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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 馬雪
2026年3月中旬，中美高級別貿易代表在巴黎舉行為期兩天的密集磋商，成為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雙方經貿互動的關鍵節點。中美圍繞稀土出口管制、美國農產品與能源對華出口、雙邊貿易監測機制、關稅穩定性等核心議題進行談判。這場談判既是對前期司法裁決、中東局勢干擾、貿易戰略轉向的集中回應，也是為特朗普訪華預熱、為雙邊經貿關係重建規則框架的務實嘗試。
一場多重約束疊加下的談判
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略在第二任期出現根本性轉向，徹底告別第一任期以制度顛覆為目標的激進路線，轉而進入以交易為核心的務實博弈階段。第一任期內，美方藉助301調查將矛頭直指中國經濟治理模式與產業政策體系，以關稅為武器，試圖迫使中國改變國家主導的經濟運行邏輯。進入第二任期後，白宮放棄不切實際的制度改造目標，對華貿易議程收縮為可量化、可展示的短期成果，優先推動中國擴大採購美國大豆、波音飛機、油氣等商品，以大額採購數字替代結構性改革作為政策成功的標尺。美方不再執著於顛覆中國經濟制度，轉而以關稅為槓桿、以市場准入為籌碼，追求政治與經濟雙重收益。
美國司法體系的裁決，從制度層面瓦解了白宮單邊關稅施壓的基礎。2026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限制總統以緊急狀態名義單方面實施全面關稅。裁定落地後，關稅施壓的法律基礎與政策彈性大幅收縮。這一裁決打破了美方以關稅單方面極限施壓的不對等格局，使中方在談判中獲得更均衡的博弈地位，也迫使美方放棄漫天要價，轉向更具可行性的協商路徑。司法約束並非短期干擾，而是長期改變中美貿易博弈規則的制度變量。
中東地緣衝突升級，成為干擾中美議程推進、迫使雙方調整節奏的重要外部變量。伊朗局勢持續惡化，美方軍事介入導致地區緊張升溫，不僅分散了白宮的外交與軍事資源，還推高國際能源價格，對作為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的中國形成間接衝擊。受中東戰事影響，特朗普被迫推遲原定於3月底至4月初的訪華行程，時間窗口延後五至六周。面對外部衝擊，中美均不願雙邊經貿關係陷入停滯甚至失控，巴黎談判成為在日程變動背景下維持高層接觸、管控分歧、穩定市場預期的務實選擇，既為後續高層會晤鋪墊氛圍，也避免經貿關係因外部干擾滑向全面對抗。因此，經貿議題與安全議題相互聯動，使巴黎談判必須兼顧經濟利益與核心關切，在多重目標中尋找平衡。
機制建設實現有限突破
中美巴黎談判在高敏感領域完成立場交換，成果集中體現在四大維度。
第一，稀土出口管制成為技術與產業鏈博弈的焦點議題。稀土作為高科技產業、新能源產業的關鍵原材料，其出口政策直接影響全球供應鏈穩定與產業競爭格局，雙方就此展開專門磋商，既回應了美方對關鍵資源供給的關切，也維護了中方對戰略資源的管理主權。同時，美方明確提出擴大農產品、能源產品對華出口的核心訴求，將其作為衡量談判成效的重要指標，中方予以正面回應，為具體商品貿易規模擴大、採購協議落地預留了政策空間。
第二，維持關稅穩定的明確共識，是此次談判最具現實意義的成果。在前期關稅稅率下調、司法約束增強、雙邊摩擦持續發酵的背景下，關稅穩定承諾有效阻斷了關稅螺旋上升的風險，直接穩定企業經營預期，減少貿易成本波動，為雙邊商品流動提供了可預測的政策環境。這一共識並非簡單的口頭表態，而是雙方基於現實利益的理性選擇。美方關稅權力受限，繼續升級施壓暫時缺乏工具；中方希望緩解貿易壓力，為國內經濟復蘇創造外部條件。關稅穩定既回應了市場對貿易秩序惡化的普遍擔憂，也體現出雙方不願經貿關係進一步滑向對抗的底線共識。
第三，雙方在談判中達成探索建立雙邊貿易審查機制的意向，標誌著中美經貿互動從應急博弈轉向長期治理。這一機制旨在對雙邊貿易運行狀況進行常態化監測、評估與審查，以制度化方式處理分歧、協調政策、預防摩擦，超越了臨時談判、應急應對的傳統模式，試圖構建穩定可控的溝通平台與爭端預防渠道。儘管機制建設仍處於意向階段，具體框架、執行流程、監督方式尚未明確，但這一方向本身具有標誌性意義，意味著中美開始接受長期競爭共存的現實，主動為貿易關係設置規則與護欄，提升雙邊貿易管理的規範化與透明度。
第四，高層互動與訪問議程的持續溝通，為後續談判預留了政治空間。談判期間，中方明確確認，雙方就特朗普訪華行程保持密切溝通，巴黎談判成為高層會晤的前置鋪墊與氛圍營造環節。儘管訪華時間因中東局勢被迫延後，但雙方對接渠道未中斷、議程準備未停止，經貿談判與高層政治互動形成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的格局，使貿易對話服務於雙邊關係整體穩定的核心目標，也為後續一攬子協議達成創造了政治條件。
分歧與約束仍構成長期障礙
中美核心經濟治理認知差異仍是難以逾越的障礙。美方雖放棄全面制度改造目標，但並未放棄對華貿易施壓，在對等關稅司法受限後，仍以“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審查”“產能過剩”為由分別重啟301調查，以產業政策、市場准入、公平貿易等議題發起針對性限制。中方堅持自身經濟制度與發展權，拒絕以犧牲核心利益為代價換取短期經貿收益，雙方在政府與市場關係、產業支持政策、貿易規則定義等問題上的認知分歧具有長期性、根本性，難以通過一兩次談判徹底彌合，將持續成為未來談判的核心障礙。
技術與供應鏈競爭趨於長期化，持續向經貿談判傳導壓力。美方仍牢牢掌握高端芯片、航空發動機、先進製造設備等關鍵技術出口管制工具，將技術安全與國家安全深度綁定，限制中國獲取先進技術。稀土、關鍵礦產、高科技製造、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戰略競爭不斷升級，供應鏈多元化與陣營化並行，技術競爭從產品出口延伸到投資審查、人才流動、基礎研究全鏈條。技術博弈的結構性約束，使經貿談判難以擺脫安全競爭的干擾，共識達成空間持續收窄。
台灣問題等安全議題的外溢風險，成為干擾經貿共識落地的最大變量。台灣問題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希望借經貿互動推動美方減少對台支持、軟化官方立場，而美方政策調整受制於國內政治、同盟體系與輿論氛圍，難以作出實質性讓步。安全議題向經貿領域傳導，可能導致貿易談判與安全議題強行捆綁，增加共識達成難度，甚至出現經貿成果因安全摩擦逆轉的風險。
外部衝擊與美國國內政治干擾，使談判成果的落地與延續充滿不確定性。中東等地緣衝突仍可能持續分散美方外交資源，干擾對華議程推進；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全球需求疲軟、金融市場動盪等因素，將直接影響雙邊貿易收益預期與談判動力。美國國內政治周期、選舉考量、輿論氛圍始終存在不確定性，對華強硬姿態仍具備強大政治吸引力，政策反復、表態倒退的可能性始終存在，給談判成果的執行與延續帶來潛在風險。
共識執行與履約監督機制的缺失，可能導致紙面成果難以轉化為實際收益。即便雙方達成書面共識，在採購規模、執行時間表、監督主體、違規後果等問題上仍可能出現嚴重分歧。中美對協議履行標準、評估方式、爭端解決機制的理解存在明顯差異，且缺乏強有力的第三方監督與約束機制，使共識停留在紙面，難以真正轉化為穩定的貿易收益與關係改善動力。
在競爭共存中挖掘務實合作空間
儘管挑戰嚴峻，中美在經貿領域仍存在清晰且可操作的合作機遇，成為未來關係緩和的重要支點。
其一，大宗商品與農產品貿易具備天然互補性，擴容空間明確、落地難度較低。中國對大豆、能源、民用飛機等商品需求穩定且規模龐大，美方擴大出口、降低貿易逆差的意願強烈，雙方在可量化、可核查的貿易領域存在現實共同利益。擴大採購承諾既滿足美方政治與經濟雙重需求，也符合中國市場供給與產業發展需要，可成為未來合作最穩定、最具操作性的支柱領域。
其二，貿易穩定機制與危機管控合作，是雙方共同的現實需求。中美均不願經貿關係陷入失控摩擦，在建立貿易監測、預警、審查、協調機制上存在高度共識。未來可推動巴黎談判達成的機制意向從框架走向落地，形成定期溝通、數據共享、風險預警、分歧協調的制度化平台，以長效機制降低摩擦頻率、減少戰略誤判、管控競爭風險，實現競爭性共存的穩定狀態。
其三，高層會晤仍是推動一攬子協議達成的關鍵契機。訪華行程雖推遲，但籌備與對接工作持續推進，高層面對面溝通有望成為階段性成果集中落地的節點。雙方可在關稅休戰延長、採購承諾打包、市場准入局部放寬、技術管制適度調整、領事機構恢復等領域達成互惠安排，以一攬子共識實現關係階段性緩和，為後續談判創造良好氛圍。
此外，企業層面的市場合作，可形成對沖政治摩擦的民間穩定力量。在政府博弈加劇的同時，美國企業基於市場需求推動在華合資、技術合作、供應鏈協同，中國企業也在合規前提下維持對美業務布局，企業層面的利益捆綁自下而上為雙邊關係提供韌性。這種基於市場邏輯的合作，不受短期政治波動的完全支配，可成為官方談判的民間支撐，幫助經貿關係抵禦政治風險衝擊。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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