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初選案”已經於月初正式開審，西方國家及關聯媒體一如既往借機“抽水”，先質疑人大常委會早前就香港國安法釋法可能破壞司法獨立，後抹黑香港的人權法治狀況。這些指鹿為馬，企圖誤導市民的言論實屬可笑。就人大常委會釋法而言，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款，人大常委會有“解釋法律”的職權，而香港國安法的第六十五條亦明確指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國安法有著憲制地位，加上國安法相關的案件經常涉及敏感資料，故不能簡單套用一般原則、程序和習慣來約束。因此，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合情、合理、合法，更是釐清問題的唯一途徑。釋法後能有效確保往後案件能依法辦事，是進一步維持香港的法治水平，與西方政客所指的“擴大行政當局權力且缺乏司法機構監察”觀點完全相反。另外，西方政客又經常以偏概全地將香港國安法與海外人士離港拉上關係，甚至不理會實際數字作胡亂猜測。事實上，香港市民和全球資本對香港的信心指數持續回升，2021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駐港公司達9,049家，創歷史新高。過去數天，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代表團訪問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當地官員和機構從未有詢問關於香港國安法的問題，他們反而在會談中清楚表述香港有“一國兩制”的優勢，最終促成簽訂13份合作備忘錄及協議。國際機構及商界的舉動顯示出人們對香港營商環境和法制上的信任，可見香港國安法為香港帶來了正面影響。至於“47人初選案”方面，有媒體指出案中多數被告已“未審先囚”兩年，強調部分人屬溫和反對派，企圖爭取市民同情。但在眾多報導中卻未能提出不公的理據，皆因今次的案件是嚴格按照司法程序進行，體現了香港法治的公平、公義。在聆訊中，控方曾在庭上曾播出初選協調會議片段，顯示戴耀廷表示有意爭取主導立法會，並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的權力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企圖癱瘓特區政府運作，以實現“攬炒十步”。接下來，相信仍會有更多新證據提堂，法院一定會以公平、公正的準則作出審判和考慮，將反中亂港、危害社會的人士繩之於法。從上述各個觀點，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國家對香港國安法的抹黑是完全站不住腳，每每只是希望以歪理煽動人民。日前，有人就以懷疑BB彈射穿西九龍法院玻璃幕牆，這才是對特區政府及香港法治的挑釁，警方必須全力緝兇，以防西方政客又再說三道四，抹黑香港未能依法辦事。（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雲浮市青聯委員，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經過三年的艱難歲月，新冠疫情終於迎來曙光，全球正逐步走上復常之路。不過，疫情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帶來的打擊仍有待振興，核心商業區湧現大量“吉舖”，企業在復甦步伐未明的情況下，在招聘人手和調整薪酬時亦更為審慎。中小企及市民仍然“手緊”，正是需要休養生息之際，兩電卻日前宣布大幅提高電費，影響民生，引起了社會非議。作為一家為超過8成香港人口提供電力的公共事業公司，中電的首要任務是做好為市民發電、輸電、供電的工作。其企業宗旨清楚列明“提供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方案及服務”，並“成為亞太區具領導地位及負責任的能源供應商”。然而，中電不但未有思考如何盡企業責任，盡可能降低電費，與市民同舟共濟，其附屬公司更擬投入大量資源將葵涌青山公路變電站重建為一幢21層高的變電站兼數據中心，上月向城規會申請放寬地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限制。值得深思是，建立數據中心與中電的供電本業有何直接關係？以提供穩定供電來說，重建變電站兼數據中心有何逼切性？為何要改劃這塊用於公用事業的土地？根據資料，重建項目總樓面面積逾48萬呎，相信投資金額不菲，然而未見如何急市民所急，更好幫助市民減少電費開支，或如何提高供電效能，令人懷疑中電只是純粹從商業角度出發，開展收入穩定的業務，好讓增加股東收益。對一般企業而言，為股東賺取最大利益是無可厚非，但中電並非一家普通企業，理應先考慮市民的福祉。自1964年起，政府透過與中電每15年續簽《管制計劃協議》，確保其股東獲得合理回報。或許有人會表示2022年上半年中電出現了48.55億元的虧損，有需要發展新業務扭轉困局。可是，在細閱財報後會發現成因是來自澳洲能源對沖合約的79.57億元的未變現虧損。通過大幅加價“賺盡”協議定出的准許回報，以市民的血汗錢支持中電進行“投資”，這實在是說不通的。就算要開展新業務，中電亦應利用自身長處，向各數據中心營運者提供節能方案，而非冒險自行營運。事實上，中電發展數據中心有不少未明確的地方，例如有關項目的收益會如何處理？是否歸入利潤管制之下？如果是，中電能否承諾有關項目未來能持續帶來盈利，令市民不會因中電的投資失利而需要承受大幅加電費之苦？倘若不是，中電申請改劃用於公用事業的土地為股東以謀取私利，有著公器私用的嫌疑。特區政府作為“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在監管電費的事宜上，有著與兩電進行磋商以穩定電價，保障市民的利益不會被損害的責任。因此，相關政府部門有必要與中電溝通，跟進事件，並釋除公眾疑惑。2022年，元朗中電電纜橋起火令新界西北大停電，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受到影響。中電的調查報告指出這是一宗意外，往後也會作出全面檢查。不過，事件也引起了人們對中電設施的保安感到關注。倘若未來有人刻意襲擊供電設施，便可以輕易癱瘓香港，在停電時隨時會引起市民傷亡。中電在大灑金錢開拓副業前，倒不如先升級保安系統，思考如何減輕市民的電費負擔，優先考慮社會和公眾利益，不忘公共事業公司應有的責任。總的來說，中電發展數據中心的計劃與其身份角色並不配合，也未見對市民帶來好處，應該多作三思。中電應牢記其使命，為市民提供可負擔的穩定供電，而非貿然開展新業務，讓公眾承擔不必要的風險。（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雲浮市青聯委員，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受到社會高度關注，特別是就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來港抗辯一事更引起了爭論。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將就香港國安法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並會就案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筆者對李家超特首的行動表示支持。有社會聲音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到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其中包括“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使香港可以繼續發揮獨特的橋樑作用，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而禁止海外律師來港抗辯，與《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和第九十四條以及《法律執業者條例》有所違背，不利維持香港法治中心的形象，未能跟隨習主席的指示。在普通的案件，上述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黎智英犯下“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案件涉及國家安全、國家機密及外部勢力等相關內容。要是簡單套用一般原則、程序和習慣來約束香港國安法的適用和執行，是未能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更是無視國安法的權威性。而且容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大律師及律師參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案件，將會有實際操作問題。倘若讓有關人士查閱敏感文件，將會造成國家安全漏洞和風險，有違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相反地，要是限制海外大律師及律師閱讀相關文件，將會令審訊不公，甚至使他們無法為被告進行辯護。事實上，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款，人大常委會有“解釋法律”的職權；而香港國安法的第六十五條更明確指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因此今次釋法完全是符合法規，根本不會影響香港的法治水平。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所有人民必須切法維護。李家超特首今次提請釋法是合理，而且是必要的，使香港國安法可以完整準確貫徹實施。中央必定會持續“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以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和保持法治優勢！（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雲浮市青聯委員

近年，香港人才流失情況嚴重，據政府資料，2021年中至2022年中共有11萬多人淨移出。為了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吸引非本地人才來港發展，社會上有聲音表示應撤銷樓市“辣招”，特別是買家印花稅的部分，透過置業增加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要評論這個建議是否上策，筆者會問三個問題。 第一，香港的樓價是否處於合理水平，“減辣”會帶來什麼後果？根據Demographia的年度全球城市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連續12年成為了全球最難負擔的城市，樓價收入比率高達23.2倍，而第二位及第三位分別是15.3倍的澳洲悉尼和13.3倍的加拿大溫哥華。雖然香港近月樓價有所下跌，但價格仍遠超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也提到“當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務實有為、不負人民”。在樓價剛開始調整之際，政府要是“減辣”只會令炒賣活動有機會捲土重來，以“接火棒”形式托起樓價。對大部分市民來說，經濟環境轉差、股匯市場波動會導致他們收入不穩定及資產減少，不讓樓市自行調整，只會令他們失去長遠的置業機會，帶來更大的貧富差距，甚至引發出生率下降的惡果，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 第二，香港需要吸納什麼人才，現行的人才計劃能否達標？對香港而言，吸納人才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善用他們的力量落實“十四五”規劃中香港被賦予的八大中心定位，為經濟帶來新動力。過去日子，金融人才是香港的主要吸納對象，但在新時代中，香港欠缺新興產業人才的問題逐漸突出，科創企業高管、大文化專才等均難以聘請。因此，香港需要吸納更多相關產業的老行尊及高技術人才，彌補現時的缺口。可是，2021年經香港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的人才，只有28%屬於資訊科技及電訊領域，而藝術、文化及體育運動產業的加起來更少於2%，未能完全對標實際需求。而且在財政上的要求只需要證明能獨力負擔其本人及受養人居港期間的生活和住宿，他們到底能帶來多少經濟貢獻是一個疑問。反觀新加坡，近月推出了海外網絡和專業簽證，旨在吸納月薪達到3萬坡元的頂級人才，讓他們在工作限期內支持新加坡經濟發展，目標具體清晰，成效也亦較容易估算，香港應作出參考。 第三，在港置業是否能提高頂級人才的歸屬感？對一般“打工仔”而言，讓他們在一個地方置業，的確會提高他們對該處的歸屬感。但對於上述提到的頂級人才而言，按道理不少已經實現財務自由，亦未必只在一個地方投資物業。倘若“減辣”協助他們在港置業，到底是否單純令他們全球眾多的投資中增添一項，實在值得我們思考。要是這些人才看好香港的前景，居住7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也並非什麼難事。相反地，如果這些人才只是希望透過專才身份來炒賣房子，他們隨時會被其他國家的政策吸引，花大量資源搶奪也沒有意義。 在回答上述三個問題後，我們可以知道現香港階段“減辣”對香港長遠發展是弊多於利的，而此舉也未必能留住頂尖人才，現有的人才政策有優化的必要。與其這樣冒險，政府倒不如參考其他國家，提供住房準貼或人才公寓，對人才來說可能更為實在。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雲浮市青聯委員

旅遊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在疫情前為超過25萬人提供工作機會，也貢獻了約4.5%的國民生產總值，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多年來，香港旅遊都是以購物為賣點，特別是名牌產品，隨著港元升值、海南免稅購物等挑戰，這種旅遊模式逐漸失去優勢。加上香港缺少新旅遊景點，入境檢疫措施亦較鄰近地方嚴格，海外遊客不願將香港列為旅遊首選地。雖然特區政府早前提出了「雙城三圈」的發展理念，建議將北部都會區的東邊發展成生態旅遊景點，但有關模式沒有善用香港自身中西文化融合的優勢，亦難以持續發展，預期效果有限。要令香港再次吸引到全球遊客的焦點，筆者建議善用離島資源，發展文化特色深度遊。 在討論前，必須對“離島文化深度遊”作出定義。顧名思義，有關的旅遊計劃是希望善用離島固有的傳統文化和故事資源，以創新手法進行展示及活化，並創作出更多商標，藉此打造出跳島文化旅遊的國際品牌，最終實現文化輸出的願景。筆者建議發展離島，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它們有著海島的渡假風情，同時傳統文化元素仍然保留，為遊客帶來新鮮的體驗；第二，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的跳島遊模式在日本成功實踐，吸引大量遊客參觀，2019年就有118萬人參觀，帶來180億日元的經濟收益，是值得參考並在離島優化實踐的模式，彌補離島缺少大型盛事的不足；第三，離島是香港十八區面積最大的一區，佔全港面積的16%，具有擴充發展的可行性；第四，離島算是租金最便宜的遊客區，可以為年輕創作者提供創作和銷售產品的機會，讓他們在文創產業中找到自身的職業路向，共同實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 第一，政府應增加離島的公共設施數目，應付未來大幅增加的遊客數目。現時，政府在興建公共設施的標準是參考區內居住的人數，但離島作為遊客區應將遊客人數一併計算，而且是以每個島作單位，並非以整個離島區作考慮，避免大多數設施都落戶到大嶼山，而忽略其他島嶼的需求。 第二，離島旅遊的瓶頸往往來自渡輪班次、住宿、餐飲等旅客接待能力的不足，政府有必要作出加強。回看過去日子，太平清醮時期每天就有數萬人湧入長洲，旅客接待尚算能勉強應付，可是不少島嶼的配套仍未達到長洲的標準，在發展跳島遊時應加以考慮作出支援。要是成本問題無法加開島嶼間的渡輪班次，政府應考慮讓島民申請街渡牌照，並嚴厲打擊無牌船隻，讓島民在安全的情況下提供交通服務，以作輔助。 第三，善用空置場地，供非牟利團體和專業團體租用，為青年藝術家提供創作及產品銷售的空間。正如上述所言，因為政府跟隨人口基數興建設施，因此離島的設施較其他地區少，特別是文化相關的場地。在“離島文化深度遊”起動之初，投入大量金錢興建文化設施亦未必符合成本效益。筆者認為應善用空置校舍，加快對非牟利團體和專業團體的申請審批，特別是與島嶼相關的團體，在促進離島成為國際品牌旅遊景點的同時，讓其變成年輕藝術家的搖籃。 第四，成立離島文化深度遊發展委員會，平衡不同持份者的聲音，確保計劃按時間表推行。“離島文化深度遊”涉及大量的島嶼合作和規例改變，因此有必要像大嶼山般發展專責小組，讓不同島嶼的代表及各個專業的人士擔任委員，讓事情可以有更全面的思考，最終把計劃更好落實。 旅遊和文化是相輔相成的產業，我們必須將文化軟實力融入社區、融入生活，透過旅遊做好文化輸出，善用香港接國際的經驗，並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筆者深信只要做好“離島文化深度遊”，將會為香港帶來數以百億元的經濟得益和實現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定位。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雲浮市青聯委員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大日子，習近平總書記將會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表現出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對未來發展的期盼，同時也是代表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支持。全港上下都對習近平總書記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 過去25年，香港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從1997年金融危機、非典型肺炎、金融海嘯、非法佔中，到2019年的「黑暴」事件及歷時2年多的新冠疫情，每次都是傷及香港元氣的重大難關。今時今日，香港依然可以維持自身的制度優勢，繼續保持著國際城市的地位，市民有高水平的生活質素，全賴中央對香港的關顧，在每次的困境中伸出援手。 中央先後推出港澳個人遊、港股通等措施，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確保市民生活不會受到影響。在「黑暴」事件中，當市民感到惶恐不安和絕望之際，中央及時推動香港國安法立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貫徹、「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協助香港撥亂反正「由亂轉治」。而近月的第五波新冠疫情，確診病例每天多達數萬宗，中央把支援香港抗疫列為頭等大事，督促地方有關部門迅速協調，派出援港醫療隊、興建方艙醫院、開辟水上及鐵路物資運輸線路，再一次帶領香港渡過難關。中央一直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為香港提供全面的支持，絕對值得市民的銘記和感謝！ 現在，國家已經進入了新征程，必須始終把握高品質發展主題；而香港亦邁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新階段，處於「由治及興」的新篇章。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全球都正在面對挑戰，對香港來說也是關鍵時刻。未來，香港在對內對外都要做好定位，不但要繼續做好國家安全教育，確保社會穩定，並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香港和內地城市產生協同效應；同時要善用香港的制度優勢，在深化改革開放中發揮功能，落實好中央在「十四五」規劃中賦予的八個中心定位，支持國家的長期發展。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是舉世公認的事實，相信這個全球獨有的制度能行穩致遠。盼望習近平總書記在慶典上會發表講話，為香港未來發展作出指引，繼續善用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雲浮市青聯委員、新界青年聯會執行委員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各國人口持續增加，一級產業卻逐漸被輕視，令糧食危機蔓延。2021年，全球共有53個國家，約1.93億人經歷了危機或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況，俄烏衝突相信會進一步刷新受影響人數的歷史新高。糧食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一部分，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今年“兩會”中強調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提出了“必須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應對有關問題上當然不可以袖手旁觀。 當細看統計處的數據，會發現香港的農業已經式微，全港只有4.5%土地為農地，務農人口佔總勞動人口的0.1%，而蔬菜供應量只佔香港市場的1.6%。在土地及工資成本高昂的情況下，要增加產量以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可謂天方夜譚。因此，香港要參與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可以落實的工作實在有限，而改變市民浪費食物的思維才是最佳的切入點。 現時，香港市民每日丟棄的垃圾中有超過3成是食物。雖然市面上有不少團體推動“惜食”的概念，推出了包括收集罐頭及可安全食用之剩餘食物的計劃，但對食物的質素要求較高，回收點亦有限，同時市民欠缺參與的誘因，計劃效果成疑。只有從小開始進行教育，讓學生明白種植的辛勞和困難，才可以養成真正“惜食”的思維。 事實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自2001年起舉辦“一人一花”計劃，旨在向全港中學、小學、特殊學校及幼稚園學生推廣綠化意識、培養他們對種植的興趣及對社區的關懷。筆者建議優化有關計劃，由種花改為種植食材。“民以食為天”，在中華文化的眾多範疇中，飲食文化向來都是最能令人民引以為傲。烹調美食的食材，與農業、各種菜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以種植各式各樣的香料、食材為手段，重拾青年對糧食安全作出反思，同時建立“惜食”思維。要是能為他們提供食譜，青年將烹調好的餸菜照片上載到社交平台，將能令大眾認識更多中國菜系和不同省市的知識，更能作為文化輸出，提高青年的文化自信。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年輕一輩難以想像面對糧食短缺的情況。倘若遲遲未有作出教育，將不利於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因此，無論政府和民間都應當積極關注有關議題，避免加重國家壓力。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吳子倫為雲浮市青聯委員、新界青年聯會執行委員作者顏雋為新界青年聯會執行委員

特首候選人李家超先生早前發布了其參選政綱，內容全面，從提高政府施政效率，到社會關注的熱點民生議題都有所涵蓋。李先生的演辭中，多次提到政策研究相關的內容，此舉能讓政府制定政策時有據可依，筆者對此表示極為贊同。不過，香港的政策研究界別發展仍然未完全成熟，例如缺乏人才培養系統及資格認證、就業困難亦缺乏明確晉升階梯、未能為國家帶來直接經濟貢獻等，新一屆特區政府有必要作出優化，訂立出專業化、職業化及產業化的“三化”發展目標。 專業化方面，政府應考慮建構政策研究培訓系統，並對研究員作出官方資格認證。香港的正規教育，特別在中學階段，關於政治的內容甚少，使青年普遍對特區政府架構、施政理念、政策歷史都缺乏認知。事實上，在進行政策研究時，必須清楚現有政策訂立的緣由，才能提出合理的方案。因此，特區政府應考慮在中學課程中大幅增加特區政府及國情的相關內容。此舉不但可以找出具潛質的研究人才，同時可以讓市民從小對政府有更深入和正確的認識。此外，政府更能與不同大學合作，開辦政策研究課程，為有意入行的人士提供進階的技能培訓，並設立官方資格認證考試，確保研究員的質素。 職業化方面，政府應考慮為智庫分級，建立智庫名冊，為合資格的智庫提供研究項目，促進政策研究相關職位的出現。現時，香港不少智庫都是民間成立，大多數研究員都是義務性質。它們不但缺乏營運資金，更遑論有預算作出大型研究項目，因此文章和報告較為參差。要是政府能定期為智庫作出能力評測，審視一籃子與研究能力相關的因素後為它們進行評分，適時向具有一定研究水準的組織提供研究項目邀請，讓它們有足夠資源聘請全職研究員，將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質素。同時，分級的智庫名冊可以讓不同國家及地方的智庫有據可以，較容易促成水平接近的智庫進行交流與合作，最終為政策研究人才提供更多潛在的出路。 產業化方面，建立政策研究產業生態，為智庫提供更多獲利機會。政府的研究項目數會按時變動，倘若長期依靠政府為智庫提供研究項目及各類資助，將不利於智庫的財政，無法維持產業成長。筆者認為依靠市場力量讓智庫成長才是最終目標。因此，政府可以考慮提供諮詢服務，協助具水平的智庫轉型，讓它們有能力為企業提供服務。此外，亦可以考慮每年舉辦香港智庫年會，供各地的智庫和企業進行交流，找尋合作的空間。最終，讓政策研究成果為為社會、為企業帶來正面的改變，讓更多企業願意使用智庫的服務。 總的來說，要優化香港政策研究界別的發展是一個大工程，不但要制定目標和藍圖，同時政府亦要投入資金和提供各方面的配套。盼望新一屆政府會考慮“三化”發展目標，讓政策研究界別為社會發展出力。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雲浮市青聯委員

全國「兩會」已經在3月11日圓滿落幕，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出中央一直堅持人民至上，各項工作都是以提高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為目標。對香港市民而言，最關注的當然港澳部分。當中提及落實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引起了部分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未來走向產生了疑慮。 事實上，「全面管治權」是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憲制權力，以往也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中央落實絕無不妥。「兩會」中曾多次明確表達出中央會繼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加上中央近日在支援香港第五波抗疫工作上，讓特區政府肩負起主體責任，也體現了「一國兩制」的精神。 50年後「一國兩制」是否會繼續維持？這是香港市民的另一個大疑問。夏寶龍主任在會見全國政協港區委員時，引述了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見解，解答了市民的問題。鄧小平在1984年曾指出「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因此，「一國兩制」能維持多久，在於方向是否正確。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要了解「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和預測其未來走向，必須回顧其歷史及初心。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國兩制」的創造者，措施的出發點是以人民為本，不但為了保持香港市民原有的生活不變，讓香港繼續繁榮穩定；同時也是為了國家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中善用香港引入外資，為全國人民帶來好處。因此，筆者認為正確的方向可以理解為符合國家發展大方向。 今年的工作報告中，提及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在國際局勢混亂的局面中，香港奉行「一國兩制」是有戰略價值的。雖然國家正在不停完善法規，但依然是採用大陸法系，香港的普通法系和低稅率仍是吸引外資的好方式。而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央賦予香港八個中心的定位，香港依然需要「兩制」優勢才能有效實踐。由此可見，「一國兩制」是配合國家的發展大方向，實在沒有任何改變的必要。 香港回歸接近25年，期間經歷了不少風浪，但至今依然是全球最優越的城市之一，可看出「一國兩制」是正確的道路。不過，市民要謹記「一國」是本源，沒有「一國」就不可能有「兩制」。只要香港能繼續貫徹「愛國者治港」，促進香港良政善治，並跟隨中央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讓香港不會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相信中央也能讓香港市民繼續保持現有生活。 環球局勢持續緊張，香港更受到第五波疫情打擊，往後需要香港市民團結一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善用兩制的優勢，才能使香港再次起飛！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雲浮市青聯委員、華文國際傳播協會主席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越趨嚴重，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下令全力支援香港抗疫，並要求特區政府做到三個「一切」兩個「確保」，中央時刻關顧香港的心清晰可見。一直以來，特區政府採取「動態清零」的抗疫方式，主要是因為關顧人民的生命，以他們的幸福為首要任務。倘若香港跟隨西方國家「躺平」的處理手法，最終只會落得60歲以上的市民大批感染而大量死亡的下場，所以有關的抗疫原則絕不能放棄。在中央的支持下，特區政府已經逐步落實措施，相信可以快速控制疫情，為此筆者對特區政府在落實工作上有三點建議： 第一，提供心理諮詢熱線，關顧市民心理健康。現時，特區政府的檢測能力仍未有效增加，檢測報告濟後3至7天不等，而且醫院及隔離設施亦未能滿足需求，讓不少快速檢測陽性或出現新冠病徵的人士感到徬徨，甚至有懷疑染疫的人因為誤會政府不作為而既不上報，亦不自我隔離，對抗疫工作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倘若社工及社會人士能組織義工隊作心理諮詢熱線，將可以紓解市民的不安，增強他們對政府的信心，讓更多人積極配合防疫工作。 第二，推行全民禁足檢測，切斷所有潛在傳播鏈。在確診數字嚴重滯後的情況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教授按外國情況推算，香港每天確診數字或許高達1至2萬，社區的實際確診人數隨時超過10萬。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應該「長痛不如短痛」，推行全民禁足檢測，務求切斷所有隱形傳播鏈。在全民禁足前，政府應做足準備，在餐飲業界組織義工隊負責安排膳食，同時讓地區人士協調義工負責送餐及派日用品的工作，並設立緊急熱線供市民求助或索取藥物，令所有市民都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顧。 第三，做好物資及義工安排，避免疫情進一步蔓延。自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工作指示後，不少愛國愛港的人士都積極動員身邊的一切資源，包括到社區協助防疫抗疫工作、捐贈各類物資到醫院，可是在沒有統籌的情況下只會大幅增加政府或受惠機構的行政成本。因此，有必要做好中央統籌，在綜合網站提供急需物資清單及質量要求讓熱心人士認購，同時也要做好前往社區工作的義工個人資料登記，並提供足夠快速檢測套裝及保護裝備予有關人士，避免義工在不幸感染後於社區進一步散播病毒。 要有效抗擊疫情，並非單靠政府去做便能成事，而是必須全民齊心配合。不過，在第五波疫情被壓制後，特區政府應檢討以往的入境機制，防範第六波的疫情的發生。過去數月，香港其實並沒有任何本地感染個案，所有染疫者均是來自境外，這一波疫情的源頭亦是來自機組人員。特區政府必要嚴格執行及監管入境人士和機組人員的隔離規定，並把航班熔斷機制常態化，避免防線再次失守而影響香港的長遠發展。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吳子倫為雲浮市青聯委員、華文國際傳播協會主席顏雋為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華文國際傳播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