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紀緯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筆者早前觀看歷史正劇《太平年》，司馬浦慷慨陳詞、以死明志，說服了開國之君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的溫和之策，為大宋統一天下、實現和平奠下基石。這段劇情帶給筆者的啟發，不止於歷史權謀的智慧，更在於它清晰地呈現了從亂世走向治世過程中的兩個重要議題：「變甚麼」和「怎樣變」。本文嘗試藉用組織管理學、政治學、制度主義和空間尺度中「變」的概念，討論當前香港的演變情況，歸納並提出三個關鍵改變：角色的轉換、思維的革新、手段的變革。

身處時代變局中的香港，正經歷著走出殖民地歷史、告別歐美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舊秩序，在國家邁向復興、全球格局深刻重構之際，尋找自身全新定位的關鍵時期。香港社會內部，亦湧現出求變革、謀發展的強烈意願。特區政府與每一位市民，如何匯聚開闢新局的智慧，完成自身角色、思維與手段的範式轉變，共同開創一個屬於香港、服務國家的繁榮新時代，正是本文探討的核心命題。

香港治理的角色、思維與手段革新

一場涉及角色、思維與手段的系統性變革，正在香港層層推進。這並非簡單的政策微調或單一規劃的出台，而是一次治理範式的深層次轉移，其概念框架與實踐路徑，正逐漸清晰。

（一）角色的轉換：從「守夜人」到「引領者」「共建者」

回顧歷史，從港英政府時期奉行的「積極不干預」，到回歸後一段時期內特區政府仍習慣於「小政府、大市場」的路徑依賴，香港的公共治理長期停留在類似「守夜人」的角色，側重於維護經濟秩序與市場規則，對長遠戰略規劃著墨不多，即使有個別項目亦缺乏整體發展視野。這種定位，在過去或許行之有效，但在全球政治經濟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發展戰略全面鋪開的關鍵節點上，便顯得捉襟見肘。

今屆特區政府及時把握了這個轉瞬即逝的變革窗口期，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打破傳統角色鎖定，向積極有為的「引領者」轉變。這種轉變，首先體現在施政視野的根本性提升。近年來的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持續貫徹「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更好結合的理念，並實踐在制度上以多空間、尺度聯動引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則，積極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政府不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更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者」。從制定《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明確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等三大策略性產業方向，到確立公營房屋建屋量的硬指標，這些舉措都標誌著政府角色的質變。

最能體現這種角色轉換的實踐場景，莫過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港英年代刻意將新界北打造為與內地的隔離帶，到回歸初期仍以民間自發的經濟與人文聯動為主，香港在區域融合中長期處於「被動配合」的位置。而近兩屆特區政府不僅主動投入，更規劃佔地香港三分之一面積的北部都會區，從頂層設計上將其確立為與維港都會區並駕齊驅的「第二經濟引擎」，更以實在的施政措施和財政安排配合藍圖逐步落地。例如，在2026/27財政年度預算案中，政府展現出42年來首次動用外匯基金儲備的魄力，撥款1,500億港元支持北部都會區及其他基建項目；同時向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各注資100億港元。這一系列大手筆投入，清晰地宣告：特區政府不再只是市場的輔助者，而是以戰略眼光和財政決心，親自下場塑造產業未來，成為引領區域發展的主導者。李家超行政長官作為「第一責任人」，不僅在頂層設計上親自統領，更在關鍵節點展現政治決斷力，確保「積極有為」的施政理念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成果。

與政府角色轉換相輔相成的，是廣大市民角色的演變。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這片曾被指為「借來的地方」上，市民往往被視為公共服務的「受惠者」或社會事務的「旁觀者」。而在中國香港這一新治理格局下，市民正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參與者」和「共建者」。從社區層面政、商、民合作改善社區生態的實踐，到宏觀層面市民對國家發展規劃、對香港未來定位的關注與討論日趨深入，都反映出公民意識的覺醒與成熟。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香港的未來，不僅繫於政府的引領，更需要每一位市民以主人翁精神，積極建言獻策、投身建設、承擔責任，共同書寫這座城市的新篇章。

（二）思維的革新：實踐「戰略主動」推動「最大公因數」

角色的轉換，必然要求思維的革新。對於特區政府而言，思維的革新體現在從「事件導向」到「結構導向」、從「被動應變」到「戰略主動」的根本轉變。過去，特區政府的思維模式常被詬病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忙於應對孤立事件，結果是治標不治本，導致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積重難返。本屆特區政府認識到自身的角色之變，繼而推動思維革新，施政上展現出「戰略家」的視野。最具標誌性的舉措，莫過於宣布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這不僅是對國家治理經驗的借鑒與肯定，更是治理思維的一次關鍵飛躍：一是改變政府「干預」是洪水猛獸的觀念、認同政府戰略與市場動力可相輔相成；二是將施政從年度計劃拓展至中長期規劃，從個別政策領域的考量延伸至全局統籌，確保政策的前瞻性與連續性、戰略的穩定性與全面性；更使香港的發展能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

這種戰略思維，亦體現在產業政策的精準發力上。從「新型工業加速計劃」以直接財政投入引導資本流向先進製造、新能源科技等三類策略性產業，到財政司司長親自成立和主持「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進行跨領域、跨行業統籌協調，特區政府展現出從輔助市場發展向引導產業創新的思維革新軌跡。政府不再消極等待市場自然演化，而是主動識別並介入那些事關未來核心競爭力、但市場可能失靈或投入不足的關鍵領域，以戰略錨定、協同聯動、閉環落地的組合拳，培育新質生產力，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能。

在社會層面，思維的革新則體現於從過去的「二元對立」向尋求「最大公因數」的共識思維轉變。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曾深受撕裂之苦，非此即彼的簡單對立導致社會空轉內耗。今天的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全社會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社會的進步需要超越簡單對立、超越個別產業或團體的小我利益，尋求最大的發展共識；及至國家層面，便是在國家戰略需求與香港獨特優勢之間，尋求最大的利益交集。這種思維轉變，體現在社會各界對發展規劃的熱烈討論和積極回應。無論是港區人大政協、工商專業界別，還是普通市民，都在認真思考如何將香港的國際化基礎、專業服務能力、個人靈活善變等優勢，藉「十五五」規劃轉化為服務國家戰略的要素；又如何藉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升民生福祉、創新產業，構建與國家和大灣區的共贏局面。大家逐漸形成一種共識：香港的繁榮穩定，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大局；而國家的現代化，也需要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貢獻。這種「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思維，正是香港在新時代凝聚共識、匯聚力量的基石。

（三）手段的變革：實現「多元共治」「開放協商」

角色的轉換和思維的革新，需要通過手段的變革來聯動落地。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是新思維引導手段轉向和平的本質轉變。香港的治理手段，也正經歷從「單一」到「多元」、從「閉門」到「開放」的結構性變革。

在治理手段上，「積極有為」的政府不再依賴於傳統的行政命令或簡單的資源投放，而是展現出制度創新與模式探索的活力。今屆特區政府成立之初便設立由特首親任組長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從頂層總攬推進和督導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對接大灣區，實現國家、區域和城市三層空間更深入融合發展。至於北部都會區，除成立「北都發展委員會」外，特區政府更主動引入「片區開發」的土地發展新模式；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更進一步提出在國際創科新城推動政府、發展商、科企三方合作，引導土地和企業資源對接產業發展新模式，這是對過往純土地拍賣模式的有益補充，體現了以政府資金撬動市場資源與力量、更大程度地激發市場活力，實現「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深度結合的思路。

在決策模式上，政府正從相對封閉的「閉門決策」，轉向更開放的「開放協商」。從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到財政預算案編制過程中的廣泛溝通，再到就特定議題成立由專家、業界、政府共同參與的委員會，以及推動粵港澳共建各類「灣區標準」，都體現了決策模式的民主化和科學化轉向。這種轉變，不僅有助於提升政策的認受性和執行力，更重要的是，它將社會各界的力量納入治理體系，逐步形成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市民共同參與的「協同治理」新格局。

綜上所述，香港正從被動到主動地經歷一場涵蓋角色、思維與手段的結構性、聯動性變革。這場變革，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兼備；大勢已成，初效已顯，為香港迎接未來更大的機遇與挑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接國家「十五五」編制好香港首個五年規劃

今年三月，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審議通過「十五五」規劃綱要，這無疑是舉世矚目的焦點。這份引領國家未來五年發展的宏偉藍圖，既謀劃國計民生的「國家大事」，也細緻觸及尋常百姓的「關鍵小事」。規劃提出對新質生產力、現代化基建、城鄉融合發展、社會保障和改善民生、綠色低碳轉型等多方面的百多項重大工程，猶如一連串精密的齒輪，將驅動中國這艘巨輪在未來五年的航程中行穩致遠。「十五五」規劃不只設港澳專章，更提及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等重大項目。從「變」的概念視角審視，國家「十五五」規劃不僅是香港發展的歷史機遇和責任，更是驅動香港治理手段迭代與空間尺度躍升的外部動能。

回望「十四五」，我們看到一個在世紀疫情與複雜外部環境雙重影響下，經濟社會依然經歷巨大變革的中國，其戰略定力與執行力令人讚嘆。展望「十五五」收官的2030年，隨著各項主要指標充分達標、多項重大工程完成落實，我們可以暢想粵港澳大灣區將擁有一個怎樣的環境？

屆時，隨著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絡、衛星互聯網、6G研發等新型基礎設施的全面建成，大灣區的數字生態將更為立體完備，為智慧城市群建設提供堅實基座。產業結構層面，新質生產力將真正挑起大樑，深圳的具身智能機器人、廣州的細胞與基因治療藥物、香港的智能金融與專業服務等特色產業集群將日趨成熟，形成深度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創新格局。社會民生方面，伴隨「一老一小」服務體系持續優化，便捷的城際通勤網絡與普惠的養老託育服務，將讓區域融合的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大灣區居民。這幅2030年的灣區圖景，既是國家戰略穩步推進的必然結果，也為香港發揮獨特優勢、找準自身位置，提供了清晰的標杆。

面對這樣一個即將到來的2030年，香港應當如何定位與作為？答案非常明確：全社會必須及時做好準備、把握機遇；通過恰逢其時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將自身發展嵌入國家戰略、大灣區布局與本土需要的多空間尺度聯動工具，是為「角色、思維與手段」變革在規劃層面的具體體現。

香港「五年規劃」必須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緊密對接，明確「南金融、北科創」的發展格局、積極回應「三中心」的戰略定位。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擎，應當一方面深入聯動「南金融」以帶動全港產業革新發展，另一方面承擔起聯動港深乃至整個大灣區的戰略功能，成為匯聚創新資源的平台、孕育創科研發成果的基地。

在制度安排上，香港需要以實現「超級增值人」功能為導向做好創新工作。例如，在要素流通領域，需要優化人流、車流、貨流等傳統要素的跨境流動安排，以及為資金、數據等新要素的跨境流動探索更便利和高效的機制。

在金融領域，藉國家金融開放之勢，及時放寬、完善和創新金融工具、外匯等方面的制度設計與要求，以善用香港的優勢協助人民幣國際化，讓「南金融」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樞紐。簡而言之，通過「五年規劃」，把革新的手段呈現於經濟、社會、城市建設等領域的創新發展；將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專業服務能力與水平，轉化為服務國家戰略、增進民生福祉的實際行動。

在市民層面，展望2030年的大灣區，每一位香港市民也應從當下開始作好準備。首先是心態上的準備。需要以更開放、更積極的態度去認識內地的發展和理解香港融入大灣區的必要性。大灣區的融合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與香港市民息息相關。主動了解國家的發展規劃，關注深圳、廣州等兄弟城市的產業與民生動態，將有助於在變化中發現機會。其次是知識和技能上的準備。未來的就業市場，將更加青睞那些既懂國際規則、又熟悉內地市場，既擁有專業技能、又具備跨界視野的複合型人才。當跨境物流變得暢通無阻，深圳的物流公司可能需要熟悉香港國際規則的市場總監，協助拓展香港甚至是東南亞業務；當大灣區養老服務需求日益增長，廣州的長者活動中心，或許正需要引入香港成熟的社會工作經驗和培訓體系來提升服務質素。對於正籌劃退休生活的香港市民而言，2030年的大灣區內地城市，可能提供更舒適、更多姿多彩、更實惠的養老選擇，實現「雙城養老」的愜意生活。而要讓這些變現，第一步亦是重要的一步，就是香港市民積極參與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工作，踴躍提出自己的想法。

以革新之力書寫香港由治及興新篇章

回顧開篇，《太平年》中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告訴我們：從亂世走向治世，需要角色、思維與手段的全面革新。今日的香港，正邁向「由治及興」的深刻變革。從「積極不干預」到「積極有為」的治理範式迭代，從「守夜人」到「引領者」的角色轉換，從「被動配合」到「主動塑造」的思維躍升，從「單一治理」到「多元共治」的手段創新，香港已經邁出堅實步伐；革新成果初現，香港必須有決心持續實踐聯動變革，推動治理上的範式轉移。

展望未來五年，在國家「十五五」規劃的宏偉藍圖指引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啟動將引領特區政府與全體市民在多空間尺度上實踐這場自我革新。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踏入2030年之時，許多願景將化為現實：北部都會區將初具規模，「南金融、北科創」的產業格局將日漸清晰，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的獨特功能將進一步彰顯。屆時，我們不僅能見證一座城市的華麗轉身，更能親身參與書寫一個由治及興、與國家同頻共振的香港新篇章。

秉承這股革新之力，以更開放的胸懷、更進取的姿態、更務實的行動，將個人的奮鬥目標融入發展藍圖，將香港的發展規劃對接國家戰略大局，香港定能在2030年交出亮麗的成績單，為下一階段的騰飛奠定堅實的根基。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6年4-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