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廣兆，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第十屆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兼任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顧問及香港銀行華員會名譽會長、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香港福建商會永遠榮譽會長。他1960年被派駐香港，服務中銀集團及香港金融業已長達半個多世紀。2003年，林廣兆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2016年，林廣兆再獲頒授“金紫荊星章”，嘉許語中有這樣一段：“林先生長期致力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憑藉在銀行界超過五十年的豐富經驗，林先生積極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地位，卓有建樹。”文｜本刊記者     許煜林廣兆呼籲愛國愛港團體承接民間辦學重任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作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並多次強調“愛國者治港”原則。如何培養和儲備“愛國愛港”人才，是年近九旬的林廣兆甚為牽挂和操心的事情。他告訴記者，“愛國者治港”是一個長期的治港方略和目標，而如何培養和儲備“愛國愛港”人才，則是當下最為迫切的任務之一。林廣兆居港逾60年、一直活躍在香港金融界和社團界，對培養 “愛國愛港”人才頗有心得。很早之前他就留意到，香港的現實情況是，中小學、幼兒園等啟蒙教育場所多由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會辦學，另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傳統名校，真正由旗幟鮮明的愛國團體創辦的學校則寥寥可數。2000年，香港教育界宣布取消中學中史必修課。林廣兆開始著急了，他知道一旦學生沒有機會接受系統化中國歷史教育，對國家和民族的認識必將出現空白，產生缺失。因此在他擔任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副會長期間，與時任會長的陳有慶先生，就曾有過推動香港中華總商會創辦愛國學校的想法。但當時與特區政府協調辦學用地就花了好幾年，直到香港中華總商會換屆仍毫無所穫。2014年非法“佔中”事件及2019年“修例風波”發生後，林廣兆深感當年錯過了推動香港中華總商會創辦愛國學校的機會，他認為中總辦學，可以為民間辦學起到很好的帶頭和示範作用。林廣兆建議，先發動社團力量，協調到辦學用地和場所之後，再由中資機構或投資或贊助：“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香港的百年大計，也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各界愛國愛港社團應該也值得參與其中。”1996年1月，中銀向香港機場管理局提供82億港元貸款，參與融資興建新機場。林廣兆（左三）代表中銀簽約對如何協調辦學用地和場所，林廣兆建議接受之前的教訓，現在發動民間辦學，先不要著急去和政府協調辦學用地，因為有很多程序和制約，很難一下子解決這些問題。他建議先調研香港現有的民間辦學狀況，“全面了解一下，現有學校有哪些辦得不好的，可以一起合作；有哪些已經辦不下去或不想辦的，可以轉讓過來；另外應該還有一些之前辦過學但目前已經荒廢的校園，可以修葺或重建後投入使用。這樣一來，愛國愛港團體民間辦學行動可以迅速展開，無需被辦學場所及用地所制約。”在林廣兆看來，在香港發起民間辦學最成功的例子之一，當屬旅港福建商會。早在1926年，福建商會就開始在港創辦“福建中學”，近百年來一直堅持愛國教育理念，並在港首創每周一升國旗儀式先例，一直被其他民間愛國學校效仿。2009年，福建中學以接收方式完成了對經營不善的基督教臻美學校的兼併，使之成為福中的第四間系列學校。林廣兆認為，這種接收方式各得其所，是一種最集約的資源整合模式，可作為當下愛國團體民間辦學的模式之一。林廣兆還建議內地名校及優秀教育機構來港辦學。“目前內地駐港機構越來越多，派駐香港的中資機構人員亦日益增多。這些中資機構人員家庭，很多都希望子女繼續接受內地模式的教育。因此，在港開辦內地模式的學校，實際上有很大市場需求，也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內地來港辦學的學校和機構都有豐富的內地教育經驗，在引導學生學好課內知識之餘，也懂得如何加強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學生的國家民族歸屬感。”他強調，不論是愛國愛港社團創辦的學校，還是內地教育機構來港創辦的學校，都是落實中央“愛國者治港”原則、培養認同國家與民族、建設國家與香港的“愛國愛港”人才庫。 60年前派駐香港廣獲華僑信任支持雖然林廣兆與記者侃侃而談的是民間辦學經驗，但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還是香港金融界老行尊，被尊稱為“中銀長青樹”。林廣兆1934年出生於福建漳州平和縣，1952年入職中國人民銀行，1958－1959年先後被提升為中國銀行漳州支行副行長、行長，1960年被中國銀行選中派駐香港。上世紀60年代初的香港，經濟剛剛起飛，收入提升、人口激增、物業交投旺盛，銀行業也隨著發展迅猛。當時的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需要一批懂閩粵方言、可以服務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的年輕從業人員。中國銀行總行到福建廣東考察合適人選，林廣兆被選中，成了總行第一批派駐香港的員工之一。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居住條件也很艱苦，4－5人擠在10來平方米房間裡，人齊的時候連轉身都困難。大夏天也沒空調，在屋裡只能靠搖大葵葉扇降溫。林廣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很快他就調整了狀態，並時刻提醒自己：總行和國家對自己這麽信任，自己作為派駐香港的排頭兵，一定要做出一番建樹，讓總行和國家放心。於是他報名學習粵語和英語，積極參加各類同鄉會和商協會，並利用節假日和業餘時間堅持在社團裡做義工。憑藉福建人一股“愛拼才會贏”的闖勁，林廣兆很快得到香港一些社團領袖及東南亞華僑的支持，他由此積累了大量人脈資源，融入了香港社會，工作得心應手，業務蒸蒸日上。2001年10月23日，在中銀香港成立酒會上，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與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劉明康共同主持亮燈儀式那段時期，東南亞排華嚴重，很多華僑都把資產轉回香港，林廣兆成了他們最信任的銀行業務能手。一些福建老華僑甚至一下飛機，就把全副身家十幾二十萬港元現金直接交給林廣兆，讓他存妥之後再把存單交回給他們。當年的十幾二十萬港元是什麼概念？林廣兆解釋說，那時候香港北角的房價，一套兩室一廳也就2萬港元左右。十幾二十萬港元，在當時幾乎可以買下近10套北角的房子。這麼多現金沒憑沒據就交到林廣兆手裡，可見在這些華僑的心目中，林廣兆的可信任程度，完全不亞於自己的家人。 援建大型基礎設施助力內地改革開放1978年內地迎來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林廣兆時任中銀集團港澳管理處業務部主管，負責信貸業務。在當時香港與內地金融政策尚未完全互通情況下，基於對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信心，以及對內地政府發展基建和實體經濟的支持，林廣兆在總行相關指示下積極穩妥地推動所屬各行開展內地業務，援建內地大型基礎設施，大力推動內地政府發展實體經濟。他認為：支持國家改革開放，香港中銀集團要敢為人先。如果不投融資給內地政府建設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外商無法在內地投資興業、帶動就業及改善民生，國家改革開放或將成為一紙空談。在他的影響和推動下，香港中銀集團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承擔國家改革開放投融資重任。統計資料顯示，1979－1992年，中國銀行通過“三貸”（外國政府貸款、政府混合貸款和買方信貸）、商業貸款和發行國際債券共籌措資金168.4億美元，佔同期國家實際利用外資的88%，是同期外商直接投資額的1.5倍，成為國家對外籌資主管道。香港中銀集團及林廣兆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香港回歸祖國後，為更好發揮集團優勢，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和國家對外開放，1998年中國銀行總行啟動重組香港中銀集團計劃，並將時任中銀集團港澳管理處副主任的林廣兆派到寶生銀行兼任董事長，主導以寶生銀行為載體的香港中銀重組及上市計劃。從重組到更名到上市，寶生銀行及更名後的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相關法律文件簽署，主要出自林廣兆之手。2002年7月25日，中銀香港成功上市，開啟了歷史新篇章。林廣兆直言意義重大：“為國有金融企業利用海外市場融資敲開了大門，亦為中國民族金融資本與其他資本在世界金融舞台上同台競技揭開了序幕。” 見證中銀發行港幣參與痛擊金融大鱷對於中銀集團如何獲得港幣發鈔權，以及與香港金管局聯手痛擊國際金融大鱷等大事記，林廣兆至今記憶猶新。據他回憶：1982年中英政府就香港回歸問題展開談判。與此同時，已躍居香港第二大銀行集團的中銀集團，也陸續化解了80年代的港元匯價危機、股災、銀行擠提等事件，地位直線上升。如能在中英過渡時期參與發鈔，對穩定人心和香港金融市場都有好處。於是，1993年4月國務院批准中國銀行修改章程，允許“在港澳地區的分行依據當地法令可發行或參與代理發行當地貨幣”。同年7月，香港立法局通過法案，承認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發鈔合法性。1994年5月，中國銀行正式發行港幣，成為香港三大發鈔行之一。1997年香港回歸第2天，由於受亞洲金融風暴波及，香港金融亦開始受到衝擊。在香港抵禦金融風暴的整個過程中，中央政府給予了大力支持，始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與國際炒家生死決戰的關鍵時刻，香港特區政府與中銀集團等機構高層，共商防禦國際大鱷對外匯和股市的衝擊的對策，香港中資機構亦全力以赴支持特區政府護盤行動，成為香港戰勝金融風暴襲擊的堅強後盾。林廣兆仍然清晰記得當時情景：中銀集團數十名外匯操盤手執行指令，不分晝夜，輪流在國際匯市上與炒家交鋒。關鍵時刻，中資及本地資金入市，24家籃籌、紅籌上市公司從市場回購股份，推動大市上揚。加上中國內地減息等利好消息，香港股市開始強勁反彈，港元匯價也隨即恢復穩定，最後終於迫使國際大鱷倉惶出逃。“應該說，在1995－1998年的整個亞洲金融危機中，唯一頂住國際資本大鱷進攻而沒有經濟崩潰的，就只有回歸後的香港了。”林廣兆自豪地說。 情繫鄉梓無私奉獻歷盡千帆初心不忘旅居香港60年來，林廣兆一直以福建社團為家，正直坦誠、勤奮務實、任勞任怨、寬容大度的人格魅力，贏得了社團上上下下的信任和敬重。對家鄉，林廣兆眷念於心，念茲在茲。他常說，從小喝家鄉水長大，事業有成回饋家鄉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多年來他充分發揮自己在港影響力，帶領香港福建鄉親成立了香港漳州同鄉總會、旅港福建商會等社團組織，團結鄉親力量，支援家鄉建設，引進雄厚資金和技術力量幫助家鄉修公路、建電廠，支援經濟開發區建設等，為改善民生、創造就業、造福鄉梓作出了貢獻。2008年，林廣兆得知家鄉平和縣正在籌建一所高質量完全中學，立即帶頭捐款50萬港元，並影響和帶動了香港漳州同鄉總會和許多熱心教育事業的香港同胞慷慨解囊，先後為學校捐款捐物2,000多萬港元。另外還籌集了700多萬港元設立教育基金，用於獎教獎學。為感謝林廣兆的貢獻，平和縣將這所學校命名為“廣兆中學”。他還先後發動港澳同胞及海外僑胞，捐建平和縣醫院、縣第一職業技術學校、圖書館等數十個重大項目，極大改善了家鄉的教育、醫療、文化環境。2008年11月，林廣兆回家鄉看望福建平和廣兆中學師生，受到孩子們的熱烈歡迎在香港，林廣兆亦不遺餘力推動中銀公益事業蓬勃發展。上世紀90年代，他代表中銀集團出任中銀公益基金會董事，並一直參與行政和決策事務，為基金會出謀劃策，策劃公益活動，發動各類籌款，為香港弱勢社群及基層社區受惠者爭取了最必需援助，令中銀集團及中銀公益基金深入香港民心，備受社會信賴。 堅辭高薪續當義工兩度獲授紫荊星章2001年林廣兆榮休。上級極力挽留他擔任香港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幾次堅辭不下，林廣兆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又肅然起敬的“條件”：不接受副董事長每年數百萬薪酬及高額花紅待遇，只領取原單位退休金。來來回回“談判”了兩個多月，上級最終接受了林廣兆的“條件”。林廣兆笑道：“一個人能為國家和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相當於將自己匯入時代的大海，可以成為推動歷史和社會滔滔向前的一份力量，這樣我覺得人生才有意義。我已經有退休金，錢給再多我也沒有用。能在第二線繼續為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已經很開心。”從2001年榮休至今20年退而不休的“義工”日子裡，除了出差，林廣兆每天都堅持早晨6點起床，6點半至8點行山，9點半到辦公室上班，為中銀國際推進市場化改革、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作出新貢獻。同時，他還將很多時間投入到社團工作中，經常組織和帶領愛國愛港社團與內地及台灣進行文化經濟交流，影響並發展了大批青年骨幹加入愛國愛港陣營，成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社會中堅力量。2016年，他不顧年事已高，在“反港獨撐釋法大聯盟”中，作為金融界代表發動了逾4萬人參加和平集會，向各界表達市民對反“港獨”和支持釋法的強烈意願，並反復向大家宣講：“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就是國與家的關係。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感動了無數港人。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李博揚監製：連振海

民進黨當局受疫情反彈、涉黑醜聞、缺水停電等事件影響，執政困境持續加劇，蔡英文“第二任期魔咒”浮上台面。為轉移矛盾焦點、掩蓋施政劣跡，蔡英文與民進黨加碼操弄“台獨”話術，刻意通過升高兩岸對峙情勢，積累自身政治能量，“正名謀獨”“修憲謀獨”“倚美謀獨”“文教謀獨”等動作層出不窮，嚴重挑釁中國大陸，也讓原本就烏雲密布的兩岸關係蒙上一層更深的陰影。文｜北京      韓冰蔡英文第二任期已滿一年，施政表現大幅下滑冒進推動“正名”活動近期，蔡英文及民進黨當局為包裝“台獨”分裂圖謀，意欲利用“中華民國台灣”的招牌，為“兩國論”搭建寄生空間。這一行徑既是民進黨推動“漸進式台獨”的新手法，也是民進黨遂行“正常國家決議文”的一場政治冒險。一方面，蔡英文放任綠營政治人物公然叫囂“兩國論”。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蔡英文為遂行“以疫謀獨”圖謀，放縱賴清德、蘇貞昌等民進黨“頭面人物”升高“台獨”論調，激化兩岸對立，肆意破壞兩岸關係。今年4月25日，“台獨”組織“台灣國家聯盟”舉辦主題為“台灣國家正常化，亞太和平永續化”的“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台灣地區副領導人賴清德親自前往會場，並在會中鼓吹“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主權與中國互不隸屬”，宣示“台獨”政治立場。與賴清德遙相呼應，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也在公開場合多次拋出“沒有台灣，哪有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國家”等論調，甚至叫囂要“捍衛台灣主權”“備戰以止戰”。另一方面，蔡英文親自動手為“兩國論”披上“中華民國台灣”外衣。今年1月1日，蔡英文在“元旦致辭”中稱，大陸要正視“中華民國台灣”。1月15日，蔡英文在接受英國媒體BBC專訪時稱，“我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稱自己是‘中華民國台灣’”。4月1日，針對國民黨金門縣“立委”陳玉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但台灣不是”的說法，蔡英文專門召開記者會，聲稱“中華民國台灣”是“現在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我們持續共識、持續凝聚，讓國家更團結”。5月20日，蔡英文在就職講話中再度鼓吹“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在驚濤駭浪中走過來的國家”。蔡英文密集兜售“中華民國台灣”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掏空“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的軀殼裡填入“台獨”內容，繼而邁向“台獨”深水區。 打開“修憲謀獨”的“潘多拉魔盒”目前，台灣地區適用的“憲法”，由國民黨當局1946年制定，1947年頒行，並於1949年帶到島內。儘管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已喪失代表全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但“中華民國憲法”對“中華民國”的領土和疆域等做了明確規定，因此，島內“台獨分子”一直將其視若仇讎，竭力想要為台灣量身定制一部所謂“新憲法”。2020年1月，蔡英文獲得連任資格後，加快“法理台獨”步伐，聯手島內其他“獨派”，合力打開了“修憲謀獨”的“潘多拉魔盒”。一是掀起“修憲”政治浪潮。繼台灣立法機構2020年9月14日決議成立所謂“修憲委員會”後，民進黨“憲改小組”也在今年3月3日正式成形。民進黨前主席、“獨派”大老姚嘉文擔任共同召集人。據了解，台灣立法機構“修憲委員會”目前已收到幾十個來自島內各政黨和團體的“修憲案”。整體而言，這些“修憲案”沒有直接觸碰“領土”“國號”等敏感議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一旦有“修憲案”獲得通過，就將形成惡劣的示範效應，為民進黨等“台獨”分裂勢力將來實施“台獨修憲”打下基礎。二是意欲改造“中華民國體制”。台灣現行政治體制承襲孫中山先生的“五權體制”思想，具體依據則是“中華民國憲法”。長期以來，“台獨”勢力極力主張“修憲”，迫切渴望以美國式“總統制”與“三權分立”體制取代“中華民國五權憲法架構”。在這波“修憲”政治浪潮中，蔡英文和民進黨直接衝上前台，明確宣示要“修憲”廢除“考試院”“監察院”。2020年7月19日，回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公開聲稱要把“修憲”列為民進黨的四大任務之一，呼籲在野黨“一起珍惜這個‘憲政’的‘憲法時刻’”，表態宣稱“十八歲公民權”及“廢考監”都可以先做。而蔡英文所謂的“廢考監”，就是廢除“考試院”和“監察院”，其目的就是把“中華民國體制改造為台灣體制”，逐步實現“法理台獨”目標。三是鼓吹“全民共識”重塑“憲法”法源。島內曾七次修改“憲法”，但都是通過“國民大會”實現的，而蔡英文此次推動“修憲”，利用的是“公民投票”政治工具。她將修改“憲法”的合法性與台灣2,300萬人緊密連接起來，宣稱“修憲”體現“全民共識”。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台灣青年世代基本上都是在“去中國化”的教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大多為綠營支持者。“公投修憲”自然成為民進黨測試水溫、政治消費“天然獨”的絕佳機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民進黨未來持續推進“法理台獨”創造了有利條件。民進黨當局受疫情反彈、涉黑醜聞、缺水停電等事件的影響，執政困境持續加劇。圖為水位不斷下降的台灣桃園石門水庫 拉攏美國充當“台獨”靠山日前，美國為全方位遏制中國發展，抬升台灣地緣政治分量，加大打“台灣牌”的力度，為蔡英文與民進黨“挾洋自重、依美抗中”注入了一劑“強心針”。首先，民進黨當局為合理化美國介入台灣問題的行為，極力渲染大陸對台灣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的“威脅”，製造台灣是“受害者”的假象，以博取國際輿論同情。蔡英文接連“告洋狀”，向國際社會兜售“中國透過各種壓力手段意圖介入台灣民主機制運作”“中國正在破壞兩岸和平現狀”等陳詞濫調。其次，“挾洋自重”博取島內民眾支持。今年5月，蔡英文正式就職後，美國新任總統拜登通過社交媒體直接向其表達祝賀。美國政府的這些“友台”小動作，均被蔡英文“出口轉內銷”，誇飾成美國支持台灣“準國際”地位、願意為民進黨“台獨”路線“火中取栗”的政治保證，企圖以此迷惑島內民眾，讓他們心甘情願地坐上民進黨“台獨”戰車。最後，蔡英文自願成為美國“印太戰略”棋子。近期，蔡英文大動作邀美官員訪台，發表“台美防疫夥伴聯合聲明”，簽署“設立海巡工作小組備忘錄”等所謂“協議”，加快對美“軍購”，鼓吹發展所謂“不對稱戰力”，賣力在島內操弄“美國堅定保護台灣”的氛圍，執意將兩岸關係拉入中美戰略競爭格局，迫不及待地充當美國“抗中馬前卒”。 封堵兩岸交流“獨化”台灣社會兩岸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等方面的力量對比已發生明顯變化，大陸已牢牢掌握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對此心知肚明的民進黨當局，為屏蔽大陸對台灣社會和島內民眾日益增強的影響力與吸引力，使出渾身解數拉大兩岸同胞心理距離。民進黨當局通過所謂“國安五法”等惡“法”，不斷為兩岸交流設置“紅線”，打擊、圍堵兩岸融合發展，升高兩岸對抗態勢，固化島內民眾“恐中”“反中”“仇中”集體意識。一是圍堵限制兩岸交流。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束後，蔡英文當局在“反中仇中”問題上繼續猛踩油門。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蔡英文公然宣稱“中國（大陸）侵略台灣的代價將非常巨大”。隨後，民進黨當局又以防疫為借口，變本加厲地限縮兩岸交流，單方面暫停小三通，大三通只剩四條航線，全面禁止港澳大陸同胞入台。民進黨當局還通過增修“國安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禁止和懲罰在祖國大陸任職的台灣同胞，在與中國大陸有關的防疫、經濟、文化交流等層面築起高牆，其目的就是要以“行政”“司法”手段製造“寒蟬效應”，把“項莊之劍”砍向兩岸交流，實現收窄兩岸民眾正常往來道路，加深兩岸同胞隔閡，鞏固民進黨“綠色執政”的效果。二是“關起門來搞台獨”。蔡英文打著所謂“轉型正義”的幌子，通過文化教育、社會改革等方式，直接向台灣民眾灌輸“台獨”理念思想，批量生產製造所謂的“天然獨”群體。以民進黨當局2019年開始實施的“12年國民基本課綱——全民國防教育”計劃為例，蔡英文和民進黨以啟蒙幼兒“安全概念”“國家意識”為借口，強行推廣“台獨”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童書繪本，遂行“台獨從娃娃抓起”的圖謀。三是強化所謂“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2018年以來，蔡英文肆意攻擊大陸，煽動兩岸敵意，升高兩岸對抗，反復強調“台灣就是一個燈塔”“生死與共的共同體”等論調，不斷渲染“中國威脅”，刺激島內民眾“團結”。這些操作讓蔡英文在2020年“大選”中撈足了選票。連任後，蔡英文食髓知味，依然沉溺於以煽動民粹和兩岸對抗來贏取支持的迷思之中，多次在公開講話中炒作所謂“台灣命運共同體”，聲稱台灣2,300萬人要團結一致，一起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蔡英文的這些動作，實際上是以“台灣命運共同體”為符號，製造台灣被“打壓”的虛假幻象，對台灣民眾反復進行“台獨”政治動員。 蔡英文一意孤行走上絕路5月17日，台媒TVBS發布的民調顯示，蔡英文滿意度已從2020年連任時的61%降至41%，各項施政表現也都呈現大幅下滑態勢。5月18日，YAHOO網站以“蔡英文二次執政將滿一年，你的滿意度如何？”為題所做的網絡調查也顯示，高達80.5%的民眾不滿蔡當局施政。然而，蔡英文和民進黨當局卻一意孤行，罔顧島內“要和平不要衝突、要交流不要隔絕、要協商合作不要零和對抗”的主流民意，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執意以“台獨”意識形態煽動兩岸同胞敵意，勾連外部勢力損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種行徑無異於以2,300萬台灣同胞的福祉和生命為賭注，再次將兩岸關係推到危險的邊緣。這也充分暴露了蔡英文為謀求政治私利，不惜犧牲台灣民眾切身利益的自私本性。但是，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和大勢，不是一人、一黨之私就能阻擋的。蔡英文一葉障目，逆勢而動，執意把“統獨”議題當作騙取特定政治族群支持的工具，最終只會走上一條絕路。（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專家）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李博揚監製：黎知明

當今社會女性發揮着“半邊天”作用。國家一直關心廣大婦女，重視婦女事業。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向全世界宣示了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同步推進婦女事業發展的堅定決心。去年10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級別會議上，通過視頻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婦女是人類文明的開創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在各行各業書寫著不平凡的成就”。習近平主席的講話立足現實、著眼長遠，高度肯定了婦女的地位和作用，也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婦女事業的高度重視和殷切希望。這些對香港婦女事業的發展，既是重要指導，還是極大鼓舞。文｜九龍婦女聯會九龍婦女聯會將堅定地支持和落實“愛國者治港”，團結廣大婦女，為報效國家、建設香港貢獻巾幗之力。圖為聯會開展五區長者關愛活動根據最新人口統計數據，香港目前男性人口為342.3萬，女性人口為408.4萬，預計女多男少的人口結構將持續較長時期。過去香港婦女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尤其是在上世紀之初，香港經濟尚未起飛之時，“男尊女卑”的觀念較為嚴重，大多數女性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體力勞動，收入微薄，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香港回歸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不僅男女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而且很多傳統以男性為主的行業，包括政府高級官員、法官、警察、消防員、飛機師等等，都湧現出大批傑出的女性。這凸顯出，女性越來越成為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目前，香港正處在由亂向治、由治及興的歷史發展新階段，落實“愛國者治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確保香港社會長期繁榮穩定，是包括婦女在內的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奮鬥目標，廣大愛國愛港的香港婦女更需要積極參與並發揮作用。九龍婦女聯會成立於2000年5月，是註冊的非牟利慈善團體，以“婦女參與、社群為本、兩性平等、社會進步”為工作目標，凝聚了九龍城、深水埗、油尖旺、黃大仙、觀塘五區27個基層婦女的團體和下設三個社區服務中心，會員超過41,600名。聯會在社區基層充分發動婦女，支持政府施政、服務市民，在香港社會治理中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真正體現了“婦女能頂半邊天”。新形勢下，作為香港的婦女團體，聯會將堅定地支持和落實“愛國者治港”，團結廣大婦女，努力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新時代女性意識，全面投入到建設香港的行列之中，為東方之珠增添香港新女性的獨特光彩。一要從歷史中汲取愛國愛港的豐厚滋養。習近平主席指出，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今年是中共百年華誕，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一國兩制”進入發展新階段。在這個特殊年份，回望過往的奮鬥路，意義非凡。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既有男兒豪傑，也有不少巾幗英雄在歷史上留下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宋慶齡、頑強奮戰為國捐軀的著名抗日英烈趙一曼、為新中國解放事業獻身的烈士江姐（江竹筠）、從學生時代就投身救國救民事業的鄧穎超等，這些英雄女性以及她們的感人事跡應該成為香港婦女學習中華民族歷史、培養愛國情操的生動教材。在烽火連天的革命歲月，一首首用生命譜寫的英雄壯歌，告訴我們理想信念的寶貴。今天，我們應該從這些歷史讚歌中汲取愛國愛港豐厚滋養，把個人命運與祖國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為報效國家、建設香港貢獻巾幗之力。二要進一步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新女性意識。在社會上，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是重要的支柱，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在家庭里，婦女是家庭的核心之一，對建構關愛家庭及培育健康和快樂成長的下一代，起著關鍵的作用。在社區基層，通過婦女參與社區建設，為社區提供互助支援網絡，有助維持社會穩定和諧。因此，廣大婦女應充分認識自身的作用和地位，全面樹立起適合新時代需求的新女性意識，全面投入到香港的建設之中，發揮女性既不可或缺，又具獨特優勢的作用。三要積極爭取“讓每一位婦女都有人生出彩和夢想成真機會”的社會環境。目前，在香港社會中，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男女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問題、婦女貧困問題、家庭暴力問題等等，都亟待解決。我們將牢記初心，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關注婦女需求，一如既往，積極努力，讓尊重和關愛婦女成為社會意志、公民素養、社會風尚，把促進男女平等和婦女全面發展變成全社會的物質基礎、法律保障及精神支撐。我們期待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婦女事業方面存在的薄弱環節，及時採取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加以解決，實現婦女事業和經濟社會同步發展，讓廣大香港婦女能夠在參與香港社會的建設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李博揚監製：涂小莉

今年，中國共產黨將迎來百年華誕。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從建黨伊始就已經展開，為中共發展和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走過了一百年櫛風沐雨的不平凡歷程。文｜北京      高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圖：視覺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也是世界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之一。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就很難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就很難全面深刻了解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是推動中國對外發展國家關係的重要途徑，是促進中國對外關係全面、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獨特保障，是中國構建和完善國際新秩序的重要手段，是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共產黨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建立的。這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在一開始就具有了鮮明的國際屬性。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對外工作除了向共產國際派駐代表，還包括同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及其他進步力量和人士建立友好關係並進行全方面的交流。通過對外交往工作，中國共產黨爭取到了國際社會的寶貴理解、支持和援助，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在對外交往中不斷密切與蘇聯共產黨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亞洲國家的十多個政黨的聯繫。為進一步做好對外工作，中共中央在1951年成立了專門負責中共對外工作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中聯部成立後的幾年時間裡推動中共對外工作上了一個新台階，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與世界上60多個國家的90多個共產黨或進步政黨建立了聯繫。這一時期中共對外工作為新中國打開外交局面、鞏固新生政權、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和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作出巨大貢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際形勢紛繁複雜，給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很多人習慣性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就是跟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打交道，但實際上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逐漸呈現出以服務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同世界各國合法政黨和國際政黨組織等開展友好交往的新特徵。1981年，中國共產黨邀請法國社會黨第一書記密特朗訪華，第一次與社會黨建立了往來。1984年5月，中國共產黨邀請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訪華，首次提出了“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謀求相互了解與合作”的原則。這實際上都是中共對外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轉變的重要表現。這種轉變也確保了在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後，中共對外交往工作不僅能夠迅速穩住陣腳，而且能夠平穩調整工作重心，通過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係，為打破西方對中國制裁和改善中國發展所需的外部環境提供了獨特的保障。進入新世紀的頭十年，全球化成為席卷世界的潮流。全球化推動了各個領域關係和交往的深化，但與全球化不同的是，越來越多國家的國內政治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當前全球233個國家和地區中，90%的國家和地區治理是政黨政治形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在絕大多數國家，政黨是內外政策制定的源頭，是輿論的引導者、社會共識的凝聚者和民意的代表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2010年中美政黨高層對話機制的建立，才意味著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最後一步真正完成。政黨交往對國家關係有著重要的政治引領作用。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政黨之間的交往，而且不僅同執政黨進行交往，同時也同在野黨發展關係。因為在政治碎片化越來越突出的國家，只有通過同時與執政黨和在野黨的交往，才能真正加深相互了解，有助於從源頭上影響決策和引導民意，發揮政黨在國家外交關係中的影響力，為國家關係的平穩發展夯實基礎。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寶貴經驗，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體現。中共十八大以來，世界大變局加速推進。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身份政治愈演愈烈、民粹主義泛濫、叢林主義回歸等是當下國際政治領域的突出表現。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參加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的使節時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以說，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當前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實踐的出發點。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與世界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60多個不同類型的政黨和政治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繫。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共對外工作也正在走進世界政黨舞台的中心。當前中共對外工作著眼點在於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全面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務，與各國政黨深入交往、交流、交心，打造全球政黨夥伴關係網絡，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對外工作多措並舉多管齊下，打造的中國共產黨朋友圈也是黨政並蓄、朝野相濟、官民兼容。中共對外工作特點的靈活性、交往方式的精準性、工作對象的持久性，使得中共對外工作在提高中國國家軟實力，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總體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和影響不斷上升。中共對外工作不直接處理政府間的具體事務，而是以建立、鞏固、發展國家間關係為著眼點。這就決定了中共對外工作沒有政府外交中禮儀繁文縟節的束縛，可以開門見山就國家關係中的難點問題、共同關心的國際社會熱點問題進行面對面的碰撞和交流，這是中共對外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中共對外工作很好地把工作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統一起來，在工作中與對外工作對象採取面對面的直接切入主題，進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這樣的工作方式能夠使中共的對外工作對象在思想和認識上更快更深刻地明白中國黨和政府想要傳遞的信息和關切點。中共對外交往少了政府外交中礙於禮儀必須進行的“彎彎繞”，通過直接精準地傳遞信息來進行溝通交流，就能夠相對容易地消除工作對象在思想認識上對中國黨和政府的誤解。思想認識上的誤解解開了，外交中的難題就更多的成為技術性而非原則性的問題，解決起來就容易得多。從中共對外交往實踐看，中共的對外工作已經成為中國處理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潤滑劑和壓艙石。由於歷史遺留問題，中國仍然有一些未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但是未建交並不代表中國共產黨不能同這些國家的政黨發展黨際關係。通過黨際關係渠道作未建交國政黨的工作，是中共對外工作的一大優勢。中國共產黨與未建交國家政黨的交往成為兩國間保持聯絡和溝通的獨特途徑，為推動建立中國與這些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不斷夯基壘台。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以靈活務實的方式與一些未建交國政黨等進行友好交往，最終促成了國家間正式外交關係的建立。巴拿馬、薩爾瓦多、所羅門群島等一些未建交國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前，這些國家政黨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已經開展了好多年。中國與一些國家在面臨利益沖突時，國家關係也會出現倒退甚至是破裂，但國家關係的倒退和破裂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與這些國家政黨交往的停止。在這樣國家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共對外工作以更加超脫的姿態，發揮“全天候交往”“柔性外交”等優勢，通過加強黨際交流將國家間關係重新拉回正常軌道，推動國家關係全面、穩定、健康的發展。中日關係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新世紀初期，日本政府政要在侵華歷史、釣魚島、台灣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導致中日關係出現嚴重倒退。中國共產黨通過黨際渠道，發揮對日政黨交往的傳統優勢，加大對日本執政黨和主要在野黨的交流力度，以黨際內部磋商為主，深入交換意見，逐步打開兩國政治關係的僵局。中共對外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是長期一以貫之地做“人”的工作。這裡的“人”指的是交往的政黨的政要，“長期”指的是這些政要從初涉政治到成為黨內重要人物的成長歷程。政要是黨際交往的主要行為載體。中共的對外工作重視做好對其他國家的政要名人的工作，就是抓住了發展與這些國家政治關係的“牛鼻子”。很多國家的政要和名人都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和真朋友，因為這些人從青年時候就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與其建立了聯繫。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長期持續開展，見證了這些政要的成長，增進了他們對中共的了解、認識和認同，收獲了他們對中國日益深厚的友誼和支持，成為國家間友好關係發展的重要助推器。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圖為香港郵政將於7月1日發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紀念郵票樣張中共的對外工作是一條重要戰線，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的對外工作已不僅僅涵蓋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政黨之間的交流，也不僅僅是開展對國外政黨高層的交往，現在更加“接地氣”，把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等領域的很多工作也納入進來。中共的對外工作通過把政黨外交、公共外交、民間外交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發揮整體優勢和合力，展示中國的特色優勢和發展成果，塑造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良好形象。同時，中共對外工作以一種更加柔性的姿態，密切觀察世界發展大勢，通過研究世界各國政治體制和政黨的興衰成敗、外國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和政治思潮的演變，為提高中國共產黨的能力建設、執政水平提供借鑒參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闢未來的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因黨而立、因黨而興、因黨而強，始終同黨和人民的事業緊密相連。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邁入百年大黨的行列，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也即將進入繼往開來的新的百年時期。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發生著歷史性的、深層次的、根本性的變化，中共對外工作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和考驗。新時代、新形勢、新征程、新起點要求中共的對外工作要不斷創新發展，進一步推動建立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係，積極搭建多形式、多層次的國際政黨交流合作網絡，加強對世界政黨的方向、理念、認知、責任的引領，以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方向，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為促進人類長遠利益、增進各國共同福祉作出更大貢獻。（作者係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監製：劉可揚

文｜台盟中央常務副主席      李鉞鋒3月22日至26日，李鉞鋒率調研組，圍繞“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主題，深入海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開展調研。圖為李鉞鋒一行在海南洋浦港國投油儲碼頭調研（圖：台盟中央研究室）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百年壯闊歷程，書寫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進偉大鬥爭、取得偉大勝利的輝煌篇章。回顧台盟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光榮歷史，我們最深的體會是，台盟之所以能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中發揮作用，能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祖國和平統一貢獻力量，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親切關懷和無私幫助。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翻開盟史，自孕育萌芽階段，台盟就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不解之緣。1947年2月28日，台灣省台北市人民為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暴政、抗議軍警槍殺市民，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台灣各地人民紛起響應，奪取武器，舉行起義，使全省大部分地區的政權陷入癱瘓。這就是“二．二八”起義。起義失敗後陷入苦悶彷徨的部分參與者，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積極開展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謀求台灣民主自治的革命活動。這一年11月12日，台盟宣告成立。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後，台盟於5月7日公開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響應“五一口號”，呼籲“同胞們！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準備參加“政協會議”、“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合政府”。可以說，台盟創建發展之初，就已經有著鮮明的政治選擇，自覺、鄭重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懷著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美好憧憬和熱切期待，台盟積極投入籌備參加新政協和建設新中國的大潮，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新中國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作為由居住在祖國大陸的台灣省人士為主組成的參政黨，多年來，台盟充分發揮親情鄉情優勢，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做了大量具體務實的工作，還提出了建立海峽西岸經濟區、保護閩南文化、助力台灣農民創業園等一系列富有“台”字特色、受到各方面高度肯定的提案，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責任和擔當。歲月悠悠，初心不改。共商國是、同創偉業的經歷使台盟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日益堅定。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引領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更加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進一步堅定了台盟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信念。進入新時代，我們要以更加奮發有為的飽滿精神狀態投入到新征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多黨合作事業的發展、為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新的力量！ 突出成員優勢，夯實參政基礎今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起步之年，在“兩個一百年”的宏偉進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台盟十屆中央委員會履職以來，團結帶領全盟同志，先打基礎、謀長遠，後顯特色、上水平，再抓深入、見實效，新時代台盟工作的主要框架逐漸明晰。今年我們秉持“揚優勢、展思路”的工作主題推動履職再展新貌，為“十四五”建設開好局、起好步作出應有的貢獻。1948年5月22日，香港《華商報》刊載台盟於5月7日發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告台灣同胞書》（圖：台盟中央宣傳部）一是立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入學習研究“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刻內涵和重大問題，如科技與創新、人口與養老、生態與環保等，開展專題性研究、階段性轉化。圍繞“十四五”時期重點任務和人民關心關切，深化與拓展優勢領域，不斷提高協商議政的針對性。二是著重彰顯“台”字特色優勢。圍繞黨派特色，對接協商任務，緊扣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人口均衡發展、推進多式聯運高質量發展、加大水環境保護力度、研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等重要主題開展參政議政工作。同時開展推進兩岸融合發展和祖國統一的主題調研，強化盟內外合作，為中共中央完善對台工作政策提供重要參考。三是著眼建言成果深度轉化。拓寬調研成果轉化平台，緊扣中共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政府工作、經濟工作等，加強與地方政府、國家部委、科研院所的協作，推動成果多渠道、多層次轉化。探索社情民意信息、協商議政論壇發言、專家學者建議、參政議政主題交流活動等各類成果的深度轉化，不斷延展成果利用方式與路徑，全方位彰顯台盟參政履職作為與風采。四是著力推動工作向深向實。在高質量開展好主席帶隊的民主黨派重點考察調研、台盟中央領導牽頭的專題調研、地方組織牽頭的重點課題調研的基礎上，探索設立地方組織主委牽頭課題，更好發揮專業專長，進一步夯實參政議政基礎。同時加強對台盟地方組織的資源支持，認真組織開展全盟重點課題調研，帶動基層組織和參政議政骨幹參與，進一步推動調研往深裡走、往實裡走。總的來說，我們將進一步激發全盟尤其是骨幹力量和基層盟員履職盡責的熱情與活力，以更加優異的履職成績展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風采，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監製：涂小莉

在我的記者職業生涯中，最關注的一片熱土，是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原因何在？因為幾次難忘的採訪經歷都發生在這裡。2007年，採訪中俄“和平使命”聯合反恐軍演，當時中方部隊主要是從新疆軍區派出，因此演習之前的幾個月，我頻繁來新疆出差。2009年“七五”事件的第二天，我就站在烏魯木齊二道橋附近作報道，持續一周。最近一次來新疆，已經是七年前的2014年。每次新疆之行，我都有不同的感受和心境。近期，新疆再次成為國際關注點，境外媒體上關於新疆的消息滿天飛。作為一名記者，我必須親臨現場以求真相。文｜香港     秦楓新疆酸奶混搭粽子：開啟南疆之行這次採訪我選擇了南疆的喀什巴楚縣、和田墨玉縣，這兩個縣曾是反恐鬥爭的主戰場。之前去南疆，都要在烏魯木齊轉機。當我訂機票時，發現有北京直飛喀什的航班，就猜想形勢一定有很大改善。一下飛機，看到熟悉的喀什機場，思緒回到七年前的六月，那時機場行李傳輸帶前只有我和同事在等候，機場除了特警崗哨，空空蕩蕩。而今日，兩條行李傳送帶超負荷運轉，等候的旅客頗為擁擠，防疫人員在一旁提醒不要聚集。出口有通往各個縣的大巴站牌，每一個牌子下面都有七八個人在排隊登記。當年的停車場只有兩輛出租車，如今停車場滿滿當當，大巴車、出租車、私家車熙攘喧鬧地進出著。對比之前，現在喀什已非彼時喀什，我來到了充滿濃濃生活味兒的新南疆！在喀什有一下午休整時間，我便去了國際大巴扎。這裡的國際大巴扎比烏魯木齊的面積大，更接地氣，是老百姓生活必需品集散地，而不是僅賣紀念品和特色商品。七年前這裡的商鋪關了三分之二，冷冷清清。現如今，大巴扎人來人往，露天部分更是當地人的最愛，有菜市場、小吃店、裁縫鋪、文具店、五金店、飲料攤。年輕女人都不再戴頭巾了，面紗、罩袍也蹤影全無，立體的臉龐靚麗炫目。不再留鬍鬚的男人們，雖然戴著口罩，但掩不住旺盛的活力。當地居民對外來客人的態度也有顯著變化，沒人把我們當“稀罕”人，對我們很熱情。我在逛街時，好幾次遇到一位開著三輪車沿街叫賣的維族青年，他賣的不是維族傳統食品饢，而是漢族麵食饅頭。我甚至還看到有小吃攤賣粽子。維吾爾族過端午嗎？端午節也要等到六月份呢。攤主告訴我這是酸奶配粽子。我十分好奇，要了一份嘗嘗，新疆的酸奶澆在軟糯香甜的粽子上，再來一勺楓漿，真是一道特別好吃的甜品。七年前在喀什，我從來沒見過這種維漢混搭的食物。一顆甜蜜的粽子，讓我感受到了民族關係的和諧，充滿期待地開啟了新的南疆之行。 教培中心：技能培訓與去極端化思想相結合教培中心通過培訓，使維族同胞掌握蕾一些專業技能，從而獲得了更多就業機會，讓他們在新生活中淡化並逐步消除頭腦中的舊思想，極端主義失去了滋生土壤。圖為巴楚縣一家服裝廠的維族女工（圖片由作者提供）從喀什出發四個小時左右，就到了巴楚縣。通過當地協調聯繫，我找到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教培中心）一位前學員——維尼熱．阿卜杜外力。維尼熱今年29歲，梳著齊耳短髮，戴著眼鏡，是一位氣質溫和的維族女子。她說自己從小與住在圖木什克的奶奶生活，接受的極端思想最早來自奶奶。儘管她後來去廣州讀高中，在廈門讀大學還拿到會展經濟與管理專業的學位，但是回到新疆後，依然受到了極端思想的影響：她不許別人在婚禮上唱歌跳舞，覺得那樣會下地獄。起初，維尼熱的父母覺得她有點不對勁，後來社區幹部和她談心，她最後自願選擇去教培中心學習。維尼熱告訴我，她在裡面學習了十個月，學習內容主要是職業技能培訓，其他還包括學法律、學普通話以及去極端思想。每個班級都有維漢老師，維族老師主要講去極端化，漢族老師教職業技能、普通話和法律。職業課程包括美容美髮、汽車維修、烹飪、電子商務、服裝剪裁等，維尼熱選了美容美髮。她說每個周末都可以回家，沒有教培中心的人跟著。結業之後，她與同期學員、老師都有聯繫，去年結婚還邀請他們參加，現在她和先生正準備迎接第一個孩子。憧憬著未來可期的生活，讓維尼熱不禁回憶起過往，她含淚苦笑：“哎呀，我當時怎麼會是那個樣子？”和田墨玉縣生意人麥麥提．托合提也曾是教培中心的學員。他告訴我，之前因為受極端思想的毒害，他不許老婆出門，不許老婆找工作。來到教培中心，他學習了普通話，結業後在政府幫助下貸款十萬元(人民幣，下同)，和老婆一起開公司做建材裝修生意，結識了不少漢族大客戶。一年之後他就還清了貸款，還掙了二十多萬。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想帶老婆去三亞，因為他們都沒見過海。我來到阿克蘇幸福小區一棟三層居民樓，開門的是一位名叫阿依先木．古麗的維族美女。幾年前，她被一些鄰居傳播的極端思想蠱惑，每天穿黑袍，和家人吵鬧，作為生意人的丈夫不堪家庭矛盾，與她離婚。在社區幫助下，她去了教培中心，學習了美容技能，腦子逐漸清醒過來，並與丈夫復婚。現在阿依先木開了一個美甲美容店，店面正在裝修。這位愛美的女人，前幾年用黑袍把自己罩住，我問她有沒有看過當時的照片，她說自己穿成那樣，也不願意照相，想想覺得自己很可笑，即使有照片也不會留。現在阿依先木家中牆上掛著新拍的結婚照，照片中一家四口其樂融融，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2019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白皮書指出，新疆開展教培工作，有效消除了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當地社區幹部告訴我，教培中心通過培訓，使維族同胞掌握了一些專業技能，從而獲得了更多就業機會，讓他們在新生活中淡化並逐步消除頭腦中的舊思想，極端主義失去了滋生土壤。 駐村幹部和“結對子”：越來越受村民歡迎社會環境淨化，家長望子成才，都希望孩子在學校裡好好學習，所以極端思想在校園裡沒有市場。圖為作者（左）採訪巴楚縣阿納庫勒鄉博孜買里村幼兒園院長賽米熱（圖片由作者提供）2014年起，新疆連續七年開展“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每年從各級機關選派1.2萬支工作隊、7萬餘名幹部，深入鄉村牧區，走入群眾心中。按照自治區的統一安排，各個工作隊都要駐村和“結對子”。每一個工作隊下到村裡，為期三年，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吃，就是給“結對子”的民族親戚交伙食費；同住，就是工作隊住在村裡的專門周轉房；同勞動，就是一起在農田幹活，教授村民種植經驗，解決生產生活問題。南疆地區的村有大、中、小的規模，工作隊分為7至8人、3至5人、2至3人。我在阿克蘇、和田採訪的兩個工作隊都是5人。工作隊以脫貧攻堅和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為主要任務。在和田玉龍喀什鎮依蓋爾其村，工作隊去年發展了三名維族群眾成為中共黨員，今年已經收到了18份入黨申請書。工作隊還要幫扶帶領原來的村幹部，教他們說普通話，使用電腦。村委會繼續做好農業生產、村民福利等日常工作。“結對子”親戚是由所駐的村裡隨機為工作隊隊員分配的當地村民人家，大部分為貧困戶。阿卜杜熱．合曼艾麦尔和妻子圖尔迪．妮薩阿布加尔一家子已於去年脫貧，他說以前家中的旱廁現在都改造成抽水馬桶，髒兮兮的土炕換成了床，整潔的地板磚也取代了破舊的地毯。我注意到院子牆上安裝了一個印著“黨的聲音進萬家”和“為人民服務”紅字的小擴音器，每天都用維語播放政策解讀、文化知識、音樂詩歌等節目。擴音器的綠色鍵上印著“鄉村聲音”，這個鍵可以直通後台，如果群眾有什麼事情需要處理，馬上就可以聯繫到村委會。當地幹部稱之為惠民小喇叭，每家都有安裝。阿卜杜熱一家“結對子”的漢族親戚是駐村工作隊的隊長顏魯曉。他說，“我以前有20頭羊，放羊的話，我要一天跟著。後來顏隊長幫我把羊托養給合作社，還利用我家門前的小房子開了愛心超市，我和我妻子看店，每月收入差不多五千元，顏隊長給我的幫助很多。”阿克蘇溫宿柯柯牙鎮核桃新村的艾拜杜拉是一位蘋果果農，曾經被別人拖欠過一車蘋果的錢，拿著欠條，要了好幾年，對方一直賴賬，駐村工作隊找了當地派出所給解決了，艾拜杜拉特意給工作隊送來了一面錦旗。工作隊剛駐村的時候，有的村民不理解甚至抵觸。隨著工作隊辦的實事越來越多，村民與工作隊的關係越來越融洽，村民對工作隊的印象也越來越好。去年全國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之後，工作隊隊員的常駐年限改為一年，隊長任期改為兩年。維吾爾諺語講：奧斯曼掉了，眉毛還在；水流走了，石頭還在。不斷把“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動引向深入，目的是打造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隊。 維漢雙語教育：讓孩子們有更加廣闊的天地七年前，我在喀什採訪，與我能通暢地進行普通話交流的維族成年人不是很多。但這次我在喀什大巴扎閑逛，問了幾個上幼兒園和小學的孩子們，他們都可以講比較標準的普通話。喀什巴楚縣一所鄉村幼兒園，每班都有維漢兩名老師，上課都是雙語。院長是幼兒師範專業出身，她介紹說幼兒園沒有語言考試，但是普通話的語感需要從小培養。去到幾個教室，孩子們都能聽懂我的問題，有的詞匯多一些，有的詞匯少一些，不過孩子們唱起普通話兒歌來字正腔圓。和田墨玉縣一所北京援建的幼兒園裡，孩子們的普通話水平要比鄉村幼兒園的高，交流基本無障礙。看著這些可愛的小朋友，普通話說得好，他們將來一定有更廣闊的天地。雙語教育，當然還要有維語。我去到巴楚縣第一高中，這個學校有3,500名學生。老師說，高三年級每周8節維語課，因為高考有民族語言考試，其他年級每周6節。高三學生現在心無旁騖，全力備戰高考，趁著下課，我問他們的夢想高校，有的想去上海交通大學，有的選擇武漢大學，還有的向往北京大學。學生們能有如此志向，說明新一代新疆青年對國家認同。我注意到每間教室的醒目位置貼著兩張綠色的A4紙，上面印有：“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 校長說，社會環境淨化，家長望子成才，都希望孩子在學校裡好好學習，所以極端思想在校園裡沒有市場。 充分就近就業：從根本上解決生活後顧之憂用工業化的技術培養少數民族職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生活之憂。圖為北新建材（阿克蘇）有限公司的叉車工人艾買尔吐尼牙孜（圖片由作者提供）和田墨玉縣有一家來自山東的從事種雞養殖、飼料加工的全產業鏈企業，鄭老闆因看中了南疆的充足勞動力和當地政府的優惠招商政策來到這裡。優惠政策包括第一、二、三年廠房租金免費，第四、五年廠房租金減半徵收，還有職工社保優惠等。2018年，鄭老闆投資17億元建廠，引進生產線。在周邊多個村裡建立了15個養殖場，並集中建立加工廠區、宿舍區。招收了將近6,000名當地員工，大的生產車間可以容納1,200人同時工作。員工每月工資2,500至3,600元不等，一周回一次家，工廠班車接送，8人一間宿舍，管吃管住。我還去了阿克蘇一家做建材的央企。總經理說，為了吸納附近貧困村的勞動力，專門撤掉了一條自動化生產線，招收了75名維族工人。我在生產車間看到工人們專注地操作，從農民變成了產業工人，這種自我價值的提升，令他們的臉上有一種昂揚煥發的表情。企業發展當然要算賬，但有的企業算小賬，有的企業算大賬。撤掉自動化生產線，吸納勞動力，看上去會增加企業的成本，但在社會穩定的大局下，企業的發展環境才能得到保障，效益自然也會隨之提高。同時，用工業化的技術培養少數民族職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生活之憂。自從新疆棉花以及相關供應鏈被一些西方國家惡意打壓以來，棉紡織業牽動著國人的心。喀什巴楚縣的一家上海援建的服裝廠，曾經出口的訂單現在改為內銷。陸老闆跟我說，等著制裁結束，還是要做出口。目前工廠內共有65名附近村的女工，年齡從18至50歲不等。有一位胖胖的工長自豪地說，“我馬上就要當師傅了”，她的兩個孩子在上學，丈夫開出租車，“我一天沒什麼事情，就來應聘了”。現在工作時間為上午十點到下午兩點，下午四點到八點，每月能拿到2,500至3,500元，過日子“沒問題”。現在的南疆大地一片生機，各個工廠開足馬力生產。以前北疆的企業多吸納南疆農村地區的剩餘勞動力，然而我這次來，聽幾位企業老板介紹，要在南疆擴大生產規模，因為南疆的勞動力資源是一大優勢。和田墨玉雞肉養殖加工廠的鄭老闆說，之所以投資和田就是看到南疆逐漸穩定後，居民收入增加，市場也大。“我們廠都是年輕人，打工妹，打工仔，那種勃勃生機的氣象，很像內地改革開放之初的那種情景，所以我來對了。”喀什巴楚服裝廠的陸老闆對我講，下半年開始做羽絨服，而且就在南疆銷售，前期做了市場調查，未來銷量可期。一路採訪下來，我不禁感慨萬千。我曾親歷過一段特殊時期的新疆，而這次明顯感受到新疆生產生活已經步入良性循環：父母就業，收入穩定，孩子們受到良好開智和教育，這樣的良性循環下，不僅實現了脫貧攻堅目標，而且讓已經被打散的極端宗教勢力沒有可乘之機。穩定保證了發展，發展改善了生存，這就是新疆目前的事實與真相。（作者係香港衛視新聞採訪總監）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魏小旋監製：張晶晶

文｜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     邵鴻2019年5月10日至13日，邵鴻率調研組赴陝西省鎮安縣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圖為5月11日，邵鴻一行走訪鎮安縣木園村貧困戶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包含著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肝膽相照、攜手前進的同心奮鬥史。作為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九三學社為什麼自覺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九三先賢們在多年探索和奮鬥中自覺自願的選擇，是九三學社歷史發展的必然歸宿，是九三學社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共識。九三先賢們各有不同的人生路程和個性特點，但他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愛國。熾熱的愛國之情，是九三人最根本的情懷、最一致的共性和最強大的人生動力。許德珩先生是五四運動的著名學生領袖之一，負責起草《學生界之宣言》並參加示威遊行。五四當天被北洋政府逮捕後，他在獄中寫下詩句以表心志：“鋤奸不惜死，愛國亦千秋。”這正是九三前輩們愛國主義精神的心聲和典型體現。褚輔成先生志存報國，五十多年無敢間息，在遺囑中仍不忘叮囑後輩：“余既以身許國，不事生計，爾輩深體余志，忠心為國，余目瞑矣。”1942年，馮玉祥先生詩讚張雪岩先生“不但品格高，更是愛國漢”，這也是對所有九三先賢的人格概括和禮讚。面對近代以後的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九三先賢們迫切希望改變現狀，拯救祖國。但如何救國，即以何為目標又以何種方式來實現救國？九三先賢們最初選擇的答案，是民主與科學。可以說，為愛國而追求民主與科學，是九三學社的緣起，也是九三學社創建時的精神旗幟和核心價值。在九三學社創始人中，有一批五四運動的親歷者。在北京直接參加五四運動的就有許德珩、潘菽、初大告、陳劍鞘、黎錦熙、王造時、黃國璋、孟憲章等人，在全國各地參與運動的也有不少。五四運動所高舉的民主與科學旗幟，是他們心中根深蒂固的目標和追求。同時，在創社的24名理監事中，至少有20人留學歐美日本，有相當一部分是已有成就的科學家。追求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民主救國，是他們自然而然的選擇。但是，民主與科學本身並不能自動達致民主發達、科學昌明的理想社會，西方的經驗模式在中國水土不服。盧於道先生回憶：“回國之初，滿以為自己所學的科學知識可以為強國所用，終日埋頭於教學與科研工作。可是事與願違，我們偉大祖國的神聖領土被日本帝國主義蠶食鯨吞。”實踐證明，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正確的道路選擇，沒有能夠正確掌握和運用科學理論、領導人民走上正確救國道路的政黨，民主、科學只能是一種美好的理想。正是在屢屢碰壁的現實教育下，九三先賢們日益認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的目標和道路。當然，具體到個人，這個轉變過程有早晚先後。早在九三學社成立之前，一些前輩如許德珩、潘菽等已經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積極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許德珩先生在“九一八”事變後就發出感慨：“槍口對住了你的頭，你還弄什麼科學？”潘菽先生是在1930年代營救長兄潘梓年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而“擺脫了純學術的道路，決心跟著共產黨，投身於抗日救國的革命洪流中。”也有一些九三前輩如施復亮、王造時等，是在九三學社成立後，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合作過程中，在國民黨當局的迫害鎮壓下，認清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這個真理，徹底放棄走中間路線的幻想，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自1945年創建到1949年1月發表宣言擁護中共“五一口號”，九三學社共發表宣言、聲明12次，積極支持和呼應中共主張，積極參與和推動爭取民主、反對獨裁鬥爭，積極參與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等運動，爭取北平和平解放。1947年，中共中央城工部將九三學社列為對爭取民主運動有所貢獻，“到抗戰結束後仍堅持民主奮鬥”的中間黨派之一。正因為如此，九三學社得到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各界認可，得以參加新政協，參與協商建國。在此後不同的歷史時期，九三學社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九三先賢們的抉擇，既反映了千千萬萬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也體現了愛國必然走向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追求民主科學必然走上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歷史規律。當代中國，正步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作為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九三學社如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揮特色優勢，在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我們必須有所作為，也一定能夠有所作為。2020年10月10日至13日，邵鴻率調研組赴河南、江西就“推動民辦高等教育健康發展”課題開展調研。圖為10月12日，邵鴻一行在江西應用科技學院調研一要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切實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廣泛凝聚共識。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弘揚愛國、民主、科學優良傳統，引導廣大社員和科技工作者始終胸懷“國之大者”，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夯實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二要圍繞“十四五”規劃實施中的重大問題，積極履職盡責、議政建言。聚焦科技領域中的重要問題，如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等，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為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獻智出力。緊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堅持科學理念，善用科學方法，注重從科技角度切入，認真參與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開展民主監督，不斷提高建言資政精準性實效性。以參政黨高水平履職實踐，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和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三要充分調動廣大社員和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勵他們在本職崗位上建功立業。及時反映廣大社員和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動態和利益訴求，充分激發他們的創新創造活力，支持和鼓勵他們瞄準重大前沿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執著追求、攻堅克難，勇做新時代科技創新的排頭兵，助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魏小旋監製：姚潤澤

文｜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 蔣作君中國致公黨作為我國最早成立的民主黨派，見證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和輝煌，見證了海外僑胞曾經的飽受壓榨和現在的揚眉吐氣，見證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追求民族復興的光輝歷程和不朽成就。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知所從來，思所將往。謹以此文回顧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風雨歷程，共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的光明前景。蔣作君在四川達州慰問建檔立卡貧困戶 致力為公 奮楫啟征程中國致公黨由華僑社團美洲致公堂發起，於 1925 年10 月在美國舊金山成立，素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是海外僑胞中進步勢力的代表。中國致公黨堅持以“致力為公”作為建黨理念，並孜孜以求。在滿懷革命激情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之後，積極投入反對蔣介石叛變革命、實行獨裁統治的鬥爭中。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學習蘇俄提出了“以黨治國”主張。然而，這一主張卻被蔣介石篡改成“一黨治國”，實行獨裁統治。國民黨倒行逆施，迫害愛國將領和民主人士，製造了1936年“七君子”事件，美洲致公總堂盟長任銳勳與300餘位知名人士聯合發出《旅美華僑告海外同胞書》，明確指出沈鈞儒等七人愛國無罪。致公黨出於愛國公心，提出反對和譴責國民黨的聲音，開啟致公黨支持共產黨的新征程。1938年，致公黨早期領導人陳其尤因揭發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長子孔令侃的種種罪行，而觸怒並獲罪於蔣介石，被軍統特務秘密逮捕，囚於貴州的息烽監獄。突如其來的遭遇，給心懷報國之志的陳其尤打擊之余，令他開始深刻反思，徹底看清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1941年1月6日，國民黨悍然發動“皖南事變”，海外僑胞也紛馳急電，反對“槍口對內”“投降分裂”的可恥行為。致公黨逐步認識到，國民黨反動派不能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和希望，中國的希望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上下求索 攜手共合作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使致公黨人更加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積極配合共產黨開展工作。1942年，在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邀請司徒美堂出席茶話會，向司徒美堂詳細講述了國民黨在皖南進攻新四軍的經過。司徒美堂通過與周恩來幾次長談，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所在。他通過對比，對蔣介石破壞民族團結大業的本質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1945年2月10日，致公黨（堂）屬下七家報紙與《美洲華僑日報》等其他愛國華僑辦的報紙共同發表《美洲華僑報界對國事主張》（即《十報宣言》），號召“中國要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還政於民，並召開國民代表會議，成立民主政府”。1945年4月25日，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美洲致公堂力排國民政府駐美使領館的阻攔，邀請董必武介紹國內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並負責保護其人身安全。《華僑日報》《大漢公報》等僑報以“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為題，連載了董必武的演講。此舉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充分反映了致公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戰鬥情誼。1947年5月，致公黨在香港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致決議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48年4月底，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國共產黨在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發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5月5日，陳其尤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一道發出《各民主黨派為召開新政協致海內外電》和《各民主黨派為召開新政協致中國共產黨電》。6月9日，致公黨還單獨較早地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宣言》（《六九宣言》）。《六九宣言》號召華僑同胞將來“回到民主的祖國懷抱，參與新中國的各種建設，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康樂的國家”。1949年9月21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隆重開幕。司徒美堂、陳其尤等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至此，致公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在隨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時期，始終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踐行“致力為公”宗旨，積極發揮僑海特色，認真履行民主黨派職能，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貢獻智慧和力量。蔣作君在安徽合肥市開展新冠肺炎疫情精準防控和防範二次暴發調研僑海報國 書寫新時代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各項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一個充滿生機和希望的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民主黨派成員，我們感受更為深切的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有力地推動我國多黨合作事業蓬勃發展，進入了嶄新時期。不負韶華，只爭朝夕。面對新的形勢、任務和要求，致公黨將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扎實推進自身建設，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煥發新面貌、展現新作為，推動新時代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實現新的更大發展。一是牢記初心使命，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與者。深刻認識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為不斷鞏固統一戰線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積極發揮重要作用。二是扎實履職參政，做新格局新發展的促進者。圍繞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入調查研究，努力建言資政。三是發揮僑海優勢，做凝聚僑心僑力的擔當者。針對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海外僑情，積極發揮作用，凝聚僑心，增進共識，匯聚僑力，推動發展。四是強化自身建設，做多黨合作事業的踐行者。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新”“三好”要求，切實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決自身問題能力，以奮發有為的新風貌和參政履職的新成績，為多黨合作事業的蓬勃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九萬里風鵬正舉，新征程砥礪初心。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新的關鍵時期，中國致公黨將繼續秉承多黨合作初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凝心聚力、不懈奮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致公力量！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李博揚監製：姚潤澤

香港科技大學近期一則人事任免消息引發外界高度關注：首席副校長倪明選被委任為港科大（廣州）創校校長。對於這一任命，港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表示，倪明選能帶領港科大（廣州）在創新教學、培育人才及推動大灣區合作辦學方面作出貢獻。港科大校長、港科大（廣州）理事會主席史維更形容，倪明選是最理想人選。港科大（廣州）創校校長倪明選專攻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2002年加入港科大任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主任，2006—2011年被委任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首席科學家，2019年出任港科大首席副校長。倪明選在香港科教界一直以敢言著稱，在今年3月30日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及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舉辦的“‘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與香港機遇”研討會上，作為主講嘉賓之一的倪明選就直指香港過去20年錯失了很多發展機會。對於香港應該如何抓住國家“十四五”規劃契機發展國際創科中心，以及與內地在協同創新及合作辦學上如何創新思維與時俱進，倪明選都有其獨到見解。文｜本刊記者    許煜倪明選融入國家面向世界借力發展香港創科記者：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您曾經是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首席科學家，您認為香港應該如何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發展壯大創科力量，提升國際創科地位？倪明選：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這對香港來說無疑是一大歷史機遇。但香港能否實現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這一定位，取決於香港能否真正發揮自身所長（比如法律、基礎研發、人才驛站、中介平台等優勢）及國家所需。發展創新科技最重要的是人才，香港最引以為傲的是有多家世界頂尖的大學，但培育出來的很多優秀教師和博士生，最後都去了歐美、新加坡等地發展，為什麽香港留不住人才？平台太小，資源有限，沒有創科生態環境。香港研發支出只佔GDP的0.85%，深圳則佔了GDP的4.2%，是香港的四倍。如果靠單打獨鬥孤軍奮戰，香港很難在創科上有所建樹，要學會“融入”與“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世界頂尖高手合作。以前叫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現在觀念應該改過來，是融入國家，面向世界。全世界都在搶佔中國市場，本該“近水樓台先得月”的香港卻一直慢半拍。30年前港科大曾經是全國唯一可以做出芯片的地方，但後來特區政府沒繼續提供經費升級更新，等於是“自廢武功”。20年前深圳非常謙虛跑來香港尋求合作，香港完全不上心，錯失了很多機會。如今深圳已是世界創科高地，香港在幾年前才開始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十四五”規劃關於香港創科中心的定位，實際上已是香港發展創科的最後機會。香港再不融入內地用好國家資源，很可能“過了這村沒這店了”。科技創新是必走之路，而最重要的創新是思維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創新。比如特區政府推動的“InnoHK”平台，這是創新科技署的重點項目，旨在將香港發展成為環球科研合作中心。但我覺得，特區政府應進一步簡化“InnoHK”平台行政審批程序，與海外名校合作應該是需求的選項而不是必須的評估指標，因為某些領域我們可能已是國際領先。另外應加強與內地知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產學研對接，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心態，聯合內地知名高校和科研機構一起將香港國際創科中心這一定位做強做大，做成世界一流的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甚至是中國國際創科中心，為實現科技強國夢貢獻一份力量。只有這樣，香港創科才能發揮更大作用，搭上國家發展快車，在“十四五”規劃中實現自身價值，進而提升香港創科地位和國際競爭力。香港科技大學俯瞰圖 發揮香港科大所長引領香港創科發展記者：今年是港科大成立30周年。短短30年間港科大發展迅速，特別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及創新創業等一直是業界佼佼者。未來發展中，港科大如何在保持自身傳統優勢的同時，進一步助推香港創科實現“十四五”規劃定位？倪明選：港科大建校只有短短30年，但目前已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研究型大學之一。從創校開始，港科大就非常注重培養創新思維和創新人才。這些年來培養了很多芯片領域的人才，目前都在為華為海思等機構工作。港科大還走出了大疆無人機、雲洲無人船、一清無人車等擁有顛覆性技術的科技品牌，創科能力有目共睹。我們非常重視與內地的融合，很早就圍繞教育、科研和技術成果轉化做了戰略布局。除了設立深港產學研基地、港科大深圳研究院，在佛山建立LED-FPD工程技術研究開發中心之外，最近還在河套地區成立了協同創新研究院。廣州就更不用說了，有南沙霍英東研究院，以及港科大（廣州）校園。我們與華為、騰訊、微眾銀行等機構合作成立了聯合實驗室，直接將港科大前沿科研成果與業界對接，有效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金融科技等領域的科技創新與應用。我們致力於培養頂尖的學界精英和卓越的未來領袖。在港科大（廣州），我們將採用全新的跨學科教育和科研模式，以滿足國家和社會迫切需求為目標，更具針對性地培養國家急需的複合型高端人才，以應對全球各種不可預知的挑戰和高速變化。我們還參與了國家科技創新重大戰略布局的諮詢，參與國家實驗室、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國家級科研平台的建設。因此，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創建香港國際創科中心，港科大應該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支持和促進香港創科界更好發揮自身所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港科大可以作出更大貢獻。 辦一流跨學科高校 育頂尖複合型人才記者：很多香港高校與內地開展合作辦學。在創新辦學和發展規劃上，港科大（廣州）有哪些獨特舉措？這對港科大開展內地辦學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辦學有什麼意義？倪明選：港科大（廣州）的創建，使港科大有機會實現“港科大一體，雙校互補”願景，即兩校相互補足而不彼此競爭之意。香港與廣州兩個校園各有獨立預算和獨立法人，沒有主從之分。在學術、行政和知識轉移方面相互增效，學術架構建設上彼此關聯但無重疊。香港校園為傳統的學院架構，廣州校園則突破傳統界限，採用樞紐架構，全部實現跨學科教育和科研模式。顧名思義，樞紐就是吸收後再散發，強調融合與交流。這種模式開創了更廣闊的應用領域，教學中也可以更有效培養學生的預見能力、思辨能力以及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港科大（廣州）設立了四大學術樞紐：以硬科學為主的功能樞紐，以軟科學為主的信息樞紐，還有系統樞紐和社會樞紐，總共包含了16個前沿學術領域。這種跨學科教育和科研模式，實際上是全世界很多高校都想做而很難達到成效的。可以說，港科大（廣州）將實現全方位跨學科教育和科研模式，這就是港科大（廣州）的“獨門秘笈”。從這方面講，港科大（廣州）是“港科大2.0”版。我們希望通過整合兩地資源，在教學、科研、知識轉移上進一步做強做大，同時培育更多國家急需的頂尖創科複合型人才及學界精英，為大灣區乃至全國創新教育、創新辦學、創新科研作出示範。 對標港校區聘全球英才全力打造“港科大2.0”記者：在師資力量配備方面，港科大（廣州）是否對標港科大？包括教職員工、博士研究生等，待遇是否與港科大一致？另外如何確保港科大優良傳統在港科大（廣州）發揚光大？倪明選：兩個校園財政相對獨立，不會互相補貼。因此廣州校園面向全球招聘的教師、博士研究生等，待遇與香港校園都基本一致，這樣才不會有不必要的對比和攀比。目前港科大香港校園博士生補貼是18,000港幣/月，廣州校園是15,000人民幣/月，這在內地高校中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不管從哪個渠道入學，最後頒發的都是港科大的學位証書。  廣州校園計劃5年內在全球招聘400名左右的教師。其中2022年9月開學前，需要有150名教師到崗。目前四大樞紐的院長均由港科大現任資深教授擔任。另外還將招聘200名博士後和研究助理教授，以及800名行政崗位與技術崗位職員。在管理架構上，港科大有校董會，港科大（廣州）則是理事會。理事會由16位成員組成，8名由港科大委派，另外8名由港科大（廣州）委派。港科大致力於追求卓越，國際領先，在教學、研究及培育人才方面均以最高學術誠信標準為原則，並提倡凡事皆可為的精神，鼓勵以創新思維解決現實世界的各種難題，造福社會。這些核心價值理念將在港科大（廣州）繼續傳承，發揚光大。記者：您在籌建廣州校園的過程中，如何與廣州方面進行溝通與合作？另外中央層面支持有多大？在融資和融智政策上有哪些傾斜？倪明選：我們與廣州的合作，首先是雙方都“對上眼”了。在香港，港科大發展已接近土地資源極限，可提升空間很有限。廣州市政府各級領導非常看重我們的科研能力和辦學能力，他們希望我們到廣州辦學。因為大家有共同願景，彼此信任，所以“一拍即合”，校園建設進行得比較順暢。當然，港科大（廣州）能夠這麽快速報批、規劃、建設以及投入使用，與南沙區、廣州市、廣東省、教育部及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比如廣州校園，從土地、設計、建設經費到開辦所需的運營經費，全部由廣州市和南沙區負責。而且內地政府決策之果斷、做事效率之快速、動員能力之強，讓我們嘆為觀止：港科大（廣州）校園一期的建設，570天建55棟樓，總建築面積超過63萬平方米；數千名建築工人不分晝夜施工，近百名質監人員問責確保工程品質和標準，建築商實行終身負責制等。內地教育部門非常支持和認同我們的辦學理念，在依法依規的前提下，盡量為我們遇到的招生、教學語言等問題實行特事特辦。一般情況下，每所高校都是先從本科生開始招生，但我們向教育部成功申請了前5年先從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開始招生，5年後或待各項辦學條件進一步完善後才開始招本科生。因為我們要做跨學科教育和科研創新模式，需要從碩博研究生階段開始實踐。教育部的支持，讓全世界高校一直想做的跨學科教育和科研創新模式，即將在港科大（廣州）得以實現。因此我想由衷說一句：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李博揚監製：張晶晶

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高等教育支撐體系的構建是關鍵。目前而言，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水平滯後於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創新步伐，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還未能形成與世界級大灣區建設願景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協同創新體系，尚不能形成引領人工智能時代發展趨勢的高科技研發體系。實踐證明，跨界協同是激發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持續快速發展新動能的主要策略。文｜深圳大學黨委書記、校長     李清泉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高等教育支撐體系的構建是關鍵。圖為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設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與人才智力展區（圖：新華社）協同是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新動能世界一流大灣區的建設離不開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目前，世界級大灣區已然成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發展的重要集散地和增長極。雖然各灣區的發展模式不同，如紐約灣區著眼“金融”、舊金山灣區在“科技”、東京灣區在“產業”，但其長足發展均離不開與之相匹配的一流高等教育的支撐。粵港澳大灣區要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高等教育支撐體系的構建是關鍵。最近，南方教育智庫大學第三方評價課題組《世界大學第三方指數研究報告（2021）》公布了全球四大灣區高等教育第三方指數競爭力。粵港澳大灣區有20所（20/146）大學入選世界大學第三方指數評價排名，世界大學第三方指數競爭力得分在全球四大灣區內排第二。應該說，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雖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也有較大規模，但大灣區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偏低，僅17%左右，與紐約灣區的40%左右差距較大。因此，粵港澳大灣區要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關鍵是要加快高等教育的超常規持續快速發展。跨界協同是激發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持續快速發展新動能的主要策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區域化是一個重要趨勢。實踐證明，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相互借鑒學習教育理念和辦學經驗，有利於取長補短，從多渠道汲取競爭資源，增強學科競爭力。粵港澳大灣區高校身處“一國兩制”特殊環境，區域內高等教育資源豐富、體制多元、需求旺盛。如果深化內地與港澳互利合作，建立真正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係，有效破除影響高等教育發展要素自由流動的瓶頸和制約，充分發揮港澳獨特優勢，將極大激發區域內各類辦學主體創新發展活力，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育發展將具有獨特的國際競爭優勢，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政策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合作日趨緊密2019年2月國家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支持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鼓勵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鼓勵三地高校探索開展相互承認特定課程學分、實施更靈活的交換生安排、科研成果分享轉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2020年12月，教育部、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印發《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規劃》，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進行了更為細致的頂層設計，並重點提出了五大任務：突出體制機制改革，探索“學校+”辦學模式，努力開展高等教育辦學創新試驗區；突出互聯互通，探索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體系，加強協同育人；突出創新引領，強化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科研協同創新，服務支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突出高端引育，深化人才交流合作，攜手建設世界一流師資隊伍引育高地；突出互學互鑒，打造高等教育對外交流合作樞紐，促進人心相向相通。在《關於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第1720號（教育類132號）提案答復的函》中，國家教育部表示，將進一步鼓勵香港高校發揮優勢，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高校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合作辦學，建設更多高質量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20年11月發布的《施政報告》中也明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支持和協助多所香港大學在大灣區內的辦學計劃。目前，多元文化交流和高等教育合作已然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在以上政策的鼓勵支持下，三地高等教育從相互分割到協同合作的趨勢日趨明顯，高校之間的交流合作速度明顯加快，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亦不斷拓展。一個標誌性進展是，香港澳門的各大高校在內地紛紛設立辦學機構。除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已經正式辦學並快速發展外，香港科技大學在廣州、香港城市大學在東莞、香港理工大學在佛山、香港公開大學在肇慶、香港大學在深圳、澳門科技大學在中山的合作辦學機構也正在建設或籌備過程中。此外，大灣區已經設立了10多家以高校為主體的粵港澳聯合實驗室、成立了粵港澳高校聯盟。粵港澳三地高校在科研合作、學術交流、相互招生、專業建設、課程開發、實踐教學、創新創業、師資培訓等方面，也紛紛簽訂校際合作協議，開展協同發展探索。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合作桎梏亟需打破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水平還滯後於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創新步伐，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未能形成與世界級大灣區建設願景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協同創新體系，尚不能形成引領人工智能時代發展趨勢的高科技研發體系。提升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水平，亟需打破三地高等教育協同合作發展桎梏。第一，粵港澳三地，特別是香港與內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總體呈現“單向”特徵。這種“單向”特徵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香港澳門高校紛紛在內地辦學，但尚沒有一所內地高校在香港或澳門辦學。其次，香港澳門高校每年在內地招錄大量學生特別是優秀學生，就讀本科和研究生，而香港學生、特別是優秀學生到內地就讀的不多。最後，內地各級政府通過允許科研經費過境香港澳門使用、傾斜布局國家重點實驗室等方式，對香港澳門高校積極進行“輸血型”支持，但內地高校要機制化獲得香港澳門高等教育資源（如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招生計劃、授予雙學位、獲得辦學牌照），則面臨較大障礙，成本也較高。第二，內地在港澳發揮高等教育的輻射作用尚缺乏有效抓手和較大平台。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要求“要為港澳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幫助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內地相關黨政部門和高校為了貫徹和落實這一指示，積極開展各種活動，例如組織香港青年到內地參加“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等研學旅行活動。但是，目前內地政府和高校在香港澳門開展的這些活動主要是採用“請進來”的辦法，在港澳本地缺乏有吸引力和影響力的平台、抓手和切入點，導致研學活動時間短，成本高，難以深入，效果有待提升。 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第一，既要破除體制障礙，也要破除觀念障礙。粵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合作，面臨著“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三地高等教育在發展歷史、治理體系、運行機制及辦學理念等方面的差異，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帶來了諸多挑戰。為此，建議根據需要，持續研究實施促進三地高等教育要素自由流動和協同發展的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在鼓勵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和科研平台、招生錄取、交換生安排、人員互聘、科研成果分享轉化、雙學位授予、學歷學位認證等方面加大制度供給力度，不斷破除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不斷減少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意願與效能。另一方面，也要破除協同發展的認識誤區和觀念障礙。從生源、產業支撐、就業市場、學科水平、師資隊伍、國際學術聲譽等多維比較看，香港高校的總體水平相對較高，但三地高校各有優勢和不足，並不存在全面、絕對的高下之分。香港高校雖然國際化程度高，學科和科研整體水平較高，但科研成果的轉化偏弱，科教融合、產教融合受到局限。因此，三地高校之間完全有協同互補的空間，應當“平視”彼此，努力改變“單向”交流態勢，構建雙向互補，互惠互利的合作交流格局。第二，創建“深圳高等教育特區”。雖然處於歷史上最快發展時期，但深圳高等教育仍然是粵港澳大灣區相對薄弱環節；與深圳承擔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偉大歷史使命相比，高等教育也是深圳的短板之一。而深圳高等教育要實現更高水平、更好質量、更大突破的發展，則必須破解高校辦學自主權的落實和自律問題。粵港澳三地協同難題的破解，也需要先行先試。為此，建議在深圳建立“高等教育特區”，通過中央政府賦予特區一系列高等教育先行先試的改革政策，突破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中的體制機制壁壘，探索創建與世界級大灣區建設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協同創新發展的新機制、新體系，能為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堅強支撐。以“特區”為依托，構建大灣區高校合作辦學新格局，既支持粵港澳高校在深圳高等教育特區合作辦學，也支持深圳高等教育特區的高校在港澳地區辦學。例如，根據《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指引，國家可給予特區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勵特區在招生制度、學科建設等方面大膽改革，如突破招生指標限制，自主確立招生指標和招生辦法，自主設立博士點、碩士點，擴大博士、碩士研究生及留學生招生規模，同時探索建立辦學自主權運行的自律和他律機制。通過賦予深圳高校加快發展所需要的辦學自主權，在離香港最近的地方加快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有利於促進廣東本土高校在更高層次上與香港澳門高校開展協同合作，也有利於增強港澳青年到內地就讀的吸引力、輻射力和影響力。深圳大學在香港設立辦學機構，先行先試，不僅具有良好基礎，更具有區位交通優勢、文化人脈優勢和學科平台優勢。圖為深圳大學校園第三，支持內地高校在香港設立辦學機構。為了改變前述三地高等教育協同合作中的“單向”特徵，在“鼓勵境內外投資者在粵港澳設立研發機構和創新平台”的基礎上，還應積極鼓勵和支持內地高校在香港設立辦學機構。這不僅有利於開辟廣東高校引進國際人才新通道，打造國際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促進廣東高校更快發展，也有利於內地高校的科研成果在香港轉化，服務香港產業轉型發展。更重要的是，可以為香港青年提供內地優質高等教育服務，讓他們更便捷地了解熟悉內地，學習中華文化，促進交流融合，培養一批熟悉“一國兩制”的愛國愛港高層次人才，提高他們在粵港澳大灣區就業創業的能力。第四，積極支持深圳大學在港辦學先行先試。內地高校在港設立辦學機構無疑存在錯綜複雜的認識問題和法律政策問題。為此，建議鼓勵有條件的大學先行先試。深圳大學作為內地距離香港最近的高水平綜合性大學，在香港設立辦學機構，先行先試，不僅具有良好基礎，更具有區位交通優勢、文化人脈優勢和學科平台優勢。目前，深圳大學已提出在香港設立辦學機構（深圳大學研究生院）的初步設想，得到香港各界和內地有關部門的肯定。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將深圳大學香港研究生院的設立和建設，列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實施的重點任務，進行專門的支持政策研究，在報批程序、辦學自主權等方面予以具體指導。同時，加強與香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在獲得辦學牌照等方面，爭取支持配合。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監製：涂小莉

文｜農工黨中央專職副主席    龔建明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農工黨代表和候補代表合影今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前赴後繼、頑強奮鬥，奪取了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邁向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贏得了包括農工黨在內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真心擁護，14億中國人民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指引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滿懷信心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大路上。值此之際，我們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致以崇高的敬意！回望中共百年征程，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更加深刻體會到今天的美好生活確實來之不易。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中華民族更是陷入了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狀況。是中國共產黨人拋頭顱、灑熱血，以巨大的犧牲、無私的奉獻，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指引中華民族從苦難中崛起、在拼搏中奮進，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又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社會，經過70多年的飛速發展，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進了新時代，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取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的重大戰略成果，中國人民過上千百年來期盼的小康生活，中華兒女共享偉大祖國的繁榮與強盛，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所有這些，都使我們更加認識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深刻內涵，更加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更加堅定了我們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決心。自1930年成立以來，一代又一代農工黨人同中國共產黨並肩奮鬥、攜手同行，在血與火的革命鬥爭中，農工黨的先輩們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就是跟著中國共產黨走，並形成了愛國、革命、奉獻的優良傳統。創黨伊始，鄧演達等革命先驅就提出了“解放中國民族，建立平民政權，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1935年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率先響應中共中央《八一宣言》，1948年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積極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先輩們的偉大壯舉成為農工黨歷史上最光榮、最自豪的一頁。新中國成立後，農工黨積極投身鞏固人民政權和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農工黨緊緊圍繞經濟建設中心，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提出了“科技興國”“西新工程”、振興和發展中藥事業等建議，深入開展智力支邊扶貧和社會服務等工作，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為鞏固和發展我國多黨合作事業作出了貢獻。進入新時代以來，農工黨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美麗中國建設為主線，實施“政治建黨、人才強黨、履職興黨、作風固黨、制度治黨”戰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了力量。特別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農工黨充分發揮醫藥衛生領域人才優勢，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疫情防控專報11篇，2.6萬名農工黨員身份的醫務人員投身抗疫一線，全黨捐款捐物近10億元，生動詮釋了大愛精神和家國情懷。中共中央在致農工黨成立90周年紀念大會的賀詞中說：“農工黨成立90年來，歷經波瀾壯闊的光輝歲月，形成了愛國、革命、奉獻的優良傳統。一代又一代農工黨人同中國共產黨並肩奮鬥、攜手前行，在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進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年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們要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契機，深入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團結引領廣大黨員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更好地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凝心聚力、獻智出力。2016年7月，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右三）、農工黨中央專職副主席龔建明（左二）在昆明市東川區銅都街道魯噶箐村走訪貧困戶一是持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運用中國共產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把學習成效轉化為助力推進“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舉措，轉化為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生動實踐。二是緊緊圍繞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履職盡責，切實發揮農工黨醫藥衛生、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領域主體界別特色與人才優勢，緊扣推進健康中國和美麗中國建設主線精耕細作，聚焦推進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推進衞生健康體系建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系統謀劃議政建言工作，切實提高政黨協商水平，不斷提升民主監督效能，著力增強社會服務實效，為黨和政府決策提供務實管用的對策建議。三是加強對廣大黨員和聯繫群眾的團結引領，一如既往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不斷增進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始終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夯實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新時代承載新使命，新時代需要新作為。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必將前景璀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能夠實現。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同心同德，奮發有為，為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監製：馮琳

文｜民進中央副主席      王剛2019年1月22日，王剛在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壩盤村與貧困戶交流“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一百年風雲激蕩，一百年創造輝煌。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推進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今天，我們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創造出了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發展奇跡。10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不斷與時俱進、不斷理論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核心，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鬥爭中確立的，是中國近現代歷史演進和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斷奪取勝利的經驗總結，也是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理性選擇。今天，回顧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的歷史，可以幫助後來人找到“為什麼中國民主促進會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和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加深我們對中國民主促進會優良傳統的理解。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人民面對兩種前途何去何從的抉擇。中國共產黨從人民民主、國家和平的大局出發，積極主張和推動反內戰、反獨裁、要和平、求生存的愛國民主運動，得到了全國人民積極響應和支持，中國民主促進會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的。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幫助下，以中國民主促進會主要創始人馬敘倫所聯繫的從事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工作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以王紹鏊所聯繫的上海工商界愛國民主人士走到了一起，成立了以“發揚民主精神，促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為宗旨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後，支持並響應中國共產黨“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政治主張，並立即以積極戰鬥的姿態，投入到反對內戰、反對獨裁、反對賣國的愛國民主運動之中。在上海中共組織的領導下，中國民主促進會參與成立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促成上海民主力量的大聯合；發起和組織上海人民反內戰大會，馬敘倫、雷潔瓊等作為和平請願代表赴南京呼籲和平，在下關車站被反動特務圍攻毆打，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馬敘倫對來看望他的周恩來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託在你們身上。我過去總勸你們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槍支彈藥，看來你們的戰士不能少一個，槍不能少一支，子彈不能少一粒。”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中國共產黨的帶動和影響下，為促進全國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民主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中國民主促進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予以迅速響應，第一次公開莊嚴地宣布將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馬敘倫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後》一文中指出，“新中國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權早一日成立，在企望著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顯示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衷心擁護和熱切期待。在1949年1月發表的《中國民主促進會為爭取永久和平的宣言》中，也稱讚“唯中國共產黨早經擔起了歷史的任務，領導著人民解放的革命”，提出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全國人民建立建設新中國的誠懇期望。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是在經過苦苦探索之後自覺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民主促進會與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中國民主促進會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也從“朋友式的同情”發展為“全身心地擁護”，這種態度和立場伴隨他們一生，無論順境逆境從未改變過。中國民主促進會老一輩正確的歷史選擇已經被後來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代代繼承，“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是馬敘倫先生的政治囑託，這是他留給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初心，我們時刻不能忘記。 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大、以人民大眾願望為重百年初心歷久彌堅。回望歷史，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以艱苦卓絕的努力、胼手胝足的奮鬥，完成了一個又一個“不可能”，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難以置信的奇跡。在建設新中國、探索改革路、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民主促進會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合作共事，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發揮特色優勢，積極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的職能，為國計民生獻智出力，奉獻了智慧和力量，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新時代新階段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党光榮使命、重大責任。當代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要把對組織上的歸屬，體現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大、以人民大眾願望為重的共識上，落實在“參政為民”的實踐中，使我們的作為經得起人民和歷史的檢驗。2020年12月6日，王剛在陝西寶雞調研社區綜治情況中國民主促進會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加強自身建設。中國民主促進會要結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深入開展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學習、深入開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歷史的學習，深入開展中國民主促進會同中國共產黨共同奮鬥的歷史的學習，從而加深對多黨合作事業的認識；要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在廣泛凝聚會員力量、鞏固會內思想共識的基礎上，協調群眾關係、化解社會矛盾，做好所聯繫界別和群眾的思想引導工作，最大限度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充分理解新時代、新階段多黨合作事業對民主黨派建設的要求，提高我們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廣泛地增進全會的政治共識、思想共識、理論共識和情感共識。中國民主促進會必須服務大局，切實履行參政黨職能。民主黨派做諍友講真話要有責任擔當，建關鍵之言獻務實之策要有本領水平，常思不足才能奮力向前。中國民主促進會要把黨派工作放在“十四五”規劃的戰略布局中來思考和謀劃，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緊跟中共中央的各項戰略部署，認真履職盡責，積極服務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中國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推進到哪裡，我們就要把力量和作用運用和發揮到哪裡，堅持抓住根本，凝聚力量，發揮中國民主促進會優勢和特色，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思考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擔當，給了我們許多深刻啟示。中國民主促進會要繼承和弘揚“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愛國民主團結求實，堅持立會為公”的優良傳統，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投身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實踐中。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嚴駿監製：連振海

文｜民建中央副主席      吳曉青2018年10月23日至26日，吳曉青在湖南省、重慶市開展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主題教育宣講2021年，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坐標中，注定將書寫特殊而重要的一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在“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國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中國民主建國會為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都作出重要貢獻而驕傲，更為在新的征途中，進一步發揮特色優勢，勇擔參政黨責任和使命，推進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發展而倍感自豪、信心滿滿。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建正確的歷史選擇抗戰勝利後，基於對時局的認識判斷和對歷史的反思，以黃炎培、胡厥文為代表的一批愛國民族工商業者和進步知識分子深入思考國家前途和民族工商界命運，開始醞釀成立政治團體。就在此時，黃炎培訪問延安，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接觸和認識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高級將領，並與毛澤東多次促膝長談。一次談話中，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延安之行的見聞，特別是歷史周期率的談話，使黃炎培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對中國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為籌組和發起民建奠定了思想基礎。1945年12月16日，經過充分醞釀和精心籌備，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民建一經成立，就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在經歷“滄白堂事件”“陪都血案”“下關事件”的鬥爭洗禮後，民建逐漸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拯救中國。1948年，民建積極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明確作出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抉擇，堅定走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道路。70餘年來，民建始終牢記合作初心，風雨如磐，積極投身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探索改革路、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走過了輝煌的歷程，建立了歷史的功勳。同時，民建也發展成為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政黨，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會員人數從當初發起時的100餘人，發展到現在的21萬餘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民建先賢胡厥文在年近九十時感慨：“以親身備嘗的酸甜苦辣算出來的對比賬，使我得出了一個不可動搖的結論——中國的一切事業必須靠共產黨領導。”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在回答海外朋友關於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時曾說：“我們中國的政黨制度是‘大合唱’，雖然一個是執政黨、八個是參政黨，但是我們整體是和諧的，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既然是大合唱，當然要有指揮，這個指揮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都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勝任。” 回顧民建的發展歷程，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民建在重要歷史節點作出的正確抉擇；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建不斷成長進步、有所作為的精神支柱和動力源泉，是民建凝聚和捍衛的最大政治共識。 民建是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的摯友、肝膽相照的諍友在我國的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民主黨派不是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而是參政黨。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與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是親密友黨關係，不是勢不兩立，而是和而不同；不是彼此競爭，而是互利共贏；不是臨時聯合，而是穩定參與；不是此消彼長，而是相輔相成。這樣一種同向發力、合力共生的“新型政黨制度”，有效避免落入西方黨派之間利益爭奪的窠臼，在中國治理實踐中展現出巨大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 厚植於中國土壤的多黨合作種子已長成參天大樹，民建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長為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新中國成立前後，民建積極參與籌備新政協會議和籌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參加人民政權建設和人民政協工作，組織會員並帶動所聯繫的工商業者愛國守法、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為建立新中國、捍衛新生人民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民建發揮特長，在興辦企業、安置待業青年就業、經濟咨詢服務、工商專業培訓、對外經貿聯絡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並就改革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和建議，得到重視和採納。“五老火鍋宴”、推動多黨合作入憲、風險投資“一號提案”、新中國成立後內地工商界第一次組團訪問香港等留下一段段佳話。受中共中央委托，4月12日至15日，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帶隊就“形成統一大市場，暢通國內大循環”重點專題赴湖北調研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多黨合作事業向著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繼續邁進，民建的履職舞台更加寬廣、責任更加重大。近些年來，民建進一步把密切聯繫經濟界的特色轉化為履行職能的優勢，圍繞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促進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等重大問題積極建言獻策，很多意見建議受到中共中央重視，被國務院有關部門採納；在定點幫扶貴州黔西和河北豐寧，對口廣西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中盡銳出戰，作出突出貢獻；以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為載體，開展社會服務；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捐款8億多元（人民幣，下同），捐獻物資價值超過10億元……這些成績彰顯了民建作為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的摯友、肝膽相照的諍友的責任與擔當，更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 更加自覺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十四五”時期作出新作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個五年，對於推動我國經濟邁向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確保2035年遠景目標順利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民建將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緊握時代脈搏，與中國共產黨砥礪同行，在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上雙向發力。重點圍繞科學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積極建言踐行，為促進我國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近日，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率調研組赴湖北和四川就“形成統一大市場，暢通國內大循環”開展年度重點考察調研。重點考察調研是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黨派中央，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建言獻策的重要活動，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是多黨合作的一張亮麗名片。民建將充分梳理吸收此次重點考察調研的成果，找準“形成統一大市場，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堵點、斷點、難點，通過調研報告和專項建議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建言資政，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貢獻。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邸倩監製：莊蕾

香港青年李興龍，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完成了本、碩學業，後又就職於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可謂足跡踏遍近乎半個地球，且很富“國際化背景”。2016年，李興龍決定返回祖國、扎根首都創業。作為北京真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北漂”奮鬥5年來，李興龍帶著他研發的智能機器人產品，已經成功地為自己的科創夢想勾勒出了完美輪廓。“國家和特區政府一直鼓勵我們香港青年來內地創業，我想我就是一個‘前哨兵’。相信會有更多的香港年輕人跟上！”李興龍說。文｜本刊記者     馮琳李興龍創辦的北京真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獲2019年LT中國物流技術獎創新產品獎選對方向往前衝在和記者的對話中，李興龍一直強調自己的故事非常平凡：出生於1988年，2007年考入香港中文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2011年留學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就讀這所歷史名校首次開設的創新企業管理碩士課程。碩士畢業後即受聘於全球半導體巨頭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工作。人生的軌跡總是這般神奇，看似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卻又總是在某個關鍵時刻成就了一種命中注定。李興龍的北上創業故事亦是如此。記者：為什麼會選擇回到祖國、來北京從零開始創業發展？李興龍：其實這跟我本科時候的一段經歷有關。2008年，新世界集團舉辦了第一屆港青赴內地交流活動。我一看介紹就覺得很有意思，於是我隨交流團第一次來到了北京，在一家國企實習。那一年剛好北京舉辦奧運會，我也深深感受到祖國的發展以及首都市民的熱情和友好。當時的北京互聯網還沒現在這麼發達，沒有微信支付，更沒有滴滴打車，智能移動互聯網剛剛起步。但我卻能深入地體會到北京的風土人情、同事之間融洽的工作氛圍，還有北京、整個內地巨大的市場潛力。這些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我心裡，那個時候我就決定以後有機會還是要多來內地走走看看。記者：“種子”在什麼契機下突然“發芽”了呢？李興龍：我當時選擇這家美國公司，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的職位可以選擇在香港或深圳工作，而且我對半導體也很感興趣，想多積累一些經驗。所以我在美國公司的四年間，除了在美國總部物聯網實驗室工作外，我常常往返於深圳和香港之間，也到了內地很多省市出差。在這期間，赴內地創業的想法在我心裡有了更深度的萌芽。這樣幾年下來，我掌握了“軟硬結合”的基礎——我有計算機軟件的學術背景，也有半導體硬件方面的工作經歷。“軟硬結合”的應用就是機器人，這也是我自己一直以來都想做的事。我把這個想法分享給了一位內地朋友，他畢業於清華大學，和我一拍即合，於是我們決定一起在內地“做點事”。我經常跟自己說一句話，選對方向後，往前衝就行了! 創業就像“摸著石頭過河”2016年，沒有資金、沒有人脈，只懷揣著項目計劃和一腔熱忱的李興龍一個人打著背包從香港北上了。在北京等待他的，只有另一位創業夥伴和一間合租房。“摸著石頭過河”，李興龍認為這句話最能概括和形容他的創業道路。記者：剛來北京的時候是什麼狀態？會覺得未來充滿風險和挑戰嗎？李興龍：風險和挑戰肯定有。我清楚地知道，從一個初創型公司變成一個小型的公司、再發展成大中型公司有一個過程，所以一開始肯定是很迷茫的。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對這邊的創業情況什麼也不懂，連“五險一金”是什么都不知道。當時我拿著香港居民回鄉證連普通快捷酒店也住不了，然後每天在北京中關村清華科技園的清華孵化器裡踏實地研發我們的智能機器人產品。幸運的是，我們第一代產品做出來之後半年內就拿到了三輪融資。記者：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些創業路上遇到的困難是怎麼一點一點解決的？李興龍：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要非常感謝清華大學、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和北京市中關村相關部門的幫助。創業之初，我們不知道怎麼注冊公司，不知道如何運營一家公司，也不知道怎麼把一個創新想法推向市場，這些問題清華x-lab（清華大學新型創意創新創業人才發現和培養的教育平台）都了解。他們給力地幫助我們解決了很多現實問題。但我們公司的組織架構和運營模式與內地大部分公司相比會有一些不同，所以又需要一些更專業的指導。在這方面，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這個協會是由香港在京的各行各業專業人士組成的，有做律師的、有做貿易的、有做會計師的，等等。所以通過他們，我們可以獲取更細致的一手資料，也是他們指導我怎麼去辦理“五險一金”。我還想說，選擇北京中關村，是我最大的幸運。中關村有著很純粹的科研氛圍，集聚著豐厚的教育和人才資源，對初創企業一直非常支持。正是因為公司申請到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聯合北京市財政局共同推出的針對科技初創企業發放的首都科技創新券，拿到了補貼，我們才能快速把樣機生產出來，這對我們來說絕對是雪中送炭。在各方面支持下，我先把自己在北京生活的問題、公司經營的問題都解決了，然後就開始專注研發產品、招聘團隊。我們後面才有機會參加很多國家級的、專業級的創業比賽，而且拿了很多獎項，逐漸驗證了我們的產品價值，於是得到了更多的目光和融資，慢慢地把公司一步一步做起來。李興龍參與發明的機器人在北京中關村智造大街巡邏 時刻不忘放眼國際不追逐市場爆點，只專注於自身所長。完全適應內地的營商環境，卻又不局限於國內市場。雖然在首都創業，但是港式思維始終影響著李興龍的創業布局和戰略眼光。五年的實踐讓他愈發認識到，自己當初選擇北京的決定是非常正確的。李興龍希望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能在中國首都打造出一家國際化的科技公司。記者：內地機器人市場的競爭一直非常激烈，為什麼你會選擇做“戶內外通用小型移動機器人”？李興龍：我們現在做的機器人產品主要有三條賽道，配送機器人、巡邏機器人和清潔機器人，都是機器人行業中最剛需的產品，都是為了解決生產生活中勞動力重複性的問題。我認為創業最重要的是專注，所以我們五年來只做這一類產品。記者：截至目前，在你的創業過程中，你的香港身份會是一個加分項嗎？李興龍：在內地來說，我很高興自己可以享受到和內地居民幾乎無差別的國民待遇，各種創業福利政策我都可以申請，我還有幸入選了中關村U30優秀青年代表。其實我們來到這裡，關鍵還是要看自己有沒有能力去做一些真正有價值的事，別人享有的政策我也能享受到，政府投入的資源我也能受用，這就夠了。在和外國人做生意的時候，我作為香港人的優勢並不明顯，因為他們也不說粵語。唯一的加分項就是我持香港護照，確實出差的時候辦簽證會更方便。所以有很多時候國外有急事需要人，我就可能先飛過去。記者：香港的精神內核、香港人的營商傳統對你的創業有影響嗎？李興龍：確實有影響。比如，內地很多做得比較好的、甚至規模比我們大的機器人公司，他們可能沒有想到要讓產品出口。但是我除了關注內地市場外，同時也在不斷留意著海外發生了什麼，從一開始就很明確要讓產品“走出去”。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比較超前的，我認為好的產品肯定要出口，這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塊。其實如果說香港創業者和內地創業者有什麼不同，我認為唯一的一點在於，香港創業者的國際性視野和眼光會相對比較強一些。本來內地的市場足夠巨大，一個公司如果能把這個市場做好已經是無敵了，但是我們可能就會覺得這還不夠，還會經常地想要怎麼“跳出去”。記者：你現在的創業精力主要在哪塊？公司目前是一個怎樣的規模？李興龍：我現在做幾方面工作，一方面是生產，一方面是產品設計，一方面是客戶銷售。整個團隊現在有5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很有活力的90後年輕人。公司核心骨幹由國外著名大學和國內雙一流院校的優秀畢業生組成，他們大部分擁有機器人大賽獲獎或論文發表經歷。記者：你創業的最終目標和願景是什麼？李興龍：我希望讓“戶內外通用小型移動機器人”在人類社會中可以實現價值最大化，希望我們的產品能夠持續提升和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引領人類進步。當然，我也希望能在北京打造出一家萬億美金市值的機器人公司。期待更多港青加入對祖國的認知和熱愛，在李興龍扎根內地後有了更豐富的升華。他相信，隨著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鋪開，會有更多的香港年輕人融入大灣區、深入內地就業創業。但他卻並不鼓勵大家直接創業，而是要先在內地工作一段時間，適應環境、積累經驗。李興龍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前哨兵”，他在採訪最後感歎，“真心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香港青年來內地搞科創，不然我太孤獨了。”記者：在真正深入內地之前，你對國家的印象是怎樣的？李興龍：香港回歸那年，我快10歲了，剛剛懂事。我記得那個時候整個香港的愛國情緒很高，氛圍非常好，我們終於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了。當時家裡還是那種老式電視機，回歸那天，我們全家坐在電視機前看到國旗和區旗緩緩升起，那種激動的感覺是很深刻的。香港本來就是祖國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對內地的邊界感不應該這麼強，應該是共融的。我來到內地之後的感受，和我來之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樣。其實我一直相信“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在真正了解和接觸一些事物之前自己千萬不要做太多的預判。比如你來到內地後發現這邊很適合你發展事業，那你就可以再多來幾趟，看看有什麼機會；如果覺得不適合你，再回香港。重要的還是自己要去親身感受一下，才會知道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是什麼地方。記者：你的香港同齡朋友中跟你一樣現在在內地工作的多嗎？李興龍：有一些，但是我感覺未來肯定是越來越多的。港人來內地發展是有周期的，上一撥是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有很多香港人來內地做專業服務或是開設工廠，他們那批人做得非常好。但是到了後期有一個斷層，在內地開工廠沒有那麼熱了。我就是新一撥的“前哨兵”，相信會有更多的香港人跟上。記者：“十四五”發展藍圖已鋪開，你作為 “前哨兵”，對未來來內地發展的香港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嗎？李興龍：我很看好大灣區的發展。大灣區是包括了香港和澳門在內的“大灣區”，目前大灣區在建設發展進程中也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很多優惠和便利。可以說大灣區真的有非常好的機遇適合香港年輕人去發掘。我唯一的建議是，他們若初來內地一定還是先工作一段時間，不用立馬創業。因為初入職場本身就面臨著一個新環境，加上你從香港到內地工作還同時換了一個不同的文化環境，這是兩個挑戰。所以可以先積累一下個人在內地的工作經驗，感受到什麼是管理，怎麼運營一家公司，然後再去深度挖掘大灣區建設中的潛在創業機遇。再就科創這一塊來說，香港是一個偏向於金融的中心，年輕人在香港可能並不能找到很頂尖的科創工作。所以我鼓勵他們可以試試來內地的科技公司工作，內地有這麼多科技巨頭，資源好、機會多。尤其現在兩地科技領域的工資水平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區別了。記者：你現在是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科技委員會主委，同時還是北京市海淀區的青年聯合會委員，你加入這些機構後做了哪些工作？李興龍：基本上我們致力於更多地向香港青年人傳遞一下我們在內地的所見所聞，我們也會幫助在北京的香港學生做一些企業規劃的事情，給予他們生活上、就業上的一些指導。他們現在和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差不多，也是啥都不懂。我覺得把自己的一些經歷更多地傳遞給有需要的人，可以給他們帶來一些實實在在的幫助，同時我也會經常鼓勵在香港的朋友多來內地看一看。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邸倩監製：劉可揚

林梅珍是香港警務處一名總督察，但自去年8月底起一直在內地工作生活——作為第十四任香港警務處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官，她也是現時唯一一位在內地工作的香港警察。她說自己非常幸運，有機會來內地生活和工作，親身體驗祖國的先進、便利、高效、開放、勇於創新。是什麼樣的見聞令她有如此感觸？本刊記者就此對林梅珍進行了專訪。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林梅珍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門留影“我快要忘記人民幣鈔票的樣子了”林梅珍對祖國先進、便利、高效、開放、勇於創新的印象，最先來自於內地生活的便利，她用“令人著迷”來形容。“比如我在內地從不需要使用現金，我快要忘記人民幣鈔票的樣子了！”林梅珍笑著說，內地生活電子化程度非常高，外出只需要帶一部電話，就連街邊的小攤販也可以使用移動支付。在香港，如果在網上購買電影票要額外收取手續費，但在內地沒有這回事，有時還有更高折扣。最令她驚訝的是實體超級市場減少了很多。網購日常必需品，最快半小時便可以送到家，比自己去店裡買還快。林梅珍記得，多年前來北京時打車比較困難，下雨時打車就更困難。這次再來北京，她發現打車的方式已經完全不一樣，現下在香港很普遍的伸手截出租車的方法已經過時，大家都是用手機程式打車。民間抓緊機遇，開發了不少打車程式，一些地圖程式更是集納了多個打車程式，在展示地圖的同時還可以直接打車，非常方便。下雨時打車仍較平時難，但打車程式會自動幫用戶排隊，用戶可以在舒適的環境等車，冒雨在街邊爭搶出租車的混亂場面已經沒有。而且車輛選擇很多，不只有出租車，還有經濟型、舒適型、商務型、豪華型等不同類型的網約車，適合不同人的需要。“透過這些變化，我感受到內地人民熱切希望進步，同時社會和環境提供很多個人的發展空間，只要想法和計劃可行，能解決難點和改善人們的生活，便可以付諸實行，不需要先尋求社會共識，每每顯示出內地同胞解決問題的精準度、創意和魄力。香港在上世紀80、90年代時也有這樣的精神，那時香港經濟騰飛，各行業發展迅速。現在香港經濟發展成熟，而且過去一路走來時慢慢形成了要有社會共識才推出新措施和政策，這是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會出現的現象，但確實可能影響到整體發展速度。我期望特區政府對有需要做的事，例如推行垃圾徵費等，要加快處理，不要因未有社會共識而不推行。因為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要對某一件事情的處理手法達到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執著於尋求共識往往就會導致事情長期懸而不決。”林梅珍說。在內地的工作生活，讓林梅珍感到內地經濟發展迅速，潛力巨大。林梅珍認識了一些在內地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以及一些畢業後就留在北京工作或創業的年輕港人。她發現他們均非常享受內地生活，認為比香港生活多姿多彩、輕鬆及自由，有些想一直留在內地發展，因為這裡有巨大的機遇，創業和生活成本都遠比香港低。 “我開始重新思索和理解‘為人民服務’”生活環境的變化，也令林梅珍思想逐漸發生改變，她說：“我開始重新思索和理解‘為人民服務’。”以前林梅珍只是從工作崗位和字面意思來理解“為人民服務”，認為身為公務員，做好自己的警務工作、服務好香港市民便是為人民服務。但在內地工作生活之後，她理解到，這句話是使命的體現——不論是否公務員，無論身在哪個崗位，都可以為人民服務。林梅珍說：“當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精神和態度，再加上行動時，便是團結的表現，便可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林梅珍以內地政府處理科技龍頭公司涉嫌壟斷市場的案例為例，她認為在實行資本主義的地區不會這麼主動去處理，也不會這樣高效率。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營商的人或許會覺得這樣不合理，比如持有該大公司股票的人士可能不滿，但當政府以人民為首要考慮時，政府便會保障老百姓，包括小商家、散戶投資者等的利益，確保利益不是只傾斜去某一方。2020年11月，林梅珍到武漢交流，了解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內地不同的政策、措施、規章等，均有一個清晰的共同目標——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真誠地把人民放在首位，這是林梅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另一個深刻感觸。林梅珍在北京的日子，也是防疫時期，內地和香港防疫工作力度和重點的不同，令她感慨萬千：“中央政府果斷處理疫情、人民主動配合，在群策群力的情況下，內地迅速控制疫情，沒有放棄任何一個人，完美地展示如何保障人們的生命。這是中央政府睿智的表現、地方政府勇於承擔的表現、人民團結力量的表現。”去年，林梅珍也曾到武漢交流，她感受到武漢市民在疫情面前守望相助，沒有半點怨言，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各地馳援武漢時，當地人民表現出感恩和民族自豪。這令林梅珍深為感動。 “兩地警隊需要持續吸收和學習對方優良的地方”林梅珍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生交談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林梅珍的授課和專題講座都很受歡迎。“在課堂上，我主要教授香港警隊如何制定策略方針、如何保持專業性。另有不同的專題講座，例如分享香港警隊的警務概況、訓練體系、公共關係策略、社區警政、指揮架構、執法規範化、隊伍建設、香港形勢、警隊發言人制度等等。專題講座的對象有公安大學的老師、本科及研究生，也有公安部進修班的干部。”林梅珍說，“我不是以個人名義到公安大學工作，而是代表香港警隊，所以我時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專業精神，對公安大學交予的工作都全力以赴。因為兩地體制不同，加上我是從香港警隊過來，擔任過不同崗位，有實戰經驗，所以講座內容往往能引起聽眾的興趣，令他們更了解香港及吸收相關經驗。”林梅珍強調，在這一過程中她自己也獲益不少：“在香港沒有時間或誘因去梳理這些資料，現在我在腦海整理過後，自己的思緒更清晰和有條理。而且透過與公安大學師生的交流，我對內地公安的培訓體制和職責等方面了解多了，日後回到香港負責與內地有關的工作時，會更順暢。”林梅珍舉例說：“公安大學或內地其他警院均專注學術資歷，在應用科技和大數據方面有卓越的成效、有強大的警務學術研究團隊和資源；香港警隊著重職能培訓，也積極與本地及海外團體合作，在不同層面產生協同效應。”另外，和內地公安單位接觸之後，林梅珍發現內地公安負責不少民生工作，例如戶口登記等，科技應用可幫助減少他們的工作量，這些香港警隊都不用負責，反而香港警隊肩負邊防、反恐等工作。內地公安單位在調查案件時，若需要翻看大量錄像，都會利用科技幫忙翻看，而香港還需要人親眼去看。“兩地警隊需要持續吸收和學習對方優良的地方。”林梅珍說，“國家今天的成功得來不易，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各方同心協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期望香港與祖國共同進步！”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嚴駿校對：趙欣監製：連振海

自北京冬奧會申辦成功以來，籌辦過程已走過了5年歷程。5年來，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工作有序推進，競賽場館全部完工，京張高鐵、京禮高速全線通車。實施科技冬奧行動計劃，發布冬奧願景、會徽和吉祥物，開展“共享冬奧”公眾參與計劃，大眾冰雪運動蓬勃開展。一場精彩、非凡、卓越的奧運盛會正在向我們走來。文｜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組織委員會近日，北京冬奧會標誌性場館國家速滑館“冰絲帶”開展首次全冰面製冰，規模約1.2萬平方米的場館全冰面成功亮相。圖為5月8日拍攝的國家速滑館冰面（圖：新華社）所有競賽場館全部完工 志願者全球報名人數超百萬目前，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已進入倒計時，各項籌辦工作進展順利，得到了包括國際奧委會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目前，所有競賽場館建設已全部完工，並成功舉辦了國家雪車雪橇中心場地認證和國際冬季單項體育聯合會考察活動，獲得國際社會和專業人士高度評價。賽事組織和場館運行有序開展，賽會服務保障工作加快推進，宣傳推廣和文化活動有序推進。截至目前，贊助企業總數達到40家，特許產品銷售勢頭良好；賽會志願者全球報名人數超過100萬。5G通信、雲轉播等科技冬奧示範項目加快實施，完善氣象監測系統，初步實現空間上百米級、時間上分鐘級的精準氣象預報。在線上公開徵集了獎牌和制服裝備的視覺外觀設計方案，發布了第一屆冬奧優秀音樂作品、火炬外觀、色彩系統和核心圖形，特別是動態核心圖形，實現了奧運史上的首創。今年2月和4月，在延慶賽區、張家口賽區、北京賽區還相繼舉辦了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雪上項目、滑行項目、冰上項目測試活動，對辦賽涉及的關鍵要素進行了有效檢驗。測試結果證明，各場館的布局、面積、流線、運行功能等符合國際標準，滿足測試要求，並得到了參加測試活動的運動員、教練員以及國際專家的一致好評。 北京冬奧會四大特色值得期待北京冬奧會最大的特色在於努力實現精彩辦賽和節儉辦賽的有機統一。具體有幾個特點：一是秉持“綠色、共享、開放、廉潔”辦奧理念。二是充分利用08奧運遺產。三是全面體現中國文化特色。四是注重歷史文化傳承與保護。關於秉持“綠色、共享、開放、廉潔”辦奧理念。綠色辦奧方面，北京冬奧會雪上項目場館建設施行生態保護優先原則，高山滑雪中心建設之初就採取表土剝離、樹木異地保護、區域動植物種類保護等措施。建立跨區域綠電交易機制，所有競賽場館將100%使用綠色電力。在國家速滑館等四個冰上項目場館採用新型二氧化碳製冷劑，這一技術是目前世界上最環保的製冰技術，碳排放趨近於零。共享辦奧方面，加快打造京張體育文化旅遊帶，帶動沿線群眾就業、增收致富和產業升級換代。截至2020年底，在中國遴選出835所奧林匹克教育示範學校以及2,062所冰雪運動特色校，編寫多種奧林匹克教育材料。與有關教育機構合作建設北京國際奧林匹克研究機構，將在中國更大範圍內開展奧林匹克教育，推動公眾參與冰雪運動，發展冰雪產業。開放辦奧方面，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國際冬季單項體育聯合會等方面始終保持良好合作，也與日本東京奧組委、韓國平昌冬奧組委簽訂組委會三方合作協議。積極選聘幾十位外國專家，在競賽組織、場館設計、現場施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指導諮詢作用。廉潔辦奧方面，簡化辦賽是廉潔辦奧的重要體現，北京冬奧組委嚴格履行國際奧委會《奧林匹克2020議程》，已經梳理形成了一版簡化辦賽方案，還將進一步細化完善簡化措施，制定第二版簡化辦賽方案，努力實現精彩辦賽和節儉辦賽的統一。加強各個項目運行的審計監督，確保籌辦工作廉潔高效。關於充分利用08奧運遺產。北京2008年奧運會留下了豐厚的奧運遺產，“雙奧之城”打造了雙奧場館，也鍛造了一支雙奧工作團隊。北京25個競賽、非競賽場館中，有11個是2008年遺產。如國家體育場“鳥巢”將作為冬奧會開閉幕式場館，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將作為冰壺比賽場地，五棵松體育館將由籃球館變身為冰球比賽場地。這些場地承載了2008年夏奧會的記憶，也將因舉辦2022年冬奧會的比賽再創輝煌。關於全面體現中國文化特色。2022年冬奧會是在長城腳下舉辦的冬奧會，也是在中國春節期間舉辦的冬奧會，將充分展現長城文化、春節文化和冰雪文化。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的會徽與吉祥物設計靈感和採用元素均來源於中國文化。首鋼滑雪大跳台設計概念的原型取自中國敦煌壁畫中傳統的“飛天”形象，得名“雪飛天”；國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跳台賽道剖面與中國傳統吉祥物件“如意”的曲線相似，也稱“雪如意”；國家雪車雪橇中心選址與賽道形狀和遮陽設計帶來的獨特建築形態，宛如一條游龍飛騰於山脊之上。關於注重歷史文化傳承與保護。北京冬奧組委總部設在具有百年歷史的首鋼工業園區，是工業遺存再利用和推動城市新發展的示範區，受到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先生的高度評價。北京賽區的首都體育館修建於1968年，2022年將舉辦短道速滑和花樣滑冰比賽。場館外觀從傳承保護的角度“修舊如舊”，最大限度保留首都市民記憶中的模樣。張家口奧運村建設過程中對新發現的太子城遺址進行了整體保護，賽時，運動員可經太子城遺址步行至頒獎廣場及太子城小鎮。2022年腳步越來越近，北京冬奧會籌辦已進入全面沖刺階段。在未來200多天時間裡，我們將進一步加強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國際冬季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各國奧委會的溝通合作，及時研判形勢，及時調整策略，加強工作創新，妥善應對風險挑戰，讓籌辦工作朝著既定目標穩步有序推進。 堅持疫情防控和冬奧籌辦兩手抓4月2日，“相約北京”冰上項目測試活動冰球比賽在北京的國家體育館拉開帷幕，這也是國家體育館作為2022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比賽場館的首次亮相（圖：中新社）北京冬奧組委高度重視疫情防控工作，始終把奧運利益相關方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努力克服各種困難，穩步有序向前推進籌辦工作，堅持疫情防控和冬奧籌辦兩手抓。為更精確地制定防疫政策，北京冬奧組委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每周會商制度，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等各利益相關方密切溝通，積極學習借鑒世界各地體育賽事疫情防控措施和經驗，組建疫情防控工作組、專家組，針對疫情發展制定疫情防控措施，現正在編制冬奧會疫情防控應對手冊。下一步，北京冬奧組委將根據疫情形勢，隨時研判疫情風險，並據此制定相應對策，為如期舉辦北京冬奧會創造條件。當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帶來了巨大影響和挑戰。成功舉辦北京2022冬奧會和冬殘奧會既是中國對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的莊嚴承諾，也是中國努力克服疫情影響，彰顯全球奧林匹克大家庭共克時艱、命運與共，為奧林匹克運動作出的重要貢獻。在未來的籌辦工作中，我們將與國際奧委會、國際殘奧委會、國際冬季單項體育聯合會、東京奧組委、各國家（地區）奧委會等方面加強溝通、緊密合作，為奉獻一屆成功的冬奧盛會而共同努力。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區的國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圖：新華社）籌辦過程採取各項綠色低碳措施北京冬奧會籌辦工作始終秉承“四個辦奧”理念，積極踐行《奧林匹克2020議程》，將可持續性要求貫穿籌辦全過程，堅持生態優先，加強環境保護，使冬奧會創造環境正影響、留下綠色新遺產。北京冬奧組委始終高標準、嚴要求建設綠色場館，在場館建設運行全生命周期貫徹可持續性要求。與賽區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生態保護和生態修復，盡最大可能降低施工建設對周邊生態環境的影響。在植物保護方面，延慶賽區針對賽區內需要保護的植物類型和分布情況，制定了就地、近地、遷地三種保護策略：對不適合移植的樹木採取就地保護，建成5個就地保護小區；對難以遠距離遷移的1.1萬餘棵灌草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喬木進行近地保護，建成2個近地保護小區；建立300畝左右的遷地保護基地，對賽區30餘種2.4萬餘株喬木進行移植，通過科學施工以及精細化管護，移植成活率達90.7%。在動物保護方面，通過建立野生動物通道、安裝人工鳥巢、冬季投食、維護野生動物棲息地等措施保護野生動物。如依托賽區的11座橋樑設置永久動物通道，並通過生態修復對通道區域進行近自然改造，確保動物覓食和遷徙；在賽區內外設立600個人工鳥巢，巢箱入住率接近50%。在生態修復方面，開展賽道表土剝離，並將表土回鋪到生態修復區域，在確保本地物種多樣性不降低的同時，避免了外來物種入侵。如延慶賽區通過草甸剝離、回覆、養護等措施，修復亞高山草甸3,500平米。高效利用水資源建設海綿賽區，實現賽區水資源循環利用。實施低碳場館、低碳能源、低碳交通、碳補償措施，努力實現北京冬奧會碳排放全部中和的目標。北京冬奧會籌辦過程採取的各項綠色低碳措施，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不僅實現了承諾的可持續目標，而且為城市發展和居民生活留下了豐厚的綠色遺產，對於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發揮了引領示範作用。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嚴駿監製：馮琳

文｜民盟中央副主席      張平2018年11月1日，“文化擔當――第九屆民盟文化論壇”在上海社科院召開，張平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今年是中國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回望80年的歷程，民盟在與中國共產黨共克時艱、共歷風雨的篳路藍縷中，結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深厚友誼，也由此成為推進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可以說，民盟8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前行的奮鬥史。也正是源於此，不論遇到何種挫折，民盟從未動搖過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的政治信念，一以貫之地致力於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這是民盟實現價值追求的政治底色和根本保證。民盟1941年成立於重慶。當時正是寇深禍急、民族危亡之際，國民黨無視大局，肆意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直至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難以為繼。國共兩黨以外主張抗日的政團和人士對此深為憂慮，認為“第三方面”必須聯合起來，以政治民主、全國團結促進抗戰勝利。是年3月19日遂秘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抗戰期間，民盟作為“民主運動的生力軍”，努力推動民主、團結、抗戰，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增強了國內的進步政治力量，推動和維護了團結抗日的局面。抗戰勝利之初，國共重慶談判之際，毛澤東三訪特園，與民盟主席張瀾會晤，中國共產黨與民盟形成了在重大政治問題上事先交換意見、共同商討後採取一致行動的“君子協定”。此後，民盟在大方向上始終與中國共產黨保持一致，為反內戰、反獨裁、爭民主、促和平作出了巨大努力，一批優秀盟員甚至不惜付出鮮血和生命。1946年1月，民盟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同中共代表團默契配合，與國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達成了有利於和平、民主的五項協議。其後國民黨違背政協決議，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民盟頂住壓力，堅決和中國共產黨共進退，拒絕參加“國民大會”，極大地孤立了國民黨，因而遭到打壓，於1947年10月被迫解散。在艱苦曲折的探索中，民盟深切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作為出發點，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而堅定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是民盟的自覺選擇、理性選擇，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此後，民盟積極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公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參與《共同綱領》的制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大會在重慶特園秘密召開。圖為大會會址——民主人士鮮英私宅“特園”新中國成立後，民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新政權工作和國家事務管理，推動盟員和所聯繫的知識分子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鞏固人民政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國家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民盟秉承“奔走國是，關注民生”的優良傳統，積極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與中共齊心協力搞好改革開放。民盟提出“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的號召，發揮民盟人才智力優勢，參與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制定與實施，對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中共十八大以來，民盟聚焦國家中心任務，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發揮特色優勢，深入調查研究，就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提出許多具有前瞻性、針對性、可操作性的意見建議，為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民盟積極圍繞疫情防控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雙任務履職盡責，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大愛精神和家國情懷。圖為1941年3月19日黃炎培日記，記載了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大會的13名成員。會議推選與會1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梁漱溟、章伯鈞為中央常務委員，黃炎培為主席（同年10月辭去主席職務，由張瀾接任）。 1944年9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 民主同盟過往的80年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但民盟所走過的道路，它在中國翻天覆地變化中的努力與實踐，它與中國共產黨同舟共濟譜寫的多黨合作壯麗詩篇，都將以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側面，記錄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中。2019 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張平率隊赴新疆開展“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主題教育活動調研。圖為 張平調研喀什老城改造項目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披荊斬棘、接續奮鬥，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跡。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正是有中國共產黨這個堅強領導核心，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才能不斷抵達新的高度。民盟人從內心深處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凝聚和帶領全國人民，創造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美好明天。進入“十四五”時期，民盟將繼續自覺擁護、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承和發揚民盟優良傳統，在新時代奮發有為、推動多黨合作事業行穩致遠；將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新”“三好”等要求，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組織建設、履職能力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特別是領導班子建設，努力打造政治堅定、組織堅實、履職有力、作風優良、制度健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將進一步提升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意識和能力，以新發展理念指導履職實踐，為“十四五”規劃順利實施、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積極建言獻策。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新時代賦予了民盟更大的歷史責任。民盟將始終不渝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不渝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不渝堅持新型政黨制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努力做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嚴駿校對：趙欣監製：連振海

2021年5月，一位登山女士在香港馬鞍山行山期間，在攀爬陡削的山坡時墮下受傷。香港消防處高空拯救專隊人員在彌天棧道對落40米的懸崖底成功救起這位女士。不為人知的是拯救過程中，冷氣機大的石頭從山上滾了下去，消防人員為了保護傷者選擇不躲避，大石擊中救援隊伍，有三名人員受傷。這樣的日常救援工作，風險時有發生，更不要說在大型火場或災難現場中的出生入死。香港高樓林立，路窄車多，宜居城市規劃背後，離不開消防隊員們垂直、平行、上山、下海的全方位服務，是他們默默無聞的工作，守護著香港成為世界最安全城市之一。香港消防處處長梁偉雄在接受我們的專訪時表示，救災扶危，為民解困，是香港消防處的使命。雖然消防是一項高危工作，但隊員們的工作仍在不斷精益求精，保持高昂鬥志，進取不息。文｜本刊特約記者     秦玥梁偉雄接受本刊特約記者專訪“古怪屋”中的多元模擬訓練“下一站，百勝角。”在香港生活工作的朋友們乍一聽可能覺得這個站名有些陌生，打開港鐵路線圖，也的確找不到百勝角的站名。這是一個秘密興建了卻不對外開放的車站，又或者是虛擬遊戲中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五月的某天，我們“腳踏實地”的站在了這個傳說中的百勝角站月台之上：環顧四周，幕門上方附有港鐵路線圖，顯示百勝角位於將軍澳與康城站之間，站長室、路軌、列車、通往月台和大堂的電梯、樓梯等一切構造都與一般的港鐵月台相同。只不過這個百勝角站並不屬於港鐵，而是屬於香港消防及救護學院。翻查資料，原來特區政府的確打算過將百勝角發展成類似將軍澳的住宅區，其後因故取消了這個規劃。而2016年建成、地點正位於百勝角的香港消防及救護學院就作為地標，建成這個模擬車站設施供香港消防處學員作訓練用途。如今，這個百勝角站也成為學院開放日時市民難得一見的“打卡”地。學院內“古怪”的還遠不止百勝角站。出了車站，豁然可見一架正噴火的大型飛機，再走幾步是一個加油站，車輛在熊熊燃燒；而被交通事故堵塞的隧道中，消防員們緊張的展開“救援”，可以說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災難現場”。原來，為了讓消防及救護學員鍛煉在緊急事故中的應變及協調能力，這個佔地有15公頃（20個足球場大）的學院集合了多元模擬訓練設施，在安全及受控的情況下營造不同的災難場景。繞過因“地震”導致塌樓後的頹垣敗瓦，來到相當闊落的訓練操場上，特意從尖沙咀東消防處總部趕到這裡的香港消防處處長梁偉雄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話題從我們眼前的這座鎮院之寶“古怪屋”開始。“古怪屋”(左一)被稱為香港消防及救護學院的“鎮院之寶”“你從上往下看，上面是商業大廈、工廠大廈；中間這兩層是公屋、居屋；下面是唐樓、劏房和商鋪，裡面都是還原的，大家救援訓練時就知道在何種環境下該如何處理。我們也沒浪費外牆，設計成了香港街頭日常的外牆形式，譬如伸出來的招牌，這樣就知道如何應對，相應練好技術。”梁偉雄處長笑稱，因為一樓多用，所以被大家稱為“古怪屋”。香港社區環境複雜多變，學員需要熟悉不同建築的特色和救援方法，又因場地所限，所以消防處別出心裁，興建了這座兼具工業、商業和住宅建築特點的救援訓練樓，集多種實戰場景和訓練元素於一身。一棟古怪屋還原了香港不同建築中最典型的空間與細節，也濃縮了這個城市的景觀特色。香港人口稠密、遍布高樓大廈，所以在高層樓宇甚至摩天大樓的火警救護和救援方面，香港消防處幾經歷練，專業經驗豐富，是一支擁有世界先進救援水平的紀律部隊。梁偉雄介紹，滅火救援是每個國家和地區消防部門的責任，但香港最大的特色是消防處的工作範疇非常廣泛，首先全世界很少地區的消防部門會兼顧緊急救護車的服務，香港消防處就承擔了這項“港版120”的工作。另外像機場、海上滅火、甚至水深到70米的潛水救援等，也是香港消防處的工作。目前香港消防處的軍裝人員超過1萬名，是香港六大紀律部隊中僅次於警隊的第二大編制部門，下轄82間消防局、40間救護站、6間滅火輪消防局、2間海上救援局和1個潛水基地，分別精心選址，設於各策略性地點，能夠在最快時間抵達各街區，提供緊急服務。除了滅火和救援外，梁偉雄說，各個消防總區也需要負責社區應急、樓宇改善、消防設備、消防牌照、人員培訓等工作。由於消防處扎根社區，服務工作又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多年來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廣受讚譽，過往多年皆榮獲香港公務員事務局所頒發的“最佳公眾形象”金獎。 直面險境，火災救助出生入死眾所周知，消防是一項高危行業，而救人扶傷的本質和特殊性，注定了這是一份充滿人性的工作。梁偉雄處長加入消防處35載，由“紅褲子”（基層）開始做起，出入無數次大小火場，參與並指揮過多個救援現場，然而談起35年前入職時的第一次出勤任務，他依然記憶猶新。“其實自己一入行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覺得應該會見到很多生死場景。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我第一次出勤就目睹了死亡。當時有位潛水員在漁船底被螺旋槳困住，我到了現場救他出來時，他已經殉職了。之後也經歷了不少火災、交通意外甚至是自殺案件，都見到了生與死的無常。煙火特遣隊由消防及救護學院的合資格室內煙火特性訓練教官組成，共有28名隊員。圖為煙火特遣隊煙火特性訓練2020年11月15日，香港油麻地一棟唐樓發生8人死亡的致命火災，起火單位是一間尼泊爾無牌餐廳，消防處在晚上8點39分收到報告，消防人員三分鐘後到場，八分鐘後將火撲滅。當時梁偉雄了解火警現場視察情況後，隨即成立專組調查火警起因以及造成大量傷亡的原因，並特別對2,500幢60年樓齡或以上的住用或商住樓宇展開巡查。在油麻地大火中出事的唐樓已有69年的樓齡，對此梁偉雄語氣嚴肅， “香港有很多六十年代興建的舊樓，落成時符合當時的標準，但比起今時今日新樓消防安全標準仍有一段距離。所以香港先後在1997年、2007年及2020年通過三條法例，將這些商業樓、住宅樓和工廠等的消防裝置和設備提升到現今的消防安全水平”。梁偉雄提到的法例是《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及《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把1987年前落成的舊式建築物納入規管範圍，今後這些建築物必須按照要求，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梁偉雄說其實消防處就每一宗火警都會調查背後的起因，目的是要確定未來有哪些環節可以改善；不過，整個防火滅火的觀念應從根源開始，“從不幸有火警發生，到下一步該如何應付火警、又如何從火場安全逃生，令市民提升家居防火等意識，是我們一項重要的工作”。除了立法對“舊”進行規管，面對香港社會多變和日趨複雜的緊急事故“新”挑戰，香港消防處近年一直朝著“專隊化”方向發展，進一步提升處理不同事故的能力和效率。在十多支負責不同重要範疇的專隊中，我們率先探訪並觀摩了煙火特遣專隊的煙火特性訓練。煙火特遣隊由消防及救護學院的合資格室內煙火特性訓練教官組成，共有28名隊員。當香港遇到三級或以上的火警或者有特別需要時，煙火特遣隊就會奉召到場協助指揮官評估火勢發展，提供滅火意見，有需要時也會下場參與滅火支援。煙火特遣專隊的高級消防隊長蘇漢邦說，“煙火特遣隊的每一位教官需要經過一個室內煙火特性訓練的課程，經過這個長達三個星期的教官課程，我們才有資格成為室內煙火特性訓練組的教官，才可以擔任煙火特遣隊的角色”。2019年初，屯門內河碼頭發生了一場火災，當時18個運載易燃煤碳粉的貨櫃發生連環大火，火勢迅猛，加上很多粉塵四處飄揚，情勢複雜危險。煙火特遣隊收到指令到場協助評估，現場考慮了諸多因素，包括粉塵爆炸的風險、對周邊居民的影響以及如果貨櫃跌落海床對海洋造成的污染等。最後921名消防處人員不分晝夜參與灌救和支援，終於把火撲熄。滅火過程驚心動魄，背後的艱辛令人動容，而作為香港最危險的行業之一，消防員的工作更是出生入死。2008年旺角嘉禾大廈發生五級大火，4名死者中包括殉職的2名消防員；2016年淘大工業村時昌迷你倉發生四級火警，焚燒108小時才撲熄，2名消防員不幸殉職。說起過往這些事故，梁偉雄語氣十分沉重，“有同事受傷或是殉職，對其他同事的打擊非常大。以往我們覺得男子漢沒問題，但原來發覺心理輔導非常重要。所以早幾年，部門成立了心理輔導組，有臨床心理學家。當有事故發生，無論是市民還是自己同事，都會由臨床心理學家馬上去了解有什麼需要。”“我整天和同事們說，作為部門首長，我的第一志願就是希望所有同事平平安安。”梁偉雄補充，消防職責中尤其是滅火、救援的工作，絕少工作是單獨完成，一定要團隊合作才可以做到。所以整個消防工作生涯中，從訓練開始就高度重視團隊精神。“為什麼總是說兄弟班，因為在每次行動中，你的個人安危是靠你的同事互相照顧，才可以保證到。所以建立起這個兄弟情，對於效率和安全至關重要。這一點我相信我的同事都非常了解，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特色，就是消防同事之間的感情特別好。” 不懼疫情，秉持信念服務市民採訪中直擊人心的，是消防處救護主任陳霆鈞短短的一句話，“大家都知道新冠疫情嚴峻，但救護人員團隊一直沒有懼怕過疫情，在執行任務時都無所畏懼，堅守信念服務市民”。24小時風裡來、火裡去，形容的是消防處救急扶危的前線救護人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救護服務需求已經十分龐大，根據消防處年報資料，2019年救護總區一共處理了超過約82萬宗召喚，每天平均2,252宗。2020年救護召喚有約69萬宗，當中緊急救護召喚佔了64萬宗，而香港救護車的服務承諾時間是接到緊急救護召喚後的12分鐘內抵達現場地址，去年服務承諾時間達成率為94.1%，得到了市民的認可。更具挑戰的是過去一年裡一波又一波的新冠疫情，救護員們一直站在抗疫最前線，冒著被傳染的風險運送新冠肺炎患者到醫院接受治療，或是運送密切接觸者前往檢疫中心。消防處去年處理了7,557宗確診新冠肺炎的召喚，涉及2,652名救護人員及37名消防人員，當中205人因曾處理病人而被安排接受檢查及病毒測試，其中3名受感染的救護人員接受治療後已康復出院；因曾處理病人而被送到檢疫中心接受檢疫觀察的人員則共有80人。這一個個數字的背後，是救護員們面對新冠個案的運送和救治的大無畏精神，是明知有危險“仍向虎山行”的使命感。 全方位救援，保障市民安居樂業為提升部門應對大型緊急事故的行動能力，消防處在2009年成立坍塌搜救專隊， 24小時候命，處理嚴重的事故包括建築物倒塌、山泥傾瀉、隧道拯救、飛機事故、涉及重型車輛和公共交通工具的交通事故等，是消防處的王牌救援隊伍。坍塌搜救專隊的高級消防隊長文家平介紹，“我們的宗旨是以傷者為本，希望在最短時間內為傷者提供最適切的救助。”王牌坍塌搜救專隊共有170名隊員，由特種救援隊的特選消防和救護人員組成，隊員在周年體能測驗中皆取得最高等級。除了本地訓練外，坍塌搜救專隊也不定期遠赴新加坡、法國等地進行包括坍塌搜救、公路交通意外的高階拯救訓練，此外專隊和內地消防救援部隊關係十分密切，經常互相取經，彼此分享救援技巧。2019年北京成立國家坍塌搜救隊，消防處就特別派員前往參考內地的搜救訓練模式。文家平隊長說，每一次去內地交流都獲益良多：內地在坍塌搜救方面具有實踐經驗，而香港車多路窄，在交通意外方面的拯救經驗比較豐富。有句講法叫做“天下消防是一家”，梁偉雄說消防這個行業距離感很近，和內地消防隊同行們聯絡，就算沒見過面，但一聽到大家都是消防隊伍，很自然就有許多共同語言，因為面對的困難大多數都很相似。汶川大地震時，香港消防處就派出一支40多人的救援隊前往四川工作了一個星期，支持內地同胞。消防處另一支王牌救援隊伍是高空拯救專隊，主要職務是在獨特的高空環境執行救援任務，例如摩天大樓的懸吊式工作台、纜車、塔式起重機、建築地盤棚架等。高空拯救專隊的王德輝隊長腰上綁著不下幾十種大大小小的專業工具，遠看像一條巨大的鎖鏈纏在腰上。王隊長說，專隊成立的目的是應付一些複雜的高層樓宇事故，其次是要處理纜車系統事故，吊船甚至是天秤事故。平時隊員們主要是應付有人跳樓的日程訓練，近年來還多了很多山嶺拯救的任務。摩天輪、海洋公園的過山車、昂坪360纜車，甚至是南丫島大風車的頂部，都是高空拯救專隊的訓練場地。王德輝隊長進一步解釋，高空拯救的特點是要視乎千變萬化的環境，因此不能固守方向和策略，要盡量去不同的環境和地方持續訓練，而為了讓大家接觸不同的環境，有時還會在凌晨12點展開操練，目的是讓隊員習慣在漆黑的環境下仍然可以架設安全系統，讓拯救成功進行。香港特殊的城市高樓環境和地質地貌訓練造就了這支國際級別的高空拯救隊專隊。在整個訪問中，梁偉雄處長講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團隊，“很多人問我，是不是大型火災救援令你們印象最為深刻？其實我倒不覺得那是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我們的團隊精神，一個兄弟班一起出勤，撲滅一場火，救了人回來，大家一起吃宵夜，一起開心慶祝，這些留在我腦海裡的感受至今都是最深刻的。”梁偉雄微笑著說。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李博揚監製：高峰

文｜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     李惠東4月21日，李惠東在民革重慶市忠縣綜合一支部調研今年我們迎來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一百年風雨兼程，一百年砥礪奮進，從建黨的開天闢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偉大奮鬥，戰勝了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今天的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對於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偉大成就感到由衷的敬意，同時也為參與到這個偉大的事業中而無比自豪。自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人就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百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進行的一切鬥爭、作出的一切犧牲，都是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剛剛過去的2020年，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歷史和現實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體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革必然的歷史選擇，是民革的光榮傳統。民革是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宣布成立的。民革在醞釀和成立伊始，就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廣東省委、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均對民革的成立給予直接或間接指導。“五一口號”發布後，民革公開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新民主主義的路線，表示願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新中國的誕生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標誌著民革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這是民革的重大轉變和進步。由於歷史原因，很多民革前輩在國民黨軍政界有著特殊的影響力。當時，民革充分利用這一特點，成立軍事策反小組，先後有組織、有計劃地派出人員與各地各派的國民黨實力派人物聯繫，做說服工作，敦促他們認清形勢，轉變立場，還在雲南一帶組織人民自衛軍，發動武裝起義。從1948年9月至1949年12月，濟南、北平、湖南、綏遠、雲南、四川等地的國民黨部隊相繼起義，實現和平解放。民革前輩孫越崎領導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起義，絲毫不考慮個人進退得失，將完整的能源和工礦體系留在新中國，為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建設保存了很好的基礎。應中國共產黨的誠摯邀請，李濟深等民革領導人冒險紛紛北上解放區，共商建國大業。1949年9月，民革各方面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了《共同綱領》的制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民革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的一員。民革從成立到發展，每一次重要的進步和成績的取得，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關懷，都得益於多黨合作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革就不可能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中，成為國家政治舞台中一支活躍的政治力量。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同中國共產黨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幹在一起，是民革老一輩領導人的政治交代，是民革的立黨之本，是民革的初心。正像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指出的，“民革要不忘當初的正確選擇，不忘一直以來與中國共產黨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合作歷程，不忘為了中華民族振興，早日實現中國夢而繼續努力不懈奮鬥的堅定信念，這是民革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的初心。”砥礪前行憶往昔，風好揚帆正當時。今年是實施“十四五”規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民革將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切實擔當起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的政治責任，在新征程上發揮好民主黨派的獨特作用，協助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的事情辦好。4月24日，李惠東在民革成都市雙流區總支調研我們要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為重點，夯實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在民革全黨深入開展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與民革歷史等學習活動，教育引導成員在重溫歷史中銘記初心，在傳承傳統中深化共識，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保持同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團結奮鬥的政治本色。我們要以服務“十四五”規劃實施為主線，提升參政履職能力。今年以來，民革中央圍繞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已經就“強化法治保障與政策引領，助推國家科技戰略實施”“挖掘國內消費潛力”“打造長三角科創與產業融合發展示範區”等課題開展調研，經過充分研究論證，部分調研成果通過高層協商座談會發言、民主黨派“直通車”建議等形式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交，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和相關部委的積極回應。下一步，民革將繼續聚焦中共中央關注的重點問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問題，大力弘揚求真務實作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積極建言資政，務實篤行助力“十四五”良好開局。我們要以開展作風建設年活動為抓手，推動民革工作再上新台階。今年是民革中央確定的作風建設年，要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參政黨建設的有關文件要求，全面加強作風建設，堅定立場不動搖，牢記使命不懈怠，緊抓廉政不放松，執行制度不打折，通過改進作風進一步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設政治堅定、組織堅實、履職有力、作風優良、制度健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回望過往的奮鬥路，眺望前方的奮進路，我們信心百倍，步履堅定。民革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捍衛者，以優異成績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為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李博揚監製：張晶晶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已持續了近一年半，環球疫情仍然未遏，特別是印度、非洲等地的發展更是令人憂慮，而亞洲區內面對變種病毒的威脅，更讓防疫工作如履薄冰。受惠於疫苗的普及提供以及中央政府果斷的防疫策略，內地的疫情已明顯受控，除了零星外地輸入案例外，未有出現大規模的本地暴發情況。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採取“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防疫策略，雖然五月中旬無源頭的本地感染個案數字大幅回落，但要面對高傳染性變種病毒的挑戰。變幻莫測的疫情，每時每刻都是對現階段防疫抗疫工作的考驗。 文｜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      范鴻齡香港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在特區政府開始疫苗計劃的前期已率先接種了“科興“疫苗，現已完成第二針並已經過了14日，並沒有明顯的不適（圖：香港醫院管理局）香港接種疫苗仍有進步的空間“內防擴散”的整體策略涉及多項措施，包括透過普及檢測找出有可能潛藏在社區的病人、防止社區暴發等一系列的社交距離措施（如食肆人數及營業時間限制、學校暫停面授安排）以及疫苗接種計劃等，每項措施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醫學研究發現，完成了兩針新冠疫苗的十四天後，體內產生抗體可以有效預防新冠肺炎，透過廣泛接種疫苗以達至“群體免疫”是走出疫情困境最佳策略。世界衞生組織的數據、以及世界各國的實際經驗，均印證了提高新冠疫苗接種率是現階段對抗疫情的最好方法，部分歐美及中東國家的經驗亦印證了相關說法，數據顯示整體疫苗接種率與新增確診個案數字呈反向發展，接種率愈高、新確個案人數則跌。 香港特區政府在2月26日開始“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提供“科興”及“復必泰”兩種疫苗供市民自行選擇，兩款疫苗都是經過本港專家認證確認安全、有效及有品質保證，整體接種效益高於風險。市民只需要在互聯網完成簡單的預約程序，便可以按預約時間到自己選擇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科興”或“復必泰”疫苗。市民如果選擇接種“科興”疫苗，亦可選擇到醫管局轄下的普通科門診診所、私家醫生及診所接種。 毋庸諱言，香港接種疫苗仍有進步的空間。相較其他地方，香港的感染人數和死亡率都比較低，加上部分市民受到一些負面資訊影響，使部分市民裹足不前。幸而，特區政府近月加強有關疫苗的宣傳及教育，醫管局亦安排大量各專科的專家向市民解釋，市民對新冠疫苗的接受程度大增，預約接種疫苗的人數亦穩步增長。根據特區政府最新的數字，截至5月18日，本港接種疫苗的總劑次達1,984,291，當中已接種第一針的人口為1,180,443，佔全港市民人數18%；已接種第二針的人口為803,848，佔全港市民人數12.3%。 醫管局員工一直奮戰在抗疫最前線醫管局的員工自疫情暴發以來一直站在抗疫最前線，醫管局亦積極鼓勵前線員工接種新冠疫苗，84,000名員工中（包括醫護、文職及行政人員）已有超過三成以上的同事接種了疫苗。為了鼓勵員工接種，醫管局透過內部通訊向員工解釋接種疫苗的好處，並透過不同措施方便員工接種，包括在部分公立醫院設立“流動接種站”方便員工接種。有意在其他地方接種的員工，醫管局總辦事處亦已知會了前線各部門主管，在工作安排上儘量作出配合。作為醫管局的主席，我亦以身作則，在特區政府開始疫苗計劃的前期已率先接種了“科興”疫苗，現已完成第二針並已經過了14日，並沒有明顯的不適。 除了鼓勵員工接種及協助營運疫苗接種中心外，醫管局員工亦在各方面支持特區政府的疫苗接種計劃。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的院友屬於疫苗接種計劃優先接種群組。在特區政府的安排下，由醫管局營運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在四月中旬開始派出外展隊，上門到院舍為合適而行動不便的院友接種“復必泰”疫苗，有關院舍的外展接種安排會分階段推行。外展團隊主要由一位醫生及一位護士負責，會先派出醫護人員到院舍為選擇接種疫苗的長者進行評估，並與院舍工作人員商討疫苗接種的具體安排，在注射後外展醫護團隊亦會監察院友在接種後的情況，如出現不良反應會即時提供協助。 坊間曾有言論指特區政府的“疫苗氣泡”政策，以及一系列為已接種疫苗人士所提供的便利（如放寬堂食及縮短檢疫時間等），目的是將民生與疫苗綑綁“利誘”市民打針。在我看來，接種新冠疫苗的“利”，是市民保障自己身體健康、確保家人朋友不受病毒感染的“利”， 也是作為香港一份子盡公民責任讓香港能儘快重回正軌的“利”。香港要走出疫情的陰霾，特區政府必須要在政策方面作出平衡，免費為市民接種疫苗，免於疫症的侵襲，希望市民能享受到接種疫苗的“利”，這是天經地義的做法。 香港醫院管理局積極鼓勵前線員工接種新冠疫苗（圖：香港醫院管理局）香港乃至全球都面對另一波由變種病毒帶來的威脅也許本地感染個案數字已從高峰大幅下降，但香港乃至全球都面對另一波由變種病毒帶來的威脅，在香港發現的變種病毒包括英國變種、南非變種、巴西變種及近期出現的印度變種等，該等變種病毒的傳播力強，稍一不慎便會造成嚴重後果。特區政府繼續透過“外防輸入”政策，透過出入境政策嚴防變種病毒傳入本港，醫管局亦立即推出相應政策阻截、防止變種病毒在醫院及社區暴發。 醫管局收緊了確診病人的隔離規格，所有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在入院時都必須單獨隔離，並立即安排病毒基因排序測試。輸入個案的病人，由於帶有變種病毒的風險較大，會單獨隔離至康復出院為止。至於本地個案的病人，除非變種病毒基因排序呈陰性結果，否則亦需繼續單獨隔離直至出院。各公立醫院，包括由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協助與建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都會調配足夠病床應付需要，亦會在人手及資源上作出配合。 另外，醫管局在5月10日開始為所有與病人有接觸的大約65,000名前線員工，安排定期新冠病毒檢測，醫院向員工派發快速抗原測試試劑，方便每周定期自行進行檢測。完成檢測後，可選擇經由醫管局員工專用手機應用程式報告檢測結果，或拍照自行存檔作紀錄。員工若已接種兩劑新冠病毒疫苗超過14天，可選擇是否參與定期檢測。此舉有助進一步強化公立醫院內的防線。 在過去一年多，香港在疫情影響下受盡苦頭，從媒體不時會看到因為入境控制而兩地分隔的個案；本港各行各業，特別是零售、餐飲及旅遊等服務業的生意受到嚴重的打擊，開工不足、企業經營困難，很多基層打工仔生計頓成問題。相信讓疫情儘快過去，令香港回復正常是所有香港人的共同心願。 現在，香港又再一次站在疫情的關鍵路口。在情在理、論科學講證據，接種疫苗對自已對香港都是利多於弊，只有儘快提高香港的整體接種率，才能達至“群體免疫”，讓疫情儘快完結，讓香港重回正軌。 相信只要齊心協力，下個路口，將會是通往疫情“清零”的康莊大道。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邸倩、李博揚監製：連振海

中國共產黨將於今年的7月1日迎來建黨100周年的大好日子。重溫百年歷史，中共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事實上都和香港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在處理香港問題和制定對港方針政策的每一處都展現了對香港由始至終的高度重視。文｜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      譚耀宗香港對新中國的建設發展發揮了獨特作用眾所周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領導人在很早時期已經歸納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八字真言。在實際條件不具備、解決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暫不收回香港明顯是中共一項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具有現實意義的重要戰略決策。中共當年如果“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只是一聲衝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但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聯盟正在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敵對的“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當時的上海、天津以及青島等主要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基本上已經完全斷絕，如果再收回香港，中國唯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恐怕也將被封閉，香港也必將成為死港。香港作為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戰略決策上暫時把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中，再加之以中國內地這塊巨大市場吸引，讓英國人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保持與新中國的貿易關係和外交關係，由此便可在美國的全方位封鎖網捅開一個突破口。而且香港還可以成為中國通往東南亞、亞印非的跳板通道和了解世界各國最新情況的重要窗口，並成為支持中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證明暫不收回香港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香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也的確充分發揮了自身獨特的優勢，不僅在上世紀60、70年代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且充當了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聯繫的重要橋樑。中國共產黨有膽量提出“一國兩制”早在1979年開始，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都表示要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經過長時期的探索與研究，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以“一國兩制”的辦法來解決香港歷史遺留問題，這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歷史上，人類所有的爭端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如果香港問題不能和平解決，這肯定對各方都是不利的。“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執政黨制定過這麼開明的政策。中共是一個有自信、有能力的政黨，“一國兩制”是中共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提出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深思熟慮後制定的；鄧小平曾經說過：“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你們看我這個講法對不對？”我個人認為鄧小平這個講法是非常對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鼓起無比勇氣，為香港制定了“一國兩制”的嶄新政策，那股勇氣、那股底氣是來自於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擁護。香港必須走好“一國兩制”道路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是得益於國家制定的“一國兩制”大政方針，和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建的香港特區憲政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甚至超過了一些聯邦制國家的州或邦。香港特區享有極為廣泛的行政權，涵蓋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社會服務以及部分對外事務等各個領域；香港特區可以在部分對外事務領域中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香港特區還有自己的獨立關稅制度，而且稅收不用上繳中央；有自己的獨立貨幣制度，港幣還可以在國際間自由兌換。香港特區還享有極為廣泛的立法權、司法權以及終審權等等。每年7月1日除了是中國共產黨黨慶之外，同時也是非常值得紀念的香港回歸紀念日。毋庸諱言，過去的24年，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時的確走了一些歪路，經歷過一番折騰。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為香港制定了香港國安法以及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而修訂了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我可以預見，香港必將由亂及治。無論從香港歷史上來說，抑或從國家情感上來說，我都希望大家清晰明白認識到，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是香港能夠繼續走下去的唯一正確道路。我們全體愛國愛港力量必須一如既往深入群眾、實幹到底；我們這兩三代港人更應當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因為只有努力實幹，我們才能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國家、無愧於歷史。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趙欣校對：邸倩、李博揚監製：連振海

“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習近平主席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這句講話，擲地有聲、意義深遠。“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這是中國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向世界展示大國擔當、履行大國責任的又一切實承諾。自此，中國不僅將加快推動自身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高質量發展，也將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實現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文｜北京    袁明朗落實碳達峰、碳中和，開啟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新征程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我們共同、唯一的家園。18世紀中葉，工業文明帶來了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劇烈變革，使得人類在短短二百多年間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只不過，“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當自然資源被過度攫取、地球生態平衡遭到持續破壞，人與自然的深層次矛盾也開始逐漸顯現：極端氣候事件頻發、生物多樣性喪失、空氣水源污染嚴重、荒漠化加劇……去年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更讓人類猛然反思：自然的報復無聲無息卻又是一股強大的不可抗力，“無力”的我們終將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買單。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面前，人類命運與共，沒有一個國家、一座城市、一個人能夠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學智慧，使得中國人素來崇尚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2018年，“生態文明”被歷史性地莊嚴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根本大法角度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和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體系。“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順應自然、保護生態的綠色發展昭示著未來。” 習主席的這一系列論述深刻蘊含著“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發展史觀，創造性地揭示了人類文明與自然關係對立統一的發展規律，為新時代推動和深化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導。放眼國際，中國也一直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尤其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減少碳排放這一人類最緊迫的發展議題上，從1992年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1998年簽署《京都議定書》，再到2016年加入《巴黎協定》，中國始終不遺餘力、主動擔當、堅定踐行。2020年，在全球疫情肆虐、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至暗時刻，中國發出了正能量強音，首次對外宣布力爭“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重大戰略舉措，正式開啟應對氣候變化新征程。落實碳達峰、碳中和，是挑戰也是機遇什麼是“碳達峰”和“碳中和”？它們與應對氣候變化之間有什麼關係呢？一些大氣中的氣體具有吸收和釋放紅外線熱輻射的能力，能夠使大氣變得更溫暖、產生“溫室效應”，因此被稱作“溫室氣體”。地球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合物（HFCs）等等，其中二氧化碳含量較多。所謂“碳達峰”，即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在某一個時期達到歷史最高峰值，隨後經過平台期進入逐步下降階段。這個峰值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轉降的歷史性拐點。“碳中和”指的是，通過植樹造林增加碳吸收，同時採用碳捕獲、碳封存等方式進行碳移除，來抵消人為產生的碳排放量，實現二氧化碳淨排放等於零。目前來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控制和緩解地球“溫室效應”的最直接途徑。而“碳達峰”和“碳中和”既是一種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生態環境保護行動，又是一項綠色減排的評估指標。中國此番作出力爭“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承諾，並非“一拍腦門兒”的決定，因為這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和大考。對中國來說，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如期履約意味著我們要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還要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相較已完成碳達峰和碳中和的發達國家，中國實現這一目標願景的時間更緊、幅度更大、困難更多。從另一方面來說，這項巨大挑戰的背後也同時蘊藏著新的機遇。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本就是中國經濟由過去的粗放型、高消耗增長向綠色節約型增長轉變的內在要求，不僅不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反而可以在此過程中激發制度和政策的創新潛力、活力，從而進一步催生新動能、新技術和新業態。對於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中國始終強調“言必行、行必果”，將腳踏實地落實，將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不僅如此，2020年12月，習近平主席又在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了中國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的一系列新舉措：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中國如此雄心果敢地承諾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不斷提高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力度的“底氣”從何而來？事實上，中國早從“十二五”時期起就啟動了通過控制二氧化碳強度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工作，並且把碳強度下降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了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綱要中。近年來，中國又持續採取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效、增加碳匯、建設碳市場等一系列舉措，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從2005年到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下降了48.4%，非化石能源佔比由7.4%提高到15.9%，大幅超額完成此前提出的2020年氣候承諾目標。當然，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的碳排放量還會有所增長，但多年的努力已經顯著扭轉了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為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打下堅實基礎。如今，“碳排放達峰後穩中有降”已經被列入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2035年遠景目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列為2021年八大重點任務之一。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明確提出，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這一系列“抓鐵有痕的勁頭”，彰顯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同時預示著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即將在中國展開。地球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家園，人類只有一個地球。面對氣候環境領域挑戰，每個人都有義務行動起來，守護我們的藍色星球。圖為2009年12月17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會場，一名與會人員站在地球模型前（圖：新華社）落實碳達峰、碳中和，中國有決心、更有信心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國隨之步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現在距離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僅剩不到十年的時間，所以“十四五”是碳達峰的關鍵期、窗口期。當前，在對照新目標新願景和新要求的同時，應當正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然面臨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消除貧困、治理污染等一系列艱巨任務。尤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現象仍比較突出，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實現全面綠色轉型的基礎是薄弱的，主要體現在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產業結構以重化工業為主、貨物運輸倚賴於公路等等。換言之，中國推進新一輪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根源性、結構性和趨勢性壓力依然存在。因此，在立足國情和實際能力的基礎上，落實碳達峰、碳中和要秉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係，關鍵在於要從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國際合作等多方面入手，一起為降碳減排努力！一是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費，著力提高能源利用效能，同時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二是在一些重點行業領域推進減污降碳、推動產業綠色轉型升級，比如在工業領域推進綠色製造、建築領域提升節能標準、交通領域要加快形成綠色低碳運輸方式等等。三是推動綠色低碳技術的創新突破和推廣應用，對一些有重大影響的技術還要進行超前部署，建立完善綠色低碳技術評估、交易體系和科技創新服務平台，以期為碳達峰、碳中和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四是加快啟動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完善有利於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價格、金融、土地、政府採購等政策，積極發展綠色金融。2011年以來，已有七個省（市）開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共覆蓋電力、鋼鐵、水泥等20餘個行業近3,000家重點排放單位。下一步還要擴大參與的行業範圍和交易主體範圍，使碳市場在平穩運行的基礎上實現統一持續發展。五是提升全民低碳意識，從個人著手、從我做起，倡導踐行綠色低碳生活，加大植樹造林，提倡節約、反對浪費，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營造綠色低碳生活新風尚。六是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堅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各自能力原則，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全面有效持續實施，繼續為構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與世界各國攜手建立綠色低碳清潔美麗的世界，保護好人類共同的星球。去年以來，中國已經迅速啟動了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的相關工作，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率先達峰。生態環境部正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抓緊制定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今年1月1日起，全國碳市場發電行業第一個履約周期也已成功啟動。落實碳達峰、碳中和，事關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既有長期戰略目標的雄心壯志，也有實事求是的政策部署和工作安排。歷來重信守諾的中國，正一步一個腳印地向著承諾目標扎實邁進。“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中國有決心，更有信心！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1年6月號編輯：魏小旋校對：邸倩、李博揚監製：姚潤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