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分析《國家發展規劃法》框架下香港主要對接的路徑與破局

古語雲：「君子當三十而立。」對於回歸祖國懷抱近三十載的香港而言，這句話不僅是對個體成長的期許，更是對一座城市走向成熟、擔當重任的時代叩問。2026年，站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九周年的節點，距「而立」之年僅一步之遙。今年3月12日《國家規劃發展法》的出臺，猶如一聲春雷，以製度化的力量倒逼香港必須主動思考、積極對接國家發展的宏偉藍圖。這不僅是一次機遇，更是一場關乎香港未來命運的深刻變革。如何在這一年時間裏，為「三十而立」奠定堅實基礎，即便未能全然「立」定，也需形成清晰的「立」之思路與行動框架。審視過往，筆者認為，香港要實現真正的「而立」，必須直面並破解三大「沉屙」與澄清一個「誤解」。

一、改革破局，必先始於體製重塑
縱觀古今中外，任何觸及根本的變革，無不從體製入手。對接國家大規劃，本質上就是一場順應時代要求的深刻改革。香港要寫好屬於自己的發展規劃並確保有效實施，就必須圍繞規劃的目標與方向，優化資源配置，凝聚人力、物力和財力。筆者曾在之前的文章中鬥膽建議，可考慮改組現有的「政製及內地事務局」，拓展其職能，增設聚焦東盟及歐美業務拓展的專門機構，如「政治經濟東盟發展局」和「歐美局」。此議意在拋磚引玉，核心思想在於：體製是行動的骨架。
當代中國歷次成功的政府改革，均是緊緊圍繞國家新的規劃和戰略目標展開的，通過機構調整與職能優化，為發展註入新動能。放眼國際，即便是美國的政治運作，也常通過設立如「效率部」或調整部門架構（如國防部的職能強化）來推行其施政重點。回望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變法，無論是商鞅變法還是王安石變法，成功的關鍵無不是「立法先行，體製為基」。是淺嘗輒止的應付，還是真刀真槍的大幹一場，從體製改革的決心與深度上，便可一目了然。香港若要在對接國家大規劃中把握主動，就必須有「刀刃向內」的勇氣，首先從體製機製的優化設計上破題。

二、監督考核，鍛造忠誠擔當的施政中堅
體製重新設計之後，人便成為決定成敗的第一要素。毛澤東同誌曾深刻指出，路線方針確定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回歸二十九年，香港十八萬公務員隊伍中，中高層骨幹多由港英政府時期培養，他們熟悉國際規則，具備專業素養。這支隊伍中，不乏林鄭月娥、曾蔭權等優秀代表，他們既能嫻熟運用國際社會成熟的社會治理經驗，又能忠於國家、履職盡責，在任內完成了各自的歷史使命。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隊伍中存在的少數「兩面人」。他們表面上宣誓效忠，但在實際工作中卻陽奉陰違，將特區政府的廉潔高效傳統拋諸腦後，占著位置卻不作為。去年發生的「大埔宏福園大火」，就暴露了部分職能部門在處理投訴時的推諉與遲滯，其背後是否存在不作為甚至失職的問題，特區政府有必要給740萬市民一個負責任的「交代」。這警示我們，體製建立後，監督與考核機製必須同步跟上，且要持續加強。唯有建立一套科學、嚴格、透明的中高層公務員考核與監督體系，讓忠誠、幹凈、擔當的幹部脫穎而出，讓「占位不為」者無立足之地，才能確保國家規劃在香港的編製、對接與實施過程暢通無阻，不走樣、不變形。
三、群眾路線，打破「門閥」壟斷，暢通上下流動渠道
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2019年的「修例風波」，是香港永遠的傷痛。事後總結，我們往往歸因於貧富差距、住房問題、外部勢力幹預等。這些固然是重要矛盾，亟需在發展中逐步解決，但它們並非主要矛盾。若主要矛盾不解決，只著眼於解決重要矛盾，即便短期內通過「突擊式」手段（如大規模建房）緩和了部分問題，但根本性的「沉屙」依舊會在未來以其他形式卷土重來，積重難返。
當然，重要矛盾也需要解決。但解決的辦法且忌要用「突擊式」的解決辦法。回顧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同樣面臨住房與貧困問題，鄧小平同誌未采取「突擊式」手段，而是通過數十年市場化改革，在發展中化解矛盾，使中國用四十多年走過了西方三百多年的發展道路。所以對於香港而言，建議我們要學習小平先生發展過程中解決重要矛盾的路子。做到既要解決重要矛盾，更要重視主要矛盾。
香港的主要矛盾，在於必須打破「門閥」結構，必須堅定不移走群眾路線：政界應擇賢量才，摒棄「官二代」把持；商界要打破壟斷，避免成為「某家之城、某家之地」；社團亦當開放流動，建設新型社團，人才能上能下，絕對不能為了頂戴花翎「內耗」，成為口號喊破天，施政的「攔路虎」。唯有打破固化的「門閥」結構，建立人才上下流動的暢通渠道，社會方能健康有序、長治久安。否則，若「三十而立」未能徹底改革，恐將如韓國「財閥」之困，使政治生態陷入惡性循環。
筆者認為，解決好社會階層的嚴重固化與流動渠道的阻塞，走好新時代的群眾路線，徹底打破事實上的「門閥」壟斷，才是解決主要矛盾的正解。
關於怎樣暢通社會固化渠道，打碎這座鋼筋水泥的城市壁壘，這需要中央政府的選才用人製度的配合。政界，要「擇賢量才而用」，摒棄裙帶關系和「官二代」的潛規則，無論是政府體系還是社團組織，都應唯才是舉，讓有理想、有能力、有擔當的人才能夠脫穎而出。在商界，要打破壟斷格局，營造「百花齊放春滿園」的公平競爭環境，防止資源過度集中於某家、某城，避免形成類似韓國「財閥」那樣尾大不掉的社會毒瘤。唯有打破鋼筋混凝土般固化的階層壁壘，打通政界、商界乃至社會各界人才的上下流動通道，才能激發社會活力，實現健康有序發展。否則，香港的「三十而立」便只能是空中樓閣。若不進行徹底的改革，未來香港社會恐將陷入類似韓國因「財閥」幹政而導致總統成為「高危職業」的惡性循環。歷史的教訓，必須引以為戒。
四、澄清誤解：對接大規劃並非摒棄自由資本主義
在探討改革路徑時，社會上存在一個普遍誤解：認為對接國家大規劃，就是要摒棄香港行之有效的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對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予以澄清。
這個理解是完全錯誤的。對接國家大規劃的目的，絕非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恰恰相反，其初心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家出臺《國家規劃發展法》，主動推動香港對接大規劃，是為了助力香港借鑒和吸收國家在戰略規劃、宏觀調控、資源配置等方面的成功經驗，為這座城市的繁榮發展註入新的動能。其根本目標是讓香港在保持高度市場化、自由化的優勝劣汰機製基礎上，通過主動、有重點的戰略作為，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其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獨特優勢。
香港的成功，在於其「一國兩製」下的獨特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對接國家大規劃，正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發揮這一優勢的戰略舉措。中央政府所想，國家所願，正是「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唯有深刻理解並澄清這一誤解，香港社會才能放下不必要的疑慮，輕裝上陣，將精力真正聚焦於如何利用好國家發展帶來的巨大機遇，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
 

總結起來，回歸二十九載，香港歷經風雨，也見證輝煌。站在2026年的歷史節點，距離「而立之年」僅余一載。面對《國家規劃發展法》帶來的新契機，香港的破局之路已然清晰：以體製改革為先導，以幹部監督為保障，以打破階層固化為核心，在正確理解國家戰略意圖的基礎上，堅定前行。
這一年，是香港從「不惑」走向「而立」的關鍵一年。唯有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直面沈屙、破解誤解，將「立」的想法轉化為「立」的行動，香港才能真正在明年回歸三十周年之際，以一個更加成熟、穩健、充滿活力的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城市之林，不負國家重托，不負時代機遇，不負市民期望。
（作者為港區山東省政協委員、香港淄博同鄉會會長、香港西貢將軍澳工商聯會長、香港山東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全港各區工商聯副會長兼港臺經貿委員會主席、魯港姊妹學校聯合會會長、香港青年精英會創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