港辦事處、廣西航業公司桂海輪、香港中國電信局、台灣糖業公司、大成公司等20多家單位。這些機構起義以後，大量飛機、輪船、其他資產和人才返回內地，促進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共與新中國對港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有其歷史淵源。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共主要領導人就曾到過香港，利用香港開展革命工作，對香港的特殊作用就已經有所認識。1927年10月，周恩來曾在九龍油麻地廣東道養病，並參加當時在港的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的研究廣州起義的會議。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來前往香港，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擴大會議，糾正李立三對廣州起義所作的錯誤結論和懲辦做法。1929年和1930年，鄧小平曾兩次到過香港，並與黨內同志開會討論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是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穩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維持現狀，政治上維持香港的穩定，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持。1949年10月解放軍抵達廣東之後，中國政府為避免糾紛，毛澤東、周恩來下令野戰軍不得越過羅湖以北40公里的樟木頭一線，另派保安部隊維持邊界治安。東江水供港、三趟快車是中國政府從經濟上支持香港發展的典型事例。為解決香港淡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問題，應香港愛國社團和英國政府的請求，1963年周恩來總理下令修築東江—深圳供水工程，並在國家遭受自然災害、經濟尚未復興的情況下，撥款3,800萬元人民幣，確保首期工程順利進行。香港大部分淡水一直依靠內地供應。以1997年為例，內地輸往香港的水量為7.5億立方米，佔當年香港耗水量（9.13億立方米）的82%。為了解決供應港澳鮮活商品運輸中的困難，從1962年開始，鐵道部和外經貿部安排了751、753、755三趟“供應港澳冷凍商品快運貨物列車”，開往深圳，再將貨物運往香港。除農曆正月初一以外，一年364天，天天按時運送。內地物美價廉食品穩定均衡的供應，加上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等措施，使得香港的通貨膨脹率和勞動力成本低於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提升了香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中共與“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隨著1997年日益臨近，解決香港前途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從1979年開始，中國領導人先後在不同場合表示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並提出了“一國兩制”首先在香港實施的設想。1982年，中國共產黨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擬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針政策，體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中國共產黨制定的“一國兩制”方針，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保障香港順利回歸和回歸後繼續繁榮發展的關鍵。（作者係香港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嚴駿校對：邸倩監製：黎知明

百年航程，波瀾壯闊，南湖紅船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也正見證著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偉業。文｜南湖革命紀念館館長     張憲義 南湖革命紀念館宣誓廣場南湖紅船，人們心中的神聖殿堂一百年前，一叶紅船從嘉興南湖駛出，一幅中國百年巨變的歷史宏大畫卷，就此慢慢展開……一直以來，前來瞻仰紅船、感悟“紅船精神”的黨員幹部和群眾絡繹不絕，南湖紅船成為人們心中的神聖殿堂。南湖紅船也一直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關懷，或瞻仰紅船，或親筆題詞。1963年，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回顧建黨的歷程，心潮澎湃，提筆為南湖革命紀念館撰寫對聯一幅，“煙雨樓台 革命萌生 此間曾著星星火，風雲世界 逢春蟄起 到處皆聞殷殷雷”。1964年，董必武重訪南湖，觸景生情，即興賦詩一首，“革命聲傳畫舫中，誕生共黨慶工農，重來正值清明節，煙雨迷蒙訪舊蹤”。1985年，鄧小平同志親自為南湖革命紀念館題寫館名。2005年6月21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弘揚“紅船精神” 走在時代前列》，首次對“紅船精神”進行了系統全面的闡釋，指出：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紅船精神”的深刻內涵。2017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閉幕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赴浙江嘉興瞻仰南湖紅船，參觀南湖革命紀念館，追溯黨的創建歷程。總書記佇立南湖岸邊，久久凝望著清波蕩漾中的紅船，撫今追昔，感慨道：“小小紅船承載千鈞，播下了中國革命的火種，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的跨世紀航程。”參觀結束時，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南湖革命紀念館序廳發表重要講話，重申了他在浙江工作期間概括的“紅船精神”的深刻內涵，並強調“我們要結合時代特點大力弘揚‘紅船精神’”，號召全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的新年賀詞中指出，“從上海石庫門到嘉興南湖，一艘小小紅船承載著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過急流險灘，穿過驚濤駭浪，成為領航中國行穩致遠的巍巍巨輪。”煙雨樓台，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董必武 1964 年題詩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參加會議的13位代表，代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58名黨員。7月30日晚上，會議正要繼續舉行，但因遭到法租界巡捕的襲擾而被迫停會。當天夜裡，從會場內轉移出來的部分代表陸續來到環龍路漁陽里2號。這裡是陳獨秀在上海的寓所，李達、王會悟結婚後也一直住在那裡。大家在此匯集後，派包惠僧回望志路打探消息。那時巡捕們剛離開，包惠僧了解情況後馬上回漁陽里通報信息。代表們商議後一致認為，巡捕房的襲擾說明代表們和會址已受到監視，應該及時轉移開會地點，並且應該盡一日之長來完成最後的議程。其他人提了幾個地點，都不理想。這時，王會悟提議說，我是烏鎮人，曾在嘉興女子師範讀書，熟悉嘉興情況，南湖遊人相對要少，環境僻靜，建議到南湖租一只遊船，以遊客的身份邊遊湖邊開會，這樣比較安全。嘉興與上海間有滬杭鐵路相通，兩地只有不到三小時的車程，交通便利。嘉興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近年經濟社會發展較快，既開風氣之先，又民風淳樸。並且，在嘉興也認識一些社會賢達人士，萬一出了什麼問題，也能相助。王會悟的建議得到了大家的贊成，代表們認為會議不應拖延，應該趕快到南湖去繼續開會，當即決定由王會悟先行到嘉興安排一切。8月2日，王會悟和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等部分代表先行來到嘉興，在市內張家弄的鴛湖旅館訂了房間休息，並委托旅館賬房預雇了一艘開會用的遊船。一切安排妥當後，他們來到湖心島，以遊湖為名登上煙雨樓查看地形，商議確定煙雨樓東南方向兩百米左右的僻靜水面作為第二日遊船停泊的位置。8月3日，參加一大會議的其餘代表乘坐早班火車來到嘉興，與王會悟等匯合後，一起從東門的獅子匯渡口擺渡登上預雇好的遊船。這條遊船長16米，寬3米，內設前艙、中艙、房艙和後艙。會議就在中艙舉行。中共一大南湖會議從上午11點左右開始，下午6點多鐘，完成了全部議程，大會圓滿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南湖的遊船上通過了第一個《綱領》和《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局。《綱領》明確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確定黨的奮鬥目標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採用無產階級專政，直至消滅階級差別。《綱領》還規定了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確定了各級黨組織設定原則、黨員身份認定原則、黨的保密紀律、早期財務紀律等重要內容，體現了把紀律挺在前面的思想自覺，使得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上下統一、富有戰鬥力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會議通過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採取獨立的政策以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會議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實現了建立黨的全國領導機構的組織任務。最後，在狹小的船艙中，在代表們輕聲呼喊的口號聲裡，會議宣告勝利閉幕。南湖革命紀念館宣誓廣場 的故事，充分發揮南湖革命紀念館的宣傳在一大會議召開過程中，在南湖遊船上的會議是單日時間最長、討論最全面的會議，並最終形成了決策。在一大會議被嚴重干擾的危急關頭，一大代表和會議工作人員堅定信念、百折不撓、科學應變，戰勝各種風險挑戰，成功地將會議轉移到南湖的遊船上繼續召開，完成了建黨的歷史使命。從此，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新型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使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紅船精神”，中國革命精神之源從此，這條遊船也就有了一個永載史冊的名字——紅船。紅船見證了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紅船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紅船見證了一種革命精神凝聚升華的歷史時刻。“紅船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創者為了實現肩負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在探索建黨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革命精神，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精神，昭示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是“紅船精神”的深刻內涵。首創精神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是不斷推動社會變革的精神力量，是推進自我革命、永葆生機活力的強大思想武器，體現了善於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勇立潮頭的精神實質。奮鬥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風骨和本色，是對理想信念執著追求的具體表現，是戰勝各種風險和挑戰的強大精神支柱。奉獻精神是人民情懷，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品格，是中國共產黨生存和發展的根基。“紅船精神”充分體現了走在時代前列的精神。在黨的百年航程裡，“紅船精神”展現出了持久的影響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積極發揮好南湖革命教育基地功能為了紀念在南湖紅船上發生的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南湖革命紀念館於1959年成立，承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南湖會址的保護、管理、宣傳和研究機構的職能。目前，南湖中共一大會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湖革命紀念館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全國國防教育基地，全國廉政教育基地，全國社科普及優秀教育基地，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全國黨史、國史教育基地，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國文明單位，全國精神文明創建工作先進單位，全國文化系統先進集體。建館之初，紀念館館址設在南湖湖心島，以湖心島古建築為館舍，重點在煙雨樓大廳開辟中共一大史料陳列。紅船停泊在湖心島東南岸邊。1991年，建築面積1,980平方米的南湖革命紀念館第二代館舍於南湖東岸落成開放。為更好保護、挖掘和利用南湖的紅色資源，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充分發揮南湖革命紀念館的宣傳教育功能，2006年6月28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親自為南湖革命紀念館新館工程奠基。2011年6月30日，新館建成並對外開放。南湖革命紀念館新館舍位於南湖南側，佔地面積2.73公頃，總建築面積1.9萬多平方米，由“一主兩副”三幢建築組成。建築群造型呈“工”字形，代表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四周56根簷柱，寓意中華大家庭56個民族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外牆採用大規格青面磚，既莊重大氣，又透著濃濃的江南水鄉韻味。展廳面積7,000平方米，設有《紅船起航》、《紅船精神永放光芒》兩大主題基本陳列和一個臨時展廳。館內設有影視廳2個、教室4個，還開設紅船書屋和紅船郵局，為參觀者提供配套服務。館後設有宣誓廣場，可同時容納千人舉行宣誓活動。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航程裡，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賡續傳承、持久深沉的精神動力，凝結著中國共產黨人百年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初心使命的深刻實踐。近年來，作為紅船的守護者，南湖革命紀念館充分挖掘紅色資源，傳承和弘揚紅船精神，積極發揮好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功能。一是開展精神傳承、思想升華的“六個一”系列活動。圍繞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結合新中國成立70周年等重大歷史時間節點，不斷創新教育手段和方式方法，進一步深化來館看一次展覽，聽一次黨課，學一次黨章，觀一次專題片，瞻仰一次南湖紅船，重溫一次入黨誓詞“六個一”活動。二是縱深推進“紅船精神萬里行”圖片全國巡回展。巡展活動從2019年4月在浙江展覽館進行首展後，先後走進浙大紫金港校區、嘉興學院、清華大學以及貴州、西安、南昌等地進行巡展，歷時近半年，行程上萬公里，累計參觀超40萬人次。沉浸式實景劇《聽王會悟講“一大＂故事》三是組建紅船講解員小分隊。依托紅色資源優勢創新宣教載體，組建了南湖革命紀念館紅船講解員小分隊，打造“行走的思政課”，形成激發人們愛黨愛國熱情的宣教品牌。四是編排《聽王會悟講“一大”故事》沉浸式實景劇。由紀念館部分職工自編自導自演，利用紀念館展廳中場景，通過一大會議的親歷者——王會悟的視角，向參觀者講述一大會議的經過，提升觀眾的參與感、體驗感，在“沉浸式”中穿越時空的隧道，共同見證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光輝歷程，加深對初心使命的理解。五是推出《革命文物裡的初心故事》系列微視頻。為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自2020年上半年開始，南湖革命紀念館積極利用新媒體手段，突破地域和時空，推出《革命文物裡的初心故事》系列微視頻，線上“雲”講解，成為繼承和發揚革命優良傳統，講好紅船故事、黨的故事的新傳播方式、新技術和新路徑，2020年共推出20期視頻故事。今年以來，開始打造升級版——《百年航程裡的初心故事》，每周推出一期音視頻節目。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嚴   駿校對：李博揚監製：連振海

今年4月15日是國家第六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以下簡稱“國家安全日”），也是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的第一個“國家安全日”。香港特區當日舉行了多項全港性活動，由“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國安‧家安‧同心匯—全民同心大拼圖活動”、紀律部隊訓練學校開放日、公眾教育展覽，以至各學校的升旗典禮、“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比賽”及其他課堂活動等，都體現了全港市民支持“國家安全‧護我家園”的精神。文｜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國安家安繁榮昌盛自古以來，國家穩定則邦國興、文化盛。有國才有家，國興則家榮，所以國家安全其實關乎每個家庭乃至中華民族的整體前途與命運。20世紀以來，國家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革，曾經受盡列強壓迫，導致人民流離失所，是無數先賢前仆後繼的英勇奮鬥才能令國家從列強欺凌中自強興盛。今天國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些都是得來不易的成就。試問如國家不安全，社會如何能安定、經濟如何發展、文化如何延續？面對現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們應當保持憂患意識，更需要加強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與國家骨肉相連。國家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特別行政區，並訂立香港基本法實踐“一國兩制”。實施香港國安法能保障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讓市民安居樂業，“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回歸以來，香港面對多次難關，包括因本地或外圍因素而導致經濟急速下滑，國家均在政策及其他方面給予大力支持。港人在外地即使不幸遇上突發意外、天災等事故，我國駐當地使領館也會提供協助，保障我們的人身安全。當2019冠狀病毒病衝擊着我們的健康及日常生活的時候，中央政府亦全力支持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在病毒檢測及疫苗方面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幫助我們應對疫情。凡此種種，說明了國家對我們的關愛與支持。4月15日，教育局聯同全港學校舉辦多項配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學生活動，推動國家安全教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左一）到訪聖公會聖雅各小學，並出席學校參與的“校園國安‧家安‧同心匯—全城師生大拼圖”活動，表達護國保家、共同構建更安穩美好家園的信息（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國家安全教育冀由學校開始學校是教育的地方，應讓學生明白，我們作為國民，既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亦肩負愛護國家及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並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實踐“一國兩制”，一起為國家和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及持續發展作出貢獻。世界各國均重視國家安全，培育尊重國家與守法的公民向來是各國教育的重要目標。國家安全教育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兩者不可分割，因此我們須着力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讓學生成為具國家觀念、尊重法治及守法的良好公民。國家安全教育不限於認識香港國安法，更重要是讓學生明白國家安全涉及不同領域，包括國土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生態安全、網絡安全、科技安全等十多個範疇，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4月15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後排右二）出席聖公會聖雅各小學的早會，並與同學一起觀看升掛國旗（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多重進路提供支援教育局會在國民教育、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基礎之上，繼續以“多重進路”方式支援學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包括發出課程文件，闡釋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理念，以及不同科目的課程內容如何自然連繫、有機結合，也會提供教學示例、學與教資源及建議活動等，讓學校在課堂內外推動國家安全教育。此外，教育局會持續為教師提供相關培訓，也會透過視學、探訪學校、組織教師學習圈等，全方位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和建議。在教學資源方面，教育局早前已向小學發布“國家安全 你我要知”有聲故事繪本，甚受學校同工歡迎。教育局也會配合相關科目發布十多個與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課程框架，方便教師參考施教。除已發布的小學的常識科、中學的地理科和生物科課程框架之外，我們亦陸續發布其他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包括科學、科技、中文、生活與社會、中史、歷史和經濟等。在教師培訓方面，教育局已提高對新任和現任教師或擬晉升教師的培訓要求，範圍涵蓋教師的專業角色、價值觀及操守，本地、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教育發展，以及國民教育和國安教育等。教育局早前舉辦了兩場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研討會，分別邀請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博士及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陳兆愷主講，共有逾4,600名教師在現場或網上參與，反應踴躍。我們會繼續因應教師的需要，持續提供更多實體及網上培訓機會。我亦特別感謝陳寶生部長代表國家教育部，在國家安全日當日向香港學校和老師贈送一批系統全面、深入淺出的普及讀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相信這對支援教師正確認識和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大有幫助。香港學生在金紫荊廣場揮舞國旗和區旗（圖：香港中通社）學校積極投入仍需社會支持事實上，各學校正致力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其中，我出席了聖公會聖雅各小學的國家安全日活動，與校長及師生一同參與升旗儀式、奏唱國歌及其他活動，感覺別具意義。我十分認同校長在早會上向學生發表的講話。他說，正如家長和老師都十分關心同學們的個人安全，家中各人都關心家居安全，大家也應當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安全。國家安全範疇廣泛，大如國防和軍事安全，小至飲用水的安全，日常生活中的網絡安全，這些都是十分重要。因此，國家安全不只是成年人的事情，學生也應該從小開始，逐一認識國家安全的概念，日後為國家、為香港作出貢獻。國家安全教育關乎學校教育，亦關乎社會文化。我衷心希望社會各界人士能締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並全力支持教育局及學校的教育工作，培育青年人成為有質素，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李博揚校對：邸   倩監製：連振海

編者按：值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黨史學習教育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陳晉為本刊撰寫特稿，生動講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鮮為人知的革命故事，幫助讀者了解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象，感受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譜系。文｜北京      陳晉充滿朝氣、樂觀積極，著眼未來、敢想敢幹，這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優勢。圖為油畫《啟航——中共一大會議》（作者：何紅舟黃發祥）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我的體會是，“學史明理”，就是要明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這三個道理；“學史增信”，就是要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學史崇德”，就是要傳承和弘揚中國共產黨在100年歷史中積累起來的偉大精神和紅色基因；“學史力行”，就是要多實踐、辦實事、開新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黨史要發揮四個方面的作用。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精神氣象也蘊含了這四個方面。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有什麼樣的精神氣象，可以從以下四點進行解讀：一、100年前建黨，這不是一個人或者十幾個人、幾十個人的願望，而是先進知識分子的群體性選擇。二、早期參加建黨，包括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前入黨的那群年輕人，具備特有的組成特點和精神氣象。三、早期黨的領導層不成熟、不穩定。四、毛澤東最終脫穎而出，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毛澤東。 建立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選擇中共一大前，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成員共有58位。關於到底有多少位代表參加中共一大，有12人之說，也有13人之說。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這種敘述是很客觀的。他們代表當時全國58名黨員，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此外，不在58個人當中的一些人，也應該被視為建黨群體中的重要成員。比如蔡和森，他最早提出黨的名字叫“中國共產黨”。1920年7月，蔡和森在留法新民學會會員召開蒙達尼會議上提出，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又寫信給毛澤東，再次表達了這個主張。雖然蔡和森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也不在58人名單之中，而且長沙早期共產黨組織也沒有他，但是在建黨成員中，他的地位與貢獻和58位黨員是不相上下的。再如惲代英。1920年夏，惲代英在湖北黃岡組建了“波社”，“波”即布爾什維克之意，其成員一致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擁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擁護蘇維埃，贊成組織俄國式的黨。因為沒有與陳獨秀等聯繫，所以惲代英也不在58人名單裡。“波社”成立後不久，惲代英等人獲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異常興奮，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還有在四川的吳玉章、楊闇公等，成立了中國青年共產黨，並給共產國際寫了報告，說明中國青年共產黨的創建情況和組織結構。因為當時四川較為閉塞，他們都不知道已經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得知有了中國共產黨，就立即把中國青年共產黨解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張太雷，雖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在建黨中發揮了不小作用。1920年，張太雷在北京參加了李大釗發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最早的黨員之一。1921年春，他受李大釗委派赴蘇聯，後任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國科科長，同年6月以中國共產黨員身份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發言談到中國國內共產黨的組建情況。其後，他多次陪同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等，並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總體上說，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群體性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選擇共產主義，是個大趨勢，有其必然性和趨同性。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具有三個特點中共一大之前，入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叫做建黨群體；中共一大以後到大革命失敗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叫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這兩批人都可以叫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這個群體具有三個特點，注定了黨的生命力、創造力和精神氣象。（一）基本是知識分子58位第一批黨員基本是知識分子，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共性。因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理念，首先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被知識分子接受，知識分子掌握了這個思想武器，再去動員發動工人和農民。這些知識分子具有一些共性。一是他們對信念有理論自覺和政治自覺。1921年元旦，在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上，學會成員們對選擇信仰這個問題進行熱烈討論，各抒己見。毛澤東最後總結說，擺在我們面前有五種選擇，社會政策派、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列寧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經過反復比較研究，毛澤東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就在一個月前，毛澤東給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蕭子升等寫了一封長信。他在信中談到，“我覺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意思是只能走俄國式革命的方法來改造中國這條路。可以說，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行不行、社會主義好不好、共產黨能不能幹成，進行了反復思考後才作出選擇，多數人有發自內心的信念，對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堅持。這就體現了知識分子建黨的思想自覺和政治自覺。二是他們具有文藝氣質並能將政治信念轉化成文化自信。文化氣質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樹立共產主義信念發揮了特殊作用，他們用多種途徑將政治信念轉化成文化自信，這是其它政黨很少有的特點。瞿秋白是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第一人。1935年2月，因叛徒出賣，他在福建長汀被捕。即將被執行槍決前，敵人把他押到山坡上，行至羅漢嶺一處綠地，他笑著點頭，“此地甚好！”面對敵人的子彈，他依然從容不迫，鎮靜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過去忙於革命，很少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就這樣，瞿秋白高聲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英勇就義。這種信念，這種境界，這種精神氣象，就是早期共產黨人的文化氣質帶來的對政治信念的自信。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越是面對逆境危急時刻，他的詩情越恣意張揚，長征途中揮筆寫下的《七律．長征》《憶秦娥．婁山關》《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等詩歌，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堪稱經典之作，至今仍被人們吟誦品評。陳毅也愛寫詩，在梅嶺被國民黨四十六師圍困時創作了《梅嶺三章》，其中一篇寫到：“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豪邁的詩句表達了雖身處險境，但始終堅持獻身革命的決心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心。周恩來曾說，巴金寫了長篇小說《家》，等我退休後，我要寫一篇小說《房》，就寫周氏家族。周恩來蕩漾在內心深處的文化氣息，彌漫著共產黨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維。早期共產黨人是被先進文化武裝起來的，越到關鍵時刻、遇見曲折困難，他們越不會灰心喪氣。三是他們歷經磨難和經受考驗。知識分子有理論、有信仰，但需要與實踐結合，與工農結合，才能成熟。一路走來，大浪淘沙，有人堅守初心，有人落後時代。總地來說，一大批黨員經受住了重重考驗，或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或看到了新中國成立，他們是黨的主流。還有一小部分人脫黨，大革命高潮時全國有5.8萬名黨員，後來只剩下1萬多人，不少是被國民黨殺害，其他的則脫黨了。不過脫黨不反黨，一些人依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繼續開展進步事業，包括李達、郭沫若、茅盾等。還有少數人走向反面，從“紅船”出發，但是半途當中“跳船”了，跳了以後還要拿斧頭去鑿共產黨這艘船，包括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黨的叛徒。有人做過統計，58個第一批黨員中，只有8個人後來叛變投敵。（二）大多中等家庭出身先進知識分子群體性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選擇共產主義，是個大趨勢，有其必然性和趨同性。圖為2月28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縣外語學校小學部，孩子們與黨旗合影（圖：中新社）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大多出身中等人家，本有美好前途，但他們選擇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是為了謀求個人出路，而是胸懷大志，一心為了改變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這種崇高的道德感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培養了自我犧牲精神，二是形成了同志關係紐帶。1920年，本是張太雷從天津北洋大學法科畢業的日子。但在那時，張太雷放棄了大好工作機會，從事秘密革命活動，自覺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1921年1月，張太雷動身前往蘇聯，此後再未有機會回津領取畢業證。他不是不珍惜這張畢業證，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事業上了。這張畢業證至今仍存放在天津大學檔案館，作為“鎮館之寶”。彭湃是大家庭出身。當時有種說法，烏鴉都飛不過彭家的田產，足見彭家家業之豐厚。但接受了先進思想的彭湃，當著佃戶的面把田契燒了。這把火燒掉了至少70石租的田產，一瞬間彭湃從富家子弟變成了“無產者”，從地主大少爺變成了“農民運動大王”。毛澤東年輕時，有一次到同學家作客，那位同學當著他的面把僕人叫來交待去買肉的事，引起毛澤東的反感，認為這個同學過於低俗，從此不再交往。毛澤東後來回憶起這件事還申明說，“我的朋友和我只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什麼叫同志關係？可以從一塊手錶說起。1920年，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到蘇聯採訪並寫下了兩本書——《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在此期間，他看到這個國家物質緊張、經濟蕭條，於是把手上的金錶捐獻給了蘇聯政府。但採訪不能沒有手錶，蘇聯政府又回贈了他一塊鋼製懷錶。瞿秋白就戴著這塊懷錶工作。1931年，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從蘇聯回來，當選為中央委員，黨中央派他到鄂豫皖任省委書記。臨走之時，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去看望他，把這塊懷錶送給沈澤民，理由是你到蘇區可能要指揮打仗，需要懷錶。沈澤民戴著懷錶到了鄂豫皖，指揮紅二十五軍打了幾仗。其中一仗與師長徐海東等人發生矛盾，意見不一致，結果證明沈澤民錯了，打了敗仗。後來沈澤民主動找到徐海東承認錯誤，臨走的時候，他一看徐海東手錶沒有了，就問你的手錶呢？徐海東說不小心摔壞了。沈澤民說我身體不好，要在後方休養一段時間，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沒有手錶，就把懷錶送給了徐海東。徐海東戴著這塊懷錶參與了鄂豫皖戰鬥、長征和抗戰。1939年，徐海東在八路軍一一五師當旅長，中央派他到蘇北新四軍任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臨走的時候，他去見彭德懷，把這塊懷錶送給彭德懷當做紀念。還說，懷錶是沈澤民送給我的，沈澤民說是瞿秋白送給他的。而當時瞿秋白、沈澤民已經犧牲或病逝了。彭德懷戴著這塊懷錶指揮了百團大戰等重要戰役。1946年，經歷四年牢獄之災的瞿秋白之妻楊之華從新疆被釋放回到延安，彭德懷聽說後，想到這個懷錶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楊之華，把這個懷錶完璧歸趙。雖然懷錶最終物歸原主，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經犧牲了。現在這塊懷錶收藏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這就是同志關係。哪怕同志之間在工作中有爭論，但感情牢固且純粹，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最珍貴和最需要的東西交付給對方。（三）富有朝氣和活力100年前建黨的那批人，用現在的話說，除了極個別屬於當時的“80後”，基本上都是“90後”，還有少數“00後”，主體是“95後”。中共一大代表中就有19歲的年輕人。所以說，中國共產黨是個年輕的政黨。那些年輕人對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幾乎很難被複製，因為他們都接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從年齡結構來看，大革命失敗前，除了陳獨秀年長些之外，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大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所以當時陳獨秀在黨內的外號叫“老頭子”。大革命失敗後，中央領導層仍然以年輕人為主。瞿秋白、李立三先後主持工作，當過一把手，那時瞿秋白28歲，李立三29歲。王明27歲成為中央領導人，博古24歲時成為黨的總負責人。任弼時23歲進入中央政治局，24歲入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鄧小平25歲到廣西領導起義，陳雲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時29歲。在根據地指揮打仗的紅軍的軍長、師長，大多是20多歲的年輕人。這是一個年輕人組建的政黨，充滿朝氣、樂觀積極，著眼未來、敢想敢幹，這是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優勢。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幹大事的。 早期黨中央領導層還不成熟、不穩定如今，歷經百年的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制度，各方面都已經非常成熟，我們要格外珍惜。但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層尚不成熟，領導層變動很頻繁，一個不行了，就換另一個上來。鄧小平後來講，“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不成熟、沒有能力，這是鄧小平對早期中央領導層的評價。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當時時局惡劣，敵強我弱，領導層恰恰是在危機中出現。在危機中方能檢驗一個領導層有沒有能力、成不成熟，這是很重要的。一群年輕人領導一個年輕的政黨，帶有不成熟的特點在所難免。原因在於：黨在組織上不獨立，屬於共產國際領導，選擇中央領導人時，經常要由共產國際來主導安排；黨在理論上不成熟，犯了教條主義錯誤，沒有能夠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立起能夠武裝頭腦的理論；再就是能力上不適應。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高潮、兩次低潮，直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才結束了這種不成熟的狀態。中國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全力解決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圖為遵義會議會議室原址（圖：中新社）比較一下毛澤東之前黨的五位一把手，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他們的理論水平、政策水平都很高，但是不擅長軍事領導，缺乏指揮軍隊打勝仗的能力。革命年代，黨要生存，不僅需要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更需要軍事統帥。軍事統帥如果不在中央領導層，是有問題的。為什麼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首先他是軍事領袖。毛澤東在1935年遵義會議復出，因為黨在軍事上需要他。從遵義會議到陝北初期，毛澤東展現了傑出的軍事能力和才華，黨內有同志稱呼毛澤東為“毛大帥”。此後，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從蘇聯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要以毛澤東為首來解決問題，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這樣毛澤東從軍事領袖成為政治領袖。再後來，通過延安整風等運動，毛澤東又成為理論領袖。從軍事、政治到理論，毛澤東完成了被歷史選擇為領袖的過程。在這當中，理論成熟很重要，理論上的成熟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和中國共產黨走出早期的不成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軍事上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在哲學上寫了《矛盾論》《實踐論》等，在政治上寫了《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等，在文化上寫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在經濟上寫了《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問題》等。這一系列切合中國實際的論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地、系統地呈現出來。全黨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禮，為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吳玉章曾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讚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所以，《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全黨感到經過十多年的曲折歷史終於鍛煉並篩選出自己的領袖，這種從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作者係黨史學習教育中央宣講團成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嚴   駿校對：李博揚監製：張晶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自2020年6月30日頒布實施，在短短約十個月的時間內，發揮了震攝力。我藉着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這別具意義的時刻，回顧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經驗，同時研判當前形勢，以進一步認清未來路向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文｜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2020年7月31日， 中央人民政府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各人在協調會議前合照香港國安法實施效果立竿見影香港自回歸以來，由於未能就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存在明顯缺陷。特區政府於2003年嘗試就第23條立法但不成功，其後，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起了急劇的變化：期間發生了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6年的旺角暴動、2018年因鼓吹“港獨”而被禁止運作的香港民族黨等嚴重損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尤其是自2019年6月開始，香港出現大量鼓吹“港獨”及暴力破壞的違法行為。暴徒肆無忌憚破壞商店、港鐵及其他公共設施，投擲大量汽油彈、縱火，強闖及破壞立法會，破壞政府辦公大樓，肆意毆打持不同意見的人；外部勢力干預嚴重，無恥之徒甘心做外國傀儡，乞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特區。大批破壞分子要“攬炒”香港，要香港和他們一起“跳崖”；更有人圖謀顛覆國家政權，對國家安全造成極大威脅。針對香港當時的實際情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20年6月30日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立竿見影，有效遏止“黑暴”、“港獨”及外國勢力介入等囂張違法行為。香港“由亂變治”，暴力行為銳減；危害國家安全的活躍分子有逃走的、有宣布退出的，鼓吹“港獨”的行為大為減退，社會大致回復正常，大家的生活重回正軌。市民都能切身感受到這些轉變：從過去公共設施被破壞、滿目瘡痍，到現在設施和市容得以回復；從過去市民每天出門要提心吊膽避開暴亂地點，免在街上被暴徒襲擊，到現在能安心出門，暢通無阻。 4月15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中）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的“全民國安‧ 家安‧ 同心匯—全民同心大拼圖活動”保安局統籌各紀律部隊致力維護國家安全這些由香港國安法帶來的正面效果，同時亦歸功於各紀律部隊在保安局的統籌下致力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在執法方面，警隊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第一天早上設立國家安全處，收集分析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信息；部署、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和行動；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等。入境事務處在便利旅客及專業人士來港的同時，亦致力實施嚴格的出入境和簽證管制，堅決防止危害國家安全和不受歡迎人物入境或停留香港，並阻截涉嫌犯案的人離境。香港海關則肩負“把關”重任，專責打擊及堵截各類型走私活動，包括槍支彈藥、軍火武器、戰略物品等，守衛國家“南大門”。此外，消防處在進行滅火救援行動的同時，亦致力防範危險品被用作危害國家安全的用途。而懲教署除了監管被羈押或定罪的罪犯外，亦協助他們改過自新。政府飛行服務隊則支援不同的專業範疇和行動，全力協助及配合相關部門執行所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保安局較早前成立了跨部門反恐專責組，成員來自六個紀律部隊，它與警隊的反恐部門和情報單位攜手協力，加強情報和防範工作，嚴防本土恐怖主義滋生。另外，在保安局的統籌下，各紀律部隊人員亦擔任“特別任務警察”工作，強化警隊的人手和力量，協助警隊維護公共安全、處理突發事件等。我讚許紀律部隊的努力和付出。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所面對的環境複雜多變，更經常承受着暴徒的無理謾駡和抹黑。作為保安局局長，我衷心感謝各紀律部隊人員，尤其是警隊，一直以來無私付出，克盡己職，無畏無懼地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的職責。 4月15日，香港警察學院舉行開放日，儀仗隊首次表演中式步操（圖：新華社）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須警惕“五個風險”挑戰然而，上述正面的發展，亦不代表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就此消失，倘若形勢逆轉，過去的努力便會白費，因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時刻戒備，要有底線思維，隨時應付突發事件。我想指出，在“黑暴”前香港一直治安良好，罪案數字持續下跌，“黑暴”前一年的數字更是過去40多年來的新低。但這個下降趨勢一下子被2019至2020年的“黑暴”完全破壞及逆轉，“港獨”的囂張，更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國家安全風險可以不知不覺地潛藏在社會，伺機待發。首先，“港獨”分子雖然已經收斂，但沒有完全放棄，仍然死心不息，繼續以不同方式進行鼓吹和滲透。他們利用媒體、文化藝術、刊物等繼續灌輸“港獨”意識，荼毒年輕人，美化暴力，將犯罪的人塑造為英雄。有學生在畢業典禮上公然宣揚“港獨”，並在校園內襲擊他人。更有影片鼓吹暴徒的行為，歌頌拒捕的行徑。無恥之徒更散播錯誤的“自由”意識，以為任意妄為才是自由，將自我自由凌駕於他人自由之上。其次，我們必須嚴防本土恐怖主義的潛伏。2019年的“黑暴”至今，共有20多宗涉及爆炸品、槍械或子彈的案件，合共檢獲了6支真槍、1,000多發子彈，以及大量不同類型的爆炸品。這些武器可造成嚴重傷亡。香港警方至今拘捕了92人，起訴了38人，最近期的一宗案件是在兩個月前發生的，顯示本土恐怖主義在社會有潛伏風險。我們要防範自我激化的人，他們表面平常，但可以突然變成“孤狼”，做出恐怖行為，造成嚴重死傷。第三，我們要警惕外部勢力繼續插手破壞。在“黑暴”期間，外部勢力透過不同途徑，推動和支持“港獨”和暴徒的暴行。他們往往將資金包裝成不同的“基金”，在香港推波助瀾。可悲的是有香港人勾結外國勢力，甘心做外國代理人，破壞國家和香港利益。西方國家擔心中國崛起會影響他們的壟斷地位，動輒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抹黑及無理攻擊，實行野蠻及霸道的所謂制裁。我們必須團結一致，並配合國家的行動，對外部勢力的干預和破壞適時作出反制。第四，香港守法意識被削弱，治安風險增加。過去的“黑暴”，大大破壞了香港人奉公守法的意識。無恥之徒散播錯誤意識，宣揚只要自覺是對的，犯法的事都可以做。很多年輕人誤信這些錯誤信息，因此被推進犯法的深淵。整體而言，2019年的罪案數字，比2018年上升約9個百分點，2020年再上升約7個百分點，加上疫情之下，經濟下行，我們必須警惕，不要讓治安風險演變成國家安全風險。第五，香港仍面對個人資料被武器化的風險。“黑暴”時，大量不同界別的人士被“起底”，包括警察、法官、律師、議員等，更涉及他們配偶和子女的資料。“起底”的目的是要製造白色恐怖，令市民礙於恐懼而不敢出來講話、做事。有法官因拒絕疑犯保釋而被“起底”，並收到“死亡恐嚇”；有證人亦因為被“起底”、受騷擾而不敢出庭作供。至今已有13人因“起底”及發布犯罪的信息被起訴，5人已被法庭定罪。法庭亦發出了禁制令，禁止不當發布警察、司法人員、法官，以及他們家屬的個人資料，有人已因違反禁制令被法庭判刑。為更有效、更直接打擊“起底”行為，特區政府正積極推進修訂《私隱條例》，將“起底”行為刑事化，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權及檢控權，並有權要求網絡平台移除內容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雖然香港國安法使香港由亂及治，但我絕不低估上述五個風險的挑戰。特區政府的不同部門會迎難而上；就保安局而言，會繼續帶領六個紀律部隊致力推展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但要更有效地應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最重要的是讓香港市民明白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建立“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的意識。為此，特區政府各部門除透過各式各樣渠道向市民及國際社會介紹和講解香港國安法外，亦正通過學校教育和其他不同途徑加強港人更好地了解國家的發展，正因如此，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推出了一系列教育和宣傳活動。除此之外，為應對好政權風險，防止反中亂港分子或外國代理人借選舉制度漏洞破壞政府施政及香港的繁榮穩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特區正就此立法，防止叛國者或內奸進入憲制權力之內，讓立法會回復理性和應有的功能，有助特區長治久安，繁榮穩定。香港可從此結束紛亂、破壞和外部勢力插手搞事的時期，展開建設時代的新篇章。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是中央繼制定香港國安法後再一次出手。2019至2020年發生的“港獨”亂象和暴亂，以及立法會過往的亂局，使香港社會和市民受到很大傷害。中央看到心痛，兩次出手的組合拳，顯示國家對香港的關愛，亦對港人可治理好香港賦予信心和期望。因此香港特區更要付出額外努力，治理好香港，政府在這方面責無旁貸，要全力做好施政；立法會既要監察政府，亦應在“愛國者治港”的大原則下，共同配合，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邸倩校對：嚴駿監製：連振海

過去幾年，香港經歷了許多風雨，陷入“泛政治化”和內耗不斷的困局，“一國兩制”受到嚴重衝擊，危害了香港的繁榮穩定。立法會處身於政治風眼，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亂象，部分議員把政治凌駕於公眾利益，在議事堂上屢屢製造混亂場面，更利用議事程序癱瘓議會運作，企圖阻撓特區政府施政。這些事件不但令市民感到失望和痛心，更嚴重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加上疫情來襲，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實在予人裹足不前之感。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形勢走到一個臨界點，中央不得已在這個關頭“出手”，修補香港政治體制上的漏洞。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以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這個決定有如把出軌的火車及時拉回軌道，讓香港重回“一國兩制”的正軌，重回發展之路，又為日後普選建立更穩固的基礎，意義重大而深遠。 文｜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3月30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討論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及其他跟進工作（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全速進行審議工作 務實履行憲制職責在未來不足一年時間，香港有三場重要的選舉緊接進行，包括今年9月的選舉委員會選舉、12月的立法會選舉，以及明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相關的立法工作時間十分緊迫。特區政府於4月中就完善選舉制度修改本地相關法例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考慮到條例草案的迫切性，作為立法會主席，我決定特別加開立法會會議，安排首讀及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該條例草案。因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21年3月11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立法會早前已展開前期工作，成立了相關的小組委員會，在“決定”的框架下進行討論。而條例草案於4月14日在立法會首讀，相關的小組委員會也轉為《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讓議員爭取時間詳細審議法案條文，也讓官員多加解說。行政長官期望在5月內完成審議程序，相關的法案委員會已經預留好幾十小時進行密集式的會議；立法會秘書處在人手、時間、會議場地等各方面都全力配合，我相信議員定必一如既往地盡其職能，在有限時間內做好審議法案的工作。除了有關選舉的法案外，第六屆立法會在今年年底任期完結前，還要處理多項與經濟民生息息相關的政府法案及撥款項目的申請。這些項目很大機會未能全部在7月立法會慣常休會前完成審議，因此，立法會在今年暑假不會按慣常休會，而是加開會議去完成審議工作，議員都會以大局為重，樂意“加班”，務實地履行憲制職責。 4月14日，香港特區立法會對由香港特區政府提交的《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進行首讀及二讀。圖為會議現場（圖：新華社）理順憲制秩序　均衡參與體現社會整體利益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在基本法下各司其職、相輔相成。立法會既有監察行政機關的職能，同時也要與行政當局互相協調，締造穩定和健康的政治環境，推動惠及民生、發展經濟的措施和政策。經完善的選舉制度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能夠理順憲制秩序，解決香港過去幾年不斷內耗的局面。在新選舉制度下，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擴大至五個界別合共1,500名委員，涵蓋更多香港不同界別和階層的代表，更能反映社會整體利益。除了原有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的職能外，選委會被賦予提名立法會候選人和選舉產生部分議員的新職能。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將由目前70席增加至90席，由選委會產生的佔40席，更能達致突破利益局限性、地區局限性的目標。不論是選委會議席、地區直選議席，還是功能組別議席，參選人都需要向選委會爭取提名票，這個安排體現了比較均衡的結果。立法會參選人必須得到不同界別的支持，不會側重某一專業或界別，更具有廣泛代表性。這亦令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在選民基礎上有了共同點，有助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相信完善選舉制度後，行政立法機關既可互相制衡，又可互相協調配合，行政立法關係定會有所改善。4月14日，香港特區立法會加開特別大會，首讀及二讀《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圖為立法會議員手持條例草案會見傳媒（圖：中新社）完善選舉制度符合實際情況 普選目標不變有人形容新選舉制度下地區直選的議席減少，是“民主倒退”。回望過去幾年，議會秩序被一些激進反對派破壞，有人針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為反而反”，導致許多關乎民生的事項都被“泛政治化”，行政立法關係跌至谷底，政府施政舉步維艱。試問這是否真正的“民主”？又是否議會為市民服務的目的？不論日後90個議席的組成比例如何，所有議員都必須面對公眾、受到公眾監察，他們要為香港市民服務，須切實履行基本法所賦予的職權。香港是多元的社會，中央亦多次強調“愛國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愛國不是某個派別的專利，非建制派也有愛國人士，只是他們的施政理念與政府或有所不同。只要是愛國者，不做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不同理念的人士仍可依法參選及當選，這是議會的正常生態。香港政治光譜闊，不同意見可以百花齊放，有不滿可以表達，有分歧就集合大家的智慧去尋求共識，而不是利用損害憲制秩序和社會安寧的方法處理。我相信在新選舉制度下，即使議員透過不同的產生辦法晉身議會，大家都會實事求是，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發揮其憲制職能，透過理性討論，促使政府回應市民的聲音。過去的亂象若不及時糾正，任由政局走向極端，社會失衡，又如何理性地談民主進程、邁向普選？每個地方的政治制度都有其特色，要符合當地的憲制秩序，香港不能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制度依樣葫蘆，我們要發展符合自己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在這個基礎上推動民主進程。中央今次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只涉及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有關確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選舉最終達至普選的條文一字不改，換句話說，最終普選的目標並沒有改變。當香港重回正軌，才可以在正確的跑道朝普選的目標邁進。香港市民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圖：新華社）冀更多賢能之士參政 為香港未來打拚中央以“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為依歸，解決香港的政制難題，完善選舉制度有助香港政局穩定下來，社會可以擺脫政治爭拗，更能聚焦經濟發展，改善民生。過往特區政府和立法會都被認為是個“熱廚房”，令不少有志之士卻步，在完善選舉制度後，行政和立法關係得以改善，特區政府的施政和管治效率提高，有利吸引更多有心有力的專業人士加入香港的政治體制，共同帶領香港解決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宏觀來看，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給予香港不少新機遇，例如香港在大灣區發展擔當的角色，如何鞏固香港作為調解中心、金融中心和航運樞紐的地位等。面對這些新機遇和新挑戰，特區政府和立法會都需要有心服務香港的專才群策群力，為社會未來打拚。香港走出政治陰霾，才是市民之福。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5月號編輯：邸倩校對：嚴駿監製：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