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柏琿

審計與諮詢機構普華永道（PwC）近日發表的《2026年人工智能崗位晴雨表》新加坡報告指出，涉及人工智能（AI）技能的崗位，薪資普遍高於非AI崗位，兩者差距介於32％至107％。其中，消費品市場崗位的差距達96％，政府和公共服務部門則高達107％。這個數字之所以引人關注，並不只是因為AI崗位“更值錢”，而是它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變化：AI正在重新定義工作的價值，也正在重塑勞動市場的分層。

過去幾年，人們談到AI，最常見的擔憂是“機器會不會搶走人的飯碗”。這種擔憂並非沒有根據。文本整理、數據錄入、初步分析、客服迴應、內容生成等大量流程化工作，確實正在被AI加速替代或壓縮。但如果只把AI理解為“取代人”，又容易低估技術變革的另一面：AI也在創造新的崗位，放大人的能力，並推動企業重新尋找懂業務、懂數據、懂工具、懂判斷的複合型人才。

從世界範圍看，AI對就業的影響並不是簡單的“減少崗位”，而是“重組崗位”。國際勞工組織等機構的研究普遍認為，生成式AI更可能改變許多工作的任務結構，而不是在短時間內讓整份工作消失。換言之，一個崗位中部分重複性任務會被AI承擔，但決策、溝通、協調、判斷、責任承擔等部分，仍然需要人來完成。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不少企業在採用AI之後，並沒有馬上大規模裁員，反而開始增聘能把AI真正用進業務流程的人。

中國大陸的情況更能說明這種雙重變化。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深入製造、金融、政務、教育、醫療、交通等領域，AI相關崗位快速增長，算法工程師、機器學習工程師、AI產品經理、數據工程師等崗位薪資明顯高於普通崗位。另一方面，內地就業市場也出現了結構性壓力：部分內容運營、客服、前端、營銷、基礎文職崗位受到自動化衝擊，年輕人和入門崗位面臨更激烈競爭。也就是說，AI帶來的並不是單向度的就業擴張，而是一場崗位價值的重新排序。

這正是香港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香港不是沒有基礎。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專業服務中心、國際貿易和航運樞紐，香港擁有成熟的制度環境、法治基礎、金融監管經驗、國際市場連接能力，也有大灣區產業腹地作為支撐。香港的機會，不在於簡單複製硅谷式的大模型競賽，也不在於單靠少數創科公司帶動就業，而在於把AI嵌入香港最有優勢的高附加值服務業之中。

金融業是最現實的切入口。銀行、保險、證券、資產管理、財富管理等行業，本身高度依賴數據、風控、合規、客戶服務和文檔處理。AI可以幫助金融機構提高效率，但金融業的核心從來不只是效率，而是信任、責任和風險控制。一個模型可以生成投資分析，可以識別異常交易，可以提高客戶服務響應速度，但最終誰來判斷、誰來負責、誰來向監管機構和客戶交代，仍然是人的問題。因此，香港真正有潛力培育的，不只是AI工程師，而是AI風控專才、AI合規專才、模型風險管理人員、金融數據治理人員、智能投顧產品經理、反詐騙系統專家等一批新型崗位。

專業服務業同樣如此。會計、審計、法律、諮詢、企業秘書、稅務和跨境合規等行業，都將被AI深刻改變。過去大量初級工作依靠人手完成，未來AI會承擔更多資料檢索、合同比對、報告初稿、風險提示和案例整理。但這並不意味着專業人士失去價值。相反，真正值錢的能力會從“做資料”轉向“看問題”，從“完成格式”轉向“識別風險”，從“寫出答案”轉向“判斷答案是否可靠”。香港若能在這些行業中建立AI應用標準、審計機制和責任框架，便有機會把傳統專業服務升級為面向國際市場的“AI增強型專業服務”。

問題的關鍵，在於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能否轉化為更好的崗位和更高的工資。若企業只是把AI當作削減成本的工具，結果可能是崗位收縮、入門機會減少、薪資差距擴大。若企業把AI用於業務升級、市場拓展和服務創新，就可能出現更多高價值崗位。新加坡AI崗位薪資溢價明顯，正說明市場願意為AI能力付費；香港要做的，是讓這種溢價不只集中在少數技術崗位，而是擴散到金融、法律、審計、物流、醫療、貿易和公共服務等更廣泛行業。

這就涉及人才培養的方向。香港不能只培養少數尖端AI研發人才，也不能把AI培訓停留在“學習提示詞”的層面。未來真正需要的是大量“AI應用型人才”：他們未必人人會訓練大模型，但必須知道如何使用AI重構工作流程，如何判斷模型輸出是否可靠，如何保護數據安全，如何處理偏見和錯誤，如何在業務場景中把AI變成生產力。這類人才可能來自金融分析師、律師助理、審計員、保險覈保人員、物流規劃師、醫護行政人員、公務員和中小企業管理者。

香港還應把“可信AI”作為自身定位。全球AI競爭已經不只是模型能力之爭，更是治理、合規、數據、隱私和跨境應用能力之爭。香港擁有普通法制度、國際金融規則經驗和連接內地與世界的獨特位置，完全可以在AI治理、模型審計、數據合規、金融科技監管沙盒、跨境數據應用等方面形成特色。對香港來說，發展AI不一定要在所有基礎技術上與大國硬碰硬，而是要在“可信、可審計、可落地、可國際化”的應用場景中建立優勢。

從這個角度看，AI對香港不是單純的挑戰，也不是輕鬆的機會。它更像一場產業和人才體系的再考試。香港過去的優勢在於專業、制度、開放和連接，未來這些優勢仍然有效，只是需要通過AI重新表達出來。金融中心要變成智能金融中心，專業服務中心要變成AI增強型專業服務中心，國際貿易和物流樞紐要變成數據驅動的供應鏈管理中心，公共服務也要從數字化走向智能化。

AI不會自動讓所有人受益，也不會平均地衝擊所有人。它會獎勵懂得使用技術提升判斷力的人，也會擠壓停留在重複勞動中的崗位。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AI會不會搶工作”，而是一個社會能否及時把舊崗位升級成新崗位，把新技術轉化為新工資，把生產率提升轉化為更廣泛的就業機會。這樣，AI帶來的就不只是崗位壓力，也會是香港新一輪高質量發展的機會。

（作者係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