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中，有這樣一群飽讀“洋書”、通曉外語的“番書仔”，為營救盟軍戰士、促進國家間的友好交往、對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卓絕的貢獻。於1916年出生於香港的黃作梅即是其中一員。黃作梅的姪女黃文莊告訴我們，當時黃作梅在家中的11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黃文莊的父親黃作材是黃作梅的五弟。黃作梅在皇仁書院畢業後，考取了香港大學，卻因家貧而未能入學，供職於政府物料管理處及皇家海軍船塢，於1942年加入港九大隊的前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1942年2月初港九大隊成立後，組建港九大隊國際工作小組，黃作梅任組長。各方面配合下，營救了不少的英軍。因此，在桂林的英軍服務團派人找到東江縱隊要求合作。黃作梅幫助英方建立了英軍服務團秘密情報站。

“當時日本人查得很嚴，他們就在深水埗開設了‘廣恆雜貨鋪’，以人來人往的雜貨鋪作掩護。”黃文莊告訴我們，當時她父親的一家人都在店裡，“雜貨鋪登記註冊在黃作梅名下，我大姑是收錢的，爺爺是掌櫃，爸爸也在店裡幫忙，輔助情報工作。”據《港九大隊志》所述，英軍服務團的惠州辦事處將情報及物品帶到雜貨店，轉交國際小組代送，英國總部給在港人員的經費、指令、文件等也都送到雜貨鋪。通過東江縱隊與英軍服務團的密切合作，諸多盟軍士兵從日軍的控制下被解救了出來。“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我們的盟軍也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有這麼一支隊伍，能夠幫助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逃生。”黃作梅和武裝人員亦帶領美軍偵查隊深入香港腹地，近距離拍攝啟德機場軍事目標，幫助美軍第14航空隊轟炸啟德機場，摧毀駐港日軍的作戰能力。

直到1943年，因聯絡人員被捕，聯絡站的位置暴露，黃作梅的父親、妹妹和五弟被日軍抓走，“我爺爺和大姑很快就被放了出來，但我父親被關了許多天，因長期待在黑暗中，出來後一看到太陽就暈了過去。”黃文莊的父親黃作材在獄中看到日軍以照片搜捕大哥黃作梅，但同樣被抓的情報工作人員們無一人願意指認。出獄後，黃作材發現，因雜貨店被搗破，缺乏謀生手段的父親已餓死家中。日本侵略者對香港民眾的荼毒殘害，可見一斑。

在黃作梅撰寫的《東江縱隊營救國際友人統計》一文中，對成功營救人員的數量有不完全統計，共營救英國人、美機師等89人。1946年，英軍服務團最高負責人賴特上校返回倫敦，向英國政府闡述了東江縱隊及黃作梅對抗戰的傑出貢獻。1947年，英國國王喬治六世邀請黃作梅到倫敦參加慶祝第二次大戰勝利遊行，並授予他MBE（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勳章。當時《倫敦憲報》刊登頒發勳章人員名單：“雷蒙．黃，學生，九龍。為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對英軍東南亞軍事行動作出的貢獻。”黃作梅成為當時唯一獲得英國國王授勳的共產黨人。

抗戰勝利後，黃作梅重返香港，籌備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後任辦事處主任。1947年，黃作梅擔任新華社倫敦分社社長，1949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工作中，同事們將黃作梅喚作“阿梅”。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印尼出席萬隆會議的途中，其搭乘的專機克什米爾公主號被台灣情報機構安裝炸彈炸毀，黃作梅身亡，年39歲。黃文莊回憶到：“大兒子（黃作梅）犧牲以後，我奶奶就哭啊哭，老是流眼淚。”

在講述黃作梅時，黃文莊說：“為了心目中的理想，他願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她認為，港九大隊戰士們的故事“本來就是香港人的故事，只是沒人講”，要將發生過的事講述出來，不講出來就沒人知道這段歷史。她曾擔憂：“再過幾代，可能都沒人記得香港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傳承東江縱隊的記憶，能讓香港年輕一代深刻理解家國的厚重內涵，明白和平的來之不易。2008年，黃文莊加入了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和居港的東江縱隊後人們積極投入香港抗戰記憶的研究保存工作中。他們出版了《克爾日記：香港淪陷時期東江縱隊營救美軍飛行員紀實》等書籍，在新青聯組織的“‘港’不完的愛”青年正向思維計劃兩年活動中，向一千多名青年學生講述香港抗戰史。作為現任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秘書長，她將和同伴們努力向年輕一代傳揚東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