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中聯辦駱惠寧主任的新春致辭，用3個字概括了香港回歸後的歷史發展：亂---治---興。簡明，扼要，鏗鏘有力，振奮人心。 說到“亂”，致辭中指出回歸的二十三年，想盡辦法要破壞“一國兩制”的外國勢力結合了本土不法分子，先是發動不法行為阻止《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接著再發動「占中」破壞《基本法》第45條的特首直選立法。有了兩次成功破壞的行動，不法分子儼然以為特區政府已不堪一擊。竟想在2019年發動全面破壞行動。重大的公共設施遭受到破壞而告癱瘓，大學校園被佔據來製造武器襲擊警察與公眾，“黑暴騷亂”一面展開恐怖暴力，一面祭出“港獨”。長達一年的動亂，讓中央政府看到要迅速恢復管治秩序，要制止外國干預，要拔除不法分子，有必要制定“國安法”與改革選舉制度。中央此舉說明不但看到問題所在，也看到精凖的改革辦法。駱主任在其致辭中，不但指出“亂”源，也道出了“一國兩制”在中央全力支持下，迅速平亂的原因。 說到“治”，駱主任也在致辭中指出：實施“國安法”以及“選舉制度改革”，先是讓人看到外國干預與不法分子破壞已被挫敗，香港特區已全面恢復政治與社會秩序，更令人恢復信心的是經過改革的立法會選舉，展現了多個光譜的民主選舉。直選議席選舉，照常活躍，而且秩序井然。功能議席選舉，公平與和平競選也體現了十足的民主精神。更值得關注的“選委會選舉”也展現了全港最具代表性的三百多個團體，也充分發揮了其發動團體積極與熱忱的民主選舉。由此可見民主的選舉，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民主的表達更可以多元化，民主的光譜可以更燦爛，駱主任在此改革初見成效之際，及時表達了國家主席習近平果決捍衛“一國兩制”的決心，也說明港人的民主訴求已充分得到中央的祝福。有了中央的支持，實現了“治”的格局，今後香港的管治已可預見到前途一片光明。 說到“興”，駱主任也在其致辭中作出精警的提示，他指出要興盛要繁榮，不是一步到位，更不是靠賜予，而是“一個過程”，在今後的“過程”中，香港充滿機遇，但必須懂得配合國家大發展的機遇，必須懂得善用香港自己的“優勢”，贏取國家的重視，而不是坐等國家的“賜予”。因為興盛的發展是一個“過程”，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會出現無數機遇。抓住每個機遇，便能抓住整個“過程”中的機遇。駱主任這個寶貴的“提示”非常有建設性，也令人鼓舞。 香港的地理位置與廣東省近在咫尺，也是珠江三角洲的近鄰，自1979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過去40年來的GDP，廣東年年取得全國的第一位，據報道2021年取得的GDP已接近兩萬億美元，超過了南韓的GDP。若以國單位計，已取得世界頭十名的地位。近水樓臺先得月，國家發展大計中，也特別把香港與澳門納入“9+2”的大灣區發展計劃，即將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中山市等劃入“大灣區”發展藍圖。與廣東將近兩萬億的GDP相比，香港的GDP只有廣東的1/5。駱主任提醒香港要向內地尋找機遇，首先是要香港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將自己的優勢融入大灣區。與此同時，也要積極向國際市場發展，有了大灣區的支持，香港也將擁有更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 總之，駱主任的新春致辭不但給今年帶來好消息，同時也給今後帶來興盛的訊息，如果香港能好好把握的話。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為著名政論員、香港中文大學原政治學系主任

《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鄭赤琰 I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前系主任、馬來西亞大馬新聞資訊學院院長2021年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特區立法會議席由原來的70席增加到90席，其中特區選舉委員會選出的席位佔40席。新選舉制度規定特區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對選舉委員會候選人、特區立法會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可以預見在新選舉制度下，香港立法會將出現良好轉變，本文通過對比過去立法會表現，分析新立法會出現的良好變化趨向。反對派曾令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後所推行的立法會選舉制度建基於「政黨競選」，港英統治香港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並不容政黨參政，立法機構的組成由委任議員（非官守）與官僚（官守）擔任，立法局主席由港督親自擔任，因此立法機構議席不公開競爭，所有議案由港督決定，沒有爭持不下的現象。可是回歸前的1984年，港英政府提出了立法局政改「綠皮書」與「白皮書」，建議開放部分議席選舉，即把議席開放給政黨競爭。中方基於政治平穩過渡的原則，表示不希望香港在過渡時期內出現急劇的變化，過渡時期的政制改革應考慮同基本法銜接。但港英政府在彭定康出任港督後，提出「三違反」的政制改革方案，將立法局政黨選舉議席大量增加，作勢要將選舉議席變成多數，甚至連功能組別議席也主張擴大為變相的「民主直選」，破壞了「直通車」協議。中方幾經交涉無效，最終只好提出，回歸前產生的立法局無法通過「直通車」過渡為特區立法會，回歸後將建立新的立法會。香港基本法規定，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在回歸後第一屆和第二屆的功能組別議席超過直選議席，理論上減少了政黨利用他們的直選議席去衝擊立法會的可能性。香港基本法第68條寫明最終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隨後的幾屆立法會，直選議席逐漸增多，達到總議席一半。回歸後的頭十年左右，基本上立法會還能正常運作，即重大立法多能通過。可是代表反對派的「泛民」政黨卻有他們的打算，他們要的不是立法會議席的多數（Majority），而是奪取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因為即使他們取得立法會議席多數也沒管治權，只能在立法會當特區政府的反對派，而且還要由行政主導立法，對於這樣的憲制安排，他們接受不了，最終採取了「癱瘓」立法會的行動，不但想到「拉布」，還想到在立法會吵鬧打架，不法舉動無日無之，最後還發動「群眾運動」採取暴力破壞立法會。2019年的「黑暴動亂」，基本上已令到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甚至可說是「停止」運作。 新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改變 2021年4月12日，於香港銅鑼灣富明街和邊寧頓街電車站的完善選舉制度廣告面對反對派走到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地步，中央出手制訂香港國安法，藉以平定亂局，隨後也進行了包括立法會選舉在內的選舉制度改革，以進一步落實「愛國者治港」，立法會正常運作也指日可待。對比新舊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主要有兩大區別：第一，過去選舉以直選略佔多數，即地區直選議席佔35席，功能議席佔35席，其中5席為相當於直選的超級區議員。新制度下立法會議席增加至90位，由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生，其中選舉委員會選出的議席共有40席，在整個立法會總議席90名中佔多數，選舉委員會還負責所有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提名。第二，新選舉制度下原有功能組別選出30席，另20席則由分區直選產生，照樣可由政黨提名，為了確保直選可繼續運作，也可由政黨參與。反對派政黨若能積極參與選舉，以其過去取得的選民基礎，最起碼也可爭取到20席的10席左右。若然，他們在立法會的民意表達依然可照常發揮。第三，新舊制度還有一個重大不同，過去沒有區別議員是否「愛國者」，新制度則嚴格規定議員必須是「愛國者」，特區政府成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選舉委員會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審查，確保候選人資格符合憲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凡有「港獨」行為記錄者便無法過關。未來香港立法會的變化 在新選舉制度下，可以預見到新立法會的運作，起碼會出現以下良好變化。第一，恢復立法會的正常運作。過去反對派議員不正常的行為表現在「反制度」，導致其不依照宣誓就職的憲制要求，如出現在立法會倒插國旗，對政府提出的議案作出種種破壞或限制（Restrictive）等「反中亂港」的行為，以令立法會癱瘓。作為議員，批評政府提案，甚至要求修改，都應屬於正常行為，正不正常的分別在於有「建設性」與否。但反對派在立法會累計下來的表現，正是十足的「破壞性」表現。新制度的改革目的是要立法會議員回歸到正常的行為，由新增40名選委議席的安排，相應地將直選議席減少到20席，再加上有穩定訴求的功能議席佔30席。直選的20個議席，其中建制派政黨當選的機會最少也約五成。如此大比數的穩定力量，也就不愁新立法會被少數騎劫，何況反對派已不存在「港獨」議員，不再有「破壞性」行為。新立法會朝向正常運作也就可預期了。第二，新立法會可確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新立法會其中一個重大的改革是參選議員必須是「愛國者」，並由資格審查委員會作出最嚴格審查，這還只是第一步，當選後在立法會的行為也會有議員行為準則與議事規範約束，一旦發現有不愛國的言行，也會被DQ（取消議員資格），如果違反相關法律法規也會被起訴。一旦排除了不愛國人士，立法會便會遵循國家的主權原則去運作。基本法明確規定，特區對涉及國家行為的事務是沒有管轄權的，除非中央政府作出特定的授權。什麼是國家行為的事務？基本法第十九條提到「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雖然第十九條沒詳列國防與外交之外還有什麼事務，但一切涉及國家主權的事，都屬國家行為的事務。例如基本法第23條所列出的事項，都與國家主權有關，國家通過基本法授權特區政府就該條作出立法。但2003年的立法會有議員提出的辯論竟全盤否定這條立法，他們直指有了第23條的立法，香港便沒人權可言。如此是將人權與主權對立起來，並用人權去否定主權，這種言行除非想借人權去爭取「港獨」，否則人權不可能對抗主權，這是國際公認的法則。就以基本法來說，已有條文指明國際性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會繼續有效。這一條文已顯然認定兩者有共存的空間。但2003年的立法會卻認定兩者沒有共存的空間。這種言論有違國家主權原則。類似的案例，也發生在反對國民教育的政治事件中。國民愛國是國民對國家無可推托的責任，推行國民教育是國家行為的事務，但亂港組織「教協」卻串聯一個反國民教育的平台，配合立法會醜化國民教育為「洗腦」，還發動群眾包圍政府總部，迫使特區政府擱置這項教育課程。類似這些涉及國家主權的事務，可以非常廣泛，但經國家通過「一國兩制」的安排，已授權特區政府代行，例如土地、金融、移民、新聞（如泄露國家機密）等等，所有這些涉及國家行為的事務，都應立法加以管制，但在過去立法會裡卻動輒得咎。在新的立法會裡，有需要時應立法完善維護國家主權。只有如此才確保國家主權不受損害，也因此才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第三，由過去的泛政治化轉向穩定。過去立法會的最大問題是代表「泛民」政黨的議員根本不認同體制，因此用政治化的手段搞亂立法會，其中肆意「拉布」便是一個非常惡劣的政治手段，即使在他們的心目中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議員的發言受到種種議事規則限制，例如要發言須先向議會登記，否則不得發言，發言的時間也只有短短的幾分鐘，而且要針對議題發言。可是香港立法會的「拉布」卻可以任由議員輪流發言，而且可以長篇大論。如果一天不夠，可無限期持續「拉布」，目的正是要把提案拖垮。在這惡劣政治化的「拉布」下，連涉及民生福利的提案也可被拖垮，再加上其他政治化手段，令立法會運作艱難，連內務委員會的主席推選，也用「分庭抗禮」的手段，把選舉一分為二，鬧出一個主席兩場選舉的「雙包案」，而且是鬧足半年，所有須經內務會議決定的提案程序都被擱置。在新的立法會選舉制度裡，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40名議員，是立法會三個組別議席最多。選委會議席由工商界金融界、專業界、基層勞工、宗教、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等界別的選委會委員選出，他們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他們在立法會須向他們的業界問責，在討論提案或重大政府政策時也就非遵守他們的專業守則不可，不會走到過去「泛民」百般政治化的地步，這是可預期的。第四，新立法會菁英主導取代舊政客橫行。新選舉制度下，功能組別的議員也有30名之多，經過了過去立法會的慘痛經驗，功能組別也在舊的功能團體的基礎下，有所調整，被政治化了的團體已被排除出局。新的功能團體能入局也以其「專業化」為選擇的標準，這樣一來，新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員，不但是他們業界的「菁英」，也會是他們團體的專業人士。對比下，直選議席在建制派競爭下，即使再有善於操弄政治議題的反對派議員循直選而上，也不可能左右由「菁英」主導的新立法會。第五，反對派杯葛選舉無礙新立法會發展。在「港獨」一派挾持下，反對派的「泛民」各政黨團體表明會杯葛新立法會的選舉，若當真如此，整個「泛民」將從此無法翻身。證諸各地的經驗，凡杯葛議會不參選的政黨，最後都落得在政壇消失的命運，比如新加坡的社陣，馬來西亞的勞工黨，都因為杯葛議會選舉，黨員無所事事，很快便作鳥獸散，最後整個黨也告解散。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泛民」一些政團便出現要員逃亡潮，有的甚至在法庭保釋聽候審判期間，棄逃到外國尋求政治庇護，像許智峯便已逃亡澳洲，不逃亡的也因觸犯香港國安法而被扣押審查，即使有個別議員沒響應杯葛而照常出席立法會，但孤掌難鳴，沒法作亂。如此看來，今後的「泛民」在香港國安法與新的選舉制度下，再也沒法發動過去反中亂港的群眾運動，唯一的出路也只有加入愛國行列，設法適應即將形成的新的立法會生態，共建安定繁榮的香港。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1年9-10月號第2-5頁

《蘋果日報》不是香港特區政府採用新聞法將它關閉的，而是該報自行關閉的。該報5名高層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被警方扣留調查，同時3間相關公司也有1800萬港元被依法凍結。這一來該報立即失去最高管理人員，沒有社長，沒有總編，也沒有運作經費，刹那間整個報館員工人心惶惶，擔心報館末日已到，也預見到拿不到薪水，開始有人主動辭職走人。處此困境下，該報董事無能為力，決定將報館關門，6月24日印發了最後一天的報紙，從此絕跡於香港，同時《壹週刊》也宣告停刊。 可以預料到的是，對該報的倒閉會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以美國政府為首的西方國家，將會一口咬定《蘋果》的倒閉是“打壓新聞自由”所造成。該報創辦人黎智英與該報同人也會有同樣的看法，平日愛看該報的讀者，有人基於支持該報的“反中亂港”立場，也會趁機指摘這是打壓新聞自由，政府無法容納《蘋果日報》云云。 沒有危害國安的自由 作為廣大的報紙讀者來說，《蘋果日報》也只是香港十多份報紙之一，充其量其所占的全港讀者比例也不過五分之一。大家關心這則新聞，也是平常心所使然。至於對這則新聞認識有多透徹，恐怕有必要在這裡加以分說，以加強公眾對特區新聞環境的認識，是有必要的。 第一、《蘋果》要員被特區政府以國安法加以扣留調查待審，與危害國家安全有關，與新聞自由無關。 本文作者在幾年前出版一本有關新聞自由的論著，在研究此專題的過程中，曾審閱了英美等西方新聞自由的法則，發現他們的法律所賦予採訪、撰寫與出版的權利，有很明確的界定，也有很明確的法律禁區，最常見到的禁區是製造假新聞、破壞個人名譽、侵犯個人隱私權等等，但最嚴重的禁例是絕對不許危害國家安全。 在不同的國家，甚至隨時有新的立法約束涉及國家安全的新聞。例如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立刻通過《愛國法》（其實就是反恐怖主義的國安法），全面禁止有害國家安全的新聞報道。在發動伊拉克戰爭時，美國國防部還約束記者只許跟著軍隊身邊採訪新聞，不許自行在戰區自由採訪。由此可見，新聞採訪在國家安全方面有嚴格的禁區。 香港自發生2019年“黑衣暴亂”公然要“港獨”，而且對公共秩序與公共設施造成嚴重破壞，這顯然已出現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中央因此制訂香港國安法，列入特區基本法附件三在港付諸實行。依據國安法第29條，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有關行為的，均屬犯罪。黎智英之所以被扣查待審，正是因為他毫不諱言要求美國制裁國家制裁香港，至於他辦的《壹週刊》與《蘋果日報》更是高調以言論支持“港獨”與“黑衣暴亂”，故受到警方扣查，其罪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一點也不含糊。因此與新聞自由沾不上邊，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蘋果》倒閉既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所遭受到的後果，這也就說明了第二個要點：媒體人員必須熟悉香港國安法，尤其是其上層的社長、總編輯，都得熟讀香港國安法。最好還要常備這方面的律師，隨時作出提點，以免觸犯法律。這是對一般的報紙而言。至於有些媒體，在《蘋果》發生沒頂遭遇前，也有人以為炒作“反中亂港”的新聞很吃香，可以把銷路推高，這是“飲鴆止渴”，效法不得。也有報館愛打“擦邊球”，採用突擊的辦法偶爾刊發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可是犯法的事，只問有無觸犯，那怕是只此一次，也都難逃法網，這一點某些報館經常犯上。 “專欄作者”無違法特權 第三、除了報館外，也有專欄作者被某些報館抬舉，愛在他們的評論上突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這樣的作者為數不少，這類情況在美國早已立例管制。政府有權監管任何人在美國撰寫的評論或著作，一旦被認為會危害國安或涉及間諜行為，便會驅逐出境，或扣捕起訴。類似的法例也在新加坡出現，2017年8月，有一對美國籍夫婦被列為不受歡迎的移民，禁止入境，罪名就是其為外國政府作代理人對新加坡施加影響。由此說來，要終止類似情況，香港有必要制訂類似條例管制有政治目的之專欄作者。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華人學術網絡成員來源：大公報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授權下，於3月30日通過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前者列明有關特首的選舉改革決定，後者列明立法會選舉改革決定，依據程序，特區政府制定《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5月27日在特區立法會三讀通過。接着政府便需依期完成三場選舉，開啟特區選舉的新時代。 立會將具有更大代表性 這次的改革具有以下三個重大意義： 第一，改革「放任的選舉」，改行「均衡的選舉」。 眾所周知，自九七主權回歸以來，香港立法會議席分為兩組，即功能組別議席與地區直選議席，但由於選舉放任給政黨參與，結果出現反對派各個政黨用盡各種極端的辦法去拉攏選民，尤其是通過社運，為反對派成員營造民意聲勢，爭取有組織的選票，而不是正常選民自發的選票。為了爭奪議席，有人嘩眾取寵，不惜擔着反中亂港大旗參與選舉，最後也就出現了「港獨」，「黑衣暴亂」企圖由極端勢力壟斷選舉，像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便被激進勢力一派「通吃」，連民主黨與公民黨也被邊緣化。這種趨勢下的立法會也跟着無法正常運作，而是變成癱瘓行政的角力場，反對派議員為了爭出位，也在立法會「拉布」、打架，一句話：全面作亂。 眼見局勢如此發展下去，特區的安定繁榮很快會被斷送掉，中央果斷作出決定，決議全面改革立法會的結構與其選舉制度，於是才有5月27日通過的條例草案。用「均衡的選舉」去取代「放任的選舉」，詳細的選舉辦法，這裏不贅，讀者可參考立法會通過的新辦法，但這裏要強調的是在新的議會分配中，由選舉委員會推選出來的四十個議席，是由全港最大民意的五大界別自行推選其應有的議席。另外功能組別30個議席也都不再放任各功能組別自由參選，而是設提名門檻，由來自選舉委員會／競逐的界別／地區的提名人數達10至20人，其次還要選委會5個界別的每個界別有2至4人提名，這樣的安排考慮正是建基在「均衡選舉」的原則，因為提名的重心放在選舉委員會是出於其廣泛的民意基礎。目的是藉此消除「放任的選舉」。 第二，選舉改革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在2019年出現的黑暴已公然要求「港獨」，如果他們的要求得逞，「一國兩制」也就會受到威脅。這次的改革之所以聚焦在立法會選舉改革，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管治，正是因為中央對特區的制度仍有信心，問題既出在立法會某些議員的不軌行為，對症下藥，只要針對立法會選舉改革，排除「港獨」作亂，讓愛國者進入議會，問題便會應聲而止。行政權在立法會的阻力也會排除，只要維持行政主導，特區的原有制度便可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因為中央的改革只聚焦在立法會選舉改革，其他的原有憲制安排絲毫沒改變，「一國兩制」也就能完整不損地照行，一點也沒倒退，反而是加強完善改革特區這一邊的制度，令其不羸弱，便是強化「一國兩制」的應有措施！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第三，此次改革體現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 在今次的中央「決定」中，很強調改革的目的是要「愛國者治港」，不容挑戰國家主權者有容身之地。這樣做是在及時作出必要的改革。 香港早在港英時代已是一個多元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九七主權回歸後，中國採取包容的政策，繼續讓香港人口多元化。根據《基本法》第24條的規定，只要在港工作與居住滿7年的外國人便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如中國公民一樣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進入立法會，還可出任公職，這是全世界主權國都絕少見的事。但中央政府卻以十分開放的政策維持特區的多元人口結構，也正是因為如此，二十四年得到的教訓是「港人治港」已出現「反華者治港」，為了不想改變多元人口結構，只求「愛國者治港」，中央對原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與待遇保留不變，真可說是要求一點也不過分，能夠維持香港開放的人口政策不變，真可說是靈活處理主權的舉世楷模，意義重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有了完善的選舉制度，對於能否確保行政主導，還是沒有十足保證的。沒有立法會的阻攔，不一定就會有更好的行政領導，主要還是要靠行政機關做好其分內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馬來西亞大馬新聞信息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兼任教授來源：大公報

政治學有句名言：權力不是給來的，而是爭取來的。這話反映的政治現實，指明一個政府能不能有效做到其應做的工作，全靠當權者有無辦法落實其手上的權力。否則其阻力便會從四面八方湧出來，最顯著的阻力首先來自立法機關的阻力，一旦克服不了立法的阻力，司法機關也會攙上一腳，趁機坐大司法權。無法克服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挑戰，其後果是後患無窮。因為決策與立法出現諸多阻難，連公務員也會出現信心危機，令到政府工作效率中落，加深行政的弱勢，更根本的困難接着便會發生，選民對行政的支持率急速下降，到了這一地步，行政便會面對四面楚歌的境況。　香港特區政府過去24年所面對的難題，正是行政權力無法落實到立法、司法、公務員機構，也得不到選民的多數支持。最後一旦面對立法會被頻頻癱瘓，司法機關也各行其是，遊行示威不斷惡化，最後爆發了「黑衣暴亂」，公共秩序全面破壞，面對失控的形勢，而且還威脅到國家安全，中央不得不制定國安法以及設立國安機構，同時也全面改革立法會與選舉制度，有關國安的案例也開始由國安機構指定法官審訊，顯然已在為行政清除障礙，但是行政能否因此而實現有效管治香港，還是要靠自己。　本文試從如何確保行政主導的角度，提出政府如何落實其執政的權力，不能以為立法會這一系列的改革已經大量排斥原有「泛民」的阻力，便可高枕無憂，也不能以為有大比數的「選委會議席」，立法工作便再沒有阻力；公務員之中存在着的問題，如何改革也是一大麻煩；司法機關如何適應國安的司法工作，也會考驗行政權；行政長官要展現其領導能力。　政府應落實執政權力　首先，說到如何主導立法會的問題，哪怕是原先的反對派已回天乏術，哪怕是立法工作已清除阻難，但是立法與決策能否體現政府的主導能力，靠的是能否做到最佳的立法與決策，要做到這點，有立法會監督固然很好，否則便要靠政府認真完善其立法與決策，過去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乏善可陳，就以鬧了多年的房屋問題、教育失控問題為例，與其說是問題的癥結難解，不如說是政府失職。要糾正政府的弊病，主要是靠行政長官做事要拿出魄力來，要敢擔當，要能用才，要敢面對選民，要有深入民意的立法與決策！　其次，說到行政主導立法的問題，即使是三權分立的政制，也沒有一個國家是會任由司法工作與行政工作對着幹的，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言：行政權淩駕司法權連英美也不例外。其論據是委任法官的大權在行政首長手中，同時還有律政機構從中協調行政與立法，以確保司法工作與行政工作不脫軌，正如反恐的行政工作，美國法官何曾不配合行政？由此說來，過去本港常見到的「政府抓人，法官放人」的現象，大可不存在，如果行政能有效領導司法的話。今後既然已有國安法與國安機構落實治理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例，同時還可指定法官負責特定的案子，如果政府能善用這辦法，從中當可有助行政主導司法的權力。　最後，說到行政主導公務員的問題，從2019年黑暴最猖狂期間，據政府發現竟有5萬左右的公務員參與「黃絲」的政治運動，可見行政失控掌握公務員的程度，即使是想出要公務員宣誓效忠、培訓公務員、與內地展開公務員交流的辦法，或許可以緩和公務員離心的現象。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加強公務員內部的監管機制，新加坡想到的辦法是建立「公務員委員會」並賦予調查與開除公務員的權力，這個機關對公務員做出規範聞風色變，這辦法可考慮在港實行！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馬來西亞大馬新聞信息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兼任教授來源：香港商報

張崑陽在Facebook撰文，題為「回應港大清算學生會，停止打壓學生否則面對制裁惡果」。拜讀張文會發覺他之所以有這麽強烈與極端的感受，源自他對此事件抱有三大謬誤： 第一，他在文中，指特區政府「靠攏政權」，向「政權屈膝」，「政權的爪牙」，還指出港大「參與大灣區，一帶一路等中共國家戰略項目，令人質疑其中立性和維持學術自由的決心。」 所有這些指控已充分說明他對國家主權毫無歸屬感，否則香港屬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法第43條也表明特區政府代表中央負責管治香港，如此表明中央與特區的從屬關系，特區政府被授權管治香港，向中央負責，是對國家效忠，怎麽可說向中央「靠攏」，是國家的「爪牙」？持這見解的人，不是無知至極，便是徹底否定國家的主權，是大逆不道。作為港大的前學生會成員，可見港大學生會有人一再唱「港獨」一點也不奇怪，也可見港大學生會被大學與其劃清政治責任，收回會址，終止代收會費與財政管理，一點也不奇怪！ 第二，在張文中，他列舉過去百年港大學生會曾不斷為港問題發聲，被列舉的事例中包括「金禧事件」，「雙普選問題」，「警員貪腐問題」，「中文合法運動」等等。但所有這些被列舉出來的事件，只屬社會一般的問題，不涉及「香港主權」問題。無論是九七前或後，只要是不涉及主權的「港獨」問題，對政府來說沒危害到其治權，不會加以打壓，是常態。一旦涉及分裂主權，港英的打壓程度是早已舉世矚目。作者早年在馬來西亞見證到的歷史事實，遠為張所能想像。在從1948年開始的「反殖民地政治，要求獨立建國」的政治運動。英倫殖民地政府所展開的打壓行動，包括：學生坐牢後，拿不到「適合讀書的證書」而終身停學；工會人員被抓，工會被封禁；武力抗爭的被格殺後，還陳屍街頭示眾；為了方便執行戒嚴令，所有華裔村鎮被迫遷入「戰略村」，被鐵刺網最少一層，可多達三層團團圍住，從下午三點便開始戒嚴，未及三點回村的便被格殺。筆者在這樣的「戰略村」住了整個童年，恐怖的生活至今難忘！由此可見英殖英帝對殖民地人民的打壓，慘烈的有印第安人與澳洲土人被滅族，非洲販賣黑奴，佔有香港殖民地後，在此販賣中國「豬仔」勞工到北美與澳紐等地。單是香港歷史紀錄已說明，所謂自由從何說起？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後，包容香港的程度無微不至，單是供水供糧已是香港生存不可少的物資，九七主權恢復後實行「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讓港人享有立法會選舉權已是港英所無。至於2021年實行立法會政改，仍然是更完整更全面的選舉代議制。說到「國安法」針對危害國家安全之說，全世界皆然，對守法者來說，根本談不上「打壓」，對犯法者來說，罪有應得，何來打壓？ 第三，張文最後結尾時，竟然膽大妄為到對特區政府與大學高層做出威脅說：他會親自遊說外國政府制裁以及「打壓」學生的港大高層，甚至會遊說外國停止與港大學術交流。他這一番話是公然挑戰「國安法」，因為「國安法」條文中的其中一個重點，正是制止港人勾結外國勢力幹預中國內政，他在Facebook如此囂張宣示，可見他心目中早已失去國家的自尊心，否則怎麼會說出這樣沒有自尊心的話？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時事評論員來源：橙新聞

香港大學見證到該校學生會「長期公然宣揚『港獨』，一再無視校方勸諭」，因此發出聲明指將不再代學生會收取會費，不再為學生會提供財務管理服務，收回學生會會址及其他設施的管理權，並會因應情況在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措施。　大學此舉，主要是與學生會劃清法律責任，不想給目無法紀的學生會拖累陷大學於不法的境地，此做法是合情合理也是合法的，因為既然學生會已註冊為校外的社團組織，便應受社團法律管制，依據社團法，所有合法註冊的社團都應有自己的會址、財務管理，每年向政府提交財務收支報告（並由合格會計師審核）。因此學生會所做作為都應刑責自負，與大學無關；而且，學生會既然是由社團註冊，大學本就不該替學生會代收會費、代理財務、給予會址及其他設施。由此可見，大學的管理大有商榷的餘地。大學除大學學生會外，還有不同學院、不同學系的各種學生組織，平時太平盛世，讓這麼多學生組織享有設施與服務，問題不大，一旦有事時，像出現2019年校園暴力活動的惡劣情況，這與平日讓學生利用大學設備與服務太氾濫不無關係，因為各類學生組織一旦在校園反客為主，最後自把自恃，誰還能管他們？由此可見，除非大學學生會及其他院系學生會能歸大學全權管理，否則根本就不該讓他們在校園內放任。　全方位考慮學生會出亂子原因　雖然中大與港大都先後採取類似行動，但這樣的做法只做到大學求自保，對學生接受專業教育不受政治干擾、自由討論的學術空間等，還談不上有所保障。顯然與學生會劃清法律責任，做不到要求學生會不再做不法的事，尤其是「港獨」的事。學生會搬出校園，但人在校內，依舊可以發動學生參與他們不法的活動，到時大學再出手制止他們，手尾便長了。與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如更進一步全方位去考慮學生會之所以出亂子的原因，然後對症下藥，才能一勞永逸。　也許是大學出於「學術自由」的考慮，盡量讓教與學成員享有各種無限的自由，以為這樣做便能提供最佳的「學術自由」，其實「學術自由」與「政治」是不能共存的，說白了就是把政黨政治帶入大學，對大學的「學術自由」會有預想不到的破壞。在此舉個港大具體的例子加以說明。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把「佔中」運動當作「公民抗命」展開了「全城討論」，實際上就是動用一年的時間到大學與中學召集師生討論如何癱瘓中環金融中心，從而全面破壞香港經濟與政治秩序。他企圖借「佔中運動」的名義註冊合法社團，但被拒絕，於是他轉而利用港大的財務組管理其「佔中」所需的捐款。財務組要求戴提供捐款人姓名與捐款用途，戴拒絕提供捐款來源。大學最高管理機構「校務委員會」調查後，發現戴有各種不法之舉，包括隱瞞捐款來源，不經財務組批核濫用捐款購置各種「佔中」活動器材，所謂「學術研究」也大有不法隱情，最後經校務委員會裁定戴所作所為與「學術」無關，最後開除其教職。校務委員會是大學最高學術領導機構，其裁決正好說明政治被帶入校園後，對學術自由有害。　因此說來，港大也好，中大也好，校方決定與其學生會劃清法律責任，是有必要的，但更有必要的是排除學生會借用大學的名義破壞大學的專業教育，要排除學生會把政治帶入校園，應拿回學生會的管理權，大學自己設置專人與全套管理辦法。至於如何收回管理權，新加坡的辦法可用作借鑑。最低限度是學生會選舉不能交由學生全權處理，從提名到投票選舉都由大學專門機構參與。學生會代表選出後還得宣誓效忠國家，甚至還要接受愛國教育訓練，其個人德行也要受檢查。至於學生會的開支更要受法律監管，這些管理才是對整體學生負責任的管理。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華人學術網絡成員、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來源：香港商報網

中共中央本着建黨的初心，在慶祝建黨百年時，特別對效忠黨、獻身建國事業、為人民福祉鞠躬盡瘁的個人或團體，授予「時代楷模」稱號，為解決香港供水問題的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亦被授予這一稱號。　1960年代周恩來總理見到香港同胞缺水的困境，他毅然決定將東江水引給香港，還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並令廣東省政府全責完成這工程。當時國家發展落後，在欠缺人才與資源下，工程任務艱巨，若非黨員獻身事業的「初心」，工程無可能那麼快完成，也因此考驗人的忠誠意志。　筆者認為，不但國家應該授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時代楷模」的稱號，特區政府不是會授予對港有貢獻人士紫荊勳章嗎？為什麼沒想到也效法中央授予東江水利工程建設者榮譽勳章，他們為港解決水困，東深供水工程現為香港超過700萬人口提供八成食用水。這樣做並不為過！　筆者的學術專業之一是研究城市發展的問題，發現古今中外的城市問題。供水是城市的生命線，供水滿足不到人口需求，城市無可能發展起來，人們最終會棄城而去，整個城市可以在歷史中消失，這樣的案例發生在全世界的文明歷史中。　供水是城市發展命脈　埃及六千年前曾興盛一時，成為人類歷史文明中最早的一批。可是埃及古文明突然整個消失了，為什麼？埃及本身也不甚了了。後來幾經各國用盡心思研究後，終於在北極冰山漂南的路程中，在海底鑿取泥土，發現約在六千年前，北極冰山曾遠漂到幾近赤道，這說明六千年前確曾有過地球乾旱到城市切斷供水，居民四散逃生而去。後來史學家在埃及發現一個石墓，裏頭有一個墓碑記載了埃及城市因缺水而渴死的人隨處可見。這個墓碑也印證了科學家所說的冰山南漂，說明埃及古文明消失是因遭遇供水斷絕的厄運。　中國的文明早期在西北部的黃土坡出現，由秦始皇「地下宮殿」的宏偉規模可見秦之前中國文明的興盛程度，後來的歷史記載也顯示黃河改道所引發的災難無法維持臨江發展出來的城市。司馬遷著的《史記》其中有一章便記載了君王坐朝問政，討論黃河改道的應變辦法，工程專家相信工程可提供解決辦法，但道家卻指工程是「人事」，黃河改道是「天事」，人事改變不了天事。　又如北美洲的科羅拉多河流經幾州經過大峽谷切出深達幾千呎的懸崖，法國人發現大峽谷懸崖近地面曾有過一個人口聚居的城市，後來被放棄了，原因也正是河流出現乾涸所導致，史家尋找證據，從風化了的樹木年輪發現曾經有過二十多年的乾旱。因為這個歷史教訓，今天特別在科羅拉多河大峽谷出口處建立一個大水壩，以確保洛杉磯這個大城市的供水。　全世界人類文明經驗印證到供水是城市命脈，香港當年缺水時，港英政府為供水所困，其中一個下策是用船去珠江買水，周總理看在眼裏，知道除非中國出手相助，否則香港無法發展下去——試想三百多萬人口食用水量多麼驚人。今天港人扭開自來水管便可用之不盡。飲水思源，能不感激嗎？動輒「反中亂港」的人，肆意醜化中國共產黨的人，單是喝水一事，就要感恩不可了！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華人學術網絡成員、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來源：香港商報

文/鄭赤琰　由民主黨、公民黨等組成的所謂「泛民主派」，走到今天，已陷入自己羅織的困境，全體「泛民」議員決定杯葛議會的那天，便已走上沒回頭路的一天，2019年的「黑衣暴力」運動，這種街頭暴力鬥爭明擺著要打倒議會制度，「泛民」議員竟不知劃清界線，還在議會做出種種破壞制度的行動。到底是「黑衣」主導「泛民」，抑或「泛民」指揮「黑衣」？從不少泛民議員因為參與不法「黑衣暴亂」而被起訴，甚至被DQ而失去議員資格的情況來判斷，令人相信「泛民」之中不少人已不在意自己的議員身份，否則為何總會混於「黑衣」群中呢？　作為一個合法政黨，一旦走上暴力運動，要回頭便要面對左右為難的困境，這便是為什麼政改方面制訂後，變革立法會選舉已是早晚的事，「泛民」中也有人想重整旗鼓參與來屆立法會選舉，但有消息顯示一旦觸及是否要參選的問題時，內訌便不停，以民主黨為例，有少壯主張參選的，馬上便被「老鬼」嚇到不敢作聲。　就客觀條件來分析，「泛民」落到今天這地步，其所面對的困境，實是凶多吉少。　第一，任何政黨，一旦走上極端的政治路線，便只有末路一條，不是眾叛親離，便是被選民唾棄，何況「黑暴運動」期間，他們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勢，處此情形下，有誰敢退縮？回去支持議會選舉，馬上便被孤立、被打擊，這便是極端政黨最常見的下場，「泛民」經過2019年「黑衣暴亂」洗禮後，是走上極端的典型。　「泛民」青黃不接　第二，「泛民」早在2019年「黑衣暴亂」之前，即在2014年「佔中/雨傘革命」之後，已出現黨員「青黃不接」的現象，黃之鋒學運一派公開指摘「泛民」太保守、太守舊、太守法，成不了氣候，做不了大事，因而發動少壯派杯葛「泛民」，影響所及，連現有黨員也有出走的現象，2019年區議會選舉期間，「泛民」被邊緣化，大批少壯派湧現出來，搶走了「泛民」的選民與議席。由此可見，「泛民」要想在政改之後翻身，首先碰到的困境是「當權派」被DQ的、被官司所困的，還有自行厭倦的等等。領導層問題還沒解決，新生派又不到位，這種「青黃不接」的困境，最是要命！　第三，「青黃不接」引申出另一個麻煩是「泛民」各政黨知名度高的議員，因為參與不法活動惹上官司，不少人還受國安法調查，很有可能過不了「愛國者治港」這一關，如果審訊結果被判坐牢，失去參選資格也就成定局，再加上有不少知名度高的議員畏罪潛逃境外，參選更沒他們的份。如此七除八扣，剩下來知名度高的，已寥寥可數，在缺乏「名人效應」的選舉條件下，新生代經驗不足，更排不上候選人的資格。過去「泛民」愛用政治運動（群眾示威、去催谷政治明星），如今面對國安法的限制，要再搞群眾示威，更是末路一條，由此種種麻煩看來，即使「泛民」想要參選，命中率也大有問題。　第四，地區直選議席的比例代表制現已改為一個選區兩個議席，每個選民只有一票機會，因此要想從中配票操縱選舉的情況，已不可能，而且直選議席又分成十個區，共二十席。這一過去「泛民」最有優勢的比例代表制已失去，哪怕其手上仍有六成選民支持，要想壟斷議席的機會已不可能。就算在二十席取得十席，僅僅佔議會九分之一，如此弱勢也將是「泛民」的一大阻力！　基於以上四點，可見「泛民」確是回天乏術矣！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華人學術網絡成員、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來源：香港商報網

文/鄭赤琰 行政主導是政府穩定的基石，否則行政機構所提出來的立法與政策在立法會過不了關，行政也就無可作為。 就以英美的政制為例，英國的政制由行政主導立法是常態。因為國會選舉取得多數議席的政黨有組織內閣的權力，而這個內閣便是行政機構，其閣員由執政黨的領導層出任，內閣通過其國會的多數，要通過立法與政策也就不在話下。 美國政制規定總統（行政首長）由全國選舉產生，其民意基礎遠比國會大，何況國會又分成眾議院與參議院。前者由全國435個選區投票產生，即共有435名眾議員。後者由全國五十州每州兩個議席共100個議席代表五十州的利益。由此說來，眾議院也好，參議院也好，其民意基礎是無法和總統比的。再加上參眾兩院分開投票，兩院都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阻止總統的立法提案，一難也。加上總統出自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兩黨勢均力敵，很難出現一黨控制參眾兩院多數（目前總統是民主黨的拜登，參眾兩院也由民主黨控制，比較少有），總統要主導立法也難變成常態了。 根本上改變議會亂象 由此可見，英美政制設計，是要確保行政主導立法，不這樣的話，行政也就根本無法運作，政治也就無法穩定。 香港的反對派之所以能成功破壞行政主導，正是因為他們看到只要在立法會內用盡辦法阻撓政府施政，他們便可反轉來主導行政，也就因此做到了變相的奪權。自1997年回歸以來，政府幾乎所有重大立法或政策都在立法會遇到阻撓，跟著政治與社會全面動亂，要想挽救這種局面，想法在政制上確保行政主導立法的政制改革，也就勢在必行。 顯然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看清了問題所在，針對特區的選舉制度進行完善，在其通過的「決定」中，提出了完善有三大要點：第一、有關特首選舉方面，由選舉委員會負責提名和選出特首，確保候選人必須是「愛國者」，以貫徹「愛國者治港」；第二、有關完善立法會選舉，也由選委會負責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也要求候選人必須符合「愛國者」的要求；第三、「決定」也對立法會組成作出完善，由原來的兩類議員（即功能組別與地區直選兩種議席），改成三類，即地區直選議員、功能組別議員和選委會選出的部分議員。在這三類議席中，原有的地區直選議席交由地區選舉一人一票產生辦法不變外，原有的40席（包括超級選區產生的5名議席與地區直選議員35席）將會改變。根據決定規定，立法會議員增至每屆90人，至於三類議席的分配比例如何？中央派員聽取香港各界人士對有關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意見後，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再由人大常委會研究決定後在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二內列明。 民意基礎更廣泛更均衡 就由「決定」作出的說明，與其擬定的完善原則來看，最重大的完善有見於選舉委員會所被賦予的新任務，包括確保「愛國者治港」，特首與立法會議員的愛國審查這一關確保後，今後的行政主導立法的政制實踐便能確保無誤。過去二十多年立法會所見到的亂象也勢必會得到改善，過去的亂象出於議員中存在主權分裂主義者、反中亂港分子，因此他們在議會內的行為嚴重違反《議事規則》，像議會內打鬥、「拉布」、想盡辦法阻撓重大議案、癱瘓政府運作等，都是出於他們志在破壞，不在服務。只要換上「愛國者」，這種惡劣的行為當可預期得到消除。 其次，選委會委員由原有的1200名擴充到1500名，原有產生委員的界別也會作出完善，就近日全國人大法工委、港澳辦及中聯辦在港舉辦六十多場座談會中，可以看到大家圍繞著「愛國」要求，紛紛提出了建議，有反中亂港團體也多被點名，並建議取消他們的委員資格。反之，不少愛國團體被忽視的，也多被提名，相信中央在聽取港人建議後，當會在其稍後人大常委會修改的附件中有所規定。 這種透過對選舉委員會重新構建和增加賦權的方式完善選舉制度，對於今後的政制安定也會有很大的助益，因為這次完善選制體現民意基礎當會更廣泛、更均衡、更全面，過去一面倒向個人的權利與競爭原則，對於更具民意的利益團體、文化團體等，都被邊緣化，才因此出現個人主義太突出、太霸道，個人為所欲為的風氣太狂妄。今次強調重視民意團體的完善選制，對於「一國兩制」有很大的穩定作用。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華人學術網絡成員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