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親華 |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長  四十年前1983年7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一個醒目的標題即映入我們的眼簾：《鄧 小平談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其開頭語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6月26日在北京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到實現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 一的一些設想」。這篇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 想》的重要談話，是迄今為止發表的最能體現鄧小平「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經典力作， 主要內容涉及「一國兩制」構想的六個重要方面，故被外界稱之為「鄧六條」。那麼，「 鄧六條」是如何產生的呢？  一個重要談判一次重要會議和一篇重要文告催生出一個偉大的科學構想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作出調整對台大政方針的戰略性決策。這個方針的調整首先是和中美關於關係正常化的談判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78年5月，美國總統卡特表示接受鄧小平提出的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三項條件（即撤軍、廢約、斷交）。 在中美領導人的戰略決策下，經過緊張談判，1978年12月16日，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在台灣問題上，「美利堅合眾國政 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建 交為中國調整對台工作方針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正是基於上述國際國內背景，鄧小平開始對國家統一戰略進行新的思考。1978年10月，應日本政府的邀請，鄧小平前往日本訪問。期間，在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鄧小平說 ：「我們將在充分尊重台灣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台灣問題。」11月14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鄧小平又指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11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更加明確表示，「台灣歸還中國， 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台灣的現實來解決台灣問題」，「根據現實情 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就解決台灣問題先後作了八次重要講話，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鄧小平的這些思想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及台灣問題時，使用了「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提法，代替了「解放台灣」 的提法，標誌著對台工作方針實現了歷史性轉變。 對台工作方針的嶄新面貌首次體現在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 中，其要點有三：（一）「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二）「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 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三）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航通郵通商。《告台灣同胞書》勾畫出一幅「一國兩制」方針的雛形，標誌著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同一天，全國政協就《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舉行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的講話。國防部部長徐向前發布《關於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宣布從即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兩岸關係發展由此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四大決策」打破台灣當局 「三不政策」，開啟對台工作新局面 事非經過不知難，要打開對台工作新局面並不容易。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曾預言，我們要重新評估國共兩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還有分歧，需要一段時間互相了解。果不其然，面對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台灣當局一概稱之為「統戰陰謀」。1979年4月4日，蔣經國更是提出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 「三不政策」。開始和緩的兩岸關係一度陷入僵局。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楊力宇教授（資料圖片）但是統一的大門一旦打開，要想關閉絕非易事。對於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政策， 台灣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反響熱烈，紛紛舉辦座談會、研討會，發表對兩岸和平統一的看法， 提出各種主張和設想。台灣民眾開始突破台灣當局的禁令，希望降低兩岸敵意，恢復正常往來。兩 岸民間交流先自海外開始。一些主張和平統一的組織也開始成立。對此，鄧小平審時度勢，作出「四大決策」，以破除阻礙兩岸關係重重阻力。 第一大決策：重建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將解決台灣問題提上重要議事日程。「文革」期間，對台工 作遭到嚴重破壞，一度陷入癱瘓。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於1978年7月恢復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任組長。為了適應對台工作的新要求，鄧小平作出調整和加強對台工 作領導機構的決策。1979年12月17日，鄧小平在胡耀邦關於建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上批示：「由鄧大姐（鄧穎超）任組長，重大事情我可參與。」27日，中央批准改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由鄧穎超任組長，廖承志任常務副組長，羅青長任副組長。鄧穎超雖然年高體弱，但對工 作抓得很緊。1980年元旦上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主持了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就這樣，在上 世紀八十年代第一個新年的爆竹聲中，中央對台工作開始進入快車道。 第二大決策：以蔣經國為突破口，建立兩岸對話新途徑。《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不久，中央即在黨內發出《關於對台工作的兩項通知》：（一）大力宣傳《告台灣同胞書》，把黨的政策滲透到台灣去；（二）調查台灣重要線索，集中於中央，統一安排，選擇使用。此文件表明，中央為做台灣當局的工作，開始為重建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聯繫謀篇布局。誰是兩岸對話的最合適人選？首先浮現在鄧小平腦海中的是蔣經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鄧小平和蔣經國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兩人曾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同一個小組活動，來往密切，但自從兩人離開蘇聯後，就再未謀面。鄧小平曾明 確表示，國共兩黨領導人坐下來談，和誰談，和蔣經國談。蔣經國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是個成功 的領導人，只有他才能說了算數，不跟他談，我們跟誰談呢？因此，當時已經非常明確，就是以蔣經國為對手，舉行國共第三次和談，來解決祖國統一大業問題。 為了重建與蔣經國的聯繫，鄧小平想了很多辦法。首先，通過與蔣經國熟悉的外國政要傳話。1980 年5月1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國策研究會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時第一次向蔣經國傳話。他說，「 我們現在還是以蔣經國先生為對手。請你對蔣經國先生講，我們都是過七十歲的人了。在我們這一 代解決這個問題，歷史會給我們講些好話，為後代做點好事。」「他們有什麼想法，你們可以私下同他們談談，把他們的意見告訴我們。」其次，通過海外華人華僑建立聯繫渠道。當得知國民黨元老陳濟棠之子，美籍華人陳樹柏同蔣緯國很熟，同年9月9日，鄧小平會見他時說，「你去台灣可以跟蔣緯國說說，我們歡迎台灣的人多回來看看。」「你可以給蔣緯國談一下，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解 決，下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更困難一些，那時出現什麼情況很難講了，例如『台獨』。」「你可告訴蔣緯國，請他轉告他哥哥，我講的台灣問題都是真話。」1981年1月11日，鄧小平再次托美國華人 協合主席李耀滋給蔣經國傳話，「你下一次有機會去，給我帶個口信給蔣經國：我們年紀都大了， 為子孫後代著想，為我們民族著想，在我們這些人在世至少談起來，談起來以後，大家再把問題擺出來，例如，他們談三民主義，究竟能不能統一中國。我們講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我們講我們的道理。」再次，是通過公開呼籲傳遞信息。1981年10月，北京各界舉行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 會。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出席大會。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大會上以中共負責人身份，邀請蔣經國等一從國民黨元老及台灣當局黨、政、軍領導人，親自來大陸看一看，並向台灣當局傳遞了重要信息：「不但孫中山先生的陵墓經過一再修葺，而且奉化陵墓修復一新，廬山美廬保養如故」「難道蔣經國先生就沒有故鄉之情？就不想把蔣介石先生的靈柩遷移到奉化蔣氏墓地來？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還主動調整國共兩黨關係，對國民黨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給予充分肯定。 第三大決策：發表文告書信，闡述主張、陳以利害、曉以大義。針對台灣當局將中共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一概斥之為「是一種統戰手法，完全不足信」的論調，鄧小平表示：「其實，他們沒有研究、也很不了解我們對台灣問題所採取的合情合理的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們懷疑我們的誠意。蔣經國認 為我們的提案不過是統戰的手段而已。我們說，不是手段是原則。」為了打消蔣經國當局的顧慮，經過中央多位領導人反復思考，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針對海峽兩岸迫切關心 的實質性問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具體闡述了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這是首次將「一 國兩制」構想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問題的集中體現。針對「葉九條」，10月2日，鄧小 平表示：「這九條在國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反應，也一定會得到台灣人民的贊成。」1982年1月11 日，鄧小平會見李耀滋時，第一次將新時期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思路歸結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他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們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著想和對待這個問題的。說什麼「統戰手法」，我們不搞。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同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廖承志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這是新時期對台工作的一個重大舉動。 在此之前，蔣經國發表了一篇悼念其父親蔣介石的文章，表達了「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 的發願，並寫道：「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這篇文章被時任 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看到後，迅即向鄧小平匯報，在鄧小平的決策下，由過去和蔣經國有歷史淵源的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廖承志當時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其父廖仲愷與蔣介石均為國民黨元老，廖本人與蔣經國是兒時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由他來寫這封信，於公於私都很合適。廖承志的這封信可以說是情真意切，文采斐然，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即 「三思」：「願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呼籲蔣經國「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 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這封信發出後各方反響很大， 其中引用的魯迅詩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為大家稱道不已。據台灣相關人說，當蔣經國看到這封信後「為之動容」。這封信的主旨不僅是鄧小平和廖承志商定的，發表的方式也是由 鄧小平親自批示謀劃的：「三條路子、三管齊下」。所謂「三條路子」，第一條路的就是，到郵電部用電報給蔣經國發出去，先發到香港，通過歐洲落地以後，再發往台灣。第二條路子就是，新華社先發預告，再發通稿。第三條路子就是，通過香港能進台灣的報紙把這封信先登出來，再將報紙送進台灣。這封信的字裡行間不僅表現出鄧小平的偉大胸懷，而且信中有些微言大義，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 強的現實意義：「局促東隅，終非大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徙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 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基亂。願弟慎思。」「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紜。歲月不居， 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近年來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勾連美西方等外部幹涉勢力，在台 海興風作浪，甚囂塵上，可見當年鄧小平、廖承志的眼光是何等敏銳、何等長遠！第四大決策：修訂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一國兩制」構想提供憲法和法律保障。我國現行憲 法是1982年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適應新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 發展的需要而修訂的。台灣問題是這次修憲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鄧小平提出，憲法要對此作出專門規定。為此，憲法中有兩處作了規定。在序言中寫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 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彭真委員長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中指出，憲法第31條的規定，正是 考慮到台灣實現和平統一後，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這種特殊情況的需要而增加的，是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基本立場。以國家根本大法方式對「一國兩制」構想作了明確規定，有利於打消台灣某些人士所稱的「共產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的疑慮，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堅實的憲法保障。  「鄧六條」成為「一國兩制」 科學構想經典代表之作載入史冊 歷史車輪進入1983年。兩岸間的堅冰開始融化，一股清新的政治氣象已然在台海上空形成。 春節前夕，廖承志、汪鋒主持召開了四次座談會：一是「兩航起義」人員、老郵電職工座談會；二 是原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座談會；三是在台灣上層有親友的文化界人士座談會；四是對台灣影響較大的科學家和醫務工作者座談會。座談會主要是解釋黨的對台方針政策，吸取他們的意見。 3月9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博士，聽取他與台灣當局領導人包括蔣經國接觸的情況介紹。鄧小平詢問了蔣國經的近況，並表示：蔣經國如想通了，可以做一些對他們蔣家有利的事情 ，包括對他父親，在中國歷史上可以寫得好一些。 6月4日，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指出：「我們尊重歷史，尊重現實。我們充分考 慮台灣各族人民的願望和台灣當局的處境。我們不僅考慮到現在，也考慮到將來。」「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這一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正在穩步推進。經過「一國兩制」在香港問題上的實踐，鄧小平對台灣回歸後的制度安排也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思考，進而作出權威性論述的條件日臻成熟。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這一年迎來了一個合適的時機和一個合適的人選。這個合適的時機就是1983年6月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之後，這個合適的人選就是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 楊力宇，生於南京，1949年隨家人赴台，1960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赴美國留學並移居美國，時任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兼中國研究所主任。自1979年1月至1982年7月，先後11次訪華，向美西方客觀、公正地介紹中國的巨大變化和發展成果。其言論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反對美國政府向台灣出售武器。他是西方最早為鄧小平作傳的學者，其撰寫的《鄧小平傳》在1978年《大英百科全書》和《美國百科全書》年鑒發表後，引起西方學術界和新聞界廣泛關注和極大興趣。1983年3月，美國舊金山舉辦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年會。楊力宇作為會議的組織者，將「中國統一之展望」列為討論會的專題之一，邀請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學者共同探討中國統一問題。會上，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發表的「台灣關於統一的觀點」引起與會者關注，被普遍認為反映了台灣當局觀點。丘宏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統一的條件從表面上看相當合情合理，而且似乎也同台灣的現實相符，但台灣方面還是給以消極反應。他分析其原因複雜，包括國民黨認為過去同中共打交道吃了虧；大陸雖然提出和平統一倡議，但行動上對台灣似乎並未和解；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比較 複雜，操之過急，可能引起動亂；擔心統一實現以後對台灣今後的命運沒有可靠的保證；關心大陸本身政治上是否能長治久安等等。基於台灣方面的疑慮，丘宏達提出四條建議：（一）台灣擁有自衛權，包括在實現統一之前和統一之後都有購買足夠防禦性武器之權；（二）統一之後不得單方面更改有關統一的協議；（三）台灣實行「完全的」自治，不是「高度」自治；（四）在對外關係和國際組織中，台灣保有適當的地位。丘宏達認為，如果能提供這些條件，而且大陸能達到一定程度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那麼台灣方面的人將願意考慮和平統一。 同年6月19日，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楊力宇第12次來到北京，商談在美國續辦「中國統一之展 望」討論會問題。 6月21日，汪鋒主持召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主要議題就是楊力宇求見鄧小平一事。會議認為，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剛剛閉幕，台方很關注中共對台政策，且楊力宇一行表示希望見到鄧小平，並願意將鄧小平的意見帶往台北。因此建議鄧小平會見楊力宇。當天會議請示件經楊尚昆和汪 鋒核批後上報鄧小平，鄧小平隨即批覆同意。 6月2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與楊力宇正式會面。陪同鄧小平會見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負責中央對台工作），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汪鋒，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等。 鄧小平在耐心聽取楊力宇的分析和意見之後，首先對「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的舉辦表示肯定， 說：「你們今年三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針對丘宏達提出的「四個建議」，鄧小平表示他的誤解太深，希望台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葉劍英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方針政策的內容和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以消除誤解。 接著，鄧小平系統闡述了關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一）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二）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然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三）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 ，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 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四）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五）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六）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5月22日，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往返台北松山機場的客運航線正式恢復運營。這是福州時隔三年重新恢復往返台灣地區的直飛客運航線（圖：新華社）這就是後來外界常說的「鄧六條」。 很顯然，鄧小平這番談話決非單單是講給一位美國華裔教授聽的，而是一次經過精心準備的向台灣當局 「亮明底牌」的正式談話。8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時說：「最近我出 面談了一篇和平統一的方案。實際上還是我們過去提出的九條，內容是一致的，不過更具體一點，更明確一點，我們的底全部亮出來了。」 「鄧六條」的提出，豐富、充實了和平統一大政方針，針對性強，重點突出，特別是關於兩岸統一後台灣的政治地位這一最為要害的問題，充實了許多新的內容。「鄧六條」使「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更加具體化、系統化了，使之具備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 這篇談話一經發表，迅即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紐約《中報》8月1日的社論認為，台灣當局如能當機立斷，趁著手上還有好牌且台灣海峽風平浪靜之際，接受鄧小平方案，則可為國民黨本身和台灣人民爭取到最佳的利益。《北美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則說，現在球已踢到台灣那邊的場地上，就要看台灣的誠意了，明智的做法是雙方以誠相待，捐棄前嫌，冷靜地坐下來談，這才是真正的順應民意。香港輿論普遍認為，這次談話是和平統一祖國的最新構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議。《東方日報》8月2日的文章認為，鄧小平的這席談話，不論從什麼觀點看，絕無宣傳意味或招降味，而是平穩踏實，就事論事。在台灣，「鄧六條」更是引發強烈震動。國民黨中常會多次開會商量對策，最後不得不決定由台灣有關部門發表聲明予以回應，聲明雖仍宣稱絕不與中共談判，但頑固立場已開始出現明顯鬆動的跡象。1983年10月，台灣當局新聞發言人宋楚瑜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表示，兩岸運動員、學術界人士等雙方民眾在國際上接觸「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1984年1月，台灣「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宣布 ，台灣人員在「國際學術、科技、體育、文化等方面的會議和活動中」，可以與大陸接觸。這表明，台灣當局開始認可兩岸民間交流，台灣當局奉行的「三不政策」的隔絕防線在「鄧六條」理論力量的穿透 下，已經變得搖搖欲墜了。  （作者係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長，本文為《紫荊論壇（第69期）》獨家文章，轉載請註明來源）

曾   悠 I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 梁嘉豪 I 澳門經濟學會青委會副主任 澳門已有明確的大健康產業發展方向，在中醫藥發展上已建立新的註冊制度。未來澳門應發揮自身制度優勢、對接國際及葡語國家的平臺優勢和政府一站式服務優勢，多措並舉發展大健康產業 ，將其打造成為經濟多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研究背景 人口老化成為全球人口發展的趨勢及挑戰，大健康產業正是順應人口老化的中長期趨勢應運而生的，長達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提高了人們對健康的重視，加速了大健康產業的發展進程。對於澳門而言，大健康產業在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中佔有重要地位，排行澳門新興產業之首 。澳門行政長官《2023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明確提到，澳門特區政府堅持不懈地採取「1+4」 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優化產業結構。「1」是做優做精做強綜合旅遊休閒業，「4」就是持續推動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發展。其中，在加快大健康產業發展方面，澳門將加強與北京協和醫院合作，以建設國家區域醫療中心為契機，致力發展 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及周邊地區的區域性的腫瘤治療、醫學美容及其他專科治療服務。可見，澳門已有明確的大健康產業發展方向。誠然，社會仍有疑慮——澳門發展大健康、中醫藥會有什麼優勢，會否受到市場規模細小、人才不足、土地匱乏等條件的制約。本文認為，澳門具有區域優勢，在中醫藥發展上已建立新的註冊制度，可藉著制度優勢、對接囯際及葡語國家的平臺優勢和政府一站式服務優勢等，從大健康產業大盤中分到發展紅利，同時也為澳門自身人口老齡化問題找到解決方案。因此，本文旨在對澳門大健康產業發展的重點工作進行疏理，解析產業發展正在面對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議。1月5日，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通過工商業發展基金推出《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先導資助計劃》，推動澳門中成藥打開內地市場（圖：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 二、澳門發展大健康產業的重點工作 (一)寫入澳門「二五」規劃作整體佈局澳門第二個五年發展規劃寫道：2021至2025年間，積極培育發展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 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重點產業，實現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其中，在大健康產業發展章節上提及三大重點策略:一是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健全中醫藥審批體系。透過建立全面及規範化的中藥藥事活動管理及中成藥註冊制度，強化中藥的質量安全監管，提升澳門生產中藥的出口競爭力。同時，設立藥物監督管理局，負責藥物的審批、註冊和管理，為中藥行業的長遠發展創設更有利的條件。這點策略為澳門的中醫藥研發製造奠定制度優勢 ，在區域中打造嚴審嚴管高效的中醫藥發展環境，增強市場信心。二是加強中醫藥產業的招商引資。吸引國內外優質的醫藥研發中心、檢測中心、貿易商等落戶澳門，逐步形成以中醫藥為主導的創新研發、技術成果交易、產品商貿合作的國際化中心。吸引大型藥企落戶澳門，並根據內地給予的惠澳政策，推動在澳門上市的中藥產品便利進入內地市場，再擴大到其他地區和國家銷售。推動中藥產品以葡語國家為突破口，逐步拓展非洲、歐洲、東南亞等區域市場。這個策略是把澳門國際自由港和澳琴一體化發展的綜合優勢發揮到大健康產業之中。三是鼓勵澳門醫療機構與外地醫療機構合作，引入優質醫療技術和管理人才，為澳門居民提供多元醫療服務，發展醫療旅 遊產業。這個策略是為使醫療旅遊作為大健康產業的一個分支，充分用好澳門旅客市場龐大的優勢。《2023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進一步部署推進中藥檢測中心的建設。有效實施《中藥藥事活動 及中成藥註冊法》，協助企業在澳門開展中成藥註冊，並爭取經澳門註冊的中成藥產品在橫琴粵澳深合區生產和有序進入內地及國際市場。進一步發揮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平臺作用， 持續運用「以醫帶藥」模式，推動中醫藥國際化。(二)建立中醫藥註冊管理制度中醫藥產品講求信心、科研及質量保證，澳門特區政府在2022年正式實施《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在立法註冊及藥物監管及中醫藥各項發展中創立新制度，加強中醫藥行業制度化 、專業化和國際化發展，提升了社會對中醫藥業的發展信心。《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 實施近一年，已吸引了內地大藥企來澳發展，中藥藥事活動監管不斷完善，中藥產業成長迎來了新局面。澳門亦進一步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出臺《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施行細則》行政法規。此法規主要內容包括：一是中藥藥事活動的監督及運作。明確藥物監督管理局為監管實體 ，規定中藥藥事活動準照相關程序，並為中藥進出口批發準照及中藥房準照建立「一站式」發牌程序及「臨時準照」制度。二是中成藥註冊及審批。法規訂定申請中成藥註冊、續期及更改的要求，以及中藥材、飲片或提取物進口澳門所需提交的資料及相關程序，並訂定中成藥審評專家顧 問委員會的組成及運作方式等等。另設有過渡規定。(三)不斷提升中醫藥科研實力澳門第二個五年發展規劃指出，支持科研人員參與國際組織的傳統和天然藥物的標準制定工作， 推動中藥標準國際化；進一步投放資源，推動中藥經典名方研發、創新中藥研製與開發、中藥質量控制及標準化技術、中藥保健品開發等。研究配套相關政策，促進生物醫藥及中醫藥等在生產鏈條相關環節與橫琴的協同分工。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大學與澳門科技大學於2010年聯合設立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此重點實驗室着力推動中醫藥國際化、產品創新及現代化，以科學化的手段進行藥性檢測及質量控制，也為澳門培養高端中醫藥人才提供平臺。近年來，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聚焦以中醫藥研發及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產業，完善科研人員參與產 學研的激勵制度，提升產學研深度融合機制，逐漸走出一條澳門高等院校科研成果產業化的道路 。此外，透過發揮科研優勢，國家重點實驗室已與美國藥典委員會、歐洲藥典委員會和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建立合作機制，為中藥質量制定標準，推動中醫藥科學化、標準化和國際化。2021年底，澳門轉化醫學創新研究院揭牌成立，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擔任研究院的指導委員會主席。研究院首階段的任務旨在推動中醫藥及生物醫藥領域的成果轉化，並會對高質量科研成 果進行挑選，為相關項目轉化提供支持和服務。近期推進的成果轉化項目包括澳門大學研發的碳量子點腫瘤免疫治療技術、糖尿病足傷口敷料等具有前景和潛力的項目。(四)成立藥監局2022年元旦，澳門成立藥物監督管理局，標誌着澳門藥物監管進入新階段。該局的重要使命就是配合落實中成藥註冊制度，支持中藥產業發展。具體包括：負責研究、統籌、協調及落實澳門特 區藥物監督管理範疇；推動制定和完善小型醫療器械的註冊管理制度及依法進行審批等。成立以來，藥監局切實執行《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持續向中成藥註冊申請人提供註冊程序前諮詢服務，有助縮短中成藥研發和審批週期，加快中成藥取得註冊及投放市場的進度。 截至2022年底，共提供超過230次中成藥註冊程序前諮詢服務。2022年7月，推出了中成藥網上申請服務。另外，藥監局和經科局等一起推動《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先導資助計劃》出臺實施，支持澳門製造的傳統外用中成藥在內地註冊，減輕相關成本。藥監局正分階段將更多不同類型的小型醫療器械的進口納入管理，為小型醫療器械註冊監管制度立法工作做好前期準備。(五)離島醫療綜合體落成啟用 2011年，澳門特區政府推出的《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明確把興建離島醫療綜合體作為醫療事業未來的重點項目。經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推薦，澳門特區政府與享負盛名的北京協和醫院進行公私營合作，為澳門離島醫療綜合體的營運、管理提供專業服務。目前，離島醫療綜合體主體工程已落成，2023年分階段啟用，約42萬平方米的總建築面積由綜合醫院、輔助設施大樓、中央 化驗大樓、綜合服務大樓、員工宿舍大樓、護理學院、康復醫院組成。急診大樓的調整工程已於 2023年1月下旬竣工，中央化驗樓擬於2023年上半年落成，屆時離島醫療綜合體第一期工程將全 部完成。據澳門特區政府消息，離島醫院初步計劃設立腫瘤治療中心、心臟中心、腦科中心、移 植中心、消化病中心、婦科中心、產科中心、兒科中心、生殖醫學中心、醫學美容中心、傳統醫 學中心、健康管理中心等特色科系。離島醫療綜合體是澳門醫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它藉著管理模式的創新，對現行醫療系統進行質量的提升，既提高營運效率，又給居民更多就醫選擇，讓澳門居民大病不出澳。離島醫療綜合體的使命，除了提供公立醫院服務外，也包括引入高端醫療服務，探索發展大健康產業。(六)綜合度假村參與康養元素發展澳門正透過「旅遊+」發展模式，加快建設集美食、度假、觀光、購物、娛樂、文化、醫療、體育 等元素為一體的綜合旅遊休閒目的地，不斷豐富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內涵。2022年，澳門特區政府已完成修改《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及配套法規，要求博彩企業加強開拓國際客源，推動會議展覽、娛樂表演、體育盛事、文化藝術、健康養生、主題遊樂、美食之都、社區旅遊 、海上旅遊等非博彩元素。2022年12月16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與獲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判給的六家公司簽署了《澳門特別行 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合同》，批給期限均為十年，合同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六家公司承諾計劃投資1,087億澳門元(下同)開拓外國客源市場及發展非博彩項目。其中，已有綜合度假村企業提出構建城市養生康健旅遊地標、設立高端康養醫療中心提供一站式保健服務。也有公司表示引入包括醫療旅遊等相關產業，打造具規模的一站式健康養生休閒生活區。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博彩企業加入大健康產業的發展，改造康養客房，對準高端客源，推出更多元的康養美容等服務。可以預期，在非博彩投資下，澳門大健康產業發展將呈現新景象。 三、發展大健康產業的優劣勢 (一)優勢 1、國家重點支持發展的優勢。大健康產業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中之重，相關工作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2022年澳門特區政府與經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推薦的北京協和醫院簽署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與北京協和醫院合作協議》便是一大例證。協議指出，澳門特區政府將在醫療衞生服務、醫學教育、科學研究與成果轉化等方面與北京協和醫院開展長期合作，向成為國家區域醫療中心的目標發展。相關項目是國家支持澳門大健康產業發展的重要合作舉措，相信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澳門醫療衞生體系將得到跨越式的發展，成為大健康產業的一大重要支撐。2、大健康科研和成果轉化的優勢。澳門大學與澳門科技大學聯合設立了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在中藥質量評價的關鍵科學和技術問題、建設完整的中藥質量研發平臺、開展系統的轉化型研究等領域的科研工作上具有一定的學術及實踐優勢。兩所大學對科研人才培養、推動中藥現 代化和國際化，以及促進創新產品開發和轉化都發揮着積極作用，為澳門大健康產業提供有力的支持。為支持科研項目成果加速轉化，澳門科技基金2022年批出214個項目，總金額約3.53億元，主要集中在大健康、資訊科技、工程與材料等，其中科研平臺運作初具成果，中藥研發中心引入廣藥集團、華潤三九、香雪製藥、片仔癀藥業等大型藥企，加速大健康科研和成果轉化的發展步伐。 經科局亦推出了《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先導資助計劃》，支持澳門製造的傳統外用中成藥在內地註冊。3、旅遊發展基礎的優勢。澳門是國際知名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每年吸引大量國內外旅客到訪， 不少旅客來澳購買健康產品，這正是大健康產品走出去和相關品牌宣傳的重要渠道，也是大健康市場發展的潛在優勢。「醫療+旅遊」將成為澳門大健康發展的重要策略，讓藥企、公私營醫療機構、旅遊服務等相關機構聯動發展，醫療機構的服務範圍亦將根據市場的需求而不斷豐富，有助持續提升醫療服務的素質，創造更多相關行業的就業機會，做大做強澳門醫療旅遊市場。4、區域合作發展的優勢。澳門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部分，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相依，大灣區為澳門大健康產業提供了龐大市場。目前，內地已推出多項藥物及醫療器械的惠澳政策，包括：「 港澳藥械通」允許符合資格的已在澳門上市的藥品及先進醫療器械，經廣東省批准後在大灣區符合條件的醫療機構使用;簡化在港澳已上市傳統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經澳門藥監局批准及已在澳門使用五年或以上的傳統外用中成藥可經簡易審批後在內地上市銷售。此外，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初心就是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通過區域合作，澳門 可利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政策、土地資源、成本較低等優勢，開展兩地合作、取長補短，進 一步發揮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中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平臺作用，持續推動中醫藥國際化發展，協同發展大健康產業。5、註冊制度的優勢。為貫徹落實澳門的中藥發展政策，配合《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的實施，澳門藥監局已分階段公佈了多項技術性指示，涵蓋中成藥註冊、臨牀試驗等各環節的細則性技術規範。目前，《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運作良好，有效實現企業在澳開展中成藥註冊，未來在澳註冊的中成藥產品將有望在橫琴生產，並使用「澳門監造」、「澳門監製」、「 澳門設計」標誌，有序進入內地及國際市場，為澳門大健康產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吸引更多企業進入澳門市場。6、出口國際市場的優勢。藥物生產質量管理規範認證(GMP)可以說是產品進入世界主要市場的 「國際通行證」，澳門藥監局可向具備條件的製藥廠發放GMP證書。目前，澳門已有2家西藥廠及 1家中藥廠取得GMP認證。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有符合內地及歐盟 認證標準的GMP中試生產大樓、研發檢測大樓、產業孵化基地，可為入駐中醫藥相關企業提供「一條龍」配套服務。澳門中葡平臺的作用是中藥產品出口國際市場的重要優勢，以葡語國家為切入點，加上「以醫帶藥 」的創新模式，持續推廣中醫藥及相關應用進入葡語國家和周邊地區市場，向外弘揚中華傳統中醫藥文化。(二)劣勢1、缺乏現代廠房用地。眾所周知，澳門土地資源相當有限，過去大部份土地用於發展旅遊和住宅等項目，未來留用於發展新興產業的土地及廠房建築亦需要一定的時間。在土地規劃寸金尺土的情況下，澳門具備生產條件及發展廠房的用地不足，限制了大健康產業的發展。2、大健康產業人才不足。澳門大健康產業的人才儲備不足，尤其是高端人才較為短缺。目前，澳門正推動人才引進政策的相關立法工作，但進程較為緩慢，在現時各地爭相爭奪人才的大環境下，澳門對人才的吸引力顯然較其他地方低，影響產業發展的速度，也限制了產業的競爭力。3、營商成本高於內地。由於澳門勞動力、運輸、廠房倉儲等成本較高，一些外地企業進駐澳門後對澳門的法律、行政體制，以及澳門與內地之間貨物進出口的程序未能及時掌握，都推高了企業的營商成本。此外，牌照及準照審批流程時間較長亦是企業成本增加的一大主因，這將限制企業來澳及來澳後的後續發展和投資，對產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4、製藥原材料通關問題。儘管澳門正在發展中藥製造業務，但部份半成品材料因暫未有有效的規範而造成進口困難。此外，一些材料進口需醫生在場就地檢驗，其通關時間及成本亦因此增加。 四、政策建議 (一)設立大健康產業基金，選項目重點投資設立大健康產業基金可以為產業提供資金支持，建議以政策和資金引導，促進產業創新及持續發展。產業基金亦可以選擇重點項目進行投資，對中藥的科研和產業化發展進行重點支持。尤其推動核心技術和原始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化需較多的資金扶持，協助澳門提高中藥產業的競爭力和國際水平。此外，大健康產業基金還可以支持產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透過相關活動進行招商引資，吸納外地先進的技術和經驗，推動大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二)引進大健康企業，集聚高專業人才大健康產業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和發展前景的產業，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產業將是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的重點。為豐富產業發展的內涵，建議持續引進大健康企業、大健康科研團隊及相關專業人才，加快人才引進政策的相關立法工作，通過引進相關企業、人才和技術，強化大健康產業的科研和創新能力。同時，亦需加強本地人員的培訓，鼓勵中小企參與大健康產業發展，為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動力和支持。(三)加強向國際社會推廣澳門中藥註冊制度澳門中藥註冊制度需在國際上獲得更高的認知及能見度，才能更好地推廣和發展本地中藥產業。建議強化向外推廣澳門中藥註冊制度：一是強化對外的產品、制度及扶助政策宣傳和推廣工作，支持本地藥企及其產品「走出去」，開拓更多市場。二是支持業界通過參與國內外不同的國際會議、學術論壇等活動，宣傳澳門中藥註冊制度的優勢和特點。三是澳門可以積極參與國際相關標準的制定 和推廣活動，加強澳門中藥的國際認可度和競爭力，提高中藥產業的國際影響力和地位。四是通過上述的工作，在推廣澳門中藥註冊制度的同時，吸引外地企業「走進來」，進駐澳門並豐富澳門大健康產業業態發展。(四)爭取國家放寬外用中成藥的上市年期限制目前國家對澳門的外用中成藥在內地上市前有五年的年期限制，這對產業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約。建議澳門可以加強與國家相關部門的溝通和協調，積極向國家反映澳門中藥產業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求，爭取放寬這一限制，以促進外用中成藥的投資、研發和上市，進一步促進產業發展。同時 ，澳門亦需持續提升中藥創新和科技研發水平，提高中藥產品的質量，從而提高中藥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發展潛力。(五)舉辦澳琴大健康產業優質產品展和國際中醫藥應用及學術論壇利用澳門會展業的基礎和實力，發揮澳門會展業的優勢，帶動大健康產業聯動發展。建議：一是舉辦澳琴大健康產業優質產品展，以澳琴兩地一展會的合作，展出澳琴生產的健康產品、技術及相關的服務，同時邀請國內外相關企業和機構參展，加大大健康產業與其他企業和機構的交流和聯繫。 二是組織國際中醫藥應用及學術論壇，現時澳門多所大學均有卓越的中醫藥研究及學術成就，通過論壇建立大健康領域專家和學者的交流平臺，宣傳澳門大健康產業的發展優勢。(六)放寬醫療旅客和服務人員的通關限制，規範中藥原材料的通關標準「醫療+旅遊」是大健康產業的一項重要發展項目，簡化國際醫療旅客進入澳琴的限制可以促進大健康產業的發展，吸引更多國際醫療旅客來澳接受醫療服務。建議：一是澳門及橫琴可以積極向國 家提出簡化相關手續和限制，讓澳門的外籍勞工及國內旅客簡便多次進出澳琴的手續。二是讓內地醫療旅客多次入境澳門、延長簽證的期限，進一步簡化相關申請手續和限制，推動大健康產業的發展。針對中藥原材料的通關方面，建議政府與企業持續保持溝通，並與內地海關進行協商，理順中藥原材料及半製成品的通關安排。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李彤 |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豐富且獨特的金融資源。香港不僅是國家首選的國際籌融資平台，也助力國家金融市場有序開放，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高質量發展。 一、亞洲經濟體須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形勢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高度依賴全球互聯互通的亞洲經濟發展面臨艱巨和複雜的挑戰，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短期內，發達國家貨幣金融條件明顯收緊，經濟增長前景減弱。發達國家是國際終端需求和投資資金的主要來源，其經濟金融收縮壓力不可避免對亞洲地區產生負面影響。二是當前部分發達經濟體「逆全球化」思潮興起，「近岸外包」呼聲和現象增多，帶來全球產業鏈調 整和重構壓力。三是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國際共識，發達國家抓緊探索國際綠色貿易投資規則，未來是否會形成綠色貿易壁壘需要密切觀察。大部分亞洲國家仍處在能源消耗量較大的經濟發展期，國際產業和經貿規則的綠色轉型對亞洲區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困難複雜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中，亞洲地區經濟表現穩健，為應對上述挑戰提供了較好的發展環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亞洲經濟增速將從2022年的3.8%升至2023年的4.6%，明顯高於全球平均(2.8%)和發達經濟體(1.3%)的增長水平，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超過70%。同時 ，亞洲地區經貿合作不懼保護主義逆風，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DEPA)等多邊合作機制，提升市場一體化程度和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亞洲區域內產業鏈分工互補優勢得到進一步發揮，為亞洲經濟和貿易投資增長增添了動力，2022年中國和東盟進出口規模達到6.5萬億人民幣，增長15%，體現了區域內貿易合作活力。面對新的國際機遇與挑戰，亞洲區域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提高應對能力，增強發展韌性: 首先是亞洲經濟體需要繼續擴大開放，主動釋放向世界開放的信號，捍衛經濟全球化的成果，全力推動全球化發展。亞洲經濟體，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正繼續深化自身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市場開放，努力增進與發達市場在經貿投資領域的緊密聯動，改善雙方互信，在經濟增長和轉型的關鍵期降低保護主義逆風的影響。中國是亞洲最大國家，正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同各國分享中國機遇。同時，中國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參加RCEP，為世界經濟互聯互通注入更多力量。香港作為亞洲地區成熟市場和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橋樑，能夠在協助包括中國內地市場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擴大開放、對接國際市場方面發揮重要的連接作用。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在促進國際金融合作，推動經濟金融全球化方面將扮演關鍵角色（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其次是充分利用區域內多邊合作機制，著力加強亞洲區域內經貿和投資合作。未來亞洲地區可以 鼓勵區域內更多經濟體加入已有的多邊合作機制並積極探索新的合作領域，釋放更多制度紅利， 形成更緊密區域內貿易投資關係。中國不僅積極加入RCEP協定，而且主動申請加入CPTPP、 DEPA等區域內高標準數字貿易協定。作為全球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大國，CPTPP和DEPA如果能加入中國力量，相信將進一步促進區域數字產業和技術的合作發展。更加便利的區域貿易投資環境也為亞洲經濟體開拓多元化市場提供了有利基礎。當前發展中國家 市場潛力日益凸顯，特別是中國經濟疫後復蘇，大市場需求正加快釋放。國際機構普遍預測2023 年中國經濟增速在5%以上，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國經濟增長將帶動與中國 經貿關係密切的亞洲經濟體共同增長，亞洲經濟體參與和分享中國大市場增長潛力，開拓多元化市場需求正迎來更多機遇。第三是合作提升亞洲產業鏈附加值，特別是合作推動綠色技術和數字技術等全球新一代產業和技術發展。亞洲經濟體需要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和教育投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在綠色技術和數字 技術等新興領域，亞洲經濟體有機會探索新的國際合作模式，並在部分技術領域彎道超車。例如中國新能源汽車和光伏產業鏈建設已取得較強的國際優勢，2023年第一季度有外貿「新三樣」之稱的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合計出口增長67%，對東盟出口增長更超過100%。未來中國擴大開放、創新升級、深化與亞洲經濟體產業分工的過程將帶動亞洲經濟體技術水平和產業鏈附加值的整體提升。 二、香港在推動經濟金融全球化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在促進國際金融合作，推動經濟金融全球化方面將扮演關鍵角色。首先香港將繼續擔任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金融市場的關鍵橋樑。內地和香港金融互聯互通 內容將進一步擴大，豐富香港資金池、資產池。繼成為產品和資金的橋樑後，香港可以成為金融規則的橋樑，在結合內地發展特色，探索國內、國際金融標準銜接合作方面發揮更多作用。例如香港馬上要推出港版上市公司ESG披露標準，體現了香港在規則領域的獨特地位。同時，香港的定位是深化亞洲區域和「一帶一路」合作的金融支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綜合實力雄厚，擁有全球領先的股票市場，是國際著名的新股融資中心和全球第二大、亞洲第一大的生物 科技融資中心。香港是重要的亞洲國際債券發行市場，亞洲和「一帶一路」沿線重要企業多次在 香港發行國際債券。港交所旗下擁有倫敦金屬交易所，能夠較好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基本金屬 交易和風險管理需求。同時，香港匯聚眾多國際領先金融機構，具有豐富的綜合跨境金融服務經驗，例如全球最大IPO內唯一中標的中資投行來自香港；中國與歐洲最大跨境併購項目由香港金融機構完成;香港金融機構還多次為沙特阿美等伊斯蘭市場主體提供伊斯蘭債券發行的特色金融服務。因此，香港不僅能便利對接內地大市場資源，而且和東盟、中東等「一帶一路」沿線主要經 濟體具有密切的金融合作基礎。亞洲和「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增長和貿易投資合作將帶來更多金融合作需要，香港能夠圍繞相關經濟體產業轉型、科技創新、綠色發展、跨境資產管理等多元化需求，提供綜合化、國際化的金融服務，成為區域合作的金融支點 此外，香港可以成為國際金融業務的創新中心。香港砥礪前行，主動在當前國際金融發展的前沿領域進行創新，包括在2023年3月推出18C上市制度改革探索科技創新融資機制，2022年10月建 立Core Climate國際碳信用市場探索碳金融業務，探索數字資產交易和數字貨幣跨境使用等，都是 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特別關注的新領域。雖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前景廣闊，但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香港也需要不斷調整發展戰略。新一屆特區政府履職以來，主動作為，宣布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國際企業和人才，鼓勵科技創新活動，推動經濟多元化轉型。受益於政策傾斜和香港在大學教育、金融領域的重要優勢，香港成為知識及創新型經濟體前景可期。而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國際金融地位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依然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也是香 港能夠有力支持科技創新活動，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獨特作用的優勢所在。鑒於國際人才和金融機構匯聚是各類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基礎和競爭重點，需要繼續大力吸引各類國際企業、 金融機構和人才作為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重中之重。 三、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金融和數字中心的戰略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以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為發展目標。在世界範圍內，舊金山灣區等成 熟「灣區經濟」具有兩個普遍特徵，第一個是「灣區經濟」匯集眾多優質生產要素特別是創新要素，是所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第二個是「灣區經濟」普遍具有自由開放經濟結構，是所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重要空間載體。開放與創新是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灣區經濟」的兩大基石，也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重點：一是圍繞做大國內市場、暢通國內循環的發展需要，引領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二是圍繞促進國內、國際市場暢通循環需要 ，作為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實驗區、示範區，推動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此外，粵港澳大灣區還 肩負探索「一國兩制」新實踐，延伸港澳發展空間，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特殊使命。提升粵港澳大灣區開放創新程度離不開三地金融資源的投入與合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三地「建設國際金融樞紐」的發展目標，共建國際金融樞紐既要求三地金融市場主動作為 ，對標國際金融市場的領先規則和業務進行自身的改革創新，提升三地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同時，共建國際金融樞紐要求三地金融市場深化合作，整合金融資源，促進資金自由流動，為企業和居民的跨境生產生活提供更多金融服務便利，從而吸引國際資本、企業和人才進入大灣區 。由於粵港澳涉及境內、境外兩個金融市場，三地金融合作的過程也是境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 與港澳接軌、與國際接軌的過程。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深化金融合作具有以下空間：首先是對標國際領先市場進行機制創新，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規則體系和金融市場環境。其中，可以重點發揮香港與國際金融市場和規則體系接軌的成熟市場優勢，共同探索金融專業人才和產品的互認機制、跨境金融糾紛的仲裁機制以及金融跨境監管的合作機制等。其次是優化和擴大三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推動內地金融市場業務率先對港澳開放。例如，繼續優化「股票通」、跨境「理財通」等已有的互聯互通安排，研究考慮納入更多投資標的或者引入更多市場參與主體，同時繼續探索粵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新內容，包括但不限於金融衍生品市場、碳金融產品、大宗商品市場等。最後是圍繞三地實體經濟發展需要，合作擴大科創金融、綠色金融、跨境金融、人民幣計價產 品和服務等特色金融服務的供應，豐富大灣區金融業態，並鼓勵三地企業和居民跨境使用所需 的大灣區金融資源。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紀緯紋 |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銜春 |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土地管理系百人計劃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榮譽副研究員、浙江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得積極成效，但是區域融合發展在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層面目前還存在 缺失和障礙。香港可以在國家和區域發展中發揮好新時代國家窗戶、超級聯繫人和大灣區人的角色 ，特區政府需要發揮積極有為的引領作用，對現有的和未來發展所需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作出實質性的變革和創新。 粵港澳大灣區亟待打破體制障礙完善制度安排 自2017年簽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框架協定和在2019年初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深化粵港澳三方融合發展的正式工作至今已進入第四個年頭。然而四年來，融合發展過程深受來自國內外重大事件的現實挑戰，例如中美關係惡化和去全球化趨勢為區內的國際經貿活動帶來的負面打擊、香港社會的內部矛盾阻礙了其深入融合大灣區的進程；三年之多的新冠肺炎 疫情更是突發地和無情地中斷了粵港澳三地間的經貿和市民的日常往來，嚴重限制了區域融合發展的步伐。此等大事件的發展清晰展示出粵港澳大灣區在融合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和條件的不足，尤其體現到粵港澳三方在經濟和社會的融合運行上所面對的種種困難、並反映於制度體系上——包括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的明顯缺失和障礙。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級重要發展戰略，在當前時不予我的形勢下，粵港澳三方必須及時打破融合發展過程中的種種體制障礙並完善區域高質量發展所需的制度安排，這不只是爭取整個區域更具效益的融合發展，更是要完成好實踐國家賦予的發展目標。對於香港來說，隨著社會主要持份者更多和更深刻認清全新的國際形勢和國家發展格局所帶來的經 濟與社會發展的觀念和模式的範式性改變，香港必須及時釐清自身在新時代和新格局下所應發揮的功能與扮演的角色，包括：在定位方面，提升金融、航運物流等領域的國際中心功能的策略與措施；在功能和空間上，通過交通基建、市場和產業等系統整合，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內的有序流動，發揮對珠三角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拉動與引領作用等。本文認為，在規劃綱要、「一帶一路」倡議、 國家「十四五」規劃和中共二十大報告對香港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願景規劃和指導下，香港可以在國家和區域發展中發揮好新時代國家窗戶、超級聯繫人和大灣區人的角色。其中，香港特區政府 需要發揮積極有為的引領作用，對現有的和發展所需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作出實質性的變革和創新。本文將從城市、產業和社會三個層次就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構建作出討論。 香港應從對內對外兩方面推動區域一體化的制度融合 在過去半個世紀，香港以一個小型城市經濟體的身份成功扮演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角色。通過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中西文化匯粹和制度方面的優勢，有效地與對國際市場不甚了解的內地客戶和對內地市場充滿興趣的國際客戶溝通、協調了製造和運輸等全球生產鏈環節，充分地發揮了中間人的功能。從制度發展的視角看，雖然在此數十年的互動過程中香港與珠三角市場發生了結合和分工的情況，更出現著名的「前店後廠」分工模式，但香港總是強調自身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和有著達到國際標準的商事制度，並維持著與珠三角市場的明顯差別與分割，而且兩邊的市場和社會的運行體制也沒有深度的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框架的出臺，正是要打破「粵—港—澳」的分割，推動三邊的經濟和社會深度的融合 ，以跨越區域內部進一步整合所面對的瓶頸，並以「一個區域」來更好適應新時代和新格局下的全球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環境。本人認為，在對外方面，香港仍會在國家深化對外開放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將作為新時代國家門戶，代表著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開展「引進來」和「走出去」。它不再只是一架接駁外國和內地兩套不同經濟體系的橋，發揮著一般的中間人作用，而是發展成為一片過渡區域，有著更綜合的功能、更全面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這必然帶出粵港澳三套經濟和社會運行體制上既有融合，亦保持有利自身發展和對外接觸的差異。從政治經濟概念和世界發展範式而言，這標誌著香港未來的發展既需要持續與傳統歐美市場在制度上進行對接，同時需要在中國式現代化 和全球南方市場興起的過程中，聯手粵澳構建出一套適應新市場乃至更現代化的制度。對內方面，香港必然經歷不同領域的循序漸進的融合，終將與粵澳共同達到區域一體化的發展程度。為此，香港必須追回過去三年被新冠肺炎疫情纏繞下所失去的寶貴光陰，及時就區域融合中 不同領域所需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進行研究並加以落實相應工作。重點必然是流動與結合。一是交通基建與運輸服務的融合，並形成同城化和公交化所需的制度環境。例如除了當前在社會上 展開討論的高鐵服務公交化外，往來新界北區與深圳的跨境巴士服務公交化、「港車北上、粵車 南下」等交通事宜亦可加以考慮，這將涉及調整邊檢與海關制度和優化相關措施安排。二是協調關乎民生的各類異地行事和異地辦事的制度安排，例如交通卡、醫療藥械、社會保障，以及各類證照的互通和異地辦理，其必然涉及後臺的貨幣結算、社會資源配置、認證標準等領域的協調， 以及個人資料聯網使用和保存等較為敏感的制度安排。三是產業發展和要素市場的融合，掃清因 為現有的行政分割和絕對競爭思維所引起的保護主義所帶來的障礙。通過政府之間的協商形成合理的市場准入、監管等制度安排，促進產業活動按區內市場的特點實現空間上的分佈配置、甚至在區內形成較完整的產業鏈；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在粵港澳大灣區有序、順暢和按市場規律的雙向流動。例如雖然國家賦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物流中心等定位，但香港並不應通過消極手段壓抑珠三角其他城市的金融或航運發展，而是通過在人才措施(如較寬鬆的簽證條件 )、創業(如多元化的支持與保障環境)、集資(如健全的金融市場和多元化金融工具)等方面構建更具競爭力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努力鞏固其自身在國家和全球的優勢與地位，並拉動金融和物流行業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形成良性的競合關係。四是完善區域主要持份者之間的溝通機制，既為區域更好發展提供不同平臺，亦便利一方在制定地方政策措施的過程中，充分從對方角度瞭解有關政策措施對另一方的影響，以實現雙贏。例如一方的招攬人才政策不會被另一方看為是挖空當地人才庫的手段。 香港須構建完整發展型制度系統探索新產業合作模式 在當前全球政治動盪、全球化經濟發展方向不明的大環境、並且城市和區域發展日益強調競爭力的背景下，香港的經濟需要擺脫過去港英政府「不幹預」的思維和其以管理為主的行事作風，實現特區政府強而有力的掌舵和深化積極有為的發展取態，推動支柱產業的長遠發展。重點策略之一是整合當前特區政府行政架構內碎片化的工作，構建完整的發展型制度系統。重點策略之二是香港必須加強從區域層級作出政策考慮、並利用地理優勢，首先聯手深圳積極探索嶄新的產業合作模式。針對當前科層式行政架構導致產業用地、勞動力供應、人才培訓、資金援助、科創與知識產權等政策不協調和措施碎片化的情況，特區政府應落實以要素導向方式組建「決策—規管—營運」三 層式工作模組，配合制度化的業界共建和參與，以及官學產研等持份者的互動合作，通過恆常研究結果支撐在決策層面制定能與城市總體發展相協調的產業發展戰略、在產業層面協調不同政府 部門和業界持份者訂定各類規管和產業推廣工作、在企業日常營運層面通過建立實體和網絡綜合平臺提供便利企業營運需要的一站式服務，藉此形成極具吸引力和全球競爭優勢的市場環境，鼓勵企業作出投資和便利企業的經營。4月24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大灣區訪問團 到訪廣州。圖為李家超（左四）及訪問團成員到訪瀝滘淨水廠並觀看介紹短片（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至於後者，目前雖然有CEPA等便利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異地投資和發展業務的安排，但粵港澳三地的產業活動欠缺可以創造更大協同效益的制度化安排。本文認為，按產業活動性質通過港深兩地政府(城際)或粵港澳三地政府(整區)聯手構建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來加強各方的產業聯通，例如設立國家級實驗室和金融工具沙盤等「點」、完善科創走廊和金融走廊等「線」，以及組建線上金融平臺、物流園與港口群網絡「面」，形成全面的和立體的產業空間結構；並通過制定相應的措施來促進例如技術轉移等創新要素的跨界流動、區域層面的業務合作和分工。具體而言，一方面可以利用河套區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作為契機，打造「香港北+深圳南」的港深協作模式和融合空間；另一方面，按不同產業的條件，或以河套區為核心，聯網香港落馬洲、中環和深圳福田、前海等重點區域；或打造產業飛地的「1+1」聯動發展模式。目的為通過建設高度制度化的空間來匯聚勢能、並產生協同發展效應，為企業創造更大經濟利益、為產業打造大灣區地理標誌和高端產業標準，最終為香港和整個區域帶來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 依靠社會融合和民心相融 創建促進大灣區融合的制度環境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高品質發展需要依靠粵港澳三地社會的融合，借著彼此的民心相融創建促 進區域融合的制度環境，才可以與上述的城市和產業層面的措施相輔相成。其中國民和區域身份建立是非正式的制度環境的重要組成因素。雖然香港已回歸祖國26年，但建立國民身份的工作可謂是乏善可陳。曾有調查顯示，香港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程度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達到高峰，但隨後逐步下降。進入2010年代後，香港社會否認中國人身份甚至是反對國家的一股勢力更明顯冒起，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和有效的「播獨」手段在兩次社會暴力事件中表露無遺。相對而言，愛國愛港和支持區域融合的力量雖然一直存在，但它們的組織能力和聲勢不及對方，在過去數年更是處於弱勢。這對在香港社會構建國民身份和「大灣區人」身份造成深遠的傷害。 所謂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和社會恢復平靜後，香港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必須聯手有效扭轉上述的惡劣形勢。其中，促進民間交流是增進粵港澳三地人民相互認識、消除 誤解偏見、深化彼此信任和加強對「大灣區人」身份認同的重要「軟手段」。就算只是著眼現實利益，深化交流將有助香港市民在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發掘更多生活和工作的機遇與選擇，同時亦有助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市民進一步認識香港、甚至選擇留港工作和生活，擴大香港的人才庫。 除此以外，本文認為通過有系統和恆常的文化活動和體育活動的交流與合作，有助打造區域性話題，並加強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的使命。例如在眾多藝術文化中，粵劇既代表著華南地區的文化，亦是中國傳統文化之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交流中存在著雙重的傳承意義。雖然粵港澳三地在21世紀之初共同成功申報粵劇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針對粵港澳三地市民對粵劇的興趣薄弱和認識不足，建議有系統地通過舉辦興趣班向粵港澳的中小學生推廣粵劇和物色接班人、組織一系列粵劇學生比賽促進三地的頻繁交流、利用香港西九龍劇曲中心和廣州粵劇院等地標場地增加三地粵劇團體的互訪與表演，提升香港的粵劇文物館和廣州的粵劇藝術博物館等場地展覽質量並組織市民參觀來增強宣傳和教育效果，以及加強粵劇作為地方文化的學術研究，從民間娛樂到文化研究展開多層面交流與合作。同樣的交流與合作形式亦可於以「一盅兩件」聞名的飲茶習慣展開，由推廣茶樓文化、研究茶樓建築，到傳承茶道哲學，均可以成為粵港澳三地民間文化交流的重點。在體育方面，龍舟競技與節日文化、聞名於全國的南粵足球 等也是民間交流的可選擇項目。就後者來說，粵港之間有著歷史悠久的「省港杯」，但它只是一 年一次的交流。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之中，可籌建大灣區足球聯賽，廣邀三地11市組隊參加， 使之成為一個週期長和覆蓋面廣的交流項目，更可以帶動周邊經濟活動與市場的發展。而這些交流活動的有效落實，必須有完善的配套環境與措施安排，這反過來便是倒迫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進行改革，以及交通基建與服務等方面的不斷完善。例如上述的邊檢制度能否實現簡化，只檢入不檢出?能否引入港深巴士、小巴甚至的士等多元化跨界運輸服務，來倒迫現時較為昂 貴的鐵路車費下調?粵港澳三地政府應通過已成網絡的交通基建，配合創新的政策措施鼓勵更多跨界運輸服務的供應，以全力打造一小時生活圈、兩小時高鐵圈等出行環境，創造更大的時空壓 縮效應，最終實現粵港澳三地的共榮共融發展。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葉文祺 |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 梁躍昊 |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香港特區政府在今年三月全面撤銷口罩令，所有社交距離措施宣告結束，標誌著歷時三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告一段落，香港正式邁向全面復常。籠罩社會的不明朗因素得到消除後，房屋供應重回頭號民生議題，而新一屆特區政府亦通過《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公佈了一系列以加速房屋供應 為目標的新政策。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之時，正是一個好時機，全面透析香港未來房屋供 應前景。團結香港基金最新發布的公私營房屋供應預測顯示，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政策推動下，未來五年房屋供應前景在「量」和「質」方面都有所改善。然而，要延續這個正面趨勢並達致十年供應目標，將取決於特區政府能否解決發展北部都會區作為長遠房屋「糧倉」的挑戰。 公營房屋供應:上樓有望加快 十年謹慎達標 受疫情因素影響，2022年的公營房屋落成量按年急跌近六成，但在特區政府調整供應時間表，並提出新措施及績效目標後，有望短期內恢復。展望未來五個財政年度(2023/24至2027/28年度) ，在簡約公屋額外供應三萬個單位的前提下，預計公營房屋的年均落成量為31,700個單位，將超出 《長遠房屋策略》的年均30,100個單位的目標。與上一個五年期(2022/23至2026/27年度)相比，建屋量更將增加五成。圖1 2010/11 - 2026/27年度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實際及預計平均輪候時間根據以上的最新預測公營房屋落成量，我們進行了情景分析，以檢視不同情況下未來公屋輪候時間 的潛在變化。在情景1中，我們假設包括傳統公營房屋及簡約公屋在內的所有已規劃公營房屋項目均如期落成。在上述條件下，預計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將在2026/27年度前縮短至4.6年，相當接近特區政府所估算的4.5年，並從6.1年的歷史高位回落25%。因此，簡約公屋將成為短期不可或缺的額外補給。在情景2中，我們撇除簡約公屋單位供應的影響，同時假設所有傳統公營房屋單位均如期落成。在上述條件下，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預計將略減至5.3年，落後關鍵績效指標15%。在情景3中，除了撇除簡約公屋單位供應的影響，我們亦假設將有16%的傳統公營房屋單位會出現 延誤落成的情況，而這個比率是建基於過去十年房委會公營房屋建設計劃的平均延誤比率。在上述條件下，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預計將從2022年12月的5.5年回升，並在2026/27年度達 到5.7年。由此反映，如果現時一再出現的延誤落成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前景將不容樂觀。此外，考慮到當局首次對外公佈預計第二個五年期(2028/29至2032/33年度)落成的公營房屋用地分佈，信息透明度提升，假設《施政報告》的提升建築效率措施能有效終止過去慣性延誤，不明朗因素比過去大幅減少，估計未來十年(2023/24至2032/33年度)總落成量可達36萬夥，兌現《 施政報告》表示已覓得土地興建的所有潛在單位供應，並超出《長遠房屋策略》目標約兩成。然而，能否達標取決於「頭輕尾重」供應模式的落實，當中並非沒有隱憂。按照「頭輕尾重」供應模式，第二個五年期佔十年供應中的三分之二，因此達標關鍵在於相關項目 進度是否良好。然而，我們發現，第二個五年期中高達六成項目將來自北部都會區，而其中的一半 又屬於棕地群等分佈較零散的改劃地，這類用地中有不少存在複雜佔用問題，可能在土地清理過程 中需要額外時間處理。因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提前準備具針對性的重置及安置策略，儘早移除相 關延誤風險。 私人住宅供應：短期趨勢正面 十年後勁不繼 2022年的落成量錄得明顯反彈，按年大幅回升近五成，並創下18年新高。展望未來五年(2023至2027年)，隨著特區政府提出精簡發展程序等利好政策措施，加上2022年有約9,000夥潛在供應的 相關主要項目於完成補地價程序，預計私人住宅的年均落成量將達到約19,000個單位。這不但較過去五年(2018至2022年)的18,200個單位為多，而且也遠高於2007至2017每年平均11,600個單位 的水平。此外，預售樓花和樓宇施工等發展週期中的領先指標處於趨勢正面，都對估算提供了支持。可是，由於特區政府在2018年修訂了《長遠房屋策略》中目標的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從六四比改 為七三比，私人住宅熟地供應在2018/19年度驟減，趨勢至今尚未得到改善。這預示了落成量將在 五年後出現下滑。透過整合現時的公開資料，我們預計2028至2032的私人住宅年均落成量為約13,900個單位，比2023至2027年的數字下跌近三成。圖2 1997-2027年私人住宅單位實際和預計落成量事實上，除了現時已知的項目之外，北部都會區內還有不少正在進行規劃申請的私人發展項目，其地理分布與團結香港基金會於2021年7月發表的《提速新界城鎮化 助力香港創新天》研究報告中提 出的潛在發展區高度重疊。這些潛在發展區多屬於未被充分利用的平坦土地。雖然目前新界地區的最高容許地積比率一般可達到5至6倍，但在新市鎮及/或新發展區範圍以外，有關數字往往會大幅下降。鑒於這些潛在發展區均鄰近各新發展區，具備潛在協同效應，因此北部都會區內尚有未被釋放的巨大發展潛力。然而，要釋放相關發展潛力，還有待特區政府解決交通、排污、保育以及厭惡性設施等挑戰。這將是2028至2032期間私人住宅落成量能否進一步提升的決定性因素。 解讀市場動態：市場偏好轉變細戶吸引力降 就「質」方面，香港樓價冠絕全球，「住得細、住得貴」是不少香港家庭的寫照。據特區政府統計 處2022年公佈的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港人人均居住面積僅為172平方呎，低於東京的平均210平方呎及新加坡的270平方呎，更被一河之隔的深圳(300平方呎)拋離近一倍。過往新盤湧現的「 納米樓」，部份更被戲稱為「龍牀盤」，甚至只有128呎，面積比一個私家車位更細。歸根究底， 單位納米化正是香港土地嚴重短缺和置業負擔能力下降等長期問題下，市場自我調節後的平衡。在這個背景下，小型單位以細銀碼、上車易取勝，以往首次置業人士為求「上車」，紛紛「將貨就價 」，不問面積而搶購較低總價的單位以登上置業階梯。可幸的是，供求因素增加買家選擇，將貨就價現象有所減退。圖3 1997-2027年私人住宅單位實際和預計落成量在需求方面，按揭成數規例的放寬，意味著所需的首期金額比以往大幅減少。這提升了置業人士的負擔能力以及購買較大面積單位的意欲。兩輪放寬之後，可申請最高八成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由600萬港元上調至1,200萬港元。而首次置業人士可申請最高九成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則由400萬港元上調至1,000萬港元。隨著所需首期金額大幅降低，有意置業的人士不再被侷限於購買納米單位或小型單位。加上2022年下半年樓價出現調整，過往只能負擔納米單位的買家，如今可以負擔一 房單位，而之前打算購置一房單位的買家，如今則可以考慮購置兩房單位。而在供應方面，資助房屋供應的增加，提供了更多可負擔的替代選項，並降低了透過私人市場小型 單位甚或納米單位勉強入市的需要。由於用同樣樓價能購買更大的居住空間，預算有限並只能在私人市場勉強透過納米單位和小型單位上車的有意置業人士，因而都傾向轉投資助房屋市場。隨著未 來資助房屋供應穩定增長，市場上將出現更多可負擔的置業機會，預期部分有意置業人士情願等待 新居屋推出，而不會選擇急於入市購買私人市場的小型甚至納米單位。以上兩項因素，均導致小型單位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其售出比率自2020年起已被中型單位 (即實用面積介乎430至752平方呎的乙類單位) 超越，並在2022年進一步拉開差距，顯示過去首置人士為求 上車而不問面積、只要較低總價入市的情況正在減退。此外，特區政府在2021年12月公佈設立280平方呎最低單位面積的要求，明確表達希望提升居住空間的立場。因此，小型單位熱度減退的情況不只出現在發展週期下游的銷售階段，政策修訂的效果亦在設計及建築階段逐漸浮現。參考最新的建築圖則和售樓說明書，我們預計私人單位落成量的小 型單位比例將於今年見頂。至於小型單位中的納米單位供應，相信仍有一定數量在特區政府推出最 低單位面積要求之前已經動工，落成量預期仍將持續增加，但相信會在2024至2025年漸趨平穩。 雖然房屋供應前景有所改善，但我們絕不能因此掉以輕心。目前基層住屋問題尚未解決，不少屈居劏房的市民仍在等待上樓，大量夾心階層和青年家庭期待置業上車。我們一直以來提出的重點建議 ，包括新界大規模城鎮化、精簡發展程序、以及交通基建先行，均是解決房屋問題及提升宜居度的根本方法。因此，我們期望特區政府持之以恆，繼續落實如交椅州人工島和北部都會區等大型造地計劃，為香港建立穩健基礎以持續提升居住空間，逐步邁向成為一個更宜居的城市。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夏泉 | 暨南大學黨委副書記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徐靜穎 | 暨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 2023年是澳門基本法頒布30週年。自基本法頒布特別是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始終堅持並不斷完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形成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澳門特色是國家方針政策與澳門具體實際相結合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一國兩制 」澳門成功實踐的獨特性，呈現「一國兩制」理論一致性與實踐差異性的澳門模式。澳門將持續發揚「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澳」的優良傳統，將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推向前進。 2021年1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聽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2020年度述職報告時強調， 支持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斷推向前進。2022 年10月16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這表明了中央政府對於澳門的高度關心和重視，中央充分肯定澳門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偉大事業上的成功探索，並對澳門未來發展寄予厚望，擘畫藍圖，為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指明前進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一國兩制」澳門成功實踐的獨特性，呈現「一國兩制」理論一致性與實踐差異性的澳門模式。 一、「一國兩制」澳門特色的偉大實踐 2023年是澳門基本法頒布30週年。隨著「一國兩制」政策在澳門的落地，澳門特區煥發出勃勃生機，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堅持把「一國兩制」原則要求同澳門實際相結合，勇於探索創新，使「一國兩制」的澳門實踐呈現出鮮明的澳門特色。這一特色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在澳門特區牢固樹立憲法和基本法權威。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基本法在特區的生動實踐和長足發展彰顯了「一國兩制」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成功實踐，離不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堅實保障。澳門特區始終堅持推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的制度化和具體化。《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明確行政長官可以制定獨立的行政法規和補充性行政法規，保障行政長官對澳門社會管理的立規權。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草案提出並修改，實現了中央管治權與特別行政區自治區的有機結合。2009年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了澳門基本法第23條規定，使維護國家安全有法可依。澳門法律體系的制度化和具體化為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提供具體有效的法律保障。「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核心精神貫穿法律制度從制定到實施的全過程，理論制度的進一步細化使特區不斷與時俱進，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 、不走樣，並在法律制度層面高舉愛國愛澳的旗幟。「一國兩制」的澳門特色是國家方針政策與澳門具體實際相結合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一國兩制」澳門成功實踐的獨特性，呈現「一國兩制」理論一致性與實踐差異性的澳門模式。圖為遊客在大三巴牌坊前遊覽（圖：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澳門特區始終堅持推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的系統化和普及化。基本法頒布30年來，特區立法會審議和通過總計逾300部法案，涉及經濟、民生、財政、勞工等廣泛領域，惠及每一位澳門居民的生活。在憲法和基本法保障下，澳門同胞真正實現當家作主，依法有序參與到特區選舉、 立法、決策等各項公共事務當中，在澳門治理中真正發揮主人翁作用，居民的參與感、幸福感、獲得感不斷增強。此外，愛國愛澳社團持續開展憲法、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法等法律宣傳教育活動，通過宣傳和普及法律知識，逐步形成廣泛的社會價值認同，在社會層面牢固樹立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讓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在年輕一代薪火相傳。二是澳門行政主導體制運行順暢。因應「一國兩制」需要，基本法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確立了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相互獨立、相互制約、相互合作。澳門行政長官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一程序體現了「澳人治澳」的需要，更體現了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領導，確保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有效保障了 「一國兩制」的落實。不同於葡澳政府時期的總督制，基本法指導下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制，既注重處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又兼顧處理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權力關係，是對中央負責、對澳門負責的科學制度。對於澳門行政主導制的順暢運行，習近平主席給予高度讚賞:「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良性互動實踐更加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必須始終堅持、堅決維護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區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這個體制好就好在既能有效發揚民主又能避免內耗，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既各司其職又相互協同，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朝著 建設澳門美好家園的目標努力奮鬥，共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三是澳門經濟保持長期繁榮發展，民生得到極大改善。澳門在1999年回歸前就形成博彩旅遊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房產建築業四大產業支柱的「準」多元的經濟結構和有「亞洲第五條小龍」美譽的經濟規模。由於澳門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單一等因素，從1996年開始，澳門 經濟出現連續四年負增長。從2000年到2022年，澳門長期的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都出現「循序漸進」「固本培元、穩健發展」「把握機遇、適度多元發展」等相關詞彙，表明特區政府踏實穩健地進行經濟恢復和經濟重建的基礎性工作，使民生得到極大改善。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正式發布，綱要進一步明確澳門「一個中心、一個平臺、一個基地」的定位。澳門在有限的經濟發展空間內，充分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和區位優勢，在「對內」「對外」的區域合作、國際合作的空間上都有了縱深發展，成功探索出具有澳門特色的經濟發展之路。在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澳門渡過了多次經濟危機，逐步形成入境遊客數穩步上升，博彩收入逐年上揚，進出口貿易生機勃勃的良好發展局面。四是在澳門凝聚成「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澳門基本法明確規定「一國兩制」方針的出發點和初衷，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體現基本法規定以及實施中的國家意識。澳門回歸以來，隨著憲法與基本法的普及，廣大澳門市民自覺維護國 家利益，對國家的認同感日益提升，「愛國愛澳」成為全澳門的核心價值，這是澳門「人心回歸」的重要標誌，為「一國兩制」在澳門成功實踐夯實了民意基礎。實踐證明，「一國兩制」的科學制度是人心所向，衆望所歸。長期以來，澳門同胞秉承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始終堅持澳門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高度認同澳門事務是中國內政，自覺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和中央的權威，堅決反對和抵禦外部勢力幹預與滲透 ，堅信祖國是澳門的堅強後盾，既為祖國的發展與進步感到自豪，又積極投入到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中。澳門同胞們有愛國情感亦有愛澳情懷，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一心一意維護澳門的繁榮穩定，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參與澳門的各項事務，才能使澳門各項事業取得長足進步和發展，從而更好地建設美好家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澳門力量。 二、形成「一國兩制」澳門特色的原因分析 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個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長期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將「一國兩制」實踐與澳門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形成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道路，探尋背後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澳門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初心使命。澳門回歸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始終堅持「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兩個基本點」，為澳門發展指明方向，注入新的驅動力。澳門特區政府積極響應並堅決執行中央的規定及決策，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把澳門工作與「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機結合;堅持創新，將「一國兩制」政策方針與澳門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意義的處理澳門事務、解決澳門問題的新思想新理念。進入新時代，澳門將持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愛國者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不斷完善澳門法律體系和制度體系，推動具有澳門特色的「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行穩致遠。習近平主席在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時表示：「廣大澳門同胞發自內心擁護『一國兩制』，認同『一國兩制』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在踐行『一國兩制』過程中，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堅持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統一起來，意志堅定，從不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從不為外部之幹擾而迷惘」。 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不僅是特區政府的初心使命，亦是澳門同胞們的心之所向。澳門同胞對國家的認同，對「一國兩制」的擁護，為推進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夯實了堅實的群衆基礎。二是澳門始終堅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澳門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色的經濟模式使得澳門經濟發展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有著獨特定位，澳門的特色經濟是「一國」與「兩制」在經濟層面有機結合的重要表現。澳門特別行政區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獨立關稅地區」的特殊地位和中西交流的「 窗口」、「橋樑」和「國際通道」的區位優勢，形成了「國際化的區域性經濟貿易服務平臺」和 「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獨特優勢。在對內的區域合作上，澳門積極參與與內地的「一體化」區域經濟合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多方位、多領域、多層次上深入合作，由近至遠、由淺至深逐步推進合作，粵澳聯繫進一步加深，先後達成「澳珠跨境工業區」建設、聯合開發橫琴島計劃，南沙CEPA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等項目合作。澳門與內地聯繫更加緊密，「粵澳合作」進一步長期化、制度化和規範化。在對外國際合作上，澳門與歐盟國家及葡語國家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澳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 、文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臺，其中，中葡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已連續舉辦四屆，有效促進中葡經貿與基建合作提質發展。澳門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不僅具有中葡平臺的獨特優勢，同時也是暢通國家經濟內外雙循環的重要交匯點。國家「十三五」、「十四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對港澳清晰定位和科學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給予港澳中心城市定位，支持港澳參與和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為港澳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不竭動力、廣闊空間，走出了一條具有澳門特色的轉型發展之路。三是澳門始終堅持獨一無二的城市特色。長期以來，澳門形成了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經濟環境，這是形成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因素。在政治上，1999年回歸後，對於新澳門的「一國兩制」建設，江澤民主席表示，「中國對澳門恢 復行使主權後，中央政府將嚴格遵循『一國兩制』方針，按照澳門基本法辦事，不會干涉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祖國內地作為澳門特區的強大後盾，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為經濟發展作出的努力」。在中央政府堅決支持和澳門特區政府的領導下，澳門社會穩定，繁榮發展，社會治安狀況明顯好轉，為建設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在文化上，澳門具有特色的國際化氣息，中西文化交匯的傳統、特色和優勢進一步彰顯，「澳門歷史建築群」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不斷創新的各種形式的國際藝術節、音樂節、戲劇節等使澳門形成不同於其他城市的特色文化。在經濟上，澳門特色的博彩產業經過內部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實現了澳門博彩業的跨越式發展，一躍成為澳門經濟體系「獨撐半壁江山」的龍頭，帶動了澳門整體經濟的振興和發展，形成具有澳門特色的經濟結構，使澳門成為博彩娛樂的首要去處。 三、未來持續完善澳門特色 「一國兩制」 習近平主席強調：「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一國兩制』實踐不會一帆風順。澳門在取得巨大進步和成就的同時，也還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仍會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需要加以妥善應對。」 「 既要從澳門發展取得的進步和成就中堅定信心、增添力量，又要清醒看到澳門內外環境發生的新 變化，善於統籌謀劃、群策群力、乘勢而上」。為繼續堅持完善「一國兩制」的澳門特色，澳門特別行政區今後需要從以下五方面持續著力：一是繼續堅持「愛國者治澳」，進一步推進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澳門的蓬勃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離不開特區政府的不懈努力，特區政府在未來的治理過程中，關鍵要加強制度建設，保障澳門事務治理方向的正確性，保障「治澳」主體選舉的公平性 ，保障治理過程的科學性和透明度。要加強法制建設，堅持依法治澳。完善立法，積極穩妥推進澳門國安配套立法，細化「愛國者治澳」相關法律條例，做到有法可依;嚴格執法，強化危機防範處理和部門間的協作，確保「愛國者治澳」原則落地，積極預防化解各類安全風險；加強普法，持續開展愛國愛澳培訓活動，將法制教育融入愛國愛澳教育各個環節，並加強在特區內的普法宣傳工作，提升澳門居民整體的法律素養。要加強管治隊伍建設，特區治理隊伍要強化能力本領 ，緊跟時代潮流，樹立新理念，掌握新方法，不斷提高自身能力;要強化行政隊伍的政治意識、國家意識，始終保持政治定力，推動特區政府落實主體責任;要堅持初心，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不動搖，以強烈責任感使命感承擔起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歷史責任。二是繼續堅持開拓創新，進一步推動澳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特區政府要圍繞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點，鞏固和提升澳門傳統博彩旅遊業產業優勢，推進博彩業法律修訂工作，深化「旅遊+」跨界融合，不斷豐富旅遊元素，同時加大綫上綫下多渠道的宣傳與推廣，並落實相關優惠政策。特區政府要積極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如：以中醫藥研發製造為切入點的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要積極對接國家戰略，牢牢把握《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四新」戰略定位和重大任務，發揮好澳門的獨特優勢。在防疫政策調整後，澳門特區政府要充分發揮好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作用，幫助澳門本地企業更好「走出去」。特區政府要著眼長遠，重視人才培養，為經濟多元發展引進多元化所需人才，加大愛國愛澳後備力量建設，制訂更完善的人力資源政策，為澳門科技發展和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凝聚愛國愛澳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三是繼續大力推進家國情懷教育，進一步強化青少年的「愛國愛澳」意識。在宏觀層面，澳門應牢牢把握澳門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前進方向，積極落實特區政府的主體責任，掌握好教育主導權。 要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實現「愛國者治教」，構建具有澳門特色的教育體系。要做好「愛國愛澳 」核心價值的宣傳與教育工作，特別是要重視青少年的國情教育，引導青少年正確認識中國歷史 、澳門歷史、基本法、「一國兩制」等內容，進一步激發青少年愛國愛澳的樸素情感，增強其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自豪感和認同感。在微觀層面上，特區政府在課程設置、教材選用、實踐活動及教育形式等方面要緊跟時代，貼近澳門實際情況。教育部門要依據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青少年特性選擇不同的教育內容，並重視各教育階段的國情國史及愛國愛澳教育。要充分利用內地資源，推動開展青少年赴內地的交流活動，為澳門青少年提供深入瞭解國家歷史文化、社會、科技等多方面的沉浸式體驗，增強青少年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自信。要注重創新，善用互聯網手段，突破時空的限制，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網上學習環境。四是互利共贏、協同發展，進一步加強同內地各地區交流。澳門特區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孤立的，澳門作為內外聯通的橋樑紐帶，它與其他各省市之間情同手足。澳門在未來發展中需要進一步加強同內地的聯繫。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吸引內地民眾前往澳門進行工商、旅遊活動。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穩定發展，人口流動密度增加，特區政府要做好內地人員的相關就業保障工作及基礎設施的完善，並通過旅遊路綫打造及交通優惠政策等為澳門旅遊業發展助力。另一方面，特區政府要充分學習借鑒內地各地區發展的經驗並反哺內地發展。澳門可與內地各地區在經濟文化上進行主題聯動，如特色農業、能源電力、文化溯源、紅色精神等，以合作形式補齊短板，並通過深度合作，促進內地鄉村振興事業發展，推動澳門全方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澳門與內地血脈相親、守望相助，各民族、各地區團結一心，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澳門力量。五是繼續堅持包容共濟，進一步促進澳門社會和諧穩定。澳門特區政府要切實落實政府主體責任 ，做好防範重大風險預案，不斷優化醫療服務，保障澳門居民生命健康安全。不斷提高社會援助水平，保障改善基本民生，落實殘疾人福利政策，切實減輕生活負擔。澳門特區政府還需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全民受惠的普惠性福利，切實回應好澳門市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面對多元文化和不同族群問題，澳門要持續發揮「橋樑」和 「粘合劑」作用，樹立好「和氣致祥」的典範作用。面對多元文化，特區政府應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平等、寬容、進取的態度促進不同文化的對話和溝通。面對不同社團族群，要明確社團聯繫群衆、服務群衆、輔助社會治理的功能定位，不斷增強愛國愛澳社團與特區政府的凝聚力，使其成為鞏固愛國愛澳社會政治基礎、促進人心回歸的中堅力量。 結語 回歸後澳門的社會發展始終牽動著祖國的心，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充分證明， 「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不僅行得通、辦得到，還能具體化、制度化與特色化。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既是對中國國家治理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對港臺有借鑒意義，又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示範、有利於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核心理念。回歸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走過了非凡的發展歷程，形成了社會穩定、經濟騰飛、民生改善、人心回歸的良好局面。我們堅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實現，澳門與祖國同發展共繁榮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常樂 | 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 當前，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未來5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期。立足新階段，把握關鍵期，香港必須實現良政善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在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更明確提出「著力提高治理水平」的工作要求，指出「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要加 強政府管理，改進政府作風，樹立敢於擔當、善作善成新風尚，展現良政善治新氣象」。實現良政善治，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是強國建設的需要，符合香港和國家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實現良政善治，需要頂層設計、系統謀劃、多頭發力、形成合力。本文就此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實現香港良政善治，必須將「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到法律制度當中  「愛國者治港」原則最早由鄧小平提出。但是26年的「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已經充分證明，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中的管治成員，並不會自然或自動成為愛國者，其所行使的管治權並不自然或自動以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目的。美好的願望必須以適宜的制度為基礎。因此，在憲法和基本法所共同確立的特區憲制基礎框架下，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和選舉制度的修改完善，以及特區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的嚴格執行，一系列以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法律和制度的出台，一方面將非愛國管治者的權力予以褫奪，另一方面樹立和校正了管治者的國家觀念與施政理念。總之，這些法律制度的實施，實現了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變，淨化了香港的政治生態和施政環境，為香港實現良政善治廓清了道路。 香港回歸祖國26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表明，要確保「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始終朝著正確方向行穩致遠，就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不僅在動盪期，還是改革調整期，還是平穩發展期，都要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都要確保香港的政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確保維護政權的各種法律制度都貫穿愛國理念，始終將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排除在政權之外。要把香港特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證香港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二、雙向發力：實現香港良政善治的基本路徑和主要動力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必須以國家為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總結的 25年「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第一條，就是「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要全面準確認識和理解「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要堅定不移貫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一「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在這個前提下，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享有高度自治權。並且，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將為香港創造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勢愈彰顯。 這就明確反映了一個道理，國家不僅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也是實現香港良政善治的重要持份者、參與者，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還是重要的推動者和主導者。在二十大報告和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都重點強調了一個重要論斷，就是「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香港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直轄的一個地方特別行政區，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良政善治當然離不開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使。與此同時，中央通過基本法又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具體管理特區事務，香港的良政善治更不能離開其高度自治權的行使。 但是香港能否實現良政善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行使問題、配合問題、銜接問題，這絕不是兩權簡單的數量與比重、切割與銜接等數學和技術問題，而是一個事關兩權緊密融合的「相統一」問題。這是一個具有很大難度的問題，也是一個必須予以妥善解決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明確指出了處理好這兩權關係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即「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銜接的，也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把特別行政區治理好」。 與此同時，香港實現良政善治，還離不開不斷增強發展動能，這就需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也是香港、澳門探索發展新路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還指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由此可見，香港在圍繞如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方向上，需要選準具體方向、轉變施政理念、調整政府架構，從而在此維度上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最終實現良政善治和長期繁榮穩定。 當前要推動香港實現良政善治，可以從很多領域、很多角度著手，但是最基本、最主要的道路有兩條，就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兩條道路相向而行，一方面中央向香港發力，另一方面香港向內地進發，通過雙向發力，形成合力，從而對香港管治權進行系統性重塑，展現良政善治的新氣象。 三、粵港澳大灣區：實現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機遇和新空間  在運用中央全面管治權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兩大動力重塑香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進程中，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是這兩大力量交融匯聚的重心，也是展示香港良政善治形象的重要試驗區，還是「兩種制度」融合創生新制度的先行示範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們立足全局和長遠作出的重大謀劃，也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在4月13日視察廣東時，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戰略的出台，給香港的發展和治理帶來了新的重大機遇和無限空間。粵港澳大灣區經過數年建設，不斷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進一步密切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堅持了「一國兩制」、依法辦事的基本原則，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把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尊崇法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國家所需和香港所長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粵港澳優勢互補，實現共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香港經濟實現了新發展，香港的治理能力得到新提升。 從中央層面看，相繼設立和完善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以及在今年「兩會」通過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在國務院港澳工作辦公室基礎上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自2020年以來，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設立中央政府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等。從特區層面看，一方面新屆香港特區政府重組政府架構，政策局由13個增至15個（增加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新增政治委任官員13名，在警務處、律政司新增偵辦、檢控國安案件的機構；另一方面加大設置融入國家的行政架構，由行政長官親自掛帥，設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和「北部都會區督導委員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增設三位司長為督導組副組長，督導組下又分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小組、「十四五」規劃小組、「一帶一路」倡議小組，具體推動相關領域的工作。 從香港基層看，特區政府檢討區議會性質與功能，賦能地區「三會」（包括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在18區新設「關愛隊」、地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地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駐港中資企業和香港內地同鄉社團等也都積極參與到地區治理和服務當中。在中央主導和積極推動下，香港特區政府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得到重塑與提升，尤其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域，通過聯席會議制度、專班會議制度、聯合政策包制度等，在粵港兩地不同層級政府間緊密協作、積極創新，不斷彰顯出制度和治理新優勢。 總之，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香港發展的新空間，既是香港融入國家大局的最前沿、最活躍地區，也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內涵、擴展「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重要試驗區，還是體現香港良政善治的重要展示區。「一國兩制」方針從香港越入大灣區（尤其是大灣區內地9市），從治理角度看仍具有雙向性、中間性、區隔性和試驗性。 四、要相信港人能治理好香港  香港是本深奧的書，治理好比較困難。因為在「一國」之下，「兩制」暗含著必然的衝突和矛盾。如何讓「兩制」維護「一國」，以及如何在「兩制」之間形成一個恰如其分的比例並能順暢運行下去，這就尤其考驗執政者治理能力和管治技巧。與此同時，我們又要樹立一定能夠治理好香港的堅定信心。 首先，有治理好香港的最佳制度——「一國兩制」。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回歸後的港澳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一個好制度，並因而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方略，體現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治理優勢。 其次，國家是「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堅強後盾。我們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在港澳等特殊地區實行資本主義，這種「一國兩制」制度安排本身就充分體現了國家主體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包容性。與此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其中，當然就包括作為黨的基本方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特色」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從這一角度看，國家不僅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更當仁不讓地要把香港發展好、建設好。也正基於此，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我們要有這個信心！」 再次，要相信香港同胞能治理好香港。鄧小平曾指出，「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這個信心。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習近平總書記也殷切寄語香港同胞「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指出「香港同胞不僅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而且能夠繼續在國家發展乃至世界舞台上大顯身手」。 最後，治理好香港要發揮好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當家人與第一責任人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要忠實履行誓言，以實際行動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基本法權威，為香港特區竭誠奉獻;要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廣泛吸納優秀人才進入政府；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從大局和長遠需要積極謀劃香港發展；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陳林俠 |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設立於1982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是華語電影界三大獎中設立最晚的，但乘著香港經濟騰飛、現代化轉型與大眾文化興起的東風，發展迅猛，多年來評選出數部香港和華語電影佳作，一舉奠定「江湖地位」。然而，近些年的獎項評選卻常引起爭議，在逐利的功利觀引導下，金像獎的權威性和學術性從何建立？金像獎又該如何把準香港的時代脈搏，跳出固步自封的怪圈，輻射中國乃至世界？ 一、過去的金像獎依託香港黃金時代而立足華人電影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的騰飛、社會結構現代化、身份意識廣泛確立，造就了香港大眾文化的黃金時期，武俠小說、粵語歌曲、影視劇風靡一時，席捲華南乃至整個中國內地。在兩岸三地的華語電影獎項中，香港電影金像獎由《電影雙周刊》發起，於1982年才正式設立，與中國內地的「金雞獎」、中國台灣的「金馬獎」相比，時間最晚，但是依託於香港經濟、文化與電影行業的黃金時代，很快就確立起自身的權威性與影響力。黃金時期的香港電影，直接的表現就是類型豐富、精品眾多；反映在金像獎，就是評獎思路的開放性、自信而寬容的文化心態。單就金像獎的最佳影片獎而言，就可發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存在四種類型：有注重藝術探索、個人化風格的，有專注於現實批判的，有純粹商業娛樂的，也有和內地合拍電影。概括說來，金像獎評獎思路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成立初期強調藝術性，香港新浪潮代表作品得到表彰（如《父子情》《投奔怒海》《半邊人》《似水流年》等），逐漸發展到以商業片為主（如《英雄本色》《警察故事》《喋血雙雄》《跛豪》《龍虎風雲》 等），再到以商業片兼藝術片傳統的電影（如《臥虎藏龍》《重慶森林》《槍火》等）。  香港電影金像獎於1982年開始舉行，成立的宗旨是在香港本地和世界各地推廣香港製作的電影，表揚香港電影從業員的成就，促進專業發展和推動電影文化。圖為位於星光大道的金像獎雕像（圖：中新社）第三個階段具有深度整合的特徵：一方面，用武俠、警匪、黑幫、愛情等商業電影的類型慣例、敘事模式，製造外在動作與內在情感的激烈衝突，盡可能地擴大了觀眾面；另一方面，用生動形象的故事、個性化的影像風格，表達真切體驗的思想。這是在更高程度上整合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優質，聚焦於香港社會意識及其情感結構，成為了香港文化「盡皆過火、盡是癲狂」的最佳文本。總體上說，金像獎確能代表當時香港電影最高的商業品質與藝術水準。獲獎名單中有很多赫赫有名的精品，如王家衛的系列電影《阿飛正傳》《重慶森林》，李安的《臥虎藏龍》，許鞍華的《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周星馳的《少林足球》《功夫》，陳可辛的《甜蜜蜜》《投名狀》，等等。質言之，金像獎雖由《電影雙周刊》發起，但是早已發展為華語電影界三大獎項之一，遠不是香港影評人或電影從業者的自娛自樂，而是香港社會重要的文化活動，承當遴選香港電影優秀之作的重任。事實上，也只有評選出無可爭議的優秀之作，才能確立自身的權威性、影響力，反身證明存在的必要性。 二、當下的金像獎出現「小圈子」內部的「自娛自樂」現象  二十一世紀金融、信息、資訊、交通的全球化發展使世界形態極其複雜。一方面，在跨國資本推動下形成同質化的消費文化；另一方面，反向催生了具有區隔功能的民族意識、差異性文化。中國內地在世界舞台上佔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電影作為國家支柱性產業獲得迅速發展。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以及新加坡、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在全球化思潮的反向刺激下，民族身份及其本土意識得到普遍強化。電影作為一種匯聚政治、經濟、文化話語的附加值高的「綠色產業」，得到世界各國和地區政府部門的重點扶持。這在客觀上擠壓了香港電影的市場空間。問題還在於，「九七回歸」使香港市民進入一個未曾經歷過的生活狀態，造成敏感而脆弱的社會心理。在整個香港社會發生如此重大變化的時代背景下，香港電影出現資本與電影人外溢出走，質與量均嚴重下滑。關於金像獎的爭議也明顯多起來，三十屆最佳電影獎頒給《打擂台》、最佳女主角頒給劉嘉玲，以及四十一屆最佳影片獎頒給《給十九歲的我》，都引發了社會議論。毋庸諱言，任何電影節評獎都存在傾向性，在獨立的選擇中彰顯自身的特殊意義。但是，它需要面向社會公正平等的評獎程序，合法地設定自身的範圍及其寬容度，更需要評獎闡釋的專業話語，對其結果進行專業闡釋。概言之，電影評獎經過合乎法律的程序正義（合法性）與專業理性的話語闡釋（合理性），有效隱藏起特殊的傾向性，成為一個擁有廣泛社會影響與專業權威性的電影節。在關於金像獎的爭論中，評獎機制的程序正義與否並不是質疑的焦點，爭論集中在話語闡釋的非專業性。與金雞獎、金馬獎相比，金像獎的學術研究處於薄弱環節，評獎結果未能獲得真正專業、學術權威的話語闡釋。反過來說，電影評獎缺乏必要的專業主義約束，這不僅影響到金像獎的權威性，也使得評獎出現明顯情緒化的傾向性。 近年金像獎的獲獎電影，如《樹大招風》《無雙》《怒火重案》《神探大戰》《踏雪尋梅》，等等，表面上說，仍然是藉助類型電影的特殊空間、敘事慣例，進行藝術電影的個性化表達。然而，姑且不說類型、風格的多樣性，單就相同類型融合之後的藝術效果而言，也明顯不同於《喋血雙雄》《英雄本色》《龍虎風雲》《跛豪》等一批黃金時期的獲獎電影。如上所述，《喋血雙雄》等是商業與藝術電影的優質整合，將兩種傳統的優質充分發揮出來。然而《樹大招風》等近年來的獲獎電影，一方面，失去了商業電影積極樂觀、尊重主流價值觀念的基本立場，消解了商業電影原有的類型優勢，受眾面明顯狹窄；另一方面，面向現實的批判性，以及大量的殘酷、血腥的暴力動作造成了影像風格單一、情節雷同，又缺乏藝術電影的個性化深度，恰恰集中了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雙重缺陷。 得到表彰的電影由於自身成就、影響有限，自然也會導致金像獎社會影響力下降。更重要的是，價值觀念的偏激與狹隘進一步限制了金像獎的影響力，甚至削弱其權威性。不得不指出的是，金像獎從2016年的《十年》開始，其間雖略有變化（如2018年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屬於與內地合拍類型，講述抗日時期東江縱隊在香港的故事），但在總體上，偏激、狹隘甚至有些極端化的自我中心主義、憤世嫉俗乃至報復社會的心理，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如《樹大招風》雖然講述了三個黑幫頭目的犯罪故事，但是無論是警察形象還是黑幫頭目，都體現出趨於現實的動作能力、平民化的形象設計、社會生存的慾求，使得影片遠離了浪漫的人文情懷，折射出當下社會的黑暗面。《無雙》更是如此。藝術天才李問在現實社會中屢屢受挫而極度自卑，走上了印製偽鈔的犯罪道路。影片雖然構思巧妙，但是把整個犯罪事件發生的邏輯起點歸結到個人被社會排斥的心理感受，難免讓人細思極恐。這種囿於自我的偏激態度、憤世嫉俗的反社會心理在《怒火重案》的邱剛敖、《拆彈專家2》的潘乘風身上重複出現。兩人原本都是優秀的警察，或因上級的出賣，或自認為在警隊內部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於是採取一系列仇視政府、報復社會的極端恐怖主義行動，殺害警察、搶劫銀行，殃及大量市民。這種設計當然是為了解釋人物的正反轉換，但僅僅因為受到某種不公或錯誤的對待，或者自身存在的自卑心理，就走上一條發洩個人憤怒情緒、無端毀滅他人生命、製造巨大社會災難的「不歸路」，顯然缺乏藝術的合理性。更甚之處，這些影片雖然敏銳地捕捉到了當下香港社會出現的極端自我的人生觀、憤世嫉俗的社會觀，以及自我毀滅的社會情緒，但未能真正發揮電影的大眾文化功能，無法有效釋放、紓解這種負面社會情緒與心理，反而刺激了敏感的社會神經。 此類電影的結尾缺乏有說服力的升華路徑。如《無雙》的李問，在精心設計下成功地逃脫警察追捕，最後斃命不過是因為同夥秀清對未來人生的絕望而已，作為犯罪分子的李問本人並沒有任何改變。《怒火重案》的邱剛敖被警察圍困最後選擇了自殺，他沒有在情感理智、道德良知的人性底線上對自己的行為有過半點愧疚，至死都充滿憤怒、怨恨、絕望，使得正義戰勝邪惡的結尾勉為其難，草草收場。《拆彈專家2》的潘乘風更複雜，他被轉為警隊文職人員之後憤而辭職，參加地下恐怖組織，後來在一次行動中昏迷失去記憶，最後在實施炸機場的恐怖襲擊中突然恢復記憶，主動放棄了本應實施的恐怖行動。也就是說，從邪惡轉換到正義的關鍵在於恢復記憶，憤怒辭職、參加恐怖組織和恐怖行動，都發生在失憶之前，也都是自己意志的決定。因此，影片用這種方式生硬地改變人物的價值觀念，其實並未改變走上犯罪道路的真實心理與真切的情感體驗。 此外，還有一個嚴重影響到金像獎的影響力與權威性的因素，就是有意地區隔香港電影與華語電影的關聯。金像獎立足於香港電影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是面向香港電影，就完全受制於香港電影的狀況。當香港電影的質量嚴重下滑時，金像獎也就失去了影響力與權威性，出現「小圈子」內部的「自娛自樂」現象，這也是近年來被詬病最多的地方。最典型的莫過於2011年最佳影片獎《打擂台》，泰迪·羅賓、梁小龍、陳觀泰等著名老演員講述了一個「青春懷舊」的比武故事。製作與劇情明顯粗糙，故事格局狹小，難以在較大範圍獲得觀眾共鳴。正如該片導演郭子健在 2012年看到《桃姐》以「君臨之勢」壓倒《讓子彈飛》，誠懇又理性地說：評獎的「主觀情懷已徹底大過冷靜思維，這種觀念實在令人擔心。」事實上，道理很簡單。在香港電影整體趨弱的現實面前，金像獎如果僅僅專注於香港情懷，執守本土經驗，其選擇面自然也就越來越狹窄，審美趣味越來越單一，很難避免圈子內部的「自娛自樂」。抱殘守缺最後的結果當然是故步自封，或是極端的憤世嫉俗，或是追憶過去輝煌的懷舊。  三、香港電影的功利觀決定金像獎的特徵  關於四十三屆金像獎的討論，固然是因為具體作品的特殊狀況，但從深層次來說，跟金像獎評獎機制以及整個香港電影觀念更有密切關聯。事實上，香港電影的觀念從根本上決定金像獎的特徵。那麼，香港電影的本體性觀念是什麼呢？在我看來，是功利觀。這是香港電影長期以來的商業性運作模式形成的。眾所周知，香港電影的商業意識根本在於本地市場的狹窄，這決定了香港電影自誕生以來就不得不把重點放在香港以外的市場，如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日韓以及東南亞華人地區。如此，用現實功利的態度看待電影，不拘泥於具體類型、慣例傳統，也不受限於藝術風格。商業元素（王晶的「賣俗」）與藝術元素（王家衛的「賣雅」）都只是拓展市場的賣片手段。概言之，「必須賣出去」，成為香港電影項目運作的邏輯起點與目標訴求，功利實用的態度貫穿著香港電影的所有類型。電影與生俱來就具有商業性。1895年12月28日，世界電影產生於巴黎咖啡店，一開始就是以大眾娛樂的消費活動出現的。電影是現代意義上的大眾媒介，其商業性是影視工業基本成本所決定的。它依賴於「生產—消費—再生產」的資本運作機制，只能存活於商業語境。但是，值得重點指出的是，電影在眾多娛樂活動的競爭中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不斷發展壯大，是因為電影成了一門講故事的藝術。概言之，電影以影視技術性為前提，依賴於資本投資與再生產的商業性，並以藝術性在眾多現代娛樂活動中獲得優勢。具有本體意識的電影藝術觀，意味著個性化思想、敘事內容的不可窮盡，以及影像風格的無限可能。 這恰恰成為香港電影的短板。長期以來，香港電影人即以功利態度看待電影，其快速反應的商業頭腦、靈活多變的市場意識，帶來了巨大商業成功。但也暴露出缺乏純粹的藝術電影觀念與充足的先鋒性實踐，電影藝術性被商業性壓制住，較為淺顯、單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出現的香港電影「新浪潮」以及九十年代的「後新浪潮」期間，湧現出不少獲得金像獎的藝術電影，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徵，即強調寫實主義，貼近社會現實，真實表現普通市民乃至弱勢、邊緣群體現實生活。這說明在香港電影的觀念中，藝術性就是指批判現實、揭露社會弊端，即電影作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從根本上說，仍然是電影功利觀的反映。如「新浪潮」反對當時香港社會氾濫一時的娛樂片（如拳頭、鬼頭、枕頭、噱頭的「四頭」），出現《父子情》《投奔怒海》《半邊人》《似水流年》等具有現實意義的獲獎電影。「後新浪潮」的藝術電影同樣突出社會性問題，注重摹擬寫實的真實感、批判性的藝術觀念，如《 籠民》《天水圍的日與夜》《非法移民》《女人四十》《桃姐》等等。 客觀地說，無論是「新浪潮」還是「後新浪潮」，都未擺脫商業意識，藝術性尚未獨立，短短幾年內就偃旗息鼓了。金像獎的獲獎影片乃至整個香港電影，總是以功利態度理解電影，缺乏真正具有電影本體意識的藝術觀念，即將電影視為批判社會的媒介，以增強電影公共屬性的方式，將之從低俗虛假的娛樂活動中解放出來。在這種功利的電影觀中，出現只要能佔領市場、斬獲票房，就無所不用其極的弊端。市場充斥大量的低俗、惡俗之作也就難以避免。因此，確如上文所說，王晶的「賣俗」與王家衛的「賣雅」並沒有本質性差異，都是功利性對待電影的表現。雅俗之間在商業功利的角度上很容易實現轉換。我們發現，隨著商業資本的介入，香港電影所推崇的批判性，實際上已成為當下商業電影的消費訴求。近年來的獲獎電影中，憤世嫉俗的極端、負面的社會情緒，暴露現實社會存在的弊端，展示底層群體殘酷慘烈的生活經歷、悲觀無望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以藝術性獲得了金像獎的肯定， 而另一方面，它已經從藝術性質變為博取觀眾眼球、滿足獵奇心理的商業內容。看似貼近社會現實，實則在偏激、誇張的敘述中，恰恰遠離了社會現實。 四、對金像獎的幾點建議 首先，金像獎如今已走過四十多年的歷程，成為一面反映香港社會的的鏡子。對它的爭論越多，越說明到了改變的時候。然而，要改變的不只是金像獎，而是需要對香港重新定位。香港的輝煌不僅依靠港人奮鬥打拼，也是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所造就的。如今客觀的外在條件已然大變，香港需要在新的全球形勢中尋找自身的優勢，香港電影也是如此。過去的輝煌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中產生的，不可重來。只能辨清自身的當下處境，整合資本與藝術資源，解決電影基本的商業運作狀況，重新出發才能走出過去。金像獎根本受制於香港社會與香港電影，只有立足於世界格局、保持自信心態、繁榮電影實踐，才能維持香港電影影響力，這需要整個香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努力。 其次，金像獎在立足香港電影的基礎上，更需要面向中國內地、台灣及海外華人地區群體。事實上，金像獎的影響力也正是中華文化圈層賦予的。電影節及其獎項對本土電影的提振、扶持，不僅僅在於頒發的某個獎項，更重要的是以自身作為媒介，形成重大的社會議題、娛樂事件、公共活動，以此建構一個專業人才積極交流、新聞媒介爭相報導、發行銷售活躍的場域。因此，當金像獎只是囿於香港電影，其實是自己降低了電影節及其獎項作為媒介的影響力，縮減了原本輻射廣闊的範圍。只有當金像獎保持作為媒介的影響力、權威性，才能持久地促進香港電影的發展。 再次，金像獎需要拓展藝術觀，以獎項表彰的方式，尋找類型電影與藝術電影融合的新思路。用極端化經驗製造視覺奇觀、憤世嫉俗的人生觀、強調衝突力度的暴力美學，必然會走上趣味單調、市場萎縮的「不歸路」。金像獎專注於這類電影，自然也會限制自身的影響力與權威性。電影作為面向大眾的現代媒介，揭示、批判只是發端，更重要的是合理升華，有效釋放社會壓力以及負面情緒。我們認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金像獎獲獎電影，如《英雄本色》《喋血雙雄》《槍火》《暗戰 》等雖然也是黑幫片、警匪片，但本質上是一種無涉於現實社會的浪漫想象。黑幫內部的權力爭奪及其人物的逞兇鬥狠，並不具有現實層面的指向性與當下性。影片的重點在於借助虛構、想象的藝術領域，表現浪漫的人文情懷。此類影片有效祛除了現實的區隔，最大限度地囊括了觀眾群體，個中經驗特別值得當下借鑒。金像獎也應當把關注重點從黑幫的批判現實主義轉移開來，發現之外的美學可能。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張    弦 I 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楊宇迪 I 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研究生 「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落地迄今已經十年，取得了豐碩的建設成果，得到沿線國家的廣泛認可。歐洲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節點和主要合作對象，理解歐盟國家對倡議的認知態度，有助於今後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本文首先梳理了歐盟相關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存在的認知差異；繼而從四個角度分析了產生認知差異的原因；最後提出了加強中歐合作共建「一帶 一路」的具體措施。本文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具有旺盛生命力，為中國與歐盟國家的未來合作開闢了廣闊空間。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十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從構想到實踐，從願景到行動，從單向輸出到共建共用，從經濟合作到全方位互聯互通，取得了豐碩成果和廣泛認可，為沿線國家的發展繁榮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動力，為世界經濟復蘇和全球治理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智慧。與此同時，在這十年裡，國際局勢風雲變幻。英國脫歐、中美摩擦、俄烏衝突、全球治理失衡、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等多重危機疊加，「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外部風險不斷增多。進入第二個十年後，「一帶一路」倡議想要繼續順利推進，就要進一步鞏固沿線「利益攸關方」的深入理解和大力支持。在這其中，歐洲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無論在地緣經濟還是在地緣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歐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態度對「一帶 一路」建設的成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值得深入分析。 歐盟國家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差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相關政策措施持續落實推進，合作內容不斷豐富發展，成果惠及面顯著擴大，「一帶一路」的朋友圈越來越廣。截至2023年5月，歐盟共有18個成員國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但歐盟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實施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同歐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產生明顯差異。具體而言，存在穩固發展型、意願加強型和態度模糊性三類。 穩固發展型的代表主要是位於中東歐的歐盟國家，包括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希臘等國。中國同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有著深厚的友好基礎和廣闊的合作空間，雙方建立了「16+1」合作平台，中東歐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前沿地帶。匈牙利和波蘭最早回應並積極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匈牙利更是歐盟第一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國家。目前，中國自歐洲進口貨物總量有15%經過匈牙利，中國已成為匈牙利在歐盟以外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匈牙利還作為中東歐地區唯一的主賓國參加了2018年在上海舉辦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匈塞鐵路是「一帶一路」旗艦項目，標誌著中國鐵路標準與歐盟UIC標準的首次對接。波蘭於2015年與中國簽署政府間共同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希望深化與中國的經貿合作，通過發揮過境經濟優勢，提升本國工業化發展水平。儘管受到疫情影響，波蘭通過中歐班列向中國出口乳製品的數量和總額仍然實現雙增長。巴爾幹半島和東南歐國家也積極參與到「一帶一路」項目中，中國投資建設了希臘最大的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截至2022年，比港集裝箱年吞吐量世界排名從2010年的第93位提升至 2021年的第26位。同時，比港也成為歐洲最大渡輪港口、地中海重要郵輪母港、汽車船中轉港和修船中心。意願加強型的代表是荷蘭與意大利等國。過去十年，隨著「一帶一路」項目的不斷落地並取得實際成效，不少歐盟國家的合作意願也在顯著增強。在認識到「一帶一路」蘊含的巨大機遇後，它們紛紛採取實際行動加入該倡議。經歷了初期的困惑和糾結後，從2018年開始，荷蘭重新審視並表態願意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倡議。2021年，中荷貿易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2022年，「 江蘇號」抵達南京，標誌著我國東部地區唯一一條中荷兩國雙向對開的中歐班列投入運營，促進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作為歐盟重要國家和G7成員國的意大利，此前一直對「一帶一路」倡議持觀望態度。包括奧地利、希臘、波蘭等在內的歐盟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所產生的示範效應，對意大利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2019年3月23日，意大利與中國正式簽署共同推進「一 帶一路」建設諒解備忘錄，成為首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G7國家。 當然，歐盟內部還有不少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持搖擺和模糊態度。譬如，作為歐盟雙「火車頭」的德國和法國，過去十年間對「一帶一路」倡議一直沒有形成清晰明確的統一認知。一方面，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是訪華次數最多的歐盟國家領導人，其對「一帶一路」倡議表態總體比較積極。法國總統馬克龍上任後也強調「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力圖推進法中兩國開展更廣泛的經貿合作；但另一方面，德、法兩國民間尤其是新聞輿論又充斥著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疑慮和批評聲音，強調要防範「一帶一路」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凡此種種，再加上內部反對黨的牽制和外部主要是美國勢力的影響干預，法德及不少其他歐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態度左右搖擺。 歐盟國家「一帶一路」認知差異的原因 歐盟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各不相同，自身的定位和訴求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再加上外來因素的干預施壓，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使得歐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存在顯著的認知和態度差異。具體來看，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原因：第一，歐盟各國與中國的貿易狀況不同。歐盟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規模和貿易結構差異，會對「一帶一路」倡議認知產生重要影響。在貿易規模方面，很多歐盟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處於入超的不平衡狀態，存在較突出的貿易逆差問題。如果該國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可能導致自身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進而對本國經濟發展不利，那麼它們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就會偏向警惕和猜忌。在貿易結構方面，中東歐地區國家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出口以農畜產品、能源礦產為主，其貿易結構與中國存在很強互補性，因而對深化合作的顧慮較少。而有的歐盟國家情況則截然不同，與中國出口商品存在直接競爭，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明顯保留。 第二，歐盟各國與中國的實際合作成效不同。同中國開展「一帶一路」合作項目的歐盟國家主要集中在中東歐和東南歐地區。近十年來，中國與該地區合作機制成熟，合作成果豐碩，對「一帶一路」倡議認知總體向好。中歐班列、匈塞鐵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個個「一帶一路」倡議旗艦項目落地，改善了當地基礎設施，提供了更多就業崗位。這些成果起到很好的引領示範作用，也促進了中國與中東歐地區民心相通。與之相對，法國和德國等部分歐盟國家沒有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缺乏可量度的實際合作成效，因而不利於這些國家深入了解和支持「一帶一路」倡議。 第三，歐盟國家存在不同的身份定位。英國脫歐後，德、法兩國成為歐盟內最有影響力的大國，認為自身對維護歐盟統一和戰略自主負有重任，故而對可能的外部干擾因素保持警惕。但同時，兩國也認識到中國崛起的必然性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切實收益。因此，它們在「一帶一路」倡議上表現出左右搖擺的模糊態度就不足為奇。與德、法不同，意大利雖然也是歐盟大國，但並不認為自身要追求所謂的「領導地位」，再加上其改變國內經濟狀況的意願格外強烈，認為中國能夠提供大於歐盟內部的幫助。因此，意大利目前對「一帶一路」倡議總體比較積極。相形之下，中東歐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在歐盟內部的政治影響力也較為有限，其身份定位更是與大國不同。因而，它們更看重「一帶一路」倡議中所蘊含的發展機遇，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抱持更加積極開放的態度。國家身份定位的不同，導致對如何看待「一帶一路」倡議存在明顯認知差異。 第四，外來干預影響歐盟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態度。這裡主要指的是美國的影響。「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十年來，美國的態度逐漸由消極轉向敵視。近年來，隨著美國對中國全面圍堵的不斷升級，其對「一帶一路」的打壓也愈加嚴厲，對抗領域不斷延伸。美國聯合歐盟推出「藍點網絡」計劃、「全球門戶」計劃、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等一系列計劃或機制，對沖「一帶一路」倡議。美國還威脅德國放棄使用中國5G技術，指責意大利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施壓荷蘭ASML禁止向中國出售晶片光刻機設備。此外，美國媒體還持續妖魔化和污名化「一帶一路」倡議，子虛烏有地批評中國帶來所謂的「債務陷阱」和環境破壞等。 中歐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前景展望 中國與歐盟國家共建「一帶一路」近十年來，合作良好，成績斐然。儘管目前歐盟內還有不少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有所困惑和疑慮，但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展望未來，要大力推動實現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與歐盟相關構想計劃對接，促進彼此團結協作，開闢更廣闊的合作空間。首先，「一帶一路」倡議可與歐盟多項發展計劃對接。發展計劃對接是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重要支撐。這裡面既包括與歐盟總體發展計劃進行對接，也包括與「德國工業4.0」計劃、「新工業法國」計劃、「英國製造2050」等各自國家計劃進行對接。近年來，歐盟看到亞洲市場的巨大潛力與發展前景，戰略目標逐漸向東轉移，希望在亞洲事務上發揮重要作用。歐盟在2018 年9月推出了《連接歐洲與亞洲——對歐盟戰略的設想》，文件宣導「全面、可持續和以規則為基礎的互聯互通」，表示願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加強合作。在基礎設施領域，中歐可以實現交通、能源、數字化和網絡方面高效的跨境連接；在地區議題上，中歐可以探討加強基於共同認可的規則和標準的雙邊性、區域性及國際性合作；在金融合作上，中歐可以通過利用不同金融工具促進可持續金融發展。總而言之，中歐可以積極對接，加強在各領域的有效合作，實現歐亞共同發展。 其次，中歐可以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和「綠色絲綢之路」，打造「一帶一路」建設新引擎。如果說前期大型基礎項目是「一帶一路」的基石，那麼未來中國的信息技術及其推行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標準則是「數字絲綢之路」的核心，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有關智慧城市的建設。中歐未來可以探討建立相關平台機制，共同發展網絡安全技術，以機制和協議增強持久互信，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綠色絲綢之路」是解決全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國方案，以生態文明理念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合作的綠色願景。譬如，由中國企業投資承建的克羅地亞塞尼風電項目是「綠色絲綢之路」建設的標誌項目，契合了克羅地亞能源綠色轉型的發展戰略。歐盟國家向來重視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中歐未來在清潔能源、電動汽車和碳排放等技術領域上可以展開持續合作，「綠色絲綢之路」建設必將碩果纍纍。 最後，中國與歐盟國家在第三方市場開展合作大有可為。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提法首次出現在2015年6月《中法關於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聯合聲明》上，指中國企業與有關國家企業共同在第三方市場開展經濟合作。第三方市場合作能夠聚攏中歐優勢資源，凸顯「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涉及中歐的第三方市場合作，將歐洲國家先進技術、中國優勢產能及東道主國家的需求進行有效對接，實現1+1+1>3的效果。「一帶一路」倡議十年來的有效實施，增強了經陸路通往歐洲以及經海路通往非洲的貿易聯繫，將歐亞大陸發展成新的交通線路和繁榮中心，也便利了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展開。截至2022年9月，中國已同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和奧地利等歐盟成員國簽署了第三方市場合作協議，構建了工作組、合作論壇、合作基金和指導委員會等多元化合作平台。中歐雙方產業鏈互補、經濟契合度高，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將有助於充分發揮雙方產業的比較優勢，促進海外市場的深度融合。 結  語 自十年前首次提出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台和主要實現路徑，也是連接沿線各共建國的緊密紐帶。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全方位務實推進，取得一系列沉甸甸、實打實的成果。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51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得到了聯合國和相關國家的認可和支持。在中歐關係發展中，中國既要利用好「一帶一路」平台強化與歐洲的經濟聯繫，也要善用國際雙邊和多邊機制鞏固歐盟國家對「一帶一路」的積極態度。最關鍵的是，要深入分析歐盟相關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存在的認知差異，解疑釋惑，避免誤讀、誤解和誤判。展望未來，邁入下一個十年的「一帶一路」倡議必將行穩致遠，展現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劉兆佳 I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近年來美國不斷無端指責中國蓄意破壞和挑戰國際秩序。恰恰相反，美國應該對其所建構和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坍塌負主要責任，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使這個秩序難以維繼，並窒礙其他國家發展，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重新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新國際秩序成為國際社會的強烈呼聲。 近年來，為了遏制和孤立中國，美國屢次指控中國不斷漠視、濫用、扭曲、破壞或違反美國主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制度和規則。美國宣稱中國行動的最終目的不單是要徹底摧毀這個國際秩序，更是要在其廢墟上建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體現「威權主義」和服務中國利益、以中國的主觀喜好取代現有制度和規則的「非自由國際秩序」。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其2022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中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重塑國際秩序，也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達到這個目標的競爭者」。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2022年在華盛頓的亞洲協會發言時表示，儘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華盛 頓將繼續瞄準中國，將其視為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最嚴重威脅。布林肯說，中國是唯一有意願和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而且它這樣做的方法必然會破壞全球穩定，「北京的願景將使我們遠離在過去75年讓世界得以取得多方面進步的普世價值觀」。  美國建立並主導的國際秩序早已問題叢生 事實上，遠在美國指控中國破壞國際秩序之前，美國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已經出現崩壞不斷和無以為繼的跡象。因此，把中國當作這個國際秩序坍塌的罪魁禍首並不公平和合理，也明顯懷有遏制中國的意圖。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罕有地承認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過去幾十年出現了裂痕。也即是說，那個「自由國際秩序」在中國「 蓄意」對其「破壞」之前已經問題叢生。時至今天，這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但在衆多發展中國家中失去認受性，就連西方國家內部質疑的聲音也此起彼落，而且越來越響亮。印度學者兼前外交官員希夫尚卡爾·梅農（Shivshankar Menon）明言，「沒有人想要當前的世界秩序，而似乎只有越來越少的國家，包括那些建立了先前國際秩序的國家，仍致力於維護它。」南非學者蒂姆·穆里蒂（Tim Murithi）直指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一種「壓迫秩序」（Order of Suppression），從來都不符合非洲的利益。美國學者菲利普·澤利科夫（Philip Zelikow）更形容這個國際秩序為「空心秩序」（the Hollow Order），原因是在過去十年中，管理全球資本主義的機構已經淪為比實質更重要的作秀。他特別提到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等國際機構已經受到美國的干擾和抵制而難以正常運作。那個「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走向式微，主要原因是這個秩序本身的內在缺陷不斷暴露和惡化，以及美國自己又對它缺乏尊重並逐漸背離，所以絕對不是所謂「中國惡意破壞」所致。這個二戰後誕生的「自由國際秩序」從設計到運作都是由美國主導，其核心目的是維護和強化美國乃至西方的國家利益和全球霸權，特別是美元霸權，因此從一開始便不是一個公平、平等和包容的國際秩序。這個國際秩序的遊戲規則依據美國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而設計，讓美國和其領導的西方集團享有大量特權，從而把它們置於絕對有利的位置上，而對其他國家的發展和自主則形成了强大的制約。美國主導建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其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美元作為首要的國際貨幣，美國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多邊主義等，都是那個「自由國際秩序」的支柱。剛去世的台灣學者朱雲漢曾指出：「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貿易規則，往往蘊含了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間的不平等交換與支配宰制關係。」穆里蒂認為，這個秩序「保持了世界主要大國 [……] 維持其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主導地位的現狀。」在那個秩序下，「大國不再像過去那樣用蠻力奪取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是依靠優惠貿易協議和不正當的融資安排來耗盡非洲大陸的資源，並通常是通過勾結腐敗的非洲精英而獲得。」所以，「非洲沒有人相信國際秩序是建立在規則之上的。」 「自由國際秩序」讓美西方國家獲利而窒礙他國發展 不爭的事實是，這個「自由國際秩序」的長時間運作窒礙了不少國家的發展，部分國家甚至長時間陷入貧困的深淵，也導致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和政治嫌隙不斷擴大，引起了「 全球南方」的不滿和抗拒。即使在西方國家內部，貧富懸殊、財富集中、中產階層愈趨萎縮、勞工階層困頓、去工業化、金融危機屢發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亦比比皆是，這些情況為反全球化浪潮、保護主義、排外情緒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參與那個「自由國際秩序」之同時又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在美國的唆使和壓力下全盤接受西方的發展模式，反而逐漸開拓出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和成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而且多次對那個「自由國際秩序」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建議。對美國而言，中國的發展模式不但「離經叛道」，甚至對那個「自由國際秩序」和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嚴重挑戰，所以必須予以遏制和打擊。那個在西方和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失去認受性的「自由國際秩序」在蘇聯解體、美國單極霸權崛起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睥睨一切後出現「範式性」的轉變（Paradigmatic Shift）。在新的「自由國際秩序」下，美國以各種手段包括政權變革（Regime Change）要求、引誘、推動或強制所有參與那個新「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都採納美國或西方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發展模式以及價值觀。實際上，這是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自主的蔑視。與此同時，美國在本國和在那個新「自由國際秩序」中最大化地推行市場原教旨主義、金融和貿易全球化、商品和人員自由流動、經濟活動管制的撤銷，以及政府的經濟、社會和福利功能的壓縮、公共開支削減、大幅減稅，從而讓美國的跨國企業特別是金融機構能夠暢通無阻地在其他國家掠奪它們的財富。新自由主義的狂飆的確讓美國的金融和貿易巨頭獲利甚豐，但同時也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頻密爆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鴻溝不斷擴大、各國的債務愈趨沉重、氣候變化危機加劇和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惡化等棘手難題。無可避免地，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新國際秩序比之前的舊「自由國際秩序」更難以為發展中國家所接受。梅農講述：「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領導了兩種秩序：一種是凱恩斯秩序（the Keynesian Order），它對兩極冷戰世界中各國如何處理其內部事務不太感興趣 [……] 。第二種是那個在冷戰後的單極世界中出現的、漠視其他國家賴以維護其利益的主權和邊界的新自由主義秩序。這兩個秩序都宣稱是『開放的、基於規則的和自由的』，以及是那些所謂自由市場、人權和法治的民主價值觀的捍衛者。實際上，它們依賴美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力量的主導和必要地位。」賴恩·穆勒森（Rein Mullerson）認為，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新「自由國際秩序」其實並不那麽自由。「相反，這是一種自由國家統治世界的秩序，它們試圖擴大自由社會的範圍（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後），同時排斥甚至摧毀那些不能或不想變成 [西方式] 自由社會的國家。」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J. Mazaar）指出，由於新自由主義作祟，美國作為單極世界中的霸主不願意接受一個多樣化的世界，這遂使得其所主導的新「自由國際秩序」更加失去國際認受性。他告誡說：「如果華盛頓希望維持一個有助於避免衝突、促進繁榮和促進自由價值觀的國際體系，它就必須擁抱一種更加多樣化的秩序——一種能夠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以及針對不同問題用不同方式運作的秩序。」就連一貫謳歌「自由國際秩序」的美國學者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認為要維繫這個新秩序，這個新秩序的「成員的資格不應該取決於它們的政權的性質，而應該僅取決於對它們國家主權地位的承認和它們履行成員責任的承諾和能力。」也就是說，奉行不同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應該成為新的國際秩序的成員，而「平等相待」、「互利共贏」和「反對霸權」則應該是建構這個新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可惜的是，美國根本不願意尊重各國選擇自己的制度、價值觀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因此難以得到衆多非西方成員對新「自由國際秩序」的認同和歸心，而美國這種「唯我獨尊」的心態同時也妨礙了一個由世界各國共同建構的公平和合理的新國際秩序的出現。 「自由國際秩序」遭到美西方國家內部批評 新自由主義的冒起，在美國和大部分西方國家也激化了嚴重內部矛盾，導致西方民衆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反感不斷上升。在此之前，舊「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在西方社會得到相當程度的接受，是因為在不斷推動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同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和資產階級與西方群衆特別是中產和工人階級訂立了一張保障他們基本利益和福祉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以彌補他們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下所蒙受的衝擊和損害。可是，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坍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資產階級覺得不再有需要與其他階級進行「階級妥協」。以美國為例，加里格·斯特爾（Gary Gerstle）指出：「勞資之間的妥協是 [羅斯福總統]『新政』New Deal）秩序的基礎。工人獲得了累進稅、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工會組織權、國家對充分就業的承諾、政府對集體談判的支持以及對貧富不平等的限制。[……] 在20世紀90年代，資本仍然需要美國政府的幫助來規範市場。共產主義一直是資本最難纏的對手，但在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世界裡，它覺得與勞工妥協的必要性越來越少。」結果是，美國過去給中產和勞工階級的保障和福利大幅減少，並漠視對他們在全球化下蒙受的衝擊，從而激發了他們對新「自由國際秩序」的不滿和反彈，催生了西方世界內部反全球化、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滔天巨浪。事實上，即便美國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制定者和首要獲益者，但它經常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尊重和違反自己建構的制度和規則。威廉·德羅茲迪亞克（William Drozdiak）指出，由於忽視、管理不善和美國給予支持的減少，那些美國建立起來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支柱，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正在搖搖欲墜。美國對這些關鍵機構表現出的漠視削弱了它們的權力和影響力。很多時候，美國以單方面的方式行事，只是選擇性地尊重它曾經誓言要維護的國際秩序規則。近年來，由於美國民衆和部分政治精英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認同和支持持續下滑，這類事情發生的頻率不斷上升，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大纛下更是變本加厲，他在任時開展對各國特別對中國的貿易戰、對國際組織和規則的蔑視，這些是美國逐漸背離其建構「自由國際秩序」承諾的證據。現任總統拜登在相當程度上其實延續了特朗普的方針。2023年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的發言，充分表明了美國今後脫離新「自由國際秩序」的意圖。他強烈譴責對新自由主義尤其是對自由市場的篤信給美國帶來的禍害，包括金融業的過度膨脹、現代製造業的萎縮和中產階層的沒落。因此，美國必須推行現代工業和創新策略。在新的工業政策下，美國會物色和扶持一些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對國家安全有戰略意義、而私營企業還沒有準備好投資的產業，從而讓美國的雄心壯志得到實現。 「自由國際秩序」之所以走向式微，主要原因是這個秩序本身的內在缺陷不斷暴露和惡化。圖為漫畫家「烏合麒麟」的作品《三權分立》（圖：「烏合麒麟」微博）《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斷言，過去支撐「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已經不再。新的「華盛頓共識」是以維護美國利益為鵠的的「教義」。他認為：「新的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華盛頓本身，而不是在冷戰結束後設定全球標準的狂妄自大的美國。」「它確實有經濟工具，例如回流供應鏈、優先考慮彈性而不是效率，以及產業政策。但這些主要是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今天的美國無法達成貿易協議，無法談判全球數字規則，無法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無法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改革。華盛頓對經濟多邊主義失去了信心。」美國不再願意履行其對國際秩序的責任和承擔，是國際秩序「空心化」的主因。正如澤利科所言：「由於國內反對，美國無法加入新的貿易協定。全球各國債務堆積如山，當前的國際經濟體系無法協調如何減少債務或提供必要的救濟。世界貿易組織的運作即將停止，一方面是因為它無法使其規則現代化，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拒絕確認仲裁者，故意使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癱瘓。但當前世界秩序的空洞性在全球衞生領域最為明顯。」總而言之，美國應該對其所建構和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坍塌負上主要責任，而不應該責怪中國。相反，美國應該放棄其霸權主義並尋求與中國平等相待、和平共處和互利共贏之道，並與中國和其他國家一起合力結束當前國際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的局面，重新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充分照顧各國特殊情況、讓所有成員都能獲益和能夠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的新國際秩序。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施漢銘 |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香港大學憲法學博士生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了新的區議會改革方案，以解決之前區議會被政治化的問題，以及杜絕反中亂港分子對區議會的負面影響。方案包括加入資格審查制度，只有愛國愛港人士才能參選；減少直選議席並增加委任及間選議席，以吸納更多不同界別的人進入區議會。香港社會對此次改革非常關注，期望改革後的區議會能夠找準自身定位，發揮自身功能，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更好為市民服務。 改革方案重塑區議會 香港特區政府出爐區議會改革方案，備受各界關注。基於過去「反對派」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導致區議會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成為反中亂港分子的藏污納垢之地。而從在這次重塑區議會的改革中，我們喜見特區政府對症下藥，根治區議會以往的「惡疾」。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已表示，區議會制度值得保留。因此，區議會如何改革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所公布的新方案，在區議會成份組成以及候選人入閘門檻都有新的安排。在區議會組成方面，來屆區議會將以「委任+直選+間選」三種方式產生區議員，其中直選議席將由上屆的452個減至88個，佔總議席（不計當然委員）近兩成。此外，區議會將恢復委任制以及新增間選議席，間選議席為176席，將由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地區防火委員會三會提名及投票產生。委任議席為179席，根據「用人唯才」的原則，委任具有才幹的愛國愛港人士加入區議會。除了組成方式有所改變外，加入資格審查制度也是這次改革的焦點之一。未來區議會選舉亦增設多重門檻，例如直選參選人除了要取得當區選民提名，亦須取得由特區政府委任的3個地區委員會委員中9人提名，再通過資格審查、符合國安要求，才能獲參選資格。 區議會改革是香港民主的體現 新改革方案出爐，惹來小撮反對人士質疑是「香港民主倒退」，例如資格審查限制了香港人的參選權利、直選議席大減等，那麼這些批評是否符合現實呢？眾所周知，在昔日區議會選舉制度中，大部分議席都是直選議席。然而，由於與選舉制度掛鉤，形成了區議會選舉及區議會過度政治化。特別是2019年「黑暴」期間，「反對派」和「港獨」分子騎劫區議會制度、癱瘓特區政府和宣揚「港獨」主張，在區議會中唱所謂「獨歌」、區議會召開期間羞辱政府官員及建制派區議員的畫面仍歷歷在目。加入資格審查、符合國安要求，才能獲參選資格，就是要為了杜絕「非愛國者」入區搞搞震，讓區議會運作及功能恢復正常，也禁絕「 非愛國者」和組織以區議會作為反國家反政府的政治陰謀。至於區議會直選議席大幅減少，並增加了委任及間選議席，顯而易見的是特區政府為了保障區議會不再被騎劫，同時吸納更多層級界別的賢能之士走進建制系統當中。其實有一點過往市民有所忽略，就是誤以為民主等同於直接選票。 在香港社會裡，大眾對於民主的概念一直有著偏差，就是幾乎全盤接受西方政治學教科書對於民主的說法，認為全民直接參與的政治方式，市民可以話事當家作主，才是真正做到「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而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方式就是民主云云。過往「反對派」亦刻意將這概念不斷強化，並藉此爭搶票源，保護其自身利益關係。 然而，在政治學上民主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定義，回顧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中對民主的看法，他認為完全的民主制就是全民執政，在一個社會當中，每個人既要生產，又要管理公共事務。但他也明確指出這種「民主」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很多人根本沒有能力執政。因此，他也認為每個國家都需要按他們的特性、地理位置與歷史去探用和混合這三大制度，而不同的組織也有不同的選舉模式。我們從盧梭的學說可以得知，民主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特定形式，但最重要是做到維護公意，以及能保證人民生活穩定。 由此可見，民主政治有很多表達的方式，所有議席由直選產生並不是絕對民主的表現。這次重塑區議會讓「委任、直選及間選」並行，能吸納更多來自不同界別的人進入區議會，例如，來屆區議會間選議席將由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地區防火委員會三會提名及投票產生，三會當中的成員對他們所屬地區的民生民情甚為了解，因此他們提名的候選人及選出的區議員，會更切合地區的工作需要。至於委任區議員，特區政府以「用人唯才」作為委任原則，使各行業各範疇的愛國愛港人士能投身區議會制度當中，讓區議會質素和層次更高，更大程度反映民意，更具代表性，是香港民主的一個體現，絕非以往制度可比擬。 大家不難發現，這次特區政府對區議會進行大刀闊斧的重塑，杜絕區議會以往過度政治化的問題，也確保了未來區議會能由政府行政主導、由愛國者主持，使區議會成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及維持區議會制度穩定的重要一員，絕對是治標又治本，區議會也不會再出現各類「脫軌」情況。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胡偉星 |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段聿舟 |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強化地區治理架構，包括重塑區議會，這是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應有之義。區議會是地區治理 的重要一環，與市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香港社會對過去區議會「泛政治化」問題深惡痛絕。特區政府從制度層面堵塞區議會的各種漏洞，確保區議會重新回歸應有定位，這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2023年5月2日，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以下簡稱《建議方案》）。該方案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重塑香港區議會的結構和功能，二是重塑並強化香港地區治理架構。在提交立法會審議之前，該建議方案展開半個月公衆諮詢。特首李家超表示，政府此次重塑區議會、強化地區治理架構主要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國家安全必須放在首位，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二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三是充分體現行政主導。毋庸置疑，回歸26年來，特別是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香港有必要對區議會進行脫胎換骨改造，進一步完善地區治理架構，從制度上徹底撥亂反正，使香港社會真正從「由亂到治 」走向「由治及興」。這次改革的第一個目標是重塑區議會職能，將使區議會「去政治化」、回歸原本基本法所規定的諮詢和社區服務功能，使「愛國者治港」原則切切實實落實到基層治理。第二個目標是重塑和強化地區治理架構，把行政主導原則貫徹到地區治理過程中，重塑香港的政治秩序，優化基層治理過程，提高地區治理效能，使市民享受更優質的服務。總體上看，《建議方案》是根據香港國安法落地後香港實際情況而制定，這個方案適時可行，有利於進一步夯實香港的治理根基，有利於優化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意義深遠。本文將以建構治理體系為視角，從進一步完善香港管治架構、重新定位區議會、優化地區基礎治理架構三個方面，具體論述特區政府《建議方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 一、進一步完善香港管治架構 著力提高治理水平 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經歷了2019年「修例風波」後，香港 如何開創新局面，是新一屆政府面臨的重大考驗。2022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對香港提出「四點希望」。擺在四點希望之首的就是「著力提高治理水平」。事實證明，特區政府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尚有很多短板，需要對整體管治架構做進一步改造。回歸以來，香港社會長期陷入「普選迷思」的爭拗，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軌道。反中亂港分子歪曲解讀「普選」的原意，散布各類「港獨」言論，煽動香港同胞對內地不滿情緒，對抗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他們通過選舉進入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嚴重損害香港市民福祉，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使整個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這些年香港治理出現的問題，一個最深刻教訓就是沒有真正落實好「愛國者治港」原則，在政 權機關中沒有形成「愛國者治港」的局面。從香港的管治架構來看，地區治理架構是整體治理 體系重要一環，是關係到特區政府管治能否真正落實的「最後一公里」。之前區議會存在的亂 象必須從制度上徹底改變，否則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2020年1月1日，第六屆區議會開始運作，反對派掌握了除離島區以外其餘17個區議會的控制權，區議會被大批毫無地區服務經驗、只打著政治口號的人士把持，淪為由公帑供養、與立法會反對派遙相呼應攻擊政府的戰場。他們不但荒廢地區事務，肆意激發社會對立、分化，部分人更公然高舉「港獨」、 「攬炒」旗幟，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衝擊特區政府管治。廣大市民不光無法通過區議會反映民生意見，更無從得到區議會應提供的地區服務。2021年2月22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指出，「黑暴」、「攬炒」、「港獨」分子進入區議會後，他們把原本為社區和基層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鬥爭場所，他們是香港的亂源，也是國家的禍害。如果任由反中亂港勢力把持區議會，香港將永無安寧之日。重塑區議會、強化地區治理架構是中央主導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重塑區議會，實現「去政治化」，才能從制度上堵塞漏洞，防止區議會再次成為「黑暴」「港獨 」「攬炒」的平台，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騎劫、操弄、癱瘓區議會。特區政府這次推出的改革方案，如大幅度削減直選議席，採用委任、間選、直選比例4：4：2模式，區議會主席由當區民政專員出任，引入資格審查制度、履職監察制度、責任承擔制度，成立「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及「地區治理專組」等，這些都有利於實現改革目的。改革區議會產生辦法和職能後，香港管治架構的重塑大體上完成。但是，應當清醒認識到，涉港工作機構的升格、選舉制度的完善和立法會運作重回正軌並不意味著香港的治理困境徹底得到突破，香港基層治理基礎仍然十分薄弱，三年疫情也暴露出香港基層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短板，香港亟需進一步健全地區治理體系、改革基層治理模式。此次區議會改革使「愛國者治港」原則基層化，實現了這一根本治理原則對區議會和基層治理的全覆蓋，同時接通基層治理與行政主導之間的聯繫，確保政府政策制定和民意的有效互動，特區政府的政策能真正落地，並得到更有效率、更高質量的執行落實。 二、重新定位區議會回歸諮詢和服務屬性 重塑區議會是進一步完善香港管治架構、理順特區管治體系的重要一環，區議會改革的關鍵是切切實實在地區治理層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基本法第9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從基本法立法原意來看，區議會本質上是一個「非政權區域諮詢組織」，既不擁有也不能行使任何政治權力，這一點它與立法會截然不同。所以，作為輔助行政機關施政的諮詢組織，區議會的功能就是向特區政府提供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負責提供地區文化、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所以，區議會改革的目標就是「去政治化」，回歸其「諮詢服務」的定位，回歸其服務市民的初心。1.區議會為什麽要「去政治化」？有學者認為，區議會不是真正的「議會」，而是「諮議會」，其本質不是政治代表和決策，而是政治代理和執行，是特區政府管治體系向基層的組織化與功能化延伸。但是，香港反對派在基層謀劃已久，甚至提出「土地正義」、「本土主義」、基層「顏色革命」的激進構想。近年來，區議會愈來愈變成了與特區政府對抗的政治機構、黨派鬥爭的政治平台、「港獨」分子的活躍場地、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的渠道、阻礙政府施政的手段。回歸以來，區議會不斷「政治化」，甚至出現了「超級區議會」現象。針對這個趨勢，區議會必須進行脫胎換骨改革。既然基本法並未賦予區議會政治功能，明確其只是輔助特區政府管治的「諮詢服務組織」，那麼區議會必須去政治化，回歸諮詢功能和服務屬性。過去地區治理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導致政府政策決策和執行的延誤和不順暢，處理地區事務的效率和質量不斷下降，嚴重影響地區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去政治化」並不意味著削弱區議會的作用，而是強調區議會應該更加注重民生、居民福祉和社區發展，以確保地方治理的平衡和穩定。通過去除政治色彩，區議會可以更加專注於解決社區的實際問題，提供更加務實和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增加居民對地方治理的滿意度和信任度。這將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穩定的社區環境，為香港社會的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特區政府的《建議方案》重新定位了區議會的地位。李家超指出，區議會作為為市民提供諮詢、服務的區域組織，應回歸基本法中的定位。過去政府將一些工作交由區議會處理，導致某些政策到了「落地」環節，政府沒有直接參與，無法了解宣傳效果及市民的意見。當區議會回歸正常，區議員的發展空間會更多，擁有更多表現機會，區議會討論的問題將會更聚焦，「不會講交通問題時，突然跳到政治問題」，當市民感受到生活質量提高，便會增加對區議員的認可。「去政治化」可以給予地區治理者更大的空間，地區工作者可以去著手解決更重要的與醫療、住屋相關的民生問題和青年向上流動等社會問題。此次改革有助於「愛國者治港」原則在地區治理進一步落實。重塑後的區議會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區議會地方選區和當然議員組成。全港有44個區議會地方選區，共88個地方選區直選議席。區議會改革引入多種區議員產生方式。新的區議會議員產生辦法和選舉委員會產生辦法一樣 ，不僅包括直選，還包括委任和間接選舉。地區直選席位的數量從上一屆的452個減少至88個。減少地區直選代表的比例，可以避免極端派別或反對派再次騎劫區議會，這對區議會「去政治化」至關重要。區議會改組引入資格審查制度，任何渠道參選都需要透過審查機制，確認其政治上合格。區議會引入履職監察制度，履職出現嚴重問題會得到相應處理。引入委任和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員，有助矯正現行制度下區議員容易以政治及民粹挂帥的問題，以不同途徑廣納賢能，突破小選區利益局限性的思維，促進區議會以大局思維進行理性討論。減少直選比例，有利於減少因政治競爭或是政黨鬥爭所產生的社會資源浪費，讓社會能集中力量解決市民最緊迫的生活困難問題。2.區議會為什麽要回歸諮詢功能？區議會和地區分區委員在歷史上的角色就是基層的官方諮詢組織。其歷史根源在於「六七反英抗暴」後，港英政府不得不反思管理香港的缺失，決定要落區聽民意，便成立了區議會。這是港英政府維持政治穩定的殖民地治術，旨在鞏固殖民統治，培養華人精英，達至「以華治華」的殖民目的。這一時期，區議會多以委任為主，全港各區的議會主席由各區政務專員（即現在政府設置的民政專員）擔任，完全執行港英政府的意志，這個議會架構對於當年的港英政府而言是政治穩定安全係數最高的選擇。回歸之後，這一架構也基本延續下來。治理理論和各國地方治理的實踐表明，地方治理模式能否有效運行，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在地區層面建立廣泛的夥伴關係，建構多元治理的網絡，特別是建立完善的諮詢平台和民意表達的平台。只有完善的諮詢體系，才可以讓地區民衆對政府和政策產生認同感，進而由衷支持政府施政。因此，區議會未來必須充分發揮其諮詢功能。一方面，在特區政府決策過程中做到「下情上達」，就社會福利、公共設施及服務、公幣運用等地區管理及其他事務向特區政府提供意見，使政策制訂更符合民情；另一方面，發揮回饋和預警功能，反映地區居民對特區政府服務和施政的看法。正如梁美芬所說，區議會應該成為政府的「社區溫度計」，替政府在地區「問診」和「把脈」，協助特區政府落實政策舉措，及早了解市民心聲，積極化解矛盾，及早防止社會危機。3.區議會為什麽要回歸服務民生初心？地區服務關乎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貼身利益，是區議會最重要的功能。過去多年來，一些議員贏得選票的手段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扭曲的，嚴重影響民生福祉改善和社區發展。例如，因為選民反感骨灰壇、焚化爐、公共街市以及「插針式的公屋」等「厭惡小區設施」，一些區議員會受制於選票導向擺明反對立場。又如，大批反中亂港分子混入區議會後，對民生工程很少提出建設性想法，只是一味反對政府。他們在社區設立了辦事處，但沒有服務社區，反而是利用政府津貼做一些反中亂港之事。加上近年來不少區議員辭職或被取消資格後，無人服務居民，需要其他區議員兼顧。類似的案例層出不窮，使得地區發展受阻，社會矛盾日漸積累。改革後的區議會將注重為民辦事，及時解決居民的困難和問題，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去政治化 」使區議會能够專注於服務居民，回歸其應有的職能。未來區議會的多元取向將吸引更多的專業人士加入地區治理團隊，如醫生、律師、校長等，將提高地區服務的專業性和科學性。他們能够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協助政府制定更有針對性和可行性的政策，解決地區問題。同時，吸引來自不同階層、不同行業的代表參與地區治理將為政府提供更多角度的意見和建議，幫助政府更全面地了解和解決基層問題。多元意見的收集有助於制定更具包容性和綜合性的政策，更好地滿足基層市民需求。總之，《建議方案》旨在形成一種「市民 — 區議會 — 政府」良性互動的政治生態。區議會一方面承擔著政府施政的助手責任，協助政府推行政策，不斷推動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另一方面代表著市民利益，與基層市民密切溝通，積極向政府部門反映市民訴求，保障市民權益，解決社區具體問題。加強民生服務，可以使區議會逐步回歸為市民所依賴的地區組織。「市民-區議會-政府」的良性互動一旦形成，將為政府施政帶來強大社會動員能力，使市民更容易接受理解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使香港社會早日重回衆志成城、共渡難關的社會氛圍。 三、貫徹行政主導 優化地區基層治理架構 地區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一項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地區治理做的好不好可以從治理主體、治理架構和治理結果三個維度來觀察。治理主體主要涉及行政長官、政府各級機構在治理環節中如何發揮作用，社區治理隊伍和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市民自治、社會協同等方面。治理架構主要包括各級政權機構責任體系、統籌協調、協商平台建設、社區治理整體氛圍。治理結果主要反映在社區治理成果和市民居民滿意度，包括社區治理整體滿意度和具體政策的滿意度。在地區治理中引入「行政主導」是提高香港管治效能的關鍵舉措。特區政府公布的完善地區治理的 建議方案，提出成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和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專組」。前者就地區治理工作制定政策方針、整體策略和工作優次，以及指導就改善地區治理所需的整合和資源調撥。後者負責指揮、統籌和監督各部門共同處理地區問題，尤其是因部門各有立場而在地區層面未能解決的問題，以及在多區出現而需要跨部門解決方案或更改部門政策或做法才能處理的問題。「地區治理專組」將取代「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和「地方行政督導委員會」。 資料來源：文匯網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過去9個月的經驗說明，由政務司副司長統籌地區的環境衞生和街道管理工作，收到廣大市民支持和肯定。「地區治理專組」的成立，拓闊了政務司副司長在地區治理的職權範圍和強化了政府在地區治理上的角色，更能體現特區政府以「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的擔當。政府從改善民生日常開始，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在地區治理中引入行政主導，也有利於確保地方行政決策和實施更好地符合中央政府方針和香港整體利益。在過去的實踐中，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區議會興風作浪、坐大成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政主導」沒有在地區治理中得到貫徹。這次改革方案提出的六大重點，從強化地區治理架構和重塑區議會兩個方面加強了政府的主導作用。將行政主導的力量傳導到地區治理，有助於增強政府在地方層面的權力和責任，提高政府決策的效率和執行力，並確保政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同時也有助於提高區議會的規範化和專業化，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可見，新的地區治理架構突出了政府的領導角色。「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主持，有利於政府用更宏觀視角去考慮地區政策，將政府的整體策略目標與治理地區具體措施更好結合。重新定位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在執行層面上更好地統籌及協調各政策局及部門的地區工作，這些調整有助於解決香港沒有基層行政機關的問題，從而健全了香港的治理體系。 新的地區治理架構指定由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同時一並統籌關愛隊、區議會及地區委員會的工作，「三會」委員由政府委任。這樣的制度安排有利於政府主導地區事務的諮詢過程，有助於通過吸納「關鍵少數」，確保區議會規範運行和可控性，有助於更好地協調地區議會、社區組織和相關部門的工作，實現更高效的地區治理工作。區議會採取多元化選舉方式，不僅包括直選，還包括委任和間接選舉，這將使區議會更具代表性，特區政府的政策導向更有可能在議員中產生共鳴，有助於實現行政主導。特區政府可以通過委任產生方式，使更多符合愛國者標準的專業人士參加區議會工作，發揮他們的專業特長服務基層。除此以外，區議會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將管理和撥款審批職能回歸政府，從而增強了行政主導作用。這樣做有助於確保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策劃和推展地區服務，減少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阻礙和滯後。 四、結語 綜上所述，重塑區議會、優化地區基層治理架構對重新構建香港政治秩序意義重大。香港的繁榮穩定、長治久安有賴於建立行政主導的地區基層治理架構，以及在整個治理體系和所有治理環節中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區議會通過引入行政主導、「去政治化」、回歸基本法規定的諮詢和服務功能，特區政府和區議會將能够更好地應對社會需求，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對區議會進行脫胎換骨改造，有利於夯實地區治理基礎，構建一個有效的基層治理組織和治理團隊。「去政治化」後，區議會將更能够專注於服務市民，回歸其應有的職能。多元化的區議會可以吸引更多專業人士加入。一個「市民- 區議會-政府」良性互動的政治生態，既有利於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也為政府依法施政帶來強大社會動員力量，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有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將「愛國者治港」貫穿整個治理過程，使行政主導與基層治理進一步對接，將催生香港基層民主和治理的新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特區政府提出的《建議方案》非常及時，對香港社會「由治及興」具有非常重要意義。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魏磊傑 | 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一個繞不開的重大話題。有人認為，目前是香港「拚經濟」關鍵時刻，現時已有香港國安法「保底」，所以應是將優勢和潛力最大化釋放，「加強聯通世界功能」，而非分散精力應對第23條的立法爭議。然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則重申特區政府對此的目標不變，計劃在今年、最遲明年完成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那麼，在此政治「定調」之下，如何理解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必要性？第23條立法的過程中需要秉持何等原則？理順哪些關係？本文意圖從「為何立」（Why）與「如何立」（How）兩個基本層面來對上述問題給出自己的淺見。 一、為何立：立法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明最遲明年完成第23條立法的目標具有充足的理由。首先，香港特區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本來就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憲制責任，不存在可做不可做的選項。香港國安法第7條亦規定，香港特區應當「儘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然而，香港回歸已逾四分之一世紀，香港國安法實施亦接近三載，第23條立法還沒完成，無論如何也難以自圓其說。可以說，中央直接立法這一行動本身，就是在為香港第23條立法的困境解套。雖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國安法快速成為香港國家安全的「盔甲」，但只有通過自行立法，香港才可在國家安全方面實現真正的自我防護。 其次，第23條在過去遲遲未能完成立法，很大程度上源於反中亂港勢力可循原有選舉制度混入特區管治體系，並利用其議員身份在立法會「拉布」，或以此身份發揮影響力，並勾結境外反華勢力，令部分香港民眾受到蠱惑。然置身獲益於中央的政策組合拳、「愛國者治港」原則業已基本落實、 反中亂港勢力則作樹倒猢猻散的當下，此等障礙已經不復存在。道理很簡單，由於行政與立法關係改善，立法會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特區政府的立法節奏和立法會的工作節奏已然可控，第23條立法不再存在「中途夭折」的問題，不予通過的可能性基本消失。在此情況之下，香港還有何第23條的立法障礙呢？最後，香港國安法不能取代第23條立法。概言之，香港國安法只針對彼時最嚴重和最迫切的四類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當中只有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屬於第23條明文禁止的。至於其他的 內容及行為，需要第23條立法進行細化與補充。這說明現有的香港國安法對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保護仍未周延。而在上述危及國安行為當中，以竊取國家機密、外國政團在港進行政治活動，甚至是間諜活動，法律缺位尤其明顯，對國安構成的潛在威脅亦是最大。事實上，國安法更多地發揮提綱挈領的作用，兩者是互相補充，不存在有了國安法就不需要第23條。恰恰相反，因為國安法已經實施，更需要加快第23條立法，令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不存任何死角。既然中央已經先行立法，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建構了最權威的基礎，那麼第23條立法的跟進就需要在細節上、執行機制上更好地彌補這個體系的不足。是故，現時雖已有香港國安法「保底」，但不能作為第23條缺乏立法迫切性的理由。在國安法下，反中亂港勢力已經失去了進行大規模有組織暴力活動的能力，香港逐步恢復穩定，但看似平靜的背後，各種政治暗湧、周邊政治風浪仍未止息，挑戰國安之行為轉而走向網絡化和隱蔽化。一方面，恐怖主義的苗頭性危險仍在。2020年11月，香港警務處設立「國安處舉報熱線」。2023年2月14日，處長蕭澤頤透露，舉報熱線設立至今已累計收到超過40萬條訊息，反恐舉報熱線收到近13,000條訊息，便是明證。另一方面，「黑暴」之後，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對香港事務的干涉，炮製各種所謂涉港法案、對香港實施制裁、污蔑詆毀特區政府、包庇支持反中亂港分子等。可以預見，西方反華勢力不會放過任何在香港攪局的機會，不會讓香港有平靜的日子，各種帶有政治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將會繼續加大對香港的干預力度，利用假消息、謠言、刻意誤報、意識形態滲透等推動反政府運動 。所以，身處域內與域外因素交織的複雜情勢之下，僅靠國安法這一尊「守護神」顯然難以有效應對，必須輔以本地法律的延伸與配合；而愈早完成第23條立法，愈有利香港構築立體安全網，抵禦各種政經風險，以不變應萬變。針對香港立法的抹黑論調，其實早在香港國安法立法之時已經有過，特區政府只要加強政治傳播的工作，解說政策、說明法理、釋除疑慮，相信大多數市民可以體認國家安全對個人的保護；加上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社會對國家安全有一定認識，而第23條主要針對間諜及叛國等行動，相信一般市民及媒體不會輕易跌入法例誤區，因此無論在時機及政策解說上，現時都是妥恰的。與其說第23條立法會令香港的發展分心，或者授人口實，不如說完成此等憲制責任，正正可以掃除諸多不確定性，讓香港乃至國際社會都明晰香港的法律秩序。只有具備可靠的法律和安全保障，香港未來才可持續繁榮和發展，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才可繼續得到維護與保障。當前，香港正主動對接和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尋找最多最大的機會來推動香港經濟快速復蘇，乃至層樓更上。當此關鍵之時，落實第23條立法不僅是為了形式上履行憲制義務、肩負主體責任的應為之策，更是讓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無後顧之憂，讓國際反華勢力打消亂港企圖，進而促就香港特區長治久安的必為之舉。 二、如何立:立法需要妥適處理的 三重關係 （一）「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深層思考第23條條文，其所觸及的是「一國」及「兩制」交接之敏感核心，亦即如何調和香港與內地在社會、政治及法律制度上的不同，而同時又能保障一個國家在安全及主權上的合法權益。為此，在就第23條進行立法時，既要堅守「一國」前提和維護國家主權，充分保障國家根本利益與國家安全，也要充分考慮到兩地制度不同所造成的政治觀念上的區別，不能將內地的做法照搬到香港，維持香港市民對「不變」的合理期待。一方面，與基本法一樣，香港國安法也是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是「上位法」。兩者都是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合憲法的。而第23條授權的香港特區立法，不論通過什麼方法完成，皆為香港特區法律，都是「下位法」。廣義地說，該等立法不但是第23條授權的，也是香港國安法授權的。這就意味著，第23條立法須與香港國安法「看齊」，不可與其產生衝突。然而，根據「一國兩制」原則，所謂「看齊」並不意味著照搬，並不意味著在香港應用的國家安全法律不需要符合普通法的精神和契合香港的情況，並不意味著涉及第23條的案件同樣可不設陪審團、安排指定法官審理。另一方面，「一國兩制」下，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是通過基本法附件三頒布實施並在港執行，第23條則是依託香港本身的法例去落實，兩者相輔相成。但除非明文規定，中央並不會主動插手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根據國安法第55條，只有面對三種情況，中央可以考慮處理案件，包括牽涉外國勢力或外國的威脅等。基本法雖規定了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不可否認，一些香港人並不認同中國共產黨，也不真正擁護中央，以至於法律上的國家建構已經完成，但「人心回歸」仍未完成。換言之，「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存在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對國家制度的底線認同，此等底線認同不是要求香港實行社會主義，但是要求香港要對國家制度予以尊重，不能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誠如有學者切中肯綮地指出的那樣，「中央可以包容在中國的幾個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經濟，並允許這些地方保留自己已經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但卻有個限度，這就是不能威脅到『一國 』，及中國的統一主權結構。」基於此，在第23條立法中，要充分保障香港市民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不能因為他們有不同聲音就將其完全屏蔽。就此，鄧小平先生曾經明確指出，「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讚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這就是說，「就算香港人因為價值觀的差異對中國共產黨仍存隔膜，但只要他們願意在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框架內運作，不讓香港成為威脅國家安全的地方，則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並）不會構成重大障礙」。基於這一立場，就第23條進行立法，主要矛頭指向就是那些陰謀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香港作為活動基地的組織或個人。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近日在電台節目中指，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間，被捕人數少於250人，其中20多人被定罪，這表明只有少數人受此影響。事實上，第23條立法亦可作類似分析。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只要熱愛香港和守法，都是「可以團結合作的朋友」。（二）自由與安全的關係 香港部分市民以往之所以強烈抵制第23條立法，除了固有的偏見外，亦不能忽略他們擔心自身的權利。換言之，部分香港市民所擔憂或者反對的，並不是要不要進行國家安全立法，而是應當採取何種方式進行什麼樣的國家安全立法。特區政府在立法過程中應當正視第23條對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帶來的影響，全面審視香港特區現行的國家安全相關法例，確保立法工作穩妥推進。在法治社會中，個人的言論是否違法，不在於形式，在於言論者的動機與目的。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近期表示，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有人因為政治言論而被捕的說法是「亂噏」（胡說八道），現實情況是涉案人一定是涉及諸如煽動破壞國家穩定之類的特定言論才會被拘控。以此來界定，公開散播「港獨」言論或招攬會員實質進行「獨立」的準備行為理應被認定為違法，公開發表著作、文章鼓吹「港獨」也應被禁止，這些已非單純的言論自由，而是赤裸裸的分裂國家行為。有些外國人士或團體，詆毀第23條立法「違反國際公約」，認為其會「明顯侵犯香港民眾的自由」。事實上，在港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其本身規定的每一項權利都會課加一定的限制。即便是一直對第23條立法抱持懷疑態度的香港大律師公會，早在2002年提出的「第23條立法的意見書」中也明確承認，「對外宣示宗教或信仰及發表所持意見的自由和權利並非絕對，而可依法受到限制」。很多反對派人士鼓吹第23條立法必須符合《關於國家安全、表達自由和資訊自由的約翰尼斯堡原則》，然此原則無論在程序上和內容上都不能參考適用於香港，更不能作為衡量香港基本人權的標準。一方面，從程序上看，作為一個國際會議的宣言，該原則並非基本法第153條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通用於香港的國際協議。如屬前者，則應由中央政府決定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區；如屬後者，則要由中央政府授權或協助特區政府做出適當安排使其適用。另一方面，從實體上看，這一原則既不符合基本法，也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例如，該原則第7條第2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因批評侮辱民族、國家或其象徵、政府、其代理人或政府官員而受懲罰，除非這種批評或侮辱是為了和可能會煽動即將到來的暴力。這與基本法附件三中的《國旗法》和《國徽法》以及特區的《國旗及國徽條例》之規定明顯相悖。同樣，其第8條更是規定，即使已被政府宣告為威脅國家安全或有關利益的組織發布的資訊仍可發表，而不受禁止或懲罰。這更是明顯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內容相左。第20條第2項規定，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加以禁止。可見，《約翰尼斯堡原則》明顯超過了國際間廣被接納的權利保護標準，過於單向度地張揚了表達與資訊自由，而沒有在保護人權與維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或許正因如此，《約翰尼斯堡原則》被創制至今已近30載，但仍未被接納為公認的國際法文獻。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中，據說也只有秘魯一個國家願意採用它。（三）續舊與立新的關係 結合外國的立法實踐，就國家安全立法推進方式和立法技術而言，特區政府可選方式有二：其一， 參照澳門模式，履行基本法第23條的義務，制訂專門的國家安全立法，向立法會提交新版《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可謂「立新型模式」）；其二，徑直分拆該《條例草案》，分別修訂和補充《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社團條例》等（可謂「續舊型模式」）。雖然後種模式需要修改眾多原有的法律，但有學者認為，採用此模式進行所謂的「適應化」較之重啟新的立法明顯更為合適。具言之，第23條所規定的七類行為，在香港歷史上並非完全陌生之物。同時，考慮到香港國安法的既有規定，為避免重複，通過對既有香港立法的修訂或補充，其實不需要大動干戈訂立新法，便可達致與統一立法異曲同工之效果。秉持「續舊型模式」的學者所持的理由大體是，香港特區歷任行政長官都視第23條立法為畏途，這就可能導致新立法無論過於寬鬆抑或過於嚴苛，皆會引發民眾的反彈；而採用此等適應化方式，香港市民就不太容易產生「排異反應」，反對立法的力量亦會大大減少。然而，在本人看來，此等模式雖然穩妥，然過於趨向保守，在具體實效上難以與「立新型模式」相提並論。具體原因，主要有三個：其一，往往呈現為一部統一立法的「立新型模式」，更為直接、全面，對制度的確立影響更大、效果更好。晚近以來，兩大法系的立法傾向共同聚焦於如何提升法的確定性與明確性。在大陸法系國家，這往往體現為將諸多單行立法合成一部統一法典的衝動；而在英美法系，這大體表現為「重述 」，其目的常常在於為確保法的清晰和明確而對既有規則進行整合和分類。如此作為，一方面可提升法條之間的內在融貫性，另一方面更方便民眾對條文的查詢，減少識法和找法成本。第23條立法茲事體大，以往正是因為立法的空白，而使得特區政府對「港獨」言論與行為無法規制，現在要撥亂反正、建章立制，一部嶄新的統一立法明顯更能堪當此任，更能彰顯特區政府捍衛國家安全的決心。從此角度研判，一部統一立法的外在宣示意義近乎大於其實際意義。其二，在香港國安法之後，第23條立法並不會產生太多爭議，所以沒有必要執持保守的「續舊型模式」。不可否認，不論是對香港抑或國際社會而言，第23條立法絕對比不上2020年中央直接頒行香港國安法來得震撼。誠如上述所言，第23條立法主要是補充國安法的不足，防範外國勢力干預，尤其針對間諜活動、偽裝組織等。事實上，在香港國全法頒行前，特區政府已然依託既有的立法來對明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進行懲治。例如2020年3月26日，警方引用《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和第10條，以涉嫌煽動意圖罪拘捕香港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區議員鄭麗瓊；2018年9 月24日，特區政府引用《社團條例》第5條，正式取締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2018年 6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援用《公安條例》，以暴動罪成判處「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監禁6年。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案例足可給香港普通市民心理預期。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制訂一部專門的國家安全立法，並非意味著根本不考慮既有舊法的重起爐灶，毋寧說是一種「新舊糅合」的潛在適應化。整體上說，第23條立法不應創造出一部對香港而言完全陌生的國安立法，而是既要整合香港既有的相關犯罪並在予以檢討和改進的基礎之上融入最新的域外立法經驗，更要總結吸收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經驗，清晰規定並系統搭建本地執行機制，防範行政、立法與司法可能出現的認識衝突和執行走樣問題。具言之，一部專門的國家安全立法，相對於2003年提出的第23條立法草案，應當謀求三個基本維度的革新：首先，第23條立法工作要基於香港的新形勢、「一國兩制」實踐的新形勢、世界變局的新形勢展開，相較於2003年版本要與時俱進，相較於香港國安法更要重點突出。首要突出的一點是，絕對不能如舊版那般做出太多豁免，絕不能成為擺設，而要更好地發揮震懾、阻嚇的功能。就此，保安局局長鄧炳強2021年就已明確表明，第23條立法時不會考慮2003年草案提出的三項修訂，包括內地組織被中央禁止後，從屬的本地組織不會在香港被禁；加入以公眾利益作為非法披露官方機密的抗辯理由以及取消警方在沒有法庭手令的情況下可入屋行使緊急調查權力等。其次，第23條立法應當明確列明域外效力條款。英美國家最新的國安立法訂立之罪行絕大部分具有域外效力，不論犯案者的國籍或犯案組織的所在地點，對此第23條立法應積極效仿之。這是因為，對於非傳統安全的防範，若然不賦予立法具有域外管轄效力，那麼往往難以具有應有之實效。早在香港國安法頒行前，反中亂港勢力已透過其掌控的眾多社交媒體KOL（輿論意見領袖）， 向香港輿論場持續傳播各類抹黑特區政府與「一國兩制」的不實資訊。即便在國安法實施後，這些KOL仍未徹底沉寂。根據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統計顯示，目前香港社交媒體最具影響力的10個亂港KOL主頁，其運營人士多數都已全部或部分遷移至海外，企圖以此鑽法律空子逃避制裁。由此，第23條立法應當明確列明域外管轄效力條款，才可對這些已經遷移至海外的反中亂港勢力產 生足夠的威懾力。最後，香港國安法頒行以來，雖然大規模的暴亂在可見之將來不會卷土重來，但在「黑暴」潰敗、反中亂港勢力全面退出議會之後，國際反華勢力的對港策略已經轉變為「信息戰」「滲透戰」以及「意識形態戰」，各種由域外資金支持的所謂非政治組織、網媒以及各種衛星組織或將在香港成立，大批間諜或會利用各種身份在香港進行滲透、搞局，這些將成為香港未來在維護國安上需要面對的最大風險。如果說國安法針對的主要是「明刀明槍」損害國家安全行為，那麼第23條立法則需要涵括更為全面的規管和保護，不僅要在傳統安全之捍衛上為國安法「兜底」，更需要為諸多針對非傳統安全的「暗箭」未雨綢繆。其實，這也是一些國家國安立法的共同新趨向。例如，英國正在審議中的《線上安全法案》明文將「假訊息犯罪」列入犯罪範疇，並要求社交媒體公司不能再置身事外，必須責無旁貸地移除平台上的不實、涉暴、煽動、欺淩內容，否則負責人勢必面臨檢控及負上刑責。新加坡在2021年10月4日通過長達190頁的《2021年防止外來干預法 》，此法賦權該國執法人員調查及打擊來自外部勢力的敵對煽動訊息，首先禁止任何「外國代理 人」或其授權人在容易散布敵意訊息的網絡平台上傳煽動資訊。若政府評估公共利益後，判定「外國代理人」創建的網站或上傳的內容，涉及針對新加坡的敵意內容，即可要求電訊商禁網。過去一兩年香港體育隊參加不同國際賽事時，曾先後四次發生「播錯」國歌事件，而谷歌一直以算法自動排序、不應人為操縱排名等理由加以推搪，然現時谷歌及旗下Youtube上的「反修例黑暴獨歌」，明顯就是「黑暴」分子乃至「外國勢力代理人」所發布的。想來，假如參考新加坡的這一做法將其融入第23條立法進而建構一套強大的國安法體系，依據此法要求互聯網平台移除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修例」歌曲，絕對能釜底抽薪般地杜絕此類「播錯」國歌的政治鬧劇！ 三、餘論  在「修例風波」發生之初，提第23條立法或許多少難免會讓人有一種「山形依舊枕寒流」的惶惑之感，然置身獲益於中央的政策組合拳以及香港政治與社會生態獲得徹底重塑的今時今日，則可能明顯獲致一種「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暢快之覺。一部以專門的國安法形式呈現的第23條立法的出台，已經呼之欲出。然而，雖可以說「徒善不足以為政」，但同樣「徒法也不足以自行」，香港管治局面並不會因一部國安立法的出台而自動發生根本改觀。我們需要深思，回歸以來香港政治究竟發生何種變化，以致於讓「港獨」和激進政治成為年輕人的政治要求，最終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即時立法？事實上，2019年「修例風波」事件不僅由各色根深蒂固的反共反華的思維與行為共同導致，更是各種積壓甚久的深層次社會經濟怨氣借此機會的整體爆發。這就意味著，單純以法律強制手段應對激烈的危害國安之行為充其量只能治標，而無法根本解決要害問題。而欲求標本兼治，中央與特區政府就必須推動香港社會各方面之深層次改革，努力克服既得利益者之綁縛，切實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進而謀求構建一個公平、正義、包容、和諧的新香港。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5-6月號

如何在法理層面正確理解“雙執行機制”，如何在具體實踐中執行“雙執行機制”，是香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需要認真思考和落實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