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帆

全國兩會剛剛閉幕，“十五五”規劃綱要正式公布。其中專設港澳篇章，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擘畫藍圖、錨定方向。細讀規劃，香港的角色定位已悄然發生深刻嬗變，其核心在於從過往側重聯通的“超級聯繫人”，向深度參與和引領國家制度型開放的“關鍵樞紐”躍升。此一轉變，意味著香港的發展與國家的命運從未如此緊密相連，也標誌著中央對港支持從“政策輸血”邁向“系統賦能”的嶄新階段。

角色升級：從“通道”到“權力節點”的質變

縱觀規劃內容，香港的傳統優勢得以鞏固，而新興功能更被賦予戰略權重。規劃不僅重申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更首次明確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等功能。這一系列部署，劍指香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其深意何在？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香港的獨特價值，正在於其同時具備“自由港”的開放活力與“避風港”的安全穩定。規劃的指向清晰無比，即香港不能再滿足於扮演資金與貨物進出的“通道”，而必須成為配置全球資源、制定市場規則、管理國際風險的“權力節點”。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其樞紐功能的強化，直接關乎國家金融安全的戰略佈局。這要求香港的金融業必須革故鼎新、提質增效，從簡單的“資金過路站”轉型為深度融合的“價值創造地”。筆者認為，這一轉變是香港對接國家戰略的必然選擇，更是其突破自身發展瓶頸、重塑核心競爭力的歷史機遇。

北都破局：以空間革命驅動產業變革

“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首次寫入國家規劃，其意義絕非僅是增加土地供應這麼簡單，而是一場謀定後動、舉綱張目的頂層設計。旨在從空間、產業、協同三個維度，對香港的發展格局進行戰略重構。

長期以來，香港“南重北輕”的空間格局與“產業空心化”的經濟結構相互交織，制約了發展動能。北部都會區的規劃，直指這兩大痛點。在空間上，它旨在扭轉發展重心，通過釋放新界北部土地、布局跨境基建、就近提供住房與職位，破解深層次社會矛盾；在產業上，它以新田科技城為核心，聚焦創科發展，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香港研發、深圳轉化”的創新鏈條，推動香港經濟從“輕資產、重服務”向“科產融合”的戰略轉型。

更關鍵的是，北部都會區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樣，承擔著探索“一國兩制”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試驗田”重任。能否在人員、資金、數據等要素跨境流動上實現突破，能否將“兩制”之異轉化為互補之利，關乎此舉成敗。這不僅是香港自身的發展工程，更是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探索制度型創新的國家工程。其成功，將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樹立典範。

雙向賦能：在與國家同頻共振中定義新價值

規劃明確提出“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的機制”，支持香港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這揭示出香港與國家關係的新內涵，即從單向的“窗口”與“橋樑”，轉向深度的“雙向賦能”與“同頻共振”。

所謂“雙向賦能”，意味著貢獻國家與發展香港已成為一體兩面。一方面，香港可憑藉其熟悉的國際規則、完備的普通法體系、以及高端的專業服務，為內地企業出海保駕護航，降低全球化風險。香港的律師、會計師、諮詢機構，正是中國規則與國際規則實現“雙向適配”的最佳中介。

另一方面，龐大的國家市場、齊全的產業鏈配套以及蓬勃發展的新質生產力，為香港的創科人才、金融機構及專業服務提供了無可比擬的應用場景與成長舞台。香港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可為大灣區創科賦能；深圳強大的製造業生態，又能為香港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提供支撐。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協作，方能產生“1+1>2”的化學反應。

綜上，“十五五”規劃的港澳專章，為回歸祖國懷抱近三十年的香港指明了前路。這條道路的核心，是融入與引領並舉，發展與貢獻共存。這要求管治團隊必須展現出敢為人先、破舊立新的魄力與擔當，將國家規劃的宏偉藍圖，轉化為本地立法、政策與行動的具體施工圖。

同時，香港社會各界亦必須登高望遠、胸懷大局，善於從國家發展的脈動中尋找自身發力的共振點。無論是組建“併船出海”的商貿代表團，還是在河套共建產學研協同創新體，其終極目標都是將香港所長與國家所需進行精準耦合，在服務國家戰略的過程中，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與發展可持續化。唯有如此，方能不負中央所託，切實將習近平主席“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殷切期望轉化為生動實踐，讓香港在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壯闊征程中，再創輝煌。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