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Version)《紫荊》雜誌3月號獨家受權發布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2月22日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上的致辭，全文如下：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文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夏寶龍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很高興參加由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的這次研討會。首先，我代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對本次研討會的順利舉辦表示祝賀。1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20年度述職時強調指出，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習近平主席的這一重要論述是對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高度提煉，是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深刻揭示，為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治久安指明了方向。我很欣喜地看到，習近平主席的這一重要論述在香港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已產生廣泛共鳴。這次研討會以“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為主題展開研討，必將有助於港澳社會各界人士深入、理性思考，進一步凝聚共識。借此機會，我也想談一些看法，跟大家交流。主要談4點意見：一、“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什麼是“愛國者治港”？簡言之，“愛國者治港”的意思就是，回歸祖國後的香港要由愛國者治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要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只要對香港回歸的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不是什麼新概念、新詮釋，而是中國共產黨提出“一國兩制”方針的初心。首先，“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大家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領導人在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基本方針政策的同時，對怎麼實現“港人治港”的問題就已經有了通盤謀劃。鄧小平同志早就明確提出將來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由香港的愛國者為主體組成，並提出要儘早培養治港人才，參與過渡期香港的管理。1984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時，比較完整地闡述了“一國兩制”方針的主要內容，其中著重談了“愛國者治港”問題。他說：“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什麼服裝，不管是什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這篇講話後來以《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為題被收錄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由此可見，“一國兩制”方針從形成之初就包含了“愛國者治港”這一重要思想內涵。可以說，“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要實行“港人治港”，就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堅持“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才能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其次，“愛國者治港”是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巨變的必然要求。香港在被英國殖民統治的150多年間，管治權完全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中國人被排斥在外，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香港回歸前最後一刻。一些知名愛國人士還受到港英殖民政府的種種打壓和不公正對待。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揭開了香港同胞當家作主的新紀元，香港的管治權也隨之回到中國人民手中。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自覺適應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轉變。中英談判前後，還有人提出延長租約、由英國或聯合國託管、以主權換治權等維護殖民統治的荒謬主張。正是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同志強調“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治權和主權不可分割。試想，如果香港的管治權不是掌握在愛祖國、愛香港的中國人手裡，甚至由其他國家的政治代理人管治香港，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何以體現呢？再次，“愛國者治港”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但也遇到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繼續沿著正確方向行得穩、走得遠，不變形、不走樣，一個重要前提是，治港者必須能夠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凡是治港者，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有關問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特別是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不派人直接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日常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享有自治權的程度又遠高於聯邦制下的州，能否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得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管治者的因素就顯得更為重要。可以說，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管治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本是一條基本的政治倫理，天經地義。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會把其轄下任何一個地方的管治權交給內心根本不認同自己國家和民族、對自己國家民族毫不忠誠、心甘情願充當外國勢力政治代理人的那些人手中呢？甚至交給那些鼓吹和從事分裂國家活動、損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人手中呢？對管治者的愛國立場和相關政治資格作出嚴格要求是世界通例。以美國為例，不僅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效忠有嚴格要求，對一般公民的政治效忠也有明確要求。只有達到政治效忠標準的人才能出任公職。環顧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競選公職的人都要努力通過各種方式展示自己的愛國之心，都是比誰更愛國。唯獨在香港，竟然有人把對自己祖國的反叛作為政治資本來炫耀，甚至以反對國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化自己的民族為競選口號，在宣誓就職時極盡醜陋的政治表演，真是咄咄怪事！那些人連最基本的政治倫理和國家民族大義都徹底喪失了，以致淪為笑柄，為人不齒。可見，堅持“愛國者治港”，這不是什麼高標準，而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標準；這種要求也不是香港獨有，而是全球範圍內普遍適用的規則。二、“愛國者治港”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時代呼喚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來的事實充分證明，“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制度優越性，我們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並不都是一帆風順，香港回歸以來也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甚至有違“一國兩制”方針、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現象和問題。2003年香港出現“七月事態”，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被迫擱置；2012年出現“反國教運動”，使國民教育缺失的問題雪上加霜，貽害至今；2014年發生非法“佔中”，矛頭直指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8•31”決定；2016年大年初二發生“旺角暴亂”，遊行活動演變為“街頭暴力”；進入2019年，香港情況更加惡化，“修例風波”爆發，一時間，“港獨”猖獗、“黑暴”肆虐、“攬炒”橫行、“恐怖”升級，搞“顏色革命”的各種激進破壞活動肆無忌憚，外國勢力指手畫腳，深度干預，其結果，導致香港陷入曠日持久的動亂，法治被嚴重踐踏，社會被嚴重撕裂，經濟受到嚴重衝擊，香港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特別是受“修例風波”影響，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一些“黑暴”“攬炒”“港獨”分子進入區議會，把本應為社區和基層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鬥爭場所，搞得烏煙瘴氣。他們利用這個平台散播“港獨”主張，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他們利用這個平台肆意阻撓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不惜讓全香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有的新當選區議員公然在辦事處張貼“藍絲與狗不得入內”標語，有的涉嫌協助反中亂港分子偷渡被捕。就立法會來說，2019年10月出現了回歸以來首次行政長官無法在立法會內宣讀施政報告的情況。在一些反中亂港議員的惡意“拉布”下，立法會內委會停擺6個多月，多達14個法案不能及時審議，超過80個附屬法例得不到處理，使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實際上陷於癱瘓。還有不少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以“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歪理邪說為暴力開脫，充當“黑暴”“攬炒”分子的保護傘，並百般攻擊、刁難恪盡職守維護社會秩序的警隊。有的反中亂港分子竟公然宣揚“真攬炒十步曲”，提出奪取立法會過半席位、行政長官選委會過半席位、進而選出他們推出的人當特首的奪權路線圖。其實，他們的目的不僅僅是要奪取香港管治權，搞亂香港，而且要搞亂內地，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用心非常險惡。他們與街頭暴力分子一樣，都是政治上徹頭徹尾的“攬炒派”，是香港的亂源，也是國家的禍害。我注意到，“修例風波”和區議會選舉後，香港社會各界都在反思。我們也在反思。香港內外敵對勢力為什麼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甚至在某些政權機關、某些領域坐大成勢？這其中既有複雜的歷史原因，也有深刻的社會根源，還有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無論是在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政權機關，還是在區議會等非政權組織，以及教育、傳媒等領域，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如果任由反中亂港勢力一步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為所欲為，肆意從事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如果任由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選舉等政治事務，大家想想，香港的前景會怎樣？香港還有安寧之日嗎？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還能保持嗎？香港居民最為關注的住房、就業等重大民生問題還能有效解決嗎？“一國兩制”還能順利搞下去嗎？！“修例風波”以來，面對香港回歸後出現的最為嚴峻的局勢，中央果斷決定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分子，有力地維護了國家安全和香港的法治秩序，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各項事業重返正軌，正進入發展新階段。從近期的輿論反應看，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之急，把“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是共同責任。三、堅持“愛國者治港”的客觀標準和要求怎樣判別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者？對此，鄧小平同志曾經作過如下經典的論述：“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同志的這一論述是重點針對香港回歸前的情況而說的，所界定的標準很寬泛，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博大政治胸襟。愛國與否，歸根到底要看他是否有一顆愛國之心，這也就是小平同志所說的“誠心誠意”。結合香港過渡時期和回歸以來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特別是愛國者所作所為與反中亂港者所作所為，可以清晰地看出兩者有明顯的區別。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1．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換言之，愛國者絕不會做出有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而反中亂港者則相反，不僅不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還會蓄意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活動。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可以說，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這是對愛國者最低的標準，如果連這個標準都達不到，還能自稱是愛國者嗎？這個標準是客觀的，那些利用各種手段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公開宣揚“港獨”主張、在國際上“唱衰”國家和香港、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的人，無疑不是愛國者。香港國安法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4類犯罪行為的構成及其刑罰作出了明確規定，那些觸犯香港國安法的人更不在愛國者之列。2．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國家不是抽象的，愛國也不是抽象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憲法第1條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維護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和憲法的權威，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的責任和義務。憲法必須遵守，違反了就是違法。維護憲法的權威和尊嚴是對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愛國者的行動準則。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們這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裡，可以允許一些人持不同政見，但這裡有條紅線，就是絕不能允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情。“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創立者，也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者，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其核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之中的法律地位以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香港基本法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條規定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範圍及其同中央的關係的基礎。尊重和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就必須堅定地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安全，準確理解和把握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上下關係，切實尊重和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種權力，正確行使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挑戰國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憲制秩序者，不在愛國者之列。3．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不做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的事，這看起來是一個不太高的標準，但這個標準只有愛國者可以達到，反中亂港分子是做不到的。在這方面，“黑暴”“攬炒”“港獨”分子已經做了充分的自我暴露和證明。“攬炒”勢力的目的就是不惜把香港毀掉，以此來裹挾民眾，脅迫中央。至於市民失去工作，店鋪開不下去，香港經濟下挫，法治受損，聲譽下跌，他們是不在乎的。現在，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攬炒派”不管是在街頭，還是在立法會、區議會，都絕不是在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相反，他們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者。當然，“攬炒派”絕不可能在愛國者之列。香港有一些人聲稱可以“愛港但不愛國”。這是奇談怪論。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也明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別的什麼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理應先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愛港與愛國不能割裂，更不能對立，自稱只愛香港、不愛中國者，當然也算不上是愛國者。對照上述標準，我們堅信香港社會絕大多數中國公民是愛國的。站在愛國者對立面的是那些少數反中亂港分子。反中亂港分子的面目很容易辨認，他們是蓄意阻撓、破壞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順利運作，蓄意破壞“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甘當外國勢力馬前卒甚至公然乞求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企圖以香港為跳板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顛覆，進而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少數人。他們有明確的目標，有實際的行動，他們是“一國兩制”的破壞者，不能允許他們染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現在不允許，將來也不允許。對於反中亂港分子當中的極端惡劣者，如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則不僅僅是不能允許他們染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公權力，還要對他們的違法行徑依法給予嚴懲。香港回歸20多年的事實證明，少數反中亂港分子只會給香港帶來破壞、動盪、恐怖等災難，只有愛國者才能真正為港人謀福祉，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促進香港與祖國共同發展。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們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素有愛國愛港的傳統，“愛國者”的範圍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廣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會多樣多元，一部分市民由於長期生活在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深受西方教育文化影響，對國家、對內地了解不多，甚至對國家、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對這些人的取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堅信他們會繼續秉承愛國愛港立場，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積極參與香港治理。說到這裡，我想強調說明一點，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換句話說，在愛國標準上，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道理很簡單，權力與責任是相匹配的。世界上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不對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在政治立場和道德操守上提出比一般民眾更高的要求？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來說，理應達到以下幾點要求：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要深入系統地學習領會“一國兩制”方針的精髓要義，並善於運用“一國兩制”理論，分析、解決香港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挑戰，都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不動搖，都始終站在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的立場上，把握正確方向，堅守原則底線。二是堅持原則、敢於擔當。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掌握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人必須勇敢站出來，站在最前列，把維護“一國兩制”作為最高責任，同那些挑戰“一國兩制”原則、破壞“一國兩制”實踐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這裡需要的是情懷，是熱忱，是擔當，是守土有責、守土盡責。三是胸懷“國之大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香港命運從來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域，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港的事情，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必須拋開一切猶豫和搖擺，抓住祖國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機遇，把背靠祖國與面向世界結合起來，把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結合起來，把祖國支持與自身努力結合起來，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光添彩。四是精誠團結。團結就是力量。愛國者要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理想，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愛國愛港的共同旗幟下，緊密團結起來，把全社會的正能量激發出來，從而形成愛國者治港的強大力量和聲勢。四、完善“愛國者治港”相關制度從近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圍繞“愛國者治港”問題進行的討論可以看出，香港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切地認識到把“愛國者治港”落到實處的極端重要性和極端緊迫性。我對此深表贊同。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當然需要多措並舉、綜合施策，而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為此，必須堅持以下幾條原則：第一，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必須符合法治原則。基本法所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進一步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就是在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框架內，在總結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堵塞有關法律漏洞，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香港的選舉制度要實現這樣的效果：既充分尊重公眾的民主權利，又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既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又切實保障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既保證各類選舉的公正、公平、公開，又切實有效地阻止反中亂港分子、國際反華勢力的政治代理人進入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第二，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我國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與此相適應，第62條第14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也就是說，創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權力在中央。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有關選舉制度必須在中央的主導下進行。事實上，香港回歸後，歷次重大選舉制度的修改也都是在中央的主導下實現的。需要說明的是，尊重中央的主導權與尊重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處理相關事務的權力並不矛盾。在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必定會與特別行政區政府深入溝通，並充分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第三，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必須根據香港實際情況進行設計，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實際、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絕不能簡單照搬或套用外國的選舉制度。事實上，世界上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選舉制度模式。美國的選舉制度與英國的就不同，也是根據他們自己國家的情況制定的，並不完美。眾所周知，這次美國總統換屆選舉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亂象，以及1月6日出現的暴力衝擊國會事件，都再次提醒我們，在選舉制度的選擇問題上必須保持頭腦清醒，不能盲從，要堅信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選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特別是要堅持從香港的區情出發，有序擴大民眾參與，體現均衡參與，突破某個界別、地區或團體利益的局限性，確保有關選舉制度能有效維護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更好地保障最廣大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和根本福祉。第四，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根據基本法，香港實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及其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行政長官既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也是整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並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完善選舉制度，要多考慮如何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別行政區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促進良政善治。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一個社會陷入無休止的政治紛爭泥潭是沒有希望的。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要多考慮如何推動實現定分止爭、凝聚共識，從而把各方面力量彙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第五，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愛國者治港”不應停留在口號上，必須落實在制度上。特別行政區政府取消部分不合格議員的資格後，許多人呼籲對參與香港管理的公職人員進行嚴格審查把關，堅決將反中亂港者拒之門外。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建議。我們要完善有關制度體系，拿出管用的辦法，確保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等，都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始終堅定不移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真心誠意推動香港民主制度循序漸進向前發展，最大程度保障廣大香港居民行使民主權利。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目的也是為了保障香港民主制度更健康、更順利地向前發展。如果不能保證香港的管治權始終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香港的民主制度還怎麼發展？發展香港民主制度不能背離“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我今天講的許多話其實是“老調重彈”。考慮到香港和國際社會總有一些人有意把我們的好曲子唱跑調，甚至荒腔走板，我們有必要再把老調彈奏得響亮一些、清晰一些，把唱歪的調子再正過來，這叫以正視聽！香港回歸已近24年，澳門回歸也已近22年，有一個老調還得唱，這就是“一國兩制”不會變！無論是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以及我們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都是為了堅定不移地讓“一國兩制”實踐沿著正確的方向行得更穩、走得更遠！按照中國人傳統習俗，正月十五之前都算過年。今年是農曆牛年，希望大家都能發揚為民服務孺子牛、創新發展拓荒牛、艱苦奮鬥老黃牛的精神，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一步一個腳印，齊心協力耕耘出香港、澳門更加美好的明天。最後祝大家闔家幸福，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本文獨家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如有轉載請注明出處。監製：連振海編輯：趙珊校對：李博揚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國家發展的各方面作出了重要戰略指引，建軍百年奮鬥目標也首次被提出，人民軍隊建設發展的路徑因此更為清晰。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對人民軍隊提出了更高期許：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加快軍事理論現代化、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軍事人員現代化、武器裝備現代化，堅持品質第一、效益優先，促進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將指引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在“十四五”時期邁出重大步伐，在維護世界和平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文｜北京    魏新玲     邵永靈建軍百年奮鬥目標的三個亮點建軍百年奮鬥目標體現了人民軍隊發展道路的重要調整，具有三個突出亮點：接續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三個階段性目標。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三個階段性目標，即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和國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設質量和效益，確保到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同國家現代化進程相一致，全面推進軍事理論現代化、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軍事人員現代化、武器裝備現代化，力爭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這三個目標與國家“兩個一百年”“兩步走”戰略高度契合。在第一階段目標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的基礎上，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又提出建軍百年奮鬥目標，這與十九大提出的三個階段性目標一脈相承，是人民軍隊“十四五”期間建設發展的重要引領。由機械化信息化到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機械化信息化是軍隊建設中一再被提及的兩個主要概念和發展路徑，十九大報告明確了“兩化”建設的時間節點，有力推進了新時代練兵備戰工作。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舉行集體學習時，習近平主席提出智能化，強調要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把“三化”融合發展作為建軍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路徑，明晰了人民軍隊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和著力重點，是對當前科技發展、國際環境和戰場形勢的積極把握和有效應對。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加速發展和運用，軍事智能化成為繼機械化信息化之後推動武器裝備發展和作戰能力提升的強大動力。2020年1月，美軍利用無人機和“地獄火”反坦克導彈擊殺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旅長蘇萊曼尼少將；在2020年夏秋之際的亞阿納卡衝突中，阿塞拜疆使用土耳其TB-2無人機摧毀了亞美尼亞大量的坦克、戰車、自行火炮和各種防空導彈……通過這些真實場景，我們已可窺見未來智能化戰爭的面貌。智能化武器裝備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被重點提及，是對未來戰爭形態的前瞻性判斷，體現了中國軍隊的長遠目光；強調自主創新和原始創新，體現了人民軍隊裝備正從跟隨式發展邁向引領式發展。可以預料，“十四五”期間，以新一代戰機、大型戰艦、各種導彈為代表的主戰裝備將加速列裝，以無人機、無人戰車、戰場機器人為代表的智能化武器裝備有望獲得較快發展，前沿技術發展將獲得較大支援力度。由“維護”到“捍衛”。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加強練兵備戰，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其中“捍衛”一詞首次使用，此前相關表述中使用的都是“維護”，僅僅兩字之差，但寓意深遠。與“維護”相比，“捍衛”一詞具有更多的硬氣底氣、積極主動性和現實指向性。可以預料，2027年人民軍隊的戰略能力將得到大幅提高。 2018年11月11日，珠海航展公眾日最後一天，殲-20隱形戰機在珠海航展金灣機場上空進行飛行展示，當天也是中國空軍節（圖：視覺中國）建軍百年奮鬥目標提出的背景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軍百年奮鬥目標是著眼國家安全環境新變化和強國強軍新要求，是對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後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啟程作出的具體謀劃。作為“基本實現機械化”和“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之間的中間目標，建軍百年奮鬥目標起到了重要的起承轉合作用，使軍隊建設的短、中、長期目標接續發展，連接形成一條更為清晰的強軍路線圖。適應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要求。目前，人民軍隊改革漸入佳境，各種新武器陸續服役，武器裝備現代化水準實現歷史性跨越，建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武器裝備體系，整體戰力居世界前列。2016年11月，第五代隱形戰鬥機殲-20和大型運輸機運-20正式現身，這是中國空軍進入大國空軍俱樂部的亮麗名片；2016年12月，火箭軍齊射10枚東風導彈，開展實戰化訓練，顯示了中國可靠可信的戰略威懾與戰略打擊能力；2017年4月，首艘國產航母在大連正式下水，標誌著中國具備了獨立建造航空母艦的能力；2019年4月，在慶祝人民海軍成立70周年海上閱兵活動中，055型萬噸大驅“南昌”號驚豔亮相。雖然進步有目共睹，但客觀來看，中國軍隊的整體實力和武器裝備水準距離世界一流還有一定的差距。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實際上是對人民軍隊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進一步探索，是對現代化發展目標的進一步明確，就是要在7年時間裡快馬加鞭，堅持品質第一、效益優先的原則，充分利用社會優質資源加速國防力量的提升，加快軍事理論、組織形態、軍事人員、武器裝備現代化的進程，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適應國家安全環境的變化要求。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響深遠，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使中國國家安全面臨諸多挑戰與壓力。美國在安全戰略上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繼續在台灣、南海、新疆、西藏、香港等問題上上下其手，甚至疫情期間也不斷在南海進行軍事演習和抵近偵察；加拿大等國軍艦屢次穿越台灣海峽，日澳法等國海軍積極參與美軍在南海的演習演練，西方軍隊干涉、侵擾的頻率烈度上升，示威試壓意味濃厚；“台獨”勢力活動更加猖獗，借疫情之機開展所謂“口罩外交”，頻繁勾結西方勢力，接連購買進攻性武器，台海形勢複雜嚴峻。安全環境越是複雜多變，越要加快提高以打贏為核心的軍隊戰略能力。基於此，建軍百年奮鬥目標提出要“全面加強練兵備戰”，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軍事鬥爭準備需要把握的關鍵和要害，對軍隊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將產生深遠的指導意義。適應大國競爭的時代要求。建軍百年奮鬥目標的確定既依據人民軍隊建設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也是對大國競爭時代要求的積極適應。在世界軍事強國遠景發展目標中，2027、2028年是重要時間節點。如美國陸軍制定《2028年發展戰略》，提出“2028年的美國陸軍將在聯合、合成、多域和高強度衝突中，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面對任何對手都能做好部署準備、作戰並贏得決定性勝利”；俄羅斯軍隊2017年發布了《2018—2027年國家裝備發展規劃》，將撥款20多萬億盧布購買新式武器、升級現役作戰裝備，其最低目標是在2021年前使現代化武器裝備比例達到70%。美俄軍隊的規劃目標反映了世界軍事變革趨勢和大國競爭的時代特點。當前，新冠疫情的共同挑戰未能推動大國關係改善和新一輪大國合作，卻很有可能推動大國競爭進一步聚焦亞太，中美戰略競爭角力呈現上升趨勢。建軍百年奮鬥目標是在對人民軍隊現有建設成果進行階段性總結評估的基礎上設定的目標，人民軍隊只有瞄準對手的長處短板，迎難而上、創新發展，才能在大國競爭中保持應有位置。 2020年4月以來，印軍嚴重違反中印兩國協定協議，在加勒萬河谷地區抵邊越綫修建道路、橋樑等設施，蓄意挑起事端，試圖單方面改變邊境管控現狀，甚至暴力攻擊中國前往現地交涉的官兵。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國邊防官兵對暴力行徑予以堅決回擊，取得重大勝利，有效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邊防團團長祁發寶在維護祖國邊境安全過程中英勇負傷，某機步營營長陳紅軍和戰士陳祥榕、肖思遠、王焯冉壯烈犧牲。近日，中央軍委授予祁發寶“衛國戍邊英雄團長”榮譽稱號，追授陳紅軍“衛國戍邊英雄”榮譽稱號，給陳祥榕、肖思遠、王焯冉追記一等功。圖為西藏阿里軍分區某邊防團巡邏分隊在海拔 5,400 多米的某執勤山口實施巡邏（圖：解放軍報）建軍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途徑建軍百年奮鬥目標是接續奮鬥進程、應對複雜環境、瞄準前沿先機的籌劃設計，只有保持戰略定力，堅定決心意志，銳意開拓進取，才能確保實現奮鬥目標，確保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接續發展。始終堅持軍隊聽黨指揮。習近平主席在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過程中，明確提出軍隊要像軍隊的樣子。聽黨指揮就是人民軍隊最重要的樣子，是人民軍隊首要的政治任務和最為重要的戰略定力。當前，中國安全形勢日趨複雜多變，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大，在實現建軍、建國百年目標的征程中必然會面臨各種艱難險阻。人民軍隊只有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主席的指揮，按照党的原則和節奏一步一個腳印地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才能確保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並向著現代化軍隊和世界一流軍隊的宏偉藍圖快速邁進。始終保持敢打必勝的精神。一支沒有勝戰意志和決心的軍隊，即使武裝到牙齒，也撐不起強軍軀體，打不出強軍底氣。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同樣需要敢於亮劍、敢打必勝的血性膽氣。靠著這股氣，在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在極不對稱、極為艱難的情況下最終打敗了“鋼多氣少”的美軍，創造出以弱勝強的東方奇跡。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實現軍隊短、中、長期戰略目標的征程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遇到各種風險挑戰甚至驚濤駭浪，必須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氣概和昂揚向上的鬥爭勇氣。敢打必勝的精神不會與生俱來，要堅持在複雜、困難、生疏環境下鍛煉，堅持在從難、從嚴、實戰條件中摔打，強化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練兵打仗的軍人精氣神，只有這樣才能匯聚起強軍興軍的磅礴力量。始終鍛造備戰打仗的本領。近年來，隨著軍事智能化的快速發展，世界軍事強國都在競相打造智能化武器，設計智能化戰爭。中國軍隊一貫支持和平主義，不希望有戰爭爆發，但人民軍隊從不曾放鬆訓練，也從不懼怕戰爭。2019 年10月1日上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為受閱的東風-17常規導彈方隊（圖：中新社）戰爭實踐已證明，一支機械化半機械化軍隊打不贏信息化智能化戰爭。鍛造備戰打仗的本領必須著眼打贏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新要求，洞悉其戰爭規則和制勝機理，破解備戰打仗的短板弱項，“堅持仗怎麼打兵就怎麼練，打仗需要什麼就苦練什麼”。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結束後不久，中央軍委於2020年11月13日公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綱要（試行）》，向各級指戰員提供現代化軍事鬥爭指南，為加快實現人民軍隊“三步走”戰略各個時期的奮鬥目標、加快提高新質戰鬥力，提供了制度規範和堅強保證。軍隊要關注全球最新戰例，注重反思性研究，突出前瞻性創見，形成具有人民軍隊特色的核心作戰理論和相關戰法，推進作戰理論現代化；壯大戰略力量和新域新質作戰力量體系，打造高水平戰略威懾和聯合作戰體系，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的現代化；打造支撐強軍偉業的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方陣，推進軍事人員現代化；聚力國防科技自主創新、原始創新，加速戰略性前沿性顛覆性技術發展，加速武器裝備升級換代和智能化武器裝備發展，打造更多克敵制勝的戰略鐵拳，推進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在加快軍隊現代化進程中推進軍隊戰鬥力建設轉型重塑、跨越發展，確保在未來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作者分別係火箭軍某部助理研究員、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編輯：邸倩校對：李博揚監製：連振海

建於1958年、1963年正式開放的中國美術館，是中國美術最高殿堂。多年來，在中國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多方支持下，中國美術館如今已發展成為集展覽、收藏、研究、公共教育、國際交流、藝術品修復、文創產業於一體的公共文化服務平台。2021年，在中國全面開啟新發展征程之際，中國美術館亦迎來建設世界一流美術館的新轉折。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美術館館長、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吳為山近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今日的中國當有一座與之相匹配的世界一流美術館，中國美術館建設世界一流美術館的目標是要在高原上立起高峰；中國美術館將始終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辦館的理念，不斷耕耘，一路向前，奮力創造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歷史的新業績。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向世界一流美術館邁進記者：中國美術館最近提出要努力建設世界一流美術館。在您看來，目前中國美術館與世界一流美術館相比還存在哪些差距？如何縮小這些差距，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吳為山：不久前，我們召開了建設世界一流美術館的全館動員大會，並作了很好的部署，這是中國美術館發展史上一個新的轉折。我們非常明確地提出“建設世界一流美術館”，但我們沒有提“爭創世界一流”，因為我們認為中國美術館就應該是世界一流的。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世界上有這麼重要的影響，應當有一座與之相匹配的世界性的一流美術館。中國美術館從文化自信的角度，從一個大國文化發展的角度，中國美術館是世界一流美術館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是與中國走向世界中心的步伐相匹配的。但是當我們認認真真觀察、考量中國美術館有沒有真正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時，發現還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們要找到這個差距。世界一流美術館必須要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美術作品，然而中國美術館各類藏品中，還鮮有世界名作，特別是對中國繪畫的推廣力度還要加強。人們講中國繪畫是寫意，感覺到了，這個畫就成了，逸筆草草，不求形似，好像是在寫一首詩似的，仿佛中國繪畫不需要下那麼多的工夫。其實不是的，這是一種對中國畫較為普遍的誤讀。中國畫當中的妙、精、準、狠、神、意，都是世界文化中重要的、寶貴的財富。大家都知道達．芬奇畫雞蛋的故事，他是用鉛筆去素描，畫得不好可以用橡皮去擦。但中國的毛筆在宣紙上畫，一筆下去不可以改的，下筆既要有神，還要有韻，還要有藝術家對事物看法的價值觀，還要引領和創造一種新的審美導向，這太難了！好比齊白石畫的九只螃蟹，螃蟹腳上的毛都有暈染，渾然天成，不畫一千張螃蟹絕對達不到這樣的效果。外國人很少看到中國的這些精品和原作，我想如果達．芬奇在世，他看到齊白石畫的螃蟹也會感動。我最近還在研究如何利用抖音、快手等方式，把中國美術館的這些精品藏品推出去。中國美術館建設世界一流美術館的目標是要在高原上建立起高峰，把中國的名作變成世界的名作，把中國的美術變成世界的美術，把中國當代或者是歷史上著名的藝術家變成世界著名的藝術家，這樣才能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產生世界範圍的影響作出貢獻。 為人民畫像，才能點亮藝術殿堂記者：2014年，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時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您恰好也是從當年起開始擔任中國美術館館長。自您就任館長以來，中國美術館在引領全國美術創作、策展辦展方面，是如何描繪和反映中國人民形象和時代生活的？吳為山：我到中國美術館工作的時候，正好趕上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人民”是習主席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到最多的詞，共有50多次。自座談會以來，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藝術創作理念已蔚然成風。中國美術館於2015年1月底舉辦了一場“人民的形象”大型展覽。圖為展覽現場（圖：中新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中國美術館首先於2015年1月底舉辦了一場“人民的形象”大型展覽。這個展覽得到了全國美術家們的熱烈響應，展出了自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今天各個時期我國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這些作品中，有人民當家作主的喜悅——《千年的土地翻了身》，有人民對糧食的珍愛——《粒粒皆辛苦》，有改革開放的春潮湧動——《春潮》等等；還有那些普通清潔工的形象，醫生的形象，礦工的形象，在大地上勞作的農民的形象，那些滿面、滿身都是汗水的鋼鐵工人的形象，那些臉上布滿皺紋的父親的形象……這些作品用樸素的情感表現了樸素的情懷，表現了樸素、平凡而偉大的人民，所以展出後深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好評如潮。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積極向上、揚眉吐氣的精神面貌。這種精神面貌充滿了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力量與豪情。中國美術館還積極配合文化和旅遊部組織的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項目。在這一過程中也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有一些表現生活、表現人民群眾、表現最基層耕耘者的作品，已經成為當今藝術創作的一股中流。國家級美術館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引領，要讓我們的展覽引領一個時代的審美價值和創作觀。隨著這些作品的展出，我認為它對於新時代的藝術創作有很大的引領和激勵作用。所以，我們會隨著新時代藝術家們的不斷創作，在“人民的形象”續篇裡不斷地徵集新的展品，而且不斷地讓續篇未完待續。 為人民辦館，打造好公教平台記者：中國美術館雖然是國家最高美術殿堂，但我們普通觀眾的感受卻是它非常接地氣，越來越成為老百姓常去、想去、樂去的“公共文化客廳”。為了真正做到讓美術為人民服務，中國美術館在打造公共文化教育服務平台方面有怎樣的創新和實踐？吳為山：中國美術館的辦館理念，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辦館。具體如何體現呢？我們要通過公教活動來推動，通過組織創作活動來推動，通過展覽作品來推動。吳為山2017年，為慶祝中共十九大勝利召開，我們舉辦了“美在新時代”展覽。當時數九寒冬，來看展的觀眾一直排到了美術館後街的中醫院後面。後來在館外排到人行道上的人太多，我就把觀眾請到美術館的前廣場來排隊。2018年，為了積極響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我們舉辦了“美美與共”展覽。那次來看展的觀眾也是人山人海。這對於我這個館長以及中國美術館所有工作人員來說都是一種欣慰，讓我們有一種自豪感、成就感。為什麼？因為廚師做的菜大家排隊來搶來買，這多有意思！如果菜放在那裡冷掉了也沒人吃，就是失敗。中國美術館的公共教育活動有幾個品牌，一個是關心特殊兒童，我們會把自閉症兒童、智障兒童請到館裡來，我會跟他們一起畫畫，跟他們一起搞活動；一個是“同繪美的家園”，把農民工子女請進來看展、一起搞藝術創作，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一個是“大師講大美”，把楊振寧、余秋雨等各界大師請到中國美術館講課，讓他們跨界講科學、講美的故事。不僅如此，中國美術館在公教活動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欄目——為新時代人物塑像。習近平主席曾要求“為時代畫像”，於是中國美術館緊扣主題，把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時代楷模請來，讓全國的青年雕塑家們為他們塑像。每年“五一”勞動節、“七一”中國共產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和教師節期間，中國美術館都會組織為那些奮鬥在一線的、為人民所傳頌的勞動者們塑像，迄今為止已經為30多位英雄勞模塑過像，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應。我還提議讓中國美術館人講美術館藏品並向社會廣泛傳播，因此有了60集《中國美術館藏經典作品》，後獲中國青年志願服務項目大賽金獎，閱讀量突破千萬人次。總之，中國美術館不僅是美術家的美術館，還是人民的美術館。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國家美術館的主人。記者：也許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能夠到中國美術館實地觀展，去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卻讓全國乃至更多的海外觀眾開始在線接觸和享用中國美術館的珍貴資源。對於雲上美術館建設，您有什麼看法？中國美術館在這方面取得了哪些效果？吳為山：我覺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常態化對於美術展覽，包括公共藝術教育等方面最重要的影響，就是能讓美術館資源得到很好的傳播，雲上展覽、雲上課堂這些線上方式是十分重要的。2020年，中國美術館的展覽活動並沒有被疫情阻斷。我們在防疫抗疫初期推出了一個表現醫務工作者的展覽，後來又推出了“大美勞動者”“美術中的兒童形象”“崇高的信仰”等展覽。這些展覽每一推出，第一時間就有幾十萬人在線觀看，有的甚至是幾百萬人看。因為中國美術館場地並不大，所以過去我們的一個線下展覽最多有110萬人看，而現在我們線上的展覽能有近400萬人甚至將來能達到上千萬人觀看。我們曾請余秋雨先生、楊振寧先生到中國美術館講課，現場最多也就容納150人到200人，可是我們推出雲課堂之後，300萬人次是最基本的點擊量。這不僅僅是由防疫促成的，更是未來美術館建設和傳播的一種重要途徑和方式。當然，不能把線下的展覽原封不動地搬到線上去，線上展覽有線上展覽的特點。舉個例子，線下展覽觀眾可以零距離接觸原作，可以看到作者的筆墨、用筆，甚至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斧劈刀砍的節奏。但是線上觀看只是評論的、圖像的，如果要達到線下的觀看效果，可以用解說、配音樂，結合作品進行解讀。所以線上展覽和線下展覽既有一樣的地方，也有不一樣的地方，要抓住線上的特點，更好地利用，進行更為有效的傳播。 打開國際窗口，講好中國故事記者：近年來，中國美術館在開展國際文化交流、對外展現中國人民形象方面開展了哪些工作？怎樣通過藝術作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吳為山：中國美術館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國藝術和價值的最好的窗口。在習近平主席文藝座談會講話後，我們大力推動國際交流，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作為。我們的“走出去”工作，主要是把一些中國精神的、具有中國藝術特色的“中國寫意”作品經過整合性研究、梳理後，送到國際上去展覽。我們到法國、希臘、新加坡、墨西哥、德國、白俄羅斯、韓國等國家舉辦了幾十次展覽，每到一處，都受到當地的熱烈歡迎。在墨西哥，我們館的展出作品與該國最偉大的壁畫大師迭戈．里維拉的作品一起展出，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對話”。我們還培訓了150名墨西哥志願者，請他們用西班牙語向觀眾講述中國美術的故事。我記得開幕式那天來了2,000多人，這在國外是天方夜譚的數字！墨西哥及南美的許多專家、學者和政要都來看展，通過這些作品，他們看到了中國美術新的氣象，感受到中國社會前進的步伐。所以，美術也能講好中國故事。 在中國和新加坡建交25周年的時候，我們在新加坡舉辦了“夢筆新境”展覽。習近平主席去看了，他看後對這個展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這個展覽非常切題，“夢筆新境”裡有中國夢、新加坡夢和世界人民的美好的夢。當然，這個展覽也受到了新加坡政要和藝術界的高度評價。這些展覽不僅為我國領導人的國事訪問營造了很好的氛圍，也為文化外交作出了貢獻。文化交流可以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增強世界各國對當代中國藝術的認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藝術愈加頻繁地走向世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強調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更要強調中國精神，而不是被西方當代主義的流行風潮左右。1月12日，中國美術館在北京舉行發布會，介紹中國美術館2021新年大展“美在耕耘”的相關情況。展覽以牛的形象為主體，展出中國美術館收藏的膾炙人口的名作（圖：中新社）我想，中國文化藝術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具有人類共同審美理想的作品，一定會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認可。比如2020年1月17日，為紀念中意建交五十周年，我向意大利捐贈的雕塑作品《超越時空的對話——達．芬奇與齊白石》立在了達．芬奇家鄉意大利芬奇市博物館門口。達．芬奇是世界人民家喻戶曉的，可齊白石還沒有達到這個程度。我們通過達．芬奇和齊白石在那裡的“對話”，來增加中國文化的影響。而且這不是我自己要捐贈的，是人家邀請我創作作品並捐贈。最為感人的是，在揭幕儀式上奏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說明今天中國藝術家的創作給世界帶來了思考，也帶來了他們所需要的價值。國際交流除了“走出去”，我們還“請進來”，讓外國藝術家走進中國，讓外國的藝術機構了解中國。為此，我們成立了絲綢之路國際美術館聯盟和金磚國家美術館聯盟。我們邀請這兩個聯盟的代表到敦煌開研討會，還為這些聯盟國家的藝術家們舉辦展覽。法蘭西藝術院院士被稱作“不朽的人”，我們為他們舉辦了3次展覽。最後，他們把170多件參展作品全部捐贈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以實際行動促進中法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在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先後給許多國家的藝術機構致信160餘封，讓他們了解中國人民在抗疫過程中的責任與擔當，他們都給出了熱情的回信。法蘭西藝術院主席讓．安哥拉在來信中提出：“我們所有人都寄居在一葉扁舟上，因此中法兩國要團結一致，加強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我們在做用文化交流消除隔閡的工作。”我認為，文化傳播有三個“一”：一張臉，一顆心、一個魂。一張臉，是指民族、國家的文化特徵；一顆心，是彼此坦誠、真摯、溫厚之心；一個魂，是共同珍愛、維護世界和平之魂。只要人與人之間面對面、心連心，就能情相依、脈相連，在人類共同命運的海洋裡，相互依存，扶助前行！ 館長與雕塑家雙重身份的平衡兼顧記者：在中國美術館館長與世界知名雕塑家這兩種身份與責任之間，您是怎樣做到平衡、兼顧的呢？吳為山：中國美術館館長雖然是管理崗位，但它有一定的特殊性，這個崗位要求管理者要不斷地對當下藝術的發展有所關注、對當今藝術的創新有所了解。特別是我自己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不能疏於創作，因為在創作過程中，你會感受到這個時代藝術發展的脈絡，感受到這個世界精神血液的湧動。有時候，館長還需要與一些國內外藝術家進行深層次的藝術情感對話，這就要求你自身的藝術水平達到相當的高度，所以我一刻不敢松懈自己的藝術創作和研究。我一般早晨7點多鐘就起床了，然後坐車1個小時到館裡上班。如果有重要會議，我6點鐘就起來，早點去。白天工作完，下午5點鐘之後，我就到工作室去創作。有時候也可能在館裡工作到七八點鐘，但是之後還是會到工作室去，直到深夜再回到家，因為在工作室我可以“放飛自我”，沉浸在創作中。其實，我在上下班這條路上基本上是在車裡睡覺的。為什麼？補覺，為了保證白天有精力在館裡工作。美術館各種學術、行政會議和社會活動比較多，我還在學習“彈鋼琴”的工作方法。作為中國美術館館長，要不斷與時俱進，不斷了解新的動向，包括在藝術技法上，還要把自己在藝術創作中獲得的一些經驗融匯到規範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去，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把館長工作做好。所以，近年來我也創作了不少作品，如立於德國的《馬克思》塑像，立於法國的《百年豐碑》大型雕塑，立於烏克蘭基輔市中心的《靈魂之門——舍甫琴科與杜甫的對話》等等。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編輯：趙珊校對：邸倩監製：高峰、連振海

香港有關注劏房的民間組織近期對200多戶劏房家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劏房戶的人均居住面積由三年前的50方呎（約5平米），大跌至現在的40.7方呎，不但遠低於政府公屋最低標準的75方呎，甚至比懲教署監獄囚犯倉人均標準空間49.5方呎還要小。要知道，一個標準的私家車位也要70方呎。近一年多來，在“修例風波”和疫情的雙重打擊下，香港的經濟飽受重創，市民生計大受影響，最新失業率升至16年來新高，基層市民生活更是百上加斤。在春節前夕，我們走訪了幾戶住在劏房的香港市民，感受他們的冷暖人生。文｜本刊特約記者     秦玥蔡女士家的牆壁有些已經嚴重開裂（作者提供）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房間裡下小雨”土瓜灣“十三街”是位於香港九龍馬頭角多個街道的統稱，由十三條街組成，在這十三條並不長的街道上，遍布著超過60年樓齡的唐樓。街坊介紹，“十三街”的住戶之前以廣東四邑人居多，近年南亞人、非洲人開始湧入，人口混雜，逐漸變成“聯合國”，也是該區租金更為便宜的原因之一。蔡女士居住的唐樓位於十三街的麟祥街，樓梯間不夠瓦數的慘白燈光，年久失修，到處是大片脫落的牆皮，雜亂的電線，隨處可見走廊裡和樓梯口沒人清理的垃圾堆。沒有電梯，一口氣爬上頂樓八樓，一隻灰鼠嗖的從腳下“飛”過。再穿過劏房被分割後特有的又長又窄的走廊，推開蔡女士的家門，還是有些驚訝眼前的場景。對比其他幾戶人家，蔡女士一家人的居住環境雖不算最擠迫，卻無疑是在我們採訪的家庭當中最不適合居住的：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屋頂的一大塊鐵板和隨處抬頭可見的大小不一的白色塑膠泡沫板；走進房間，近乎一半的牆皮因滲水而剝落，泛著咖啡色的水漬，有的地方牆壁已經嚴重開裂；再環顧四周，牆壁上還掛著許多個汽水瓶，仔細一看，都是用來接漏水的。“到了下雨天，外面下大雨，房間裡下小雨。”此情此景，少言寡語的蔡女士語帶無奈地告訴我們，房間漏水的時候根本睡不著，和業主反映了很多次也不肯修理，“開始時候業主找了一個大鐵板讓我們兜住這些水，漏了四五年了，後來業主也不管不顧了。下雨時候尤其厲害，屋頂就像篩子一樣，沒辦法只能用這塊鐵皮頂住先，嚴重了就要找水盆再接。”由於漏水問題嚴重，牆身常年腐蝕，床邊、桌子邊、廚房還有洗手間都是污漬斑斑，發出陣陣霉味。可就算是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蔡女士一家三口仍然一住就是五、六年，原因只有一個，租金。“這間劏房的租金是每月3,800港幣，加上水電費約為4,500港幣，對於一房一廳來說真的很便宜，因為漏水所以業主才一直沒有加租。但是所有漏水的地方（牆）都會脫皮，曾經也考慮過搬家，聯繫了兩家中介，要麼租金更貴，要麼就是天台屋，更加不行。”生活就像是被泡在水中。不夠入息條件獲得綜援（政府資助）、“上車”買樓又遙不可及，蔡女士家的情況正是典型香港夾心階層的寫照。除了滲水問題，房間內生活起居用品的簡陋、廚房用的傳統煤氣罐等細節都顯示著這一家人生活的不易。不過蔡女士沒有怨天尤人，心境難得的平和，她說雖然有時憂心，但最重要的是“齊齊整整一家人，有商有量，難關總會捱過”。與簡陋的家居用品相比，分外顯眼的是書桌上放滿了女兒的書本、粉紅色的流行文具以及字跡工整的筆記。蔡女士說，女兒已經升讀附近中學的中一，朋友不少，成績不錯，功課都能自己搞定。而在被問到女兒有沒有向父母抱怨過希望改善居住環境時，蔡女士沉默了一下說，在下雨時會抱怨漏水，但是女兒經常會反過來安慰她。“女兒告訴我，她已經住習慣了，而且說這裡樓層高，望得遠，空氣又流通。” 格外顯眼的還有床上幾件摺的整整齊齊的反光工作裝。蔡女士的先生是地盤工人，也是唯一的家庭支柱，月收入不算穩定、有多有少，但是可以維持一家三口每月的開支費用。“先生做地盤，一周七天都要返工，收入還可以，但是好辛苦。早上六點多出門，有時到夜晚九點才回來。”先生努力工作，支撐起這個家，蔡女士說，她和先生有時也會商量錢不夠花怎麼辦，商量來商量去，結論是唯有“再節省一點”。儘管如此，從她的話中還是能感受到先生對家庭的愛護和責任：有時會心疼百元一盒的口罩錢，但說到女兒最近眼睛近視，覆診需要不少費用時，“先生告訴我，該看醫生的還是要看，這個錢不可以省”。被問到一家人新的一年有什麼期望，蔡女士說，他們的公屋申請輪候了四年，仍然還沒有消息，所以新年最大的願望就是公屋申請儘快獲批，或是政府對家庭入息的要求沒有這麼多限制。訪問結束時已接近晚上八點，作為一家之主的蔡女士的先生還沒有下班回家，女兒正在房間看書。蔡女士笑著說，“煮上幾個菜，等先生回來，一家人一起吃飯”。 阿君家的6平米“精裝劏房”局部 （作者提供）6平米劏房，不夠私家車位大小阿君是一位年輕的單親媽媽，獨自一人帶著兩名分別為10歲和5歲的小朋友生活。和蔡女士家相比，阿君居住的算是“精裝劏房”，有裝修，租金自然也不便宜——每月5,300元港幣，加上水電費需要6,000元港幣，可是實用面積卻只有60來方呎（約6平米），相當的狹小。要知道，一個標準的私家車位也要70方呎。一張上下碌架床、一張飯桌、一個洗手間，一個人轉身轉個圈，就構成了這方小天地。站在屋裡，我們無法面對面聊天，只能肩碰肩緊挨著站在一起，和我們一起的工聯會社區幹事和同事只能站在門外。空間局促，生活物件可不少，文具、玩具、衣物、雜物等擺滿了房間的每個角落，大部分的用品都屬於兄妹倆個。一張上下碌架床緊挨著窗邊，哥哥在床的上層捧著電腦做功課，妹妹正躺在下層玩耍。阿君說，平時她和女兒睡下層，兒子睡上層，睡覺的時候要把床上的東西（衣服、被子、書包等）擺到外面方能躺平；拉開擺滿柴米油鹽的塑膠置物架，才能打開洗衣機的門。換句話說，在這個家裡，想要完成要做的家務，基本上都需要“乾坤挪移”一番。而一應俱全的鍋碗瓢盆佔據了飯桌一大半的位置，阿君說，這些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在家裡做飯經濟實惠，也健康一些，為了孩子的營養，做飯煲湯都不可馬虎。房間雖小、雜物雖多，但氣氛並不壓抑。阿君的豁達令人印象深刻，和鄰居的關係也處的不錯。由於劏房是一個大單位切割成幾家，有點像港式“大雜院”，我們也好奇左鄰右舍做哪些行業。阿君說，雖然大家比較熟，不過人家不講，她也從來不多口問，但有事需要幫忙就一定會幫。健談的阿君並不願多談自己過去的婚姻，在被問到搬到這裡的緣由時，三言兩語中還是能夠體會到她曾經的遭遇，“當時辭了工作，帶著老大身無一物的出來，剛好有位朋友知道我快要生（二胎）了，說這裡可以容身，還有些傢俱也可以給我。另外兒子要上學，需要趕快找地方住，有個住址才有資格上學。”阿君頓了頓，“也沒想這麼多，因為急著幫孩子辦理入學手續”。當時的阿君棲身於政府轄下的婦女庇護中心，小女兒即將臨盆，大兒子報考小學的問題更令她憂心如焚，在朋友的幫助下，阿君在這裡安頓了下來，並一手將兩個孩子帶大。一轉眼，小女兒已經五歲。曾經坎坷，阿君走過了至艱時刻，她說，十分感恩政府對她們的關照，讓她渡過難關。綜援涵蓋了住房租金和生活費用，基本生活可以應付，“能夠幫到手”，而且“別說給多給少，政府能幫我們度過生活的危機，我其實已經很感恩了。”不過，隨著近幾年物價飛漲，阿君也時時覺得手頭緊張，只能看錢買餸，在吃上面節省一點。“臨近傍晚的時候，街市的菜會比較便宜。”不過說回到兄妹倆，阿君語氣則相當的肯定，“小朋友的營養一定要跟上，費用不能節省，因為兩個都處在發育期。要省就只能從自己身上省。”斯是陋室，為母則剛。牆上貼著很多兩個孩子在學校拍的照片，臉上盡是無憂無慮的笑容；簡陋衣架上掛著妹妹整潔的裙子，還有哥哥頗為威風的軍帽。桌子上放著的幾瓶兒童維他命丸也格外的顯眼，這些細節都顯示著這位母親對兩個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懷，用積極的生活態度撐起了這個與眾不同的三口之家。雖然日常生活以兩位小朋友為中心，但阿君也堅持用做義工等方式來回報社會。她說，自從哥哥上幼稚園起，她就開始在學校做義工，近期也到女兒的學校做義工，比如給小朋友講故事等。而有了閒暇時間，她也會報讀社區課程來提升自己。“小朋友去上學的時候，我會到社區中心看看有什麼課程，增值自己，像是今天早上，我就剛剛去上過家居收納的課程。”說到未來的目標，和蔡女士一家一樣，阿君也正在申請輪候公屋，希望改善居住環境。“哥哥一直說想要搬家，最近連妹妹都經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搬到大一點的房子去住。我和他們說，媽媽在爭取了。”兄妹倆催的焦急。被問到還會等幾年，阿君則顯得十分平和：“想不出來，想也沒有用，這些也不是我們能決定的。每個人都想住的好一些，住的大一些，怎麼辦呢？不如過好當下的生活。”感恩當下所擁有的，新的一年來臨，阿君說還是希望能憑著自己的雙手出去工作，多賺一些家用。“希望孩子大一點可以放手，哥哥能上全日班，妹妹又可以分到小學，我肯定是希望出來做點事情的。”阿君說，留意到大灣區近期多了很多惠民政策，她甚至想過去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發展，但因為要照顧兩個小朋友上學生活，暫時無法分身。望著阿君仍然年輕的臉龐，問她有沒有自己的夢想，她笑著說，“沒有啦，只想一心一意地培養兩兄妹，他們健康，我就開心”。一個為人“熟知”的劏房故事這是一位大家“熟悉的”普通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徐天民。他被香港市民廣為熟知，是因為在2020年國慶期間，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落區深水埗、走進他家的慰問探訪。徐天民一家之前並不住在深水埗，而是長期居於觀塘區的一間劏房。在觀塘居住了多年，但因為參與愛國愛港活動被反對派“起底”騷擾，2019年9月，他選擇搬到了全港劏房最多地區之一的深水埗。租金略微便宜，但每月也要4,500到5,000多港幣左右。從劏房到劏房，事實上，徐天民一家人長期以來都在為生活奔波著。40多歲的他結婚早，一家人蝸居在7、8平方米的劏房中。太太本來在酒樓打工，後來因體弱多病辭掉了工作。女兒今年也22歲了，擠在同一個窄小空間內，日常起居只能用一張被單拉起來當做簾子擋一擋，相當不方便。而為了養家，徐天民做過很多社會底層工作：背水泥、做地盤工人、餐廳服務員、保安等。不過他認為，只要有手有腳夠勤快，在香港就一定能夠生活，“香港是只要你勤快，你就還是可以生存下去的。我們一家人都很喜歡香港這個地方，也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雙手，努力賺錢改善自己的生活 ”。經過努力，徐天民一度在一家酒樓做店面主管，薪水每個月有3萬多元港幣，假期也比較多。生活一天天的變好，看到了希望，他也萌生了自己開一家飲食小店的夢想。但是受到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事件影響，徐天民開始意識到，這個願望可能暫時難以實現了：不僅小店開不成，他工作的酒樓也受到波及，飯碗難保。因此，呼籲停止暴力、恢復平靜、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這麼一個簡單而樸實的願望，驅使徐天民站了出來。“我覺得我有這門手藝，自己打了這幾年工，手上存了幾十萬，把家鄉房子賣掉，我就想著在香港開個小食店，讓我老婆也不用那麼辛苦，就是這樣想的。後來因為‘修例風波’，我就站了出來，希望更多人出來反對暴力行為，讓風波早點過去，而且自己能夠開心工作，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香港政治環境的改變也影響著這個家庭。徐天民的女兒先是在一家糖水店上班，後來在一家餐廳工作，但由於餐廳內的年輕同事政治理念過於激進，女兒總是與他們發生爭論，最後辭掉了工作，分道揚鑣。“我女兒也很煩惱。她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年輕人沒有為國家也沒有為香港社會作過任何貢獻，國家不停地提供各種支持，提供各方面的資源，就是去支援他們；香港的制度也是很好的，他們為什麼還要去反？所以她就跟那些朋友意見分歧很大。”徐天民說現在女兒一有空也會跟著他上街參加愛國愛港活動，在街頭暴力事件最為激烈時，一家三口曾因為參與愛國活動全都失去了工作。在大眾眼中，低收入家庭可能首先考慮解決衣食住行等基本問題，然後才考慮從事社會及公益活動。而徐天民一家住在劏房，沒有工作，還自行出錢出力組織愛國行動，這令很多人好奇，也因而遭到了反對派的抹黑攻擊。對此徐天民坦言，其實開始時並沒有想那麼多，第一次上街就是自己一個人拿著紅旗、一邊唱著國歌走過了半個香港。而一路上有大批市民主動加入表示支持，還有遊客看到後拉著他要給他買水，他都拒絕了，“我跟他們講，我說希望你們能夠對香港改觀，更多的來香港旅遊、購物，‘修例風波’很快就會過去的”。徐天民認為，他熱愛香港，這一刻是作為一名普通市民走出來；而大批市民對他豎起大拇指讚賞，則令他感悟，自己是作為堂堂正正中國人，行的是應有之義。“反正除了房租之外，我自己基本上是沒有開支的，我生活上沒有那些不良習慣，每個月最少都有二十幾天班上，我給我太太寄點錢，維持她的生活，其餘的錢我都是投入到做愛國方面的活動。我覺得愛國真的非常有意義，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把它做下去，無怨無悔。”如今的徐天民仍然住在深水埗的劏房，以保安工作維生。被問到2021年的新年願景，徐天民笑著說，自己的生活很簡單，也很容易滿足。“我相信疫情怎麼都會過去的，我不要求吃的太好，穿的太好；不會冷，不會餓著，我就很滿足了。對香港來說，我希望香港更加穩定，希望通關以後，香港的年輕人真的能夠到內地看一看，內地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貧窮落後。多接觸一下，多看一下各方面的生活，我覺得我就這樣想，這樣能讓他們去改變心裡面以前的那種思想。” 當然，初衷不改，開一家小小的飲食店仍是他的夢想。“總有一天都會過去的”，徐天民語帶肯定。 駱惠寧主任探訪後不久，徐天民向記者展示駱主任探訪時贈送的果籃、月餅和抗疫用品（圖：文匯報）“原來香港普通市民真的很不容易”生活各有不易，這三位普通市民從來沒有放棄自己樸實平凡的夢想，面對挫折和生活起伏，感恩珍惜、積極善良，是他們身上共有的香港精神。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回到徐天民7平方米的劏房中，他坦言，事先並不知駱惠寧主任到訪。當曾經只在電視裡看到的人物突然出現在家門口時，徐天民說，他很驚訝，也很緊張。令他印象最深的，是駱主任用了近半小時、仔細查看了他家裡的情況，包括洗手間和廚房，連冰箱也打開看了看，看看平時吃的什麼菜，還用了一下徐天民平常蓋的被子。這些重視普通市民生活的動作細節，令徐天民非常感動。他也回憶起，在了解了劏房租金是多少、家裡有幾口人住等具體情況後，駱惠寧主任還非常的感慨，說原來香港普通市民真的很不容易，以後必須多了解、多關心，把普通市民的生活提升上來，也希望大家相信國家，相信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定盡力儘快把市民的生活問題解決好。作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一大根源，房屋問題亟需正視解決。2020年11月25日，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裡，大至“明日大嶼”填海發展計劃、小至向住戶提供津貼，其土地房屋政策廣受市民關注。今年1月19日，行政長官向立法會交代了土地房屋供應等多項措施的進展。基層市民期待，特區政府在可操作性計劃上，能夠有具體時間表和清晰目標，這樣也好“有個盼頭”。走過深水埗、土瓜灣、九龍城等區，擁擠的樓房挾裹著市井煙火，可能在遊客眼中是香港獨有的城市特色，卻也是大多香港普通基層市民的現實生活，令人感慨。採訪歸途，不禁想起了一首多年前聽過的老歌，《蝸牛的家》：“給我一個小小的家，蝸牛的家。能擋風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給我一個小小的家，蝸牛的家。一個屬於自己溫暖的蝸牛的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編輯：邸倩校對：趙珊監製：連振海、周馬麗

掃碼乘車、憑碼出入、電子支付、AI識別、網絡購物……只在短短十幾年間，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已經變得“無碼不立、無網不在”。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智能應用的更新迭代，正在悄無聲息地加速整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這是人類文明不可逆轉的潮流。然而當我們奔湧向前時，猛然回頭，竟然發現還有許多老年人或是氣喘吁吁、或是無力邁進、或是無所適從地因難以跨越前方的一條“數字鴻溝”而掉了隊——這是一個已經存在許久並且還將繼續存在的時代難題。但是最近，從國務院辦公廳到各部委，再到地方省市、各行各業，已經紛紛開始為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的困難而行動起來了。 文｜北京    劉蔚2020年12月8日，“科技助老”活動在北京市海澱區花園路街道市民活動中心展開。通過科技講堂和一對一的“青春伴夕陽”模式，帶動 18 所高校的大學生志願者為街道轄區內老年人教授電腦、智能手機等電子科技產品的基本使用方法，以及網上購物、掛號等技能。圖為志願者為老人講解如何使用智能手機掛號(圖:新華社)我國仍有上億老年人沒有“入網”要說老年人已經被網絡時代“淘汰”，肯定會有人站出來反駁——“我家老人每天玩手機的時間比我都多”“我媽各種微信群聊嗨了，又是約廣場舞、又是拼團買菜”“我總是能收到爺爺奶奶轉發的各種搞笑小視頻和養生帖”“我爸專攻王者榮耀，我媽主營美顏自拍”……的確，並不是所有老年人都是網絡社會和智能時代的“與世隔絕者”。最新一期《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40億，其中60歲及以上網民群體佔比為10.3%。另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9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佔比約為18.1%，接近2.5億。這兩組數據結合起來看可以得出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國仍有上億數量的老年人沒有“入網”。沒有“入網”意味什麼？意味著一條隱形的“數字鴻溝”正橫亙在老年群體與時代發展之間。“數字鴻溝”最早是1990年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行業、企業、社區之間，由於對信息、網絡技術的擁有程度、應用程度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別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的趨勢。雖然使用互聯網和智能技術並不算生存的必備技能，但卻是一項維繫生產生活的“科學秉賦”。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不僅在於缺乏對網絡智能硬件設備的接觸，也包括他們在網絡智能技術學習、應用等方面的缺失與落後。對於上文提到的那些足以被稱為“資深網民”的老年人，互聯網和手機確實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工具，但是這項工具大多還只是停留在“玩”的程度，主要是滿足娛樂需求。他們雖花大量時間看智能手機，可最常瀏覽的內容卻是短視頻和“養生秘方”；他們能夠使用微信和家人朋友聯絡感情，但卻不敢綁定銀行卡，讓他們學會使用微信支付是非常困難的；他們會三五結隊在公園裡開心自拍，卻也時常遭遇因為沒有提前網上預約而被拒絕入內的窘境……當互聯網技術和智能手機的功能超出簡單的娛樂屬性而作為一種實用型工具時，老年人的使用障礙就暴露出來了。“以前路邊打車招手即停，可現在有些的士空車路過也不停或是不載客，一問說是別人網上叫的車。後來我讓閨女也給我下載了叫車軟件，可是我怎麼也學不會。”“我最怕的是去銀行，大堂經理總是推薦我去自動櫃員機辦理。可是我得好久才能在機子上的電腦裡找到我要辦的業務，自己輸入賬號密碼什麼的也是小心翼翼怕出錯，有時候後面還有人排隊，我操作不熟練又怕人家催，心裡慌得很。我情願花更長時間去排人工櫃台的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為了防疫安全，生活中的智能技術應用也隨之大幅增加，可老年人因此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也愈發暴露，多次成為社會熱點。黑龍江哈爾濱市的一位老人因不會使用健康碼登記而被趕下了公交車；湖北省廣水市一位老人雙膝彎曲被家人環腰抱起，雙手苦苦支撐在銀行櫃員機前，只為人臉識別激活社保卡；湖北省秭歸縣一位老人冒雨用現金交醫保被拒，工作人員稱“不收現金，要麼叫親戚，要麼你自己在手機上支付”，老人聽後滿臉愁容……類似“尷尬”場景比比皆是。在智能化產品和服務深刻改變著我們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不少老年人卻因為不會上網、不會使用智能手機，而在出行、就醫、消費等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不便，令他們越來越“寸步難行”。當老齡化撞上數字化，老年人跨越這道“數字鴻溝”確實需要整個社會“扶”一把。 跨越“數字鴻溝”要“兩條腿走路”2020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向社會公布《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實施方案》主要圍繞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日常就醫、日常消費、文體活動、辦事服務，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產品和服務應用，以及突發事件應急響應狀態下對老年人的服務保障等範疇，提出了20條具體應對措施，並將各項職責分工劃撥至國家20多個部門來聯合保障施行。形象地看，這份《實施方案》實質正是針對如何幫助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的一份完整細緻的答卷。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趙辰昕曾就此解讀道，解決這個問題並不複雜，概括說就是“兩條腿走路”——“只有兩條腿走路、兩條腿並用，才能走得穩，才能行穩致遠”。如何做到“兩條腿走路”呢？《實施方案》提出，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要堅持傳統服務與智能創新相結合、堅持普遍適用與分類推進相結合、堅持線上服務與線下渠道相結合、堅持解決突出問題與形成長效機制相結合。整體分析，方案實施的核心還是在於保留傳統的服務方式和場景，主要包括在疫情防控、交通出行、看病就醫、消費支付、遊園健身、辦事認證等一些日常生活涉及到的高頻事項場景中，保留傳統的紙質憑證、人工服務或專設老年人服務通道等等。這種“兜底”方式能夠保障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不落下每一個人，為不同年齡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習慣的人特別是老年人預留出充分的時間，幫助他們從容無憂地逐步適應整個社會的新技術、新模式和新業態。此外，“兜底”的同時要做到“兼容”。一方面是傳統服務方式的智能化發展要逐步優化，反向做到適應老年人。另一方面，新的技術創新要求開發適合老年人使用特點的硬件產品和軟件應用，要讓老年人能用、會用、敢用、想用智能化產品。在此基礎上，《實施方案》分階段提出了近三年的工作目標。到2020年底抓緊解決一批最迫切問題，滿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今年底是要推動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務更加普遍，傳統服務方式更加完善。到明年底，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務水平顯著提升、便捷性不斷提高，線上線下服務更加高效協同，基本建立解決老年人“數字鴻溝”問題的長效機制。 辯證看待老齡化與數字化的關係僅在《實施方案》頒布後的短短一個多月內，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基層，上下聯動齊出力，老年人早先面臨的一系列智能技術棘手難題開始逐步得到妥善解決。根據《實施方案》的指導精神，商務部、國家衛健委、工業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遊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交通運輸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國家部委在各自主管領域相繼出台針對性、差異化的解決辦法。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陝西省等各省市地區又結合自身發展特點，快速制定出具體的施行舉措。在機場、車站等客運樞紐，一些專門為不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設立的無健康碼綠色通道紛紛開啟；在門診和醫院，現場掛號、繳費、打印檢驗檢查結果等業務部門承諾保留人工服務窗口；社保、民政、金融、電信、郵政、生活繳費等辦事大廳，繼續保留線下辦理渠道和傳統現金支付方式，有的還設立老年人專席或現場配備引導人員，方便老年人面對面諮詢和辦理業務；需要提前預約的公園、體育健身場館、旅遊景區、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場所，為老年人保留一定數量的線下免預約進入或購票名額；許多老年大學和社區服務中心把為老年人新設智能技術輔導課提上了議程，不少開班項目受到老年朋友的踴躍報名和積極反響。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的一個社區採取“老年人點單，志願者送課”的方式，邀請志願者為有需要的老人開展智能手機使用培訓，普及智能手機知識和常用功能，深受歡迎。圖為 1月12日的課上，老人們學習使用智能手機自拍（圖:新華社）一些相關的網站、手機設備、App軟件等也加緊開展適老化改造，新增“老年模式”版本。比如華為、VIVO、OPPO等手機廠商紛紛行動，針對老年人常用功能提供大字版、語音版、少數民族文字版的服務模塊；百度、阿里、滴滴等互聯網公司也在App中增設相應功能，使老年人更加方便快捷地獲取信息和服務。這些行動和舉措對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現實問題，確實能夠形成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要徹底消弭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還需要由表及裡、長遠辯證地看待老齡化與數字化發展的內在邏輯。根據相關預測，“十四五”期間我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將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而在數字化方面，中國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並且正在以加速度潮湧前進。但這是否就意味著老齡化會成為數字化的“絆腳石”？或者說老齡化與數字化就一定是牴牾的？作為社會發展的兩股不可逆轉的趨勢，不應將此二者割裂看待，更不要認為它們是此消彼長的關係。第一，雖然大多數老年人對於新技術有著天然的保守心理，但也要根據他們的收入情況、健康狀況以及文化程度來區分認識。比如最近，曾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插雷管的90歲高齡的老科學家葉鈞道老人為了給妻子買遙控燈而專門學網購的新聞就上了熱搜。在網友們對老人愛情故事的一片豔羨聲中，其實更應該看到，當有了智能設備、情感動力和社會數字化反哺教育後，老年人要跨越“數字鴻溝”並不難。第二，中老年群體是我國消費市場的重要支撐，“銀髮經濟”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內循環拉動力。《2020年中國銀髮經濟市場分析》顯示，2015至2019年，中國“銀髮經濟”市場規模從2.4萬億元人民幣增長至4.3萬億元人民幣，預計到2024年將升至8.6萬億元人民幣。老年人是數字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若“銀髮經濟”能夠與“數字經濟”實現融合共生，將會迸發出相當巨大的經濟新動能。所謂“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千百年來尊老敬老愛老的傳統美德一直猶如一灣清泉，流淌在我國悠久的文明長河之中。科技創新和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人為本、為人服務的，所以無論何時我們都不能忘記也沒有忘記那些在數字化浪潮中悵然觀望、舉步維艱的老人們。相信終有一天，科技以人為本的溫暖理念將賦能每一個人。數字時代已臨，“一個都不能少”！（作者係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編輯：莫潔瑩校對：李博揚監製：連振海、周馬麗

宣誓或簽署聲明是以簡單、直接且莊嚴的形式表達確認、接納和承諾願意履行公務員一貫和理所當然的責任和承擔。特區政府透過要求公務員以宣誓或簽署聲明的方式，去確認和承諾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責任和要求，是基於四個重要理由。第一，這是作為公務員的一個基本條件；第二，國家和社會其實也會有這個期望和要求；第三，這重要舉措亦可幫助我們鞏固、維護和推廣公務員隊伍內的核心價值；以及第四，有利於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文｜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聶德權公務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骨幹，他們有責任輔助在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制定、落實和推行政府政策和措施。根據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是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以及特區政府各部門任職的公務人員。由此可見，公務員是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整個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內的成員，均肩負一個使命和責任，就是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並以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和統一，以及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己任。對每一位加入特區政府的公務員而言，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對特區政府負責，是一個基本責任和要求。另一方面，已於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時刊憲生效的香港國安法，其第六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公務員事務局去年10月要求所有在2020年7月1日或之後加入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必須宣誓或作出聲明，作為聘用條件的一部分。所有由2020年7月1日起已就任的公務員均已簽署聲明，未有公務員因不作出有關聲明而被終止聘任。 鞏固核心價值、有利特區政府施政至於在2020年7月1日前已加入香港特區政府的所有現職公務員，我們亦已要求他們簽署聲明，職位較高級的公務員則須宣誓，正如一眾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在行政長官見證下，在去年12月一個莊嚴的儀式下完成宣誓。宣誓或簽署聲明是以簡單、直接且莊嚴的形式表達確認、接納和承諾願意履行公務員一貫和理所當然的責任和承擔。特區政府透過要求公務員以宣誓或簽署聲明的方式，去確認和承諾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責任和要求，是基於四個重要理由。第一，這是作為公務員的一個基本條件；第二，國家和社會其實也會有這個期望和要求；第三，這重要舉措亦可幫助我們鞏固、維護和推廣公務員隊伍內的核心價值；以及第四，有利於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2020年12月18日，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見證下，常任秘書長、部門首長和屬首長級薪級表第6點或以上的公務員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和對特區政府負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左）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右）亦有出席宣誓儀式（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誓詞的要求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規定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實施。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者，必須認同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施，及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包括支持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以配合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而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表示公務員在履行職務時，必須以特區政府的施政目的為依歸，不可受其他因素所影響，甚至支配。具體而言，公務員必須堅守法治、廉潔奉公、保持政治中立、克盡厥職。特區政府一向重視公務員為改善政府的政策和運作而本着真誠提出的各種意見；宣誓或簽署聲明的要求並不影響公務員履行在工作中提出意見的責任。 加強憲法、基本法培訓特區政府的公務人員充分認識了解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由國家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和基本法所制定的“一國兩制”方針和原則，並盡心竭力將它落實好，對於香港特區、對於國家來說都至為重要。所以特區政府一直着力加強公務員同事在國家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等重要議題上的培訓。公務員在不同階段會持續參加基本法及國家事務培訓，以增強國家觀念。我們要求所有入職的同事在三年的試用期內，要接受基本法的基本培訓。另一方面，中層的公務員同事或高級公務員同事，亦透過本地的培訓課程，或是在內地不同院校參加國情研習班，能夠更深入地認識國家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國家安全和國家最新的發展。這對於執行他們的職務，對於落實好有利國家發展、有利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政策措施至為重要。公務員同事有著更強的國家觀念，並透過作出宣誓或簽署聲明，以真切體現公務員身分所須承擔的責任及期望，我相信這些都能夠令特區政府公務員隊伍同心同德，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盡心竭力為特區的發展作出貢獻。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編輯：李博揚校對：莫潔瑩

通過社會各界不懈努力以及特區政府教育局的極力推動，香港終於恢復中國歷史作為中學獨立必修科，並對通識科教材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即將出台的通識教育改革方案有哪些大動作？中國歷史新教材修訂和出版是否在教育局掌控之下？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國安教育進校園具體計劃何時實施？帶著一系列備受社會關注的問題，本刊記者獨家專訪了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文｜本刊記者      許煜實施國史新課程促學生內地交流記者：最近您在出席《世紀長征》系列活動啟動禮時指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認識中國歷史。”但有觀點認為，香港回歸祖國24年來，正是由於青少年在國家近現代史方面沒有接受過系統化教育，導致他們對國家缺失認同感和歸屬感。請問您作為主管香港青少年教育的最高長官，是否覺得在香港全面系統普及青少年歷史教育和國情教育已迫在眉睫？教育局對此有哪些新措施？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右)與紫荊雜誌社副社長袁建(左)探討校園國安教育事宜(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楊潤雄：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本屆特區政府的教育目標，是培養他們成為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歷史教育是全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中國人，我們首先必須認識中國歷史，才能明白香港與國家、以及自己與國家的關係。在中小學課程中，教育局早已把“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及“誠信”列作首要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並通過不同科目和活動達到教育目標。本學年，我們再加入“守法”和“同理心”價值觀，令學生更加明白遵守法規是公民的基本責任，並學會易地而處，考慮其他人處境和感受，尊重不同意見。本届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國史教育。由2018/19學年開始，我們已把初中中國歷史定為獨立必修科，並同時修訂國史新課程，於2020/21學年在全港中一級實施，讓所有學生可以完整系統學習中國歷史。而其他學科亦會相應加強中國元素，以深化學生對國家的了解和國民身份的認同。近年，教育局更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對不同教材進行修訂，如初中中國歷史科和高中通識教育科；增加教師培訓課程和學生考察參觀活動；提供“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次性津貼”等，務求通過課堂內外不同活動，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另外，為幫助學生更好認識國情，我們還為他們提供廣泛交流和深度交融的機會。教育局每年提供約100,000個名額，可以讓學生在中小學階段至少各獲一次到內地交流的機會，親身感受和了解國家各方面的發展。此外，學生亦會通過“姊妹學校計劃”，與內地學生一起交流學習，共建友誼。未來，教育局還將一如既往，全方位加強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楊潤雄與小學生一起觀看國歌視頻 設立教材監管機制改進文憑試擬題程序記者：您剛才提到已在全港中一級實施國史新課程，請問新教材修訂是沿用之前的“校本自決”，還是在教育局的可控和監管之下？另外為避免類似2020年中學文憑試歷史考題專業失誤事件再次發生，教育局對中國歷史授課教師是否有統一培訓機制？對教學成效是否有考評機制？楊潤雄：教授歷史必須客觀公正，教育局相信絕大部分專業教師在教授不同歷史課題時會持守相同原則。我們一直通過提供師資培訓及多元化學與教資源，支援教師做好教學工作。此外，我們也十分重視教科書質素，設有嚴格及行之有效的評審機制，保證相關教科書（包括中國歷史課本）內容符合課程宗旨和目標。課程發展處在2018/19及2019/20兩個學年共舉辦了72次教師培訓課程，內容涵蓋了課程詮釋及課程領導、學與教策略、知識增益等範疇，並安排各種參觀及到內地進行考察，確保相關教師掌握課程精神和內容；對於教學質素及考評設計，學校管理層（如校長、教務主任及科目主任等中層領導）也須承擔校本管理的專業職能，為教學質素問責。而教育局常設的課程探訪及質素保證視學，亦會定期檢視學校教學成效並提出改善建議。至於去年中學文憑試歷史考題出現的問題，教育局非常重視，即時與負責執行文憑試的香港考評局跟進，取消考題並進行深入調查，直至完善有關制度。考評局已根據建議制定一系列措施，以改進文憑試擬題程序。教育局將繼續與考評局緊密合作，確保文憑試課程和評估更緊密配合。大刀闊斧改通識國情教育佔過半記者：香港通識教育科長期備受爭議，甚至被某些有政治偏見者用作“播獨陣地”。在今屆教育局班子共同努力下，通識科改革方案即將出台。能否透露哪些方面改動最大？另外新教材審定和出版是否由局方指定機構統一負責？楊潤雄：自高中通識教育科推行以來，社會對於該科的爭議及質疑從未休止，包括教材、教授及考核方式等。本屆政府在2017年成立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是就通識教育科提出改善建議。教育局於去年11月公布了改革通識教育科方向，包括為該科冠以新科目名稱，訂明重要學習概念，加強知識內涵，讓學生建立穩固知識基礎；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釋放學生學習空間；公開考試只設“達標”與“不達標”，釋放考試壓力；不再設“獨立專題探究”，減輕師生工作量；加入“到內地考察”環節，讓學生通過親身體驗認識國情，了解國家發展，並就相關課題進行學習及研究。課程框架共有三個主題，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其中前兩部分都與國情教育有關，內容十分重視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認同，引導學生學習憲法、基本法和法治，學習和了解國家發展。第三部分是通過涉及與香港、國家和全球發展有關的重要課題，拓寛學生國際視野，引導學生懂得聯繫不同學科知識、培養明辨慎思能力，以理性思維分析當代世界。教育局會為該科教科書質素把關，將有關課本納入評審制度，以確保教科書內容配合重新冠名科目的課程宗旨和目標，以及學生學習、教學、評估的需要。與此同時，教育局會持續為教師提供培訓課程和學與教資源，以支援教師施教。我們亦會積極開發形式多元，以及兼備知識內涵、能力培訓與價值教育在內的學與教資源，供教師參考及使用。楊潤雄帶領香港學生參加“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機器人大賽”校內校外線上線下激發學生學史興趣記者：《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製作的100集《世紀長征》特輯，正好可以增進香港青少年對國家近現代史的認識。教育局是否會支持特輯進校園？並進一步與《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合作，引導和幫助青少年學生更好認識歷史了解國家？楊潤雄：《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聯同香港電台製作的100集《世紀長征》特輯，自農曆年初一（2021年2月12日）開始，已在香港電台的電視和電台頻道，以及其他平台如網站、臉書（Facebook）等公開播放。教育局一直支持為學校、老師及學生提供多元及資料詳實的學與教資源，我們得悉主辦機構計劃在完成製作後，將有關資料派送給全港學校作為教材使用，表示感謝和歡迎。該特輯經過悉心剪裁，每集只約5分鐘，簡短精練又生動有趣，很適合中小學日常教學，以及配合學生課外補習，相信會廣受學界歡迎。作為該系列活動的支持機構，教育局將聯同其他機構一起配合活動籌委會計劃，陸續推展其他教育活動，如“學界菁英歷史知識問答競賽”“中國近現代史圖片展”等。教育局深信，通過這一系列活動，能增進及深化香港中小學生對歷史和國家的認識和了解。全力以赴多管齊下推國安教育進校園記者：香港國安法已實施大半年，其中第十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請問教育局是否已有國安教育進校園的具體計劃？楊潤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亦是所有香港居民（包括學校教職員和學生）的共同義務。香港國安法的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當中防範先行，透過防範工作可以減少制止和懲治的需要，而學校在有關防範及教育工作中，擔當着重要角色。教育局已於2月向全港學校發出兩份通告，就維護國家安全提供學校行政及教育指引，並公布國家安全教育在學校課程的推行模式及相關學與教資源，協助學校落實相關措施，以維護安全有序的校園學習環境，以及推展國家安全教育。通告規定：學校應在策劃與管理、教職員管理及其他相關範疇，儘早檢視及適當制定措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包括確保所有學校教職員均須秉持專業操守，遵守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加強防範和制止在學校裡進行任何違法的教學和活動，預防並處理政治或其他違法活動入侵校園；以及幫助學生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及國家安全所涵蓋的重要理念，讓他們了解法治精神，加強國家安全觀念和守法意識，從而培養他們成為遵紀守法的良好公民。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學校須培養學生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因此國家安全教育並非只限於認識相關條文內容，更應涵蓋香港國安法立法背景和意義，亦包括讓學生認識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例如生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安全等國家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為協助學校系統全面策劃和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教育局還沿用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模式，新編訂了《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闡述現存於中小學課程內有關國家安全的課題、教學重點和學習元素。為讓學校知悉如何通過各科課程內容，自然連繫並有機結合國家安全教育元素，我們亦以小學常識科、中學地理科和生物科為例，解釋有關國家安全教育在不同科目層面的學與教重點。教育局將陸續公布其他科目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此外，為支援學校順利推展國家安全教育，教育局還持續更新和增潤相關學與教資源，包括於初中現有15小時的“憲法與基本法”獨立單元，加入三小時“增潤部分：國家安全”。小學方面，我們亦製作了“國家安全．你我要知”有聲繪本。與此同時，教育局亦會為學校舉辦簡介會及專業發展課程，並持續與學界保持緊密聯絡，因應情況提供適切支援，以協助學校推展國安教育相關工作。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編輯：李博揚校對：莫潔瑩

1月15日，一場以紀念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為主題的《世紀長征》系列活動啟動禮，在香港電台舉行，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關注。這是一場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夫人梁唐青儀女士為召集人的大型系列活動。活動主旨是加強香港青少年和廣大市民對國家近現代歷史，包括執政黨執政以來國家發展的全面認識和了解，培養愛國愛港人才。本刊記者特此專訪了系列活動召集人梁唐青儀女士，她向記者表達了發起這一系列活動的初心和擔當：過去百年，中國執政黨歷盡艱辛，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頑強奮鬥，從建黨到新中國成立再到改革開放，一步步走上脫貧、小康和富強之路，建立了豐功偉績，創造了歷史奇跡，輝耀歷史，可歌可頌。“我們希望通過《世紀長征》系列活動，正本清源、去偽存真，讓香港青少年能夠通過回顧國家百年歷史，了解國家發展軌跡，增強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更希望通過活動拋磚引玉，影響和吸引更多社會團體和熱心人士參與其中，共同為香港社會營造關心和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良好氛圍。”文｜本刊記者      許煜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夫人、《世紀長征》系列活動召集人梁唐青儀女士(左)接受本刊獨家訪問即時啟動系列活動正本清源去偽存真記者：梁太您好，由您召集發起的《世紀長征》系列活動啟動禮，選擇1月15日“遵義會議”86周年紀念日當天在香港電台隆重啟動。這應該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首次在香港開展的與建黨周年慶有關大型系列活動，旗幟鮮明，主題響亮，社會反響正面積極。請問您召集發起這一系列活動的初衷是什麼？梁唐青儀：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亦是中國執政黨建黨100周年。過去百年，中華民族歷盡滄桑。執政黨從建黨的開天闢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他們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創造了歷史奇跡，輝耀歷史可歌可頌。然而，香港民衆特別是青少年一代，對這些歷史大事件幾乎都知之甚少。由於種種原因，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四年來，香港青少年在國家近現代史方面並未接受過系統化教育，導致他們對國家百年發展歷程認識出現空白，產生缺失，不了解國家曾經的屈辱歷史，也不清楚當前的發展盛況。部分青少年及社會人士甚至被國外勢力及香港反對派妖魔化宣傳和行為所騎劫，產生“恐共”、“懼共”、“仇共”等心態和情緒，成為國際反華勢力和港獨分子利用和爭取的對象，前景令人擔憂。針對這些社會狀況，去年以來，香港部分青少年制服團體負責人和一批致力於兩地青少年交流的社會人士一直在思考，如何以生動有效的形式加強對香港青少年的國情教育，培養他們的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我身為香港女童軍總會會長，也一直參與其中。通過多方探討和醞釀，我們決定成立《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並啓動一系列活動。首先是以中央電視台攝製的大型紀錄片《百年中國》為基礎題材，聯合香港電台重新輯錄成100集《世紀長征》視像特輯，內容包含一系列珍貴歷史資料與圖像，詳實描繪了中華民族一個世紀以來如何歷盡艱辛，逐步走上脫貧、小康和富強之路。特輯每集5分鐘，簡短精練、生動有趣，配有普通話及廣東話兩個不同版本，並於大年初一在香港電台啓播，寓教於樂，反響很好。我們希望這些特輯可以正本清源、去僞存真，讓香港青少年能夠通過回顧國家百年歷史，了解國家發展軌跡，增強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梁太(右二)與香港教育局楊潤雄局長(左二)等一起出席《世紀長征》系列活動啟動禮搶佔香港輿論高地潛移默化潤物無聲記者：《世紀長征》系列活動啟動禮選擇在香港電台舉辦，以央視大型紀錄片《百年中國》為基礎題材重新輯錄的百集紀錄片《世紀長征》，也選擇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並在該台首播。請問這一系列計劃的考量是什麼？梁唐青儀：籌委會是這麽考慮的：首先，香港電台作為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部門，每年享受特區政府恆常撥款，有責任和義務參與和支持香港青少年國情教育。其次，港台建台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是目前香港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擁有7條電台頻道、3條數碼電視頻道和大量鉄粉。選擇在港台首播《世紀長征》紀錄片，有大批港台觀衆可以第一時間看到。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如果我們再不主動搶佔這一輿論高地，光明正大去影響和矯正其價值觀和傳播理念，反對派必將會繼續騎劫和利用這一絕好宣傳資源和途徑，繼續混淆視聽抹黑國家和執政黨。令人欣慰的是，在合作過程中，港台方非常積極和投入。通過製作《世紀長征》特輯，他們看到了國家百年來的滄桑巨變，了解了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深刻認識到執政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情懷和功績，表示敬佩和感動。事實証明，雖然由於國情教育缺失，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很多香港市民不熟悉國家近現代史，不了解國家發展歷程，但只要我們宣傳到位，給予他們充分認識和了解的機會，我想大多數市民還是明辨是非且樂於接受的。梁太(中)與《世紀長征》系列活動主創人員及電台工作人員呼籲各界共同參與守護孩子人人有責記者：在香港，只要大張旗鼓做一些與國情教育或宣傳中國執政黨有關的活動，都會被反對派媒體斥為“洗腦”，甚至引來敵視行為和負面報道。特別是您還有另一身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先生的太太，如此義無反顧召集和發起《世紀長征》系列活動，是否有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某些壓力？梁唐青儀：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和義務，青少年教育關乎香港未來和國家未來，不能因為會有一些社會壓力就可以袖手旁觀。2019黑暴運動中，多少不諳世事的學生被蠱惑、被慫恿，扔下書包衝向街頭，參與激進暴力犯罪，整個社會都為之愕然和痛心。如果我們再不行動起來，守護孩子，毫無疑問，他們將會被反對派和國際反華勢力帶進萬劫深淵。另外，這次系列活動啟動禮是出乎意料的成功。當時為了配合特區政府抗疫防疫工作，啟動禮只邀請為數不多的媒體參加，蘋果、立場新聞等當然不在其中。但當他們得知港台舉辦這一活動時，都不請自到趕來“搶料”，有的還不斷電話追蹤採訪，而且報道出來的內容也還算客觀平實，並不像以往那麽激烈抨擊甚至謾駡。活動一共有近百篇報道和轉載，大多都非常正面和肯定，這給了籌委會更大的決心和力量。記者：籌委會全稱為《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請問除了製作和播出100集《世紀長征》特輯外，今年還會開展哪些系列活動？梁唐青儀：今年籌委會還將與教育局、青少年制服團體及其他社會團體和傳媒機構，舉辦一系列學校和社區活動，包括“學界菁英歷史知識問答競賽”、中國近現代史圖片展、歷史主題旅遊等等。其中，100集《世紀長征》特輯進校園是一項長期工作，在目前中國歷史還沒正式成為獨立必考科之前，《世紀長征》特輯實際上正好填補了自2000年取消國史必修科以來，香港青少年學生對國家近現代史的認識空白。特輯簡短精練、寓教於樂，是非常難得的歷史科普視像作品。希望教育部門可以幫助籌委會完成特輯進校園、為學生科普歷史知識的計劃。籌委會也希望通過這些活動，拋磚引玉，影響和吸引更多社會團體和熱心人士參與其中，在香港社會逐步形成關心和支持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良好氛圍。香港少年領袖團黃衛民司令(左一)帶領青少年代表參加《世紀長征》啟動禮冀與內地恆常互動延長內地考察時間記者：青少年教育工作，是一項需要調動多方資源、形成良好社會氛圍的長期工作。您對此有哪些具體要求或建議？梁唐青儀：籌委會正在謀劃與內地相關部門建立兩地青少年恆常交流機制，設立恆常活動基地，方便香港青少年學生到內地進行較長時間的體驗式學習交流，而不是每次考察都匆匆忙忙、走馬觀花。据籌委會了解，內地有上萬家青少年綜合實踐教育基地，其中能一次性接待上千名學生的大規模基地就有一兩百家。如果特區政府和教育局能與內地團中央、教育部等相關部門達成共識，將這些綜合實踐基地作為兩地青少年交流的恆常活動基地，用來接待每年寒暑假到內地體驗生活的香港青少年學生，並安排他們與當地學生及相關部門交流互動，深入感受當地人文歷史，我想，這種體驗式學習交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素，都將會有飛躍性突破。再加上內地四通八達的高鐵網絡，從香港出發到內地的很多地方，幾乎都在10小時行程以內，不僅方便，還大大降低交通成本。實際上青少年交流團到內地考察的成本，除了交通和住宿，其他都是小數。如果兩地相關部門能達成共識，一起行動，比如特區政府在交通上給予資助，內地部門在青少年實踐教育基地接待上予以支持，大家共同為青少年提供一個深入了解和深刻感受國家歷史和中華文化的機會，將有效解決香港青少年到內地考察交流的最大困難。青年興則國興，少年強則國強。護育孩子，人人有責。只要大家凝聚共識、齊心協力，共同為青少年打造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和空間，引導他們樹立國家民族精神，融入國家發展大潮，實則香港未來之幸，國家未來之幸。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編輯：李博揚校對：莫潔瑩

2020年7月1日，香港教聯會黃楚標中學舉行升旗儀式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圖：北京日報）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師長的正確引領和言傳身教尤為重要要增強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就要幫助港澳同胞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歷史觀、大局觀，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家深刻理解國情民情，更準確地把握國家的戰略布局，從而更加主動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深化國家意識，加強愛國精神，為“愛國者治港”紮穩根基，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健康成長離不開社會的關懷和師長的言傳身教。要樹立他們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首先要有師長的正確引領和教誨。我猶記得年少時在國外求學，家父一直教導我們不能忘本，嚴格要求我們每天讀中文報紙，並定期用中文寫信回家，無論何時何地都謹記自己是中國人。這也是千千萬萬個愛國華僑家庭的縮影。習近平主席去年在汕頭時高度讚揚華僑的愛國精神，他表示，“華僑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愛國、愛鄉、愛自己的家人。這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心”。共同的語言文化是愛國的根，濃濃的血脈親情是民族之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睦則社會安定，家庭幸福則社會祥和，家庭文明則社會文明。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的培養，也應當由點及面，注重家教和家風，以家庭為單位逐漸展開。在此方面，學校也應該發揮紐帶的作用，協助家長和學生共同面對成長中可能會遇到的煩惱和難題，為家庭成員的共同成長營造溫馨的氛圍，避免青少年在成長的關鍵期因缺少關愛而誤入歧途。同時，學校也可以多舉辦一些由家長和子女共同參與的活動，促進親子互動，也通過一些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讓家長和學生共同了解祖國，培養愛國情懷。當前，香港社會十分關注通識教育改革，希望能有更多科目涵蓋國情民情的內容，本人也建議能有一些課程用學生們容易理解和消化的語言來全面、宏觀地介紹祖國的政治體制，緊密結合“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臨的挑戰，使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例如，要讓青少年通過歷史教育，了解和認識晚清政府喪權辱國，八國聯軍野蠻侵略、擄掠、瓜分中國的悲慘歷史，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民族陷入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狀況，更要讓他們明白，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是中國人民用自己的百年奮鬥贏得的尊敬。只有這樣，才能幫助青少年理解和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的歷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提高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水準，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大局觀，讓他們真正明白要虛心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不能數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發展模式，也絕不能接受任何外國頤指氣使的說教。我們要以此來培養青少年“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理想信念，擁有保持戰略定力、朝著偉大目標前進的勇氣和動力，從小培養青少年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從根源上培養他們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懷，為“一國兩制”事業培養合格的接班人。 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以文化體育為載體打造香港青年的灣區舞台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是青年工作的最終目的，以文化和體育為橋樑，讓香港青年在實質上參與到內地的文化產業發展，把握機遇，從大灣區走向全國，方能真真切切地參與和融入國家的發展，推動粵港澳青少年的“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2020年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發布，提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在文化和旅遊領域合作，共建人文灣區和休閒灣區”的展望和規劃，令香港文化界非常鼓舞。大灣區建設不僅涉及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文化和體育的融合發展也是不可或缺。文化和體育一直是民心相通的橋樑，特別是受到年輕一代人所喜愛，不少青年更以此作為未來職業發展路向。近年來，我們明顯感受到內地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無論是動漫影視、音樂遊戲、藝術演出等等已經形成龐大的文化生態和市場，科技創新更引領了文化產業的發展，且看今年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春節聯歡晚會，各種新技術、高科技展示的一場美輪美奐的藝術盛宴令人炫目；此外，國家體育產業總規模龐大，加上內地電競市場規模在2019年達到近千億元人民幣，是全球最大的電競市場，潛力不言而喻。香港青年如果可以參與到內地的文化體育事業中，不僅能夠增加對內地的認識，更能夠通過文化的感染力拉近距離，增加對祖國的文化自信、凝聚對民族的向心力。香港藝術推廣辦事處與香港設計師協會共同籌劃大灣區藝術展覽系列“創><藝互聯”，第一個展覽“潛行異想腦空間”於1月9日在深圳南頭古城展開。圖為藝術家李美欣的作品《塗鴉星球的童話世界》（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值得期待的是，特區政府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資助合資格的青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為他們在大灣區發展打開局面。建議特區政府大力推動青年參與到文化和體育事業當中，為他們在內地發展創造機會和條件，例如推薦香港青年加入國家文體事業單位和參與大型盛事活動，或與內地文化旅遊和體育的部門合作，安排有志於文化藝術界、體育事業發展的香港青年，在內地文化演藝場館、主題公園、體育場館工作，特別針對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尋找更多演出工作和練習的機會。香港有非常多優秀的文化藝術團體和人才，與此同時，卻面對演出場地不足、本地觀眾有限、就業市場狹窄的挑戰，歷時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暴露了這些問題的存在。在與很多藝團、青年溝通中，能感受到不少藝團和業界人士對大灣區心嚮往之，卻苦於不了解、缺乏途徑而遲遲未能進軍這片廣大的市場。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建、優勢互補的機遇下，更需要促進香港和大灣區其他城市在文化藝術空間上的人才交流、巡演和互相引薦，從短期的交流到建立實質、長期的合作機制，從而打造屬於大灣區的文化藝術作品，共同塑造大灣區的人文精神。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編輯：哈元源、莫潔瑩校對：邸倩  

在香港，有這樣一群“閒不住”的人：街坊有難能幫就幫；市民有求能應必應；捐助鄉鄰不求回報；為國為港奔走呼籲……他們也許沒有驚天動地的貢獻，但他們的故事同樣值得銘記，正是他們的這份熱心，給這個充滿鋼筋水泥的都市增添了一份迷人的溫柔。蔡素玉就是這樣一個人。她當過區議會議員、立法會議員，也是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她的名片上有長長一串社會公職，每一個都記錄著她20餘年如一日默默服務市民、服務社會的點滴。文｜本刊記者      趙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無論是1996年加入香港臨時立法會，還是2000年開始出任北角錦屏區區議員，蔡素玉坦言這一切都是“無心插柳”。這位一手創辦東偉業務促進有限公司、在商界嶄露頭角的女強人，卻在事業的上升期，選擇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將時間的天平漸漸從為事業奮鬥向為社區服務傾斜。懷揣著對市民和社會的熱忱，她在服務基層民眾的道路上，一幹就是20多年。蔡素玉說：“我能做的實在太少太少，但服務市民，我由衷感到舒心和快樂。” 熱心服務街坊：“市民身邊無小事”早在從商之初，蔡素玉就積極參與各種社會公益活動，經常在同鄉會做義工，街坊鄰居也都與她熟識。幾乎是自然而然地，蔡素玉參選了區議員，自2000年起，她連續五屆當選北角錦屏區區議員，足見街坊對她的信任。在她眼中，盡己所能幫助街坊解決困難是她參選區議會的初衷，也是身為區議員的責任，而區議會則是給了她一個幫助街坊的平台。在蔡素玉服務多年的香港北角社區，曾有件轟動一時的事兒：一個菲律賓老歸僑，含辛茹苦把孫子拉扯大，還供樓幫孫子娶親，但不孝孫子卻騙取了老人的住處，把老人逐出家門。萬般無奈之下，老人來到區議員辦公室求助蔡素玉。聽聞此事，蔡素玉憤然而起，四處奔走，幫助老人申訴，終於讓老人奪回了屬於自己的住所。此事不脛而走，越來越多的街坊有事就找蔡素玉幫忙，蔡素玉也總是義不容辭伸出援手，“能幫就幫”。自 2000 年起，蔡素玉連續五屆當選北角錦屏區區議員，足見街坊對她的信任。圖為蔡素玉同政府部門官員了解地區市政問題 (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幫人，要有熱情，但更要講方法，這是蔡素玉服務基層20多年來最大的感悟：“一定要真心幫人，走到街坊的生活中去，耐心了解發生的問題，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也是在蔡素玉做區議員的時候，有一天街坊找她投訴，說東發大廈附近小巷經常有人堵住路口，給來往市民造成極大不便。蔡素玉前去了解情況，發現堵路的修鞋“鋪頭”原來是一位無家可歸的孤寡老人唯一的生計，晚上，架在巷口的這個“鋪頭”就是他的“睡房”。弄清原委後，蔡素玉與老人家商量把鋪位“打橫”，留出行人通行的空間。堵路問題緩解了，但蔡素玉的工作沒有停止，她又緊鑼密鼓地幫助老人申請公屋、安排住處。老人安頓下來后，她還不時前去探望。服務基層繁複而瑣碎，蔡素玉認為，地區工作並不簡單，每一件小事都需要踏踏實實去做。她常說，“不論任何人來尋求幫助，我都百分百認真對待。別人眼中的小事可能是當事人心中的大事，哪怕再不起眼，也連著千家萬戶，寄託著市民的期待。”20餘年如一日服務社區，蔡素玉早已將街坊們當成自己的家人。但她不曾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會因一件小事“出了名”。每逢農曆春節，蔡素玉都會在街頭手寫揮春，為路過的街坊送上“文化年貨”和美好祝願。有一年，蔡素玉還沒來得及將筆墨在街頭擺好，便有一位老人興沖沖地找到她。老人說他有兩個孫子，前年看到蔡素玉在街頭送揮春，便為大孫子討了副“學業進步”，孫子爭氣的從班級倒數幾名考到了第15名。第二年他又為小孫子討了副“學業有成”，小孫子拿到了班級第3名的好成績。老人家喜出望外，認定了蔡素玉的揮春“很是靈驗”，於是這一年便早早在街頭等她，希望再次求得福氣。街坊們聽說了，都趕來討個吉利，蔡素玉揮春靈驗就傳開了，許多人慕名前來求字，蔡素玉笑稱今年春節電話被“打爆”，她接到了超過800副揮春“訂單”。揮春能否靈驗當然只是鄰里間的笑談，但也可看出她扎根基層，熱心為社區做好事、實事贏得了街坊的認可和讚譽。就算現在不是區議員了，街坊有困難還是會向她求助，她也仍是“能幫就幫”。在街坊們心中，她一直都是那個笑意盈盈、竭盡全力幫人解決難題的“蔡大姐”。 執著推動環保: “別人不敢做的我敢做”除了幫助身邊街坊解決生活中的瑣事，蔡素玉對社會問題也非常關注，特別是環保方面。上世紀末的香港，維港污染日益嚴重。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推行“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要開掘一條地下隧道，將污水輸往維港以外的珠江三角洲口排放了事。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這造價800多億港元的項目，當時只有英國有技術完成，一旦項目落地，主動權就完全掌握在英國人手中。蔡素玉形容，整個工程如同“英國人臨走時埋下一枚定時炸彈”，既不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又暗藏彭定康的政治圖謀。當時正值香港回歸之際，很多人為了不節外生枝而選擇支持“計劃”實施。但蔡素玉極力反對，對待原則性問題她絕不妥協。可惜，蔡素玉孤掌難鳴，一期項目17億港元如期撥款。隨著香港順利回歸，二期項目要開始推進，此時的蔡素玉更坐不住了，她四處奔波，想盡辦法找到行政會議議員、環保局局長等說明情況。借著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見政團的機會，蔡素玉據理力爭，分析“計劃”的種種弊端，講到激動之處聲淚俱下，哭得話都講不出。而後，她又向時任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遞交了一份厚厚的資料，從上世紀80年代香港報刊對項目的批評到廣東省官員的擔憂，詳盡闡釋項目不應推行的原因。蔡素玉的堅持終於得到重視，特區政府組建國際專家小組進行項目調查，最終得出和蔡素玉一樣的結論。而董建華也在當年的施政報告中，將項目改為了“清潔海港計劃”，先把污水過濾處理，之後再進行排放。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多年來，蔡素玉接獲無數香港市民的求助，幫助他們向內地各有關部門反映訴求和意見。上圖為蔡素玉得到內地各部門相關反饋；下圖為蔡素玉參加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時留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蔡素玉曾擔任7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推動提出了很多關於環保的動議，如：進一步完善全港防火設施、設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改善香港多項環保政策等，不少已經得到特區政府的支持和採納。在推進環保工作上，她大膽肯幹，“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是我提出來的，雖然知道必然困難重重，但真正對環保有利，我就要試試推一推。”環保項目投入大、周期長，很少能立竿見影看到成效，推動環保項目常常費力不討好。為了推動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蔡素玉去工聯會遊說，與貨車司機溝通，一次又一次詳細解釋其中利害關係。她還自費到南非參加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將世界上最先進的環保理念帶回來，講給大家聽。“別人反對是因為不了解情況，我扎扎實實進行調查研究，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方案。”蔡素玉說，“環保項目是謀長遠，推動起來會難一些，但這是關係市民福祉的大事，總要有人去推動，別人不敢說的我敢說，別人不敢做的我敢做。我相信有了具體可行的方案後，自然就沒人反對了。” 投身社會公益：“對社會有點貢獻就很滿足了”蔡素玉還抽出大量時間投身社會公益活動。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閒不住”的蔡素玉托朋友採購了一批口罩，捐給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在“修例風波”期間，一些內地在港學生學校被砸、宿舍被毀，她四處奔走，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支援和幫助；在菲律賓政府無理扣押上百名香港和內地漁民時，她多次奔赴菲律賓與當地政府斡旋，幫助漁民早日返家……可以說，她見到哪裡有困難，哪裡就有她奔波的身影。蔡素玉熱心慈善公益，累積捐資近二千萬於教育、環保、保釣等工作。圖為蔡素玉為家鄉陳埭鎮小學捐款建造圖書室的捐贈議式 (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蔡素玉關注並投身公益慈善事業，是受到了家人的影響。蔡素玉祖籍福建晉江，她猶記得在上世紀70年代，她家就從香港搬來一台黑白電視，放在家鄉室外場地上與村民共享，給村民帶來歡樂。“村民們開心，我也開心。”投身公益事業的種子就這樣在蔡素玉心中生根發芽。家鄉鋪水泥路、修建學堂的經費，有不少是蔡素玉捐助或募捐而來。2013年，她還向家鄉各中小學陸續捐贈兩萬多冊圖書。除了助力家鄉發展，蔡素玉對婦女兒童保護也十分關注。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她呼籲建立兒童醫療保險制度，減輕貧困家庭患病兒童的經濟負擔：“中國有2億多名兒童，而兒童患大病幾率比成人低，兒童醫保成本可控。我建議在各地新農合、城鎮醫療保險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兒童醫療保險體系，並嘗試將兒童醫保正式納入社保。”在調研過程中，蔡素玉看到罹患重病的貧困兒童就會解囊相助，並儘量抽空去探望他們。打開蔡素玉的名片，她擔任的十餘個社會公職映入眼簾，涉及婦女兒童、青年發展、體育健康等多個方面，每一個社會公職的背後都有太多故事可講。談到幫助他人的回報，蔡素玉只是淡然一笑：“這個問題我沒有考慮過。感到自己對社會能有點貢獻，內心已經非常滿足了。”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趙珊編輯：莫潔瑩校對：邸倩

2018年11月8日，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白春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共同簽署《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作為中央批准在港設立的首個國家級科研機構，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承擔著深化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助力香港創新科技事業等重要作用。目前香港創新研究院的籌建工作進展如何？如何助力香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本刊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籌備組組長曹京華。文｜本刊記者      莊蕾曹京華圍繞四大領域為香港科技創新帶去增量記者：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是中央批准在港設立的首個國家級科研機構，請您先介紹一下香港創新研究院的建設背景。曹京華：2017年，24位在港兩院院士聯名給習近平主席寫信，表達了香港科技工作者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同時提出香港和內地在科技交流合作方面仍存在一些障礙，比如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困難等問題。習近平主席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作出重要指示並強調，要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隨之，一系列便利內地和香港科技合作的措施出台。香港特區政府十分希望在推動香港和內地合作方面做些實際的工作，認為科技合作是最好的抓手，更會被香港社會所接受。從科技創新上講，香港在科研成果向市場轉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間，推動與內地國家科研機構的合作有助於促進香港這方面工作。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林鄭月娥特首向中國科學院提出請求，希望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科研分支機構，分享中國科學院的經驗，促進香港科技創新發展和進一步加強內港科技合作。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白春禮認為，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是積極貫徹落實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舉措，是積極參與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要內容，可以充分發揮內地和香港科技創新優勢，深化內地與香港科技創新合作，給香港的科技創新帶去增量。基本考慮是，把香港創新研究院打造成為世界一流的科研中心，吸引國際優秀人才的高地，雙向技術轉移轉化的平台，推動內地和香港科技合作和教育合作的樞紐，能夠給香港青年創新創業提供更多機會。 2018年11月8日，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白春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香港禮賓府會面並共同簽署《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與中科院簽署的備忘錄，為配合香港特區政府關於優先在港發展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科技、智慧城市以及金融科技的方針政策，研究院依托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和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先期在香港科學園落戶建設再生醫學與健康創新中心和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根據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溝通和協商，兩個創新中心可根據自身發展需求，尤其從未來要實現科研創新的自我運行需求出發，做出合理妥善布局和安排，以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內地和香港創新優勢資源的結合效果。2018 年11 月8 日，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白春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共同簽署《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建好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需要創新機制體制記者：目前，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籌建工作進展如何？在籌建過程中有哪些困難和挑戰？曹京華：在香港建立中科院的院屬機構，可謂“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在籌建過程中，我們遵照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一國兩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發揮中科院整體資源優勢推動這項工作。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目前是以非盈利有限公司形式注冊的，因為香港相應的法律規則與內地不同，只有通過這種形式轉變成非盈利機構。香港創新研究院性質是非盈利科研機構，無級別，無編制，按照市場化、國際化機制運行，建設的目的之一也是給建設現代化科研院所探索些可借鑒的經驗。“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確實影響到了香港創新研究院的籌建工作，但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整體進展還是不錯的。自建設以來，我們一直在與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分管此事的多個部門溝通和協調，積極推動籌建工作。對香港方面，籌建香港創新研究院這樣的機構也是新生事物，無可參照的經驗，一直在摸索著做，可以說，很多工作兩邊都是在相互溝通和摸索中推進。目前研究院的實驗室裝修方案正在接受香港審批，審批通過後會馬上進行裝修，國際人才的招聘工作也在進行中。雖然實驗室還未裝修好，但是圍繞幹細胞研究、藥物研發、人工智能等科研工作已經開展。談到困難，首先是我上面提到的：由於在港建設這樣的機構，無論香港還是內地都是頭一次，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兩邊差異很大，在機制和管理上無法對標和套用，對中科院來講，要把香港創新研究院做好，做出一流的成果，給香港帶去增量，必須創新體制機制和管理，但是如何恰到好處、做得合理地反映香港的實際情況又平衡內地的規則和要求，還是相當有挑戰的事情。另一方面，香港的法律體系及相應科研監管機制與內地不同，也有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規則，不搞清楚，會事與願違。再有，就是“修例風波”和疫情帶來了沒有預料到的挑戰。雖然香港的國際結算中心、國際法律規則、國際人才匯集地和一些科研條件等方面的優勢和特點的基本面沒有變，但是情況還是發生了變化，比如吸引國際優秀人才比以前要難了。如何建好香港創新研究院，讓它真正發揮作用，為香港帶去增量？我認為，必須要創新體制機制和管理模式。在籌建過程中，內地和香港之間有很多方面需要平衡，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要創新管理方式，首先要在薪資上進行創新。我們希望，從內地到香港創新研究院工作的主要幾位管理兼科研科學家的薪資，能夠經過國際學術委員會評議之後，拿到與在該院工作的其他國際人才一樣的薪資，以便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體現價值和發揮管理作用。深圳等地科研環境提升很快，要建設好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必須考慮同步提升香港創新研究院的吸引力。香港創新研究院如果要發揮出原來設計的作用，實現長期的自我運行，將來一定要向“一院两制”的方向發展，一邊是科學前沿，另一邊是依托市場機制促進創新和轉移轉化。香港的科研創新樞紐價值是非常大的，能夠通過香港，把內地的科研創新向國際釋放，比如促進東南亞地區的產業升級；把國際的先進科研創新轉移到內地；還有它服務“一帶一路”的作用……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要採用市場機制，必須要在體制機制上有所創新和突破。還有一個困難和挑戰是香港創新研究院在港實驗室的面積有限，要達到一定的規模，必須與深圳合作，實現創新發展也是一樣。第21 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18-2019（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整合內地與香港創新優勢資源將價值最大化記者：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未來主要的工作內容有哪些？如何助力香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曹京華：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未來的主要工作是實現實驗室的正常運行，包括做好實驗室裝修，採購好設備，同時吸引和招聘一批國際優秀人才，從國際上吸引人才正是好時候。要統籌協調發展，在推進這些工作的同時，必須積極爭取並完成好由香港政府部門資助的科研項目，爭取好的成果。其他包括思考布局研究院材料中心，協調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啟動粵港澳院士聯盟工作是香港的動議，林鄭月娥特首希望香港創新研究院協調相關運行，推動技術轉移轉讓以及發揮教育和科普的功能。中科院與香港共建了22個聯合實驗室，香港和國家有關部門還依托中科院建了6個國家實驗室，香港創新研究院未來會幫助協調和推動相關工作，比如形成合力，從中尋找新的生長點，將一些實驗室融到創新研究院當中。香港創新研究院也在推動與廣東省和深圳市科研機構的合作，以便發揮好香港和內地兩邊優勢，推動創新工作。具體到兩個創新中心的工作內容，再生醫學與健康創新中心將在幹細胞研究轉化領域和再生醫學領域，針對影響人類生存和健康的關鍵科學問題，開展國際前沿課題的研究並推動其不斷發展，同時利用香港地域和政策國際化優勢，建設國際標準幹細胞製備中心及幹細胞產品質量評估體系。開展幹細胞及腫瘤幹細胞、基因編輯、基因功能的基礎研究，並與國際、內地及香港本地科技公司合作，充分利用香港成熟的國際化資本平台，共同推動發育、疾病發生、衰老機制，以及細胞治療、基因治療、藥物靶向治療的臨床應用轉化研究。通過創新技術研發、科技合作和人才培養，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成果研發、高端人才培養、技術轉移服務和科技產業孵化“四位一體”的綜合性創新平台。再生醫學與健康創新中心的布局深度契合粵港澳大灣區科創中心規劃，將使創新中心成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面向全國的開放性創新和轉化平台，並將有效地形成應用基礎研究、醫療應用、產業轉化的集聚，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將圍繞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礎理論、新型人機交互技術與設備、面向健康和無障礙的智能技術、人工智能開放平台技術等方面開展研究工作。旨在促進內地和香港在人工智能技術與產業方面的深度融合，協助香港通過智能化技術重塑產業結構，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相信，通過匯集和融合各方面力量，能夠給香港的科研創新帶去增量。希望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能給香港帶來積極因素，為香港注入創新活力，能夠讓香港的科研思維方式產生一些變化。當然這是很有挑戰的。與內地緊密合作是香港提高創新能力、推動成果轉化的最好方式，也是為香港增加科技創業、就業機會的最好方法。其實，香港無需擔憂深圳的競爭，深圳永遠取代不了香港的位置。香港未來的方向一定是創新鏈、產業鏈、資本鏈三鏈結合，這樣才會產生新興企業，增加創業、就業機會。香港創新研究院在香港科學園落戶建設再生醫學與健康創新中心和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中心。圖為香港科學園（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未來，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會嘗試把內地和香港彼此的優勢科技創新資源和條件進行整合，以實現價值最大化。香港是國際結算中心，擁有成熟的法律體系，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長期以來都是中國與世界溝通的窗口，推動國際合作的樞紐和平台，國際優秀人才的聚集地。在科研方面，香港擁有內地沒有的一些條件，比如被限制進口到內地的先進設備，國際認可的生物醫學臨床條件和標準。如何利用香港的這些優勢，把內地與香港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在給香港帶去科研創新增量的同時，也滿足中科院的科技發展和創新需求，這其中有許多機制體制都需要突破創新。此外，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不能僅依靠目前的資金支持，還需要實現造血功能，這樣才能長遠發展。我希望能夠把中科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打造成並不僅僅是兩個依托研究所的創新研究院，而是整個中科院的創新研究院，全院的國際合作窗口。這事，任重道遠。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左婭、連振海編輯：李博揚校對：趙珊

香港和深圳可以充分利用設於河套區的深港科技園之政策和設施，加快加深雙方創科合作。圖為港深交界的河套區遠眺（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建立“產學研金”創科生態圈要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不單需要傳統的產學研合作，也需要充分利用好“金”的作用，即金融機構在創新融資上的支持。建立以產業為中心的“產、學、研、金”創科生態圈，有助更好發揮大灣區從基礎研究到商業化生產和消費的融合價值鏈，吸引更多創新資源進入大灣區，助力建設世界級的國際科創中心。首先，轉“推”為“拉”。在機構層面上，大學應該和產業多合作，互補不足，建議組建一個知識共享的產學研聯盟平台，做好創新資源布局。這能夠讓產學研內不同的主體既可以享用內部資源進行研究，也可以應用外部資源去增加效率及效能，做到知識共享及擴散，促進新知識的創造及科技成果轉化，提升聯盟的互補及協同效應，同時也可以避免重複創新而浪費資源，以及減省創新成本及縮短創新周期，促進創新資源整合。大學應該把政府的投資轉化為科學知識，然後產業將知識商業化。傳統的把技術從大學推向企業，大學培訓人才後“推”向企業的做法並不足夠，因為這樣無法做到與企業目標一致。應該改變思維，以產業為中心，“拉”動應用研究。發展更多委託研究、產學聯合研發、科研和調研基地建設、科研戰略聯盟、共建研發實體，由企業委託大學做基礎科研，委託研究機構去商業化，甚至企業與大學一同成立研發機構或聯盟，促進知識及技術的發展與流動，令研究更容易市場化。其次，“雙向旋轉門”。在培養人才及高端人才交流上，建議應用“雙向旋轉門”形式去打造具活力的國際科研創意及技術人才的體系。教授應和研究生一同“下海”做生意，與市場專業管理人員合作，把研究成果商業化。同時，具經驗的企業高管應該回大學傳授知識及參與課程設計。這一來避免“象牙塔”研究，二來他們可以把企業遇上的痛點和同學交流，一同研究管理及解決方案，不單有助知識“雙向”傳承，也有助產生更多創意，解決問題，推動科技的可持續發展。第三，拓寬人才光譜。大學及高職學校應有不同角色與定位分工，避免同質化的惡性競爭。有些大學集中了以長遠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基礎科研，定位為世界級高水平大學，主要是做好高等研發；有些大學為產業輸出技術與應用人才，做好人才培訓，為企業提供協助企業升級的顧問人才，為市場提供具就業能力的本科及碩士人才。而大灣區發展，需要依靠從高職到博士後的各種人才，同時大力吸引國際人才，包括可以簽發類似美國H1B簽證的工作簽證給願意來發展的國際人才。不用單單注視著極端高端人才，例如院士、博士後等，而是歡迎任何本科以上的國際人才。同時要加強高職教育，為企業提供大量前線人才，以應付高新產業發展的需求。第四，金融賦能。金融是創新的血液，但科技金融不應該只依靠風險投資，也需要由大企業、初創小企業及風險投資者組成的“既新且舊”——既是新經濟也是舊經濟的“斑馬”科技創新生態，打造“同行、賦能、共生”的“斑馬”產業生態，一同分擔創新投資風險，減低小企業要承擔的創新成本及風險，以吸引創意人才投身成為創業家，為社會累積創業經驗，推動整個區域的創業家精神。大企業是初創企業的第一批客戶。不同的金融系統可以在不同的創新階段發揮作用，傳統金融對創新創業的支持存在短板。大灣區需要建立一間類似美國硅谷銀行的“大灣區銀行”，為科技創新企業提供融資、理財上的支援。傳統工業宜升級為“斑馬企業”，不斷在流程、產品、服務、組織、商業模式等方面進行創新，透過產業數字化去提升效能與效率，做大做強“數字灣區”。要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需要建立以產業為中心的“產學研金”創科生態圈。圖為深圳前海深港創新中心（資料圖） 全國政協委員黃錦輝：香港可擔當大灣區國際創科窗口《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中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等，第57條更明確提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目標與2019年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網要》前後呼應，反映國家期望香港在未來五年積極與粵澳緊密合作，加強大灣區創科國際化的部署。從宏觀經濟而言，中美貿易戰在上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野蠻施壓之下愈演愈烈，雖然拜登總統已就職執政，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似乎未有緩和的跡象，這將嚴重影響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國的市場關係。另外，加上新冠肺炎病毒去年全球肆虐，令世界經濟陷入蕭條。在此惡劣情況下，中央政府作出策略性的經濟部署，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避開短中期內呆滯不前的國際市場，聚焦推動內需。雖然如此，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卻沒有因此而放鬆，近期“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I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相繼落實，理論上有助大大減少中國對美國在經濟上的依賴性，就此中國可以避免美國的科技制裁及商務打壓等霸凌行為。《建議》提出“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美國對中國科技制裁的殺傷力不淺，要擺脫這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中國擁有自己的原創科技，使國家科創產業到2025年不再被美國“卡脖子”。因此，國家在“十四五”期間銳意集中發展戰略科技，目標非常清晰而關鍵。結合國家雙循環經濟和科技自主創新的需求，香港可以擔當大灣區的國際創科窗口以及國家國際經濟循環的對外“超級聯絡人”角色。深圳及香港在創科產業各具優勢，可以在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任務上各展所長，推行“前研後產”模型。首先，香港可以利用其大學的優勢吸引國際科研技術及人才來港，啟動更多與大灣區建設需求相關的基礎研究項目。其次，把香港的研究成果轉移至深圳，讓內地企業因應該成果科技的特長，尋找合適的商務應用場景，轉化為產品。深圳研發總開支佔GDP的4.2％，而且90%以上的科研活動是由企業主導，這反映出深圳應用研發的實力，可以促成研發產品化。再者，香港和深圳可以充分利用設於河套區的深港科技園之政策和設施，加快加深雙方創科合作。再進一步發展，相關企業可以把創新產品推出國際。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大灣區企業在香港進行國際融資較為方便。企業（或創新產品）要“走出去”，國際市場經濟是不可或缺的，相信香港的國際化經驗在這階段可以大派用場。最後，面向國家“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機遇，大灣區內的香港可以一展所長，協助國家發展國際經濟外循環，達至雙循環並行。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黎知明、連振海編輯：李博揚校對：趙珊

規則和機制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很重要，歐盟在這兩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參考。圖為港珠澳大橋（圖：新華社）全國政協常委蔡冠深：比照歐盟推動粵港澳規則銜接先行先試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認為，規則和機制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很重要，歐盟在這兩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參考。對標歐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速的重要手段，尤其對於作為改革標杆的前海，更應當是主要的努力方向。歐盟近30個國家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實現了不同主權國家之間貨物、服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達到世界上區域融合一體化發展的最高水平。我們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之間，反而在這些方面並不互通。我們可以學習借鑒歐盟融合的經驗，加快對接、融合的速度。歐盟融合的經驗是由點到面、先易後難、從具體實踐到法律制度，通過大量的容錯試驗和不斷完善，最終建立了成熟發達的共同市場。因此，建議大灣區可先從港深規則對接先行先試，便利兩地人流、資金流，降低兩地稅差，以及進一步放開專業人士資格互認。香港與深圳前海可以在中央批准下於金融領域建立兩地協同機制，允許資金在更大的範圍內雙向流通，同時支持金融人才和信息在兩地自由流動。香港的研發能力很強，但要落地深圳或者大灣區其它城市，沒有自由的資金往來，又怎麽能很好創業？中央要求港深合作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最重要就是人才，而且不單單是香港和內地的人才。香港之所以是國際城市，就是因為全球的金融、科技精英都能匯聚到香港，但香港與粵澳間的科研人員自由流動、科研經費跨境使用、科研設備和實驗用品順暢流通等，仍有不少阻礙。為此，宜進一步放寬在前海工作的海外和香港創科專業人員申請綠卡甚至永久居留的條件，讓他們可享各項福利和快速通關等優惠，促進區內科研人才流動。同時，前海可全面推動“港人港稅”，放寬在前海工作的港人居住不得超過183天才免徵內地個人所得稅的規定，鼓勵香港年輕人在前海及深圳工作和生活。對於進一步放開專業人士資格互認，可考慮以前海為試點，讓香港與深圳直接互認專業資格，沒有額外的執業限制。例如，我在香港做醫生、律師、會計師，到深圳後還可不可以執業呢？前海可探討在CEPA框架下，只要證實有關人士在香港已經取得專業認可資格及相關工作經驗，即可發放“認定專業人士”資格，容許在前海開設事務所，服務範圍覆蓋深圳。中央政府可授權深圳自行設計只適用於深圳的專業資格認可程序，考核內容無需重複考核相關專業知識，只針對當地法規的應用問題便可。對於香港醫生在香港開的藥物、用的醫療設備，到深圳後是否可以繼續用？香港科研人才在深圳進行科研合作的香港科研儀器，是否可以統一免徵進口稅？這些都可以和歐盟的規則對照，歐盟近30個國家之間都可以暢通無阻，我們也可以嘗試從深圳開始、從大灣區開始，提供一個範圍，在這些區域內全部可以自由流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經驗還可以進一步在其他區域推廣。當前，區域經濟已成為我國提振經濟的重要戰略，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圈都因此獲得較快發展。環渤海經濟圈建設亦應急起直追，以早日形成我國南北兩大灣區加上長三角經濟帶的戰略布局。環渤海發展要向珠三角學習，宜成立高層次智庫和商會，以行業和民間團體、文化等軟因素，來跨越地域約束和行政區隔，自下而上，積累變量。在今年全國兩會後，我計劃借鑒“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的經驗，在天津成立一個“環渤海企業家聯盟”，以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力量、智慧和積極性，助推環渤海經濟圈的建設。“環渤海企業家聯盟”選擇在天津成立，希望得到天津市、遼寧省、山東省政府支持。聯盟由香港企業牽頭，將各地的工商聯成員團結到一起，之後舉辦成立儀式、論壇等，將來大家可以討論如何一起投資合作、如何開拓日韓市場、如何服務京津冀和雄安新區發展等。在環渤海經濟圈組建這樣一個工商界團體，無論是對內打破區域局限，還是對外突破美西方國家對華封鎖，打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都是一種政府能量外的重要輔助。 全國人大代表林順潮：疫情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醫療合作2月19日，第一批新冠疫苗順利運抵香港（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經濟活力最強及最開放的區域之一。大灣區的地面基建極具優越性，設有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交通四通八達，完全可做到區內的即日往來。再結合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5G、“互聯網+”等科技，加上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有機會成為世界最領先的灣區。政策亦非常支持港人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大局，鼓勵港資機構在區內開辦民營醫院，通過優勢互補，推動內地與香港在醫療上的協同發展。已落地的有關政策包括：港人免試行醫、港人港稅、酌情用藥、推行跨境使用香港老人醫療券和促成香港兩所大學在區內開辦醫學院等。雖然這些政策有效促進了香港與內地醫療資源的融合，但仍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加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打擊下，粵港澳大灣區的醫療合作還面臨著一些挑戰和障礙。為推動香港醫療在區內的長遠發展，建議可從以下幾個角度提供政策支持：一、推行醫生註冊“一證通”。由於內地與香港的醫生資格註冊體系不同，香港醫生如需在內地不同醫療機構行醫，即使是在同一醫療集團下的不同醫院，亦需要重複辦理註冊手續。為擴充香港醫生在內地的執業範圍，希望大灣區可簡化香港醫生的註冊程序，推行區內“一證通”，在醫院認可的前提下，允許註冊醫生在大灣區內自由執業。二、醫院選址是關鍵。民營醫院的選址一般需考慮到交通、物業大小和位置、附近居民人數、租金等重要因素。然而，在內地尋求合適且面積足够的物業開辦民營醫院極為困難，加上租金昂貴、成本高企，如醫院最終落成在人流稀少的地方，將難以生存。建議在政策上作出支持，如協助尋找適當的地方、提供租金補貼等，扶持香港民營醫院在區內的發展。三、“疫苗護照免隔離”。香港目前仍屬疫情的中低風險地區，估計在短期內疫情難以完全受控“清零”。在疫情下，如須隔離，香港的醫護人員將難以進入大灣區其他城市工作。建議探討“疫苗護照免隔離”的可行性，多管齊下，除接種疫苗外，還要確保人體內的抗體量達標、離開香港前及進入內地後須接受多次核酸檢測、實施醫學監測及行程追踪等，把疫情對大灣區醫療合作的影響減至最低。四、大灣區防疫的互聯互通。疫情是一場持久戰，大灣區內各城市經濟聯繫緊密，唇齒相依，難以獨善其身。在交通發達及“一小時生活圈”的背景下，如有個別城市疫情失控，將有可能危及到大灣區內其他城市，造成連鎖反應。大灣區主張融合發展，如要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自由流動，必須從區內公共衛生防疫的教育、預防、核酸檢測、接種疫苗等各方面聯手合作、多管集下，才有望早日實現大灣區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仍能互聯互通。 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香港助力外循環“併船出海”與“一帶一路”、東盟國家接軌“十四五”規劃下，國家正加快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香港可發揮自身與國際接軌的豐富經驗，香港與內地企業合力將“中國產品”、“中國品牌”推向國際，尤其是“一帶一路”、東盟國家，為港企創出新商機，為內地企業開拓更大的市場。中國正由傳統代工生產(OEM)，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升級，家電、汽車等國產品牌漸漸在世界崛起，且性價比高。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自主品牌商品出口2.9萬億元人民幣，增長12%。可以預見，“中國產品”、“中國品牌”於全球消費者心目中，逐步成為優質產品的代名詞，與歐美日韓品牌並駕齊驅。香港企業擁有廣闊海外商業網絡和海外運營經驗優勢，與“外循環”的國際市場有緊密聯繫。建議加強香港與內地企業對接“併船出海”，這將有利於“中國品牌”走出去，不少內地企業對此有興趣。如果內地企業以“借船出海”收購海外品牌的方式走向國際舞台，香港更有大量專業水平高和具備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在會計、金融、法律和諮詢等方面，協助內地企業進行籌資融資、業務開拓、稅務籌劃和風險管理等。在“一帶一路”、東盟國家，尤其有市場機遇。去年底，東盟十國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個成員國共同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RCEP的貿易額和人口均佔全球約三分一，是世界最大的自貿區。毋庸置疑，亞洲將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貿易板塊，區內的人流貨流必將大大增長。今年1月發表的DHL香港空運貿易領先指數（DTI）顯示，三分之二的本港空運用家同意，香港加入RCEP可為其業務帶來益處。對於特區政府早前表達加入RCEP意願，商務部亦表明積極支持，香港各界對此感到十分鼓舞，希望國家加快推動進程。國家制定出台政策措施，不斷完善通關、稅收、支付、海外倉建設等環節，香港亦可發揮積極作用。香港是國際航運中心，亞太航班網絡非常完善，香港國際機場將入股珠海機場，這都有利於香港發展成為電子商務貨運中心。建議把香港納入海外倉網絡之中，重點輻射“一帶一路”、東盟國家等新興市場。中央亦表示，目前正在就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相關事項開展積極研究。CPTPP涵蓋全球13.5%人口，剛脫歐的英國亦有意加入。下一步，香港應積極研究加入CPTPP，相信一旦成事，將進一步優化國家對外貿易和投資布局，有利於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亞洲經濟一體化是長期發展趨勢。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人流、物流及資金流自由進出，同時也是國家的“南大門”。面對當前的無限機遇，香港絕對沒有缺席的理由。香港加入RCEP或CPTPP，宜早不宜遲，相信此舉定能助力“外循環”，繼續貢獻國家發展。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張晶晶編輯：哈元源、莫潔瑩校對：李博揚    

任何社會必須根據自身實際不斷變革、積極探索，從而找到切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才能因應歷史變化、應對時代挑戰穩健地前行。香港也不例外。鑒於香港現時深層次矛盾不斷加深的局面，我們應該對深刻影響香港的“無形之手”等新自由主義學說進行反思，同時“祭出”我們開拓創新、積極有為的“有形之手”，並努力將“有形之手”以及“無形之手”有機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創造性地探索出一個合乎香港實際的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模式。文｜香港 譚耀宗譚耀宗變革香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長期以來，香港社會的確積累了很多深層次問題。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香港的宏觀經濟結構過分單一，資本資源過度集中，物價水平高居不下，產業活力不足，導致部分市民始終無法共同受惠於經濟繁榮。從公平角度來看，香港的一次分配機制嚴重僵化，社會上流動力不足，貧富之間差距較大，社會矛盾日增，導致市民大眾普遍缺乏自身向上的發展機會。面對着來自現實生活的巨大壓力，不少香港市民難免陷入無助、悲觀和抱怨的負面情緒之中。我們認為社會管治者應當充分注意市民的實際需要並始終致力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種種深層次問題，只有民生得到改善，香港才能長治久安，“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當然，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是多因多果、相互聯繫的，我們不能把問題看得過分簡單化。經濟正義以及公平效率是我們提出變革香港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透過經濟多元發展、變革稅制、設計有效的二次分配機制等多種實際方式，我們希望逐步緩解深層次矛盾，讓每一個市民達成美好家庭生活的良好願望，讓每一個青年追逐那片屬於自己的人生理想。1月31日，香港民建聯舉行記者會，倡議“變革香港”（圖：香港民建聯官網） 應該探索建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提到資本主義，大家馬上就會想起亞當斯密提及的“無形之手”。可能是由於香港人長期以來深受“無形之手”等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影響，每當有人提出政府應當在宏觀經濟調控上扮演一個更加積極的角色時，都必然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多不同的意見。事實上，香港社會對於“無形之手”的理解還是較為片面的，亞當斯密提出這個理論的時候一再強調必須要守護公平和促進公正，並認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前提底下，“無形之手”才能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香港資本主義在發展的路上卻是忽略了公平公正的重要性，片面強調自由的結果是反而造成了寡頭資本主義或壟斷資本主義等深層次矛盾不斷加深的局面。我們國家在發展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透過不斷探索和實踐，同樣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但中央從一開始就明確強調要兼顧效率和保障公平，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從國家的發展中分享到果實。所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始終是內地政府不斷向前發展的施政目標。未來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必須要朝著公平公正這個大方向繼續深化前進，而變革香港的大方向可以考慮借鑒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整體思維。內地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央始終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判斷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重點圍繞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來制定政策。國家憲法序言中準確指出“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為國家解決一系列經濟、民生問題提供了指導性方向。我們國家不斷實踐“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正正是當代中國人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偉大的貢獻之一。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只片面強調基本法第五條所列明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卻沒有以階段劃分來考慮現在香港究竟處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什麼發展階段？也沒有思考過到底什麼樣的資本主義模式才最適合香港。“資本主義”是一個較大的概念，而具體的實現形式在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是根據自身發展狀況來決定的，如歐洲出現了福利國家的模式、新加坡出現了“威權型”的國家資本主義等。鑒於香港現時深層次矛盾不斷加深的局面，我們應該將“有形之手”以及“無形之手”有機結合起來，取長補短，綜合地探索出一個合乎香港實際的資本主義可持續發展模式。 可推行“公有私營”方式“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自由放任”等管理哲學無疑曾經是充分調動起香港發展的積極性，和確實曾經是基本支撐着香港輝煌的棟樑柱。然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就已經向世人證明了市場失靈的後果，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從此一蹶不振，都開始轉移目光並注重政府在調控經濟中的作用。我們認為，在一些涉及重大民生以及關乎社會發展的主要生活必需品上，政府不應該採取全盤“私有私營化”的政策，反而可以研究進行“公有私營”的變革，並探討在市場經濟模式中如何適度提升主要生活必需品“公有私營”的市場佔比。我們提出“公有”是強調行政主導下政府具有最終決策的絕對話語權，提出“私營”則是保持企業經營效率所需的一貫高水平。提升“公有私營”的市場佔比還有一個額外好處，當政府向市民提供更多收費產品或服務的時候，該收費產品或服務將來便可以作為一個調節經濟周期起伏的有效手段，簡單來說，經濟上行時多收，經濟下行時少收，這對屬於完全外向型的香港經濟來說，政府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無疑便能夠得到多一個調節的有效手段。假如政府在港鐵等機構中有更大的話語權和最終的決策權，在行政主導下，交通費直接減價而不是以現行各種複雜的折扣模式，政府便能精準地向市民提供普及而平等的實惠。如能這樣，在經濟危機突然來襲時，政府便能快捷地幫市民緩解生活重擔之所急了。我們認為其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以及公共屋邨的商場街市管理和樓宇屋苑管理等似乎也可以做類似的考慮。 可通過改善二次分配促進公平關於二次分配，除了字面上的一般含義之外，我們更想強調的是香港社會需要改變過往對社會福利的陳舊思維，和需要適度包容以拓寬稅基來支持福利變革的具體建議。香港社會一直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加上社會文化一直認同“有手有腳唔需要靠政府”的思維，因此香港的社會福利至今只是提供最基層的保障，屬於“殘補式”的福利模式。香港缺乏類似養老保險、退休保險、失業保險等基本的社會保險模式，市民反而需要依靠家庭或者從市場購買取得這些福利；所以我們認為，特區政府需要研究以政府、市民共同供款的社會保險模式，為市民提供更廣泛的基本保障。社會上對於稅制變革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其實稅制最重要的作用是進行調節。稅制對社會總體供求、居民收入、居民消費以及產業結構都有不可或缺的調節作用，特別是在調節居民收入的環節中，稅制一方面以發揮二次分配的調節作用來促進社會的公平，另一方面亦能夠為福利變革提供財政的基礎。進一步來說，稅制變革還有產業結構的重要調節作用，比較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香港宏觀經濟結構過分單一、資本資源過度集中和產業活力不足等深層次問題。特區政府按產業政策的實際需要，採取稅務政策和財務政策雙管齊下方式，可以引導市場發展方向，促進產業結構總體的協調發展。我們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稅制和福利變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香港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產業結構總體的協調發展；稅制和福利變革最終受益者將會是全體香港市民。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在研究稅制和福利變革的時候，能夠平衡社會公平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關係，始終保持香港社會整體不斷向前發展的無限活力！（作者係香港民建聯會務顧問）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左婭、連振海編輯：哈元源、莫潔瑩校對：李博揚

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以下簡稱《海警法》），這是中國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第一部規範中國海上執法力量和執法活動的專門性法律，對於規範和保障海警機構履行職責，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具有重大意義；對於中國參與和推進海洋國際公共治理，維護海洋公共安全與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於這部法律的涉外性和武力使用的授權，引起了一些國際關注和外國媒體的渲染炒作，甚至有意錯誤解讀。為此，有必要充分闡明《海警法》的立法背景和意圖，正本清源，以正視聽。文｜重慶     潘國平     王新建向海而興向海圖強依法規範海洋執法活動提高海洋維權能力中國既是陸地大國，也是海洋大國，大陸海岸綫1.8萬公里，海島岸綫1.4萬公里，主張管轄海域約300萬平方公里，灘塗面積1.68萬公里，海島1.1萬餘個，有廣泛的海洋戰略利益。中共十八大作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部署，十九大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然而，由於歷史原因，長期以來，中國海上維權執法力量和機制建設不夠統一，海上維權執法職責比較分散，分別歸屬國家海洋、公安、農業、海關、交通等不同部門，被戲稱為“五龍鬧海”。這種狀況不利於提高海洋維權能力和有效維護海洋權益。放眼周邊，毗鄰國家和地區早已形成各自統一協調的海上執法機構和完善的法律保障，如日本組建了海上保安廳並制定了《海上保安廳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保安廳組織規則》；印度有海上警衛隊，制定了《海岸警衛法案》《海岸警衛隊通則》；韓國有海洋警察，制定了《海洋警備法》《海洋警察法》；越南有海上警察，制定了《海警法》，並制定了海警海上檢查、監控工作流程規定和採取行政扣留措施的實施細則。台灣地區建有“海岸巡防署”，制定了所謂“海岸巡防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組織法”，並制定了“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和海域執法作業規程等。為推進海上統一執法、提高執法效能，2013年3月14日，第十二届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將原國家海洋局及中國海監、公安部邊防海警、農業部中國漁政、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的隊伍和職責整合，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由國土資源部管理。國家海洋局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進入新時代，為進一步適應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加快推進海洋強國建設實際需要，國家對海上維權執法體制進行了系列重大調整和改革。一是海警隊伍移交武警部隊。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據此國家海洋局（中國海警局）領導管理的海警隊伍及相關職責全部劃歸武警部隊。二是授權中國海警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2018年6月22日，第十三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國海警局行使海上維權執法職權的決定》，授權中國海警局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三是組建武警部隊海警總隊。2018年7月1日零時起，經中共中央批准，海警隊伍整體劃歸武警部隊領導指揮，調整組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總隊，對外稱中國海警局，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自此，中國一支全新的海洋維權執法力量應運而生。但是，新的中國海警局履行職責使命還缺乏完備充分的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亟需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海警法》。第一，這是適應建設海洋強國和維護海洋權益的時代要求。我國是後發展國家，海權意識不強，維權能力較弱，加之海上維權鬥爭面臨嚴峻複雜局面，必須全面建設強大的海上維權執法力量，加快構建形成海上維權執法法律體系，加強經略海洋能力和實力建設。制定《海警法》是加強海上維權執法力量建設、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舉措。第二，這是滿足規範和保障海上維權執法活動的緊迫需要。歷史成因造成了我國涉海維權執法活動的法律法規較為分散且陳舊，一些規範性文件公開性不夠，缺乏明確的法律效力，已不適應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對海上維權執法的要求，需要制定《海警法》明確海警機構的職能定位，理順內外關係，健全完善海上維權執法工作機制，為有效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提供法律保障。第三，這是鞏固改革成果的重大舉措。調整海警隊伍領導指揮體制，完成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是中共中央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大成果，也是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黨和國家有關海上維權執法體制調整改革的決策部署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法律，海警部隊依法成為執法機構，可以確保改革成果固化落實。第四，這是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法原則，參與海洋國際公共治理的現實需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了現代海洋法律制度，明確了沿海國家對管轄海域享有的權利義務。據統計，全世界150多個沿海國家和地區中已有50多個建立了專門的海上執法機構並有專門立法，以保障本國（地區）對海洋有效行使主權和管轄權。通過制定《海警法》，與國際通行慣例接軌，有利於更好地履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的權利義務，也有利於中國積極參加全球治理，爭取更大的海上事務話語權和主導權，彰顯中國國際影響力。 2020年11月16日，廣東海警局通報，廣東海警在湛江市查獲一起特大走私香煙案，查獲涉案鐵殼散貨船1艘、涉案人員8名，當場查扣涉嫌走私香煙30餘萬條，貨值近 7,000 萬元人民幣，該起案件係廣東海警局成立以來查獲的貨值最大的走私香煙案。圖為清點涉案香煙（圖：中新社）海警機構兼具武裝力量和行政執法力量雙重屬性海警隊伍在劃歸武警部隊之前，單純屬於國家行政執法力量，接受國家行政機關領導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規定，武警部隊屬於國家武裝力量組成部分，因此，在轉隸武警部隊之後，海警部隊兼具國家武裝力量和行政執法力量雙重屬性。海警機構的本質屬性是國家武裝力量，實行“中央軍委—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屬於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組成部分，人員構成以人民武裝警察為主，文職人員為輔，平時主要擔負海上維權執法任務，戰時配合解放軍執行防衛作戰任務，以及中央軍委賦予的其他任務。因此，《海警法》第八十三條規定，“海警機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武裝警察法》等有關法律、軍事法規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執行防衛作戰等任務”。海警機構的功能屬性是國家行政執法力量，《海警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即海警機構，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依法行使海上行政執法權和刑事偵查權。《海警法》第二章規定了海警機構的機構設置、職責以及與中央國家機關、沿海地方政府的相互關係，並在第十八條詳細列舉了海警機構的具體職責。由於海警機構擔負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特殊職責任務，賦予海警機構雙重屬性並非我國獨有，周邊一些海洋國家也有類似的法律規定。如越南2008年《海上警察法》規定，越南海上警察是履行管理職能的國家專門力量，也是國家武裝力量，並明確越南國防部對海上警察的所有活動實施直接管理和指揮。菲律賓2009年《海岸警衛法》規定，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為隸屬菲律賓交通部的統一武裝力量，戰時隸屬菲律賓國防部。因此，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部隊兼具海上武裝力量和國家行政執法力量的雙重屬性，基於法律授權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以中國海警機構的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活動，有利於配合國家政治外交大局開展維權鬥爭、管控海上危機，降低海上對抗等級，更好地參與海洋國際公共治理，維護海洋公共安全與秩序。圖為中國海警艦艇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附近海域進行維權巡航執法（圖：新華社）嚴格履行維權執法三大任務編織海權保護嚴密法網《海警法》第五條規定，“海上維權執法工作的基本任務是開展海上安全保衛，維護海上治安秩序，打擊海上走私、偷渡，在職責範圍內對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生產作業等活動進行監督檢查，預防、制止和懲治海上違法犯罪活動”。根據這一規定，海警機構主要擔負海上安全保衛、海上行政執法和海上犯罪偵查三類任務。一是海上安全保衛。根據《海警法》第三章的規定，主要是在我國管轄海域開展巡航、警戒，值守重點島礁，管護海上邊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利益。比如，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海域維權巡航；在一些重點島礁值守；在敏感海域常態化巡邏管控；在黃海、東海、南海定期維權巡航；實施海上重大活動安保、海上臨時警衛、海上重要目標保衛；應對外國軍警艦船、反制侵權等任務。二是海上行政執法。根據《海警法》第四章的規定，主要是執行維護海上治安、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管理、海上緝私等方面的執法任務，行使法律規定的公安機關和有關行政機關相應執法職權，對海上生產作業現場進行監督檢查，對違反治安、海關、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管理等有關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的行為，依法實施行政處罰。三是海上犯罪偵查。根據《海警法》第五章的規定，對海上發生的刑事案件，依照《刑事訴訟法》和《海警法》的規定行使偵查權，採取偵查措施和刑事強制措施等。《海警法》還規定，海警機構海上維權執法活動主要在我國管轄海域及其上空，必要時可以依法在我國管轄海域以外的區域開展執法活動。 參加中菲海警海上合作聯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第二次高層會晤系列友好交流活動的中國海警 5204 艦，2020年 1 月 14 日上午靠泊在菲律賓馬尼拉港 15 號碼頭。這是中國海警艦艇首次訪問菲律賓（圖：新華社）嚴格規範武力手段的使用和權力運行監督體現了法律的強制性與人道性的平衡在國家管轄海域採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一切必要手段以維護國家主權權利，這是各國通行做法，也完全符合國際法有關自衛和保護的原則。《海警法》授權海警機構武力使用權，並專章規定了“警械和武器使用”的情形和條件，充分表明武力使用的合法性和對使用武力的審慎態度。一是海警機構使用武力具有合法授權，也符合海洋國家通行做法。《海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在海上正在受到外國組織和個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臨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時，海警機構有權依照本法和其他相關法律、法規，採取包括使用武器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侵害、排除危險”。這是海警機構履行維權執法職責尤其是執行海上安全保衛任務必需的授權，許多國家的法律都有類似的規定。如日本2012年《海上保安廳法》授予海上保安人員携帶和使用武器的權力，並具體規定了使用武器的場合和情形。韓國2014年《海洋警備法》對武器及警察裝備和工具（警械）的使用作了專章規定。俄羅斯《國界法》對使用武器和技術兵器的情形和條件也作了專門規定。二是海警機構使用武力的情形和條件具有嚴格限制。首先，要遵循法定情形原則，即只有在法律規定的情形下才可以使用武力，包括使用警械和武器。《海警法》第四十六條、四十七條、四十八條分別規定了海警機構工作人員使用警械（裝備和工具）、手持武器、艦載或者機載武器的各種具體情形，並明確使用武器前要有警告程序。其次，要遵循使用武力的緊迫性原則，即國家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在海上正在受到外國組織和個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臨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使用非武力措施不足以制止侵害、排除危險時，可以使用武力。第三，要遵循最小武力使用原則，即使用武力要控制在合理且必要限度內。動用武力的目的是對嚴重違法和不服從命令的行為採取控制措施，以制止侵害、排除危險的可能發生或者繼續，只要達到控制目的，武力使用即可終止，這就要求海警機構工作人員應當根據違法犯罪行為和違法犯罪行為人的危險性質、程度和緊迫性，合理判斷使用武器的必要限度，儘量避免或者減少不必要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三是明確了不當使用武力的責任追究和法律救濟。在執行職務中違反規定使用警械、武器的海警機構工作人員，《海警法》明確規定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海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包括違法使用武力，侵犯組織和個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除承擔違法違紀責任外，還應當依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給予賠償。四是規定了嚴格的監督制度。海警機構屬於國家強力機關，負有綜合執法職能和剛性執法權力，稍有不慎或者疏忽，容易造成對私權利的嚴重侵害，為了強化對海警機構權力運行的監督，防止濫用職權，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海警法》專章規定了監督制度，對海警機構執法工作的內部監督、外部監督和社會監督以及紀律要求作了規定，明確要求中國海警局應當建立健全海上維權執法工作監督機制和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加強國際合作共同締造合作之海和平之海海洋是人類的共同家園，然而海洋並不太平。海上面臨的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偷渡、走私、販毒和海盜以及武裝劫船等海上違法犯罪跨國性、聯動性、多樣性特點日益凸顯，各類災害引發的海難時有發生，客觀上亟需加強國家間及地區間的海上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海上威脅與災難，共同締造合作之海和平之海。 長期以來，中國海上執法隊伍在各自業務領域都建立了國際交流合作機制，開展了一系列海上執法合作活動，合作交流對象涵蓋亞洲、北美洲、大洋洲、歐洲等地區近20個國家海上執法機構。一是建立和參加多邊與雙邊合作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框架下涉及海上安全領域及危機管控、溢油等領域的會議及演練；亞洲地區政府間反海盜及武裝劫船合作協定；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國際刑警組織等關於海上安全領域的磋商等多邊合作機制。同時，中國分別與日、韓、菲、印尼等國進行雙邊海洋事務磋商，與韓、越、菲、巴基斯坦等國簽署共同打擊海上違法犯罪合作文件。二是開展海上執法國際合作，主要包括：海上執法情報信息交流與共享，海上聯合巡邏、檢查、演練、訓練，聯合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海上人道主義救援，海上執法教育培訓交流，互派海上執法國際合作聯絡人員等。《海警法》的立法汲取提煉了海上執法國際合作實踐的成熟做法和成功經驗，設專章規定了海上執法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國際合作的主要任務和內容，授權中國海警局根據國家締結、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對等、互利的原則，開展海上執法國際合作，在規定的權限內組織或者參與有關海上執法國際條約實施工作，商簽海上執法合作性文件。明確海警機構開展海上執法國際合作的主要任務是：參與處置涉外海上突發事件，協調解決海上執法爭端，管控海上危機，與外國海上執法機構和有關國際組織合作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保護海洋資源環境，共同維護國際和地區海洋公共安全與秩序等。海上維權執法活動涉外因素較多，執法過程中會涉及公海或外國海域、外國船舶、外國執法活動等，對此，《海警法》對海警機構海上執法活動遵守相關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分別作出了明確規定。一是依照法律、法規和我國締結、參加的國際條約，可以在我國管轄海域以外的區域承擔相關任務，如實施海上人道救援、打擊海上違法犯罪等。二是執行海上安全保衛任務對外國船舶實施登臨、檢查、攔截、緊追時，應當遵守我國締結、參加的國際條約的有關規定。三是外國在海上執法方面對我國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特別措施的，海警機構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採取相應的對等措施。這樣的規定，可以有效保障海警機構在涉外維權執法活動中，既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遵守國際法規定，又切實履行維權職責，依法保護我方合法權益。《海警法》的制定，為規範海警機構開展國際合作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真誠履行國際義務、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維護海洋公共安全與秩序的決心和立場，有利於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海警法》的實施，必將有助於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中國將為推進海上執法國際合作，推進海洋國際公共治理，共同締造安全與合作為主題的和平海洋作出更多貢獻。 （作者分別係西南政法大學教授、軍事法研究所所長、博士研究生導師，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中國軍事管理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張晶晶編輯：邸倩校對：李博揚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去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一方面，中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實現了正增長。這些成績都來之不易、彌足珍貴。今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當前形勢依然嚴峻複雜，新冠疫情還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仍十分艱難、處於深度調整之中，我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也不容低估，做好今年的各項工作我們既要堅定必勝的信心，又要持續攻堅克難。在這樣的歷史時期，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今後一段時間中國將如何謀劃發展，有哪些重大舉措引人關注。文｜北京 楊宜勇 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征程2021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起點上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我們務必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推動高品質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堅持系統觀念，鞏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科學精准實施宏觀政策，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強化科技戰略支撐，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確保“十四五”開好局，以優異成績慶祝建黨100周年。經過40多年的接續奮鬥，我國目前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要繼續艱苦奮鬥。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堅決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現象。要做好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幫扶政策保持總體穩定，分類調整優化，留足政策過渡期。要積極挖掘新動能，全面開啟新征程，齊心協力、開拓進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圖：新華社）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經濟形勢如何持續向好，是企業家最關切的問題！去年挑戰多、困難大，但宏觀政策總體上應對得當，大規模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境等增強了企業應對困難的能力和信心，我國經濟增速繼續位居主要經濟體之首，就業穩步擴大，這的確來之不易。普遍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提高，大家擔心宏觀調控政策會不會大幅度轉向，希望轉得慢一點。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辦，中國的政策只會在注重穩定的基礎上越變越好。2021年，我們要著力鞏固經濟穩定恢復增長的基礎，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繼續直接面向市場主體發展需求，保持必要合理的財政貨幣政策力度，支援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克服困難、增強發展能力，同時合理完善政策舉措，為應對不確定性留有餘地，穩定市場預期，促進經濟平穩運行和持續健康發展。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把減稅、節支作為關鍵，鞏固和拓展減稅降費成效，政府真正過緊日子，大幅壓縮一般性開支特別是行政開支，確保制度性減稅落到位和保障基本民生。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疏通傳導機制，更有效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實施好就業優先政策，著力拓展就業管道，支持靈活就業，加強重點群體就業服務，做好就業保險保障工作，保持就業大局穩定。大家也特別關心今年的改革有什麼新動作，我們要持續推進改革開放，更大程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目前1億多市場主體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要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保障公平競爭，讓市場主體生存好、發展好，催生更多新市場主體，提升活躍度。充分發揮市場主體對就業的最大支撐作用，改革完善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靈活用工市場，創造更多公平就業機會。創新理念和體制機制，推動科技創新，順應國際產業發展趨勢，運用工業互聯網等新技術推動傳統產業特別是製造業優化升級，提升農業品質效益和競爭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著力在制度型開放上邁出更大步伐。盡可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為企業生產經營、參與公平競爭提供更寬鬆環境，催生更多新企業，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支撐經濟穩定增長。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邁好第一步如何因地制宜做好構建新發展格局這篇大文章，是各級政府官員普遍思考的問題。“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著眼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要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在一些關鍵點上發力見效，起到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要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放寬市場准入，促進公平競爭，保護智慧財產權，建設統一大市場，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要健全金融機構治理，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上市公司品質，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要規範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要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要大力提升國內監管能力和水平，完善安全審查機制，重視運用國際通行規則維護國家安全。2020年“雙十一”期間，廣州舉辦首屆城市購物節，通過線上線下融合，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助力擴大內需市場，推動消費升級。圖為廣州一百貨公司在城市購物節期間推出購物節系列活動（圖：新華社） 重點解決好民生突出問題如何讓生活更美好，是老百姓廣泛談論的話題。我們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制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2021年計劃重點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住房問題關係民生福祉。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並舉，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高度重視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加快完善長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購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務上具有同等權利，規範發展長租房市場。土地供應要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單列租賃住房用地計劃，探索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事業單位自有閒置土地建設租賃住房，國有和民營企業都要發揮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整頓租賃市場秩序，規範市場行為，對租金水平進行合理調控。 擴大內需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會加快釋放，擴大內需大有可為。我們要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不斷釋放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加快推進高品質跨越式發展。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必須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擴大消費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要把擴大消費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結合起來。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要完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實現更加充分更高品質就業。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費，提高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支出效率。要增強投資增長後勁，繼續發揮關鍵作用。要發揮中央預算內投資在外溢性強、社會效益高領域的引導和撬動作用。激發全社會投資活力。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要擴大製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要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進城鎮老舊社區改造，建設現代物流體系。要加強統一規劃和宏觀指導，統籌好產業布局，避免新興產業重複建設。 反壟斷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有益於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有利於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我們要反的市場壟斷包括三種形式：一是經營者達成壟斷協定；二是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三是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2021年我們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內在要求。國家支援平台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支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時要依法規範發展，健全數位規則。要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資料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要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上習近平主席為何反復強調，我們的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手裡，糧食安全的主動權必須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中國14億多張嘴要吃飯，悠悠萬事、吃飯為大。只要糧食不出大問題，中國的事就穩得住。農業穩社會穩。2021年要重點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保障糧食安全，關鍵在於落實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要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加強種子庫建設。要尊重科學、嚴格監管，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立志打一場種業翻身仗。要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規範耕地占補平衡。要建設國家糧食安全產業帶，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實施國家黑土地保護工程。要提高糧食和重要農副產品供給保障能力。要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 對科技創新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創新成為影響和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變數。我國已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積極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和瓶頸制約，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我們一定要結合國際國內新形勢和黨中央的新要求新部署，深刻理解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大意義。中國在眾多領域科技創新取得重大進展。圖為2020年7月23日，中國“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搭乘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升空，開啟中國首次自主火星探測任務（圖：新華社）2021年我們要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堅持戰略性需求導向，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發揮好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作用，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分享。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支持領軍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帶動中小企業創新活動。要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要加快國內人才培養，使更多青年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要完善激勵機制和科技評價機制，落實好攻關任務“揭榜掛帥”等機制。要規範科技倫理，樹立良好學風和作風，引導科研人員專心致志、扎實進取。沒有信心就沒有未來。“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因此，做好今年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至關重要。全國上下更應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腳踏實地，奮發有為，扎實向長遠目標邁進。（作者係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3月號監製：連振海編輯：趙珊校對：哈元源

文｜本刊評論員從政者必須愛國，是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持恒守泰的真理，全球皆然，香港特區也不能例外。今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述職時明確指出，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國策和制度體系從一開始就包含的核心內涵、前提條件和應有之義，也是“一國兩制”政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以貫之的紅線，不是權宜之計，不是應景之舉，始終堅持，從未動搖。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就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遺憾的是，近些年反中亂港勢力頻繁作亂，勾結外部勢力破壞香港，甚至連宣揚“港獨”的人也混入治港者隊伍，給“一國兩制”實踐和香港繁榮穩定帶來嚴重威脅和極大破壞，背離了“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初衷。環顧世界，“愛國”是對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競選公職人士的政治倫理要求和法律要求。對於在香港實行“港人治港”而言，“愛國者治港”已是最低標準。香港的管治權只有掌握在愛祖國、愛香港的中國人手裡，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才能得到體現。作為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於在特區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來說，“愛國者治港”有更高的標準，他們必須能夠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原則、敢於擔當，胸懷“國之大者”，且能做到精誠團結。立規明矩，由亂及治。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說明香港目前有關制度機制尚有漏洞和隱患，“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建設還未健全，香港並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隨著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香港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明確了立法會議員不符合“擁護”和“效忠”言行的法律後果，不僅助推特區立法會掃除亂象，也為今後處理此類問題立規明矩。由此，“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不僅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也已成為一項法律規範。然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任重道遠，通過制度性安排確保“愛國者治港”的呼聲越來越高，需要繼續加強制度建設，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改革，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一是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要在總結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堵塞選舉制度的法律漏洞。使選舉制度既充分尊重公眾的民主權利，又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既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又切實保障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既保證各類選舉的公正、公平、公開，又切實有效地阻止反中亂港分子、國際反華勢力的政治代理人進入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二是必須在中央主導下完善有關選舉制度。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區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選舉制度必須在中央的主導下進行，這是順理成章之事。在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必定會與特區政府深入溝通，充分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三是必須按照香港實際情況改革選舉制度，絕不能簡單照搬或套用外國模式。只要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選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四是必須落實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完善選舉制度要多考慮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不斷提高特區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區治理能力和水平，促進良政善治。五是必須健全制度保障。完善有關制度體系，確保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等，都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同時，還要積極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制度，落實中央對香港特區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免權，推動公務員問責制改革等。春風化雨，凝聚人心。落實“愛國者治港”需要內化於心，外踐於行，必須在香港社會深耕厚植愛國主義，使“愛國”成為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一環，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一是加強公職人員國情教育。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教育培訓，增強其尊重國家憲制秩序的法治意識和大局觀念，確保其堅定自覺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即將成立的香港公務員培訓學院為主要平台和載體，開設國家事務、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專題課程，作為香港公務員教育的必修課，始終把加強公務員隊伍對國家事務和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認識作為公務員培訓的重點。建立政治委任官員及高級公務員任職資格考試制度，將憲法、基本法及國情教育等，作為必考內容，且必須通過考試方具備任職資格。政治委任官員及政府高級官員任職前和任職期間，還須接受國家行政學院國情及管治能力培訓。二是彌補公民教育中愛國教育的缺失。愛國教育是傳統教育和國際慣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直以來，香港的公民教育只是好市民教育，缺少愛國教育的內容，導致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愛國意識淡薄。首先，推動通識教育回歸正軌。改革通識科是香港教育進行系統性撥亂反正的重要一步。不僅需要從課程設計、教材、教學內容等方面把好關，還要在通識科教師資格上把好關，逐步建立健全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培養尊重國家、崇尚法治、懂得包容的現代社會負責任公民。其次，助力愛國主義教育進社區。提高對愛國公益團體的支持度，發揮其在基層的認可度和影響力；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加強國情、國家對港政策的宣傳推廣。“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是一個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愛國”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種情懷和擔當，它應該同樣扎根在同為中國人的700多萬香港同胞的血肉裡，深藏在“守大家安小家”的美好願景裡。香港回歸已經近24年，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迅速正本清源，把“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通過制度安排儘快落到實處，使“愛國”成為香港社會最大共識，“一國兩制”在香港才能行穩致遠，香港才能真正實現長治久安。監製：黎知明、連振海編輯：莫潔瑩校對：邸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