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10月25日，兩岸人民將共同慶賀、共同紀念。

日本侵略中國，從台灣開始，在台灣終結。1895年，清廷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被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台灣，終於重新回到祖國懷抱。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灣省台北市莊嚴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對日本受降典禮，這一天，被正式定為“台灣光復節”。

如果說全面抗戰是8年，東北抗戰是14年，那台灣的抗戰就是50年。在中華民族來之不易的勝利中，台灣民眾是抗戰的重要生力軍。同屬於中華民族的兩岸同胞，攜手並肩，共赴國難，又一同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台灣的光復。

空前恥辱，割讓一省

1895年3月24日，日本馬關，春帆樓下，清廷重臣李鴻章坐上轎子，欲回旅館。

甲午海戰失敗後，日方知道清政府急於停戰，故而在第二輪談判中提出了極為苛刻的停戰條件。李鴻章因“要挾過甚”極為憤慨，一番交涉下來，日方答應在次日揭曉真實的議和條件，這讓他心事重重。

起轎而行，還沒走幾步，一名日本暴徒突然從街道圍觀的人群中衝出來，近距離向李鴻章開槍，擊中其左臉。李鴻章滿身鮮血，當場昏倒。

隨行的醫師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所幸子彈先擊碎眼鏡，再嵌入左眼下骨縫，並未擊中要害。李鴻章已是古稀之年，決定不取子彈，“用藥水洗治皮肉，可望補復”。

經過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演繹，李鴻章捱了這一槍，讓大清少賠了一億兩白銀，割地少了一處。其實，這一說法很難成立。

李鴻章馬關遇刺這天，也是日軍攻打澎湖的日子。次日，日本陸軍5000人在海軍配合下攻佔了澎湖列島，且欲直接奪取台灣，繼而在談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

橫生枝節的行刺，打亂了日本軍部的節奏，他們不得不以停戰穩住李鴻章，但停戰不包括澎湖、台灣。

當時，日本國內主戰氣氛極為濃厚，“何時輕騎入燕京”是一種普遍民意。行刺李鴻章的小山豐太郎，是一名26歲的無業遊民，他的動機就是不希望中日兩國停戰。而內閣總理大臣、甲午戰爭策劃者伊藤博文的目標是，從東北和台灣開始蠶食中國。

李鴻章遇刺，引得國際輿論譁然。伊藤博文唯恐李鴻章以此為藉口回國，博取世界同情，進而推動歐美列強幹涉，乾脆直接亮出了底牌。

4月10日，談判重開。伊藤博文蠻橫地要求賠款二億兩白銀（原來是三個億），割讓遼東半島（範圍有了縮小）、台灣、澎湖，並說此次的條款“已讓至盡頭”，中國代表只需回答“允”還是“不允”。李鴻章問：“難道不準分辯？”伊藤道：“只管聲辯，但不能減少。”

拿到條款，李鴻章對日本勒索之苛、慾望之貪甚為驚愕。畢竟，台灣是大清的一個省，將一個省割讓給外國，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最後一輪談判中，李鴻章仍試圖與伊藤博文討價還價。中日速記員將他們的對話實錄如下：

李：賠款還請再減五千萬，台灣不能相讓。

伊：如此，當即遣兵至台灣。

李：索債太狠，雖和不誠。我說話甚直，台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強悍。

伊：我水師兵，不論何苦，皆願承受。去歲，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來，我兵未見吃虧，處處得手。

李：台地瘴氣甚大，從前日兵在台，傷亡甚多，台民大概是吸食鴉片煙，以避瘴氣。

伊：但看我日後據台，必禁鴉片。

談到台灣交割時，李鴻章認為一個月太倉促，要求再展限一個月，並說：“貴國何必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嚥，自感腹飢特甚。”

這次談判長達四個半小時，毫無改變，弱國無外交，果然不假。

甲午戰爭由朝鮮而起，起初並未涉及台灣，日本為何像一隻咬到獵物的狼，撕咬着台灣不放？

從大航海時代起，台灣的地位就不一般了。作為亞歐大陸板塊前沿，荷蘭把台灣當作戰略據點，使台灣成為亞洲海上的重要中繼站。

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英法都想拿下台灣，但都鎩羽而歸。由此，清廷也認識到，台灣是一塊兵家必爭之地。1885年，台灣設置為行省，劉銘傳以福建巡撫兼首任台灣巡撫。他修鐵路，辦實業，苦心經營台灣，卻不知歐洲列強之外，日本早就對這寶島垂涎欲滴了。

德川幕府（1603—1868）末年，日本就有“北割滿洲、南收台灣，進取中國”之議；明治維新（1860—1880）之後，日本便決定執行“北進朝鮮再經滿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經台灣轉進南京，蠍形夾擊中國”的“蠍形政策”。

1874年5月，日本發動了明治維新後的第一次對外戰爭——出兵台灣，這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國的起點，清廷僅以50萬兩銀子就換取了退兵。

甲午一戰，馬關議和，清廷提出種種賠償條件，但日本仍強索台灣，就是為了取得南進擴張的基地。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台灣，引起軒然大波。台灣巡撫唐景崧立即上書，表示“台灣民眾不服，其約可廢”。在京等待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也會同四位台灣舉人和官員聯名上書都察院：“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

從17世紀末施琅平定台灣到19世紀末，200多年間，清政府一直在不斷鼓勵大陸人往台灣墾荒定居。開發台灣的漢人，主要來自三個原鄉：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粵東的客家。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獨”分子賴清德和蔡英文的祖輩，都是清朝時從福建省漳州遷至台灣省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怎可拱手讓給日本？

然而，《馬關條約》終究生效了。6月2日，清廷代表李經方（李鴻章養子）到台灣辦理交接。他知道“台灣島民群情激憤”，不敢上島，於是日方派出小艦艇，把李經方接上橫濱丸號軍艦，在基隆外海上，將《交接台灣文據》交到日本代表、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的手上，完成了儀式。

這個儀式雖然空前屈辱，但其重要性在於，它是台灣主權屬於大清的證明。如果不屬於大清，何來“交割”一說？

武鬥20年，文鬥又10年

為佔領台灣，日本動用了三分之一以上、7萬多人的兵力和常備艦隊的大部分艦隻大舉南下。

在日軍登陸台灣的前5個月，由北至南的義軍反抗風起雲涌，台灣的民眾，至少死亡了5萬人，而日軍也折損不下萬人。

在台灣彰化八卦山上，有一座“乙未抗戰紀念碑”，紀念的正是《馬關條約》割台後，台灣軍民奮起抗日的歷史。

那上面有個年輕人的名字——吳彭年。1895年5月，日軍在台灣北部登陸，清廷發文命在台灣的清朝官員“內渡”。剛剛以候補縣丞來台的吳彭年抗命留下，投入駐守台灣的黑旗軍劉永福的麾下。

劉永福的黑旗軍曾經在中法戰爭中大敗法軍，是清末難得一見的善戰部隊。受劉永福之命，吳彭年率領700黑旗軍將士重創日軍，在奪回八卦山的戰鬥中，吳中彈墜馬，壯烈犧牲。

吳彭年是浙江餘姚人，出生年月已不可考，據說犧牲時年僅22歲。22歲，青春正盛，他本可安然返回大陸等待朝廷另行任用，但卻與台灣義軍生死與共。

“閩台皆桑梓之地，義與存亡。”林森是福州人，當時在台北電報局工作，也組建義軍抗日。被迫離開台灣後，他又回鄉加入了同盟會，成了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成立後，他當了12年政府主席，收復台灣一直是他的初心。

詩人丘逢甲，號召“舉義自守”，率鄉勇在台中、彰化一帶奮戰。義軍的武器多是長矛、鳥銃，甚至鋤頭，面對裝備精良的日軍，戰鬥慘烈而短暫。次年，隔着海峽，丘逢甲留下“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的詩句。

乙未抗戰，只是台灣民眾前赴後繼抵抗侵略的起點。

1915年夏天，日本侵佔台灣20年後，台灣最大的一場武裝抗日之戰在台南噍吧哖開始。

日本人有多恨噍吧哖？他們隨便撿了一根竹竿，屠殺了當地所有高過竹竿的青年男子，甚至將地名改為“玉井”。玉井是當時東京風化區的地名，他們這樣做就是要羞辱、詛咒這個地方的女性和後代。

2014年，台南新化發現一處無名荒冢，裏面竟有白骨三千多具。經過考證，那是1915年“噍吧哖事件”時被殺害者的萬人冢，而且這只是被害者中的一部分。

最悲壯的，要數高山族民眾發起的“霧社事件”。1930年，賽德克族的族長莫那·魯道帶領六個部落的族人襲擊了日本警察學校，用弓箭、獵槍擊斃134名日本官員和家屬。

氣瘋了的日軍用飛機大炮，甚至是化學毒氣彈，鎮壓這些沒有現代武器的少數民族。起義持續兩個月，參與的部族幾乎全滅，高山部落的女人們，為了讓丈夫沒有後顧之憂，不惜集體跳崖。八十多年後，倖存者的子孫在紀錄片裡說：“對餘生而言，活着，比死去還需要勇氣。”

日本殖民台灣50年，前十年主要鎮壓漢人反抗，第二個十年主要鎮壓少數民族反抗。據不完全統計，1906年至1914年，台灣少數民族有八分之一被殺害。

1914年5月，日軍進攻太魯閣泰雅族，直接導致這個有9000多人的部落滅族。他們以為鮮血已經把台灣人嚇住了，但是，1930年的“霧社事件”，再一次展現出台灣民眾的氣節。

血腥鎮壓的同時，日本也對台灣的年輕一代進行全面日化教育。

所謂日化教育，就是“洗腦”，就是不讓保留中國籍、不讓說中國話、不讓寫中國字、不讓過中國節的文化壓制。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台灣青年，離中國越來越遠。一戰以後，以林獻堂和蔣渭水為代表，台灣本土士紳開啟了“文化抗日”。

台南連家，祖上自康熙年間入台，傳到連橫已是第七代。淪為殖民地後，連家祖宅被日本人以一塊銀元的羞辱性價格強行徵用，更屈辱的是，連橫不得不加入日本籍。

1919年，連橫寫完《台灣通史》，這是台灣的第一部通史。在這部“起自隋代，終於割讓”的鉅著中，他寫道，“‘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台灣無史，豈非台人之痛歟？台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

蔣渭水請連橫向大眾宣講《台灣通史》，他用典雅的閩南語講，連人力車伕都會進來聽。毫無疑問，這在台灣是十分危險的。1931年，連橫修書一封，向在南京的老友張繼“託孤”：“弟僅此子，雅（連橫號雅堂）不欲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人。”

連震東跟着張繼到了北平、西安，認識了很多和他一樣“北漂”的台灣家庭，其中有一個稚氣可愛的小姑娘，小名英子。這個小姑娘，就是《城南舊事》的作者——林海音。她是台灣苗栗縣人，日據時生於日本，隨父母返台後，不堪忍受日本統治，舉家遷居北京。

東北淪陷後，許多台灣人和大陸同胞一樣投身抗日，甚至付出了生命，這其中就有林海音的小叔叔林炳文。林海音的父親也在接回弟弟遺骨的途中，因勞累過度去世。

1936年，連震東的妻子在西安懷孕，當他給父親報喜時，卻收到父親的遺囑：“今寇焰迫人。中日終必一戰，光復台灣即其時也。汝其勉之！”若生男孩，起名連戰，“寓有自強不息、克敵制勝之意義，又有復興故國、重整家園之光明希望”。前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名字由此得來。

台灣史作家楊渡在總結前30年的抗爭時曾說：“武裝戰爭打了20年，文化抗日又進行了10年。武裝抗日整個過程，有人統計犧牲20萬，但我個人認為是20萬到30萬之間。”

數字之所以難以統計，是因為日方經常製造出一些冤獄。

賴清德的父親賴朝金是台北瑞芳的礦工，當年瑞芳礦工飽嘗日本殖民統治之苦，1943年日本憲警以“抗日”為名圍捕礦工，三百多人死於獄中、屍骨無存，賴朝金大概率親耳聽過同胞的哀號，親身受過殖民者的欺辱。如果他和當年同受日本人折磨的礦工，聽到賴清德之流的種種妄言，不知會作何感想。

雖然島內的起事、請願都失敗了，但也使日本當局不斷警惕：台灣民眾並未完全屈從。

“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種召喚。台灣的有志青年認識到“欲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紛紛回大陸投身抗戰。

詩人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廣東組建東區服務隊，開展抗日活動。黃埔軍校畢業的台灣人李友邦在浙江金華組建了“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轉戰於浙閩一帶。曾經是童養媳的謝雪紅，在蘇聯受訓後參與成立了台灣共產黨，並潛回台灣，發動工農大眾反抗日本統治。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正式宣布對日作戰，《馬關條約》被廢止，台灣終於從法理上回歸了祖國。此時，台灣離開祖國的懷抱已經46年。

與對待東北不同，日本對台灣，不僅是完全統治，經濟上剝奪，還有絕對的空間與足夠的時間，能在文化、教育、宗教乃至意識層面，進行同化。

從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方式即可看出其用心。日本先以軍事，鎮壓台灣民眾的反抗；繼以殖民統治，磨滅台灣民眾對中國的眷戀與關係；進而提出“內地延長主義”，灌輸台灣是日本本土的延長的觀念；最後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名，將台灣的資源與日本本土做完全的結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則用最黑暗的“皇民化”運動，來消磨台灣同胞的中國心。報紙上的中文欄目全部消失了，中國姓氏被要求改為日本姓氏，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

“皇民化”雷厲風行的時候，日本警察一看到台灣民眾穿着布扣子做的台灣服，就會當場用剪刀剪去布扣子。日本人說：“台灣服是支那服，台灣民眾認為支那是他的祖國，所以一定要廢止台灣服。”所有反抗都被壓制着，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央書局的莊垂勝就因此坐了一年牢。

面對家鄉親友回家的呼喚，悲痛的林海音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我們現在是失去了故鄉，但是回到故鄉，我們便失去了祖國，想來想去，還是寧可失去故鄉，讓可愛的故鄉埋在我的心底，卻不要做一個無國籍的孩子。”

在台灣，那些自願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統治當局提升他們為“皇民”，可以享受種種特權。比如，戰時實行配給制，台灣同胞能獲得的配糧，只是在台日本人的一半，“皇民”可以得到介於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的數量。

即便是為了餬口，願意成為“皇民”的也不多。在日本侵華戰爭開始時，“皇民”佔全台人口不過4%。太平洋戰爭開始，“皇民”運動加速進行，增加到7%左右。大戰結束時，“皇民”人數佔10%左右。

那些自願成為“皇民”的台灣民眾，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還要“日本人”。

鼓吹“台獨”的前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家境不差，小時候還在私塾學習“漢文化”，但老師其實是隻是以日文來誦讀《論語》跟《孟子》等《四書》。1940年，讀中學四年級的李登輝改名“巖裡政男”。李登輝曾說，改姓“裡”留下了“李”這個音，很多姓“李”的都改成“巖裡”“小裡”“北里”等等；“巖”是因為李家來自福建龍巖。

“皇民化”運動有個重要目的，就是在台灣徵兵，為“南進”侵略政策充當炮灰。二戰爆發後，日本從台灣強徵近30萬青壯年，這其中有3萬人確定死亡、10萬人受傷。

隨着太平洋戰爭爆發，大批台灣青年被徵召去南洋，有去無回。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就加入了日本海軍，命喪東南亞。1944年，李登輝被編入日本千葉市千葉高射炮部隊做見習士官，未及參戰，就在千葉迎接了日本的戰敗。在日本帝國大學和日軍中受的教育，使得他在人格底色上就扭曲了。

如果讓台灣兵開赴大陸戰場，往往遭到直接對抗。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壯丁300人被徵入伍，在領得槍械後，立即“譁變”，消滅日寇30名，在隨後的激戰中又消滅日寇145名，然後持械退入山中開展游擊戰。

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在歷史學家楊渡三個叔公的命運中，也可見一斑：

楊渡的三叔公，被迫在上海幫日本人當翻譯，抗戰勝利後，被當成日本人、漢奸，幾乎死於上海，戰後死裏逃生回到台灣；六叔公被日軍徵召，遠赴南洋當軍夫，差點餓死於南太平洋的荒島上，最後是靠着美軍帶回家；而留在家鄉的二叔公，左腿毀於1944年美軍對台北的大轟炸。一個小小家族，在一場戰爭中，竟有如此不同的際遇，這或許就是台灣民眾命運的縮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