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輝

2026年至2030年，是國家實施“十五五”規劃的關鍵五年，也是香港由治及興、全面激發發展動能的黃金五年。香港特區政府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本地“十五五規劃”，教育局（EDB）也在加緊訂製五年教育戰略規劃，這不僅關乎香港下一代的競爭力，更直接關係到香港能否以“教育強港”的姿態，深度融入並強力支撐“教育強國”的建設。其實，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以下簡稱《綱要》），早就為中國未來十餘年的教育發展描繪了宏偉藍圖，也為香港未來教育改革與發展指明了方向，試析如下。

一、 固本鑄魂：重塑立德樹人新格局，厚植家國情懷

《綱要》將“塑造立德樹人新格局”置於核心位置，強調堅持不懈用黨的創新理論鑄魂育人，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對於香港而言，經歷了過去的社會動盪後，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但2026-2030年的核心任務，必須從“制度性防範”全面走向“內化性認同”。

給香港教育當局的行動建議：

1.  深化並立體化愛國主義與國家安全教育：

香港教育當局應在現有《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國家安全教育與國民教育無縫融入各學科。不能僅停留在法律條文的宣講，而應結合《綱要》中提到的“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讓香港青年深刻理解國家發展的歷史邏輯。2026-2030年，應推動建立一套具有香港特色、符合認知規律的國情教育課程體系。可以考慮借鑑並推廣香港教育大學正在進行的“大思政教育”。

2.  拓展“行走的思政課”——強化兩地青年深度交流：

《綱要》提出拓展實踐育人空間。香港教育當局應大幅升級現有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項目。未來的考察不應僅是“走馬觀花”，而應推行“項目式學習（PBL）”和“沉浸式體驗”。例如，組織學生深入大灣區的高新科技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乃至鄉村振興前線進行為期數週的實習與調研，讓香港青年在國家發展的脈搏中找到個人的發展機遇，真正實現“知行合一”。

3.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承：

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應在基礎教育中加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比重。教育局可設立專項基金，鼓勵學校開發結合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國家歷史文化的校本課程，增強學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相關高校可以考慮設置非遺專業，培養“大國工匠，非遺傳人”。

二、 頂天立地：增強高等教育硬核實力，打造國際創科引擎

《綱要》明確指出要“增強高等教育綜合實力，打造戰略引領力量”，並特別提到“教育布局和改革試點緊密對接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香港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這是“教育強港”最亮麗的名片，也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給香港教育當局的行動建議：

1.  以“北部都會區”為依託，打造世界級高教樞紐：

2026-2030年是北部都會區建設的衝刺期。香港教育當局應統籌規劃“北都大學教育城”，不僅要引導本地高校在此設立新校區，更要積極引入內地頂尖高校（如清華、北大、C9聯盟）及海外頂尖科研機構在此設立聯合研究院。打破校際壁壘，實現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算力網絡的共享，構建“政產學研”高度集聚的創新生態圈。

2.  實施“基礎學科與交叉學科突破計劃”的香港版：

呼應《綱要》要求，香港教育當局應聯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大幅增加對高校基礎研究的投入。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量子信息、新能源等國家戰略急需領域，設立“卓越學科領域計劃”升級版。鼓勵香港高校與內地科研院所聯合申報國家重大科技項目，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

3.  破除科研成果轉化瓶頸：

香港高校基礎研究強，但產業轉化弱。教育當局應改革高校評價體系，破除“唯論文”傾向，重新審視由英國輸入的RAE制度，將專利轉化、企業孵化、解決實際工程問題納入教授晉升和高校撥款的考覈指標。設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打通從“實驗室（0-1）”到“生產線（1-100）”的任督二脈。

三、 跨界融合：重塑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大灣區“新工匠”

《綱要》提出“加快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大國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存在“重學術、輕職教”的觀念，導致技術人才斷層，難以支撐香港新型工業化和八大中心建設。

給香港教育當局的行動建議：

1.  全面推進“應用科學大學”建設：

2026-2030年，香港教育當局應大力扶持並規範“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不僅要提升職業教育的學歷層次（擴大職業本科及專業碩士規模），更要重塑其社會地位。通過立法或政策引導，確保應用型學位的畢業生在公務員招錄、專業資格認證上享有與傳統學術型學位同等的待遇。

2.  深化“產教融合”，構建大灣區職教共同體：

香港的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缺乏大型製造業提供實習場景。教育當局應主動出擊，與廣東省教育廳及大灣區頭部企業（如華為、比亞迪、大疆、騰訊等）建立“跨界產教聯合體”。推行“香港理論學習+內地實操訓練”的“雙元制”模式，共同制定課程標準，聯合頒發微證書（Micro-credentials），為大灣區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培養具備國際視野的高級技術人才。

3.  普及中小學職業啟蒙與STEAM教育：

呼應《綱要》中“以職普融通拓寬學生成長成才通道”，香港應在初中甚至小學階段引入職業啟蒙教育。結合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數學）教育，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工程思維和創新意識，打破傳統文理分科的侷限。

四、 智領未來：全面擁抱教育數字化，開闢發展新賽道

《綱要》強調“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在AI時代，教育的形態正在發生顛覆性變化。香港具備良好的信息基礎設施，理應在教育數字化轉型中走在全國乃至世界前列。

給香港教育當局的行動建議：

1.  構建“香港智慧教育雲平台”並與國家平台互聯互通：

2026-2030年，教育局應牽頭建設統一的、高標準的數字教育公共服務平台。更重要的是，應主動對接“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台”，實現優質數字教育資源的跨境雙向共享。讓香港學生能便捷獲取內地的名師課程，也讓香港的優質雙語課程、全英文教材惠及內地學子。

2.  制定“AI+教育”的香港標準與倫理規範：

面對生成式AI（如ChatGPT等）的衝擊，香港教育當局不能採取簡單的封堵或放任的市場化策略，而應出台前瞻性的《人工智能教育應用指南》。在中小學全面普及AI素養教育，同時利用AI技術賦能教師，實現大規模的因材施教（個性化學習路徑推薦、智能作業批改等）。建立基於大數據的教育質量監測預警系統，提升教育治理的科學化水平。

3.  打造全球數字教育創新實驗室：

利用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吸引全球頂尖的EdTech（教育科技）企業在港設立研發中心。鼓勵香港高校與企業合作，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教育大模型，並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香港的數字教育解決方案。

五、 聯通中外：擦亮“留學香港”品牌，建設全球重要教育中心

《綱要》提出“完善教育對外開放戰略策略，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這是香港最能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的領域。香港不僅要成為中國的教育強港，更要成為全球人才的蓄水池。
給香港教育當局的行動建議：

1.  做大做強“留學香港”（Study in Hong Kong）品牌：

2026-2030年，香港應大幅提升非本地學生的招生比例，特別是擴大對東盟、中東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招生規模。擴大 “一帶一路獎學金”規模，吸引全球最優秀的青年來港深造。這不僅能緩解香港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帶來的生源危機，更能為國家培養一批知華、友華的國際精英。

2.  打造國際學術交流與規則制定的“超級聯繫人”：

《綱要》鼓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香港教育當局應支持本地高校發起國際大科學計劃，在港舉辦高規格的世界教育大會（中國版AERA大會）、全球校長論壇等。積極爭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等國際教育組織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或研究中心（教大剛設），提升中國在全球教育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3.  推進中外合作辦學與海外辦學：

鼓勵香港高校不僅“引進來”，還要“走出去”。支持香港高校在內地（特別是大灣區）深化合作辦學的同時，探索在東南亞、中東等地區設立海外分校或魯班工坊（結合香港的專業服務優勢，如金融、法律、工程管理），輸出香港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品牌。

六、 強基固本：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

《綱要》指出“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築牢教育強國根基”。教育的質量歸根結底取決於教師的質量。

給香港教育當局的行動建議：

1.  重塑教師專業發展體系與師德師風建設：

嚴格把關教師資格准入，落實師德失範“零容忍”。在教師的職前培養和職後培訓中，必須將《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國家最新發展戰略作為必修核心模塊。

2.  建立常態化的兩地教師互派與掛職機制：

2026-2030年，應實現香港中小學骨幹教師赴內地（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等教育發達地區）跟崗交流的全覆蓋。同時，引進內地優秀的數理化及STEAM教師來港任教或指導，取長補短，共同提升教學法。

3.  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與國際視野：

設立專項資金，資助教師攻讀人工智能、量子科學、機器人等前沿科技領域的學位或參與國際頂尖大學的短期研修，確保香港的師資隊伍始終站在全球教育理念和技術的最前沿。

七、 破局重生：化解“少子化”系統危機，重塑基礎教育新生態

《綱要》明確提出，要“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建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當前，香港正面臨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嚴峻挑戰，引發了“小學殺校潮”、“幼稚園關停潮”以及“0-3歲嬰兒入托難”三大相互交織的難題。表面上看，這是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教育資源錯配，但本質上，它是一個影響社會活力與青年生育意願的系統性危機。

在2026-2030年邁向“教育強港”的進程中，香港教育當局不能僅採取“按人數削減班級、被動關停學校”的保守策略。面對這三大難題，必須聯合勞工及福利局等部門，完成從“管理衰退（Managing Decline）”向“投資質量（Investing in Quality）”的思維轉變，打出一套“化危為機、跨局協同、結構重組”的組合拳。

給香港教育當局的行動建議：

1. 破除部門壁壘，以“幼托一體化”一箭雙雕。幼稚園關停是因為3-6歲生源不足，而0-3歲入托難是因為缺乏場地和專業人員，兩者存在天然的互補空間。在香港，0-3歲育嬰中心歸社會福利署管轄，3-6歲幼稚園歸教育局管轄。2026-2030年，兩局必須打破行政壁壘，出台聯合政策，鼓勵並資助面臨生源危機的幼稚園“向下延伸”。 政府可提供“轉型啟動津貼”，支持幼稚園利用空置課室增設0-2歲或2-3歲的幼兒託管班；同時，全額資助面臨失業風險的幼師接受嬰幼兒護理專業培訓，使其轉型為高級早教導師。此外，可利用關停的幼稚園原址，由政府低價租給非牟利機構（NGO）建立社區普惠性托育中心。這既保住了幼師的“飯碗”，又大幅降低了雙職家庭的育兒成本，從源頭上緩解年輕人的生育焦慮。

2. 變“被動殺校”為“基礎教育高質量升級”。人口減少的窗口期，恰恰是香港實現基礎教育“精細化、個性化”的歷史機遇。面對小學適齡人口減少，教育局應順勢全面深化“小班教學”甚至探索“超小班教學”（每班20人或以下），讓教師有充足精力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大幅提升基礎教育的質量，契合“教育強國”對高質量教育體系的要求。 對於確實難以為繼的學校，教育局應主導“強弱合併”或“同區合併”。合併後騰出的校舍，不應輕易交還政府作非教育用途，而應改造成“區域性教育共享中心”。例如，集中配置昂貴AI算力設備和機器人實驗室的“STEAM創科中心”，或為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提供專業輔導的“康復支援中心”以及綜合性的課後延伸活動中心，供全區中小學生共享，實現教育資源的集約化與最優化配置。

3. 借力“搶人才”戰略，拓寬生源蓄水池。香港的出生率短期內難以大幅反彈，必須通過“外部開源”來補充生源，這與特區政府當前的“搶人才”戰略高度契合。教育局應設立專門的“人才子女入學服務中心”，為通過“高才通”、“優才”等計劃來港的數萬個家庭提供一站式學位匹配服務，引導這些生源流向面臨縮班壓力的津貼學校，並提供“適應性課程津貼”，幫助插班生過好語言關和文化關。 同時，隨着“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和深港同城化的推進，教育局可研究放寬部分邊境區學校的招生限制，吸引更多居住在深圳的港籍兒童跨境就學。在保障本地學生學位的前提下，甚至可以探索允許部分優秀的直資或私立學校，擴大招收大灣區內地籍自費生及“一帶一路”國家的低齡留學生，打造“低齡留學香港”品牌，從小培養知港友港的國際化人才。

通過上述“托幼一體化保底 + 小班化提質 + 搶人才開源”的戰略部署，香港不僅能平穩度過少子化的陣痛期，更能借此契機重塑基礎教育生態，為“教育強港”夯實最堅實的塔基。

結語

“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吹響了全民族向教育強國進軍的號角。對於香港而言，2026-2030年是破局立新、跨越發展、實現“教育強港”的關鍵五年。

香港教育當局應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廣闊的歷史視野、更強烈的責任擔當，將香港的“十五五教育發展規劃”深度嵌入國家戰略的宏大版圖中。通過厚植家國情懷、勇攀科技高峰、重塑職教體系、引領數字變革、擴大國際開放，香港完全有能力、有底氣在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強港”。這不僅是香港自身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更是香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所能作出的最卓越貢獻。同向同行，乘風破浪，香港教育的明天必將更加輝煌。

（作者係香港教育大學助理副校長(區域拓展)，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