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國華

在中國報業與文學的發展歷程中，金庸先生（1924-2018）與《大公報》的故事，正如他筆下的《書劍恩仇錄》，既有江湖恩怨的激盪，也有不負家國的情義。20世紀90年代初，我有幸入職香港《大公報》，有緣近距離觀察這段風雲際會的往事，於我而言，這是一段難忘的歷史記憶。

01 人生際遇

1992年，我入職香港《大公報》，擔任社長。董事長是李俠文先生，大家尊稱他為“俠老”。他與金庸，既有知遇之恩、提攜之情，又是筆戰的對手，是一生的機緣。

1947年，上海《大公報》招聘三名電訊翻譯，百餘人報名應聘，李俠文是主考官之一。俠老說，筆試，查良鏞（金庸）第一個交卷，口試，對答如流，《大公報》刊登的錄取名單，查良鏞名列第一，那年他二十四歲。

1948年3月，香港《大公報》復刊。由於查良鏞的英文口語流利，翻譯速度也快，適合香港的工作環境，被調往香港報館，擔任要聞翻譯。這一看似平常的調動，卻悄然改寫了查良鏞的人生軌跡。他後來曾回憶說：“就差那麼一點，我可能就來不了香港——人生的命運，也許就完全不同。”這是《大公報》給予查良鏞的人生機遇。由此，他與香港結下了不解之緣。

金庸在香港《大公報》工作期間，李俠文任總編輯兼社評委員會主任，主持筆政。據時任副總編輯馬廷棟回憶，在一次編輯會議上，李俠文說：“查良鏞的稿子，只要事實無誤，文字風格可以不拘一格。”這句話相當於為金庸的獨特文風開了綠燈。金庸後來回憶道：“要不是李俠文先生那句話，我可能在1952年就被調整出館了。”

使金庸念念不忘的是，他入職《大公報》僅一年，俠老就破格給了他用人權。1949年夏，剛從嶺南大學畢業的陳文統（即後來的梁羽生）經校長推薦，投考香港《大公報》翻譯一職。總編輯李俠文委託時年二十五歲的金庸擔任主考。金庸審閱了陳文統的英文試卷並進行了口試，最終決定錄用他。兩人從此一起編譯國際新聞稿，結下了終生友誼，也為日後攜手開創“新派武俠小說”奠定了基礎。俠老這種唯纔是舉、包容提攜的用人模式，體現了《大公報》寬鬆和諧，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這也是“百年大公”的長壽秘訣。

即使是查良鏞後來另起爐竈，創辦《明報》，並主動發起了針對《大公報》的“核褲論戰”時，俠老依然主張要“以理服人，不扣帽子”。

人生需要伯樂，俠老是金庸的第一伯樂，也是金庸新聞職業生涯的引路人。

有一年春節慰問老同事，我去看望俠老。當時他已94歲，身患肺癌，術後初愈。報館安排了三名護工輪班照料。我一走進客廳，便見俠老手執長長的氧氣管，在護士攙扶下，顫巍巍地向我走近。我快步迎上，握住他的手說：“俠老，您別出來了，進屋躺着吧！”他卻說：“躺下更難受。你來了，正好說說話。”我不禁心頭一酸，一時語塞。俠老傷感地訴說：“都說，人生苦短，我現在是，人生苦長！許多老友都走了，我還在，活受罪！”我說，大家都盼他早日康復。

他低聲問道，他們都好吧？我說，我去看望過金庸。俠老聽後，沉默片刻，嘴脣微微顫動，好像有點精神恍惚，欲言又止。怕他體力不支，我急忙起身告辭。那一刻，我明白，這或許是最後一面。

不久，一代著名報人李俠文與世長辭。金庸在女護士和男助手陪同下，抱病參加了追悼會，向他曾經的伯樂，也是筆戰對手，獻上了最後的敬意。

02一報雙俠

1954年，香港武林兩派擂台比武，轟動全城。《新晚報》連日追蹤報道，銷量大增。新晚報總編輯看準了這一輿論熱點，力邀梁羽生執筆撰寫武俠小說。梁羽生不負所托，於1954年1月20日在《新晚報》開始連載以義和團為背景的《龍虎鬥京華》。其卷首詞寫道：

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劍光刀影燭搖紅，禪心未許沾泥絮。絳草凝珠，曇花隔霧，江湖兒女緣多誤。前塵回首不勝情，龍爭虎鬥京華暮。

這闋《踏莎行》，奠定了新派武俠的文學基調。自此，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風靡一時，被尊為“新派武俠的開山祖師”。

金庸既是梁羽生的伯樂，也是他一生的摯友。《龍虎鬥京華》問世後，金庸即在《新晚報》撰寫評論，大加讚美。之後梁羽生力邀金庸參與武俠小說的創作。金庸在梁作刊行一年後，其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也開始在《新晚報》連載。其作品人物塑造更具魅力，使《新晚報》發行量再創新高。

梁羽生的武俠理念，重在“俠義”，主張“寧可無武，不可無俠”——俠是靈魂，武是軀殼。金庸則更傾向於構建一個缺乏法制的江湖世界，依靠“武俠”去解決紛爭、實現正義。二人風格各異，卻各具千秋，共同奠定了新派武俠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2007年底，梁羽生返港參加天地圖書公司三十周年慶典，其間在酒店突發中風入院。我曾前往探望，見他半倚病榻，身體虛弱。他輕聲問我：“是從山東來的，做出版的？”我一一作答，並告訴他，在山東，金庸和他的作品印量極大。他低聲喃喃：“印吧，讀者愛看就多印吧……多印金庸的，他寫得比我好……”

2009年1月，梁羽生在悉尼逝世。金庸撰文《痛悼梁羽生兄》，並親題輓聯：“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落款為：“自愧不如者：弟查良鏞”。

二人師出同門，同懷俠心。彼此欣賞，互相成就，未有瑜亮之爭，終成一生摯友。這段文人相重、肝膽相照的往事，已成世紀佳話，也成就了《大公報》“一報出雙俠”的美譽。

03金庸與夏夢

金庸在《大公報》工作期間，除負責國際電訊的翻譯與編輯，還兼任副刊“下午茶座”專欄作者，以“姚馥蘭”（英文“your friend”音譯）與“林歡”為筆名，陸續發表六百多篇影評。在此期間，他逐漸對電影明星產生濃厚興趣，尤其傾慕夏夢。

1952年夏夢（本名楊濛）主演的古裝片《孽海花》開機，金庸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前往採訪。據當時的《長城畫報》報道，金庸在試映室首次見到19歲的夏夢，不禁感嘆：“西施有多美，沒人見過，但我想應該就像夏夢這樣。”這是兩人的初次會面。

1953年金庸應長城電影公司之邀，以筆名“林歡”擔任編劇。此時他仍保留《大公報》正式職工身份。同年，他為夏夢量身創作劇本《絕代佳人》。該片於1954年獲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榮譽獎。

然而襄王有意，神女無心。1954年11月，夏夢與上海商人林葆誠公開訂婚。金庸隨後在《大公報》副刊發表影評《香港最受歡迎的銀幕之星》，稱夏夢為“觀眾寵兒”。

1955至1957年間，金庸繼續以“林歡”身份編寫《王老虎搶親》《三戀》等由夏夢主演的影片。1957年4月，夏夢赴京參加文化部電影頒獎活動，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

1959年5月，金庸離開長城公司，創辦《明報》。創刊號即開始連載《神鵰俠侶》，許多讀者認為小龍女一角帶有夏夢的影子。同年，夏夢與林葆誠正式結婚，長城公司在《長城畫報》刊发婚訊與照片。金庸曾在私下對朋友感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1967年，夏夢宣布息影並移民加拿大，《明報》罕見地連續兩天在頭版報道此事，並配發金庸撰寫的社論《夏夢的春夢》，文中引用“去也終須去，住也不曾住……”等句，被視為他對夏夢的公開致意。1976年夏夢短暫返港，金庸在《明報晚報》專欄刊登《回憶長城舊事》，仍以“夢中情人”形容她。

1998年3月，全國政協第九屆會議召開前夕，我們香港委員一行同機飛抵北京。在首都機場的小型貴賓室裏，我偶遇著名演員王丹鳳，她是全國政協常委，移居香港後，經營着兩家素食館。我常去用餐，與她早已相熟。一見我進門，她便起身笑着招呼：“王社長，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汪明荃，這位是夏夢。”

我脫口而出：“夏夢？是周……”

“周什麼？還王老虎呢！社長也這麼八卦呀？”王丹鳳笑着打斷我的話。

我連忙擺手解釋：“不不，我是忽然想到她在《王老虎搶親》中飾演的周文賓，印象太深刻了，一時恍惚，差點說岔了。”

夏夢只淺淺一笑，並未多言。夏夢時年65歲，仍儀態從容，優雅大方。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人們追逐明星，不僅因為她們容顏出眾，更因為她們所塑造的角色太過美好。是角色之美與本人之美的交相輝映，才令人折服。如此想來，金庸先生當年對夏夢的傾慕與欣賞，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2016年10月30日，夏夢在香港逝世，兩年後的10月30日，金庸於養和醫院病逝，兩人同日而去的巧合，引來不少遐想。

04核褲論戰

1957年，金庸正式離開《大公報》系，專職擔任長城電影公司編劇，雖然收入豐厚，他卻覺得“劇本是集體創作，不如辦報痛快”。1958年，金庸投入稿費和編劇所得，與中學同學沈寶新籌劃辦報。1959年，《明報》創刊。創刊號即開始連載《神鵰俠侶》，憑藉武俠小說，維持了6000份的銷量，但首年仍虧損嚴重。

1962年春，三年困難時期，內地饑荒，引發逃港潮。金庸派記者深入邊境，連續一週在頭版刊登《十萬災民圖》系列報道，《明報》銷量從不足1萬份，迅速攀升至4萬份，廣告隨之涌入，首次實現月度盈利，並建立起“敢言”的媒體形象。

1963年10月，陳毅外長公開表示：“當了褲子，也要造原子彈！”《大公報》評論員朱羊發表評論，盛讚其“骨氣和決心”。自10月30日起，金庸在《明報》連續發表《要褲子不要核子》等七篇社評，質疑道：“人民無褲，核子何用？”《大公報》等左派報紙接連反駁，這場持續三週的筆戰，被稱為“核褲論戰”。《明報》銷量從5萬增至7萬，首次超越《星島日報》，成為知識分子的首選報刊。

1991年3月22日，“明報企業”在香港聯交所掛牌，成功上市。金庸（查良鏞）及其家族佔股 60%，公眾股 40%。上市首日總市值約 8.7 億港元。金庸成為香港以文致富第一人。

上市招股書中明確寫道：“本集團之業務可追溯至1959年《明報》之創刊。《明報》創刊初期，以連載武俠小說及評論文章吸引讀者。1962年，香港面臨大量內地難民涌入，《明報》對難民潮進行了深度報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奠定了《明報》在新聞報道上的公信力。1963年，陳毅元帥發表‘核子褲論’後，《明報》以社論形式展開論戰，進一步確立了《明報》在香港輿論界的地位。”

這場沒有硝煙的“核褲論戰”，已經過去六十二年了，當年參與論戰的兩位主筆（李俠文和金庸）也已離世。歷史已經證明，支持和維護國家發展核武器是正確的，沒有當初老一輩革命家發展核武的果敢決定，就沒有今天安全穩定的中國。

05高光時刻

金庸憑藉武俠創作與辦報，獲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與榮譽，而1981年與鄧小平的會見，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剛剛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爭取和平統一祖國成為正式議題。那時候，距離香港迴歸只剩16年，已經進入倒計時階段，但中英之間還沒有正式開始談判，香港社會普遍對未來感到迷茫和擔憂。

金庸當時在《明報》發表社論，提出“香港現狀不變、平穩過渡”的主張，這個觀點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也受到英國方面的關注。再加上金庸在1973年曾受蔣經國接見，與台灣方面也有一定聯繫。不少人認為，這是鄧公選擇金庸，向海內外傳遞信息的主要原因。

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金庸一家。這是鄧公復出後，第一次以國家領導人身份接見香港同胞。

會談中，鄧小平首次完整地向外界闡述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六字方針：“恢復主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保持繁榮。”他還特別指出：“港人治港只有一個界限：必須由愛國者來治港……愛國者的標準很寬，只要擁護收回主權，不損害香港利益就可以。”

鄧小平還笑着對金庸說：“我是你的讀者，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翻幾頁你的書。”會見結束時，鄧小平親自把金庸一家送到大廳外，握着手叮囑他：“以後可以常回來，最好每年來一次。”

第二天，港澳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通欄報道了這次會見，中央電視台也首次播放了鄧小平接見金庸的畫面。這些報道迅速緩解了香港人對前途的悲觀情緒。

金庸回到香港後，在《明報》連載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的談話記錄》，三天內加印了兩次，成為“一國兩制”最早、最權威的民間解讀版本。

1982年，撒切爾夫人訪華前專門在香港約見金庸，希望他“為英國發聲”。金庸當面拒絕，並直言“條約到期，就應該守信歸還”。此後，香港主流輿論逐漸形成“迴歸不可避免、平穩過渡，最符合港人利益”的共識。

鄧小平會見之後，金庸小說迅速在內地全面解禁，並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主題風靡全國，影響了一代讀者。

金庸在政界也開始嶄露頭角。從1985年起，他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兼政制小組組長；20世紀90年代又擔任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1997年，他獲頒香港特區政府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被官方譽為“香港迴歸的重要功臣”。

1981年的這次會見，不僅是鄧小平對一位作家的禮遇，更是香港前途與國家命運交匯的歷史性時刻，鄧小平以國家領袖的身份，向一位“文化大俠”闡述“一國兩制”的構想，再通過金庸的筆和聲音，把北京的誠意與方案完整地傳遞給香港、台灣和世界。金庸也因此迎來了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

為了進一步做好香港各界人士的工作，1984年6月，鄧小平第二次會見了香港知名人士，《大公報》董事長李俠文參加了這次會見。鄧小平再次系統闡述了“港人治港”的方針：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

這段話，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管治劃定了清晰的底線。

06為《大公報》頒獎

20世紀90年代，中央正式推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為使香港同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和參與這一國家重大戰略，《大公報》精心組織了“中國西部民族地區紀行”採訪團，在國家民委的支持下，對西部十二省區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深入採訪和調研。

採訪團啟動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親自為採訪團授旗，體現了中央對此次活動的高度重視與支持。

採訪期間，《大公報》每日開闢專版，對採訪團發回的即時通迅進行持續追蹤報道，全面呈現西部地區的真實面貌與發展機遇。活動結束後，總編輯楊祖坤組織參與記者，依據採訪筆記進行系統梳理和反覆研討，最終決定以“西部歸來話西部”為主題，撰寫六篇系列深度報道。該系列報道刊出後，引發了讀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

隨後，編輯部將這六篇報道申報參加“2000年最佳新聞獎”評選。該獎項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評審團由香港九所大專院校校長及新聞系教授、七大商會會長，以及著名攝影師、設計師等共二十七人組成，極具權威性和廣泛代表性。最終，《大公報》該系列報道榮獲最高榮譽——寫作與版面組全年大獎及最佳特寫新聞組冠軍。

然而，頒獎典禮卻一度被推遲。當時有言論稱，“《大公報》因‘為大陸唱讚歌’而獲大獎，有違新聞監督原則，此次評選結果應不作數”。此類說法令《大公報》報館同仁深感不公與不滿。

有同事建議我去找評審委員會主席金庸先生反映情況。但我認為，推遲頒獎的原因尚未明確，不宜僅憑隻言片語便貿然下結論，決定暫且靜觀其變。俠老也說：“我看不必去。既然是金庸組織的評選，若他真的反悔了，那就不是金庸了。”

俠老果然明鑑。不久後，香港報業公會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典禮。金庸先生親自為《大公報》頒獎。他高度評價道：“我知道《大公報》派出21人前往西部，歷經艱辛，所撰寫的文章，堪稱代表了香港新聞寫作的最高水平。”

他特別強調，報紙作為一種社會公器，新聞記者肩負着重大的社會責任，應當以推動社會進步、創造美好社會為己任。他對於香港新聞界“不重視報道香港的好人好事，反而熱衷渲染負面新聞感到痛心”。而此次獲獎的作品，“內容高尚、鼓舞人心，蘊含正面信息與溫馨情感，充分體現了媒體的建設性角色。”這是在香港迴歸三年後，金庸首次公開闡述其鮮明的新聞理念，具有標誌性意義。

獎品中有一把三棱尺，正面刻有一句英文格言：“Comment is free but the facts are sacred.”（言論自由，事實神聖）這句名言源自英國《衛報》總編輯 C.P.斯科特（1848-1932），寓意新聞工作者應在尊重神聖事實的基礎上，行使自由的評論權。

2009年4月，金庸先生重返大公報館，參觀報史展覽時觸景生情，親筆題贈“評論自由，事實神聖”八個字，落款為：“金庸敬贈舊主人大公報”。他動情地說：“我在《大公報》，貢獻過自己的青春歲月和聰明才智，今天回頭來看，我可以覺得，今生無愧。”

07金庸是怎樣煉成的

金庸的煉成，是家學、環境與個人研學共同作用的結果。而貫穿其中的、最為核心的，是他永無止息的“終身學習”。

金庸出身浙江海寧查氏，詩禮傳家，源遠流長。族中查慎行為清初詩壇巨擘，祖父查文清是光緒丙戌科進士，父親查樞卿亦熟讀經史。家中藏書萬卷，金庸少讀《資治通鑑》《史記》《聊齋志異》等典籍，培養出對“歷史興替”的認知，對“俠義精神”的崇尚。

然而真正使他走出傳統文人格局的，是1948年南來香港的經歷。這座城市，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飛地，又是西方現代性的前沿。金庸置身其中，先在《大公報》《新晚報》經歷十年磨鍊，以武俠小說成名，後又通過《明報》社評，縱論天下大勢。香港成為他觀察家國與世界的棱鏡，也為他提供了書寫武俠中烏托邦式中國的舞台。

若僅憑家學與機遇，金庸或可成為出色的報人與小說家；但真正推動他跨越通俗文學邊界的，是貫穿一生的學術追求。他通曉英語、法語、日語，能直接研讀西方歷史與日本漢學，從而在比較視野中，重審中國傳統。更難得的是，功成名就之後，他仍不斷重返學堂：2006年，以82歲高齡獲劍橋大學碩士學位；2010年，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以翔實的考證與宏大的視野，贏得學界敬重，成為劍橋大學最年長的博士學位獲得者。

終身學習，是他不斷探索人生和實現理想的生活方式。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他的筆觸從俠義神話走向歷史解構，從理想主義走向人性探索。這一轉變的背後，正是不間斷的知識積累與思想突破。

家族傳承賦予他文化的“第一推動力”，香港給予他揮灑才情的天地，但最終讓金庸成為金庸的，是他那從不間斷的、嚴格的自我教育。在知識更迭日益加速的今天，他的道路向人們昭示：成功或許始於偶然，但“終身學習”纔是成就完美人生的必由之路。

2018年，金庸在香港養和醫院逝世，前年，《大公報》及新聞界同仁為紀念金庸誕辰一百周年舉辦了一系列活動，讓這段跨世紀的人文故事，圓滿落下帷幕。

金庸與《大公報》的故事，是那個時代文化與新聞交融的縮影。他們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不僅推動了中國報業與文學的發展，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金庸的武俠小說與《大公報》的新聞報道，共同繪就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中一道璀璨的風景，值得回味。

（本文作者係香港大公報社原社長、國務院離任參事，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