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上海  簡軍波

中國和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自1975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來，中歐關係經歷了50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50年的中歐合作不僅給各自帶來了經濟繁榮的機會，也為世界穩定與和平注入強大動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歐關係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雙方固有的合作空間、交往方式與共享理念都在發生變化或遭到消解。然而，只要雙方秉持合作共贏的理念，未來50年的中歐關係發展依然大有可為，繼續為雙方和世界的共同繁榮與穩定作出貢獻。

中歐合作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50年來，中歐合作成為促進全球經濟繁榮的最強大動力之一。儘管在冷戰的大部分時期內，中國並未和歐洲市場發生緊密聯繫，但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歐經濟合作迅猛發展，成為發達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典範。

由於雙方產業高度互補，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成為歐洲投資的重要市場，而歐洲也成為中國學習現代經濟管理經驗的重要對象，以及通過市場開放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來源。中歐經濟領域的密切合作使雙方都成為彼此重要經濟夥伴，在較長時間內甚至互為對方最大貿易伙伴和主要投資對象。雙方年度貿易額從建交時的24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的7,858億美元，相互投資存量從幾乎為零增長到近2,600億美元。

1980年代中歐快速而緊密的經貿合作，成為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換言之，中歐經貿合作不只是雙邊經濟交流，也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推動經濟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動力。以2024年為例，中歐經貿額為7,858億美元，佔全球外貿總量（33萬億美元）的2.3%。更為重要的是，中歐共同維護和促進經濟自由化，使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理念深入人心，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

此外，中歐合作也成為二戰終結以來，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在冷戰時期，歐洲被視作“第二世界”，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並沒有完全站在作為“第一世界”的美國和蘇聯一邊，表現出部分獨立於“第一世界”的傾向，並在一定程度上和作為“第三世界”代表的中國持反帝反霸的類似立場。因此冷戰時期的中歐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對衝和遏制美蘇霸權的重要因素。冷戰結束後，中歐都表現出對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多邊主義制度的重視和尊重，並在國際維和行動中共同發揮建設性作用，甚至在共同的使命團中開展營地間合作，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共同努力。譬如，中國維和部隊在非洲與荷蘭維和部隊緊密合作，開展聯合培訓，並為荷蘭工兵提供安全保障，中歐還在紅海海域開展過聯合反海盜行動，等等。中歐作為兩大重要國際行為體，50年來的合作對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發揮了巨大作用。

中歐關係正面臨重要挑戰

50年後的今天，中歐關係開始面臨諸多全新挑戰，主要原因來自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種種變化。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與俄烏衝突的發生正導致經濟全球化受到地緣政治競爭的深刻影響，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潮流興起。中美博弈加劇和長期化、歐俄關係因烏克蘭危機而急速惡化、美歐矛盾在特朗普2.0時代急劇上升，這些都將導致大國關係的重置。最為重要的變化是國際格局正經歷深刻調整，多極化秩序日漸顯露端倪，全球南方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漸上升。在此背景下，歐洲開始從地緣政治競爭角度處理對外關係，這給中歐關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最為顯著的是，歐洲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開始帶有日益濃厚的安全化和政治化色彩，這意味著它在看待中歐各領域關係時都會考慮其政治後果或安全影響。即使是人文交流或經貿交流，也會或多或少從政治和安全的角度進行處理，這嚴重妨礙正常雙邊交流。也正因如此，作為雙方關係核心支柱的經貿交流也被歐洲安全化或政治化處理。譬如，歐盟及其成員國依據“投資審查機制”對特定的中國投資和經貿項目進行安全審查；歐洲專門對華實施“去風險”政策，對與中國市場相聯繫的部分產業鏈實施“脫鉤”。

此外，隨著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中歐經濟競爭也日益激烈，逐漸成為雙方的重要爭議點。歐盟從2023年開始的對華電動車補貼調查與當前圍繞徵收進口關稅所導致的系列雙邊衝突，正衝擊正常的中歐經貿交流。中歐間經貿競爭的激烈程度不僅體現在對雙方本土市場的爭奪，也體現為對第三方市場的競爭。

歐盟從地緣政治競爭角度處理對華關係的方式，以及在經貿領域日益激烈的競爭關係，使雙方的信任感正部分流失，並且加劇了在意識形態或價值觀領域的潛在矛盾，這對恢復和提升雙邊關係造成不利影響。

未來中歐關係發展存在巨大機遇

儘管中歐關係正遭遇諸多挑戰，只要雙方共同秉持務實合作、互利共贏的理念，未來50年依然存在巨大的發展機遇。

首先，歐洲戰略自主的意識和機會正在增長，這為中歐關係不受外部因素制約而獨立發展奠定基礎。特朗普重新執政後，歐美傳統盟友關係正發生巨大變化。特朗普政府執政下的美國正變得日益自私，對歐洲充滿怨恨，在經貿領域的摩擦日益明顯。鑒於歐洲對美高達2,000多億美元的順差及很高程度的產業競爭態勢，以及特朗普政府強烈的重商主義偏好，即使雙方在關稅問題上達成某種共識與妥協，但在經貿領域的矛盾糾紛很難在短期內能得以解決。美國政府也正降低對歐洲防務的責任，在俄烏衝突這一事關歐洲核心安全問題上與歐洲立場已相距甚遠。特朗普政府甚至要強行“吞併”丹麥擁有主權的格陵蘭島，等等。歐美間上述摩擦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得以解決或消失，但由此所折射出來的歐美間固有同盟關係已發生質的變化。歐洲戰略自主與美國內向化和降低甚至放棄對盟友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的意願之間所滋生的矛盾，將使歐美關係裂痕長期化，儘管二者同盟關係也會持久存續。無論如何，鑒於歐美關係情勢，歐盟對華政策將在較長時間內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這會降低美國在對華關係上對歐洲施加的壓力，有助中歐關係務實發展。

其次，中歐作為世界上兩大主要經濟體，都具有對外開放與彼此合作的客觀需要。在美國大肆實施關稅戰、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脅迫的背景下，雙方都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從而具有共同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對經濟霸凌的意願和需求。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中歐雙方的經濟都具有深刻的開放性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這將決定中歐不僅在共同反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也將在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和投資國際化方面找到共同動力，在維護世界貿易組織權威與推動貿易自由化機制建設方面存在共同行動的空間，包括在地區間主義基礎上推進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等等。尤其隨著當前中國產業快速升級和經濟結構深刻轉型，中國對外部市場包括歐洲市場的需求並沒有隨著內外雙循環戰略的開啟而有所降低，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依然需要歐洲市場的支持。歐洲同樣如此，它正面臨新冠疫情以來嚴峻的持續經濟低迷，且在產業轉型中所遭遇的極大困境導致其經濟發展遇到世紀性瓶頸。雙方市場的開放性特質與繁榮各自經濟的客觀需要將促進中歐繼續經濟合作。

第三，歐洲如今也開始認同多極秩序發展，作為歐洲主要大國的法國和德國，兩國領導人已多次公開承認多極化的現實，這與中國長期以來倡導多極化的理念有共同之處。歐洲依然堅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觀，中國追求“平等有序”的多極化與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但雙方對於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體系均高度認可，並都堅持以多邊主義而非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方式應對全球性問題和國際衝突。因此儘管存在鮮明差異，但對多極化現實的認可與通過和平、基於規則和以公正方式促進當前國際秩序邁向多極秩序的共同理念，將有助於雙方在國際社會開展潛在的戰略性合作。

最後，中歐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行為體，面對日益增多和具有挑戰性的全球性問題，有必要進行更深入和務實合作，以維護雙方對外經濟活動的良好國際環境，尤其用以共同促進全球問題的良好解決。因此，中歐在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和維護生態多樣性、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以維護地區安全與商業航行安全、制定人工智能開發和外太空商業和軍事競爭國際規則、反對核武器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中小武器的擴大或濫用、鞏固和改革有助於地區穩定與經濟發展的多邊主義機制、保持國際金融市場穩定乃至地區熱點的合理解決，中歐都有必要共同面對並開展緊密合作。雖然中歐在上述諸多領域可能存在某些爭議乃至衝突，但事物發展的客觀情勢需要作為兩大國際行為體必須採取整體上合作而非對抗的立場，否則包括中歐在內的國際社會都將因此而受到損害。共同的全球性問題所帶來的全球性責任會促進雙方尋求合作機會。

（作者係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