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鄧希煒｜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環球事務)、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本文梳理了香港經轉口貿易、工業化、服務業三次浪潮實現兩次經濟轉型的發展歷程，展現其作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核心價值及與內地的深度經濟聯動。面對當前全球格局重塑、國家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香港迎來第三次經濟轉型契機，其服務價值、產業發展空間獲全新拓展。香港需告別單純市場驅動模式，從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融入大灣區補鏈強鏈、助力中企與全球南方互通、服務國家高水平開放和內需市場四大維度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實現功能、區域、產業三重升級，升級「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在助力國家發展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包容性增長。

香港經濟史：三波浪潮與兩次轉型
 

香港憑藉其獨特的歷史、地理與制度，長期擔任內地與西方間的核心橋樑，其經濟史從來都是一段緊扣國際環境變化與內地社會演進的進程。

自1841年開埠至1950年，香港處於第一波轉口貿易浪潮。香港憑藉獨特的地理位置與自由港政策，成為連接中外的貿易紐帶。英資在港興建碼頭及倉庫、創辦洋行及銀行（如太古、滙豐），而華商則設立南北行經商。與港口貿易相關的航運及造船業逐步壯大。轉口貿易和專業服務自此成為支柱產業，奠定香港「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基因。

隨後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對中國禁運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受打擊。在此背景下，香港於50至70年代，成功掀起第二波工業化浪潮，將大量南下的內地人才與資本轉化成生產力，承接戰後歐美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實現第一次經濟轉型。從紡織、製衣、塑膠，擴展至電子、鐘錶、玩具等更高附加值的工業，香港發展為出口導向型城市，其市場化經驗亦為內地日後的改革開放提供重要參考。

70年代末，面對歐美市場需求萎縮、亞洲國家相繼工業化，以及本地高通脹環境，香港工業品出口優勢不再顯著。1978年，香港工廠隨內地改革開放大規模北移，且規模迅速擴大，為內地經濟注入動力。而香港則順勢把握第三波服務業浪潮，協助外資進入中國，實現以金融業為核心的第二次經濟轉型。

1997年回歸後，第三波浪潮走向高峰。在「一國兩制」方針與國家經濟強勁增長的帶動下，香港的橋樑角色和增值作用與日俱增。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而香港則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內地企業於香港大舉募集國際資金，奠定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數據顯示，從1996年底至2026年1月底，於港股上市的內地企業，市值由不足3,000億港元躍升至逾40萬億港元，於股份總市值中的佔比由8.5%攀升至近80%，累計集資額約5.6萬億港元，充分體現出香港金融業的增值功能。在此期間，大量內地企業依託在香港募集得來的國際資金發展成為行業巨頭，而國際資本則依託香港得以分享內地高速發展的紅利。

綜觀香港歷史，經濟發展的核心在於為中外提供「聯繫」和「增值」作用。香港不僅是資金與貨物的節點，更是人才、資訊、制度與信任的中介。這使香港得以從漁村躍升為國際大都會。自1978年內地改革開放起至2025年，香港GDP從858億港元飆升至約3.3萬億港元，增長約38倍；中國GDP從3,685億人民幣飆升至約140.2萬億人民幣，增長約380倍。兩地經濟相互輝映，成就斐然。

與此同時，香港與內地的商品貿易總額由108億港元飆升至約5.6萬億港元，增長近520倍。自CEPA生效後，兩地服務貿易總額由2005年約3,300億港元增至2024年約5,000億港元，其中香港的服務輸出由不到900億港元大增至超過2,200億港元。截至2024年底，內地已穩居香港最大服務輸出目的地（28.6%）及服務輸入來源地（40.8%）。

更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持續發揮雙向平台優勢，為國家「引進來、走出去」作出重大貢獻。香港不僅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亦是內地對外直接投資（ODI）的首要目的地。截至2024年底，內地累計約57%的FDI來自香港，達17,553億美元；同時，內地約61%的ODI存量位於香港，達19,208億美元。這些數據反映出香港作為國際與內地資本的中轉樞紐角色：一方面，大量海外資本透過在港註冊企業進入內地市場；另一方面，大量內地資本亦通過在港註冊企業「出海」至世界各地。

香港迎來第三次經濟轉型契機

步入本世紀20年代中後期，全球經濟受地緣政治與供應鏈去中心化衝擊，正由「效率至上」轉向「安全風險再平衡」。在此變局下，中國經濟表現強韌，加速由世界工廠轉型為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強國。香港隨之步入以創科與中企大規模「出海」為特點的第四波浪潮。面對四大支柱產業難以廣泛創造優質就業機會的困境，香港作為連結全球市場與中國創新的「超級增值人」，在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戰略下，迎來第三次經濟結構升級、邁向包容性增長的破局時機。

第一，在全球碎片化時代下，香港的服務價值將獲得提升。全球政經格局已由冷戰後的單極時代，轉向2008年金融海嘯後逐步形成的多極化結構。從2017年特朗普「1.0時期」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內向型經濟政策，到拜登政府於2023年推動「新華盛頓共識」下的保護主義，全球供應鏈經歷了深刻重組。為應對地緣政治摩擦，企業普遍採取「中國+1」策略分散生產布局。但這無阻中國成為工業強國，反而倒逼其供應鏈實現技術升級，並加速邁向高端化、國際化。2025年美國進入特朗普「2.0時代」，隨著美國向全球各國徵收關稅，企業開始採取「美國+1」（銷售端）策略，旨在減少對美國單一消費市場的過度依賴。

當今世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已舉足輕重，特別是在人工智能與先進製造等領域，積極影響全球規則與標準的界定；同時，「全球南方」與中東國家的國際話語權亦顯著提升。各國不再僅僅依附於單一超級大國或世貿組織，而是通過參與區域性或新興市場組織（如BRICS、RCEP、CPTPP），尋求更具自主性的合作模式。這種轉變並非單純的「脫鉤」，而是全球化合作範式的轉移：從效率至上的全球一體化，轉向追求供應鏈安全的互聯互通。

在這樣的碎片化經貿格局中，保險、融資等服務需求隨跨境營商風險上升而增加。「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將更能發揮其跨制度兼容的作用，為企業提供增值。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既在於普通法制度與國際商業範式的深度融合，亦在於多年努力建立起來的商業聲譽。它不僅是轉口港，更是法律、規管與信任的中介。通過提供可預期的營商環境，香港有望成為碎片化時代下連接世界市場、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可信任中介和賦能平台。

第二，國家經濟轉向以創新、數字、綠色引領的高質量發展，為香港開拓經濟新增長趨勢帶來機遇。2025年，中國GDP突破140萬億元人民幣，實現5%的增長。製造業規模連續16年全球第一，增加值增長6.1%，約佔GDP的25%。其中發展「新質生產力」成效顯著：規模以上的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幅均逾9%，分別約佔工業增加值的17%和37%，顯示產業邁進中高端。與此同時，數字經濟與綠色轉型全速推進，規模以上數字產品製造業增加值增長9.3%；規模以上清潔能源發電量增長8.8%。從細分行業看，民用無人機、工業機器人表現亮眼，產量分別增長37%、28%；新能源汽車國內新車市佔率已過半，反映消費與產業升級共振。

轉型動力源於研發突破。2025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接近4萬億元人民幣，穩居世界第二；投入強度達2.8%，首次超越OECD國家平均水平。這份投入已轉化為實質成果：中國不僅成為全球首個國內有效發明專利超500萬件的國家，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更連冠六年。數據證明，中國經濟已由規模擴張轉向以創新為核心的內生增長。

在國家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香港可發揮獨特優勢，參與國家新興產業鏈建設，把握創科和綠色經濟的機遇。一方面，可透過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匯集國際高端創新要素，助力國家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增強知識產權變現能力，成為國家創新發展的加速器。另一方面，可發揮金融業優勢，賦能國家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特別是為科技和綠色產業募集國際資金，在貢獻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之餘，亦為本港經濟注入新動能。

第三，國家正在加速構建「新發展格局」，為香港發揮國際化優勢帶來更大空間。2020年，中央首次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國內大循環維度，202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50萬億元人民幣。從企業銷售看，服務零售額增速達5.5%，大幅領先商品零售額的1.7%，且服務性消費支出已佔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逾46%，顯示服務消費在內需中與日俱增的地位。

在雙循環方面，中國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25年，進出口總值近45.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近27萬億元人民幣，增長超過6%，帶動整體貿易穩步擴張。同時，貿易布局持續深化，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佔比已過半、與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均實現增長，其中以東盟及非洲等新興市場尤為顯著，分別增長約8%、18%。更值得一提的是，出口質量大幅提升：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價值錄得逾13%的高增長，已佔出口總額近20%；「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風力發電機組等綠色產品的出口，分別大增約27%、49%。

在新發展格局下，香港可憑藉「一國兩制」與國際化優勢，為國家提供服務增值。在國內大循環方面，可透過國際服務和品質標準對接，助力內地消費升級。在雙循環方面，可通過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為國家提供自主可控的金融基建與風險緩衝墊。針對「新三樣」等商品出海，香港可發揮ESG認證與綠色金融優勢，協助中企破解貿易壁壘與碳足跡追溯等合規挑戰。香港作為「雙循環」的關鍵交匯點，應繼續助力國家「引進來、走出去」，並降低跨境合規成本，成為維護國家供應鏈韌性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賦能平台。

地緣變局重塑了全球市場的中介需求；而內地經濟升級轉型則拓寬了香港服務業的發展空間。香港若能敏銳應變，將能進一步深化「超級增值人」角色，在維持自身競爭力的同時，助力國家實現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
 

四大維度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

進入「十五五」時期，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如火如荼，而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也迎來關鍵時刻。雖然「小政府、大市場」模式，曾在全球化頂峰時期為香港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碎片化時代下已不合時宜。新舊交替之際，香港須告別單純依靠市場的舊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因地制宜進行前瞻規劃，方能抓緊轉瞬即逝的戰略窗口期，實現經濟結構升級。概括而言，香港可發揮「一國兩制」、國際化及服務業優勢，從以下四個維度對接「十五五」規劃，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超級增值」：

第一，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服務國家實體經濟發展。香港需要將離岸人民幣業務從「資金儲備中心」升級為「高效投融資平台」。透過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及增發「點心債」等方式，加速構建以人民幣計價的多元資產組合，從而提升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和收益率。此外，應引導金融業服務國家實體經濟，特別是針對高端製造和綠色產業，提供投融資與風險管理工具。藉此，香港可協助國家建立起一套自主可控、與實體產業深度耦合的金融體系。近期特區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提出「金融賦能」概念，積極推動「金融+」戰略，這無疑是香港順應全球變局、精準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一步。

第二，融入大灣區發展，服務重點產業補鏈強鏈。香港需要深度融入大灣區，打造強韌的整全產業鏈。在上游，可建立國際科研人才高地，善用基礎研究實力，對關鍵零部件進行研發攻關，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在中游，可善用國際化的檢測標準與認證服務，為中國製造建立全球聲譽。在下游，可憑藉國際化的貿易與銷售網絡，助力中企「出海」布局全球。同時，可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務，包括國際品牌建設、知識產權保障及貨幣化，以及靈活的貿易融資工具。藉由全鏈條參與，香港在填補灣區產業鏈缺口之餘，更將賦能整個產業向價值鏈高端躍升。

第三，助力國家與全球南方互聯互通，賦能中企出海，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隨著中資企業出海由傳統商品貿易轉向在地化經營，香港可發揮「賦能平台」價值，助力企業在目的地建立穩固的生產與治理生態。在法律支援層面，可與國際夥伴合作，善用普通法與國際仲裁經驗，將各地複雜的市場准入、勞工及稅務等法規，轉化為可落地的合規流程，為出海企業提供風控增值。在金融服務層面，可發揮無外匯管制及融資渠道發達的優勢，協助出海企業提高海外資本的營運效率。在生態構建層面，可對接國際網絡與ESG認證，助力中資企業在「全球南方」建立公信力和在地化布局。透過這種制度化能力，香港能在降低跨境摩擦成本方面，為國家提供「超級增值」。

第四，助力國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香港可發揮「標準引領」與「引資引智」的雙重作用，為國家提供「超級增值」。一方面，在金融、醫療、教育及專業管理等服務領域，以國際優質標準和經驗，助力國家提升服務業供給質量。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可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持續吸引外國資本、先進技術與高端人才，助推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這種將國際優質經驗和資源「本土化」的賦能過程，不僅能滿足內地居民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更能透過兩地服務貿易的深度融合，強化國家的軟實力。
 

升級「超級增值人」角色 實現第三次經濟轉型

回顧歷史，香港經濟的歷次騰飛皆源於靈活應變國際變局、精準對接國家發展需求。在碎片化時代，香港的第三次經濟轉型已非選答題，而是必答題。我們必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實現功能（由窗口轉平台）、區域（由中西聯繫延伸至全球南方）與產業（由金融拓展至創科與綠色經濟）的三重升級，將「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轉化為促進國家發展的優質服務。

在國家高水平開放的進程中，香港既要守住「中西橋樑」角色與「制度信譽」資產，更要主動出擊，成為國家連結「一帶一路」與全球南方的關鍵節點。通過深耕金融、產業、出海及內需四個維度，筆者相信香港在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協同發展中，不但能創造更多本地優質就業機會和實現包容性增長，還能持續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獨特貢獻。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6年1-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