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雲超 臨近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並將審議「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國家出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以下簡稱「方案」）。在中央改革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下，授予深圳特區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上更多自主權，以支持「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給人很多想像空間。 該「方案」旨在於「高舉新時代改革開放旗幟，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主要目標聚焦在要素市場化並在營商環境、城市空間等領域採取重大改革措施，做好全面開局準備，加強法制化和國際化建設、推進制度構建、複製和推廣創新成果，到2025年在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標誌性突破，為全國機制創新和制度改革作出重要垂範。 科技創新方面，「方案」要求加速完善科研成就和科技成果轉化制度；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及建立國際化人才機制等舉措被允許先行先試；在資本市場建設、開展數字人民幣內部試點及推動數字人民幣研發應用國際合作方面予以鼓勵和支持。同時，在醫療、購房、就業、教育、交通及社區服務政策上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多方便，到2035年把深圳建成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業創新創意之都」。 「方案」著重強調粵港澳大灣區數據平臺建設，探索數據產權及建立數據隱私保護機制，試點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支持深圳「以規則銜接大灣區合作發展，發揮前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試驗田功能，完善法制領域跨境協作機制，健全國際法律服務和糾紛解決機制」。在示範內陸地區的同時，加強灣區建設、為港澳融入國家經濟新戰略提供平臺。 深圳特區成立40週年之際，國家支持深圳綜合授權改革試點，是中央從全域出發，推動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戰略部署，是發揮深圳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試驗田和先行示範區進行創新改革的全面探索，也是國家以27條舉措和40條授權事項一攬子清單式批量方式推動重點領域改革。香港「星島日報」援引中共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的話說，深圳準備著力打造中國之治「樣板間」,勇當駛向中華民族復興彼岸之第一艘「衝鋒舟」。 美日印澳日前形成「四國機制」，西方世界圍困中國。中國順勢而為提出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雙循環模式。中國不能沒有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強化內需和刺激消費，完善和健全內部產業鏈之階段性舉措，增強引進來吸引力和走出去競爭力，更高層次全方位改革開放，高水平高質量因應國家發展戰略和全球政治大局，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紅利及制度優勢釋放充分，但改革模式和發展機制遭遇瓶頸。中央和地方權責劃分及利益分配、部門職責調整和社會保障制度確立以及群眾利益社會均衡多組關係均呼喚創新。去年8月，中央作出支持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之重大決策，今又強調健全改革正向激勵機制，引致國內外專家迅速反應。 英國「經濟學人」視「深圳奇跡」為全球逾4千個經濟特區中頭號成功典範。四十年再出發尤須庚續和弘揚敢闖敢試、埋頭苦幹之特區精神。直面逆風逆水外部環境，必須「深化改革，激發新活力，提高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深圳有能力承載國家賦權，做好灣區引擎，推進質量發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庫恩逾200餘次到訪中國，近距離觀察深圳，認為深圳是「頭腦風暴」式魔幻之城。如若深圳街頭走一圈或者地鐵車廂看一眼，任何人都會為這個平均年齡20出頭的活力城市而印象深刻，必定會為這個在「春天的故事」中「走進新時代」的一夜之城而震撼。「財富」主編克利夫頓-莉夫深有感觸地說，越來越多全球500強駐守深圳。相信有創新助力，多家深企，特別是民企，有望衝擊世界500強。 深圳創新活力充沛，市場環境寬松，目前擁有創新載體2214家，9成以上研發機構、研發資金和專利發明來自企業；前海從零做起，十年註冊企業增長50倍，經濟密度每平方公里高達152.6億元。以「制度創新策源地」為名的前海平均3天一制度，近年來制度創新573項，其中全國首創226項，全國複製推廣58項。先行先試帶動全域發展，永立潮頭引領時代進步。特區成立40載，而今邁步從頭越。 深圳最大魅力還在於其享有「立法權」和內地城市未必具備的地緣優勢及創新機制。創新立法機構本身的改革，實現立法方式轉型將改革納入法制化軌道是核心。自建立經濟特區，深圳創造了千餘項全國第一，很多驚人指標的誕生和枯燥數字的背後，蘊含著特區人的熱血奮鬥和能量釋放，又說明思想破冰引領改革突圍。 依據「方案」，深圳至少20項現行法律法規可望修訂。得益於特區改革創新條例對改革的保障激勵制度，深圳已是亞洲前五且具有全球標桿意義的國際大都市。深圳乃世界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尤其在深港合作方面，如何能夠把港澳和內地人力和資本成功對接與有機融合，依然需要制度探索和機制創新，從而消弭地理藩籬，淡化體制邊際。 有政治學者與戰略觀察家承認，近年來國際局勢變化莫測，全球形勢依然充滿未知和不確定性。然而，經過世紀瘟疫之災和中美全面角逐，中國政府經受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和考驗。在政治經濟風暴中經歷磨難，因此在改革力度、管治水平和制度信心諸方面更加成熟和富有定力；在政黨建設、社會結構、民生民情方面亦更有想法。 學界認同中國人聰明、勤奮愛學習。從中央到地方各層級政府目前均堪稱學習型政府。學者型官員及博士縣市長充盈中國基層管治隊伍。在中國工業發展、科技進步和三農經濟各個維度默默深耕，尤其踐行在中國縣域經濟第一線，為國家進步兢兢業業，恪守職責。中國共產黨是有理想的政黨，它來自於民服務於民，國際主流社會冀望中國引領世界走向未來。 中國刻骨銘心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並非空穴來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亦不是空中閣樓。深圳特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活動既是中國進入新時期之里程碑，又是轉軌換道、全面佈局、升級管治體系、完善社會制度之標誌。以人為本、簡政放權、激活大市場、釋放創新力。中國實現大突圍，指日即可期。 境內外學者對「方案」主流詮釋誇張樂觀。有人把特區在土地政策方面權責比肩直轄市，又把完善勞動力流動制度比作間接改寫勞動法。有了「尚方寶劍」，其熱詞和亮點不僅逾越現行政策和制度，而且在金融、科技、人才、醫療、教育及住房民生多領域不斷外溢和延伸。對標國際大都市，自信填充國際多領域空白，在不同行業及其上下游探索和開發空間無可限量。 有境外學者偏鋒解讀，認為國家太過頻密出臺大政方針，也有人批評深圳朝令夕改，政策缺乏連續性，甚至勇不過當年。事實上，一個14億人口大國，不同地區和不同階段發展速度和質量不盡相同，作為一盤棋戰略謀劃統籌兼顧是必然的；深圳是中國最早成立也是實踐最成功特區。敢闖敢試，有錯就改是深圳基因。顧全大局、抓大放小又是特區之魂。 從更高層面看，該「方案」其實就是一份時代宣言，既昭示了中國政府引領國人走向未來，亦同時繪就了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之藍圖。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在應對冠病這場曠日持久你死我活爭鬥中，有的國家仍在掙紮，有的國家依然迷途不返，但中國率先登上抗疫戰爭制高點；中美全面抗衡，西方極限施壓，中國不屈不撓，在自我建設過程中，依然不懈努力，為人類共同命運孜孜以求。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社會學學者、語言學教授、劍橋智庫創辦人編輯：潘麗麗原文刊載於《朝聞天下》，標題有改動。

文/邢雲超 筆者曾兩度經過台灣海峽，一次遠距離遙望釣魚島，想像著以香港同胞為主的中華勇士自發組織試圖登島，彰顯中華民族氣節，書寫可歌可泣詩篇；另一次乘遊輪前往沖繩，沿途近距離觀察和感受海峽之偉岸。 如今，全球媒體一邊就美國「10月驚奇」大選各抒己見，一邊聚焦台海危機，關注陸台對峙相煎。可謂風雲起台海，烽火日夜驚。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9月18日說：「美國和民進黨當局加緊勾連，頻繁製造事端，無論是以台制華還是挾洋自重，都是癡心妄想，註定是死路一條。」解放軍轟-6戰機掛載被稱為「航母殺手」的鷹擊-12反艦導彈飛越台海，台灣戰機無預警起飛，三軍聯翔操演，模擬制「敵」作戰。9月20日，美軍EP-3及E-8C飛機進入台西南空域偵查。大陸、台灣和美軍機20日早上同時現蹤。 有朋友聊起台海問題，關注最多的莫過於台海會否開戰、何時開戰及如何開戰。如果真的開戰，殘局如何收拾，戰後如何接管，老百姓戰時要有哪些準備。事實上，這是一個既複雜又簡單的問題。何時開戰表面上由大陸決定，而大陸決定的前提條件是台灣當局創造的，台灣當局任何言行則由美國「老闆」背後部署。「美國玩台灣，台灣樂意被玩」已成為不爭事實。台當局踐踏紅線之日就是風雲突變，烽火燃起之時。 台灣民意基金會日前最新民調顯示，49%民眾對台軍防衛台灣有信心，而高達60%的人認為，若大陸攻台，美國可能會出兵協防。台灣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員湯紹成在政論節目中認為，鑒於時段因素，民調只有部分參考價值，「美國大選完內部有些動亂，就會影響美國到底使用什麼方法援手台灣。民調只是民眾看法，外頭變量太多，數字看看就好。」 美台互動傳遞三信息 美國近期從衛生部長到國務次卿，再到網傳的甚至更高層級台美互動，清晰地傳遞了三個信息：其一，美國插手香港事務全面落敗後，加劇了與台灣的互動頻率和交往力度，從而刺激並持之以恆遏制大陸；其二，和中國全面脫鉤屬全面決裂之前奏，意味著在國際關係和國際組織上拉幫結派和山頭主義，扶植台灣走到國際前臺；其三，「玉山論壇」召開，蔡英文緊靠美國，執意加入「小北約」圈子，參與澳、日、印的印太戰略俱樂部並充當馬前卒。戰略專家嗤之以鼻，認為此舉屬自導自演，也不乏選前做秀之嫌。 「台獨」教父李登輝逝世，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成全了台灣獨派和境外反華勢力。他們從幕後走到前臺，膽量越來越大，行為也越來越離譜。台灣、日本及美國要員同框行為，昭示了和中國對決公開化，也暗示或有更多西方政客接踵而至。台灣與境外反華勢力動作每深化一步，就倒逼大陸決心加大一步。學界坦言，收復台灣已是進行式，著手策劃後台灣模式已列入日程。 中國大陸多海域多兵種協作和多輪實彈演習，已在東部戰區、南部戰區協同聯動。9月28日，大陸宣佈四大海域軍事訓練，香港《南華早報》當日也透露，時值中國國慶，解放軍東海黃海及西沙群島荷槍實彈，密集演練。如此大規模高頻次軍事活動發生在特殊地域及敏感時段，值得關注。 此間，台媒尤其在意堪稱「攻台先鋒」的大陸73集團軍。執行這次巷戰演習的該部，是當年炮擊媽祖和金門的前31集團軍。台灣出現各種歪曲事實之解讀，天真地認為大陸演習是「宣洩壓力，轉移內部矛盾」。 台灣「立法院」6日通過國民黨團「台獨」性質提案，「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台美恢復「邦交」。島內有綠媒積極亢奮，炒作「立法院」院會無異議通過。然而，美軍雜誌鼓吹「重返台灣」，民進黨當局既怕被殖民又怕成炮灰，所以不敢接招。前「總統」馬英九聲言，首戰即終戰，一旦台當局政策錯誤，就會千萬人頭落地。 有智庫專家認為，大陸軍機繞台已經機制化和常態化，既是心理戰術和戰略施壓，也是政府立場和國家意志彰顯；當然也不排除通過在人力、物力及能源諸方面持續消耗對方，以此令台軍倦怠鬥志，疲於奔命。台灣媒體推算，若戰機每架次飛行一小時約100萬元新臺幣（約4萬7000新元）成本，台空軍則耗費成本約255億元新臺幣。 國民黨主席及「立法委員」江啟臣在質詢時，一方面憂心台海陷入軍備競賽，另一方面拋棄「不統不獨」「由暗獨走向明獨」，國共合作喪失基礎，陸台統戰也成了無源之水。目前對峙白熱化，時局兵凶戰危，隨時擦槍走火，令僵局變危局。 如此時刻，美軍放風討論將四個師的數萬兵力及重型裝備部署到台灣之可能性。為監控大陸濱海戰區，美EP-3及U-2偵察機已各就各位。美國空軍9月24日稱，美當日於加州外海模擬攻島，罕有動用隸屬於第49空軍聯隊的中東反恐「死神」無人機MQ-9，擬對南中國海三個島礁發動「震撼式、流鼻血」襲擊。 記錄軍機動態的推特賬號「飛機守望」（AircraftSpots）9月25日獲悉，美軍兩架B-1B戰略轟炸機從關島出發，往台灣方向飛行，貼近東海航空識別區，最後返回美國本土南達科他州空軍基地。推特賬號「CANUK78」10月8日也披露，美軍駐防嘉手納基地的MC-130J特戰運輸機今年多次穿越台海。 另據彭博社消息，97歲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10月7日的線上活動中說，中美領導人須探討不能再推進威脅的界限，否則將陷入一次大戰的局面。他還表示，華盛頓須要換一種思維，理解這個世界的複雜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實現戰略和經濟上都具有其他國家所無法威脅的單方面優勢」。 中美或仍在戰略試探 台灣已成為中美角力的舞臺。美國單邊霸權，乃台海風雲之源。烽火日夜驚，也未必是兩岸急於相煎。 有軍事及外交專家認同，目前中美雙方仍在戰略試探和戰術評估。美國正測試究竟「一中」底線在哪裡。若大選前果真大陸打響第一槍，則正中特朗普下懷，不管美軍如何出手，均會令特朗普穩坐釣魚臺，戰爭硝煙就會不折不扣成全一個戰時總統。 軍事觀察家認為，解放軍究竟何時出手，似乎都不乏絕對優勢。美大選前下手速戰速決，不會給對方太多機會在國際社會做更多小動作，而節外生枝。 若選後下手，大陸則有更多機會秣馬厲兵，清晰洞察國際關係，全面備戰和因應對手。即便峰迴路轉，台海風消雲散，大陸海空戰略突破和戰術制衡，已經成就解放軍絕對主動權，為日後和平統一埋下伏筆。 中國歷史上雖沒有外侵及戀戰記錄，但是不缺乏保家衛國、浴血禦敵詩篇。近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揚言構建反華全球網絡，中國外交部強力回應「癡人說夢」，並說「他等不到那一天」。 《今日美國》10月3日稱，特朗普在擁擠的玫瑰園宣佈提名巴雷特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至少七名出席人員被檢測出冠病陽性。5日，美國海岸警衛隊副司令查爾斯確診，參聯會八名上將有七位隔離。突發情況動搖兩黨選舉的既定政策。 《大西洋月刊》9月23日載文《可能讓美國崩潰的大選》指出，有政治戰略家和情報分析師觀察，隨著11月3日臨近，「屏幕上正在閃爍著政治體系不知如何消化的紅色警告，一些危險的東西進入視野，這個國家正在其道路上跌跌撞撞」。　 遙想1948年美國大選，蔣介石孤注一擲，籌碼全壓在對決民主黨杜魯門的共和黨杜威身上，企圖指望杜威當選助其內戰，最終事與願違。杜魯門勝選致使蔣政府因冒犯民主黨而難獲美援，國民黨敗退台灣。若非隨後朝鮮戰爭，台灣或許早已變天。 何時開戰表面上由大陸決定，而大陸決定的前提條件是台灣當局創造的，台灣當局任何言行則由美國「老闆」背後部署。「美國玩台灣，台灣樂意被玩」已成為不爭事實。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為香港社會學學者、語言學教授、劍橋智庫創辦人編輯：潘麗麗來源：聯合早報

文/邢雲超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屬於倫理學範疇,最早出現於19世紀初的英國。哲學家遵循「某種行為提升幸福最大化（Maximum happiness)即為正確，反之錯誤」予以定義，傾向性地認為一個人的動機和手段與行為結果相形之下無足輕重。因此，對於個體行為的判斷准則是該行為對快樂和幸福正面影響及促進程度。功利主義是一種以實際功效或利益作為標準的倫理學說。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隨著社會進步不斷深化，人類倫理原則隨著時代變化因此不斷演繹。 經濟學家JS密爾(John Stuart Mill)強調功利主義在行為上的標準幸福是與此有關聯的所有人的幸福而非行為者個人幸福。「當你待人就像期待他人待你一樣，功利主義道德觀就達到理想完成的地步」。200多年前，英國哲學家J.邊沁(Jeremy Bentham)創造了功利主義哲學，用以指導英國法律制度改革，後經濟學家翰穆爾改造成為經濟學基本哲學並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維度。 功利主義思想在東西方均有其淵源。雖然在新的歷史時期頗受詬病，但對於社會文化和市場經濟影響難以祛除。比如，在探究和處置利益及道義不同哲學範疇方面，孰重孰輕，誰先誰後，如何因果等等。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以為人要理性控制慾望，才能達到幸福至善，此後，其門生柏拉圖便承繼該理論並視之為洞穴之光。功利主義的至高推崇，過快的城市化步伐已經催生所謂網絡流行語「靈魂跟不上身體」。 進入20世紀90年代，人口膨脹、環境惡化和種族衝突，已經成為全球問題，嚴重制約人類健康發展。世界各國長期追求之發展模式亦備受質疑，單純依靠經濟竄升所引起的社會進步是浮華的、也是脆弱的。以利益驅動和功利心發展勢必一方面引起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惡性競爭和不良循環，另一方面，貧富懸殊、社會動蕩，其發展模式必將難以持續。新的發展觀取而代之的迫切性與日俱增。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之初，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國家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得利益階層面臨義和利的權衡和取捨。功利主義者首先支持個人慾望滿足和物質財富積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方面，競爭紛呈，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財富階層的浮現，物質的快速聚集，貧富差距的拉大，漠視了公平，助長了拜金。資源被濫用，物欲難抑制，某種意義上忽視了社會公德，為社會發展衍生了不和諧現象。 「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大部分地區發展和更多人走向共同富裕」為鄧小平1985年3月28日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首次提出。東部帶西部，先進帶落後，點對點一對一幫扶，在全國範圍星羅棋布。有觀察家發現，「在此過程中，除了為加快上市努力創業，財富階層更多圈錢，致使貧富兩極分化，鮮有看到財富階層道和義」。 四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事實證明，物質財富集聚未必必然導向道德標準提升。所謂GDP及物質文明亦難以直接引起精神文明並和科教文化同步發展，從而在尊嚴、自由、個體與集體、精英與大眾之間交相互動。反之，物欲橫流、道德缺失、不擇手段及追名逐利引發更多負面社會問題。 學界認為，中國多年的改革開放隱含不少功利主義元素。過往政策衡量標準往往就看有否利益於經濟指標，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犧牲了社會公德和人文關懷。「不論是社會功利還是個體功利，一切行為皆最大化所謂社會福利，其目的的正當性證明手段的合理性，趨利避害，最大化效用函數」。堪稱「後果主義」評估標準雖然某種程度上推進了市場經濟，但畢竟少不了把市場視為工具之嫌。 持續10個月的世紀瘟疫依然無法遏制。衝撞國際秩序，破壞全球格局，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科技教育均留下難以癒合疤痕和驅之不去之痛。如何發展經濟和災後重建成為各國新問題和新課題：是讓功利主義捲土重來，指揮和導引經濟秩序，還是危機之中鎖定契機，是抓速度促生產還是重質量求品質，是搞形式主義塑造形象工程，還是長遠視之，完善社會基礎建設，創造社區人文環境。諸如此類，尚需思考。 2020年是中國「十三五」實現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決定性之年。為持續增收、穩定成果，國家提出「四個不摘」。既授之以魚亦授之以漁。高層視教育均等和扶貧扶智公共服務為久久為功之事，在強弱協作、定點扶貧機制及教師下沉貧困地區諸方面措施良多。然而，新的國內外形勢之下，經濟和民生改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和農民中的現代技術開發和應用勢必成為國家振興戰略有力抓手。 中美從貿易戰到金融戰再到科技戰，從華為被斷芯再到中美所謂全面脫鈎，歸根結底是科學技術之抗衡，甚至是基礎理論和基礎教育的較量。美芯片公司及英特爾公司先後對華為新禁令生效已一周，日後台積電、高通、三星及美光亦或跟進。華為及其70家附屬公司「被處極刑」，而對中國的制裁，最後可能出現非美國企業都不能向華為供貨的困境，既做死了國際供應鏈，當然也暴露了國內產業鏈之脆弱和欠缺。 中國產業鏈處於全球中下游，始終跟跑科技領域。自2001年入世，中國對美國技術依賴度快速增加，到2016年達到峰值，專利互持差額近2萬件，其間嚴重漠視了集成電路和軟件開發在信息產業和科技變革的龍頭力量與核心作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學技術，其所獲利潤並非傳統觀念的勞動剩餘價值而是依賴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的發明創造及持續作為。 基礎教育是創新源頭，屬於動態概念，和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勢不兩立。基礎教育是指人們成長過程中為獲取學問先期掌握的各種知識，是造就人才、提高國民素質的奠基工程。它具有獨立的教育價值，而且不依附於其它類型和層次教育的價值。雖然不能否認其承載著為高一級教育機構輸送生源事實，但是強化素質教育、固化育人機制而非層層選拔的獨立價值觀顯然是深化教育改革之先導，因此需要改善科教生態環境，釋放原創動能，變短板為長板，加快實現從1-100到0-1制式轉換。 在成功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科學探索的純正性及自然性追求不會成為功利或者實用主義附屬物或衍生品。國內完善的產業鏈之關鍵環節即創新鏈條。基礎研究是前端，產業開發及應用為中端和末端。基礎研究做好了，產業技術才能爆發式突破，踏上自主創新之路，通過產業鏈水平橫向及垂直整合，形成國際競爭力產業集群。儘管政府帶動和財政投入以及產學研合作被視為高效創新模式，但是，只有原始創新能力提升和相關機制構建才是核心所在，而原始創造力總是和基礎教育相提並論。 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經濟體均擅長在科技創新源頭做文章。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始終一貫成為焦點。芬蘭、以色列、日本因應時代之需日前廢除教科書及壓縮學科分類，增加跨學科及通識教育，倡導現象教學和情景教學；而中國國內教育急功近利，南轅北轍。升學率、排名次及超前補習如火如荼，各地重金打造學區房，名校指標強壓天性發展，功利性指揮棒破壞了科技創新大環境，打垮了原創生命力。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急功近利無縫對接，基礎理論和人文社科縮水受限，職稱、論文、獎評等不良機制亦扼殺了人文氛圍下創新性培育和扶植。 在不同歷史時期，功利主義之於政治經濟、科教文化以及法律法規均有不同功能和正負作用。在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上也一度為國人提高了目標感和存在感，但同時也為人情缺失、人性挑戰帶來困擾或不確定因素。從科教文化角度看，功利主義也始終提供了競爭機制和發展空間，然而，從其義務論和道德原則出發，仍需人力、物力、財力及智力上相互融合，優化內部佔有結構，辯證地利用功利主義合理方面，巧妙地避免利己主義。 隨著經濟縱深發展，利益最大化、享樂主義甚至鋪張浪費甚囂塵上。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中，功利主義在推動社會發展造福人類社會有其值得肯定的工具性積極一面，但科學有功利性更有文化性，二者之間應該始終保持必要的張力。科學技術又是第一生產力，知識技術及人力資源已經成為全球市場生存的決定因素。國家科技創新力的第一源泉就是人。所以，以人為本，因果清晰。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潮起又潮落，後浪推前浪。究竟如何在現實中動態地、辯證地對待和利用功利主義，為中國2035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和2050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突破自我桎梏進行量的積累，進一步從哲學高度透視和探究更加科學的理論原理和更高層次的審美情趣似乎不可或缺。胡適先生曾提出要多研究問題，少談點主義，今天索性重操「主義」，畢竟「主義」的探討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及時啓發警醒他人，策略地引導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者為香港社會學學者、語言學教授及劍橋智庫創辦人

文/邢雲超 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尼克森圖書館發表對華政策演講，全盤否定中國內政外交，呼籲世界各國與中國人民“改變“中國共產黨，並定義今天的世界正在經歷“自由與暴政之間的戰爭”。30日，美國會參院外委會聽證會上蓬佩奧接著繼續指責中國政府。專家研判，此言此舉暗含美國未來對華政策走向，勢必導引政府行為，對中國全面發動猛攻。作為美國務院首長及首席外交官，蓬佩奧刻意選擇在加州橙郡，這個既是尼克森故鄉又是蓬佩奧出生的地方，用心良苦，意味深長。“美國政府當時向中國示好，是希望誘導改變。尼克森接觸政策並沒有發生當時寄望的改變”之言，顯然是在挑撥中國和其它國家矛盾，離間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關係。“蓬佩奧演講與英美從邱吉爾到雷根對蘇詛咒和謾駡不同，演說多處表現怨氣和失望，其前提是認為對方沒有達到自己抱有的預期”，美國阿拉格妮學院歷史學副教授伍國評價說。而“北京的作為威脅了我們的人民與繁榮”，則被國際社會解讀為“一場冷戰的新鐵幕已經開啟”，此番言論“可能扼殺中美外交對話僅餘的空間”，中美關係全面惡化因此步入快車道。從貿易到人權，從港臺到南海，從華為到領館，從亞洲到歐美，美國近期刮起陣陣旋風且風眼清晰，目標明確。除國家政策層面之外，蓬佩奧先生始終沒有閑著，遊走世界各地，蓄意煽風點火，強調美國坐視中國威脅的日子“一去不復返”，拉攏和集結多國聯軍，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全面遏制中國。蓬佩奧日前宣佈啟動所謂“清潔網路”五項措施並擴大“淨網”計畫至華為海底電纜以“阻止各種中國應用程式訪問美國敏感資訊從而保護關鍵電信和技術基礎設施”，徹底切斷中美互聯網。揚言號召全球盟友及合作夥伴形成合力，共同保護“國家安全”，學者認為其本質是“服務於特朗普短期政治需求，順便為其本人謀取2024選舉的政治資本”。特朗普在其自傳“交易的藝術”中曾多次吹噓其成功避稅。據悉，通曉稅務法律的蓬佩奧功不可沒。特朗普當選總統，蓬配奧自然名聲大噪。2017年1月獲參議院通過就任中情局長，次年4月接替被炒的蒂勒森成為第70任美國務卿。從此，蓬先生對中國事開始事事上心。亂港頭目黎智英8月10日被抓，蓬佩奧表示“深感不安”，就連李登輝之死也要親自過問。坊間戲稱“不務正業”。美國11月大選臨近，國內政治鬥爭膠著。不管是冷戰還是熱戰，奪取大選勝利才是王道。轉移國內矛盾，淡化疫情危機，引發民族仇視，製造地區爭端乃當務之急。伊朗、朝鮮，中國進入視線。圍堵中國既是上策也是首選。上月中旬，蓬佩奧出訪英國和丹麥前夕記者會上竟然叫囂中國“帝國主義”，被網友調侃拿錯“劇本”。國際社會普遍承認港臺及南海是美國發起挑釁捕捉注意力最佳熱點。美國究竟能夠掀起多大浪花，眾說紛紜。疫情當前，蔡英文為美衛生部長官方防颱大開綠燈，島內輿論認為此時將臺灣拖入政治漩渦，居心叵測。蓬佩奧一邊辯稱，合作研究疫情當屬正常，一邊自導自演，糾集狐朋狗黨，締結新型同盟，綁架國際社會，造成地區恐慌和全球緊張。《紐約時報》5月底稱蓬佩奧為美國有史以來最糟糕國務卿。此人劣跡斑斑，毫無建樹。美國網友亦順手借“人類公敵”戲稱“國務院之敵”。他四面樹敵，樂此不疲，氣急敗壞走四方，散佈政治謊言，播下仇恨種子。在5G問題上，從亞洲到東北歐再到西歐，挨家挨戶拉攏盟友甚至脅迫無辜國家犧牲巨大經濟代價和難得發展機遇就範跟風。蓬佩奧在歐俄北溪天然氣管道二線項目、國際刑事法院對美國駐阿富汗人員被控犯有戰爭罪調查及無限期延長對伊朗武器禁運諸多國際問題上指手畫腳，橫加干涉。“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盜竊，這才是美國不斷進取的榮耀”。Tik Tok雖遭遇打壓，甚至德國亦考慮放棄TikTok帳號，但終究沒有成功阻攔Tik Tok要在歐洲建立首個資料中心。早在中國發現疫情之初，多個重大國際場合，蓬佩奧聲稱已捐款1億美元給中國，但事實上此謊言迅速被揭穿。美國駐成都領館關閉期間，他又順口開河，吹噓美領館給中國雇員超多賠償。君子坦蕩蕩 ，小人長戚戚。“美國手裡的牌有限，就篷佩奧這種打法，要不了多久，美國多年積累的軟實力就會被他敗個精光”。美國多次向臺灣出售武器，觸碰中國底線，挑起台海事端。當中國對涉事始作俑者洛克希德公司實施制裁時，他厚顏無恥希望中國重新考慮對該公司制裁，聲明其行為符合美國外交政策。蓬佩奧動用國家資源打壓和封殺華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忘記了自己是如何以莫須有名義對中國多家公司先後下狠手。如此狡詐毒舌，道德缺失的政客毫無個人魅力和大國領袖風範。直面中美關係和國際事務“揮斥方遒”，不自量力。日前48個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多位學者以“任何針對中國新冷戰都違背人類利益”為題的線上會議於Facebook、Zoom及YouTube同步直播。美國《紐約客》接著扒開蓬佩奧遮羞布，鞭笞其為謀取個人政治前途置人民利益於不顧。蓬佩奧德不配位，其心可誅。長期拉扯一小撮鷹派政棍歇斯底里詆毀中國，借此放大其政策影響力，為日後更大政治圖謀埋下伏筆。近期有美國務院雇員和其他目擊證人多次向法律辦舉報其諸多“可疑活動”，雖內容不得而知，但政治偏見和冷戰思維始終是其動機。媒體稱其陽謀和陰謀集一身。8月3日，美媒也報稱蓬佩奧及家人因“公器私用”，連同4名助手被眾議院傳喚。篷佩奧長期以來的“務實外交”既凸顯美國政策導向，又足以折射其個人野心。國際社會敢怒不敢言，鄙視但不敢輕視。美國建國244年，但227年均涉及戰事。呼風喚雨、轉嫁風險、拉幫結派及搶佔所謂道德高地乃美國慣用伎倆。對於世界上一切正義力量來說，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始終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有專家認為，國際秩序分水嶺或許年底見分曉，美國大選似乎越來越成為判斷地區及中美關係晴雨錶。不過，更多學者相信，特朗普敗選或勝選均未必讓國際空間多雲轉晴。蓬佩奧之流已全副武裝，隨時登上戰車，何時劍拔弩張，且看心情和需要。先聲奪人，輿論當前，各種法律檔美方似乎已炮製完畢，美麗謊言正在緊鑼密鼓編織之中。有人或許質疑這位沒有自知之明、剛愎自用的國務卿先生為何這般孤注一擲反華排華，馬不停蹄為其釘上歷史恥辱柱製造條件。究竟是因父親韋恩·蓬佩奧戰朝鮮而對中國耿耿於懷，還是另有其它不可告人原因？不管如何，奉勸國務卿先生關鍵時刻還是適時踩下刹車，靜心研究中國國家意志和中華民族性格，也好好評估中美歷史和未來命運。必要之時，順便敲打下做人之良知。作者為香港社會學學者來源：中國日報

文/邢雲超（接上篇）（三）基本法要修煉內功中間派組織新思維今年1月16日公佈以參與反修例示威者為物件的民調顯示，近八成受訪者支持“一國兩制”；中間派智庫民主思路2月17日亦發現，73%受訪者支持2047年後延續“一國兩制”[1]。但是，任何事物發展變化未必一帆風順而是步履曲折運氣多舛。不管是2014非法“占中”，還是2016年“旺角暴亂”乃至2019年“條例風波”，所有這些既有“港獨”分裂主義性質又有恐怖主義特點的威脅國家主權的活動均指向基本法及中央政府。1月15日中聯辦主任駱惠甯在新春酒會上致辭“新的一年，香港如何再出發”。顯而易見，在全球瘟疫大爆發環境下，思考和探索如何守底線，紓民困，振經濟和促穩定成為港府港民共同直面的課題。如何早日走出政治陰霾，聚焦經濟發展，固化一國兩制，重獲成長空間又是新時期不可回避的現實訴求。正如上文所述，“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治理必須秉持的13條顯著優勢之一，未必受港人詬病甚至抵制。問題的癥結依然在民生，深層次原委依舊在教育。不管是港獨還是台獨，目前共用的“殺手鐧”不僅是“去殖民化”的缺失而且是“去中國化”的深化。而教育軟實力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柔韌性對一個國家的戰略意義和在當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潛在的革命性功能。香港半年多暴亂中共有7千餘人被拘捕，其中學生3千多，教師及教輔人員近百人。香港教育已經出了問題已成共識。不管教科書還是參考資料，處處充斥著歪曲歷史和反對國家的文字。近日，中文大學通識課程又出現考試題目暗煽仇警與抹黑國家領導人的現象。有議員敦促校方懲處相關導師。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沒有明確或者蓄意漠視憲法和基本法關係，忽略了憲法是基本法存在的前提，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政基礎。很多法律界人士在全國人大就有關異議釋法之時，甚至天真地以為基本法獨立於憲法而存在，中央政府過度 “干預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一個總概念，已經包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涵，因此，也需要加強全面理解和準確執行，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香港社會特別是文教領域過度重“兩制”而輕“一國”，致使本土思潮泛濫，港獨勢力做大。因之，憲法及基本法在全社會尤其是公職人員和基礎教育階段的師生間推廣和學習刻不容緩。在澳門，憲法和基本法權威頗受尊重，既多元合作又協調統一的宣教系統得以建立。基本法內容在大中小學不同階段均有部署並列入必修課；進入公職及業務晉升之前，每個人必須接受相關培訓與考核，確保愛國愛澳管治團隊居絕對領導地位。帶領全社會崇尚憲法、學習基本法已經規律化和機制化。筆者曾于2019年9月21日“光明日報用戶端”發文“香港通識教育亟待改革”，提出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之迫切性，建議在操作層面適時成立特別課題組和教材編纂委員會，著力國家公民身份認同的普及和教育，鼓勵更新教師深造課程和專業理念架構，強化基本法研學和認知。有學者質疑“學校教育不僅沒有探究問題根源，反之越改越差，過多承襲殖民政府教育政策及文化脈絡從而忽視了孕育本地學生的心智成長”，因此宣導在全球不確定因素累加和外部勢力強勢干擾下，土地回歸和人心回歸需要統籌兼顧。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主任黃錦輝曾建議政府在此環節可以“鼓勵有心之人，開辦私人中國國際學校，把國教科目納入中小學必修課程，然後加以推廣。”教育局蔡若蓮副局長4月4日亦曾表示，教師對基本法瞭解不足導致“認同”及“實踐”面臨挑戰，多元培訓教師以完善基本法教育成為必然。基本法進校園並且課程化、規律化和系統化亦在所難免。為了香港繁榮穩定和捍衛國家根本利益，740萬香港居民都有必要瞭解基本法，研閱制度保障，從而有利於落實“一國兩制”，進一步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加大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國情教育、歷史教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港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牢記一國兩制核心要義，旗幟鮮明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國民教育的義務在當今多數國家包括歐美西方國家在憲法中均有相應規定。相形之下，香港在國民教育規劃、策略推廣落地及績效即時考評方面顯然未能切合時代需求，只有著手內功修煉，因地制宜加強改革，才能堅守和弘揚“基本法”，從而在方向感和主導性方面尋找定位，為包括臺灣在內的大中華地區合作發展形成正面示範。（四）基本法為臺灣示範櫛風沐雨30載，基本法在時代大潮蕩滌過程中得以豐富並彰顯了強大生命力。新的歷史時期，新問題和新挑戰也在呼喚新思維和新理念。然而，過往的實踐和現實的挑戰亦告訴我們，在涉及主權統一，領土完整，民族復興重大議題上，學界承認基本法依然有進一步優化和健全的空間。在臺灣問題上，一個穩定繁榮的香港具有強大的、難以替代的示範功能和借鑒作用。但遺憾的是，不僅香港各階層對基本法內容知之甚少，就連臺灣主流媒體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的報導也不多見。臺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份答卷的成績直接構成中華民族復興的標杆。近年來，陸台局勢不僅沒有改善與緩和，反之，蔭翳蔽日，氣氛緊張。民進黨執政以來，在歷史與文教領域和香港異曲同工，不僅媚美讒日，而且深度“去中國化”，著力凸顯臺灣主體性和獨立性。香港“修例風波”以來，臺灣當局頻繁迎合香港“獨派”，連袂攜手做大做強“獨”文章。在香港，特區政府忙於一線抗疫，政治玩家及極端勢力卻奔赴前沿操縱選情，備戰9月立法會選舉。“若然奸計得，政府將寸步難行”[2]；而在臺灣，國民黨也忙著“綠化”，“暗毒”轉向“明獨”。專家分析，江啟臣就位黨主席施政講話隻字不提“九二共識”，甚至“公開會見港獨分子黃之鋒”。在國家理念上帶領國民黨正馬不停蹄趨同於民進黨，隱約向“反分裂國家法”條件靠攏，逐步具備“得以非和平方式統一臺灣”之要件。中華民國政府在憲法上至今尚未宣告放棄大陸地區主權。然當“台獨”分裂手段從政治漸次轉向法律（尤其是憲法領域），以“制憲”、“修憲”和“釋憲”為主要途徑的憲政改革成為法理台獨的重要形式[3]，通過造成“兩岸分治永久化”而謀求獨立，“反分裂國家法”會自然啟動。“美軍艦抵達高雄港之日，就是解放軍武統臺灣之時”。不過，境外學者及智庫專家普遍難以認同武統臺灣會成為民族復興之上策選項。早在上世紀70年代，東西德國互動頻繁。聯邦德國實施“新東方政策”，著力改善與民主德國的關係，促進了兩個德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政治全面融合，自然也為兩德統一奠定了現實基礎，兩德關係依然是“德意志民族內部的特殊關係[4]”。而在中國，2019年初，國家最高領導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亦充分彰顯中華民族復興的崇高願望。然而，臺灣主要政黨和政治人物多為反對。民進黨亦通過修法進行政治防衛。“一國兩制”效應難以示範，兩岸和平統一願景依舊晦暗。此時，也有學者甚至借機提出可否“虛一國，重兩制”，甚至有人因香港遲遲難以兌現的23條淪為國際反華基地，從而質疑粗獷的基本法1.0版本可否針對性予以升級。臺灣問題乃中華民族核心利益。依照“反分裂國家法”，既然陸台矛盾屬於國共內戰殘留問題，那也許就需要一個類似臺灣“基本法”出臺。結合臺灣現存狀況，無論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社會結構和國家形式當然均會基於“一國兩制”和港澳經驗。至於有媒體質疑一國兩制管治風格反讓臺灣愈加不安，認為港臺共用的“抗命時代”就是站在東亞最前線共同抵禦中國因素，乍聽起來的確聳人聽聞，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過去20年，數十次民調結果均顯示逾80%臺灣民眾和台當局如出一轍，不僅支持維持現狀，而且不接受與大陸“一國兩制”下的統一。港臺問題既複雜又簡單。視角不同，見仁見智。香港與臺灣最大差異，似乎在於二者通往民主路徑存在根本差異。香港特別行政區憲法體制是建立在基本法的基礎之上，而基本法解釋權歸全國人大，而臺灣則擁有一套完備的政治、軍事和法律體系。雖然二者近年來形勢均有不同程度惡化，但香港和臺灣畢竟性質不同，處理矛盾的策略自然迥異。基於臺灣政治上基本實現自治的現實，即便和平統一臺灣，港澳現有模式未必得以複製和照搬。專家建言，在確保全國人大能夠就分裂或者獨立傾向的行為和現象主動釋法從而捍衛一個國家的底線情況下，其政治結構、選舉制度和立法諸領域亦未必不被理解和不受尊重。對於兩岸統一的法律制定，所涉及的合理審查機制以及港澳基本法所規定的問題解決機制亦未嘗不可得以借鑒。事實上，港臺對於獨立與反獨立的極端態度比重甚小。換言之，多數中間力量依然有較大爭取空間。有港臺人士特別是既得利益者極力詆毀“基本法”，視“一國兩制”為洪水猛獸。其實，他們並不諳熟“一國兩制”不乏彈性和空間。一國兩制香港版、澳門版及臺灣版因地制宜，在一個國家前提下各領風騷。然而，不管哪個版本，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地方實施國家在港澳臺關於“一國兩制”方針和推廣機制依然任重道遠，甚至始終沒有能夠衝破固有的以美國等西方勢力在港臺長期形成的輿論防線。這也許是出現“臺灣不是第二個香港”，“臺灣絕不接受一國兩制”的原委。因之，除了基礎教育體系內加強教科書及通識教育改革之外，特區政府政治政策文宣工程尚待完善甚至重構。“與其艱難取信於臺灣民眾，北京方面不如探索構建新的機制或平臺之可能性，對不完全契合現實環境和未來預期的基本法條款予以補充抑或修繕成為新命題。” 有政治家甚至嘗試提出，任何如香港“基本法”的憲政解釋權歸當地獨立的司法機關全權擁有及主導而非再由全國人大釋法，避免“中央先發制人和干預香港政策”之嫌。不過有學者戲稱此乃缺少邏輯，貽笑大方。沒有“一國”，何來”兩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對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產生內在約束力[5]”。基本法解釋權具體分配：一）全國人大有全權解釋權；二）特區法院負責特別行政區關於自治區範圍內的條款；三）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解釋對香港行政區法院產生約束力。香港特區法院引用該條文時必須以全國人大的解釋為准[6]。要實現國家和平統一，令2300萬臺灣人看得到的利益的有效憲政制度不可或缺。所謂可能的臺灣“基本法”也許需要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傳統思路上予以調節以儘量適應對等原則，從而避免管治矛盾和信任危機。在此，大陸方面政策寬容度和臺灣當局的智慧取捨均會對未來台海局勢和民族復興構成某種意義上的挑戰和考驗。不過，事實上，為了民族復興與和平崛起，大陸方面在不同階段不同場合特別是“反分裂國家法”第五條所展示的善意及制度彈性已經引入關注，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是非和平手段的第八條，也足夠凸顯和平統一的最大願望。香港基本法的前車之鑒似乎不可低估，其示範效應亦難以弱化。港澳地區長期在殖民統治下的法律系統、社會秩序和經濟結構日臻完善。和臺灣相形而言，唯缺乏獨立的政治依附和意識形態的依賴。換言之，香港雖然在法制、人文和社會多方面頗具系統性和連續性，但在政治層面上缺乏臺灣地區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這也為主動在港澳政治生態的培育和調控提供了條件。半年多來，臺灣各界虎視眈眈，動態關注香港的日日夜夜，台獨勢力處心積慮為港獨搖旗呐喊，試圖詆毀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架構，民進黨甚至揚言支持港人抗爭到底。二者同病相憐，相互取暖，仰仗外力，有恃無恐。在此背景下，加強國安和武統臺灣，兌現基本法23條聲浪四起，迅速獲得了海內外共鳴。（五）基本法仍待健全中華民族復興的核心要素是以和平統一中國與中國和平崛起為考慮。而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環節乃制度設計。港澳模式特別是基本法在香港的具體實踐不僅為香港居民謀福祉，而且也為臺灣提供了舉足輕重的借鑒作用。所以，如何能夠通過“一國兩制”在香港順利運行並為特區人民帶來安全穩定和自由福祿成為中央和特區政府後五十年後半程的重大課題。“香港基本法頒佈30周年學術研討會”日前線上舉行。多位基本法起草參與者及知名專家學者與會並反思經驗教訓，為未來準確落實一國兩制，集思廣益，建言獻策。然而，香港最大的管制困局和憲制危機是亟待國安立法從而確保禦外防內，避免特區內激進力量和境外政治勢力裡應外合演雙簧，伺機政治反撲。香港“文匯報”4月16日報導，美方推出“傳爾布萊特計畫”，揚言輸入25名學者來港，深入香港八所公立大學，操縱高等學校重要教育課程，以學術活動做包裝進行反華滲透，而其網路專案合作單位乃美中情局“左右手”。“港中大連夜聲明與港美切斷26年關係，稱其僅為租戶，很快走出校區”。縱然“23條”已成“燙手山芋”甚至堪比炸彈。不過，如若該條款所規定的特區自行制定國安立法的憲制責任未能履行到位，勢必隱患無窮盡，政府施政將內外交困，依法治理舉步維艱，域外滲透愈加猖獗， “一國兩制”前途未卜；02-03年23條的啟動和推進引發50萬市民遊行，致使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辭呈並迫使董建華政府當年9月5日撤回“國安條例草案”，極端勢力“乘勝追擊”，不依不饒，如今捲土重來，借助“修例風波”，企圖推翻政府。去年10月31日，四中全會公報從國家層面提到“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國安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同年11月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亦發文指，23條尚未立法是港獨加劇之原因；中聯辦主任駱惠寧1月20也在“人民日報”及隨後香港“紫荊”專稿中指出，若國家安全體制機制長期缺位，外部勢力就會無所忌憚。23條屬授權性質的條款，亦即在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因地制宜自行制定有關法律以懲處危害國安之行為。同時，它又是指令性條款，要求地方政府在高度自治下主動擔當和作為，履行憲制責任。令人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在特區成立之初錯失良機，未能在法律層面架設“防火牆”從而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不過，凡事皆兩面性。事態的惡化和時間的延續也可令中央政府更有信心，香港政府更有決心，而港人亦會逐日厘清思路，看透問題。再之，極端勢力中堅被挫敗，暴力主流被關押，或許為安全法出籠掃清路障。同時，相關條款內容的研學和殘酷現實的教訓更加因此深入人心。“大亂必然大治”。2020年3月13日，何君堯建議重推23條立法，截至4月14日上午9時，已有超過186萬人連署23條立法。不管國際環境、國家維度還是香港治理層面，23條橫空出世，似乎恰逢其時，堪稱是“基本法”發揚光大和“一國兩制“再出發的里程碑。即便23條難產或者生變，事實上，“必要之時，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動用第18條，將全國性法律直接落地。”23年以來，礙於“基本法”之許可權，從03年反23條立法到14年占中運動再到今天的反修例風波，中央政府始終不能進行有效管治，而特區歷屆政府亦履職艱辛，難抵情勢。基於國家安全的新形勢和國內外新情況、新任務，國家安全觀的強化和落實已經刻不容緩。維護國家安全當然也是特別行政區憲制責任。由此，“一國兩制”進入新的階段當需新的認知。相關法律條款自然也需要相提並論，依據新情況，予以修整和健全。早在2009年2月25日澳門細節性討論並表決“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並於3月3日正式生效，其時，澳門也是在香港23條立法遭遇重大阻力背景下，幾經延遲和曲折，最終成功填補了澳門在此領域的立法真空。澳門根據全國人大對香港基本法104條釋法，主動在立法會選舉法修改案中增加“防獨”條款，隨後又完成國歌法當地立法。這些均為時局動盪的香港提供了例證，樹立了榜樣，同時為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增加了治理信心，澳門特區與中央政府的政治互信因此得以確立。對於澳門在複雜多變的環球局勢影響下對國家安全所展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相信港人不會不理解，別有用心者也未必“看不懂”。今年的4月15日為第五個“國家安全教育日”。國家安全部開通了12339舉報熱線。香港政策研究所主辦的“全民國安教育展”網站今日（4月15日）亦正式開通。“國安法”第二條規定“國安”乃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及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它重大利益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國家安全也涵蓋包括公共衛生、科技資訊、生態資源，生物及金融安全。該法第四十條也提及港澳地區同樣負有維護國安之責。因此，外部勢力深度干預香港事務，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特別是在執行機制上需要下大功夫，“絕不能讓香港成為國家安全風險口。”隨著近年來國際形勢劇變，香港國安漏洞和內憂外患已經昭然若揭。而後瘟疫時代背景下的全球格局動盪，香港也未必不會成為擂臺主戰場。有港媒報稱，3月底美駐港領事再涉暴亂議題，也有極端勢力聲稱“大動作”五月即將捲土重來。香港管治權鬥爭血雨腥風，天災人禍此消彼長。從學界到政界再到法律界，“維護國安乃香港憲制之責”共識已就。兩任特首均未能實現立法的23條之命題似乎冰封已久，正待解凍，再度備受關注。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中國任何地方都應承擔維護國安、主權和核心利益責任，香港也絕不能例外”；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城大副教授梁美芬認為，在憲法和基本法框架下，中央若能及時懲治錯誤行為，可以避免其對國家及香港社會造成更大破壞；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張志剛說，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要思考如何承擔責任，應對一股龐大的有計劃挑戰基本法的政治力量。香港歷史上一直是舉世公認的文明和法治社會。且不說打砸搶和肆意縱火，即便隨地吐痰都有法可依而且不折不扣。然而，半年多以來的暴力犯罪及帶有恐怖主義和反人類性質惡性案例又有多少被繩之以法和“藥到病除”？焚燒國旗，褻瀆國徽的亡命之徒又是怎樣處置的？ 香港其實並不缺乏法律條款，唯執法力度不夠，造成法不治眾。以威懾為手段的群體性違法及“違法達義”為行為倫理，啟開了破壞香港法制的惡性閥門。所以有專家坦言，即便完善了基本法23條，如若依舊空轉，香港情何以堪？當然這也可能屬於杞人憂天，但抑或涉及社會經濟和國家戰略之舉，依舊概念化並束之高閣之案例不在少數。“拉布”總在進行中，人事財經支持亦永遠蝸行在路上。9月立法會選舉在即，反對派開始騷動。即便疫情當前，議程在案，有人依然罔顧職責，“政治攬炒”。“立法”與“行政”爭鬥未曾休止，亂局通常緣此肇始。結語香港“基本法”以前所未有的科學性、民主性、公開性和創造性，釋放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在價值原則和制度願景上融入世界體系的決斷意志。“這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民族復興故事”，而“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當屬其中的關鍵環節。可是，這種民族復興的勵志共識，如今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時代挑戰與歷史考驗[7]。“基本法”一度超越當時割裂世界與中國的冷戰秩序的政治實驗，堪稱對世界政治理論的貢獻和革新創舉，不僅智慧地折衷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而且為各國糾紛、歷史痼疾的解決探測到了平衡點。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全球格局在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作用下搖擺不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東西文化高度相容的前沿國際大都會自然難以游離和逃避。香港的現實困擾和深層矛盾乃多元因素迭加使然。“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沒有原罪，亦並非罪魁禍首。有港臺“獨派”聯手境外反華勢力抹黑基本法，玷污一國兩制，理應受到全民族各階層俯視和譴責。“香港之難是全國之難，香港之痛也是全民族之痛”。香港與臺灣、港臺與大陸乃至整個民族之復興，關聯緊密，交集深入。唯冀專家同仁從全球背景下客觀理性看香港和香港問題，以民族大業和全球安全觀評估基本法，並寄希望于立法機構以法制思維適時柔性細化粗線條的基本法款項並將原則性條款得到硬性健全和強化。基本法亦非“魔杖神法”，它畢竟也有其歷史局限和時代考驗。因此，作為中華崛起與民族復興之要件，其政治活力和歷史壽命，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國家和地區之間在全新挑戰下的政治合意與制度創造乃至根植于中華文明和民族大業的核心認知。注釋：[1]參見盧文端：《聚焦發展堅守法治發揮好一個兩制最大優勢》，載《紫荊》，2020年4月號。[2]參見邢雲超：《香港雙重壓力下舉步維艱》，《人民網-強國論壇》，2020年4月2日。[3]參見周葉中：《臺灣問題的憲法學思考》，《法學》，2007年第6期。[4]參見黃正柏：《德國統一前兩德關係發展述評》，《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6期。[5] 參見黃江天：《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解釋研究》，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24頁。[6] 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0年）第58條。[7] 參見田飛龍：《香港基本法還有春天嗎》，《明報-觀點版》，2020年4月3日。

文/邢雲超[1] 中華民族復興為時代要求和歷史必然。其內涵囊括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極大發展，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及科學技術的迅速提升，中華文明及中華文化的弘揚及位居全球先進民族之列並對人類和平與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由於歷史變遷和發展不確定性，復興之路有著時間上的漫長過程和內容上的無限外延。因此，它並沒有絕對量化和恒定指標。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復興的核心要素是以不能忽略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為前提。“香港基本法”作為維護香港長治久安的基石和解決臺灣問題的標杆，業已構成民族復興之要件。時值“基本法”簽署30年之際，總結和探索如何將其以往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成就發揚光大，檢討怎樣與時俱進、完善和健全未盡事宜，從而保持其內在活力並持續對包括不僅大中華區及全球華人社區在內中華民族之復興、而且對整個國際社會及全球和平發展產生巨大的現實價值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鍵字：  民族復興 基本法 臺灣 完善 實踐 通識教育 第二十三條（一 ）基本法的背景和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系香港特區憲制性文件，規定了香港的社會經濟、居民權利、行政管理及立法和司法制度。該法由全國人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並確保國家關於香港大政方針的實施。“基本法”於1990年4月4日通過、1997年7月1日實施，對“一國兩制”，包括2047年之後的香港前途進行了前瞻性評估，使之不僅符合香港自身發展利益和國家憲法要求，而且也對其在國際社會的全球意義客觀判斷和自信承諾。“基本法”設計的初衷和理念涉及地區安全和國際秩序，更側重主權恢復和領土完整。據文獻記載，中共高層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考慮港臺問題。為避免因東西方制度對立造成制度風險及消除不同制度之間張力，基本法設計哲學之內在機理基本成型，和平包容的統一策略和開放務實的治國理念亦初現端倪。不管是“特別行政區”還是“一國兩制”，這些概念的胚胎富含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基因。不論是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還是1982年以臺灣問題為核心，通過憲法第31條“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思考把香港問題的解決也囊括其中”，臺灣和香港問題的“一個國家，兩個制度”在體現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方面業已導向化甚至法制化。憲法特別規定了國家和公民實現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之義務，體現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並為非和平手段統一臺灣提供法律依據[2]。1984年12月19日中英政府共同簽署“聯合聲明”，確認中國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2020年4月4日香港特區基本法頒佈30周年。今天我們可以從不同視角和維度對這部重要法律在制度創新、和平建設，文明進步、法律維護及有關經驗教訓諸方面予以總結和重新評估。近百年來，在解決國家和地區爭端方面，訴諸武力、發動戰爭通常是不二選擇。但事實證明此乃權宜之計，未必符合歷史發展和時代要求。和平共處、合作互利、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才是人類進步的必然之路。中國共產黨智慧地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東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相提並論，歷史地、創造性地為中華民族統一和復興大業構建了完善機制，堪稱國際政治史創舉。為世界法制文明作出貢獻的同時，亦為國際社會在類似事務的處理上提供了模版。由香港和內地各界別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歷時近五年的諮詢調研、集思廣益和民主協商而成就的基本法的實踐是成功的，也是能夠搏擊風浪、經受考驗的。全國人大2016年對基本法的解釋，打擊並遏制了“港獨”勢力。諸多涉及港獨分子參與選舉現象及港獨組織非法運作方面的案例，均不同程度受制於基本法相關解釋而得以處置。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在“大公報”撰文指，回顧基本法的過往實踐，“一國兩制”是經得起考驗的最佳安排，能夠直面時下香港困局和未來挑戰；4月4日，香港“紫荊”轉發中聯辦主任駱惠甯文章，強調堅守一國兩制事業初心，堅持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治港；國家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也在當日基本法頒佈30周年學術會上致辭，“不厭其煩對香港和國際社會做好基本法的說明和解釋工作”。“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憑空演繹的抽象概念，而是五千年時間千錘百煉的字斟句酌的160條法律。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暨紀念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的新貢獻。它凝聚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20多年基本法的實踐，獲得了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二）基本法的實踐和挑戰從臺灣統一到香港回歸，從民族復興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從政治理念到政策制定，從戰略佈局到具體實踐，中共歷屆政府均圍繞和平共處與和諧發展，矢志不渝並始終一貫地踐行自己的宗旨和信仰，並在民族自強、制度自信和體制創新諸方面不斷超越自己。正因為如此，才有香港今天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並以獨立司法、自由資訊和開放的經濟模式吸引逾萬家海內外企業落戶香港及成為亞太區總部。港元作為法定貨幣，在國家支持下一直行之有效維持其聯繫匯率制度並發展成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為確保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基本法” 109條突出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香港簡明而且獨立的稅制不僅成就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且也令香港依照政策需要推出新的稅務手段促進產業發展，強化企業競爭力。“基本法”始終保障了司法獨立性，保留了國際社會所熟知的普通法制度。特區獨立司法和終審權得以享用和保障，而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法官產生和任命也是由行政長官獲得立法會認可並報請全國人大備案。法院系統多國背景的海外法官的參與和組成亦足夠佐證香港司法獨立和法制精神。香港海納百川，人傑地靈，東西文化交融，全球物資彙聚，高端思想碰撞，前沿資訊交集。在“基本法”背景下，言論自由、出版方便、遷徙隨意、遊行不禁。以“中國香港”為平臺在亞太乃至全球積極參與並尊嚴地履行國際責任和義務。聯合國貿發會“2019世界投資報告”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2019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排名分別居位第三和第二。1997年回歸前移民潮在回歸後回流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又一證明。然而，以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高度自治和政治自由近期卻反過來又破壞和褻瀆了法律秩序，以裡應外合的方式尋求普選，從而反對政府，破壞一國兩制，企圖脫離基本法。兩制是以一國為前提和先決條件，從屬和派生于一國並統一于一國之內，卻不應該成為一國的“絕緣牆”，阻障並凱覦中央行使的統籌職責和權力。“一國兩制”創造性地開拓了以和平機制處理國際間歷史遺留問題的先河。雖然“前無古人”，未必“後無來者”。再偉大的發明和社會制度的設計，都會隨時代步伐的加快和未知因素的凸顯從而遭遇各種不測與挑戰，甚至造成止步不前或歷史車輪倒轉。“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如今進入中年期，各種深層次問題和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在外部力量作用下開始發酵，內憂外患在裡應外合作用下逐步引燃。半年多來以反“修例”為突破口，“一國兩制”底線不斷被碰撞。憲法和基本法權威也被嚴重挑戰和踐踏。泛暴派不僅給香港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而且“呼台喚美”，挾洋自重，為中美關係複雜化帶來隱患，也為區域發展、民族振興和國家統一大業添加變數。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視角，不難理解今天發生在香港的事情。作為東西方地緣政治的戰略高地和中國重要的出入要塞，香港數百年來卻是英美利益共同體，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諸方面密切關聯和集中交織。港英管治遺留的政治遺產，不僅沒有妥當善後，而且深度抑制香港政治生態在回歸多年後良性轉化。港人對“一國兩制”憲制秩序難以適應。“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何建宗博士曾對中評社表示，部分香港人選擇性擁護基本法，本質上是缺乏對基本法和憲法的尊重。因此，對加強政治架構、中央與特區關係及“一國”的宣傳是未來基本法教育的重點。何博士還認為，基本法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憲制性文件，行大陸法的內地和普通法的香港難免衝撞。個體權益和集體利益、本土勢力和國家尊嚴往往在具體實踐中也會出現傾向性取捨。如何確保“基本法”不被誤讀、執行過程不失偏頗、複雜環境中頑強堅守均已成為特區政府和每個港人不能回避的現實。香港的前途命運無異議地掌控在中國人手裡。中國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是包括海外華僑在內的全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而基本法的健全和完善，以及如何維護國家安全，則是全面貫徹“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也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未完待續）注釋：[1]邢雲超，劍桥大中華“智庫”研究院創始院長、社會學學者及英语语言文學教授。[2]參見周葉中：《臺灣問題的憲法學思考》，載《法學》，2007年第6期。

文/邢雲超，盧兆興大數據(big data/mega data)乃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行業術語。不同研究機構給予不同定義。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描述為:一種規模巨大、種類繁多及即時性強到在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諸方面超出傳統資料庫軟體工具能力範疇的數據集合,具有海量的數據規模,快速的數據流轉,多樣的數據類型和價值密度低四大特徵。如若將大數據比作一種產業,其盈利模式的核心就在於提高數據加工和處理能力,由此實現數據之升值。大數據的海量化(volume):數據量從TB到PB級別;多元化(variety):至少80%非結構化數據;快速化(velocity):持續增加的數據量為兩位數年增長率;價值化(value):豐富多樣快速分析處理的數據可產出更高數據價值。若要系統認知、分解和掌握大數據,理論、技術和應用三個維度均需要系統涉及和參與。大數據在快速查詢、方案比對、即時計算、數據挖掘諸方面功能顯著,應用廣泛。雲計算的到來,令先前看似無法收集和整理的數據得以利用,通過優化和創新,為人類帶來更多價值。美國加州大學和洛杉磯警察局通過大數據合作預測犯罪發生。麻省理工學院利用手機定位數據和交通數據建立城市規劃系統。2012年統計學家內特-希爾佛(Nate Silver)利用大數據預測美國大選結果。大數據不以隨機分析為捷徑。數據處理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已經滲透城市治理、疾病控制、文旅科教、金融食品、交通零售、國家安全等領域。海南藏族自治州實施大數據與文旅服務、生態農牧及新型清潔能源三大產業深度融合,結合全球領先的藏文搜索引擎“雲藏”把大數據產業園打造成“藏語區資訊高地”;杭州近年來在互聯網、人工智慧及智慧城市國內首屈一指。作為入網最深城市,杭州大數據為龍頭的資訊經濟占比GDP與日俱增,財政收入力敵廣州、重慶和成都,成為杭州經濟列車的“動力機組”。數據決策和數據創新的革命化已成為時代特徵。數字平臺綜合部署及平臺開發從而讓數字說話亦成時尚。“統籌病毒溯源及傳播途徑,利用大數據等新技術開展流行病調查提高精准度和篩查率”正在全球進行時。通訊大數據行程卡通過與交通醫療深度契合廣泛用於醫療檢測、防控和復工複產,而且精准掌握流動人員資訊,提升防疫抗疫戰略高度和運作精准度。騰訊、阿裏建立大數據查詢平臺和疫情闢謠平臺及5G遠程醫療,線上健康碼查詢均為成功抗疫提供便利和依據。利用數字技術開發實施預測,為醫療專業人士和政府決策層提供可靠參照和依據,通過監視系統數據收集與整合,高效快捷研究對策,因應和對抗病毒傳播。近年來,至少500座城市和不同城市集群已經明確提出構建智慧城市相關方案。貴州已經成為大數據之都,而雄安據預測最可能演繹成為2.0版深圳。“數據是人工智慧與智慧城市的關鍵環節”。平均而言,GOOGLE現在每分鐘處理3877,140次搜索,每個人每秒鐘會產生1.7MB數據,地球上存在的90%以上數據大致於過往兩年生成。每個城市各有不同,所謂“智慧”見仁見智。不過,在整體佈局和設計上,根據每個城市的戰略定位、產業佈局、經濟水準和區域特色因地制宜,各有側重。為持續創新和促進產業能力穩步增強,包括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和住建部等共有529個不同領域和不同目標任務和評價標準等試點城市,率先探索改革舉措,形成輻射帶動效率。全國政協22日在京舉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專題協商會並強調以“以更大力度破除影響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瓶頸制約,打造開放型協同創新高地,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學界認為,粵港澳地區相對而言則需要加快在政府運作、教育培訓、互聯互通,統籌融合諸方面強化大數據功能。寄望在跨境犯罪、行業聯手、三地基建管理及流行病和自然災害防控等領域通過大數據平臺有實質性突破。大數據不僅有助於灣區經濟做大做強,而且可以逾越區域邊界,甚至行政層級,技術型、高效率解決問題。廣東啟動智能政府,推出政府移動APP”粵省事”,提供867個服務專案及電子身份。智慧城市5G移動服務強化了與大灣區各個城市特別是香港-深圳-廣州都市圈之間的順暢聯絡和快速銜接,提升了製造業水準。大數據不僅為大灣區發展營造大市場,而且為大灣區建設和治理提供了更多投資與就業機會,僅在2020年廣東地區已經增加逾6萬個新的5G基站。根據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指導意見”,要把大灣區建設成為生態文明、綠色發展和產業升級的低碳智能生活區,灣區城市已經而且正在展開大當量全方位佈局。大數據工程已經成功植入多項跨境基建。港珠澳大橋自2019年,智能停車、車流監控及安保系統均已受控大數據並且智能化即為典型個案。早在2016年9月,澳門科技大學成立澳門城市智能學院,從而強化智能城市研究和應用,提供合作平臺促進澳門作為數字和智能城市的發展;今年7月,澳門大學與NAMKWONG石化加強特殊設備安全智能監控與大數據運作管理著力合作;澳門政府啟動為期4年與阿裏合作建設智力城市專案,集公共交通、旅遊觀光為一體促進澳門旅遊業發展。同時,與內地特別是灣區城市合作的大數據研究及培訓機構星羅棋佈,集中學界、實務界等領域分析師、工程師和專家教授,在大數據編程-大數據倉庫-大數據分析法-大數據專案運用上,深耕細耘,廣算精研。在香港,包括交通、環境、經濟、生活和政府等六個維度智能藍圖業已繪就。在國際金融、虛擬銀行、跨境電子,大灣區(GBA)及快速支付諸領域也開啟了大數據及智能化大門。在建設數據基礎設施上,與政府部門和私人機構數據共用,資訊互動。大灣區(GBA)9個城市擁有超7千萬人口。立足灣區,全球互聯,乃勢之所趨。智能化、數據化既是技術支撐,又是智慧引領,是“創新社會治理,構建全民共用“之催化劑,亦為物聯網、信物融合、綜合感知之核心要素。香港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2016施政報告”中提到,特區政府與科研及公私營機構共同研究建設智慧城市,特區政府創新與創客局負責制定智慧城市數碼架構和標準,研究制定2030年發展策略、管治計畫及合作模式,直面都市挑戰,利用數碼科技提升城市管治水平改善民生素質。香港有良好的智慧城市建設之硬體基礎,其科技條件和世界競爭力多年連續位居全球首位。大數據的整合及物聯網技術在政府部門和多領域嫁接已經令香港成為典型的“大數據驅動下的智慧城市”。香港科技大學數十位教授在特區政府資助下形成專案組,成為第一個探索為香港建立大數據整合平臺的機構。“深圳特區數據條例”(徵求意見稿)上周(7月15日)發佈。在數據權益、數據開發及數據利用諸方面予以定義和規範。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頭兵和粵港澳大灣區中堅力量,深圳出臺該條例,試圖建立港澳深數據融通機制,及時又科學地改進數據行業不規範、不系統及行業灰色地帶之現狀,為大數據市場健康培育和大灣區快速高效融合提供重要依據和參照。數據作為與土地、資本、技術及勞力等生產要素並行之生產要素,在深圳已經率先聚集大批頗有實力的本土數據企業。深圳將建立城市大數據中心,實現公共數據統一彙聚存儲,共用開放和安全監管。深圳市數據要素產業委員會與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粵港澳數據要素產業園聯盟密切配合,實現跨區域跨學科整合,推動數據要素理論研究、政策規劃及實踐創新,通過線上線下專題研討“深圳特區數據條例”。資訊技術時代挑戰自然不可避免。資訊安全性首當其衝。隱私、反洗錢和網路攻擊乃新型潛在風險。數字經濟領域個人數據權遭遇侵犯,企業利用數據不公平競爭等現象均不利於數字產業發展;公共管理和服務機構享有的數據權及承擔責任不清晰又缺乏權威問題逐日顯現。同時,數據又不同於傳統生產要素,具有“風險大,難確權及管理費用高”之特點,所以該徵求意見稿同時指出,“數據蘊含巨大經濟價值和戰略意義,其開發利用尚且需要依賴數據權屬與數據權利內容的明確,數據立法應考慮數據安全保護與數據產業並行發展”。在涉及隱私及公民個體權益方面,以時下應對橫掃全球的冠狀病毒為例,“歐美醫學研究人員和生物倫理學家亦相對理解並支持技術層面在瘟疫大流行過程中對聯系人追蹤的效率和力量”。移動應用程式為集成的冠狀病毒的掌控提供巨大價值之數據。牛津大學大數據研究所與政府專案合作,也佐證了”利用21世紀技術的移動應用程式可以加快通知流程,同時保持道德規範”,從而快速減緩傳染速度,甚至阻斷傳播路徑,不失時機遏制病毒;美國政府與FACEBOOK,GOOGLE亦進行對話,以確定使用智能手機的位置數據追蹤運動並瞭解模式的可能性和道德性。不過,探索健全包容審慎的觸發式監管機制亦在國內同步進行中。專家認為,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是利用新技術對生產、生活優化重組,流程再造,屬於創新過程。出現新問題,探索解決新路徑同步展開。在此過程中,“讓子彈飛一會兒,再仔細看一看,允許合理範圍內進行試錯,然後總結和完善”。培育數字經濟新模式,需要打破業態治理“按行劃片”、數位化轉型“單兵作戰”的慣性思維,啟動市場創新能力,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對於大數據的發展與挑戰,學界認同除了金融服務業與互聯網數據進一步聯姻之外,在反欺詐、風控領域及數據監管方面依然任重道遠。為提速數字經濟,力推15種新業態新模式,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及網信辦等13個部門日前聯合發文,強調融合化線上教育、互聯網醫療,打造跨越物理邊界的”虛擬產業園和產業集群”,鼓勵“副業創新”,推動生產資料數位化和生產資料使用權共用“,換言之,可以理解為線下實體經濟數位化之後,再進行線上低成本共用,從而實現更大價值。通過依照市場化、商業化之原則的有償服務,把數據這種生產要素的屬性、價值及紅利充分釋放出來。“人在物理空間活動,智慧城市建設就是在未來打造一個平行的虛擬空間,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城市鏡像”。如此這般的城市鏡像,前臺是為政府和市民服務,後臺就是提供技術支撐、引領智慧發展的大數據。大數據、機器學習與其它技術對數據的分析以幫助一線人員應對當下和預測未來之實踐充分說明大數據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公共管理及城市治理的現實意義,而且有待技術統籌和科學引領,推動人類與天災抗爭的速度和效率,協助災後重建,復工複產及經濟高效復蘇。同時,數據的集聚及活化為新時期城市發展中的深度治理及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全面功能對接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隨著港珠澳大橋投入運營、深中通道、深珠城際的規劃建設,跨珠江口基礎設施的持續銜接令珠江口東西兩岸交往便捷,自成體系。同時,區域要素流動的緊密化與建設空間的連綿化的加強促使灣區城市跨境合作及跨界融通成為必然,“行政邊界的壁壘與阻隔在數字革命和市場力量強勢潮流下顯著消弭”。邊界城市社區重組、粵港澳大灣區空間體系再造、以港澳廣深為核心引擎的都市圈集核和灣區疏密相間的簇群與節點佈局等均離不開大數據支撐與引領。數據又是盤活企業和機構間關鍵橋樑。雲計算需求陡增,數位化轉型加速,特別是邊緣計算及商用5G的應用,皆為未來數據行業之發展如虎添翼,亦為扼守占地5.65萬平方千米海陸要衝、居住逾7千萬人口的世界級灣區騰飛插上翅膀,從而實現大數據下的大灣區製造大商機走向大智慧。邢雲超為社會學學者，劍橋大中華智庫創始人來源：中國科技新聞網

文/邢雲超中國人大常委會30日閉會，全票通過「港區國安法」，國家主席簽署第49號令並於7月1日起正式實施，從而掀開了香港歷史新的一頁。美國時間29日，美商務部官網亦發佈聲明稱，「已取消對香港特殊相關待遇，包括暫停出口許可證豁免，並正進行差別待遇評估」。香港特首強調，「任何制裁不會嚇趴特區政府，特區定會全面配合國家相關反制措施」。同日晚，特區政府警務處嚴正聲明勢必依照港區國安法及香港現行法律果斷執法，全面履職，恢復社會秩序，保障居民財產，竭力維護國家安全。律政司、保安局及六大紀律部隊表示全力踐行國安職責，利劍高懸守護香江。8日早上駐港國安署正式揭牌於港島銅鑼灣，標誌著維護國安機制基本形成，「香港安全使者」，「國家安全守門人」閃亮登場。據「文匯網」及「明報」30日報道，紫荊研究院日前委託社會科學民意調查中心隨機抽查1297名市民，近7成認同香港有責任確保國安，而且不擔心會觸犯相關罪行，也不相信立法會影響到現有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港版國安法刊憲實施為港人政治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行為準則。其科學性、合理性及其與香港普通法的兼容性獲得了香港各界高度認可。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稱國安法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里程碑。澳門國安立法10年，未曾有過相關國安檢控案例，而香港回歸23年因無法可依，自然亦無任何相關檢控。中央政府信任特區未來在預防、打擊和懲罰國安犯罪方面很快順理成章。港版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共6章66條。涉及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境外或外國勢力危害國安。有法學教授認為，該法針對四大罪狀，最高處刑為終身監禁。雖然不設追溯期，但並不意味著不可以就嫌犯過往言行追蹤比對、準確量刑。駐港國安公署依法履職，不受特區行政、立法及司法之局限。若出現涉獨，抑或疆獨、藏獨，均會因觸及紅線而直接行動。7月1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聯合巡邏並進行三軍多項實戰化課目演習以檢驗履行防務能力。國安法的順利出台，實現了香港及國際社會的普遍預期。「星島」社論認為，「國安威脅曝光，立法震懾適時」。有港媒形容此法類似殺毒軟件，殺菌祛邪，堪稱一劑猛藥，藥到病除。2015年成立的主張「民族自決」，「香港獨立」的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線」30日在社交媒體宣佈遣散包括發言人在內所有香港地區成員。香港電台報道，「民陣」在facebook則稱「遣散不代表停止」，唯台灣及英國等海外分部繼續接手運作並已與台灣組織形成正式同盟。民進黨對國安法的通過佈局所謂「援助項目」，甚至揚言不排除也有反制措施。同時，「台防務部門亦罕見承認美軍在台正加緊訓練」。儘管英美及台灣咄咄逼人，但大勢之下，陳方安生宣佈退出政壇，黎智英多番申請離港，李柱銘公開提出割席，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棄保潛逃及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港獨頭目紛紛退出所屬政團。多米諾骨牌效應顯現，事實足以佐證，繼續為虎作倀，必然天誅地滅。樹欲靜而風不止。亂港分子究竟是懸崖勒馬，見好就收，還是更新版本，另有企圖值得觀察。美英政治上長期插手香港事務，經濟上在港享有重大利益，於是，諸多涉港法律文件近期陸續出臺；香港各界積極因應，試圖做到滴水不漏。中國政府從容淡定，反制措施勝券在握。美國陣營究竟有多少制裁牌可以出手，稍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近日「香港自治法」會否真的「廢紙一張」，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中美在香港問題及經貿領域角力愈加尖銳和針鋒相對，制裁與反制就愈加難以逆轉。美國內外交困，身心俱疲，而中國各層級積極干預，「香港保衛戰」正在進行時。全球經濟急劇衰退，歐美疫情遲未明朗，經濟重心逐日東移，國際資本不出反進。中國內地經濟強韌復力，上證指數做實3400點。而港股受惠，恆指飆高千點；雖然日前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分別提出「和香港人民在一起」、「向300萬BNO護照持有者承諾公民身份及為香港居民提供安全港簽證（safe haven visa)」，然而，回望97之前港人移民潮又陸續回流，此一時彼一時，在中國全球影響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背景下，要在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源方面做空香港未必易如反掌，甚至力不從心。不過，也有智庫專家研判，如若卜算比如澳加之流反華勢力会否進一步選邊跟進、陰招疊出，似乎尚需時日。但是，國家層面和地區之間持續為遭遇重創的香港輸入營養、注入活力，难以避免；疾风暴雨过后，刚柔并济、慰安普罗属雨后阳光亦势之所趋。經歷一年又半載修例風波和冠病蹂躪，香港民生凋敝已成事實。倒閉、破產及失業現象突出。居住、置業和上游發展已經成為草根階層巨大壓力。香港類似一個生命肌體，短期需要諸如強力抗生素（antibiotic）消炎殺菌抗病毒，但中長期卻也更需要從多種維他命（vitamin）獲取有機物質保持生理機能，甚至中草藥固本強心、驅邪避害、健體免疫。有國安立法保一國兩制，香港轉機指日可待。港府逆勢而為，發放現金紓解民困，公務員先後減薪改善民生。國家作為後盾，利好政策接踵而至。除稍前16條惠港舉措，人民銀行、香港及澳門金管局「跨境理財通」業已開通，冀望港澳與大灣區城市建立聯絡協商機制，促進互聯互通。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灣區各個城市立足本身，著眼大局。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及藝術科創諸方面加速度探索合作模式及融合機制。日前，筆者曾應邀親歷並參與了一群國內知名藝術家和一線音樂人活動。「走向復興」詞作者、中國音樂文學會副主席李維福、深圳作曲家舒一夫及北京一線歌唱演員逯君等十餘位藝術家披星戴月籌劃大灣區有關藝術機構和行業組織，一方面弘揚上個世紀末深圳音樂人拓荒牛之創新精神，另一方面為構造大灣區軟實力展示魅力。無論深圳前海、廣州南沙還是珠海橫琴少不了港澳青年身影。事實上，大灣區自學術概念到國家戰略直至區域政策制定過程中，各層級政府及行業組織始終一貫以粵港澳大灣區（GBA）為前沿，契而不捨塑造著一個推動一國兩制發展新實踐的時代灣區，亦為後疫情港澳新生代拓展事業空間搭建發展平台。截至今年3月，至少26萬香港居民翹首以待。長期以來，由於香港法律及結構性問題，香港有地卻不能開發使用。中央政府在大灣區範圍內積極謀求「飛地」緩解港人住房難，同時又著手研究填海造地協助香港建公屋。據港媒報道，因循「橫琴模式」的珠海桂山島填海築房項目料不日會有著落，桂山島原名垃圾尾島，系珠海著名旅遊之地，面積18平方公里，地處珠江口與港珠澳金三角區位，類似一顆明珠，徜徉於碧波萬頃的伶仃洋上。它東距港澳各15海裡，北距香港大嶼山僅3海裡，為各國船隻通往珠江口之海上要道，被譽為一國兩制交匯點，頗具戰略地位。消息靈通人士指，中央計劃桂山填海，意在借讓該島給香港興建大數量公屋，從而惠及港人。也有資深建制派透露，屆時當地大型居住區會形成氣候亦會實行有關普通法。中國社科院、上海外國語大學、香港大學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多位知名教授日前就香港現實問題線上交流、各抒己見。內地學者普遍認同，北京、上海及深圳應該及時和香港聯動，輸血注資，充盈市場，穩固香港國際金融地位，甚至借機提升上海在全球的金融站位；境外專家則著眼香港歷史、國際背景和法制環境，從不同視角分析，香港若要繼續力敵東京和新加坡，與倫敦、紐約保持並駕，尚需國際資本大量投入。只有維護香港高度國際化而非完全內地化，香港方能更高水準服務和推進中國經濟縱深發展和國際空間持續延展。一般看來，英美法系優勢之於新時期再造香港似乎不可或缺。筆者以為，一味西化而不以發展眼光看問題，乃屬靜態思維，未必實現突圍，甚至坐以待毙。何況香港正處於西方反華勢力圍堵和打壓之中。因之，診斷香港問題只有統籌兼顧，才能相得益彰。醫療香港頑疾既要內外相宜，又要中西結合。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遭遇挫折和困擾或許只屬於插曲抑或浪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和其它國家一樣，中國似乎亦正在歷經多事之秋。既有瘟疫反反復復內憂，又有四面楚歌地緣政治外擾。中美持續全面對抗，南海同时贴脸亮剑。中印邊界之爭未了，贸易科技之战升级。俄美波羅的海秀肌肉，歐美裂痕放大漸行漸遠。然而這一切皆無需杞人憂天，因為再大風浪未必能夠輕易顛覆全球勻速脈動。國際形勢雖然變幻莫測，經緯格局卻相互制衡。香港有自身努力、國家柔性關懷及良好的國際背景，只要因地制宜，就能璀璨依舊。善於韌性隱忍，勢必否極泰來。作者為社會學學者、劍橋大中華智庫創辦人

文/邢雲超古今中外，但凡區區小事抑或非常個案，均可引致重大事端，甚至重構國際秩序，改寫歷史進程。有些事看似偶然和不可思議，其實從量變到質變非常自然，亦注定必然。上帝如欲令其滅亡，必先令其充分膨脹。人算不如天算，不經意間，星星之火瞬間使全球火藥庫引燃。日前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遇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致死事件目前仍在持續發酵中。黑人之死引致全美多州部署國民警衛軍，逾40個城市實施宵禁。軍警荷槍實彈以暴制暴，多個民眾死傷，數千人遭遇逮捕，百餘白宮特勤人員亦在劫難逃。美總統二度躲進地下掩體。「全美已被怒與火籠罩」。在歐洲，多個美國使館被包圍，聲援美國示威活動並為死者討回公道。繼英國、新西蘭、德國、丹麥、澳大利亞之後，愛爾蘭首府都柏林6月1日夜被大批民眾圍困，高呼反對種族歧視；怒火也延燒至邊境以北加拿大。蒙特利、渥太華、多倫多爆發大規模遊行，數架直升機低空盤旋、密切監視。整個西方社會都在搖旗吶喊：我不能呼吸。黑人之命也命。早在10多年前，筆者曾經與朋友同行，從香港繞道首爾去夏威夷檀香山。一路風塵，精疲力竭。朋友到酒店沖涼準備休息，可是，一剎那，門庭若市，站滿人群。高大威猛治安官（sheriff）聲稱水滴滲透樓板，涉嫌侵犯樓下住客人權，要求罰款300美元。該朋友英文欠佳，加之個性執拗，於是發生爭執。在威逼帶去警察局情況下，息事寧人，交足罰款及相應消費稅數十美元才溜之大吉，免於災難。美國對有色人種的俯視甚至欺凌由來已久，屢見不鮮。美聯邦政府Mapping Police Violence小組 統計，僅2019年1000余人死於警察暴力執法，黑人佔比24%。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暴力執法在美國已是痼疾。階層矛盾、貧富懸殊及黨派惡鬥等諸多結構性深層次問題浮出水面並日益放大。極端思潮蔓延，社會分裂加劇，致使弗洛伊德事件達至燃點，引爆全美壓抑和憤懣，揭開美國社會多重頑疾，掀起1968年以來最強風暴。網傳新加坡總理夫人在臉書（facebook )發表漫畫，同樣鏡頭和情節在美國是暴徒，但在香港就是民主。香港「星島日報」2日發文，「兩場風暴兩幅面孔，美政客失去道德高地」。明尼蘇達州長亦揚言「有外部勢力煽動」。美總統定性暴亂（Riots),「暴徒倘闖入白宮，威脅放惡犬」,並以其推特（Twitter）指示開槍（when the looting starts,the shooting starts)。何謂民主和自由，如今看來見仁見智，具體標準量體裁衣。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如若以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於推特搜索，頂部出現的信息不再相關香港而是美國明州阿波利斯。香港和美國一前一後，幾乎同樣板式的五大訴求卻得到了迥異處理方式。香港多輪官民對話，美國卻嗆暴徒、抓搶匪及令軍隊平亂，揚言將派遣數千名全副武裝士兵、軍事人員和執法官制止騷亂。為此，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發表聲明予以譴責。疫情下的美國怨聲載道，烽煙四起，政客們仍舊不依不饒攻擊中國。彭佩奧揚言中國摧毀西方文明，指責中國「將香港暴亂和美國騷亂聯繫起來以攻擊美國」。開出空頭支票，聲稱為香港人提供避難。近年來，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冒充救世主，儼然居高臨下。有專家指出，美國陷入混亂，世界變得無序。更有學者擔心美國窮途末路，將計就計，蓄意坍塌國際架構，重蹈歷史覆轍，發動武力衝突，攫取不義之財。美方既要「和香港人民站一起」，又同時對自己同胞下重手，既缺乏邏輯又令人費解。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道德基礎遭遇挫折，西方世界在尷尬中對後續所謂制裁香港問題愈發恍惚和躊躇滿志。截至6月3日16時，全美冠病患者達1，831，821人，病亡106，181例，然政治和經濟均遭遇滑鐵盧的情況下仍念念不忘挑逗香港人的神經。內政外交仍在走偏鋒。美國突發意外，親美派瞠目結舌，攬炒議員啞然噤聲，街頭黑暴神秘遁形，香港反而度過相對安靜週末。港大、中大、教大及嶺大校長聯署聲明支持「一國兩制」；公大、城大、浸大及八大校董會主席亦一致贊成港區國安法。大公報和信報週二報道，293萬人簽名撐國安法，總商會亦稱毋需過分擔心美制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強調，香港已做好預判和充足準備因應美方在關稅地位、敏感技術及聯繫匯率方面之挑戰。港獨的产生源於長期不設防。國安立法乃民心之所向。有專家認為西方社会抱团打击中國，香港前景如履薄冰。也有國外學者認可世界正在進入後美元時代。兩辦指美對港制裁充分證明國安立法之必要性和緊迫性。相信每一個有民族氣節和家國情懷的正義之人，都會翹首以待。大是大非面前，曲直分明。只要不反中亂港和叛國投敵，哪裡會有什麼危險和不安可言。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制定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安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相關法律，中央政府就此聽取特區首長意見。特首林鄭一行2日晚取道深圳，翌日北上進京。臨行前，她重申，「港區國安法立法不會改變香港高度自治、不會改變司法獨立包括終審權」。接受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3小時會見後，特首於北京通過傳媒也表示，香港各界無論什麼意見都可以發表。只要是著眼做好立法，政府鼓勵理論探討，釋除民間疑慮。美國政客在香港問題上不斷爆出駭人之言進行威懾和恫嚇，學界認為美國始終一貫強勢干涉別國內政無異於自虐和自殘。網傳重達154公斤美國最大國旗2日暴風雨中腰折，有人戲言美國政權崩盤；在香港，6月4日立法會於當日下午5時左右，以41票贊成，1票反對和1票棄權三讀通過象徵國家的「國歌條例草案」並與下週五刊憲生效。美國事態每況愈下，香港形勢峰迴路轉。有國安法基本保障和內地經濟縱深發展之大背景，相信香港定能盡快從中美貿易糾紛、修例風波暴亂及持續數月的冠病疫情三重打擊中浴火重生，創造新的历史。

文/邢雲超 健全香港特區國安法律制度是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重要議程，而「堅定支持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和機制」亦是全國政協工作報告核心內容。5月22日，港區國安法「建立健全維護國家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落實特區政府憲制責任」的十多分鐘草案說明，北京兩會上數次掌聲回應。港區國安立法恰逢其時。香港中聯辦、港澳辦、外交部及外交公署均強調國安關乎國家核心利益，立法為「一國兩制」築牢制度根基；中央軍委和駐港部隊嚴正聲明，維護國家主權捍衛國家安全；香港六大紀律部隊首長及多位司局長發聲支持國家推進涉港國安法，除了訂立港區國安法，也期待盡快推動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落實香港的憲制責任。《澳門日報》、《濠江日報》及《華僑報》等澳門主流媒體頭版頭條聚焦人大涉港議題。堵塞涉港國安法律漏洞於法有據，維護國家安全刻不容緩。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駱偉建主任認為，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公開主張香港獨立，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勾結西方反華勢力，嚴重危及國家安全。澳門各界「以案說法」，國安立法社會祥和，特區安全利國惠民。連日來，「港獨」及攬炒分子反應強烈，週末在港島非法集會，打砸搶燒，193位包括最小12歲的30個未成年人24日被拘捕；黑暴分子鼓勵學生包圍立法會，警方27日共拘捕以青少年學生為主的360人。與此同時，西方反華勢力亦聞風而動，英、澳、加及歐盟形成合力發起攻勢抹黑香港，干預香港事務。美國已經並且勢必繼續就涉港國安法不日做出強力反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在美國媒體日前揚言「一旦港區國安法實施，美方將對中國予以制裁」。美國商務部也將共計33家中國機構列入黑名單性質的實體清單。外國政客近期亦多有不實說法，聲稱中央代替香港立國安法會消弱「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香港大律師公會聲稱全國人大無權訂立港區國安法，特首林鄭回應，憲制基礎堅實穩固，毋庸置疑。此事從國家層面進行，沒有違反基本法，而是依據國家憲法完善之。國家安全立法乃中央事權，為世界各國之通例。其有無可非議的維護國安責任和權力。1911年英國「反間諜法」及「美國法典」涉及叛國、分裂國家、顛覆政府罪及維護主權方面均不乏成文規定。中央行使該權力在單一制（如英國的蘇格蘭在英境內有高度自治權）抑或聯邦制（如美、加、澳）任何體制的國家均具有普遍性。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權審時度勢因應特區形勢因地制宜，設立相關機構，履行國安義務，凸顯中央國安意志和維護港區利益的決心。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授權相關起草工作並根據基本法18條列入附件三，成為國家法律並在香港落地。該法在於防止國家主權受到外國勢力和本土恐怖主義威脅，而非基本法列明屬於特區政府自治範圍內可以處理之事項，且在列入附件三的過程中，中央嚴格遵照「一國兩制」原則，以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為必要前提。該法雖然未必事無巨細，也不能取代基本法23條，然其畢竟屬於針對性立法，自然對特區各界別構成某種程度上的「立法跟進壓力」。「決定+立法」是有關國家機關綜合評估和研判各種要素，根據基本法18條規定，全國人大在徵詢其所屬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及特區政府意見後所做的制度安排。也是著眼國家大局和香港利益的趨利避害，外御內治，破除極端本土勢力和域外既得利益之最佳方案，是保持香港繁榮、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也是顧及香港普通法制度，促進香港法制權威回歸，適用於現實香港人權標準及個人自由要素之平衡。紫荊研究院委託港大社會科學民意調查中心，以電話形式在本月22-24日訪問逾1810香港居民對港區國安法看法，64.7%認同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安，57.7%稱理解中央推出港區國安法，香港研究協會民調也發現52%市民支持實施港區國安法。「終於等到你」和「2020年最好的一單新聞！」熱傳網絡，而香港各界撐國安法聯合陣線」24日由2053個發起人成立並號召街頭及網絡簽名活動，不足三日110萬港人響應。無論是揮舞美國國旗高喊美國登陸，還是域外隔空喊話夜路壯膽，其實就是向國際社會公開表明香港即是西方強權囊中之物，任其蹂躪和牽制中國。歷經近一年的亂港反中，一方面暴露了香港極端主義和港獨台獨沆瀣一氣，另一方面亦彰顯域外反華勢力孤注一擲挖坑設限、自掘坟墓。有學者擔心一旦國安法落地，美國及其盟友會魚死網破、猛烈反撲——此乃靜態思維。風暴過後一切終究歸於平靜；同時也有港媒認為，北京宣佈推行國安法，香港樓市依然興旺，域外勢力即便做空香港，取消特殊貿易地位待遇，畢竟損人害己，得失難論。不過，去年出籠的旨在監督香港自治、個人權力及司法制度的重量砝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雖然未必靈丹妙藥，但作為美國制裁香港打壓中國的基礎難免會有所作為，相關預案和多個反製版本不可或缺。鑒於中華民族不屈的性格和西方殖民者冒進的基因，有理由相信境外反華勢力和本土恐怖分子終究進也難、退也難，進退兩難。雖不是越南「熱戰」的尷尬，亦未必北韓三八線上的無奈，但香港這個燙手山芋畢竟扔不掉又吞不下。「港區國安法」立法在即，既雷電交加，又疾風驟雨。西方政客們是打道回府，躲進小樓成一統，還是血雨腥風，持續冒天下之大不韙，似乎也只能不止於遠，樂見其成。 作者為社會學學者、劍橋大中華智庫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