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梁俊豔
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1959年實行民主改革，西藏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實現當家作主，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隨著經濟社會的跨越發展，西藏人權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然而近年來，西方一些反華勢力持續炒作所謂“西藏人權問題”，尤其是針對所謂寄宿制教育、宗教信仰自由等進行大肆誣蔑。時隔27年之後，2025年3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第三份關於西藏人權事業的白皮書——《新時代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以“事實+數據”的實證邏輯，展現了西藏從民主改革前的“人權荒漠”到今天“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可以說，這份白皮書的發布，有力擊穿了美西方關於西藏人權的所有謊言。
歷史上，民主改革已在西藏人權事業發展中豎起一座豐碑
從1959年開始，每年的3月28日都是西藏百萬農奴歡慶翻身解放的日子，2019年作為法定節日被確定下來。歷史上直至1951年，西藏是世界上人權遭受侵犯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在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和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雙重壓榨之下，西藏人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更遑論人身自由、財產自由、信仰自由和其他權利。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擺脫了帝國主義勢力的侵略，有力維護了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為西藏人權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獲得和平解放只是西藏從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西藏的社會性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腐朽的舊制度如同暗夜一般籠罩著雪域高原。在封建農奴制下，政權庇護神權，神權控制政權，神權與政權融為一體，共同維護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封建領主的統治。佔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毫無人身自由，更無權參與任何社會事務。他們遭受著沉重的賦稅、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盤剝，掙扎在死亡線上。舊西藏的《十三法典》與《十六法典》把人分為三等九級，“上上是至高無上的，命價無法償還；下下如流浪漢、鐵匠、屠夫等，彼等命價值草繩一根”。據歷史檔案記載，西藏當時有約100萬人口，其中多達90萬人沒有自己的住房，拉薩城區露宿街頭的貧民和乞丐隨處可見。農奴中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即使雪山變成酥油，也是被領主佔有；就是河水變成牛奶，我們也喝不上一口。
1959年3月28日，西藏開始實行偉大的民主改革，第一步是開展“三反”，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依附。接著，國家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一律予以沒收，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由國家出錢贖買後，分配給農奴和奴隸，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第一次成為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主人。著名攝影家藍志貴於1959年拍攝的系列圖片之一《桑登分到了土地》就記錄了這樣寶貴的歷史時刻。在照片中，舊西藏農奴桑登懷抱寫有藏文“桑登田”的木牌，他的眼神堅毅自信，充滿希望，打算將寫有自己名字的木牌釘到剛剛分得的田界上：這是對舊世界的無情蔑視和對新世界的無限嚮往。
1959年發生在雪域高原上的民主改革，是西藏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徹底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千千萬萬的桑登們翻身解放、獲得人身自由，成為新社會的主人，這對廣大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西藏人民來說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走上幸福道路的開端，對世界廢奴運動、國際人權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在西藏發展史、中國現代史、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新時代，西藏人權事業開啟了全面發展的嶄新篇章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心繫西藏各族人民。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謀篇布局，中央先後召開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新形勢下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確立了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規劃實施了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點建設項目，制定了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開啟了西藏人權事業全面發展新篇章。
此次人權白皮書通過大量扎實的事實與數據，客觀揭示了西藏在生存權、發展權、文化權、宗教信仰自由等領域的一個個新突破：截至2019年底，西藏累計實現62.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024年，西藏脫貧人口人均純收入增長12.5%以上。自2012年以來，西藏先後11次提高對農牧民子女和城鎮困難家庭子女“包吃、包住、包基本學習費用”經費標準，目前年生均標準達到5,620元（人民幣，下同），其中含營養改善計劃資金1,000元。2012年以來，中央累計投資48.9億元用於西藏公共文化建設。截至2024年，西藏有博物館、陳列館、紀念館43個，圖書館82個，文化活動中心82個，鄉鎮綜合文化站697個，文化廣場1,600餘個，為74個縣（區、市）配備舞台車、圖書車，基本形成五級公共文化設施網絡。西藏現有藏傳佛教宗教活動場所1,700多處，僧尼4.6萬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群眾約1.2萬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餘人。西藏人民的健康權保障更加均衡，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均預期壽命從2010年的68.17歲提高到2020年的72.19歲。這種根本性轉變，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以發展促人權的理念和實踐路徑。可以說，此次白皮書中的每一個數字，都無聲而有力地駁斥了西方所謂“文化滅絕”“宗教迫害”等無恥讕言。
樹欲靜而風不止。近幾年美西方一些反華勢力把製造謠言、搬弄是非的重點聚焦在所謂寄宿制教育問題上，惡意滿滿，居心叵測。筆者最近在拉薩多所學校進行調研，特別是在拉薩特殊教育學校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這裡的266個孩子，雖然有的先天失明看不到美麗的世界，有的生而失聰聽不到動人的旋律，有的無法用語言表達情感，還有孩子因智力缺陷難以跟上同齡人思維發展的步伐，仿佛被困在認知發展的緩慢時空中，但他們每個人都視老師為父母，視學校為自己的家，並在學校獲得了溫暖與關照，都是老師和學校眼中的“寶貝”。在老師們耐心細致的幫助支持下，他們的天賦和特長得到發揮，也學到了謀生技能，獲得了自食其力、創造美好人生的機會。有的孩子周末放假甚至不想回家，只想留在學校，留在親愛的老師和同學身邊，這一幕幕場景令人潸然淚下。看到這些場景，不知那些編造寄宿制教育滅絕藏族文化、虐待藏族兒童謊言的人，良知何在？
國際上，西藏人權事業進步為推動全球人權治理給出了“中國方案”
西藏人權事業的進步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縮影，更通過系統性實踐為全球人權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此次發布的白皮書以詳實數據和案例為基礎，首次系統梳理了西藏和平解放70餘年來的人權發展脈絡，尤其聚焦新時代治藏方略下經濟社會與民生改善的深層次邏輯。白皮書既是對西方不實言論的正面回應，也是中國主動參與國際人權話語體系構建的戰略舉措。在國際人權治理層面，“西藏經驗”通過系統性實踐，構建了三重具有全球示範價值的模式：
第一，在特殊自然地理條件下人權治理的創新實踐。針對高海拔、地廣人稀的挑戰，中央投入大量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如在空間方面，鄉鎮、建制村的公路通達率100%、光纖和4G網絡覆蓋所有行政村、5G基站總數達17,881個，實現所有鄉鎮、70%的行政村通達5G網絡；在服務方面，2012年以來國家投入76億元，基本建成自治區、地（市）、縣（區、市）、鄉（鎮）、村（社區）五級衞生健康服務網絡；在權利方面，通過設立生態崗位，推動生態領域綠色就業、創業和增收，從2016年到2024年，年均為群眾提供生態保護崗位51.6萬個，實現年人均收入3,500元。中國西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經驗，為發展中國家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了可複製的政策工具箱。
第二，在多民族地區人權發展的制度保障。中國西藏依托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將人權保障深度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白皮書中的數據顯示，西藏省級少數民族幹部有26名，地廳級少數民族幹部有512名，鄉鎮（街道）黨政班子中少數民族幹部佔57.17%以上。這一數據背後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當前西藏共有四級人大代表42,153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佔89.2%，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在全區設立10個基層立法聯繫點，截至2024年底，西藏共創建790個“人大代表之家”，實現了各民族對公共事務的實質性參與。這種制度設計超越了西方“選舉中心主義”的局限，將政治參與權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治理效能。
第三，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保護的“活化傳承”新路徑。西藏通過“非遺+科技”“傳統+產業”的雙向賦能，破解了文化遺產保護與現代化發展的矛盾。《格薩爾》、藏戲和藏醫藥浴法已列入聯合國人類非遺代表作名錄，認定國家級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5家、自治區級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12家，命名8個非遺特色縣鄉村、19個非遺旅遊景區（點）、159個非遺傳習基地和153支民間藏戲隊，設立非遺工坊224家，各類非遺項目得到有效傳承、保護和發展，證明傳統文化可通過創造性轉化成為可持續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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