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蒂文．艾倫．巴奈特

譯｜本刊記者 孫藝寧

2030年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中國又會如何？隨著兩會順利閉幕，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五五”規劃綱要獲得通過，現在正是反思未來發展方向的好時機。

過去25年，中國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並崛起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一。然而，這一所謂的“增長奇蹟”並非奇蹟，而是改革開放的直接成果。同樣，中國未來的成功也將取決於持續的改革與開放，因為未來的成功繫於未來的改革。

全球經濟：何以步履蹣跚？

全球經濟正陷入低速增長路徑，且不幸的是，預計將持續下去。

其前景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最為疲弱的。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到2030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為3.1%。作為對比，在疫情爆發前的二十年（2000年至2019年）間，全球平均增速為3.7%。這不僅在絕對值上處於低位，更是IMF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報告此類數據以來，最低的中期預測值。

疫情以來，全球經濟的表現始終未達預期。2024年至2030年間的平均增長率預計僅為3.2%，遠低於疫情前平均水平。這令人意外：通常，像疫情這樣的大規模衝擊之後，會出現一段時期的追趕性增長。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相反，世界經濟與疫情前的預期路徑之間的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

此外，世界大部分地區從未完全從疫情的“疤痕”中復蘇。對全球整體而言，2024年實際本地生產總值（GDP）與疫情前預測值之間的差值超過了3%。發達經濟體表現相對較好，主要是因為它們擁有更大的政策空間來應對衝擊。而那些最無力承受衝擊的低收入經濟體，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

增長乏力的態勢，在疫情之前便已顯現。IMF的研究人員發現，早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就已出現普遍放緩。要理解這一點為何重要，不妨將經濟視為一家工廠。增長可以來自增加機器設備（資本）、增加工人（勞動力），或是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本和勞動力（全要素生產率）。從長遠來看，全要素生產率是推動持續發展的動力。社會能夠代代進步，正是因為學會了用更少的投入生產更多的產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這種進步已在各個收入水平的經濟體中普遍放緩。其原因錯綜複雜。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貿易放緩。經過數十年的快速一體化，全球貿易已趨於平穩。而近年來，貿易壁壘更是不斷增加。貿易能夠促進經濟體專業化分工、激發競爭、鼓勵創新，並實現經濟體內部及經濟體之間資源的更有效配置，從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這引出了一個更廣泛適用的見解，在我們接下來轉向討論中國時，將顯現其相關性：全要素生產率取決於創新和資源配置。在關於生產率的討論中，創新往往備受關注，但資源配置同樣至關重要。當低生產率企業退出市場時，平均生產率會自然提升。當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和資本流向高生產率企業時，生產率會進一步提高。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不同行業之間，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轉向較高生產率的製造業。

改革開放：從“奇蹟”到“必然”

中國過去25年的快速增長並非奇蹟，而是改革開放的直接成果。關鍵里程碑包括1990年代末的國有企業改革、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隨後民營製造業的蓬勃發展。這些改革共同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其驅動力主要源於資源配置的改善。最重要的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業轉向更高生產率的製造業和服務業。

中國也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範圍內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放緩。略顯矛盾的是，中國既經歷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大幅下滑，同時仍是主要經濟體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國家。從農業到工廠的“紅利”尚未耗盡：目前約有20%的中國勞動力仍從事農業，而在發達經濟體這一比例遠低於5%，這意味著僅通過勞動力重新配置，生產率仍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

全球金融危機在另一個方面也標誌著一個轉折點。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在2007年達到接近GDP的10%的峰值。危機爆發時，中國推出了大規模刺激計劃，支持了國內和全球增長。

然而，在2010年代，隨著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增長變得更加依賴資本積累，導致國內失衡加劇和債務顯著累積。認識到這些風險後，政府逐漸容忍了較慢的增長，並採取措施降低槓桿率。到2019年，經常賬戶順差已降至GDP的1%以下，投資在經濟中的佔比縮小，而消費佔比上升。隨後，疫情暴發。到2024年，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疫情已基本成為過去，但中國面臨著另一個獨特的衝擊：房地產市場調整。這為2026年至2030年的發展拉開了序幕。

未來五年：四大機遇與挑戰

基於上述背景，我們可以探討未來五年中國面臨的主要挑戰與機遇，涵蓋中期增長、消費、貿易，以及房地產調整帶來的近期阻力。

首先是從要素驅動到效率驅動。改革開放仍是實現中期增長的關鍵。隨著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投資水平已然較高，全要素生產率將必須成為未來增長的主要引擎。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五五”規劃綱要對創新給予了大量關注，這是生產率增長的關鍵組成部分。

但資源配置同樣重要，而市場正是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自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政策文件一直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原則對於實現中國所需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仍然至關重要。這意味著要繼續推動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讓低效企業退出市場，以便其資源流向更高生產率的企業，並確保市場在整個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潛在的增長基礎依然雄厚。儘管經歷了數十年的快速擴張，2025年中國的人均收入仍不到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的40%，雖然這較1980年遠低於5%的水平已有巨大提升，但仍存在可觀的追趕空間。只要持續改革開放，實現強勁增長依然是可期的。

其次是從“被誤解”到“主引擎”。中國的消費情況被廣泛誤解。過去25年，中國其實是主要經濟體中人均消費增長最快的國家，年均增長率達到7.5%，而其他所有主要經濟體均低於6%。然而同期，消費佔GDP的比重卻下降了，原因是GDP增長得更快。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下降大部分發生在2000年代初期；自2010年以來，消費佔GDP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趨勢增長率約為每年0.5個百分點。

兩會在消費領域釋放的信號令人鼓舞，特別是明確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費，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消費佔GDP的比重。這對人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由於消費比GDP更能衡量福祉，消費佔比的上升意味著生活水平的增長快於整體產出的增長。如前所述，這對貿易也至關重要。

然而，提振消費並非易事。中國已經實施了大量改革來提升家庭支出並降低高儲蓄率。在過去15年裡，公共醫療保險覆蓋面大幅擴大，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範圍和待遇水平得到提高，家庭獲得融資的渠道也顯著改善。然而，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儲蓄率仍然居高不下。在這些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將繼續在邊際上有所幫助，但挑戰的規模需要更大膽的行動。

從機制上講，要提高家庭消費佔GDP的比重，則要麼降低家庭儲蓄，要麼提高家庭收入佔GDP的比重。降低儲蓄至關重要，但可能進展緩慢。而提高家庭收入則可以更快實現。稅收制度提供了一條可行的出路，若能解決社會保障繳費過於沉重的問題，更是如此。中國勞動力稅收楔子已達到歐洲水平：對於低收入勞動者而言約為38%，這意味著一個讓企業花費100元人民幣的勞動者，其稅後收入僅為62元。大幅削減薪金稅，將有助於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企業勞動成本，進而穩定就業；同時也能增強企業與勞動者參保的積極性，減少非正規就業現象。

再次是從順差壓力到共享繁榮。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已急劇反彈，2025年達到GDP的3.7%。按佔全球GDP的比例計算，其規模與2007年的峰值相當。當時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按美元計算居全球之首，貿易夥伴的關切也隨之再次浮現。

然而，這一順差既是貿易問題，也是國內問題。根據會計恆等式，經常賬戶順差等於國內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額。房地產市場調整已導致投資銳減，這意味著中國在國內使用的資源減少了。此前被投資吸收的產出現在必須流向其他地方：要麼流向國內消費，要麼導致GDP下降，要麼流向貿易順差。若消費未能吸收這部分產出，其結果便是順差擴大。

展望未來，世界其他國家不太可能願意吸收不斷增長的中國順差。這給中國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要求其提高消費佔GDP的比重。通過消費更多的本國以及外國的產出，中國的貿易順差將會下降。增加投資雖然也能機械地減少順差，但投資已然較高，且進一步的投資可能產生額外產能，從長遠來看可能進一步擴大順差。因此，提高消費不僅對中國家庭有利，也對全球經濟有利。

最後是房地產與地方財政的“雙重考驗”。中國一直在應對兩大顯著的近期阻力：房地產市場調整及其對地方政府財政造成的壓力。

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房地產市場調整的幅度都是巨大的。在大多數國家，如此規模的調整本應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中國避免了這一結果，但部分原因是依賴外部需求（不斷增長的經常賬戶順差），部分原因則是通過一場曠日持久的調整，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市場情緒並抑制了消費。儘快完成調整，將可消除經濟的一個重大拖累。而且，一旦調整完成，經濟將建立在更穩健的基礎之上。

房地產市場調整對地方政府財政產生了顯著的連鎖反應。地方政府過去嚴重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和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舉債來籌集資金，以支持其活動。隨著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以及許多省份表外債務水平高企，在維持充足支出能力的同時確保地方政府財政穩健，是一項棘手的挑戰。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地方政府是社會支出（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而這些支出支撐著人民生活水平和家庭信心。

解決這個問題確實很困難。各地區的財政健康狀況差異懸殊。中央政府對道德風險有合理的擔憂：救助過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可能會鼓勵那些財政管理不善的行為。而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來源有限，限制了其獨立調整的能力。然而，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的不確定性本身就在拖累經濟復蘇，打擊了地方營商環境和家庭信心。若能建立清晰且可信的化解框架，則有助於驅散這層陰霾。

成功之道：中國與世界的雙贏

中國若能成功克服上述挑戰，將為自身和世界帶來巨大益處。為說明這其中的利害關係，不妨設想這樣一個情境：中國迅速化解了當前房地產市場和地方政府財政所面臨的短期制約，進而推動前述各項改革。隨著時間推移，改革成效將持續疊加。

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可以顯著促進增長。IMF研究人員的研究表明，通過提高配置效率和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在服務業領域），有望帶來可觀的增長收益，若改革成功，長期來看增長率可能高出1至1.5個百分點。

假設在2026年至2030年間，每年額外增加1個百分點的增長，那麼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大約增長5%。考慮到中國約佔全球產出的20%，這將轉化為全球產出總量約1%的增加，即每年為全球增長貢獻約0.2個百分點。這些是直接的機械效應；IMF的模型研究顯示，除此之外，還存在額外的溢出效應。

消費佔比上升速度的更快增長，也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消費佔比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約為2010年以來趨勢增長率的兩倍，那麼到2030年，消費佔GDP的比重將達到約62%，這意味著人均消費將增長約9%。

更高的消費也將壓縮貿易順差。根據假設，消費增長的其中一部分將體現在進口上，從而使經常賬戶順差從2025年佔GDP的3.7%下降到2030年的約1%，大致與疫情前水平以及IMF《對外部門報告》中提出的外部平衡基準相一致。按2025年GDP水平計算，這一轉變每年將為中國的貿易夥伴帶來超過5,000億美元的額外需求，約佔全球GDP的0.5%，對於一個亟需需求的全球經濟而言，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提振。

機遇與期待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取得了非凡的發展成就。但正如投資免責聲明所言，過往表現並不能保證未來結果。未來的結果將取決於持續的改革與開放。

中國的成功對世界也意義重大。中國已是全球增長的最大單一貢獻國，通常佔全球增長的四分之一以上。持續的強勁增長，加上消費佔比的上升，將為急需動力的世界經濟提供可喜的提振。中國消費增長意味著中國將吸收更多本國產出以及更多外國產出，從而減少貿易順差，並更廣泛地分享增長成果。這將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

（作者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駐華首席代表，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實務教授）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6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