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立威

在第二十三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中，2025年我國成年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達到80.8%，聽書、視頻講書等新形態快速發展，綜合閱讀率升至82.3%，紙質圖書閱讀量也穩中有升，顯示「全民閱讀」在政策推動下持續向好，同時深度閱讀面臨數字化重構帶來的新挑戰。從「倡議閱讀」到以《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為標誌的制度化推進，再到《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進書香社會建設」「把全民閱讀作為重要文化工程」，閱讀已經上升為國家層面的長遠戰略部署，與文化強國、教育強國目標緊密相連。

從國家層面看，近年來圍繞全民閱讀的頂層設計持續完善：一方面，「全民閱讀」連續多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把閱讀作為提升公民素養、培育時代新人的基礎性工程，要求加大優質內容供給，完善青少年、老年人等重點人群的閱讀服務體系。另一方面，《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從閱讀推廣、服務供給到經費保障、法律責任作出系統規定，提出要構建「全民覆蓋、普惠高效」的全民閱讀促進體系，把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新型閱讀空間等納入統一佈局，推動數字閱讀平台健康發展。這些舉措，為各地在數字時代推動「全民閱讀+深度閱讀」提供了制度支撐和實踐指南。

對香港而言，一方面，特區積極配合國家「全民閱讀」戰略，近年相繼推出「香港全民閱讀日」、閱讀城市活動等，社會整體閱讀氛圍有所提升，調查亦顯示本地青少年紙本閱讀習慣仍具一定基礎，這為守護深度閱讀提供了良好起點。另一方面，作為高度數字化、信息高度開放的國際都會，短視頻、社交媒體已深度嵌入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碎片化、娛樂化的信息消費同樣對深度閱讀構成結構性擠壓。如何在「閱讀方式多元化」與「閱讀質量下沉風險」之間找到平衡，是香港不能迴避的現實問題。

要在享受技術便利的同時守護深度閱讀，內地經驗與香港實際可以形成良性互動。其一，在制度設計上，將閱讀推廣納入整體文化與教育發展藍圖，推動公共圖書館、校園圖書館、社區閱讀空間與數字閱讀平台協同發展，在硬件規劃上同時為「方便瀏覽」和「安靜深讀」留足空間。其二，在教育實踐中，把「會慢讀、能深讀」作為核心素養系統培養，通過整本書閱讀、經典導讀、閱讀寫作結合等方式，引導學生重新找回與長文本相處的耐心與能力。其三，在社會氛圍上，倡導從「以讀求用」的功利視角，適度回歸「以讀養心、以讀立人」的價值追求，讓認真讀書、靜心思考重新成為被尊重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與國家發展大局同頻共振中理解閱讀的時代意義。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閱讀不僅關乎個體知識獲取，更關乎價值認同、文化傳承與國家意識的涵養。通過深度閱讀，香港青少年能夠更好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家的發展歷程和當代中國的治理實踐，在比較與思辨中形成更紮實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和文化觀，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奠定堅實的人文基礎。當數字技術日新月異，真正難以被算法替代的，恰恰是通過深度閱讀積澱起來的洞察力、判斷力與同情心。

最是書香能致遠。數字化閱讀的普及不是深度閱讀的終結，而應成為推動閱讀方式升級、閱讀人群擴大的新起點。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在制度上把方向引向「高質量閱讀」，在教育中把時間留給「慢閱讀」，在社會氛圍中為「安靜讀書的人」留下足夠的尊重與空間。只有讓閱讀真正「深下去、慢下來」，讓數字之「快」為思想之「深」所用。

（作者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南區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