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明寄思，緬懷先哲。今年5月15日是我國當代生藥學與本草學界一代宗師謝宗萬先生誕辰102週年，恰逢清明時節，追憶恩師之情愈濃。謹以此文，重溫20多年前先生辭世之際（2004年8月）寫下的追憶文字，以寄深切緬懷。

正文

老師走了，您急匆匆地走了。三個月前八十大壽的歡宴上，您還是那樣地精力充沛；一個月前您雖身臥病榻，但當與學生談論起《香港容易混淆中藥》的書稿時，您仍是那樣地興致勃勃。彷彿一切就在昨日，一切還在眼前。

老師走了，您靜靜地走了，靜得走前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其實您一生為後人留下的學問太多，您的遺願，弟子心裏完全明白：您一生為實現“藥無重名惠萬家”的理想而嘔心瀝血，這未竟的事業，學生們一定努力承繼，讓您寬慰九泉。

老師走了，您永遠地走了。您以工作為樂，辛勤勞碌一生，醉心研究是您的養生之道。瞭解到這些，學生平日不再勸您休息，此刻請讓我說一聲，敬愛的老師請您好好安息吧！

老師走了，您微笑地走了。您一生豁達，總是考慮別人，從不考慮自己。您病中對同道的問候，我已經一一轉達；您彌留之際，怕影響我的工作，擺手示意師母不讓我回來，但我還是忍不住趕回來看您最後一眼。

靈堂前，望著您那熟悉的面容，一段段往事又在腦海中浮現……

我拜師在謝老門下二十餘年，是他引領我進入了中醫藥的科學殿堂，學會了選題、科研、讀書、做人。謝老高尚的人品、嚴謹的治學作風，更是我終身受用不盡的財富。

嚴師之鞭

凡見過謝老的人，無不對他那爽朗的笑聲與慈祥的面容留下深刻印象。殊不知，謝老在做學問上卻是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對學生也是非常嚴厲的。

1982年春，我大學畢業直接考入了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攻讀碩士研究生。在此之前，跟隨謝老師做進修生或研究生的已有幾人，仲鎧、家林、金生幾位大師兄，個個出類拔萃。而我是個剛出校門的學生，一切得從頭開始。從本草考證、植物分類到顯微鑒別，樣樣都要老師手把手地教，記得當時在我的第一篇本草考證文章草稿上，老師用紅筆圈改的地方幾乎比我原稿的黑字還多；大到謀篇佈局，小到標點符號，處處浸透著老師的心血。幾年下來，在師兄弟中，讓老師操心最多、受益最大的應當數我了。

老師為人很謙遜，從不擺大專家的架子。他擅長本草學研究，除傾心傳授平生所學之外，還鼓勵學生博採眾家。在選修碩士課程時，他為我聯繫了當代名家馬繼興教授、樓之岑院士、誠靜容教授，並鼓勵我不但要學好醫古文，也要學好外語，這些都為我未來的專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老師對學生是嚴格有加的，如他規定，不論在院內還是院外上課，研究生的考試成績都不得低於80分。我當時最不喜歡的一門課程是顯微鑒別，曾閃過蒙混過關的念頭。一次老師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強調“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的道理，這語重心長的訓導，令我至今難忘，受益終身。20年後當我應邀主持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藥粉末顯微鑒別彩色圖集》時，更加體會到我遇到的是一位能“點石成金”的名師。

老師對自己的學生、對來訪者都有求必應，認真對答，在學術上從不敷衍。老師日常工作十分繁忙，還有不少社會兼職，我不忍心佔用老師的寶貴時間。幸好我的實驗室在老師辦公室隔壁，便時常利用早上幫老師打開水的機會，將自己遇到的問題向老師討教一二。記得我在日本留學期間，有一次謝老師來東京參加中日生藥合作談判，我向他討教外來民族的稱謂問題，謝老師當時日程忙，他回到北京後便專門回信詳加說明。

跟隨老師工作，可以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於他那孜孜不倦、身先士卒的身影。另一方面，跟隨老師工作，感覺不到任何框框，因為老師對學生從來又是放手的。

1983年春始，老師讓我在外闖蕩了三個月，在祖國大地轉了兩圈去調查藥用辛夷資源，收集實驗材料。出發前，我原本抱著僥倖心理，想讓老師給我介紹些關係，走走捷徑。老師只簡單說了四個字“依靠組織”，任憑學生去闖出自己的路，從實踐中學習感悟。

1985年，中藥研究所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傳統醫藥合作中心接受委託，承擔了《中國藥用植物》（Medicinal Plants in China）一書的編著工作。我那時剛剛碩士畢業，在老師的推薦下，被推上了第一線。我和攝影師海鳴一起，用了約兩年時間，從天山到海南，跑遍了大江南北的藥材產區。在完成任務的同時，也錘鍊了自我。雖說日後我也獨自完成和主編過一些書籍，但在老師指導下完成的這第一本書，是我事業起步的一塊重要基石。

回顧這些年來，從我第一篇論文發表，到後來獲得國家級獎勵，再到今天登上國際中醫藥舞台，我事業上的每一點進步，無不凝聚著導師的心血。老師循循善誘、甘為人梯。即便後來我在海外學習、工作，遠離故土，恩師的諄諄教誨和那支無形的教鞭，也一直在激勵我向前。

慈父之愛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的不少大學同學都在尋找新的人生定位，而我一直能留在中藥研究領域，是老師在幫我把握航向。

1985年，我通過了國家教委出國英文考試，得到了一個去法國留學的名額。在國門開放之初，能去巴黎留學，是多少年輕人的夢想。但在此刻老師卻出面勸阻了我，他鼓勵我要根植華夏，弘揚岐黃。老師說，國際上，日本是研究中醫藥最多的地方，又與我們的生藥專業方向最為相近，因此，他鼓勵我日後有機會可考慮東渡扶桑。不久以後，經老師推薦，我到東京藥科大學進修，在日本著名的生藥學家下村裕子教授門下深造。後來我又在全院眾多的赴日進修生中第一個拿到了博士學位。

老師對學生的關愛，除了事業外，在生活上也是無微不至，充滿著慈父之情。20世紀80年代，北京的住房十分擁擠，年輕人常常已結婚育子，尚居無定所。當年還沒有商品房之說，住房都是單位分配。為使學生無後顧之憂安心工作，老師專門打報告給所里、院裏的領導，幫助解決學生婚後住房問題。而此時老師對自己家中住房擁擠的問題，卻只字未提。

20世紀80年代末，我遠離故鄉，到海外發展，但與恩師之間的聯繫卻從未間斷，每當收到老師的來信，總是有一股暖流湧上我的心頭。老師的40多封親筆信，我仍珍藏至今。

老師十分理解海外遊子的思鄉之情，知道我喜歡吃山楂，每次見面，總是捎來一些北京特產果丹皮。有一次老師來東京，還捎來了我喜愛的全套《三國演義》連環畫。

老師平易近人、睿智幽默，不但能詩善文，還是妙手丹青，又是象棋高手。一次春節聯歡會上，老師詼諧地道出十幾條中藥謎語，如偷梁換柱——木賊，牧童——牽牛子，一時間研究室內充滿了歡聲笑語。沾專業的光，我答對了好幾條，第一次從老師手中獲得一份獎品。

老師有著寬闊的胸懷，樂觀地面對人生中的各種困境。1992年11月，他從日本回北京沒兩天，就去了西雙版納和老撾，調查藥用血竭資源，當時已是古稀之年的他，不幸染上了惡性瘧疾。得知消息，學生更是焦慮萬分，當通過國際電話再次聽到老師那熟悉洪亮的聲音時，我被老師“病房學步從頭邁”的頑強精神所感動。

1995年，我們三位留日學子作為代表應全國政協和國務院僑辦之邀回國講學，我在彙報中也特別提到，聯繫我最密切的紐帶是我與老師的這段師生情。

看到學生的成長，老師有著發自內心的欣喜，特賜我一幅題字：“融匯古今中外，勇於突破創新。”老師的墨寶是對我的激勵與鞭策，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銘。

2001年，老師應邀來香港講學，《香港經濟日報》以“三代同堂的師生關係，要把家風傳承”為題做了專版報道。應當說，一位好老師組建的團隊就是一個好家庭，在謝老師生這個大家庭里，從來沒有家長作風，老師提倡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由恩師樹立的這種良好的“家風”，弟子們將承接下來，傳遞下去。

2003年第十二屆中國本草學會年會在中山市舉行，老師和師母一同光臨。這不僅是一次學術盛會，更是師生共聚的難得機會。弟子繞膝，歡慶一堂，共慶老師從事中藥研究六十載，迎接老師八十華誕。金生學兄執筆的對聯道出了弟子們對恩師學問及人品的深切崇敬與愛戴之情：“志隨神農，攀越嶺崖，本草窮源建偉業；心同板橋，淡泊名利，杏林成蹊繼高風。”這也是老師一生的真實寫照。（文/趙中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