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樂7月15日，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的第一天，習近平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並就《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同一日，新華社報道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雜誌將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必須堅持自信自立》（文章15日已在求是網刊登電子版），其內容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至2024年3月期間有關重要論述的節錄。同一日即有習近平總書記這兩篇重要講話和重要文章發表，看似無意，似又寓意深遠，因此很有必要把這兩大主題聯繫起來加以探討，以助於對二者的深入理解。首先，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建基於自信自立之上，必須服從服務於「四個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因為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和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國情與使命，決定了我們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此即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個自信」）。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堅持實幹興邦，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要使制度自信更為徹底、更為久遠的重要手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我們要順應時代發展新趨勢、實踐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待，以改革到底的堅強決心，動真格、敢碰硬，精準發力、協同發力、持續發力，堅決破除一切制約中國式現代化順利推進的體制機制障礙。「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中華民族是一個相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才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我們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最後，全面深化改革絕不是全面照抄照搬他國制度和經驗，而是為更加堅定地走好自己的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麼改、怎麼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後面亦步亦趨實現強大和振興。同樣的，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也行不通，也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總之，走自己的路，是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得出的歷史結論。通過走自己的路，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而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則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體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創新創造發展壯大自己，也要通過激發內生動力與和平利用外部資源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發展，不以任何形式壓迫其他民族、掠奪他國資源財富，而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這就是堅持自信自立與全面深化改革二者關係的本質。  （作者係暨南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文｜常樂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邏輯是什麼？這個問題從中國共產黨的103年奮鬥中，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年來的偉大事業發展中，特別是從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宏偉進程中都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和把握其基本脈絡。然而，真正把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講清楚，真正把中國式現代化基本邏輯搞明白，還是在十八大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特別是在二十大報告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階段、目標、特點等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最為科學系統的重要論述，由此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邏輯就很清晰明瞭了。 而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其主題就是聚焦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就是深入分析當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科學謀劃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制定通過指導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我們即將從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中精準地理解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邏輯，從而進一步佔據歷史主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 制度先行帶動社會整體發展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會深入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確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就要制度優先、制度為王二十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其主旨與核心內容，都是關於制度和制度建設，都體現了制度優先、制度為王，都說明了制度先行帶動整體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和基本道理。制度優先、制度為王是世界進入近代化以來一般後發國家趕超先進的基本路徑，亦可謂之規律。世界近代化以來，英、法為先進，歐洲之德國、沙俄，亞洲之日本，無不是先有制度之變，而有國家之發展及超越。近代以來的中國更是如此。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後，無論是皇帝還是總統，哪個不想國家主權獨立、經濟發展、進而為強國。在第一波「師夷長技」搞堅船利炮並被完敗之後，我們就開始知道並不僅是物不如人、技不如人，歸根結底是制度不如人。所以痛改前非、痛下決心，要改革制度、制度先行，於是乎君主立憲制、總統制、議會制、政黨制、聯省自治等現代政體輪番上陣，但無不在血淋淋的慘痛教訓面前敗下陣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進而創立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以及這次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所要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這些無一不是制度優先、制度為王的發展史和所取得的轉折性的偉大成就。這也充分說明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我們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就是我們中國作為後發國家趕超先進的無可比擬的制度優勢。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這就要求我們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着正確政治方向前進。 當前香港的由治及興也要走制度優先、制度為王之路體現「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香港基本法制定通過才3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才27年，從中國整體發展和香港具體實踐來看，「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正處於豐富和完善的大周期當中。而現在香港已經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亦同時處於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更要與國家步調一致、同頻共振，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做到制度優先、制度為王，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貢獻更大力量。2022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對香港回歸25年來「一國兩制」的實踐規律作出「四個必須」的總結，即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這「四個必須」本質上都是習近平主席對豐富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提出的新的重要論斷和新的任務要求。其中就包括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一「一國兩制」最高原則下保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問題，如何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統一銜接問題，如何把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問題，如何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問題，等等。這些根本性、基礎性、關鍵性的制度問題不妥善解決，都會直接影響到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基，影響到香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的地位作用。抓住三中全會召開重大契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也是基於香港這樣的現實，習近平主席在對香港提出的「四點希望」中的第一點，就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就是希望香港與國家一樣，走制度優先、制度為王的發展之路。當前，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因此必須制度先行，建設好科學完備、有效管用的制度。包括貫徹落實好香港當家人和治理香港第一責任人的制度，在特區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及其他公權力中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制度，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的制度，在維護國家安全領域持續完善落實「雙法雙機制」的制度，主動參與和對接國家戰略的制度，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的制度，塑造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的制度，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線、凝聚建設香港的積極力量的制度，等等。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社會制度。」我們相信，即將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會堅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構建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制度，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制度基礎。香港也要緊緊抓住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的重大契機，深入領會貫徹會議精神，聚焦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續堅持豐富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不斷打造更加符合香港實際的「一國兩制」好制度，為新階段香港實現由治及興，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奠定更為堅實的制度基礎。  （作者係暨南大學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來源：大公網

文｜常樂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不僅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內容，也是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香港主流價值觀的核心內容。本屆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愛國主義教育，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在國民教育體系中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以增強市民對國家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4月8日，特區政府宣布在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下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以協調特區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推動愛國主義教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對接，在不同層面加強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傳承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在此背景下，當前香港迎來一波愛國主義教育的熱潮。近代以來，香港雖然走出一條不同於內地的發展道路，但是同樣具有厚重的愛國主義傳統。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的，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近代史，記載着香港被迫割讓的屈辱，更記載着中華兒女救亡圖存的抗爭。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的波瀾壯闊的百年奮鬥史，記載着香港同胞作出的獨特而重要的貢獻。其間，香港的教育界也不遑多讓，在很多重要歷史關頭高揚愛國主義旗幟，激勵香港學生努力學習、團結奮鬥，為國家發展貢獻獨特的香港力量。從五四運動中國青年群體首次登上社會歷史舞台開始，香港學生就與全國青年一道也積極參與到各種反帝愛國運動當中。在1926年出版的《香港學生》期刊中，郭壽華撰寫的《英帝國主義和香港學生》指出，“香港青年運動的開始，我們首先看見的是《真善美》雜誌裡，香港的青年正在勇敢的作他們思想上的鬥爭，和孔教會作激烈的論戰。其後我們看見青年社一般的活動，再其次有五卅後的大活動大罷課。這種在敵人營壘中而爆發這革命的勢力，是直接給英帝國主義以最有力的打擊，和罷工的工人一樣的偉大。”特別是在省港大罷工運動中，香港學生受內地“五卅運動”和“沙基慘案”的觸動和警醒，而毅然決然組織罷課，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洪流當中。其中教會學校如聖保羅書院及官立學校如皇仁書院等都起到了罷課帶頭示範作用。當時一位參與組織發起皇仁書院罷課的學生說，“我們這次最先罷課，也有另一個原則，因為本校是香港中學最老招牌，而又是著名的一間中學，很多別的學校，正在等候我校罷課的消息，好使他們跟着而起一致罷課的。”重要歷史關頭高揚愛國旗幟1925年6月18日後，香港罷課學生紛紛回到廣州，“各校罷課代表組織了香港學生聯合會，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旗幟之下而與帝國主義作長期的奮鬥，凡有什麼反帝運動及巡行，我們都積極參加。我們是覺悟的香港學生，是勇敢的國民革命急先鋒”，“我希望各同志能繼續我們反帝罷課的精神，更加努力革命。奮鬥呵！奮鬥呵！”大革命時期的香港學生成為省港大罷工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為罷工的最後勝利和大革命高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日戰爭時期是香港學生愛國主義的又一個高潮。全面抗戰爆發後，香港各界同胞積極行動起來，紛紛捐款捐物，支援祖國抗戰。其中，香港學生賑濟會於1937年9月3日由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起成立，共有600多所大中小學的學生參加，實現了全港學生最大範圍的團結。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後，香港同胞回應祖國的召喚，紛紛組織抗日回鄉服務團，回內地回鄉參加抗日鬥爭。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香港學生賑濟會先後組織了4個服務團，共242名團員回內地，分別在廣東各地大力宣傳團結抗戰方針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以及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的戰績，揭露日軍侵略罪行，發動香港青年群眾回內地參加抗戰，參與建立民眾抗日武裝和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戰地救護和戰地服務，還協助各地中共地方組織開展工作，在抗戰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學校掀起了一場愛國主義教育大熱潮。首先是香港各校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晚會、遊藝會，會前奏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會上演唱紅旗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五星紅旗下前進等歌曲，跳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團結舞等。如10月15日晚上開始，香島中學、漢華中學接連舉辦三晚四場慶祝晚會，港九各校師生及社會人士五千余人參加。11月11日，中華中學舉辦慶祝晚會和遊藝會，來賓三四百人，共同演唱愛國歌曲和舞蹈。其次是各校共同發起勞軍運動，為支援和慰問內地解放軍，香港各校學生紛紛捐款捐物，義捐義賣，籌措款項，回內地慰勞解放軍子弟兵，並給他們帶去文藝演出活動。如香島中學專門成立勞軍籌委會，發動同學爭做勞軍英雄。漢華中學的同學們都以最大的力量來捐獻，爭做愛國的英雄，充分表現同學們對人民解放軍的高度的敬意。南方學院積極開展勞軍運動，發動班級勞軍競賽，舉行勞軍晚會，籌建勞軍訪問隊和戲劇小組。中華中學鼓勵學生有錢的拿出錢來，有力量的拿出力量，僅僅半個月時間，就籌得勞軍款項二千四百餘元，衣服數套，墨水筆、鉛筆、書籍也集得了不少，11月13日上午8時，該校一行四十多人到深圳實地勞軍，軍民言歡，至晚上6時學生才返回香港。正如當時香港媒體所指出的，“勞軍熱潮在學校裡的每一個角落澎湃着，甚至流向了同學們的家。”由此可見其影響力。最後是愛國主義元素融入學校教育過程。新中國成立對香港教育界的衝擊，不僅是提振了其愛國精神，更是促使其將愛國主義元素吸納進教材及課堂中去，不斷塑造和改進其教育過程，大大提升學生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感。比如香島中學，在勞軍運動之後，又在全校發起了“愛國英雄運動”。“就是看哪一組，哪一班最愛國，來爭取愛國英雄組和愛國英雄班。”比賽的辦法分為三個方面，一看愛國的具體表現，如在勞軍運動及推銷教育界的買物券的成績如何；二看學習方面，愛國與學習要並駕齊驅，通過學習成績體現愛國熱情；三看紀律方面，愛國更要守紀，體現在個人清潔與學校的紀律競賽等領域。香島中學的“愛國英雄運動”一經發佈，各班、各組都希望爭取成為愛國英雄組、愛國英雄模範班，紛紛加油去做。讓青少年從小樹立愛國意識不僅知名愛國學校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原來一些不問政治的所謂中立學校也發生重大轉變，主動順應社會形勢變化需要，積極謀求愛國主義教育多樣化發展。比如仿林中學，自從廣州解放後，其教育就表現出一種新氣象。該校從前不允許師生閱讀任何有關“共產黨好”的政治言論，更不容許學生有什麼“政治活動”，就是唱這種歌曲也被禁止。但是自從新中國成立及廣州解放後，由於同學對新社會的熱情擁戴，校方才把從前的死硬態度全部取消。學生不但可以言論自由，並且可以做一些像勞軍運動一樣的有意義工作，勞軍口號和標語、漫畫等，遍佈了整個仿林中學。“扭秧歌”“你是燈塔”“我們是民主青年”等的歌聲，在課餘及集會的時候，都可以聽到他們雄亮地呼喊着。其後仿林中學更把這些內容正式列為學校的教材，讓全校學生學習。通過上述簡略勾勒，已見香港教育界具有深厚的愛國主義教育傳統，在不同歷史時期都與祖國同呼吸、共患難，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自中國共產黨誕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具體發生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革命活動、感人事跡以及所保留下來的革命文物與文字，都承載着香港同胞英勇奮鬥的光榮歷史，記載着中國革命的偉大歷程，是香港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構建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香港主流價值觀、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生動教材。習近平主席指出，紅色資源是我們黨艱辛而輝煌奮鬥歷程的見證，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上述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的幾次高潮，就是香港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當前全港各界積極推進愛國主義教育的進程中，很值得對這些寶貴精神財富進行深入總結和大力傳承，通過多種形式的保護開發利用，更好的在香港講好黨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彰顯時代特色，使之成為教育人、激勵人、塑造人的大學校。還要通過設計更加符合香港青少年認知特點的教育活動，建設富有香港特色的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引導他們從小在心裏樹立愛國意識和奉獻精神。 本文轉自《大公網》 （作者係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文｜常樂日前，香港特區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草案》）的審議，將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本草案充分吸納香港市民及社會各界意見，充分借鑑吸收國外國安立法最新趨勢及經驗教訓，也充分考慮現行國安法實踐及本地原有法律有關國安條文的實施情況，作出最能保障居民人權自由、最能保護國內外投資者利益、最能維護國家安全的最符合香港實際和最科學的立法成果，這麼好的法律文本相信很快就會獲得立法會的一致通過。在近期有關23條立法的熱烈討論中，較多從履行憲制責任、法定責任等角度作出分析和解讀，這都很對，也很必要，但是很少從特區政府行政責任的視角來看待這一立法問題，這樣既不全面客觀，也不利於社會加深對這一立法責任的理解。本文結合近期國家相關法律的出台、有關解釋意見以及全國兩會期間的某些現象，來嘗試對該問題作一分析，並就教於方家。一、圍繞23條立法，先有憲制責任後有行政責任根據我國憲法實施進程及“一國兩制”港澳的具體實踐，是先有了憲法和港澳基本法，再有了港澳回歸祖國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在港澳兩個特區的實施，由此，回歸完成了港澳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國家憲法和港澳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邏輯繼續延伸，港澳基本法中所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的23條立法，也就相應必然地成為了港澳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法定責任。對於特區政府有關23條的立法事項，這一憲制責任是第一位的，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必須要完成的。特區政府在23條立法領域負有憲制責任，但是這一憲制責任必須通過特區政府的行政責任來執行、來完成。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這句話有着深刻的含義，也擁有堅實的法理基礎。基本法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的安排中，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在第48條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所行使職權的規定當中，頭三款的規定是（1）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3）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基本法的這些條文都充分說明了，在特區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當中，行政權是第一位的，可以代表特區政府，對中央負責，也負責執行基本法及符合基本法的本地其他法律。這也就意味着，23條立法既是憲制責任，也是特區政府的行政責任。換句話說就是，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直接負有完成23條立法的行政責任，這是法定的，推諉不掉的，是由特區政治體制當中的行政主導體制決定的。二、國務院對特區23條立法也負有領導責任2月28日，特區政府就23條立法條文中所涉及“中央”一詞提請釋義，3月1日全國人大有關部門作出書面答覆，在書面答覆所明確的五類可代表“中央”“中央政權機關”的機構中，第3類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亦即國務院。中央人民政府作為中央政權機關，在香港基本法中也多處出現，其指意是明確的。香港基本法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就充分說明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無可置疑的領導權，也正是基於此點，在基本法接下來第13、14、15條的規定當中，明確指出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別行政區的對外事務、防務，以及負責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這些規定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領導權的具體表現。3月11日，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修訂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其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第5條第2款規定，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第15條規定，國務院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新修訂的《國務院組織法》的相關條文，進一步從全國層面表明了國務院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對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擁有領導權，這種領導權，從國家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和行政權力層級看，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各方面的工作。應該進一步看到的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這種全面性的管治權更是從行政權的行使角度來看的。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指出了這一點，即：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只不過，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十分克制和約束中央的權力。但是，在23條立法這一工作上，它既是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責任、法定義務，也是直接關係香港和國家安全的核心性、根本性事務，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一“一國兩制”最高原則的工作上，特區政府負有行政責任，作為特區政府直接行政領導的國務院也負有行政責任。這是由我國憲法和政體決定的。比如，在23條立法遭到外國政府及其反動勢力污衊干涉後，中央政府及其外交系統、特區政府都會馬上作出反應，進行義正詞嚴駁斥和外交抗議等。這些也都是雙方上下一致行使行政責任的表現，背後體現了中央對特區的強大支持。三、政府工作報告是國務院對特區行使領導權的重要方式每年召開的全國兩會，都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特別是國務院總理向全國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將會對全國各地區各部門各領域年度重點工作進行戰略性引領和部署，也是對後期工作進行督促評估的重要指引。港澳回歸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全國兩會期間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也都列有港澳專篇，意味着國務院對港澳工作的規劃和引領，表明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對特別行政區的具體領導。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我們要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澳，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自身優勢和特點，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李強總理的這些部署和要求，都聚焦港澳熱點難點問題，指出發力點着力點，指明發展方向和發展前景，對港澳發展起到重要引導作用。6日上午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參加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對香港特區23條立法工作提出明確工作要求。丁薛祥副總理指出，要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支持香港儘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健全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兩會期間國務院多位領導就港澳工作所作的工作報告和講話，既有宏觀全局問題，也有微觀具體問題，但都是國務院對特區工作的領導和反映，表達了中央對特區工作的關切，也表明了中央對特區工作的態度。 本文轉自大公網 （作者系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依法治港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日深圳海關最新統計顯示，深圳外貿實現「開門紅」，進出口均實現快速增長。據統計，今年前兩個月，深圳外貿進出口4914.2億元，同比增長41.8%；其中，出口2790.3億元，增長57.7%；進口2123.9億元，增長25.1%。在世界正深受疫情困擾和貿易「逆全球化」抬頭背景下，一些專家將深圳的這一成績歸結為歐美等主要海外市場需求的持續恢復，以及年初「就地過年」使生產型企業繼續運轉、產品供給充足等因素。應該說，這些因素雖確實發揮了作用，但實際是生產、流通的結果，並不是促進生產、流通的原動力，因此沒有觸及到深圳外貿實現「開門紅」的真正原因。 深圳外貿實現「開門紅」的真正原因和動力，應該從經濟體制和貿易政策層面去尋找和總結，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以及深圳特區的發展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深圳是國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先行者和排頭兵，因此從宏觀層面看，國家不僅賦予深圳先行先試、率先發展的戰略任務，深圳作為中國發展最為成熟的經濟特區也具有堅決執行和勇於擔當國家戰略任務的使命與光榮。因此，近年中央審時度勢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中心的調整是深圳實現快速發展的最大體制動力。 一方面，自從習近平主席在去年「兩會」期間正式提出「面向未來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十四五規劃」都對這一精神作了貫徹和部署，而深圳在構建這一新發展格局中則當仁不讓、一馬當先。另一方面，深圳正處於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兩大國家戰略實施的核心地位，「雙區驅動」的政策優勢更是深圳快速發展的體制和政策保障。 近期深圳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方面，動作頻頻，效果彰顯。 一是在促進跨境貿易流通領域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企業運營成本，縮短通關時間，疏通體制及政策障礙，大大提升區域跨境貿易的聯動化和一體化。比較典型的就是近日深圳海關出臺的《深圳海關2021年促進跨境貿易便利化二十八條措施》。該措施包括壓縮進出口環節單證合規時間、壓縮進出口環節邊境合規時間、降低進出口環節合規成本、進一步提升企業獲得感等4部分共28條。這些措施力度和作用明顯，比如第4條：壓縮進口水果許可證辦理時間，按規定在5個工作日內辦結，平均辦理時間壓縮到2個工作日以內；第15條：在「鹽田港-惠州港」、「蛇口港-順德新港」「鹽田港-贛州國際陸港」線路實施「灣區組合港」業務模式；第18條：進一步強化收費目錄清單制度，對現有清單全面梳理規範、動態調整，做到清單與實際相符，清單外無收費；第21條：對高新技術企業進口自用設備及料件按照「合格保證+符合性驗證」實施檢驗，助力企業加快研發生產；第27條：建立「問題清零機制」等等。 另外，深圳作為數字人民幣試點完成城市、香港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深港兩地及大灣區在推動數字人民幣跨境交易方面也走在了前列。中國在數字人民幣推廣使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頭，而大灣區是探索應用的重點區域。中國人民銀行與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合作，在北京成立金融網關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該公司的設立為數字人民幣跨境應用以及未來的人民幣國際化做準備。今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與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合作，在北京成立金融網關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該公司的設立為數字人民幣跨境應用以及未來的人民幣國際化做準備。 2月2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國中央銀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央銀行及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宣佈聯合發起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研究項目（m-CBDC Bridge），旨在探索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同在2月份，珠海市政府也提出，2021年將致力加強粵澳跨境金融合作（珠海）示範區，爭取在跨境情況下試驗使用數字人民幣。 3月31日，深圳市政府和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指導羅湖區政府，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銀行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全國率先順利完成面向香港居民在內地使用數字人民幣的測試工作。 相信，數字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將會為深圳及灣區對外貿易增加新的動力。 二是進一步給予港澳居民同等國民權利，全面加速跨境流動，推動融入灣區、共建灣區、共享灣區進程。其典型政策就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新近制定發佈的《關於進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發展的若干措施》。該措施旨在貫徹粵港澳大灣區與深圳先行示範區相關規劃精神，是率先落實便利港澳居民的相關政策、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的重要行動。《若干措施》立足「中央要求」「港澳所需」「灣區所向」「深圳所能」，從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學習、就業、創業、生活四方面提出了18條措施。 學習方面的措施有6條，主要涉及港澳青少年來深交流、義務教育便利、高校獎助學金、深港澳職業教育合作、深港澳教育交流與合作、港澳機構來深辦學等。就業方面的措施有3條，包括：鼓勵深圳企業接收港澳學生實習見習就業，並享受有關政策補貼；允許首次在深就業並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享受相應人才政策待遇等。創業方面的措施有4條，包括：港澳居民在深享受各項創業補貼以及創業扶持政策、雙創基地建設與服務保障、股權投資扶持等。生活方面的措施有5條，主要涉及居住證政策、人才住房保障政策、交通優惠、深港澳社會保障合作、打造綜合服務平臺等。 另外，深圳、香港兩地在推動香港居民在深就業、學習、生活方面也加強了政策聯動與配合。深圳已放開香港醫療、會計、法律、建築等領域專業人士的在深任職資格，香港也開始允許其居民的教育、醫療福利的跨境攜帶，在創業、就業、實習等方面兩地政府也都在崗位、工資、福利等方面給予了積極銜接和支持。 根據中央規劃，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深圳先行示範區，都定位為「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這種定位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並不僅僅是因為有港澳兩個特區的參與，更重要的是包括港澳在內的大灣區和深圳經濟特區都要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方略、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這才是中央在大灣區和深圳部署兩大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確保深圳及灣區又快又好發展的根本之道。 深圳在新發展階段朝著新發展格局的目標已經揚帆起航，而香港在政治格局重塑之後也將會輕裝上陣，迎頭趕上。在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進程中，深圳、香港兩大核心城市的作用與地位，尤其在體制、政策領域的創新與實踐，無疑最熠熠生輝，也最值得期待。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編輯：潘麗麗審稿：黎知明

3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關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進行了完善，一方面徹底堵塞了原有選舉制度漏洞，另一方面堅決貫徹了“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為香港的長治久安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 中央這次對於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完善內容重要、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因此很有必要認清和把握修改完善後兩個產生辦法的特徵，以利於特區政府配套修改完善相關選舉法例和廣大選民行使好自己的民主選舉權利。本文則從新選舉辦法的純文本角度，來嘗試梳理和總結這一新選舉制度的內在特徵，希望有助大家的理解和運用。 具有鮮明的創新性 一是鮮明的創新性。修改後的兩個產生辦法的最大特點，以及給人的最大觀感，就是新選舉制度真正做到了不同於西方、不同於內地，而完全符合於“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實際情況。這一制度特色的形成，主要來源於相關法律條文本身鮮明的創新性。比如，關於選舉委員會第五界別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的跨界別擔任其他四個界別委員的安排，這種“界別委員的跨界別任職”，充分體現了制度的剛性與靈活性，具有很大的創新性。再如，新修訂的選委會首次設置了召集人制度，這明顯是因應選委會界別的增加、委員的擴大、權能的擴充及隨之而來選委會工作的複雜性、重要性和日常性大幅增強，必須加強選委會自身的組織化、制度化建設，召集人制度即由此而來。 二是設計的系統性。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區政治架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央依據憲法設置並實施管治的地方政治安排。因此香港選舉制度的設立與修訂，首先就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兼顧國家與特區的雙重關切，這是香港選舉制度設計與修訂必須考慮的第一重系統，這一系統性設計在本次修法過程中予以了切實貫徹。 本次選舉制度完善的核心，是有關選舉委員會的擴容與賦權。選舉委員會不僅提名和選舉產生行政長官，更賦予了提名所有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權力，這充分體現了行政長官、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聯動設計的系統性，也彰顯了選舉委員會在兩個選舉辦法當中功能的一體性和系統性，這是本次修法的第二重系統性。新修改的兩個辦法中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設計、功能與程序，也充分體現了這種系統性（同時對選委會委員、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三類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另外，關於選舉委員會構成的大小界別的增刪及其與立法會功能界別席位的關聯，也是本次選舉制度設計所要考量的第三重系統性。如選舉委員會新增加的第五界別，即在立法會功能界別以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而佔有一席，選委會第二界別新調整的創新科技界，在立法會功能界別席位中也佔有一席，等等。 三是全面的均衡性。均衡參與也是香港選舉制度設計與發展的重要原則。這次修法可謂全方位貫徹了這一原則，從而大大提升了新選舉制度的代表性與民主性。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因此，回歸以來，就有不少港人來到內地生活、工作、學習以及參與國家治理。 從這次修法的重心選舉委員會的構成來看，就充分看到香港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這一基本趨勢，從而將“內地港人”作為重要一員納入到特區管治架構當中，以充分體現代表來源的廣泛性和均衡性。比如選委會第四界別新增了“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別兩個分組“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等等。 再如，最能體現均衡參與原則的選舉委員會，其五大界別本身就體現了社會廣泛的均衡參與，而本次修法讓本隸屬於第五界別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也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選舉委員會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委員”，此舉對於打破界別“小圈子利益”、平衡界別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大有助益。 大幅提高選舉民主質量 四是適度的協商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協商民主在世界範圍內方興未艾，而中國的協商民主則自成體系、蔚為大觀，並成為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次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完善，適度增加了協商民主的成分，將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有機結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選舉民主的實質與效能。回歸以來，選舉民主成為香港政治的基調，不僅造成社會泛政治化，還讓少數反中亂港分子循“合法”渠道奪得重要管治崗位，選舉民主的弊端已嚴重危及政府施政和特區政權安全。因此，本此修法，在遵循基本法所規定的選舉民主基調的基礎上，適度加入了協商民主成分，比如，有關選委會及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增刪調整、選委會召集人制度的設置、召集人的選拔及工作程序、各類選舉候選人的提名、資格審查程序、選委會第五界別委員的跨界別任職等等，都可謂協商民主的內容。 由此可見，新選舉制度協商民主成分的增加，將更好地鞏固香港選舉民主基礎、提高選舉民主質量。並且，此舉也有助於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總之，本次兩個選舉辦法修改完善所體現出的上述特徵，都是基於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以及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中國下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行政區域選舉制度的應有特色，完全形成了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與“一國兩制”一樣並受其規定具有獨創性，也具有世界性意義。我們期待在這一制度下的香港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來源：大公報

文/常 樂 自今年初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及全國人大作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如何「切實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就成為香港輿論集中討論的熱點議題。當然有關這一問題的探討與最終解決，與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決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及堵塞香港選舉制度漏洞等都息息相關，並且更可謂是新發展階段「港人治港」的科學化、法律化與制度化。故此，回歸本源，重新學習領會鄧小平有關「港人治港」的本義應對當下香港管治架構的完善和管治人才的培養有所借鑒與啟發。 要有才幹的人管理香港 鄧小平「港人治港」的本義，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一）「港人治港」首先必須是「愛國者治港」。這又包括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愛國者治港」是「港人治港」的前提。鄧小平指出，「‘港人治港’有個前提，港人必須是愛國者。愛國者要：一愛祖國，二愛香港。」愛國必須擺在第一位。 鄧小平還更加具體地談到「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第二層意思是，「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鄧小平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 習主席也多次強調「愛國者治港」的重要作用，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習主席還充分肯定和鼓勵「香港同胞不僅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而且能夠繼續在國家發展乃至世界舞臺上大顯身手。」 （二）「港人治港」「要有才幹的人管理香港」。在確保國家主權和香港繁榮穩定方面，鄧小平十分重視治港人才的選拔培養工作，除「愛國愛港」的標準外，更對治港人才提出「年輕能幹」的要求。重視治港人才建設，主要是基於多個客觀因素。一方面，「一國兩制」國策的制定，有利於中國的利益、英國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而要確保這種多元利益格局的合理實現及均衡發展，就需要治港人才具備高超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技藝。 另一方面，在回歸過渡期，鄧小平已看到英國在香港搞「政治民主化」以繼續保持在香港的影響，爭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甚至在1997年後仍然想管理香港，保持其部分「宗主國」的權力，這種現實的複雜性和危險性，也要求治港人才必須具備處理複雜重大問題的能力和擔當。因此，鄧小平十分重視過渡期香港管治人才的選擇和培養，必須要「提前參與」香港管理，指出在過渡時期後半段的六、七年內，要由各行各業推薦一批年輕能幹的人參與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參與不行，不參與不熟悉情況。在參與過程中，就有機會發現、選擇人才，以便於管理1997年以後的香港。 鄧小平還特別強調過，只要香港同胞團結起來，選擇好的政治人物來管理香港，就不怕變，就可以防止亂。還說過，要有才幹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穩住香港的局面。 （三）「港人治港」必須中央管治權相保障。鄧小平還多次強調，中央對於香港管治人才的選拔和使用，具有重要角色、不可或缺。一方面，香港「推薦管理香港的人才」，要「與內地取得共識」；另一方面，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雖「不是由北京派出」，但必須「由中央政府委任」。「在考慮制定香港基本法時，我就講不能使中央政府無所作為。」 國家是保港穩定堅強後盾 中央對港管治權的行使，既是我們單一制國家政治體制的必然表現，也是由香港的歷史及現實制度所必然引發的致亂因素所要求和決定的。鄧小平很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在香港）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更有甚者，如果把香港變成反社會主義、反中央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預，不干預會越搞越大。 因此，對於「港人治港」千萬不能進行字面的狹義的理解。鄧小平強調指出，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這種想法不實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 應該說，近年來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通過「合法」選舉渠道攫取了管治香港的重要崗位和權力，並與外部勢力沆瀣一氣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危及國家主權安全，把「港人治港」的負面因素發揮到了極致，完全背離了「一國兩制」構想提出者鄧小平有關「港人治港」的初衷與本義。 而更要看到的是，國家才是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大堅強後盾和最終決定力量。近年來中央通過對基本法104條的釋法、頒佈實施香港國安法、作出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都是回歸「一國兩制」初心、健全「港人治港」、確保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必要之舉和正義之舉。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來源：大公報

文/常 樂 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以來，美、英、日以及歐盟都祭起「雙重標準」，汙衊決定違反香港基本法及《聯合聲明》，壓縮香港民主及人權云云，並威脅對中央及特區作出進一步「制裁」。 選舉制度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與內容，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標準，而西方對中國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特區選舉制度橫加干涉和威脅，無疑顯露出其霸權主義及「民主終結論」的陳腐觀念，必將隨著東升西降的世界力量格局對比的變化而煙消雲散。但是對於當前中央主導下的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港式民主」而言，還是有必要向香港市民及關心香港發展的海外人士作些闡明，以看到「一國兩制」框架下「港式民主」的實質與特色。 中央保障香港民主健康發展 本質上看，「港式民主」是具有開創性的「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制度構成，因此兼具中國民主骨架、西方民主形式並符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因此具有獨特性。鄧小平就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今後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動亂，那是很不利的。」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和特區的資本主義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這裏鄧小平就著重強調了資本主義民主不能超越社會主義民主的極端重要性。 國家主席習近平也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港式民主」的這種獨特性以及重要的中國內涵。習主席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 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央主導的「港式民主」，包括「港式民主」的創立、修改完善及運行的全過程。因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是中央政府直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根據憲法，特區的政治制度須由專門的法律規定之；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就具體創制和規定了特區的政治制度，並且基本法還規定了香港民主選舉制度的修改權在中央，因此中央對「港式民主」具有創制權、主導權和最終決定權。 尤其要看到，在當前這個時間節點，中央主導完善以選舉制度為主軸的「港式民主」，更是具有主權性和緊迫性。中央這次主導的「港式民主」的完善，完全不是西方所歪曲的有損於「港式民主」，而是為了更好的保障「港式民主」的健康發展。 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日前清晰闡明了這個問題。他說，「香港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而且不是有的人說的『選舉制度要不要民主』，『民主步伐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的問題，而是涉及奪權與反奪權、顛覆與反顛覆、滲透與反滲透的較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讓的餘地。」 並強調，中央主導的這次完善選舉制度，設立必要的「安全閥」，就是為了確保香港特區的政權、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從而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無論是已經制定的香港國安法，還是正在完善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以及將來我們所要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都是為了把「一國兩制」執行好、實施好，根本不存在改變「一國兩制」的問題。 更加寬廣的民主參與路徑 全國人大通過的決定，十分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不僅注重程序民主，更有利於實現港人的實質民主。 一方面，最直觀的就是拓寬了民主的範圍與路徑，遵循了由基本法規定的「港式民主」發展的循序漸進原則。通過這次完善，選舉委員會由原來的1200席增加到1500席，立法會由原來的70席增加到90席；選委會由原來代表的四個界別拓展到五個界別，立法會由原來的兩個選舉渠道增加到三個。這些具體數字都證明了「港式民主」範圍與路徑的擴大。 另一方面，選委會界別範圍及立法會選舉類型的調整都充分反映了「港式民主」發展的均衡參與原則。民主充分發展的結果就是代議制民主的出現，而代議制民主發展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民主的均衡參與。 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充分體現了均衡參與的民主原則。一方面根據香港社會的發展及實際情況，拓寬了選委會的參選界別及立法會的選舉渠道，增加了香港社會不同界別、團體、人士的均衡參與。另一方面，選委會第五界別「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的內容，也反映了國家與特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港式民主」的均衡參與，全國性團體成員進入選委會，對於平衡「兩制」關係，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再一方面，對於選委會可以直接選舉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的功能賦權，就是為了確保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均衡性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利用多種民主渠道強化其多重代表性，為鞏固特區行政主導體制，切實提高特區治理效能作出努力，以此踐行民主的真諦。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來源：大公報

文/常 樂 在2月22日北京舉行的「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講話。夏寶龍的講話到底包含著什麼重要信息，對國際和香港社會釋放了哪些重要信號呢？本文依據講話內容試作解讀。 首先，釋放出中央對「一國兩制」方針的領導、治理和運用日益全面、準確、科學與嫺熟，體現出中央對「一國兩制」基本方略與制度體系的高度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體現出中央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確保「一國兩制」香港實踐行穩致遠的強大意志和必勝信念。其中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提出及其在相關法律制度中的堅決貫徹落實。 夏寶龍在研討上指出，習主席所提出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是對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高度提煉，是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深刻揭示，為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治久安指明了方向。 防止「一國兩制」走樣變形 夏寶龍在講話中所透露的一個重要信息是，反映「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將是當前中央治港和重鑄香港特區管治制度以及改善提高香港管治能力、系統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的總綱領、總抓手和總依歸。正如習主席所強調的，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 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也正是認識到這一點，夏寶龍才會說出「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這樣一句話。 其次，釋放出由於回歸以來香港特區沒有很好貫徹落實好「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使得「一國兩制」香港實踐走了樣、變了形，已嚴重危及國家及香港特區的政權安全和政治安全，現在已經到了必須予以撥亂反正的時候。 一方面，香港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外部勢力，不斷發動旨在危及特區和國家政權安全的行動，如2014年的非法「佔中」和2019年的「修例風波」。而更為直觀也影響更為深遠的危險，則是反中亂港分子可以藉香港現有選舉制度「合法地」攫取香港管治權，成為外部勢力在港代理人，從而嚴重危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破壞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中央所決不能容忍的，也是中央必須循憲法、基本法予以改變、校正和完善的。 夏寶龍十分鮮明、直白、有力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在指出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雙最佳」制度特徵及其所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並將堅定不移貫徹執行後，緊接著強調：「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並不都是一帆風順，香港回歸以來也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甚至有違「一國兩制」方針、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現象和問題。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他們利用這些平臺散播「港獨」主張，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不惜讓全香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他們與街頭暴力分子一樣，都是政治上徹頭徹尾的「攬炒派」，是香港的亂源，也是國家的禍害。如果任由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選舉等政治事務，香港的前景會怎樣？香港還有安寧之日嗎？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還能保持嗎？香港居民最為關注的住房、就業等重大民生問題還能有效解決嗎？「一國兩制」還能順利搞下去嗎⁈ 夏寶龍的「五連問」，正是反映了香港內外反動勢力的巨大破壞性和危害性、反映了國家及特區政權安全、政治安全的巨大制度漏洞和危險性、反映了中央必須予以撥亂反正的強大決心與必勝信心。 最後，釋放出中央履行憲制責任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思考已經完全成熟，箭已上弦、蓄勢待發、不得不發。 一是中央已經充分認識到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夠攫取香港管治權的直接原因及其解決之道。夏寶龍指出，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香港特區尚未真正形成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也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之急，把「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是共同責任。 特區政治體制屬中央事權 二是中央已經明確了衡量判斷「愛國者」及「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堅定愛國者」的客觀標準，並會在選舉法律與制度中予以貫徹落實。夏寶龍指出，與反中亂港分子相比較，愛國者的行為具有「三必然」特點，即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而只有符合這樣的標準與條件，他們才能充任「治港者」。夏寶龍進一步強調，在香港特區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在愛國標準上，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具體有四點：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二是堅持原則、敢於擔當；三是胸懷「國之大者」；四是精誠團結。 三是中央已經明確規定了在完善香港相關選舉制度中落實「愛國者治港」所必須堅持的「五項原則」。夏寶龍指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需要多措並舉、綜合施策，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為此，必須堅持「五項原則」：一是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二是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三是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四是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五是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個人認為，上述「五項原則」最重要的一項，是第二項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因為，選舉制度是特區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創制與修改屬於中央事權，是中央的憲制責任。習主席多次強調，中央是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而香港的選舉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貫徹落實行政主導體制也都是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原則。因此無論從法理還是從具體實踐看，中央的主導權都應視為當前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完善的最為重要的原則。 近日不少學者也看到這一點，如關於重啟香港政改的程序討論中，到底是遵循「五步曲」還是「一步曲」，多數人都認同後者，因為這更能體現中央的主導權，也更便於快速解決堵塞香港選舉制度漏洞的急迫性、及時性和有效性。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暨南大學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院研究員.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