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紀緯紋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正式發布，港澳專章不僅強調“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以及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最具驚喜的，是具體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令香港各界備受鼓舞。各界均視北部都會區為香港深化與國家發展融合、開拓新增長點的重大契機。在綱要出台後不久，特區政府馬上行動，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宣布向立法會提交北都專屬法例並展開諮詢，冀今年內通過。

回顧自國家“十二五”規劃設立港澳專章以來，國家規劃更多是從宏觀層面為香港指引發展方向，賦予其多項“中心”的戰略定位。國家“十五五”規劃把一個具體的本地發展項目列入國家級規劃綱要，可謂是戰略層面的重大突破。這標誌着中央與香港的發展對接，從宏觀的“功能定調”邁向微觀的“項目定點”，其背後蘊含的政治、經濟與制度意義，值得每一位香港市民深思。

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

首先，在政治意義上，北部都會區被寫入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從根本上被賦予國家戰略層面的意義。大型基建或區域發展被納入國家規劃，在內地省市十分普遍，但對香港而言，卻是里程碑式的第一次。這不僅是中央對特區政府施政藍圖的最高背書，更是對香港由治及興進程中發展方向的肯定。北部都會區不再只是本地規劃的項目，也不僅是“配合”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而是成為國家整體發展規劃上的關鍵環節，承載探索“一國兩制”下區域深度創新融合的政治使命。這種“升格”，賦予了特區政府前所未有的政治責任和動能，在推動跨地區協調、說服持份者、調動社會資源時，擁有了最權威的上層支持，確保項目的順利推行，從而實現香港發展與國家戰略藍圖同頻共振。

其次，在經濟意義上，北部都會區成為一個被國家“五年規劃”加持的重大項目，為香港構建了一個從“超級聯繫人”轉化為“價值增值樞紐”的實體平台。近年來，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扮演“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橋樑角色。香港固然有其優越條件鞏固這種“聯繫”功能，但在全球價值鏈激烈重塑、高新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僅僅作為橋樑並不足以支撐其持續繁榮。北部都會區“升格”為國家戰略，意味着中央聯手香港打造一個廣闊的國際級經濟空間，通過把香港的國際規則優勢、基礎研發能力，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先進製造業鏈條、龐大市場深度結合，向世界展現一個能產生巨大聚合效應、具雙重競爭力的新經濟平台。

北部都會區目前已規劃的創科產業集群和口岸經濟，以及預期實現的“香港研發、灣區轉化、全球銷售”高增值產業鏈新模式，在國家“十五五”規劃加持下，將如安裝了強力磁石，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和頂尖企業落戶，推動香港經濟引擎從“服務型”向“創造型”切換。

積極發揮改革試驗田作用

最後，在制度意義上，北部都會區成為激勵香港特區治理思維與模式改革的閘門，特區政府更要主動加速制度革新。最直接的體現，便是藉着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把北部都會區發展進行到底。首先，香港五年規劃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制度突破，標誌着香港治理模式從側重短期應對和市場主導，轉向更具前瞻性、主動性的“規劃引領”。就北部都會區而言，為實現“加快建設”的要求，特區政府必須在已着手訂立專屬法例的基礎上提速提效，簡化行政程序，對現行發展模式進行“拆牆鬆綁”。

北部都會區作為“特區中的特區”，現應更大膽地在數據流動、人員通勤、規則標準等“軟聯通”層面尋求更多創新突破，為港深兩地乃至整個大灣區的深度融合，探索可複製的制度經驗。這種將北部都會區作為“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相結合的“改革試驗田”的制度創新意義，其深遠影響將比項目建設本身更為重要。

北部都會區寫入國家“十五五”規劃，是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戰略性升級，其意義在於為這片土地的發展注入政治強心針、經濟轉型機遇和制度創新活力，當下的關鍵在於政策落實。香港社會上下，尤其是特區政府，必須以時不我待的態度積極回應。可以期待，隨着更積極、更具突破性的政策措施陸續出台，實行更行之有效和公開透明的落實與監察機制，國家“五年規劃”將延續其“願景即現實”的優良傳統，香港將落地更具競爭力的產業、市民能切實感受到北部都會區發展帶來的紅利，讓這個區域真正成為驅動香港未來、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新引擎。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