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育紅 I 外交部領事司 2023年6月26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宣布任命徐浩良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協理署長，徐浩良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十一位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中國人。本文回顧了徐浩良之前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十位中國人的職業生涯，從中可以看到新中國在外交人才培養方面的歷史性進步和中國在國際社會地位的不斷提升。 聯合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憲章》在多數簽字國批准後正式生效，聯合國成立。其宗旨及原則是：維持世界和平；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幫助各國共同努力，改善貧困人民的生活，戰勝饑餓、疾病和掃除文盲，並鼓勵尊重彼此的權利和自由；成為協調各國行動、實現上述目標的中心。聯合國現有193個會員國。它的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在瑞士日內瓦、奧地利維也納、肯尼亞內羅畢、泰國曼谷、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黎巴嫩貝魯特、智利聖地亞哥也設有辦事處。工作語言有6種：中文、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主要機關有6個：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聯合國托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和聯合國秘書處。其中，秘書處的秘書長是聯合國首席行政長官，現由安東尼奧·古特雷斯擔任，他是聯合國成立以來第九位秘書長。副秘書長的崗位有若干個，均屬國際公務員，專為聯合國服務。按照慣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即中國、法國、英國、俄羅斯、美國的公民，不能出任聯合國秘書長，但可任職聯合國副秘書長。 圖為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聯大會議廳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自1972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截至2023年4月，相繼有十位中國人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他們依次為：唐明照（1972-1979）、畢季龍（1979-1985）、謝啟美（1985-1991）、冀朝鑄（1991-1996）、金永健（1996-2001）、陳健（2001-2007）、沙祖康（2007-2012）、吳紅波（2012-2017）、劉振民（2017-2022）、李軍華（2022至今）。第一位，唐明照。原名唐錫朝，1910年生於廣東恩平。少年時隨家人移居美國舊金山，在那裡讀完小學和初中。1927年回國後，就讀天津南開中學並考入清華大學政治系。「九·一八」事變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翌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1933年，唐明照中斷在清華大學的學習，赴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研讀西方近代史，其間擔任美國共產黨在加州大學的黨支部書記等職。畢業後，他參與創辦紐約華僑洗衣館聯合會。在這裡，他與在南開中學就讀時認識的張希先女士結為伉儷，婚後生育二女唐聞生和唐建生。1940年，唐明照與冀貢泉（後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冀朝鑄之父）等人共同創辦《美洲華僑日報》，並任第一任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那時，不少華僑兒女讀了該報文章後，毅然回到祖國並投身革命。朝鮮戰爭爆發後，唐明照携家人秘密回國。此後，歷任外交部專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聯絡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局長、副秘書長。1958年兼任《中國建設》副總編輯。1971年，第26届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由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關於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唐明照在以喬冠華和黃華為正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中任副代表。1972年，被外交界譽為「美國通」的唐明照，成為新中國在聯合國的首任副秘書長，負責政治事務及非殖民化等工作。任職期間，除雇用一位華僑司機及日常開銷外，他將積餘的26萬美元全部上交國家。1979年離任回國後，唐明照任中共中央聯絡部顧問，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第一、二、三届全國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位，畢季龍。原名畢慶芳，江蘇儀征人，1914年出生於名門望族。1936年從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下同）財政系畢業後，一直從事經濟工作。後來赴美國留學，1948年獲喬治·華盛頓大學企業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50年回國，在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工作。翌年，赴朝鮮參加板門店停戰談判，先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參謀處處長、秘書處處長。回國後，任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員。此後近10年間，畢季龍擔任外交部新聞司專員、副司長。1961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團新聞官員，隨外交部長陳毅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之後任外交部國際條約法律司副司長，多次參加聯合國相關會議。1979年，畢季龍出任新中國在聯合國的第二任副秘書長，負責技術合作與發展事務。當時，所管部門剛成立不久，工作人員六七百名。經過6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該部門成為聯合國一個向100多個國家提供技術援助、派出大量專家顧問為發展中國家培養技術人才、受到第三世界國家普遍歡迎的重要部門。任職後期，由於發達國家認捐金額减少，有些援助項目被迫取消，技術合作與發展部門也不得不减員。由於他平時注重調查研究，故能迅速做出妥善安排，成績卓著。其間，夫人胡濟邦隨同前往美國紐約，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第三位：謝啟美。祖籍江蘇武進，1923年出生於北京。父親謝仁冰是江蘇頗有聲望的工商業家，同父異母兄長是章漢夫。謝啟美從孩提時起對數學情有獨鍾，少年時隨父母到上海讀書，抗日戰爭爆發後輾轉到四川讀完高中，以優秀成績考入中央大學物理系，後轉至數學系。畢業後任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助教。其間，他苦苦思索人生之路，參加了清華大學的中國文化建設學會。1949年，謝啟美參加「南下工作團」到武漢軍管會外僑事務處，主要從事為肅清外國帝國主義的各項準備工作。新中國成立不久，他被調到外交部工作，先後任中國駐瑞典使館隨員、外交部西歐司副科長，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相繼任中國駐英國代辦處三等秘書、駐美國聯絡處文化參贊。中美建交後，升任中國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在華盛頓8年間，他在文化、新聞、科技、教育等領域內的工作樣樣出色。如，中國武術團應邀訪美，團員中有名揚四海的李連杰，武術團的表演傾倒了美國各界人士，觀衆如醉如痴到每個節目非重複一次不可的程度，最終尼克松總統接見武術團全體成員並給予了讚譽。回國後，謝啟美任外交部國際司司長。接著又赴美國紐約，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大使銜副代表。1985年6月，作為畢季龍的繼任者，已是花甲之年的謝啟美走進了聯合國，負責技術合作與發展事務，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出任聯合國第三任副秘書長的中國人。任職期間，由於他的努力使主管部門財政扭虧為盈，時任秘書長德奎利亞爾為此致函表示感謝，聯合國《技術合作發展部新聞》也刊文予以肯定。1991年謝啟美回國後，擔任中國聯合國協會會長，從不同角度繼續促進國際技術合作與發展，受到各方好評。第四位：冀朝鑄。1929年出生於山西汾陽，1938年為躲避日本侵華的戰火，跟隨父母赴美國紐約定居，先後在紐約城鄉學校、霍萊斯·曼一林肯中學就讀，並在那裡樹立了早期的革命思想。1948年，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化學專業。朝鮮戰爭爆發後，冀朝鑄毅然放棄哈佛大學的學業，克服重重困難回到祖國，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學系並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2年的一天，外交部一位領導到訪北京現代物理研究所，見了正在從事科研工作的冀朝鑄，對他說：「你是學化學的，現在有另一種化學工作需要你的參與。」這種「化學工作」就是從事翻譯。1952-1953年，冀朝鑄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翻譯，因工作出色獲得中朝兩國的表彰。1954年4月，他回到外交部，先後參加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的工作，親歷了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聯合公報」、中美建交談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從1956年起，冀朝鑄為周恩來擔任翻譯達十六七年，同時多次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及其他党和國家領導人做過翻譯，被譽為「中國紅墻第一翻譯」。冀朝鑄擔當翻譯的同時，歷任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參贊、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美大司副司長、中國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中國駐斐濟兼駐基巴斯和瓦努阿圖大使、中國駐英國大使。1991年3月14日，冀朝鑄從倫敦抵達紐約接替謝啟美，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出任聯合國第四任副秘書長的中國人，同樣負責技術合作與發展事務，一直到1996年。1996-2005年，冀朝鑄任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第五位：金永健。江蘇昆山人，1934年8月17日出生。就讀於昆山近民小學（今玉山鎮第一中心小學），1949年考入昆山縣立中學校（今昆山一中）初中，後轉學上海。抗美援朝時報名參軍，後按參幹參軍的標準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下同）英語系學習，1954年畢業後到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10年，其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金永健進入外交部，首先參與中國駐肯尼亞使館的籌建工作，接著在外交部非洲司、中國駐尼日利亞使館工作。1977年，奉調前往紐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從二等秘書、一等秘書、參贊，到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候補代表、聯合國非洲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代表、聯合國納米比亞理事代表等職。1984年回國後，他相繼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長及司長、國際司司長。20世紀90年代初，金永健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1995年，出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在常駐聯合國10餘年間，金永健參加了第32至38届、第45届、第47届聯大會議，以及第45、46届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會議等。1996年3月赴聯合國總部，出任新中國成立後在聯合國的第五任副秘書長，負責發展、資助和管理事務。2001年回國後，擔任中國聯合國協會會長。第六位：陳健。江蘇吳縣人，1942年2月出生於上海。1959-1966年，先後在復旦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翻譯班學習。1967年9月，進入外交部國際司。1968年9月起，在外交部幹校勞動。1971年10月，回到外交部國際司。1972年9月，赴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1977年10月，又回到外交部國際司。1980年7月至1984年2月，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三等秘書、二等秘書、一等秘書。之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董事辦公室助理。1985年9月起，在外交部國際司任處長、參贊、副司長。1992年9月至1994年7月，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大使。回國後，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外交部發言人。1996年2月至1998年2月，任外交部部長助理、部黨委委員。1998年2月至2001年4月，任中國駐日本大使。2001-2007年，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出任聯合國第六任副秘書長的中國人，主管聯合國大會和會議事務管理部。第七位：沙祖康。江蘇宜興人，1947年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先後就讀於獎坫小學、楊巷中學。1970年，他從南京大學英語系畢業後進入外交部。1971-1985年，相繼就職於中國駐英國、斯里蘭卡、印度使館。1985-1988年，任外交部國際司三等秘書、副處長、一等秘書。之後，先後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中國常駐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大使、外交部軍控司司長、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和大使。其間，作為中國政府代表，沙祖康積極推動中俄、中美以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雙邊軍控合作，參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及《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等軍控和裁軍領域重大國際條約的談判和審議，參與起草聯大和安理會通過的一些關於軍控和國際安全的重要决議，積極倡導國際安全合作，維護國際和平和地區穩定與安全。沙祖康愛看武俠小說，敢說敢為，常自稱為「農民外交官」，有人則稱他為「沙將軍」。2007-2012年，沙祖康被任命為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成為新中國在聯合國的第七任副秘書長。第八位：吳紅波。山東泰安人，1952年5月出生。1976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後，他進入外交部下屬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工作。1978-1980年，赴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進修。之後，在中國駐新西蘭使館任職一年。回國後，繼續在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工作。1983-1987年，在外交部翻譯局任三等秘書；接著，在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任二等秘書。1988-1991年，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任二等秘書。後來，任外交部港澳事務辦公室一等秘書、處長。1995-1997年，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參贊銜）。後來，吳紅波任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參贊。1998-1999年，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銜）。回國後，任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2000-2002年，升為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長。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轉任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副特派員。2004年3月到2005年10月，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回國後，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2007-2009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歐洲地區事務、新聞與領事工作。之後，任中國駐德國大使。 2012-2017年，吳紅波在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第八位中國人。第九位：劉振民。山西嵐縣人。1978年於北京大學英語系畢業。1981年於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1982年初，到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工作。1984-1988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任隨員、三等秘書。回國後，在外交部條約法律司任三等秘書、副處長。1992-1995年，在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任二等秘書、一等秘書。1995-2006年，在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先後任一等秘書、參贊、副司長、司長。接著，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大使。2009-2011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出國後，任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代表、大使。2013-2017年，回國任外交部副部長。2017-2022年，劉振民接替吳紅波，出任新中國在聯合國的第九任副秘書長，同樣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第十位：李軍華。1962年8月出生，國際公共政策碩士，1985年加入外交部國際司。1986-1992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代表處任隨員、三等秘書。回國後，任外交部國際司三等秘書、二等秘書。1996-1997年，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進修。之後，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任二等秘書、一等秘書。接著，回到外交部國際司任處長、參贊。2003-2008年，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任參贊、公使銜參贊。回國後，任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2010-2013年，任中國駐緬甸大使。回國後，在外交部國際司任司長6年。2019年6月至2022年7月，任中國駐意大利兼駐聖馬力諾大使。2022年7月至今，李軍華接替劉振民任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成為新中國在聯合國副秘書長崗位上的第十位中國人。通過回顧上述歷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十位中國人，至少可以看到兩點：第一，新中國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歷史性進步。如，除第一位唐明照、第二位畢季龍、第四位冀朝鑄有留美經歷外，其他七位主要是新中國成立後在本土培養的。第二，中國籍副秘書長在主管事務領域的階段性變化。如，第一位唐明照負責政治事務及非殖民化等工作，第二位畢季龍、第三位謝啟美、第四位冀朝鑄均負責技術合作與發展事務，第五位金永健負責聯合國發展、資助和管理事務，第六位陳健主管聯合國大會和會議事務管理部，第七位沙祖康、第八位吳紅波、第九位劉振民乃至第十位李軍華，則連續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台研究中心課題組 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在扶持和推動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隨著國家不斷推進「兩個高水平」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香港也有更好的機遇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而提升自身經濟實力。本文從把握製造業高質量發展重要機遇的角度，探討如何通過推動香港與國家的緊密合作，實現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當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影響逐步加深。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的一把「金鑰匙」。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精神，持續鞏固和強化製造業在廣東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頂樑柱」作用，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提出關於高質量建設製造強省的意見。香港特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其上任後首次訪問廣東時指出，國家改革開放接近45年來，港商在廣東省大量投資，累計設立港資企業已經有21萬家，佔廣東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總數70%。同時，廣東在香港投資設立境外企業超過9,000家，兩地每年的進出口額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引擎之一，在金融、貿易、科技創新、專業服務業等多個領域，都可與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縱觀世界經濟，全球發展的最大機遇在中國，香港發展的最大機遇在內地，特別是在毗鄰香港的廣東。香港把握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遇，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深化「一國兩制」實踐的應有之義，是擴大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也是香港積極探索發展新方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 一、大灣區科技創新綜合水平邁入全球前列 在過去五年，廣東大力推進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實施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六大工程」，培育20個戰略性產業集群，形成8個萬億元級產業集群。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和重點領域研發計劃取得一批重大突破性成果。廣東已成為國家原始創新的重要動力源。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面貌發生了整體性、格局性的重大變化，2022年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經濟總量超過13萬億元，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地位不斷躍升，正朝著建設全球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既定目標加速前進。截至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綜合水平進入全球前列，已建成34家國家級、71家省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和2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廣州實驗室、鵬城實驗室掛牌運作。目前，已有200餘個科研團隊通過國家超算南沙分中心使用「天河二號」超算資源，在生物醫藥、材料化學、工程機械仿真計算等諸多領域開展科學研究。「香港—深圳—廣州」科技集群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連續三年位居第二。廣東重大科技創新平台呈現出貫徹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向世界展示科技強國建設中的「灣區力量」。 二、推動香港更好融入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大局香港的命運同祖國緊密相連，國家發展始終是香港穩定發展的最大依託。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更為香港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香港需要提高站位、拓寬視野、革新理念，全身心對接和融入國家戰略，在助力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中獲得自身發展。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要深化與廣東經貿、科創合作關係，加強並擴大與廣東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創新體制機制，全面推進內地與港澳在經濟、社會、民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推進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深港河套等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廣東發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增強港澳同胞的幸福感、獲得感。以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為重要抓手，香港在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一定能實現新發展，作出新貢獻，越來越多香港同胞也一定能在與祖國同行的道路上，擁有實現人生價值的廣闊舞台。今天，美好藍圖已經繪就，宏大夢想就在前方。香港這顆璀璨明珠一定會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光添彩。 三、完善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創新創業支持體系 廣東加快建設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目前，已建成面向港澳的科技孵化載體超130家，在孵港澳創業團隊和企業近1,100個。廣東承辦的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港澳台賽）帶動3,400多家港澳台企業來粵同台競技，300多家港澳台企業落地廣東。粵港澳進一步加強人才交流合作。切實暢通三地人才往來便利機制，將吸引更多國際化專業化人才來大灣區創新創業。在助力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中，粵港澳全面加強合作，給予港澳青年以實質性的資助。將港澳科技創新基金、青年發展基金等優惠政策措施覆蓋至在廣東創業的港澳青年。在政策扶持方面，為有創業意願的港澳青年提供有針對性的創業培訓；為有培訓需求的港澳青年提供高質量技能培訓，建議將符合條件的港澳創業者納入廣東創業補貼扶持範圍，來粵創業的港澳青年可與本省青年享受同等創業培訓補貼、一次性創業資助、創業帶動就業補貼、租金補貼、創業孵化補貼、初創企業經營者素質提升培訓等各項就業創業扶持政策。完善青年人才服務體系。優化營商環境，方便工商登記，深化人才體制機制改革，探索建立與國際規則接軌、更加開放高效的人才政策體系。在CEPA框架下加快推進粵港澳職業資格互認，進一步拓展港澳專業人士在創新創業基地的執業空間。在基地設立港澳青年人才一站式服務窗口，為港澳青年人才提供定制化、精細化、個性化專業服務。完善多層次融資支持體系。落實鼓勵港澳青年創業投資發展的各項優惠政策，建立健全天使投資風險補償制度，發揮廣東省創新創業基金等政府性基金的引導作用，同時引入社會優質資本，使更多專項資金於港澳青年創新創業項目的初創期、早中期投資。為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在基地創新創業提供貸款和貼息支持。同時探索創新科技金融產品和專項機制，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四、粵港澳強化科技創新資源協同共用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發揮粵港澳獨特優勢，推進深化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特別要聚焦人工智能、高能物理、納米科技、海洋科學等重要領域，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灣區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廣東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堅決服從服務「一國兩制」大局，堅持「中央要求、灣區所向、港澳所需、廣東所能」，加強與港澳科技創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從推動創新要素流動、共建科技平台、聯合科研攻關、加快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等方面推進大灣區科技創新合作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階。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有效破解大灣區科技成果雙向轉化、大科學裝置共建共用等方面的「堵點」「難點」問題。推動科研資金、儀器設備、數據資源等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和開放共用。圍繞人員往來、稅收平衡、經費過境、物資流通等關鍵環節持續深化改革。在全國率先支持港澳機構申報廣東省級科技計劃項目。同時，加快科研用物資跨境自由流動改革試點。向港澳開放共用中國（東莞）散裂中子源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依託橫琴、前海、南沙重大平台促進科研創新合作。構建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強化粵港澳創新協同、資源共用。攜手港澳共建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在河套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量子科學中心。推進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聯合推進港澳青年創新創業載體建設，協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五、加強專業服務與先進製造業的緊密聯繫從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分布看，IT、高新技術產業主要聚集在深莞惠都市圈；從發展水平看，雖然深莞惠三市的產業發展層次不同，但在產業結構上存在很大互補性。因此，深莞惠港加強協調，構成新的產業集群，必將對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產生強大輻射帶動力。深莞惠港通過加強創新資源協同配合，充分發揮珠江口東岸高端電子信息產業基礎和配套優勢，促進產業鏈上下游深度合作，有利於聯合構建以高端電子信息為主導的科技創新產業體系，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拓展高科技產業發展新空間。未來，要大力提升香港服務業發展能級和競爭力。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大力發展研發、設計、會計、法律、會展、物流等服務業。要發揮港澳專業服務優勢，將港澳法律、會計、營銷等專業服務拓展到大灣區合作平台，健全完善科技創新服務體系。設立大灣區中長期研究項目與資助計劃，吸引全球一流科學家、全球頂尖科研機構和實驗室匯聚粵港澳大灣區。重點打造支柱產業鏈和新興產業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水平。補齊產業鏈供應鏈短板，深入推進「廣東強芯」等重大任務，積極參與國家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儘快實現重要產品和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鍛造產業鏈供應鏈長板，發展產業生態主導型企業、產業鏈「鏈主」企業，提高產業鏈根植性。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發展服務型製造和工業互聯網。優化大灣區產業鏈布局，促進產業在大灣區內有序轉移。支持企業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和防範全球市場風險能力。 六、發揮香港在製造業發展中的「中介人」作用 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經濟體，在推動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中，有著明顯的獨特優勢。一方面，香港要發揮好「一國兩制」的優勢，進一步強化在國際循環中的「中介人」角色；另一方面，香港可以把握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契機，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促成者」。暢通國內大循環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優化供給結構、加強科技自主創新、攻克關鍵核心技術，補上產業鏈供應鏈存在的短板。而香港科技創新能力比較強，現代服務業非常發達，可以與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形成一個很好的優勢互補關係。把握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機遇，粵港需要加強投資推廣領域的交流合作。加強在產業、投資、貿易等方面的合作，這有利於推動香港與廣東加強高水平產業合作，支持香港發揮好科技創新、生性服務業發達、金融體系方面的優勢，將這些優勢與廣東巨大市場規模、製造業體系有機對接，使香港很好地參與到國內大循環中。這樣既有利於暢通國內大循環，也能為香港未來發展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 七、在助力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中鞏固提升香港競爭新優勢把握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機遇，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發展擘畫了光明前景，拓展了廣闊空間。香港作為國家對外擴大開放的重要窗口，香港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減弱。香港所擁有的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以及專業人才眾多、文化多元、基礎設施先進、營商環境優良等特色優勢也將得到更充分發揮。（一）提升金融、貿易、航運和航空樞紐地位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充分發揮香港金融優勢，研究發展更多以人民幣交易的金融產品，支持更多人民幣資金的跨境投資和融資活動，引導和鼓勵廣東企業與香港企業合作拓展國際市場，推動有競爭力的廣東企業在香港上市，支持香港發展綠色金融，落實在粵港澳大灣區試點「跨境理財通」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支持香港機場第三條跑道建設，優化珠三角空域管理，支持發展航空金融及飛機租賃，強化航空管理培訓中心功能。（二）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從戰略高度和國家層面為香港科技創新發展前景進行了擘畫，這對於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是重大利好，是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重要舉措。要利用廣東高質量發展製造業的機遇，加快推進深港創新及科技園建設，研究推出更多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人才、科研資金、科研資源和設施等方面對香港的便利措施，支持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平台，從而全面提升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能力。（三）推進數字技術與現代製造業的深度融合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為大灣區加快數字服務貿易發展指明了方向。一是數字技術為服務貿易帶來更多機遇。縱觀全球，隨著大數據、雲計算、5G、人工智能等新數字技術的成熟運用，以數據為要素、以服務為核心的數字服務貿易方興未艾。因此，加強數字技術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特別是著力推進數字服務貿易與經濟、投資、消費領域更緊密的融合，將為大灣區服務貿易發展注入新動能、新活力。粵港澳數字經濟發展已具備良好產業基礎，在數字經濟與實體合作方面可以充分做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廣東傳統製造業轉型升級釋放巨大需求潛力，為數字產業發展、數字技術進步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動力；同時，粵港澳加速建立一體化的數字商業、數字產業、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和數字科創體系，具有豐富的數字經濟綜合應用場景，有利於推動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展。二是數字技術促進服務貿易「提質增效」。從全球視野看，加快發展服務貿易，不僅有利於調整經濟結構，也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近年來，大灣區促進數字貿易、技術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措施效應不斷顯現，為服務貿易發展提供了強勁動能，推動服務貿易健康、可持續發展，成功實現服務貿易的「提質增效」。三是發揮數字技術在大灣區服務貿易中的重要作用。2023年是大灣區加快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之年，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實中央《關於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廣東省委、省政府制定《關於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方案》。重點發揮數字貿易在推進服務貿易的重要作用，促進大灣區服務貿易實現快速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四是構建立足大灣區、輻射全球的技術貿易中心。粵港要從全球科技產業發展的角度，思考如何通過技術貿易進一步匯聚全球高端技術，聚焦特定產業確定發展方向。發揮知識產權服務、研發設計的優勢，聯動港澳現代服務業，建成立足大灣區、輻射全球的技術貿易中心。五是以數字技術提升金融服務全球貿易水平。以數字技術為基礎，推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跨境金融監管，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支持深圳證券交易所、廣州期貨交易所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深化金融產品與服務合作。完善跨境人民幣業務配套政策體系和產品服務體系，吸引大型外資金融機構到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設立區域總部，推動金融服務企業到海外設立網點和參與國際金融市場交易，持續提升大灣區金融服務水平。六是培育數字技術服務貿易主體。粵港推進服務貿易企業規模化、品牌化、專業化發展，做大一批研發設計、檢驗檢測、信息軟件等知識密集型服務企業；做強一批航運物流、建築工程、跨境旅行等傳統領域龍頭企業；打造一批專業諮詢、研發設計、節能降碳、環境服務、醫療健康等新形態、高附加值、成長型的服務貿易領域企業；培育壯大一批創新能力強、開放程度高、競爭優勢明顯的中小型服務貿易企業。七是加快對傳統貿易的數字化改造。粵港澳加強運輸服務，商業、文化旅遊深度融合，促進中醫藥服務貿易發展。攜手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機場群。建設世界一流港口，優化港區功能布局，打造世界級港口群。引導中歐班列運營企業創新物流組織方式，推進多式聯運發展。持續優化口岸通關環境，吸引國際班輪航線在大灣區港口掛港。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曾    悠 |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鄧卓輝 | 澳門經濟學會監事 香港和澳門作為國家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和經濟發展的排頭兵，應該在疫情之後重振旗鼓，加強兩個區域內金融、旅遊、醫療、交通、文體、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可以預見，在兩地合作不斷加強的趨勢下，港澳會很快擺脫疫情留下的陰霾，重新步入高速發展的軌道。 一場世紀疫情令港澳往來經歷了近三年的「封關」，但振奮人心的是，隨着港澳交流的全面復常，2023年3月訪澳香港客量達62.2萬人次，已超越2019年同期的60.1萬人次。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了香港八大中心定位，香港將鞏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以及推進創新科技和文化藝術等新興產業發展；與此同時，澳門正採取「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在疫後經濟復蘇的關鍵時期，港澳在綜合旅遊、科技創新、文化體育等領域將有更多深化合作的空間。 一、近年港澳合作重點回顧 （一）港澳合作高層會議港澳合作高層會議是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化合作機制。在港澳合作會議機制下，港澳高層一直有定期互訪和商定合作的安排，共同總結港澳工作成效及部署新一年的港澳合作重點工作。直至2019年，港澳合作高層會議已舉辦到第十一次。疫情三年來，兩地合作受到一定影響，港澳高層線下互訪次數减少。直至今年初港澳通關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在2月率團訪港商討合作，明確兩地將加強科技創新、金融、中醫藥、旅遊、文化、體育等方面的合作和協同發展的未來方向。3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澳，與賀一誠等澳門特區官員會面，並表示港澳合作正當其時，未來兩地應加強推廣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中「共建世界級休閒灣區」的目標作出貢獻。從最近一次港澳特首互訪來看，港澳合作是加快兩地經濟復蘇的必然之路，是加快兩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必然選擇，對於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城市群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港澳合作會優先在旅遊領域開始，再從多個不同的服務業以至高科技產業逐步鋪開。其中，李家超指出，港珠澳大橋打通了港澳和珠江西岸的陸路交通往來，把粵港澳三地距離拉近成一小時生活圈。香港一直在完善港珠澳大橋跨境交通安排和措施，除滿足粵港澳居民、旅客及業界的出行需求外，亦致力讓大橋發揮應有的經濟和運輸效益，促進三地之間的經貿及人文交流。此外，澳門開拓國際客源是未來旅遊業發展的一大任務，也是重大挑戰。澳門借助香港國際機場和港珠澳大橋引來國際客源，將會是未來港澳合作的優先議題，關係到澳門綜合旅遊業的健康多元發展。（二）旅遊業往來回歸以來，澳門旅客數字一直攀升，曾錄得一年近4,000萬人次的旅客量。回歸前香港曾是澳門的第一大旅客來源地，內地赴港澳自由行政策實施後，香港亦基本穩佔澳門的第二大旅客來源地，僅次於中國內地。從數據來看，訪澳香港旅客由2017年的326萬人次上升至 2019年的394萬人次，港客佔澳門旅客的比重基本維持在兩成左右，在2017至2020 年間港客人均消費約1,000澳門元。直至新冠疫情暴發，港澳暫停自由通關，致使訪澳香港旅客由高位下滑，在2021和2022年只錄得有50多萬香港旅客人次。2023年初港澳與國家防疫政策作出同步的調整，實現港澳通關復常。澳門高度重視香港旅客的市場，除了疫情期間線上保持港澳兩地業界溝通，開關後即由澳門旅遊局邀請約40位香港旅遊業界代表來澳考察，舉行「港澳旅遊業界交流會」，親身體驗澳門「旅遊+」元素，讓香港業界親身感受澳門旅遊會展商貿的最新變化，互促旅客到訪。在新媒體時代，澳門旅遊局更邀請了親子旅遊、文青、美食等不同領域的香港網紅來澳門體驗「旅遊+」元素，借助他們的線上影響力，協助發掘有效推廣客制化和精品化的深度遊模式，進一步拓展香港客源，推動港客留澳住宿消費。在優惠方面，澳門旅遊局與港澳交通服務商合作，向香港居民推出港澳穿梭巴士車票或船票「買去程送回程」的買一送一優惠，成功吸引香港旅客大量回流。早前，澳門旅遊局已宣布把「買去程送回程」延長至今年6月底，為旅遊業復蘇動力。自賭權開放後，澳門吸引了一批香港的管理及技術人員來澳發展，特別是在博企、酒店等的中高層管理職位。2019年12月，持香港身份證件的澳門外地僱員數目為4,598人。（三）港澳CEPA《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港澳CEPA》）是香港與澳門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和規定而簽署的第一份自由貿易協議。《港澳CEPA》協議於2017年10月27日「第十次港澳合作高層會議」期間簽署，協議已於2018年1月1日實施。協議內容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經濟和技術合作等多個領域，有助擴大雙方經貿往來的開放領域，以制度保障為支撐，為港澳間乃至大灣區區域內的經濟融合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港澳經貿往來頻繁，在疫情下港澳之間的貿易規模仍然保持一定增長，2022年澳門貨物出口香港的金額為103億澳門元，按年增長12.5%，香港是澳門最大的貨物出口目的地；同年澳門從香港進口的貨物金額為50.9億澳門元，按年減少10.5%，香港仍然是澳門主要的貨物進口來源地。（四）跨境交通港珠澳大橋是標誌性的世界跨海工程，不但為澳門物流、人流等帶來重大機遇，還為港珠澳三地間提供了一個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香港和澳門居民現時可通過港珠澳大橋，以乘坐跨境巴士或自駕遊的方式，往來港澳兩地，這是在海路的基礎上的又一出行選擇。但是，港澳海路航線仍有存在價值，傳統乘坐來往港澳的水翼船，船程只需要一個小時左右，便能夠從香港的市中心（尖沙咀或上環）到達澳門的外港客運碼頭（該處相比港珠澳大橋口岸距離大部分酒店和一般旅遊景點更近）。此外，目前亦有水上航班往來澳門與香港國際機場，為到香港機場的長途旅客提供便捷服務。2023年2月，澳門往返香港的日平均載客量為12,763人次。（五）科技合作香港和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和科技創新走廊的重要節點，分別擁有16家和4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兩地亦有一定的科研合作基礎。早在2017年，由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合作組建的粵港澳高校聯盟正式成立，並獲國家教育部、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澳門中聯辦等多個單位在工作上的指導和支持。聯盟匯集了粵港澳精英大學，共有40所粵港澳三地高校入盟，包括廣東24所、香港9所和澳門的7所高校，至今已開展了多項以三地學生交流和合作研究為目的的合作活動，共同培養和共享高素質人才庫，攜手打造粵港澳一小時科研合作圈。在科技產業方面，澳門近年積極向全球包括香港在內的科技企業進行招商引資。其中，近期標誌性的香港科企落戶案例，應是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軟件公司商湯科技在2021年落戶澳門。自落戶澳門以來，商湯科技積極與南光集團、鏡湖醫院及澳門大學等多所機構組織進行戰略合作。當下是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時代，商湯落戶澳門是港澳科技合作歷程中一個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香港發達的金融市場亦為澳門科企提供了發展機遇，澳門本地信息科技公司博維智慧，在2022年成功於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交易。相信隨着澳門科技政策的完善及橫琴深合區建設的提速，港澳在科技產業上將有更多合作發展機會，預期未來亦會有更多澳琴科企赴港集資。（六）金融合作澳門金融業發展一直與香港這個金融中心關係密切。澳門元與港元自1983年以來一直實施固定聯繫匯率制度，澳門兩家發鈔行發行貨幣時必須按照聯繫匯率制度以指定的匯率（每103澳門元兌換100港元），向澳門金融管理局交出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為澳門金融安全奠定基礎。在澳門的銀行保險機構中，有相當比例是來自香港資本的公司。「港澳跨境港元即時支付系統互通安排」於2020年開始實施，讓澳門銀行向全澳居民和企業提供安全、高效的澳門港元即時跨行轉賬結算服務，有利於推動兩地金融市場聯動連通，加快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協同發展。在反洗錢方面，澳門和香港也保持着緊密溝通合作的關係。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有關完善跨境反洗錢及反恐怖融資信息交流機制的工作要求，澳門金融情報辦公室與香港和內地的金融情報組織就反清洗黑錢方面進行跨境交流與合作，澳門金融情報辦公室與香港合作單位保持信息互通，不斷強化港澳反清洗黑錢及反恐怖融資的合作機制。在民生金融方面，由於港元能在港澳兩地使用，因此港元在澳門相當流通，佔了澳門流通貨幣總額近半。澳門居民日常使用港元的應用場景不少，如買賣樓宇用港元計價、使用港元兌換籌碼、用港元存款以獲取更佳年利率等。截止2023年1月，澳門居民總體存款為7,023.3億澳門元等值，其中港元存款達到2,423.6億澳門元等值金額，佔總存款的34.5%。根據澳門票據交易數據，2022年澳門提交票據交易總額為3,365.7億澳門元，其中港元計價等值票據金額為1,601.3億澳門元，佔接近一半比例。香港股市是全球效率最高的金融資產交易市場之一，澳門六大博企均在香港上市，澳門居民投向香港股市的資金亦日趨增大。根據《2021年澳門證券投資調查》數據，澳門居民的境外股權證券投資市值（其中包括互惠基金與投資信託單位）為 3,892 億澳門元，其中，投資在香港股權證券的市值則為 585 億澳門元，相關比重約 15.0%。二、近年港澳合作存在的問題 （一）疫情下人員交往遭遇阻礙香港與澳門一衣帶水、文化同源，部分港澳居民更同時持有兩地身份證，兩個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兩地交流愈發頻繁。然而，2020年4月因為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在港澳船運停頓後，港澳跨境巴士亦停運，直至2023年初內地全面恢復與港澳人員往來，港澳之間的人員往來才正式回歸常態。港澳經歷近三年接近「封關」的狀態，不但影響了兩地在旅遊、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就連兩地居民的家庭團聚、就診、求學等基本民生需求亦受到重大困擾。疫情前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定期舉行港澳合作高層會議，推動兩地合作，自2008年舉辦首屆「港澳合作高層會議」後，一直到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為止，港澳特區政府每年（2018年除外）都會舉辦一次「港澳合作高層會議」，就各個範疇內的合作項目，包括旅遊、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進行討論交流，以便深化兩地的合作，使雙方在產業多元化、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互利共贏。然而，在疫情三年間雙方未有再舉行有關會議，疫後應儘快恢復。（二）港珠澳大橋尚未發揮最大效益疫情期間的「封關」措施導致港珠澳大橋暫停開放，但恢復通車後一些老問題仍然存在。尤其是大橋本身的使用率並不高，在現行制度下只有同時持有兩地車牌的車輛，才可以自由來往港澳；新一批澳門私家車往來港澳個人常規配額僅2,109個，卻多達8,881宗申請，反映出需求非常大，但符合資格在大橋上行使的車輛數目並不多的情況。疫情之前，每日只有約4,000多輛車行經港珠澳大橋，遠低於規劃預測初期每日9,200至1.4萬架次的流量估算。此外，大橋「三地三檢」的設計造成不便，旅客需要在不同口岸通關，多次上落和換乘交通工具，對行李較多的長途旅客尤其不便。如果使用港珠澳大橋由香港前往澳門，以香港市區住址的出發點到澳門的目的地計算，前後可能要花上3個小時或以上的時間。根據原來規劃，港珠澳大橋應有直通車道從澳門口岸連接香港機場禁區，與現時乘坐機場船一樣無需入境香港，但由於目前香港航天城仍在建設中，從香港口岸人工島到機場禁區的封閉式連接道尚未落成，港珠澳大橋亦未充分發揮連通珠江兩岸重要口岸的最大效益。（三）文旅產業協同效應有待加強2020年12月《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發布，要求推動大灣區各城市優勢互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協調發展。其中，支持香港建設「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和國際城市旅遊樞紐，支持拓展澳門世界休閒旅遊中心。大灣區雖然已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旅遊聯合會」這樣的區域旅遊組織，但在近年的實踐中，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旅遊部門對大灣區整體旅遊形象推廣力度不一致，大灣區統一旅遊主題口號或宣傳形象等暫未明確，各城市信息分享機制及平台仍處於建設起步階段，如澳門目前的旅遊宣傳主要圍繞本地美食和休閒娛樂等自身特色元素，在港澳聯合旅遊品牌推廣方面仍缺乏標誌性活動。港澳聯遊一直是不少海內外旅客的選擇，港澳旅遊資源互補性強，香港有大型主題樂園、優質娛樂購物設施及新興的西九文化區等，澳門則有聞名於世的博彩旅遊業、「澳門歷史城區」及「美食之都」等品牌，但礙於疫情、宣傳推廣、通關安排等問題，港澳協同效應仍有待強化，尤其是國際旅客共享和共拓工作方面。國際旅客對博彩的興趣未必會很大，他們更追求綜合旅遊娛樂休閒的體驗，澳門在這方面仍有深挖的空間，但澳門的國際知名度方面仍未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需要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尤其是國際城市香港形成有效協同。（四）港澳經濟體量和結構存在較大差異香港和澳門的經濟體量和結構存在較大差異，香港擁有國際金融、專業服務、貿易物流等多個產業，而澳門則以旅遊休閒產業為主，兩地的人口、土地面積和經濟規模亦相差甚遠，這使得過去有部分意見認為兩地合作的空間和誘因並不大。但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香港、澳門同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分別是珠江東西岸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進入灣區時代，香港、澳門定位明確清晰，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澳門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平台、文化交流合作基地，港澳可以在大灣區發展規劃下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實現錯位發展。澳門正採取「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而香港在現代金融、高新技術等產業的先進發展經驗，有不少值得澳門借鑒的地方。三、新時代港澳特區深化合作的建議（一）聯合開拓國際客源2023年澳門特區新博彩法正式生效，六家博企獲批新博彩經營批給，並承諾在娛樂表演、體育盛事、文化藝術、健康養生、社區旅遊等多個領域投放資源，未來十年分階段共投放1,087億澳門元。其中，有多項創新的旅遊項目，如約五萬平方米的熱帶花園、新馬路區河畔食街、國際美食廣場，以及針對都市客群的康養綜合服務、滑板公園等等。可以預見，這些新投資和新元素有助於提升澳門旅遊業的國際吸引力和競爭力。事實上，澳門旅遊業的發展一直存在客源單一的問題，但礙於國際航線不足和旅遊資源有限等因素，澳門單靠自身力量，難以吸引國際客源，必須通過融入大灣區以大旅遊目的地為招引，增加對國際客源的吸引力。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國際旅遊樞紐，與澳門僅一水之隔，且陸路通過港珠澳大橋與澳門、珠海相連，港澳有條件和優勢聯合廣東打造國際旅遊大目的地。澳門機場航線在疫情後恢復速度仍然較慢，而香港國際機場正加快與世界各地復航步伐，航班選擇多、票價相對優惠，澳門可以借助香港國際機場，吸引國際旅客到訪香港，之後再作港澳聯遊。為此，建議為訪港國際旅客提供到澳門的交通和消費優惠，通過便捷的通關措施、各種創新體驗項目及高素質多語種導遊服務等，吸引國際客源、打造聯乘旅遊；同時建議在澳門的旅遊推廣活動中加入香港的旅遊資訊，同樣在香港的旅遊推廣中亦可加入與澳門有關的內容，將香港亞洲國際都會、西九文化區等的旅遊資源，與澳門的世界級綜合度假村、世界文化遺產、美食之都等旅遊元素有機結合，推廣「一程多站」旅遊產品，達至港澳客流互引，發揮兩地1+1＞2的協同效應。（二）創新港澳通關模式通關是旅客到達一個地區旅行或出差的最先體驗，如果通關方便及體驗好，有利於在外地客人心中留下好印象，繼續增加其回訪的機會，乃至把城市良好印象傳到更多人的心中。香港國際機場乘坐跨境巴士來澳只有一小時內的車程，建議澳門加強與飛往香港的航空公司合作，推出跨境巴士行李直掛的配套服務，長遠來看更需把經港珠澳大橋連接香港國際機場的閉環路徑打通，便利國際旅客到訪港澳。港珠澳大橋通車後，香港和澳門國際機場的陸路距離大大縮減，為兩個機場的合作提供客觀條件。因此，建議探索在特殊安排下，讓旅客可以不需出入境手續在兩個機場之間相互轉機，使港澳兩個機場可以進行更有效的分工。此外，現時粵澳在青茂口岸、橫琴口岸已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創新通關模式，在粵澳兩地制度體制差異性較大的情況下，經雙方努力也最終得以實現類似「一地兩檢」的創新通關安排。因此，建議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亦參照粵澳創新通關模式，允許港澳居民以「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查驗方式往來港澳。（三）提升醫療服務及大健康產業合作水平香港具有世界級的醫療水平，擁有高精尖的醫療人才團隊，其人口預期壽命亦長年居世界前列，醫療體系管理和醫療人才培養的高質量十分值得澳門借鑑。為提升醫療水平，澳門特區政府與北京協和醫院合作，在澳門設立離島醫療綜合體（以下簡稱「離島醫院」），預計今年底分階段投入使用。澳門離島醫院將引入先進設施及北京協和醫院的專家團隊，希望在澳門實現「大病不出門」，更令澳門有條件探索發展高端醫療旅遊及大健康產業。可以預見，港澳兩地的醫療合作將揭開新一頁，將有更大的交流合作空間。為此，建議港澳特區政府共同加強兩地醫療人才交流和互派實習輪崗人員，逐步建立兩地醫院醫療及科研的合作機制，以及共同推出培養專科醫療人才的合作計劃。長遠而言，可以爭取每年物色優秀的澳門畢業生，委託香港高校的醫學院進行本科培養，待其學成歸來後，可要求相關人才在澳門的公立醫療體系服務一定年期，以及承擔帶教責任。此外，澳門六大博企將展開新一輪投資，其中包括發展「旅遊+大健康」產業，香港擁有國際化優質醫療資源，澳門六大博企部分有港資背景，可引進香港的優質診療機構來澳，在綜合體提供服務，甚至與香港聯合發展「一程多站」醫療旅遊，共同服務區域內的龐大中產市場。（四）共建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根據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廣深港科技集群位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第二位。澳門科技產業處於起步階段，總體科研及成果轉化實力雖不如廣深港，但科技產業是澳門特區政府近年銳意發展的新興產業之一，同時亦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門有十所高等院校及四所國家重點實驗室、有珠江西岸領先的學術科研基礎，在集成電路及中醫藥等領域更有突出的成果產出，與香港高校及科研機構合作的空間廣闊，可以透過港澳聯動，在大灣區內共同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此外，澳門一直與葡語系國家擁有緊密的科創交流合作，尤其巴西與葡萄牙兩國在科研上亦與港澳有較好的契合度，未來可以透過港澳聯動，支持港澳兩地科研團隊及項目，透過「中國 — 葡語系國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拓展與葡語系國家的合作，將港、澳、葡的科技創新資源凝聚在大灣區。在創孵機構的合作方面，未來可加強澳門兩個國家級眾創空間與香港數碼港及科學園的合作交流，支持港澳科創團隊使用兩地創孵設施及服務，強化兩地創新要素的交流對接；香港成熟的金融市場更可以支持澳、葡科創項目對接國際風投資本以提速發展，進一步吸引國際優質科創項目落戶大灣區。（五）強化港澳會展文體產業聯動發展舉辦國際級會議展覽及文體盛事是港澳兩地共同的發展方向，港澳各自有其獨特優勢、歷史文化和國際網絡，疫情後港澳商貿會展正加快復蘇，會展客商正重臨港澳，兩地未來可以加強合作、做好互補和共拓市場的工作。在會議展覽方面，港澳兩地均有優質會展場地和設施，澳門路氹城有大面積會展場地、世界級酒店及娛樂配套，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南側亦已規劃為會展設施用地，香港亞博館會再建新一期，距澳門僅需約30分鐘車程，港澳兩地可結合日益便捷的交通網絡，共享人流、互惠互利，進一步增強會展方面的合作。建議港澳可以「一會展兩地」模式共同開拓市場，結合大灣區元素以提高客商的參與度，如在香港舉行大型國際性展會後，一些專題會議或論壇等可移師澳門舉行，讓客商在參會的同時感受澳門的休閒娛樂元素。在體育活動方面，澳門過去成功舉辦大賽車、馬拉松等大型體育盛事，香港亦舉辦過多項世界性大型體育比賽，均有助於吸引國際旅客。未來港澳更應把握2025年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首次由粵港澳共同承辦的契機，探索共同舉辦更多體育賽事盛事。在文娛活動方面，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澳門作為著名娛樂之都，港澳素有良好交流合作，未來港澳可以合作邀請更多國際級知名歌手、樂隊、藝術家等進行大灣區城市巡迴演出，配合澳門博企在文娛活動方面將作更大的投入，港澳可以借盛事活動共同帶動人流、共享經濟效益。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石琤 I 嶺南大學研究生院、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教授 現時香港已進入「超老齡化社會」。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香港原有安老服務的不足和缺陷，導致老年人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反思安老服務是現今必須面對的課題。本文從供需角度分析疫情期間香港長者面對的困境以及安老服務受到的衝擊，進而提出後疫情時期完善安老服務政策的建議。作為世界上最為長壽的地區之一，自上世紀末步入老齡化社會以來，香港一直面臨著諸多挑戰。2022年，每五個港人中便有一名65歲或以上的長者；預計到2037年，這一比例將升至每十人中就有三名長者。2022年初，香港暴發第五波新冠疫情，累計九千多人死亡，其中超過95%的死亡個案為60歲或以上長者，並且超過一半來自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院舍之外，居家安老的長者也未能平穩度過此次疫情。老年人是疾病易感群體，相對於其他年齡群，他們在面對疫情防控措施時的應對能力更為薄弱。與此同時，香港本地安老服務長期供給不足等問題在疫情期間也進一步暴露出來。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有必要反思疫情期間出現的問題，在後疫情期間做出更好的安排。 疫情下香港長者健康面臨很大風險 2022年之前的四波疫情中，香港的染疫情況基本可控。然而，第五波疫情來勢迅猛，奧密克戎（Omicron）變異病毒株傳播力強，香港防疫線嚴重失守。而病毒的快速傳播和防疫措施的出台對長者的健康和基本生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長者的感染率和病死率居高不下。長者普遍身體機能開始退化，免疫功能隨之下降，多患有慢性病，因而不僅感染病毒的風險更高、感染後更難康復，還會誘發其他的疾病。除了自身體抗力的原因，在第五波疫情初期，長者的疫苗接種率也一直較低，80歲或以上群組仍有30％即約十二萬人因不同原因未接種第一針疫苗。而無接種疫苗的群組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率更高。據統計，超過95%的死亡個案為60歲及以上長者，70%為80歲及以上長者。同時，因為社會支持不足，長者獲取疫情和健康方面信息的能力較差，對風險的感知能力和重視程度不強。長者不僅自身患病的風險高，也成為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環節。第二，疫情加劇了長者的社會隔離和孤獨。疫情期間，為降低感染風險以及遵守社交距離限制措施，長者普遍減少了外出和社交。同時，社區服務大多只維持有限度運作。在疫情嚴重時，長者活動中心甚至會完全停止運作。一項由嶺南大學開展的調查發現，近七成被調查的長者服務機構員工表示「偶到服務」和「社交及康樂服務」在疫情期間完全停止，九成表示疫情令長者缺少社交生活，並有七成認為長者的孤獨感從而增加。香港城市大學的一項調查也發現長者的孤獨感在疫情期間明顯增加。孤獨感增加的問題對於獨居的長者而言更為嚴重。據估算，獨居長者佔老年人口的13%。另外，為避免疫情在安老院傳播，安老院幾乎都採取了嚴格的探訪制度，限制親友的探訪，導致院舍長者無法像往常一樣與家人和親友接觸。第三，失能和失智群體面臨更嚴重的挑戰。疫情期間，社交距離限制等防疫措施為失能和失智人士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多的挑戰。儘管香港沒有在疫情期間實行封閉式管理，但為了降低感染的風險，整體的社會支持大幅減少，社區安老服務暫停或有限提供，導致有照顧需求的長者無法獲得社區日間照料中心或是在家中接受上門服務。與此同時，一項研究也表明，認知障礙症患者中，感染新冠病毒比未感染新冠病毒的群體死亡風險增加了25%。第四，長者的家庭照顧者（亦稱為護老者）的精神和心理健康受到嚴重影響。一方面，疫情期間，原本的社區服務停擺，照顧負擔全部轉嫁給家庭照顧者，照顧者壓力倍增。另一方面，照顧對象（即長者）可能出現異常的行為和心理問題，從而進一步增加了照顧者壓力。因此，疫情期間，家庭照顧者容易出現情緒問題，精神健康亦可能惡化。 疫情期間香港安老服務嚴重短缺由於土地資源和人力的短缺，香港安老服務的供應極為不足，已久被詬病。疫情暴發之前，香港的院舍和社區平均等候時間多是兩年之久。疫情期間一些在使用照顧服務的長者離世，長期護理服務的等候情況有所緩解。然而，根據2023年4月份的社會福利署統計，目前仍有1.6萬合資人士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登記輪候住宿照顧服務，其中，津助院舍及合約院舍的護理安老宿位平均需要等待30個月。同時，六千多合資人士在等候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其中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或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平均需要等候6個月，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平均需要等候4個月。疫情期間，社區照顧和支援服務停滯、院舍服務實行幾乎封閉的管理措施，長者原有的養老方式被打破。首先，社區支援和照顧服務幾度暫停供應。隨著疫情的反復，為居家長者提供的上門服務或日間照料服務停止或大幅度減少供給。社區支援服務，例如長者活動中心，在疫情嚴重時也會立刻關閉。在此期間，一些安老服務機構也嘗試了新的服務供給方式，特別是遠程線上服務愈發得到重視。例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嘗試善用科技，開展視像小組訓練等活動，以重啟服務支持，減輕照顧者的壓力。其次，院舍服務受到重創，大批院內長者和員工染疫。相較於其他長者，安老院的長者身體一般較弱，更是屬於高風險易感群體。第一及第二波疫情時，香港社會一直都保持較低的確診數字，加上2003年抗擊「非典」經驗，特區政府及院舍也一直採取較嚴格的防疫措施，安老院舍得以平安渡過。至2020年7月，第三波疫情暴發時，136名院舍長者染疫，30人去世，死亡率為22.1%。第四波疫情時，91名院舍長者染疫，死亡率為12.1%。然而到了第五波疫情時，安老院成為了疫情的重災區，幾乎無一倖免。此波疫情中，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住客確診達到5萬多人，各區院舍的住客確診比例達到44%-81%。與此同時，安老院舍工作人員染疫也十分嚴重，更有一些院舍護理人員全部同時染疫。疫情期間安老院舍受到重創 安老院舍遭受重創，主要原因是長者染疫後不能及時獲得醫療救治、院內的病毒傳播難阻斷以及院舍人手和防疫物資嚴重不足。第一，醫療救治服務難以迅速遞送，醫療服務和長期護理服務斷接。由於第五波疫情暴發迅猛，整個社會的醫療資源都十分緊缺，醫護人員難以迅速回應並為院內長者提供服務。同時，院舍長者體弱並多患有慢性病，院內有限的醫療資源難以應付這些突發的複雜病情。一些院舍未配有醫生，而護士沒有處方權，因此無法立刻採取醫療救治服務。在疫情最為嚴重的時期，即使能夠被送往醫療機構，長者仍需在機構外等候，從而延誤了病情。另外，長者在醫院內無法獲得原來在安老院能夠獲得的照顧服務。對於不能自理、特別是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好的護理服務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極其重要。因此，當時出現了醫療服務和長期護理服務「雙缺位」的情況，即在安老院的長者等不到醫療服務，在醫院的長者得不到照顧服務。香港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院舍長者從發病到死亡的時間為8日，而同齡非院舍長者為14日。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醫療服務和長期護理服務之間的斷接。第二，院舍環境逼仄，難以阻斷病毒傳播。安老院成為疫情重災區與其逼仄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空間狹小、通風不暢，為病毒在安老院內傳播提供了物理條件。由於醫療資源緊張，染疫長者未能迅速被轉移至醫療機構，因而不得不在安老院內停留。同時，安老院因空間有限、人手不足等原因也無法為全部染疫長者提供所需的隔離空間，因而病毒傳播難以被阻斷，也增加了其他院友染病的風險。 由於土地資源和人力的短缺，香港安老服務的供應極為不足，已久被詬病。圖為香港一 家安老院的老人在玩遊戲 第三，缺少防疫裝備，人手嚴重不足。儘管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此前曾為安老院舍提供過防疫物資，但不足以應對來之迅猛的奧密克戎變異病毒株。院舍長者和護理人員都面臨著暴露在病毒下的高風險。在缺乏專業的醫療防疫裝備的情況下，院內護理人員仍需繼續提供照顧服務。作為密切接觸者，院內長者和員工相互感染、相繼染疫，大量前線員工缺勤。安老院人手不足的問題長期並普遍存在，但在私營安老院中更為嚴峻。後疫情時期完善香港安老服務的政策建議疫情期間，特區政府相繼發布臨時性的支援措施以緩解安老院的疫情。在津貼和物資供應方面，向合資格院舍員工發放每月2,000港元特別津貼、發放院舍特別津貼等；在緩解安老院舍人手不足方面，勞工及福利局向內地聘用一千名臨時合約護理員，放寬「補充勞工計劃」的部分規定；在改善院舍環境方面，社會福利署曾推出「改善院舍感染控制及通風設備限時性計劃」；在醫療支援方面，實施疫苗接種計劃，為院舍長者進行健康評估及接種疫苗，等等。在由安老事務委員會制定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基礎上，針對上述在疫情中暴露出的問題，本文提出改善安老服務的政策建議。（一）在管理制度上，檢視疫情期間的應對措施，完善安老機構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預案在疫情期間，特區政府提出了多項創新性應對舉措，社會組織也發揮了主動性以抗擊疫情，但仍存在政策性的漏洞。為了更好地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和突發情況，需要全面檢視疫情期間的應對措施，完善現有的安老政策和應急管理預案。針對疫情防控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應及時總結並形成制度性成果。一些臨時性的政策安排可考慮納入常規性制度安排中；而針對突發性事件的措施，可以考慮納入安老服務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預案。此次疫情反映出，安老服務不僅要滿足長者日常的服務需求，也應具備能夠應對突發性風險的功能。第五波疫情之初，因尚未有較為完備的應急預案、做好人手和物資上的準備，導致新冠病毒在安老院舍中迅速傳播。而健全且能夠應對突發事件的安老服務體系，不僅能夠幫助長者度過災難發生時的生活難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發揮維護社會正常健康運轉的功能。（二）在財政投入上，加大投入並優化結構，確保社區和院舍服務雙管齊下安老服務作為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政府、市場、社會各界對於改善安老服務質素、提升安老服務供給能力已早有共識，但公共財政投入不足嚴重影響了改善的進度。除了大幅增加安老服務的公共財政投入，也要優化資源配置結構，特別是要對私營安老院有所扶持、加大社區照顧的發展。整體上，安老服務行業人手不足普遍存在，特別在私營機構更為突出。目前，香港共有七萬餘名長者居於安老院舍，其中約半數宿位由私營安老院提供。私營安老院運營成本更高、獲得政府資助有限，所提供的服務質素大多難以與政府資助服務相媲美。正在立法会討論中的《2022 年院舍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要求安老院舍在八個方面有所提升，特別提出要提高最低人手和住客人均面積。這兩項規定對於目前小型私營安老院舍帶來不小的衝擊。據估計，將有500家左右的小型私營安老機構將因此被淘汰。要提升安老院舍的環境和服務質素，只是提高標準並不是可持續的做法。如何幫助機構改善、達到所要求的標準才是真是的解決之路。另外，疫情之後，因為一些院友離世或是長者返家，私營安老院入住率出現不足的情況。2019-2020年，私營院舍平均入住率約85%；而疫情之後，入住率下跌至60-70%。一些小型私營安老院已面臨結業的風險。如何幫助這些小型安老機構度過寒冬，如何在提高服務質素的同時實現可持續經營，也應得到政府的重視。否則，院舍服務的供給規模將有一定規模的縮減，勢必導致長期照護服務等候期進一步延長。儘管居家安老（Aging in Place）的目標提出已久，但當前的主要資源仍傾向於院舍服務，社區安老服務嚴重不足。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院舍長者的比例較高，主要原因就在於社區支援的嚴重不足。為緩解安老院舍的宿位壓力，除了直接增加宿位數量，更有必要大力完善社區安老服務以促進居家安老。儘管目前特區政府的抗疫措施幾乎全部取消，社區支援服務仍未完全恢復供應。一方面，疫情尚未完全穩定，社區中心的工作人員時而有染疫，導致人手不足。另一方面，疫情之後，長者對於社區服務的需求進一步增加。根據筆者的觀察，疫情之後，長者的健康生活意識增強，開始重視運動和維護身心健康，因此對於社區支援服務的需求有所增加。（三）在組織結構上，擴大醫社合作的範圍，完善醫療和安老機構間的恒常合作機制此次抗疫過程中，醫療和安老服務之間出現明顯的割裂和斷層，亟需整合服務體系、進一步擴大醫社合作的範圍，以及完善醫療和安老機構的恒常合作機制。例如，考慮到長期照顧服務接受者的身體狀況，為其建立綠色就醫通道，保障他們在突發事件中能夠更加迅速地獲得救治；針對醫療機構長期護理服務不足的問題，可以考慮建立地區內的流動服務隊伍，為住院且有長期護理需求的人士提供照顧服務，以確保服務的連續性。（四）在服務形式上，增加安老暫托服務，以緩解家庭照顧者壓力及應對緊急住宿服務需求通過為長者提供短期的住宿和護理服務，安老暫托服務機構不僅可以在特殊時期分擔應急管理壓力，還可以在穩定期促進緩解家庭照顧者壓力和實現持續照顧目標等功能。首先，針對新冠病毒或其他傳染性疾病，患病人士在出院後可以先在暫托機構接受進一步觀察。暫托安排一方面能夠釋放緊張的醫療資源，另一方面也能降低病毒在安老院舍或社區內傳播的風險。其次，暫托服務被視作家庭照顧者的喘息服務，能直接減輕家庭照顧負擔，緩解家庭照顧者壓力。目前，香港為家庭照顧者提供的支援甚少，而暫托服務也是國際上普遍流行的支援家庭照顧者的方式之一。再次，作為從醫（醫療服務）到養（安老服務）的過渡，暫托機構可以幫助離院長者獲得過渡性的特殊照顧服務。目前醫管局「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及關愛基金「支援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試驗計劃」分屬於不同管理部門，所覆蓋的機構和服務有所差異。通過發展暫托服務，可以在整合已有資源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服務範圍，為出院長者提供所需的支援及護理服務。（五）在服務內容上，增加精神健康服務支援，疏導長者和家庭照顧者心理和情緒壓力由於社交受阻、親友染疫離世等原因，長者和家庭照顧者在疫情期間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創傷和心理壓力，迫切需要心理健康服務疏導。建議在各類安老機構，包括院舍、社區支援和照顧等機構中增加心理諮詢和干預服務，並積極開展有利於長者和家庭照顧者身心健康的運動和體能活動。安老機構工作人員在近期應格外關注長者的精神狀態，以及時提供所需幫助。安老機構應加強精神和心理健康常識的宣傳，引導公眾對長者精神和心理健康的關注，向長者推廣健康的生活方式。（六）在服務群體上，重視殘疾、精神障礙、認知障礙等特殊需要人士的安老支援在疫情期間，保障非染疫群體的醫療待遇體現制度的公平性。除了染疫長者，未染疫但患有殘疾、精神障礙、認知障礙等特殊群體也應給予重點關注。疫情暴發時，這類群體難以獲得日常所需的醫療服務和社會支援，基本生活受到了嚴重影響。建議儘快開展針對性的健康評估和需求調查，給予他們必要的支援，以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後疫情時期的生活。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張    弦 I 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呂佳雯 I 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研究生 隨著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參與持續深化。國家大力支持香港青年赴國際組織實習和工作，這不僅為香港青年發揮自身經驗和專長開闢了廣闊空間，也是「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成功實踐和生動體現。本文以「青年參與」理論為分析視角，總結了現階段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實習和工作的成效；建議進一步加大對香港青年的支持力度，完善青年人才培養和輸送機制，帶動更多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際事務，為「一國兩制」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隨著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顯著提升，中國全面積極參與全球多邊治理，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貢獻不斷加強。為更好發揮自身作用並進一步提升話語權，國家持續加大向國際組織輸送人才的力度。包括香港青年在內，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赴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實習和工作。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外交部駐港公署的規劃協助下，香港特區政府迄今已選送兩批共17名青年公務人員赴聯合國系統各機構任職，充分發揮香港青年的專業和語言優勢，參與國家外交和全球治理，在國際舞台上施展自身才能。這不僅有助於培育具有香港情懷、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的棟樑之才，也是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獨特優勢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生動體現。 一、「青年參與」的內涵與意義 「青年參與」（Youth Participation），意指青年參與活動、進程或成為社群的一部分，有時特指青年加入某種進程的決策並因此擁有影響群體或社會的責任、權力和公認的角色。因此，青年參與既意味著青年參與其中並發揮作用的某種過程，也可以表示一種結果，表明青年有機會對此種過程產生影響。青年工作的基本原則是「教育、賦權、參與、表達和包容」，青年參與是其中重要一環。它不僅是青年工作賴以存在的實踐基礎，也是衡量青年工作的關鍵指標，更是青年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新世紀以來，作為兼具理論和實踐雙重意涵的概念範疇，「青年參與」的重要性愈加凸顯，理論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有的聚焦青年參與的框架結構，厘清協調彼此聯繫的相關領域；有的提出「梯型參與」理論，討論青年參與的不同層次；有的關注青年參與的社會文化情境，認為即便是「較低」層次的參與活動都有其自身價值；有的側重對青年政治參與進行類型學劃分，歸納出不同的參與類型；還有的注意到青年參與和「賦權」之間的關係，著重考察青年參與的輸出結果。不僅如此，各種國際組織也從實務層面對青年參與進行了詳細探討。如國際NGO組織樂施會（Oxfam）認為，宣導多樣性的青年參與可以為一種新的變革理論做出貢獻。無論在當下還是在未來，年輕人對促進具包容性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巨大潛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則建構了有關青年參與的一般模型，認為其是對年輕人參與地方、國家和區域事務決策過程所運用的理論和實務工具的一種描述。青年參與理論的內涵與意義具有豐富的層次性，應該綜合不同視角加以分析：從權利視角（Rights-based Perspective）看，推動青年參與是尊重和保障青年群體基本權利的具體表現；從發展視角（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看，完善青年參與能夠使青年世代通過必要的教育培訓獲得影響社會的關鍵能力；從社群視角（Community Perspective）看，促進青年參與能夠使青年群體的聲音更容易被聽見，從而有利於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更重要的是，它能使青年對自己身處的社會與國家產生較強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二、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概況隨著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中國對國際組織的參與持續深化。以聯合國為例，中國目前已經是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和會費國，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的第一大出兵國。儘管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性仍然不強，在聯合國各機構中工作的中國籍人員明顯偏少，與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極不相稱。鑒於上述情況，國家亟需大批掌握國際語言、熟悉國際規則、通曉國際事務的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代表中國進入國際組織工作，從而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這就為香港青年發揮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創造了良好機會。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一國兩制」原則下，中央政府授權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處理有關對外事務，香港積極與國際社會保持廣泛聯繫。在參加國際組織方面，特區政府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了超過220個不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以中國代表團成員或中央政府和有關國際組織允許的身份參加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已超過35個；在雙邊協定方面，特區政府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和有關國際組織簽訂了超過520份協定，已經生效而又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多邊協定超過260份。不僅如此，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外交部駐港公署的規劃協助下，香港青年公務人員還被選拔推送至聯合國系統任職工作。同時，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也積極推動香港青年學生到聯合國轄下不同機構位於海外的服務單位進行義工實習。 表1：2016年與2021年主要國家在聯合國系統工作人員數量對比 2019年，首批獲外交部推薦參與聯合國初級專業人員（JPO）方案的五位香港特區青年公務人員分別赴聯合國紐約總部、日內瓦辦事處、維也納辦事處以及世界氣象組織任職。這是特區政府公務員首次在國家的推薦下代表中國到聯合國任職。第一批五位青年公務人員表現十分出色，獲得聯合國有關方面的高度評價。在他們結束任期陸續返港後，外交部駐港公署於2023年啟動第二次推送香港青年公務人員赴聯合國系統任職工作。第二批共十二位香港青年公務人員分赴聯合國紐約總部、日內瓦辦事處、聯合國毒罪辦、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環境規劃署內羅畢總部以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聯合國系統有關機構任職並開展工作。此外，外交部還鼎力協助促成香港特區與國際法律組織間的借調計劃，讓香港青年法律人才走上國際舞台。2021年9月，五位青年法律人才分別前往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亞太中心和國際統一私法協會任職，任期半年到一年，目前已結束任期。自2015年開始，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攜手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義務工作發展局、香港志願者協會及和平發展基金會，面向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和香港嶺南大學等11所夥伴大學，合作推行「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香港大學生義工實習計劃」，旨在資助香港本地大學生到聯合國轄下機構位於海外的服務單位進行為期6個月的義工實習工作，迄今已有逾百名參與者。最新的2023年第二輪「義工實習計劃」，在首輪15個名額的基礎上追加10個義工實習生名額，計劃派往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兒基會、聯合國婦女署、聯合國裁軍事務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機構在印尼、馬來西亞、尼泊爾和泰國的駐地。義工實習生將有機會參加由所屬聯合國單位舉辦的短期實地考察，親身體驗難民援助、災害應對和氣候變化等前線工作，從而對有關議題有更深入認識。實習生的來回機票、生活津貼和醫療保險津貼等由實習計劃負擔。三、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的特點 經過幾年的成功實踐，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的派出規模穩步擴大，赴任目的地不斷增多，工作領域也顯著拓寬。具體而言，主要呈現出如下三個特點：（一）政府主導，民間協力政府主導首先體現在中央政府層面。兩次成功派出17名香港青年公務人員前往聯合國系統各機構任職，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外交部駐港公署積極協助的結果。聯合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香港青年能夠以中國代表團成員或中央政府和有關國際組織允許的身份參加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當然離不開中央政府的統籌規劃和細緻安排；政府主導還體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層面。上述青年公務人員的選拔和派出，主要由特區政府負責和推進。此外，特區政府還資助了「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香港大學生義工實習計劃」，攜手香港部分大學以及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香港志願者協會及和平發展基金會等民間機構，為香港本地大學生提供到海外進行義工實習的機會。（二）選拔標準嚴格，人員素質較高由於通過國家推薦赴聯合國系統任職的香港公務人員對外代表中國，所以特區政府在相關人員的遴選上態度慎重、要求嚴格。首先，派出的青年公務人員必須符合任職聯合國系統初級專業人員（JPO）的一些基本條件，如年齡上限為32歲、職級不低於主任級等。在此基礎上，還要評核其品格、工作能力和發展潛力等，做到優中選優。通過上述兩關後，獲推人員先前往外交部駐港公署參加面試甄選，再由聯合國相關機構進行越洋視頻面試，通過連番考核後方能成為聯合國初級專業人員的一分子。最後，在正式派出前，外交部駐港公署還會專門舉行香港特區青年赴聯合國系統任職發布儀式。據統計，已獲派出的兩批青年公務人員分別來自特區政府財政司、律政司、海關、廉政公署等部門，綜合素質較高。此外，前往國際法律組織任職的五位青年既有公務員也有私人執業律師，他們也都是香港青年中的佼佼者。（三）工作地點多元，活動範圍廣泛已赴聯合國任職的香港青年公務人員，工作地點遍布世界四大洲多個國家。除紐約聯合國總部之外，瑞士日內瓦、奧地利維也納、法國巴黎和肯尼亞內羅畢等也是派出人員較為集中的目的地。除聯合國毒罪辦、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直接冠以「聯合國」的機構外，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刑警組織、亞洲投資開發銀行等其他與聯合國密切相關的國際組織也接收了較多人員。尤值一提的是，特區政府資助的「聯合國志願人員組織——香港大學生義工實習計劃」，主要面向18-30歲具有夥伴大學全日制學生身份的香港青年，重點派往印尼、馬來西亞、尼泊爾和泰國等亞非發展中國家，以義工身份參與聯合國轄下不同機構單位的服務工作，既開拓了視野鍛煉了自身能力，也為國際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 四、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的成效 根據前述「青年參與」理論，對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的成效可以從權利視角（Rights-based Perspective）、發展視角（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和社群視角（Community Perspective）三個不同面向加以評估，具體而言：（一）國家高度重視香港青年，保障其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香港青年是香港發展的中堅力量，也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支撐。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發表講話時強調，「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香港青年是國家一直關注的重要對象，中央政府始終支持特區政府培養「有情懷、有格局、有理想、有擔當、有作為」的新時代愛國愛港人才。推動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是尊重和保障青年群體發展權利的重要一環和具體表現。香港青年以往並沒有很多機會代表國家參與國際事務，赴聯合國機構任職是香港青年首次有機會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工作，這是國家對香港青年人才獨特優勢的認可和肯定。香港青年肩負重任，在國際組織中進一步拓寬視野、不斷學習，這不僅是他們個人職業生涯的一小步，更是香港青年參與國家外交與全球治理的一大步。（二）「一國兩制」優勢凸顯，促進香港青年全面發展。選拔推送優秀香港青年到聯合國機構任職，是中央政府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關心重視香港青年，助力香港青年在更廣闊舞台上歷練成才的重要舉措。在國際組織任職工作的香港青年普遍精通兩文三語，擁有比較開闊的國際視野，在工作中與同事溝通順暢，而這種人才培養和語言教育優勢正是內地國際組織人才目前面臨的短板問題。聯合國的舞台很大，到聯合國機構任職工作機會難得，能夠接觸並處理不同層面的世界問題。香港青年可以藉此親身體驗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貢獻和影響力，加深對香港可以發揮角色和功能的認知。香港青年勇於到國際上去開闊視野、增強才幹，不僅有助於他們收穫寶貴的工作經驗，鍛煉和提升自身的綜合能力，也能讓世界通過這些優秀青年人才，加深對中國和香港特區的認識和了解。（三）香港青年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得到切實增強。幫助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能夠增強他們對祖國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由於歷史和客觀因素影響，香港青年對基本國情了解較少，兩地青年所受教育和生活經歷也存在著較大差異，這使得香港青年的民族和國家認同感亟待加強。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選送香港青年赴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中國人的身份任職工作並與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青年才俊進行充分交流。由此，香港青年可以不斷增強對國家的了解，不斷認識到國家始終是支持香港青年充分發展的堅實後盾。如首批派赴聯合國人員就表示，「中國越發展越強大，國際地位越提升，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機會就越多」。 為香港青年提供參與國際組織鍛煉成長的機會，有效增強了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結 語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報告強調，「『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當前階段，香港急需調整政策方向，融入國家大的發展戰略。在這其中，進一步做好香港青年工作，加大對香港青年的支持力度，持續推動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不僅可以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還能更好地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加強香港青年對國際組織的參與，首先，政府應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如通過專門網站向社會及時發布各種國際組織實習資訊和要求等，積極鼓勵香港青年赴國際組織實習工作；其次，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一方面當然離不開官方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引導，但另一方面，應充分調動民間社會組織的積極性，使其在香港青年參與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後，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不僅提供給青年公務人員，也應向更多普通的香港青年開放。吸納更多香港大學生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實習和工作，可以幫助他們拓寬國際視野，提升自身能力，切實增強對國家的認同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展望未來，相信有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能夠把握歷史機遇，善用自身優勢，立足香港、胸懷國家、面向世界。務實進取的一代新青年，把愛香港和愛國結合起來，把實現個人價值與追求國家富強統一起來，在推進「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中校準人生航向，在助力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成就個人理想。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周嘉俊 I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夏    楠 I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員 香港是全球最健康的經濟體之一。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香港男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已達83.2歲，女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更長達87.9歲。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香港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已連續8年位居世界首位。與此同時，香港醫療服務體系效率在全球位居前列，根據彭博社（Bloomberg）公布的2020年彭博醫療效率指數，香港得分排名全球第二。雖然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在過去20年間不斷增加，但根據2020-2021年數字，該支出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7.3%，與同時期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佔比9.7%相比仍處於較低水平，顯示香港以相對較少的醫療衞生費用取得不錯的人口健康成效。 市民醫療服務需求日益增長 現有醫療服務體系面臨挑戰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香港人口結構和疾病組成逐漸發生變化，對現有醫療體系帶來巨大挑戰。在人口結構方面，香港人口老化趨勢日益嚴重。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最新發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狀況》指出，香港每名婦女平均只生育0.8名子女，為全球最低。同時，香港人口的預期壽命愈來愈長，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從1986年的74.1歲，大幅增至2020年的82.9歲，女性的平均壽命亦從1986年的79.4歲，增至2020年的88.0歲。這兩大因素揭示了香港人口老化不可逆轉的趨勢，當中80歲及以上的長者人口增幅最為顯著，由2021年約為40萬，預計倍增至2040年接近99萬。香港人口老化的情況直接影響醫療系統的負擔。由於老齡人口身體機能退化的問題較為嚴重，他們使用醫療服務的機會亦會相對較高。在此人口老化趨勢下，香港醫療系統所面對的服務需求，可能會以幾何級數上升。不僅如此，慢性疾病患者數量增長的趨勢亦值得關注。香港慢性疾病患者的百分比按年齡上升，根據2020-2021年度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分析顯示，有關百分比由25至34歲人士的8.1%逐漸上升至45至54歲人士的25.4%，及後倍增至65歲及以上人士的75.0%。當中，高血壓、高血糖（或糖尿病）及高膽固醇等俗稱「三高」的慢性疾病尤其值得注意。自2000年起，高血壓一直是最多香港長者患上的慢性疾病，在2020年，每3名長者就有2名患有高血壓，比例之高不容忽視。糖尿病亦長期是香港長者人口當中最常見的三種慢性疾病之一，在2020年影響著近三成的長者。高膽固醇則是近20年長者患病比例升幅顯著的慢性疾病，由2000年僅有4.3%長者患病大幅增加至2020年有34.3%長者患病。雖然「三高」患者可以透過藥物及改變生活習慣控制病情，但若未得到妥善管理，會引致不同的併發症，嚴重影響長者的健康。除了整體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口比例上升之外，在香港患有慢性疾病及多重慢性疾病的情況有亦年輕化趨勢。根據醫院管理局數字統計，2010至2019年間，40至64歲組別的慢性疾病患者數目每年增加速度達到4.1%，然而同時期同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速度只有0.8%。慢性疾病患者增長數量大幅超越同年齡段人口增長數量，令人憂慮香港的醫療體系未來能否滿足市民需求。醫院管理局統計數據更預計未來20年間，慢性疾病患者的數目將由2019年的約200萬人增加50%，即在2039年增至約300萬人。在人口老化加上慢性疾病患者的比例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如何應對日益沉重的疾病負擔和市民有增無減的醫療需求，有效為患者提供足夠且適切的護理，是香港醫療體系未來必然面對的挑戰，亦是醫療體系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香港醫療制度面臨的困境已經相繼浮現，其中最令人詬病的無疑是過長的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在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患有多種疾病的患者，尤其是長者，通常需要接受多個專科或附屬專科的治理。香港專科門診服務及相關處方藥物得到政府大幅資助，費用低廉，加之部分處方藥物在較低層級的護理服務中難以獲取，以致於很多病人儘管未必需要專科護理，但仍會到專科門診求診。在現行制度下，患者需要分別輪候多項專科服務，效率較低而且導致不必要的求診個案，更會延長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及增加進出醫院的循環，令患者獲得服務的困難增加。此外，若病人再次需要專科門診護理，便需要在極長的輪候隊伍重新排隊，所以有專科門診的病人不願意完結其診治個案，令醫生在安排結案時遇到困難，形成惡性循環。除此之外，不同層級醫療護理服務之間缺乏協調、銜接不佳，服務供應偏重急症和偶發性疾病的應急處置而缺乏針對慢性疾病的持續護理，社區護理服務供應不足等都是香港現有醫療體系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加快醫療服務體系改革 發展基層醫療服務 要應對前文提到的種種挑戰，香港醫療體系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其中一條出路就是發展基層醫療服務。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團隊認為，為應對現時的醫療目標及需求，香港需要建立一個以人為本、以基層醫療為主導的綜合醫療體系，讓患者能夠獲得全面基層醫療服務及提升健康水平的同時，減輕公營醫療體系服務壓力。在社會各界多年提倡發展基層醫療的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推出多項措施和政策。2017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大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的政策方向，更於2022年施政報告中強調重整醫療體制，將目前以治療為主、以醫院為中心的格局，轉向以預防為重、以社區為中心的體制，同時投放更多資源推動基層醫療。2022年年底，香港醫務衞生局公布《基層醫療健康藍圖》（下稱「藍圖」），提出以預防為主、以社區為本、以家庭為中心和早發現早治療的策略。具體而言，香港醫療體系將從建立社區基層醫療系統、加強基層醫療服務管理、整合基層醫療健康資源、規劃基層醫療人手及改善數據互通和健康監測五個角度入手，最終實現改善市民的整體健康狀況、提供便捷及連貫的醫療服務以及建立一個可持續的醫療健康系統三個主要改革目標。為達成以上目標，香港特區政府自2019年起在全港18區成立地區康健中心，以醫社合作、公私營協作及地區為本為原則，為市民提供健康推廣、健康評估、慢性疾病管理及社區復康等服務。截至2022年年底，全港18區均設有地區康健中心或康健站，為市民提供基層醫療服務，這正為整合基層醫療服務資源、在社區建立系統性的健康促進和慢性疾病管理的支援網絡奠定基礎。根據藍圖，地區康健中心的定位是區內醫療服務樞紐，未來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通過與社區內的相關持份者建立聯繫，組織跨領域服務團隊，從而為市民提供一系列高質素且適切的預防、治療與護理服務。在此基礎上，康健中心/當局需設計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流程，以對現有服務模式與資源投放進行有效監察、評估、檢討和更新，加強不同層級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連結，促進不同界別之間的協作。 香港醫療體系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其中一條出路就是發展基層醫療服務。圖為黃大仙地 區康健中心（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要成功實現醫療體系改革，離不開「人」的參與。一方面，從市民角度出發，政府需要加強推廣「每個人都是自己第一健康責任人」的理念，提升市民對自己健康負責的意識。當前，政府正積極籌備為期三年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透過私營醫療界別的家庭醫生，及早識別易患高血壓和糖尿病的人士，並根據以實證為本的篩查和治療方案，透過社區的健康促進和慢性病管理的支援網絡，令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社區做到自我照顧和疾病管理。從服務提供者角度，必須建立足夠和適切的醫護人力儲備，不僅包括可處理多種慢性病及相關併發症的家庭醫生，亦包括其它醫療及服務醫療專業人員，以為市民在社區提供從預防到復康及紓緩治療，從身體健康到精神健康，從西醫到傳統中醫的全方位醫療照護。在此過程中，政府應促進市民與服務提供者建立可持續的夥伴關係，並通過逐步完善的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全面並完整記錄患者的診療康復過程，確保患者既使在轉換不同服務提供者的過程中，仍能獲得一致穩定的服務。要成功推行「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就具體服務流程而言，地區康健中心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除要求參加計劃人士需要首先成為地區康健中心的會員外，地區康健中心內的專業醫護人員亦負責為篩查結果屬正常的參加者提供自我保健計劃和疾病預防教育。此外，地區康健中心亦負責向市民提供健康教育和服務資訊，提升市民的健康知識，使他們更易了解自己所需的醫療服務。要實現此目標，地區康健中心運營機構需要在維持原有服務模式的基礎上加強創新，通過多種模式接觸區內市民，促進市民對基層醫療及相關計劃的了解和參與程度，真正成為自己的「第一健康責任人」。目前，有運營機構通過開設外展流動服務車，與區內不同公私營服務機構合作，透過講座等形式，擴大與市民的接觸面及服務市民的機會。亦有運營機構配合在職市民需要，延長服務時間到晚上10時，以方便市民了解並參與計劃。「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是香港進行醫療體系改革，推進基層醫療健康服務開展的重要一步。長遠而言，政府應對其進行全面持續評估以確保項目可以回應持續改變的服務需求。政府在計劃說明中亦提出會通過政府內部和委託本地大學對項目架構、程序及成效進行評估。在評估過程中，政府應充分考慮不同持份者，如家庭醫生、市民、地區康健中心及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同時結合診療數據，以全面收集相關資訊，從而適時調整項目的細節安排。若項目成效顯著，政府應儘快將項目常規化並擴展到其它疾病。香港醫療正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希望政府可以快馬加鞭，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推出更多措施，加快醫療體系轉型進程，在促進香港基層醫療服務發展及令市民獲得更多快捷方便服務的同時，減輕公營醫療機構負擔，促進「健康香港」的建設。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尚海龍 I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 近年來，許多國家致力於減排降碳，建設綠色城市，汽車動能電氣化成為其中的關鍵一環。香港在推廣電動車的道路上存在充電網絡建設滯後、配套設施不齊全等諸多問題，導致電動車普及速度遠低於預期。特區政府應加大與相關各方的統籌合作力度，學習成功案例，爭取成爲未來城市運輸系統的引領者。 西方發達國家在推廣使用電動車方面走在前列 全球城市面積僅佔地球陸地的3%，卻產生了佔比70%以上的碳排放，不僅出現了城市擁堵、環境污染等問題，還消耗了大量能源、加劇了溫室效應。可見，城市是綠色發展的主戰場，理應加大探索建設低碳城市的力度。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提出：2030年電動車銷量佔比需達到整體汽車銷量的50％。但挪威早在2019年便已立下這個里程碑。挪威在2022年售出近14萬台電動車，佔年度汽車銷量的79.3％，這個驚人的數字，使挪威堪稱是全球推廣電動車的典範。事實上，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挪威政府便著手推動民眾使用電動車，推廣當時福斯汽車旗下的電動車款。對購買電動車的民眾，政府不會收取增值稅及進口稅以壓低車價，也不必繳納高速公路通行費，同時提供資金，補助建設快速充電站以及市政停車位免費停車等；同時挪威首都奧斯陸增加了1,000多個充電站，進一步完善了輕型電動車的基礎設施。可以說，這些政府措施使挪威推廣電動車的進度遙遙領先於美國。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政府自2016年起亦對電動的士推出充足的支援措施，例如提供高達5,000歐元（約合42,950港元）的額外購置補貼，的士站優先使用權、快速充電點，以及在所有充電點免費停泊等優惠。截至2021年4月，荷蘭5%-10%的士由新能源驅動。 香港大規模推廣電動車面臨諸多掣肘現時的香港面臨輕型電動汽車普及的各種挑戰（例如購買成本、路面擁堵和充電障礙）。面對私家車轉型，特區政府在2018年出台了針對存量燃油私家車的「一換一」減稅計劃（One-for-One Replacement Scheme），提出現有燃油私家車車主將其燃油車置換為純電動車，可享受每車最高28.75萬港幣的首次登記稅優惠。2020年至2022年期間，共有34,445宗個案獲寬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當中32,946宗為「一換一」計劃下的個案。根據世界資源研究院的數據與分析，2022年1月到6月，香港純電動私家車在新註冊私家車中佔比（簡稱「市場滲透率」）達38%，超過內地同期19%純電動乘用車（包括私家車、出租車和網約車）的市場滲透率。但「一換一」計劃將於明年3月底結束，政府是否將進一步優化並延續第二輪，亦或出台替代方案，市民尚未得知。香港私家車的電動化水平正在提速。看回公共交通工具，雖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023-2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為的士業界提供百分百擔保的貸款計劃 (即「純電動的士貸款計劃」)，以鼓勵的士車主將石油氣、汽油或混能的士替換為純電動的士，但與私家車電動化水平對比，香港引進電動的士的步伐處於「龜速」。截至今年4月底，全港僅5輛純電動的士，佔全數18,163輛的士比例少於1%。政府所期望2027年底投入約3,000輛電動的士的目標似乎遙不可及。當然，要推動電動的士的廣泛應用，除了透過「純電動的士貸款計劃」便利的士車主取得貸款外，其他的配套設施也十分重要。香港的士幾乎全天候運作，每天需運行超過20小時及約500公里，一個遍布全港的快速充電網絡是推動的士業界轉用電動的士最關鍵的一環。如在充電網絡不成熟的情況下推出電動的士，的士車主在購買電車後就要面對「有車沒電」的問題。相信只有相關機構和政府積極配合，同步充電裝置與電車數量的增長速度才能實現電動的士的普及化。政府目前正在積極籌建支援電動的士試驗和運作的快速充電網絡，並已聘請承辦商在大嶼山及西貢區，分階段興建不少於10個快速充電器。事實上，大嶼山與西貢作為較偏遠地區，電動的士單是駕駛進出已消耗大約20%的電力，如果只是興建最少10個完全無法滿足全港電動的士普及化後充電的需求，更別說如果是全民電車的情況。建議政府將現時的油站完善成為油站電站一體化，做到一地多用。此外，知悉政府正在全港各區物色合適的位置設置的士專用快速充電器，同時與相關電力公司商討，在一些變電站外的路邊適當位置以及利用現有商業營運的快速充電器便利電動的士充電。電車充電時間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包括電池容量、插頭制式、充電站標準等，不過快速充電（以下簡稱「快充」）的充電速度普遍都會比中等充電（以下簡稱「中充」）和標準充電快數倍，以電池容量75kWh為模板，由20%充至80%電量為例（圖1）： 展開來說，現時香港各大地產商旗下的商場覆蓋港島、九龍、新界，而商場的停車場也提供了大量停車位（圖2）。為了有效推動電動的士的廣泛應用，首先需要建立一個廣泛且高效的快速充電網絡。目前各大商場的充電停車位（已包含了所有類別的充電裝置）對比時租的普通車位比例明顯較少，各大商場的普通停車位總數為11,299個，充電車位的總數約為267個，充電車位僅佔總數的2.3%，其百分比中已包括了所有類型的中充與快充裝置，快充裝置的落後情況可見一斑。而截至2021年11月，香港領牌私家電動車數目已達26,260輛，在政府銳意實現零碳排放的願景下，其增長勢頭料將持續。可以預料的是，電動車與充電點的供需關係將會嚴重失衡，並且更會引發電動私家車與電動的士之間的車位競爭，成為推廣電動的士計劃的重要阻礙因素。  香港應多管齊下解決電動車充電難問題對此，特區政府應與各大地產商以及兩大電力公司攜手合作，加快充電車位建設。同時加大充電電力，包括AC 快充（22kW）、DC 快充（50kW）及DC 快充（120kW）裝置。首先商場的充電樁數量應向運輸處現有登記電車和現有登記車輛比例看齊。電動車現時佔全港已登記私家車總數的4%，那麼各大商場電車停車位應該相應增加，從現時2.3%的267個電車車位增加至最少4%的464個車位。但是，就政府計劃2027年達到3,000輛電動的士的目標來看，464個停車位遠遠不夠。建議預先計劃安裝相應數量，以應對未來私家與的士電車增加的速度，如在商場（圖2）內增設總停車位50%的充電車位，達到5,783個充電位，那麼屆時對於3,000輛目標電車的士來說算是充裕，司機們行駛去不同地區的不同商場選擇也更多。政府可先增設50%的充電停車位，屆時到2027年需再次預算新一輪充電停車位的需求與供應。其次，現時商場內中充與快充的具體裝置數量通常是3:1，可謂合理比例。展開來說，快充的電壓要求較高，在商場內擁有過多高電壓充電位並非易事，雖然電車的士對於快速充電的需求更高，但對比私家電車，它的數量也相對較少。從現在至2027年，政府可循序漸進地對中快充停車位的比例做出調整。如果得到兩大電力公司的配合，各大商場可增加快充位，在深夜12點至早晨6點期間提供給全港的士，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充電。同時，政府應設立統一的車牌識別系統，識別已註冊的的士車牌，對於不同充電設備分別收費，並設立封頂收費，引導的士司機在人流量和車流量都較少的期間內完成快速充電。此策略的好處在多方面得以體現。首先，它能進一步推動電動的士的使用，減少碳排放，為改善香港的空氣質量做出貢獻。其次，它能更有效地利用城市的資源。深夜時段是電力需求的低谷時期，如果能夠錯峰用電，便能更高效地利用電力。同時，此策略也能活化深夜時段的商業停車場，使其能不斷發揮它的價值。此舉能最大化業界持份者的利益，對於的士公司及司機、電力公司、地產商以及政府都是多贏的局面。因此，政府應快馬加鞭與業界各方達成共識，加速積極採取各項措施拓展電動的士的快速充電網絡。香港在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的地位，使其有機會率先引導未來的城市運輸趨勢。回看挪威和荷蘭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在公共停車場提供充電站，並實行免費停車、免費充電等激勵政策。期待香港也能透過學習這些成功的案例，找到其自身的最佳解決方案。譬如提供一些激勵措施，包括稅收減免或者補貼，以鼓勵地產商和電力公司參與。同時，政府也應提供相應的支持和補貼以降低的士司機轉換為電動車的成本（如車價、充電電費、充電期間的停車場費、提供充足和完善的充電設備等）。透過這些的策略，香港不僅可以減少碳排放，改善空氣質量，更可以為電動車的普及開闢新的道路，展現出香港作為一個具有遠見及負責任的全球城市的形象。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龐中英 I 四川大學世界經濟專業文科講席教授 全球化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誕生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當前，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關於全球化是否終結的激烈辯論，參加者對全球化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本文通過重提全球化概念的起源，以更加嚴謹的科學研究角度探討全球化概念的誕生、發展階段和未來方向。今天即使有人認為全球化已經終結，但是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卻在繼續。21世紀仍將是全球化的時代，不過未來的全球化仍將是局部的。 一、全球化概念的誕生及其歷史意義 廣義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部門是最早認識到「全球化現象」並建議企業（公司）等機構以及廣大的個人通過採取全球化策略或者政策來回應全球化。各類國際行為體，尤其是具有跨國能力的市場力量和技術力量早已塑造出了一種巨大的世界範圍的全球化存在。但長期以來，在概念上，人們沒有把這種存在稱作全球化。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是劃時代的偉大發現。因為全球化概念誕生後，大批企業、行業、部門以及一些國家的政府，依據全球化而在世界上發展，並更加主動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機會。本文認為，全球化概念誕生前後的全球化是有區別的。2023年是萊維特（Theodore Levitt）提出全球化概念第40周年。全球化概念預示了世界翻天覆地的巨變。40年來，沒有哪個概念比全球化概念更重要更普及，全球化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概念，全球化一詞濃縮了代表了「我們時代」最重要的變化。40年前，萊維特在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任教並擔任《哈佛商務評論》主編。他的學術主攻方向是市場營銷學。萊維特的市場營銷學，包括了在國際市場（當時沒有全球市場一詞）的營銷。哈佛大學商學院那時把市場營銷學推到了極致，而萊維特則是哈佛營銷學的領袖。他被譽為「現代營銷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成名作包括《營銷短視症》（Marketing Myopia，1960）。1983年，萊維特在《哈佛商務評論》發表了他的《全球化的市場》（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一文。萊維特說的「市場」是複數的市場。這意味著他不僅考慮美國市場和其他國家市場，而且要考慮全球市場。這篇文章讓萊維特更加成功。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從市場營銷學的角度提出的全球化一詞不脛而走，很快被各個學科、各行各業討論。在萊維特提出全球化概念第20年的2003年5月，為了「向萊維特致謝」，哈佛商學院舉辦了「全球化市場論壇」。那場空前的論壇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講者。不過，抱病多年的萊維特已經無力參加那場研討會，並於2006年6月病逝。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意味著歷史上和現實中存在的全球化終於被人們發現了。因為全球化，不少人的世界觀逐步發生了顛覆性、轉型性的改變或者不得不改變。這就如同歷史上任何偉大概念發揮的作用。全球化概念提出後，越來越多的公司企業，不管他們的母國是哪個國家，根植全球化、轉向「全球公司」成為流行。鑄造了全球化概念，萊維特的世界貢獻如同「發現了新大陸」。關於全球化一詞的起源，在學界辯論多年，但大多權威均承認萊維特是第一個鑄造全球化概念的人。關於這一點，可見於許多關於全球化的研究文獻，如《大英百科全書》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詞條。全球化概念也高度全球化了，40年來，各國學術界均引進和爭論全球化。在國際關係學界，全球化概念誕生前，不少學者更看重的是「相互依存」或者「相互依賴」的概念。筆者認為，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頑固持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現在，相互依存與全球化並存，全球化居然沒有取代相互依存。這反映了國際關係這個學科與全球化的複雜關係。相互依存有助於全球化進入國際關係學科，與此同時，國際關係學科又本能地抵制全球化。不過，國際關係學科終歸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響，國際關係學或者世界政治研究被全球化了。需要指出的是，萊維特等人雖然鑄造了全球化概念，但其關於全球化的定義局限於當時的市場營銷。萊維特之後，「全球化的定義問題」繼續存在。今天，世界上有著形形色色的全球化定義。不同的人、不同的機構和不同的政府處在不同的位置對全球化概念有著不同的定義。 二、全球化的重要性：全球化在世界運行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 今天的世界，那些反對全球化的人，不管其高低貴賤，其實也是多少意識到全球化的系統重要性，儘管他們過分強調全球化的挑戰性，把人們不幸（如失業等）的原因簡單地歸咎於全球化，甚至錯誤地把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或者「新資本主義」等掛鉤。他們滿以為「反全球化」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或者反對當代資本主義。反對全球化者也許有所不知的是，全球化正是創造了包括反對者在內的全球發展、全球財富、全球安全、全球文明的主要力量之一。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日益形成的社會科學新學科體系全球化研究中，經濟史學家對全球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個個重要突破。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張維迎在《市場的邏輯》概括地引用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德隆（J. Bradford Delong）關於人類歷史上只有「20世紀才發生的財富大爆炸」：「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萬年間，人類花了99.4%的時間，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達到了90國際元（按照1990年國際購買力核定的一個財富度量單位）。然後，又花了0.59%的時間，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達到180國際元；從1750年開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時間內，世界人均GDP增加了37倍，達到6,600國際元。換句話說，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裡創造的。」 6月29日，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落下帷幕。本屆論壇將「全球背景下的中國」設為核心議題之一，展現出中國與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般的緊密聯繫。圖為6月28日在天津梅江會展中心拍攝的「2040年的生活」對話會現場（圖：新華社） 張維迎提到的這位德隆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長。德隆認為全球化的歷史超過百年，但不會超過200年。他認為，應該從1870年（當時中國處於晚清時期）考慮全球化歷史，到今天，全球化大概也就是過去150年左右的時間發生和出現的現象或者現實。150年相當於一個「長的20世紀」（The Long 20th Century）。德隆的研究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採取了「長的20世紀」的宏觀歷史研究方法。曾有不少學術大家採用這一時間框架。德隆的「長的20世紀」與英國已故著名全球史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短的20世紀」（The Short 20th Century）不同，他用了將近20年時間研究這個「長的20世紀」的經濟史。2022年，德隆《延長了烏托邦：20世紀經濟史》一書出版，受到多方關注，包括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報道。二是，他認為「創新」是「長的20世紀」經濟奇跡的根源。在《延長了的烏托邦》新著中，德隆從「創新」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長的20世紀」之前所未有的創造世界經濟奇跡的三大原因之一，另外兩大因素德隆認為是現代企業和科研實驗室。德隆的研究是令人震驚的發現。全球化存在的長期性和持續性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那些以為全球化是脆弱的，其壞處可以通過政府的政策被「去除」或者「終結」的人沒有像德隆那樣研究全球化史，把全球化想簡單了。事實上，在「長的20世紀」，全球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持續近半個世紀的蘇美冷戰的大沖擊而九死一生。所以，對於各經濟體和企業來說，全球化的收縮，或者主動「去全球化」，抗拒全球化，到頭來只能影響全球化的方向和結構，並將付出大混亂、大衰退、大蕭條的代價，但全球化仍然還是不會真正被「去除」。三、作為政府策略或者政府政策的全球化 認識到全球化後，除了公司企業回應和利用全球化外，冷戰結束後一些國家或經濟體也採取了全球化策略。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一個大策略（Grand Strategy）就是全球化。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仍然面對「滯漲」的困境。1979-1990年，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擔任英國首相；1981-1989年，里根（Ronald Reagan）擔任美國總統。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經濟和外交政策完全是全球化的。20世紀80年代，美英兩國經濟逐步走出「滯漲」，開始了新一輪長期增長。冷戰結束後，美國民主黨的克林頓政府，則明確以全球化為美國的內外政策。2000年12月，兩屆克林頓政府即將結束，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邀請克林頓夫婦到英國進行告別訪問。克林頓和布萊爾在演講中告訴在華威大學的英國聽眾，他們峰會討論的主題不是別的，而是全球化及其未來：「全球化就是（各國）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世界的一體化和相互依存正在加強。而布萊爾則與克林頓一同強調，要走「基於全球化的第三條道路」，以便讓全球經濟更具人性，使世界上大多數人從全球化中獲益。總的看，克林頓與布萊爾在華威大學的共同演講，是為冷戰後的全球化舉辦的「合唱會」。布萊爾稱讚克林頓是一位「全球化總統」（President Globalization）。四、從「局部全球化」到「超級全球化」再從「超級全球化」回歸「局部全球化」1983年以後的全球化，尤其是作為英美政策的全球化，可能是冷戰加速走向「終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上文提到的克林頓英國告別行，他不得不承認全球化遇到了大的挑戰。克林頓經歷了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級會議期間發生的首次大規模的全球「反全球化」示威。但是，在克林頓時期，全球化總體順利進展。2008-2010年，在美國和歐盟等地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美國人和歐洲人對金融危機見得太多了。但是2008-2010年的金融危機則讓他們大出所料，是冠名「全球」的第一場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後，在美國經濟學界，為了深入理解全球化到底為什麼發生危機，有學者制造了一個「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概念，認為冷戰後的全球化走過了頭。發明「超級全球化」的和使用「超級全球化」的，言外之意是全球化「見頂」。羅德里克（Dani Rodrik）是經濟學家，但不是經濟史學家。他的「超級全球化」概念大體上屬於作為策略或者政策的全球化範疇。他提出的「全球化悖論」主要建立在「超級全球化」上，批評有的國家，如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屆政府推行了過度全球化的政策，加劇了「全球化的悖論」，反而導致全球化走不下去了。但我認為，羅德里克的全球化概念是有問題的。他把全球化本身和以全球化為名的政策，即支持或者促進全球化的政策混為一談。不幸的是，「全球化的悖論」現在成為「去全球化」的一個主要理論依據。羅德里克本人也成為「全球化終結」的一個代表人物。不過，必須肯定，羅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論」也是一個偉大的學術貢獻。羅德里克看到是基於美國經驗在美國存在的「全球化的悖論」，世界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全球化還有很多的「全球化的悖論」，他並沒有研究其他「全球化的悖論」，更沒有研究一般的「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這個過程從一開始就是在悖論中進行的。19世紀和20世紀的全球化，儘管那時沒有全球化的概念，但也是充滿悖論的。21世紀的全球化，全球化繼續存在悖論。「全球化的悖論」到底如何解決？「去全球化」並不是解決「全球化悖論」的辦法。解決「全球化的悖論」的根本方案恰恰是進一步的全球化。英國《金融時報》主筆、著名評論家沃爾夫（Martin Wolf）早在21世紀剛開始時就認為，全球化不是過度了，而是全球化遠遠不夠。「Globalization」一詞來到中國後，學術界先是把該詞翻譯為「環球化」，後來統一譯為「全球化」。全球化的翻譯之所以很有「中國特色」，是因為打上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全」字烙印。「全」使「Globalization」一詞在中國達到了「超級」程度。也就是說，全球化在字面上，幾乎與羅德里克的「Hyper-Globalization」是一樣的。世界的全球化從來都是局部的，並不那麼「全」。今天，在很多國家，如美國，「超級全球化」如果不是誇大其詞，也早已結束，而全世界既不存在「超級全球化」，也沒有發生「全球化的終結」，世界仍然是「局部全球化的世界」。由於在美國和歐洲推行「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去風險」（De-Risking），由於各種相互排斥的「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局部全球化」的常態全球化又回來了。 結論 全球化概念誕生40年的時刻是反思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機會。觀念、思想和理論的力量是很大的。由於有了全球化概念，過去40年，全球化不同於以往上百年的全球化。如果把19世紀算作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具體年份在經濟史和國際史等學科有很大爭議），20世紀的全球化可以為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因為萊維特等在概念上發現了全球化，1983年是全球化歷史上的轉折點或者分水嶺。在全球化的第三階段，獲得了全球化概念的人們（包括非政府和政府兩大機構）對全球化的影響是不同於以往的全球化階段的，全球化曾在冷戰後到達了「超級」的程度——全球經濟、全球社會等現象的產生，從而加劇了各種「全球化的悖論」，使全球化發生了大危機。目前，全球化已經歷史性地退縮或者放慢，但全球化並未終結。21世紀仍然將是全球化的時代，但不同於19世紀也不同於20世紀的全球化，21世紀將是全球化的第四階段。21世紀的全球化，參加、塑造、形成全球化的各種行為體，其全球化概念有著21世紀的特徵，更加多元、更加複合。這裡順便指出的是，在中國，人們往往把全球化與國際化混為一談。這種混同並不恰當。全球化不同於國際化，不僅是對國際化的超越和改變。有些事情，比如，「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全球化」是不同的。目前，中國仍然使用「人民幣國際化」而不是「人民幣全球化」。在經濟學裡，「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全球化」代表了兩大不同的世界經濟中的人民幣學派。「人民幣全球化」顯然要使人民幣成為一種全球貨幣。這是國際化與全球化顯著不同的一個重要例子。隨著全球化時代不斷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人民幣的最佳目標是成為全球的貨幣，「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要調整為「人民幣全球化」。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劉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關於世界格局的演變存在著「單極世界」、「兩極世界」和「多極化」的爭論，但用「準兩極化世界」形容當前的世界格局更為恰當。美國妄想以單邊主義拉攏其盟國及中國的周邊國家遏制中國，維護美國「一極」的地位，但成效甚微。美式的霸權主義和價值觀盡失人心。但中美「準兩極」的關係未來仍將緊密相連，「脫鈎」難以成真。中國以發展成果共享的姿態贏得了「全球南方」國家的信任，中國在全球特別是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會超越美國「一極」。在中美「準兩極」鬥爭的背景下，香港應發揮好橋樑作用，融入國際發展大局，協助國家擴大中國「一極」的龐大經貿和文化交流網絡。 用「準兩極化世界」來形容當前世界格局較為恰當 究竟當今世界是不是一個以中國和美國為兩極的「兩極世界」（Bipolar World），各國的觀察家們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中國政府的立場是，當前的世界是一個愈趨「多極化」的世界而非「兩極世界」。北京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則斷言「兩極世界」已經來臨。美國智庫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主席克里夫·庫普坎（Cliff Kupchan）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 Doyle）也認同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兩極世界」。那些認為當前世界是「兩極世界」的人通常也同時會認為以中美較量為主軸的「新冷戰」或「冷戰2.0」已經爆發。不過，不少美國專家和學者認為目前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只是一個「區域性大國」，其綜合國力仍難與美國比肩，所以當前的世界應該還是「單極世界」（Unipolar World）。然而，這些人判斷，在「單極世界」中，由於中國銳意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所以「新冷戰」其實已經展開。總體來說，認同世界步入「兩極化」的人比較多。在美國，政治立場極右和極端反華的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便剛剛發表了一份題為《贏得新冷戰：對抗中國的計劃》（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的研究報告，並提出大量旨在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的具體措施。平情而論，與冷戰時期以美國和蘇聯為兩極的「兩極世界」的情況相比，今天的世界很難被形容為「兩極世界」或世界已經陷入過去的「冷戰」狀態。在冷戰時期，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各自有大批軍事同盟國，彼此在經濟、金融、貿易、社會和文化上聯繫極少，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對立的情況非常嚴重，獨立於美蘇兩大陣營的國家為數不多，而兩大陣營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策動的「代理人」戰爭則從不間斷。今天，中美關係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差別甚大。在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中存在著以「北約」為主和其他美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為輔締結的各式軍事同盟，但中國沒有與任何國家簽署軍事同盟協定。中美之間在金融、貿易、社會和文化上的聯繫相當密切。儘管美國不斷以「民主」和「威權」的對抗來形容美中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並揚言戰爭的結果關係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但與以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比較，「民主」和「威權」的衝突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強度、寬度和深度則明顯「相形見拙」。更為重要的是，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遊離於中美「兩極」之外，與中國和美國都保持來往，沒有也不願意與中國或美國建立同盟關係。迄今為止，中美之間尚未發生過「代理人」戰爭，當然現在還不能夠肯定美國將來會否利用台灣對中國發動「代理人」戰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托馬斯·J·克里斯滕森（Thomas J·Christensen）相信中美之間的「新冷戰」不可能出現。他指出：「美中戰略競爭是真實存在的，也存在危險，但它缺乏美國與蘇聯及其盟國的冷戰中三個基本且相互關聯的要素：美國和中國沒有捲入旨在爭奪第三方歸心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當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會也不可能輕易地劃分為截然不同的經濟集團；美國和中國並沒有各自領導對立的聯盟體系，例如二十世紀中葉在韓國和越南進行血腥代理戰爭並在柏林和古巴等地製造核危機的聯盟體系。」誠然，美國鍥而不捨地渲染美中衝突是一場關係到全人類前途命運的「民主與威權」（Democracy vs. Autocracy）之戰，目的是要把中美大國之爭上升到信仰或道德層次，試圖在國內爭取美國人民的支持和在國外糾集更多的國家站在美國一方，尤其是支持美國的對華、對台和對俄政策。可是，美國的圖謀並沒有得逞，就連西方民衆對「二元對立論述」（Manichean Narrative）也不以為然。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2023年4月對歐盟11個國家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歐洲人希望在潛在的中美衝突中保持中立，也不願意規避來自中國的風險。他們不認為中國是挑戰並且是想要破壞歐洲的力量，也不相信拜登政府推動的「民主與獨裁」對立框架。調查發現，幾乎每個國家的普遍觀點都是，歐洲與中國在貿易和投資關係上的風險和收益是平衡的。歐洲與美國的親密關係並不意味著它願意在台灣問題上會支持美國對抗中國。從當前和未來的國際關係的變化來看，在未來的一段日子中，用「準兩極化世界」（Quasi-Bipolar World）來形容當前世界格局應該較為恰當。在「準兩極化世界」中，美國的「一極」是以美國為核心，包括「北約」和美在亞洲軍事同盟國在內的政治經濟軍事集團，雖然參與國家的數量不多，但並不妨礙美國經常將「一極」當作整個「國際社會」來說事。無疑，近年來美國積極拉攏一些中國周邊國家來抗衡中國，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但成效有限。與此同時，儘管美國利用俄烏衝突短暫強化了其與軍事盟友的關係，但美國與盟友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缺乏共識。美國一些單方面行動比如保護主義、關稅政策、貨幣政策、工業政策和補貼政策又經常損害或犧牲盟友的安全和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除了為盟友提供並非百分百牢靠的「安全保證」外，它真正能夠提供盟友的經濟和實際利益的能力非常低，反而美國的「單邊主義」更不時侵蝕盟友的利益，原因是美國和其盟友在不少領域存在競爭。例如，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美國不斷減少對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美國國會和工會對開放美國市場的激烈反對等。這些因素都使得美國不可能憑藉「讓利」來穩住盟友或爭取更多合作夥伴。西華盛頓大學客座教授愛德華·奧爾登（Edward Alden）坦言：「拜登政府正在追求兩個目標，雖然它們並不相互排斥，卻存在著緊張關係。拜登希望建立更具彈性的全球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不過這需要多元化的貿易。同時還試圖吸引投資和製造業就業機會回流美國，但這會損害盟友和夥伴的利益。迄今為止，制定一項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的貿易政策仍難以實現。」他還表示：「華盛頓現在主導的鬆散磋商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和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確實包括有關更高勞工和環境標準的討論。 但在這些談判中，拜登政府拒絕了所有進一步開放美國市場的呼籲，這等於要求這些國家在得不到任何獎勵措施的情況下承諾遵守更嚴格的義務。」而且，「美國工會仍然堅決反對恢復任何傳統貿易談判」。儘管美國對華政策充滿敵意並無所不用其極遏制和打擊中國，但許多美國的盟友，比如德國、法國、希臘和匈牙利，仍然希望與中國保持緊密經貿關係，更不願意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交惡或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儘管美國經常吹噓可以依靠一個強大的盟友集團來對付和遏制中國，但實際上這個「集團」在出現中美戰爭時並不團結和可靠。近年來，美國的一些盟友正在力圖減少對美國的安全倚賴並爭取更大的戰略自主。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主任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預料，儘管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似乎強化了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關係，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搖擺蹉跎，加上美國與中國在國力上差距的不斷縮窄，讓德國和日本感覺到不能過度依靠美國的安全保證，因而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和與更多其他國家在安全事務上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多年來不斷強調法國乃至歐洲都應該擺脫美國的羈絆，爭取更大的戰略自主，包括組建歐洲的軍隊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種種現象顯示，儘管美國還在領導著一個貌似強大的軍事同盟，但其力量和可靠性不宜被過分高估。由於美國缺乏信心和能力組建一個強大和團結的、由美國領導和控制的軍事「集團」，所以由美國發動的中美戰爭出現的可能性並不高。與美國相比，中國的情況則大為不同。中國與很多國家建立了各種主要在於推動經濟、貿易、文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沒有與任何國家締結軍事同盟。當然，如果中美真的爆發戰爭，則表面上作為一個軍事「集團」領袖的美國會處於軍事優勢。鑒於中美爆發全面戰爭的概率不高，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美較量的戰場集中在經濟、科技、文化和外交等領域。在非軍事領域，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與各國締結衆多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中東各國之間（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等）的斡旋與勸和促談工作、強化與中亞各國的關係、對聯合國的工作特別是維和行動的支持、大量對外援助和參與海外建設等工作，中國已經獲得了為數衆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作為「世界工廠」、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中國比美國與世界各國有著更密切的經貿聯繫。毫不誇張的說，今天中國的朋友和夥伴遍布全球。展望將來，中國在所謂「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朋友和夥伴會不斷增加。隨著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組織的成員不斷增加，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中國及其合作夥伴的經濟總量會逐漸超越美國主導的七國集團（G7）的經濟總量。這意味著在與美國的「反遏制」鬥爭中，中國「一極」在經濟和外交層面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和優勢。中國在全球特別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將會超越美國這「一極」。「準兩極化世界」中美聯繫依然緊密 在今天的「準兩極化世界」中，儘管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全方位遏制，但美國及其盟友在經濟、貿易和金融上與中國的關係仍然非常密切。在超過半個世紀的貿易、生產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及其部分盟友正在不斷對中國施加各種遏制和封鎖、盡量減少對中國工業產品和原材料的依賴、削減在中國的投資，而中國則以減少購買美國國庫債券和限制關鍵礦物出口等手段作出反制。即便如此，雙方經貿往來仍然是十分頻密，而且難以割斷。美國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當前美國和中國陷入了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導致它們在被認為對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的領域脫鈎。這些領域包括越來越多的「戰略」部門，從半導體等軍民兩用技術到可再生能源，再到社交媒體和其他信息產業。但這種部分的脫鈎只能走這麼遠，因為美國和中國經濟如此相互依存，完全脫鈎對兩國和世界都是毀滅性的。儘管存在緊張局勢、貿易戰和大流行病的破壞，中美雙邊貿易仍在持續增長，中美之間的投資也保持強勁。儘管西方企業比過去更擔心在中國投資的風險，但他們幾乎沒有退縮的跡象。也就是說，雖然美國把「脫鈎」說的震天價響，一些經貿領域也受到波及，但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繫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會保持相當程度的密切。歐盟、日本和韓國等國更明確表明它們不會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鈎」。美國國家情報大學研究人員喬希·科貝爾（Josh Kerbel）認為，即便美中關係不斷變化，但不要稱之為「脫鈎」。他表示：「儘管美國企業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從中國回流工作崗位，但許多其他直接的相互依賴關係將持續下去。中國仍然是美國農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預計這種情況也將持續下去。美國和中國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網絡中，相互依存的關係雖不那麼直接，但同樣強韌。這些相互依存的關係是過去三十年來物理（交通）和虛擬（信息）網絡爆炸性增長的結果，它們使得任何一個國家幾乎不可能真正斷開或切斷與對方的聯繫。」「全球南方」國家不願意完全倒向任何「一極」更為矚目和關鍵的是，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主要是「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那些越來越強大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都不願意完全倒向美國或中國當中的任何「一極」。它們根本上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從「趨利避害」角度，力求維護自身的戰略自主和政治中立，並致力通過與中國和美西方建立帶有濃厚功利主義性質的「交易性關係」（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s），來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和謀取本國最大的利益。俄烏衝突爆發後，這些國家把這場戰爭視為西方世界的內部事務，沒有如美西方般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個別國家甚至趁機強化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當然，這些國家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並不穩定，而且有著「良禽擇木而棲」的姿態，因此它們成為了中美都有機會羅致的對象。當前和日後，中美兩國都會努力拉攏「全球南方」國家。長遠而言，在爭取「全球南方」上，中國會比美國更具優勢。歷史上，絕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都如中國般飽受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不公平貿易的蹂躪。過去和現在，白種人的種族歧視、優越感、自私自利和自以為等問題都是阻礙美西方與「全球南方」建立感情紐帶的絆腳石。歷史上，中國與「全球南方」都是美西方霸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受害者，彼此之間有著高度的同理心，也較為容易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關係。過去幾十年，美西方的霸淩行徑和自私自利的行為徹底暴露了它們的僞善、雙標和粗暴，讓「全球南方」極為反感。事實上，冷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其短暫的「一極片刻」（Unipolar Moment）肆意軍事入侵別國、在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和「政權變更」（Regime Change）和強迫部分國家採納西方價值觀、制度和發展模式，為不少國家的民衆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和痛苦。近年來，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乃至西方世界的前景，備受「全球南方」的質疑，而其能夠為「全球南方」提供的發展機遇和援助又越來越少，但侵蝕和損害「全球南方」利益的實例不斷增加。總而言之，「全球南方」希望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儘快結束，並期待「多極世界」儘快來臨，讓世界各國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擘畫自己的前途和擁有更多發展模式和經驗的選擇。《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語帶嘲諷地說：「『俄烏』戰爭凸顯了一個更廣泛的現象：發展中國家中許多強大的國家越來越反西方和反美。」 「隨著這些國家經濟變得強大、政治穩定、文化自豪，他們也變得更加民族主義，而他們的民族主義往往是與主導國際體系的國家（即西方）相對立的。其中許多國家曾經被西方國家殖民過，因此他們對西方將他們納入聯盟或集團的努力保持著本能的厭惡。」他引述俄羅斯專家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的論點，指出造成這種不信任的另一個因素，是當這些國家在聽到美國聲稱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時並不相信美國，反而認為華盛頓充滿了「傲慢和虛偽」。相反，中國的發展模式、經驗和成就越來越對「全球南方」有吸引力，而中國比美西方更願意與「全球南方」分享發展成果及提供協助。因此，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計劃和機構的不斷擴大和更多國家的加入，中國在「全球南方」所獲得的認同和支持將會越來越多。中國所領導的「一極」比美國所領導的「一極」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資源、投資機會、發展機遇和道德說服力。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就中美關係和國際事務交換了意見。從左至右為周恩來、唐聞生、毛澤東、尼克松、基辛格、洛德和王海容（資料圖片） 馬克·倫納德慨嘆道：「中國和美國一致認為，冷戰後的秩序結束後，他們押注於截然不同的對象。在華盛頓，人們認為大國競爭回歸，需要對作為二戰後秩序核心的聯盟和機構進行改革，而正是這個秩序幫助美國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這一更新後的全球秩序旨在將世界大部分地區納入其中，而中國及其幾個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包括伊朗、朝鮮和俄羅斯——則被孤立在外。但北京相信華盛頓的努力將被證明是徒勞的。在中國戰略家看來，由於其他國家尋求主權和尊重，這與形成冷戰式集團是不相容的，反而會導致一個更加分裂的多極世界，而中國可以為自己在其中取得大國的地位。[……] 對南方國家而言，西方聲稱維護基於規則的秩序缺乏可信度。[……] 在只有朝鮮作為正式盟友的情況下，中國無法贏得同盟之戰。相反，它試圖利用其相對孤立的優勢，利用好中等強國和新興經濟體之間不斷增長的不結盟全球趨勢。[……] 為了利用美國在『全球南方』影響力減弱的機會，中國試圖展示其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與北京認為華盛頓逼迫國家選邊站隊不同的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接觸中把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優先考慮。」今天，美國正在不斷逼迫其他國家靠邊美國，引發了不少國家的怨懟和反彈。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亦有類似看法：「七國集團必須承認自己無法統治世界。」他斷言：「美國的『單極』時刻和七國集團的經濟主導地位都已成為歷史。對於一些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是比七國集團更重要的經濟夥伴。」「七國集團也在與其他國家接觸。他們在日本舉行的會議也邀請了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越南、澳大利亞和韓國。但顯然已有 19 個國家申請加入金磚國家，其中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金磚五國現在似乎正在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全球集團。明顯地，其成員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希望不依賴於美國及其親密盟友的難以捉摸的喜惡，而這些盟友在過去兩個世紀裡統治了世界。畢竟，佔世界人口 10% 的七國集團能夠（或者說應該）繼續稱霸多久？」 香港應發揮在「準兩極」中的中介和橋樑作用 對香港而言，儘管近年來美西方對香港不斷和無情地遏制、抹黑和打擊，但輪廓已經越來越清晰的「準兩極化世界」對香港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可以想象，中美「兩極」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鬥爭將會愈趨熾熱，香港面對來自美西方的政治壓力將會持續增加，這些都對香港的發展不利。然而，鑒於美西方在香港擁有龐大的經貿和金融利益，因此短中期內香港與美西方在經濟領域仍然會維持緊密的關係和合作，盡管沒有十分密切假如中美關係惡化到極其嚴重的地步，則一切皆有可能。長遠而言，隨著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不斷崛起，中國「一極」所代表的、有越來越多國家參與的經貿網絡的體積將會越來越龐大，而其發展前景將會比美國「一極」更為優勝。越來越多的美西方企業和人才將會對中國領導的經貿網絡所提供的各種機遇趨之若鶩，而美西方亦不得不接受必須與中國平起平坐、和平共處，對中國和香港的各種打壓也應該會相應減少。在「準兩極化世界」中，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服務和信息等中心將可以在「兩極」的經貿網絡之間發揮中介和橋樑作用，把中國的「一極」和美國的「一極」聯繫起來，吸引美西方的資本、企業和人才，利用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內地的經貿網絡通道，從而更好地與「全球南方」國家建立緊密的經貿關係。如此一來，香港對世界和平也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當然，要更好掌握「準兩極化世界」為香港帶來的新的發展機遇，香港一方面要必須加速融入國際發展大局，另一方面則與國家一道，努力強化和鞏固其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各種聯繫與合作，並積極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協助國家建構和不斷擴大經貿和文化交流網絡。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宋小莊 | 華南師範大學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需要文化傳承方能源遠流長。本文圍繞習近平主席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的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具體闡釋了五個特性的深刻內涵。香港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承載著五大特性的同時應為傳承中華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 6月1日，習近平主席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2日，他又考察了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察結束後，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歷史研究院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本文結合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闡發對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看法與認識。從學理角度來看，「一國兩制」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地看，中國古代也不是沒有「一國兩制」。漢初「郡國並行」，郡直隸中央，王國由分封的諸王統治。清雍正「改土歸流」，說明在改革之前，明清兩代在少數民族地區曾以土司治理當地。此類制度和政策的差異，也可說類似「一國兩制」。從某種程度來說，中華文明包括古代「一國兩制」文明。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可以適用於香港「一國兩制」，香港「一國兩制」也應可發揮中華文明五個特性的作用，以體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一、香港應當認識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所謂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就是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世界有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除中華文明外，其他三大文明都中斷了。對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原因有不同的探索，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治統道統兼承」說。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也就是說，文明所依託的國家須有治統、道統相傳，而優秀的治統和道統始能傳承。所謂治統傳承，是故土統治者仍屬中華民族，如漢、蒙、滿皆屬之。所謂道統傳承，是本國主流治國及學術文化仍在故土闡揚，如儒、道、法皆屬之。中華大地上的治統雖曾中斷，但道統從未長期中斷。數千年來，外國、外族曾佔領、統治、征服中國，但或被融合，或被推翻。數千年來，外來文化、宗教信仰也曾流布，但無不被吸收和融和。數千年來，儘管戰亂或自然災害頻仍，局部地區和部分人口發生遷徙，但沒有消散。治統、道統，即使有難，有一尚存，則中華文明仍有光復之望。數千年來，尚無其他國家和民族可超越。這種情況，證之於史，無不盡然。但中國近代以來有兩個危亡時段：一是晚清及民國期間被列強入侵。經過鴉片戰爭，英國打敗清政府。列強知道中國不是印度，未可獨吞，十餘個列強聯合侵略、侵吞、掠奪、訛詐、蠶食、瓜分。二是日本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1937年又發動「盧溝橋事變」，妄圖蠶食中國。據1957年出版的《中外舊約章彙編》記載，計有條約、章程等共1,182件，少數是鴉片戰爭前舊約章，多數都發生在這兩個時段，該等條約有相當部分是「不平等條約」。在這兩個時段，中國治統和道統兩者有滅亡之勢。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難。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領導各族人民經歷28年艱難曲折鬥爭，打敗日本侵略者，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建立了新中國。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對不平等條約的審查和廢除制度，廢除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一切特權，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實現國家治統和道統回歸和發展，實現治統和道統的有機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確保中華文明連續性。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正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實現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一個文明如得不到連續，就意味著該等文明所依託的國家亡國了，該等文明所依託的民族滅種了。雖然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150餘年，但中華文明在香港從未發生中斷。香港只有把「一國兩制」貫徹落實好，才能確保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二、香港應當理解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提出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其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李約瑟希望找到原因後，中國可以迎頭趕上。要闡明科學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關係是很不容易的，原因很多。例如：生產基礎、社會需要、社會所處發展階段、政府政策、國家發展戰略和策略、人才培養、教育水準、民族特性、哲學宗教因素、外部條件、科技發明之間的相互影響等。對於「李約瑟之問」，有人還歸咎於科舉考試、官僚制度等。可以說，確定性、不確定性因素甚多。「李約瑟之問」的意義在於，中華文明儘管曾長期居於世界前列，但由於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而大幅落後，因此曾遭受挨罵、挨打的困境。但作為中國人，對本民族文明的創新性應當有信心。現舉大禹治水、邦國都邑文明、單一制大國的創建來說明：《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皆載洪水之害。《通鑒綱目》載帝堯求能平治洪水者，四嶽舉鰥（禹父），帝乃使治之，鰥大興徒役，九年不成。帝舜繼位，乃黜鰥用禹。禹改鰥封堵之策，順水之性，因勢疏導，總成大功。《尚書·禹貢》載其豐功偉績。《史記·五帝本紀》：「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水利工程，其治水思想以疏浚導引為主。這是對治水的創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等亦有記載。西方曾以為，中國沒有古腓尼基人和古希臘人的城邦建設，這是誤解。理由有三：一是龍山文化的考古發現，說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有壕溝所圍村落、有壕溝和城牆所圍城邑，包括距今四千多年在臨汾盆地的帝堯陶唐氏都城的遺址，都比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二是《尚書》等先秦古籍稱中國早期國家為邦國，各邦都有自己的都城，可以媲美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的城邦。三是作為「十三經」之一的先秦古籍《周禮》說明周初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設置，相當於後朝的六部。其中冬官亡佚，代之以《考工記》。《考工記》就是周初（或春秋）都城營國的規劃，其規模遠勝西方城邦。秦朝實行單一制也是對國家結構的創新。目前，不少世界大國採用聯邦制，例如：美國、俄羅斯、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加拿大等，唯有中國例外。儘管單一制有不少優於聯邦制的優點，但治理較難，當今世界仍無任何聯邦制大國進行大規模改制。戰國時期已有部分郡縣的設置。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就面臨國家結構的選擇。《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召開會議，決定分封制、郡縣制汰留。丞相王綰主張「置王」，保留分封制。廷尉李斯卻認為：「周文武所封弟子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置諸侯不便」。秦始皇遂採用郡縣制，中央派出官員治理作為國家行政區劃的郡縣，並統一法律。郡縣制的現代名稱就叫單一制。由秦至清，中國朝代變遷，歷朝基本實行單一制，中國現仍是單一制國家。該體制主要特徵是主權在中央，授權地方或派遣官員治理地方。 中國國家版本館主要承擔國家版本資源規劃協調、典藏展示、研究交流和出版信息服務等職責，是中華版本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交流中心和國家出版信息服務中心，擔負賡續中華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展示大國形象、推動文明對話的重要使命。圖為觀眾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文瀚廳內參觀（圖：新華社） 理解中華文明的創新性，香港需要清楚本身職責：一要在民族復興偉大進程中貢獻香港力量，防範不利於國家安全、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因素。二要認同中國古人有關世界大同的主張，以行動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理念。在歷史上，世界大同的主張也具有創新性。三要在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切實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讓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三、香港應當發揮中華文明統一性的作用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能牢固凝聚的強大韌性，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中華文明具有統一性，統一性前提是國家統一。古代中國的統一思想，始於《春秋》。《公羊傳》載，隱西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東漢何修注：「統者，治也。……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早在春秋時期，史家已在議論中國的統一問題。春秋之所以萌生大一統觀念，是因當時諸侯紛爭，戰火連綿。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在戰國時期，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戰爭帶來破壞和災難，春秋時仁人志士有感於此，故創國家統一學說，拯生民於水火，救國家於危難。國家統一了，才能實現文明和文化的統一。中國古代國家統一學說，是指武力統一。美國的統一理論，也是指武力統一。中國的歷史遠比美國長，發生國家分裂的次數遠比美國多，國家分裂情況也遠比美國複雜。例如：秦滅六國、三國歸晉、南北朝合於隋、五代十國合於宋、清統台等。美國卻因北方廢奴而南方蓄奴起戰端。應當指出，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戰爭有「以戰止戰」的原因，但美國的南北戰爭，卻是蓄奴不蓄奴的緣故。然而，如果按照美國的模式武力統一國家，則可能發生內戰，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歷史表明，任何國家只有在長期國際和平環境和長期國內穩定環境中才能積極從事建設。正如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取得成功，決定於兩個條件。一個是國內條件，就是堅持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還有一個是國際條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環境。」因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既能夠解決台灣問題，又比武力統一國家更有利於國家的發展。美國當然明白，不能反對中國統一，這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然而處於自身最大戰略考量，美國一方面要求中國用和平手段實現國家統一，另一方面卻扶持「台獨」分裂勢力，製造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這是在中美建交後，美國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內涵。早在建國初期，毛澤東致黃炎培的信函中就提到「古人說能戰然後能和」的命題，相反，能和卻未必能戰。在朝鮮戰場上，如果志願軍沒有阻止美軍越界北上的能力，美國是不可能簽訂停戰協定的。鄧小平也明白這個道理，一再叮囑說：「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中國以「一國兩制」保留台灣現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實現祖國統一，這意味著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即使中國統一了，但在涉及法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表現形式，仍未能實現一統。這是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突破傳統國家統一模式，體現並貢獻中國的智慧和方案。但如果台灣當局堅持抗拒「一國兩制」，就不可能排除大陸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台灣人民支持「一國兩制」的比例是很高的，隨著李登輝上台，此後台灣又經歷了兩次民進黨間斷「執政」，「兩國論」、「一邊一國論」、「兩岸互不統屬論」和「台獨」等主張被鼓吹，台灣反對「一國兩制」的力量有所增長。對此，鄧小平是有預見的。他說：「中國最終要統一。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也就是說，他曾寄望於香港「一國兩制」對解決台灣問題發揮正面的、積極的作用。「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證明「一國兩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對台灣有很好的示範意義。四、香港應當發揮中華文明包容性的作用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該包容性是歷史形成的。人們在談到世界古代四大文明時，三大古文明已經消亡，只有中華文明連續下來。英國學者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提到，世界古代有二十多個文明，現存者也只有九個，包括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異於早期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其餘大部分都消亡了。此說法似有含混，例如西方文明、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都過於籠統；西歐大陸那麼多國家，與英美的文明也不同，怎麼都在一個文明系統內黨同伐異？世界上那麼多宗教，怎麼只有三個宗教有文明？但這也說明古代文明是可以被淘汰的。然而，研究中華文明本身是非常有意義的。例如：中華文明本源於漢族，但現在包容到56個民族，沒有太大的民族衝突，這說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西方政治學者稱中華文明為儒家文明，孔子也不過是先秦諸子百家的一員，但先秦諸子不同思想和主張可以兼收並蓄。儒家不是宗教，但中華文明可與道、佛等宗教並存發展。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華民族的包容性體現於四次大民族融合：一是先秦至秦漢。中國的民族以華夏族為主幹，而融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民族，成為更大的民族。二是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戰亂使中國人口發生大遷徙，又融匯了匈奴、鮮卑、氏、羌等民族，成為新的更大的民族。三是隋唐至元末（含宋遼金）。新的更大的中華民族又融匯了契丹、女貞、蒙古等民族，成為更新、更大的中國民族。四是明初至清末。更新、更大的中華民族又融匯了滿、維、回、藏、苗、瑤等民族，構成當今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民族。民族融合使中華民族不斷壯大，對漢族進行征服的蒙古族和滿族，終於也成為中華民族的組成民族。四五千年來，中國人口從不足千萬擴大到14億，華夏族對其他民族的同化、融和超越了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隨著中華民族凝聚擴展，國家疆域不斷擴大，中華文明的凝聚、再凝聚就實現了。只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追求統一的中華民族疆域就會實現較持久的和平，這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力。與可以形成民族（但不能形成國家）的希臘人、與可以形成國家（但不能形成民族）的羅馬人相比，中華民族的特性是他們遙望不及的。志在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的美國民族，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滅絕，更是自歎不如。「一國兩制」涉及不同的社會制度，中華文明也可以包容起來。中華民族的包容性，香港「一國兩制」可以發揮影響力。五、香港應當發揮中華文明和平性的作用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到底何者可以代表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是需要選擇的。從總體上看，消滅了絕對貧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代表。在世界眾多大國或強國的文明中，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華文明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中華文明曾被西方政治學者稱為儒家文明，是有理由的。例如，《論語·顏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人不喜歡強人所難，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但西方文明喜歡這樣做，給世界帶來麻煩和不安。《論語`憲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很容易明白，一般的西方人也是這樣的。但懂得以直報怨，也就是以公道正直態度對待自己怨恨的人不易。孔子的時代是允許血親復仇的，但孔子並不贊成這樣做。這是比其他文明更有人情味和道義感的中華文明精神。中華文明對於戰爭有深刻的理解。《孫子兵法·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種思想是西方兵書難以企及的。面對曠日持久的俄烏衝突，中國極力勸和促談，與一些西方國家拱火逼戰形成鮮明對比，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和平性。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說：「西方國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國國家是向心凝結的。」「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可說已為中國和平文化擺布了一個大局面。」這些論述反映出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涵。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與中華文明「修齊治平」的「絜矩之道」相契合。當今，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發生衝突、一些西方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比較起來，尤其凸顯中華文明和平性。「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說明，儘管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制度不同，但依然能夠實現和平回歸，避免了武力衝突，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復失地都要大動干戈的所謂定勢，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閻小駿 I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國際經濟合作打造了新平台，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力。「一帶一路」倡議的共建國應共同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此過程中，香港可以發揮獨特地位和優勢，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文明交流互鑒等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今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刻。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一帶一路」倡議應運而生。倡議旨在傳承絲綢之路精神，攜手打造開放合作平台，為各國共同發展和繁榮提供新動力。倡議的合作重點在於加強各相關地區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該倡議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並得到了相關國家的積極響應。它將古「絲綢之路」的歷史象征意義與今天的新要求結合起來，既是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實現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的中國方案；也是深化區域合作，加強文明交流互鑒，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中國主張。倡議實施以來，我國統籌謀劃推動高品質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共建「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把基礎設施「硬聯通」作為重要方向，把規則標準「軟聯通」作為重要支撐，把同共建國家人民「心聯通」作為重要基礎，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取得實打實、沉甸甸的成果。目前，我國已同150多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地域上擴展到亞太、歐洲、非洲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開創出了一條「共商、共建、共享」的機遇之路。「一帶一路」倡議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成為當今世界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台。回顧十年來的實踐，我們深刻地感受到，共建「一帶一路」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握住了世界發展大勢，順應了時代潮流和各國共同發展的普遍願望，為國際經濟合作打造了新平台，為世界經濟增長挖掘了新動力，為各國共同繁榮帶來了新機遇。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歷史潮流勢不可當。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面對動蕩變革的世界，合作之路應該怎麽走？這不僅關乎地區人民福祉，也深刻影響世界發展走向。對於這樣的時代之問、歷史之問，中國的答案是明確的。習近平主席先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呼籲各國共同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探索遠親近鄰共同發展的新辦法，開拓造福各國、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2022年9月1日，第七屆「炫彩世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色文化展示活動在 2022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舉行（圖：新華社） 「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中國，屬於世界，致力於把中國發展同各國發展結合起來，把中國夢同沿線各國人民的發展夢想結合起來，是中國與世界攜手高質量發展、實現合作共贏的重要平台。我們相信，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不斷推進，將會有越來越多優質合作項目帶來發展實效、民生實惠，為各國共同繁榮帶來新機遇。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現有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當前，多邊主義、多邊規則、多邊機制受到侵襲，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受到動搖。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自身承擔巨大發展任務的同時，也努力承擔與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國際責任，為解決世界性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2018年，習近平主席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五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要求，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作為中國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繼承創新、主動作為，強調求同存異、兼容並蓄，促進現有國際秩序、國際規則增量改革。「一帶一路」倡議順應了時代發展之需、全球治理變革之要。在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背景下，加強經濟合作、共建開放共贏的多邊全球治理體制，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經濟發展尋找通路，成為跨越歐亞大陸的共同心聲，成為構建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的重要抓手。目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被寫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以及其他區域組織等有關文件中，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共識。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多邊開發機構和合作平台的設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倡導實踐文明交流互鑒「一帶一路」跨越不同區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但它帶來的不是文明沖突，而是各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一帶一路」倡議秉承「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提出「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新文明觀。2014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全面闡述了這一文明觀，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鑒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習近平主席在多個重要場合強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意義。今年 3 月 15 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發表主旨演講時亦表示，「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當今世界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中國方案推動各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共同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中國不遺余力促進世界各國文明開展平等對話、交流互鑒、相互啟迪，以文明交流互鑒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磅礴合力。例如，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開展的歷史古跡保護修復項目，從柬埔寨吳哥古跡周薩神廟一處，擴展到柬埔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尼泊爾、緬甸、蒙古國等6國11處，與「一帶一路」沿線17個國家開展33個聯合考古項目。從解密瑪雅文明，到赴非洲研究人類起源，再到探索古埃及文明……中國考古學者積極參與國際考古交流合作，共促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交流互鑒，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國也與國際社會一道，積極發揮各層級、雙多邊文明對話交流機制平台的作用，加強文明對話和交流，共同探尋全球性挑戰的應對之策。特別是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開闢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路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香港可發揮獨特地位和優勢 香港是共建「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貢獻者，也是受益者。過去十年，香港憑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國家的支持下，積極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商簽合作協議，開展貿易投資合作、服務標準聯通、國際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在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拓展了自身發展空間。未來「一帶一路」建設中，香港仍然大有可為。尤其是隨著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地位的確立與加強，香港在人文交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通、文明交流互鑒等領域可以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長期以來，香港就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形成了特色鮮明的人文積澱。香港可充分利用對外聯繫廣泛的有利條件，積極打造對外交流品牌和工作平台，增強中國故事的感召力和傳播力，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更好促進文明交流合作。香港還可以建設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基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民心相通。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我們相信，一個和平發展的世界應該承載不同形態的文明。共建「一帶一路」，通過文明之間的包容互鑒，以文化溝通心靈，世界定能奏響美美與共的和合之音。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孟樹森 I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一帶一路」倡議致力於打造沿綫國家互信互融的利益命運共同體，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效。中國聯通以數字化、網絡化、智慧化為基礎，提出「數字絲綢之路」方案，助力推動沿綫國家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以數字創新開創「一帶一路」互利共贏、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中國聯通將持續依托自身網絡、資料、技術、使用者等方面優勢，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開創「一帶一路」開放合作新高地、共贏發展的美好未來。 2013年金秋，中國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致力於為沿線國家和地區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對於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繁榮發展具有深遠持久的意義。十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有力推動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實踐者。中國聯通作為世界500強企業以及全球知名通信運營商，高度認同並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為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貢獻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中國聯通以數字化網絡化智慧化鋪設的「數字絲綢之路」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十年，數字化網絡化智慧化已經成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路徑。 中國聯通以數字化網絡化智慧化鋪設的「數字絲綢之路」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十年 ，數字化網絡化智慧化已經成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路徑。圖為中 國聯通（香港）將軍澳智．雲數據中心 中國聯通全面升級「強基固本、守正創新、融合開放」的企業新戰略，奮楫數字經濟主航道，聚焦「大聯接、大計算、大資料、大應用、大安全」五大主責主業，助力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推動「一帶一路」高品質發展。首先，中國聯通打造數字新型基礎設施「硬聯通」，消除「一帶一路」數字「鴻溝」。中國聯通著力建設「健壯、通達、彈性、安全、敏捷」的「數字絲綢之路」。公司統籌規劃全球海底光纜、陸纜、海纜登陸站等設施建設，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網絡聯接能力。目前，公司擁有22個陸纜邊境站，在超過60個海纜系統享有容量。其中，2017年合作建設中緬光纜（CMI），開闢了中國至歐洲、非洲的全新通道。2018年參與建設南大西洋海底光纜（SAIL），是第一條橫跨南大西洋海域、連接非洲和南美洲大陸的洲際直達海纜。2020年至2022年參與投資建設亞洲直達（ADC）海纜以及SEA-H2X海纜項目，實現與亞太直達海纜（APG）補充，滿足了東亞、東盟地區的「大聯接」需求。此外，參與投資建設的亞歐5號（SMW5）與亞非歐1號（AAE-1）海纜，從中國香港至法國馬賽，連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達19個，是「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用全球通信基礎設施的示範項目。同時，中國聯通面向全球用戶提供高品質算力網絡、資料中心和雲網邊一體化服務，為「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奠定良好算力基礎。在中國新疆，中國聯通（新疆）雲資料中心面向「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安全可靠的算力服務；在中國西藏，為有效支撐南亞數位大通道建設，公司建設拉薩通信業務出入口局，提升了面向南亞國家的通信服務品質；同時，公司在東京、新加坡、法蘭克福等海外主要城市，通過資源合作提升算力資源供給能力，為「數字絲綢之路」添加算力之翼。除此以外，中國聯通積極服務中國香港「八大中心」建設，助力香港發揮獨特優勢，展現香港「一帶一路」推動者、受惠者和貢獻者的角色定位。中國聯通（香港）環球中心已成為「一帶一路」資訊基礎設施重要的互聯樞紐之一。同時，為滿足香港創新科技中心建設需求，公司加速融合創新雲計算、5G、人工智慧等數字技術，推動香港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將環球中心升級為中國聯通（香港）創新科技園，在數據中心的基礎上，為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貢獻聯通力量。其次，中國聯通提供一站式優質服務「軟聯通」，為全球千行百業客戶賦能賦值賦智。中國聯通正成為客戶信賴的國際數字化服務價值創造者。在全球市場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公司聚焦工業製造、金融、媒體、交通物流、能源、電商和TMT等重點行業，提供全球一站式的產品與解決方案，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客戶持續創造價值。在東盟，為「中老鐵路」全線提供了的移網覆蓋，重點車站實現5G高速上網；為印尼雅萬高鐵提供了機電服務。在歐洲，為大型製造企業提供了通訊機房的交鑰匙工程，為物流企業提供了智慧倉儲物流、智慧港口等「大應用」服務。在非洲，為超過10,000輛商用車提供車聯網服務，滿足車輛性能監控與安全故障檢測需求。在美洲，為墨西哥工業園區的企業提供了智慧管理與安防服務。在全球，公司面向高端金融客戶，打造了行業領先的金融精品網，為客戶提供高頻寬、硬管道、智慧化的服務。最後，中國聯通促進文化交流的「心聯通」，開創互利共贏、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中國聯通在「硬聯通」和「軟聯通」的基礎上，進一步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心聯通」。公司已在「一帶一路」沿線設置分支機搆17個，通過招聘當地人才，提供當地語系化的就業機會，發揮出全球化人才優勢。新冠疫情防控期間，公司在埃及建設疫苗冷庫WMS（倉儲管理系統）項目，大幅提升疫苗冷鏈儲運能力，為非洲疫情防控作出貢獻。公司在新加坡、泰國、柬埔寨等國家和地區，積極與當地高校、中小學開展文化交流，邀請參觀通信機房及基礎設施，普及全球科學技術知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中國，但機會和成果屬於世界。一路走來，世界各國攜手共建了各國人民奔赴幸福生活的康莊大道；面向未來，中國聯通將堅持「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依託自身網絡、資料、技術、使用者等方面優勢，繼續深化與全球運營商、科技企業、高校開展數碼技術與科技創新合作，與各界朋友集思廣益、凝聚共識，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努力開創「一帶一路」開放合作、共贏發展的美好未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鄭威 I 集友銀行副董事长及行政總裁 「一帶一路」倡議十年成果斐然，各類金融機構與沿綫國家合作不斷加深。集友銀行立足香港，將「華僑基因」與「一帶一路」倡議相融合，特別注重加強與沿綫國家和地區僑團、僑社的聯繫，向華僑和僑企提供更優質的金融服務，努力構築「聚僑胞、拓僑道、建僑制、優僑服、樹僑牌」五大體系，確立了「向南看」的國際化戰略，助力「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發展。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十年以來，「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拉動了近萬億美元投資規模，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為沿綫國家創造42萬個工作崗位，讓近4,000萬人擺脫貧困。中國與沿綫國家的金融合作也取得了很多突破，金融政策合作程度不斷加深，與27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與超過 20個國家建立了雙邊本幣互換安排；多邊合作機制與融資渠道不斷拓寬，成立了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各類金融機構與沿綫國家合作也不斷加深，創新的金融產品不斷涌現，滿足了沿綫國家多樣化、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需求。十年成果斐然，但作為面向21世紀的新型合作機制，十年不過是一個開始。展望下一個十年，新形勢帶來新機遇。特別是早期加入「一帶一路」的東南亞國家，在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的有力支撑下，必將帶來持續的經濟效益，發展的層次也將更為豐富。同時「心聯通」的地位和成果將更加凸顯，與民生相關的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項目和發展合作實踐將日益深入和增多，「小而美」的民生和文化合作項目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新亮點。香港擁有領先的金融服務能力和華僑衆多的市民結構，具備了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為「心聯通」工程作出更大貢獻的天然優勢：一是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綫華僑聚集地構成了千絲萬縷的親情、鄉情、友情的紐帶；二是香港匯集了世界最頂級的金融機構和人才；三是香港是中國與東盟的投資合作樞紐，並將在「一帶一路」合作機制中獲得世界級籌融資平台的功能與角色。香港金融服務的支柱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180多家銀行組成的。不同銀行各有側重，有主打國際貿易的、有聚焦英國和曾經英屬殖民地客戶的、有強于匯兌的、有專精大型項目和對外投資的。但若以服務「小而美」的民生項目，且深入東南亞華僑人心而論，集友銀行是其中特色最為鮮明者。集友銀行的創始人為世界華僑領袖、東南亞著名僑領陳嘉庚先生。1943年創行資金全部來自于僑匯，創行的業務定位和方向如「鼓勵僑資內移」、「扶植僑辦生產事業」、「辦理僑眷儲蓄」等也都與華僑息息相關。創行之初，集友銀行沒有選擇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反而選擇廣東東興和廣西柳州設立辦事處，就是因為太平洋戰爭時期，東興和柳州都是僑匯回國的重要入口。在集友銀行的參與和努力下，僑資內匯以後，轉而經營各項生產事業，成為有益社會的生產資金，穩定了金融市場和社會秩序。 集友銀行由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所倡辦，1943年在福建省永安成立；1945年抗戰勝利後移設廈門；於1947 年7月15日在香港正式開業，成為香 港第39間領有執照的銀行（資料圖片） 抗日戰爭勝利後，集友銀行搬遷到香港，借由深厚的華僑基礎和人脈，成為南洋華僑與中國之間的「超級連絡人」。時至今日，集友銀行將自身的「華僑基因」與「一帶一路」倡議相融合，特別注重加強與沿綫國家和地區僑團、僑社的聯繫，開展多方位服務，助力「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發展。首先，集友銀行長期注重與東南亞華人華僑的文化交融、情感聯絡，共同緬懷先賢事迹、共同培養後輩俊才，為「一帶一路」的「心聯通」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集友銀行每年都會出訪東南亞多個主要國家，拜訪當地主要華人商會、同鄉會、宗親團體等，在當地參觀、支持和舉辦先賢事迹展覽。集友銀行尤其重視華人華僑的後輩培養，近5年來累計資助了東南亞留學生近1,000名（截至2022年6月實際數據為987名）；開展「壯麗七十年 嘉庚精神伴我行」徵文比賽、「嘉庚．印象——留學生眼中的嘉庚先生」攝影比賽等豐富多彩的特色活動；舉辦了多届「國際中學生陳嘉庚常識比賽」，提升了華僑大學生、中學生的民族認同感和自信心，引起海內外社會各界的熱烈反響。同時，集友銀行以特色化的華僑金融服務為紐帶，助力「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金融聯繫更加密切。早期，集友銀行服務漂泊異鄉的華僑，幫助他們把一封封帶著囑託和血汗錢的僑批，送到家中；現在，集友銀行又陪著一個個企業走出去，響應 「一帶一路」倡議，為他們外出闖蕩「保駕護航」。漳州市一家科技公司在向外發展的過程中，缺乏在國外興建基地、採購原料的資金，在集友銀行的支持下，目前該公司已經逐步在香港、泰國、印尼投資設廠。其在泰國已擁有較大規模的工業園區，是福建省「一帶一路」的海外標桿企業，頗受泰國政府重視。深圳一家服務全球芯片和智能硬件生態的技術服務平台公司，在集友銀行的支持下，脚步已經走到美國、意大利、以色列等海外國家。當國內芯片行業遭遇「卡脖子」，該公司獲得多家全球領先芯片原廠的產品授權，代理高端先進芯片，憑藉艱難的運作，在最困難時期力保供貨渠道暢通。今年是集友銀行創辦80周年，在嶄新的發展時期，集友銀行將繼續秉持「專注服務華僑華人、廣泛團結僑胞僑眷」的初心和使命，推進華僑金融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台階。集友銀行將努力構築「聚僑胞、拓僑道、建僑制、優僑服、樹僑牌」五大體系。與此同時，集友銀行確立了「向南看」的國際化戰略，把目光投向當年華僑拼搏奮鬥過的地方，依托多年來在東南亞華僑中積壘的人心和口碑，聯絡和設立當地機構，為華僑和僑企提供更優質的金融服務。 今年是集友銀行創辦80周年，在嶄新的發 展時期，集友銀行將繼續秉持「專注服務 華僑華人、廣泛團結僑胞僑眷」的初心和 使命，推進華僑金融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 台階。圖為位於中環的集友銀行大廈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唐英年 I 全國政協常委、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一帶一路」倡議實踐歷經十載，為國家與世界人民帶來了豐富的發展成果，為全球經濟發展開拓了新篇章。香港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者與推動者，把握好「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發展機遇與香港的成功緊密相連。因此，捋清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中的定位和著力點具有重要意義。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將會是今後的新路徑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從理念到共識，從構思到實踐，正在一步一步地走遠走穩、走深走實，國際影響力也在不斷提升，開啟了國家與全球經濟發展的新篇章。從經濟角度來說，「一帶一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一帶一路」倡議範圍涵蓋東亞、東盟、西亞、南亞、中亞、非洲、中東、中歐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總面積超過600萬平方公里，人口佔全球6成，貿易額佔全球4成，生產總值佔全球1/3。「一帶一路」的核心是建設一個跨國家和跨地域的開放經濟體系。習近平主席自從2013年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就不斷地茁壯成長。發展的道路並不是沒有顛簸的，雖然受到西方國家不斷地攻擊，但是到2022年底，中國已經與150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合作區已經纍計投資近4,000億人民幣，為當地創造超過42萬個就業崗位。此外，中老鐵路、以色列海法爾新港等都是「一帶一路」的重大項目成功例子。歷經十年，國家用行動來證明，「一帶一路」倡議在努力構建經濟發展的新秩序，以達到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將會是今後的新路徑。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建設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帶一路」成為當今世界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台。事實上，這也是國家擴大對外開放、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的現實要求。「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與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緊密相連的，也是推動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布局更加合理的重要舉措。國家需要深化「一帶一路」參與國的朋友圈，來了解這些國家的實際需要和發展的模式，從而升級產業項目和優化要素配置，以此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此外國家還需要提升項目的風險防範機制，要識別風險，有前瞻性預測和更準確評估「一帶一路」項目的風險。資訊是金融業發展的命脈。要有充分的資訊才能做好一個全面評估的投資項目，從而令風險減到最低，回報提到最高。所以國家可以與國際多邊機構和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加強溝通合作，從而掌握更全面、更精確的宏觀情況。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三個著力點 一是推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融資中心。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這也是香港的第一優勢，扮演好「一帶一路」高質量基建項目的融資平台是香港的發展目標。香港在「一帶一路」中，既是參與者，也是推動者。香港作為全球頂尖的資產管理中心，有能力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風險管理產品和專業服務，包括會計、諮詢、項目管理。香港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貿易政策，為國家貿易提供了穩定的環境，也使香港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貿易合作和投資的理想選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可以選擇在香港成立區域總部，開展區域業務，從而令香港協助國家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此外，香港供應鏈管理能力和物流基礎設施非常發達，香港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一個重要的融資中心和物流中心。二是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也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國家正在全力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步伐。「一帶一路」倡議下建立的「六廊六路」基礎建設架構已基本形成。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潛在的基建需求規模每年可以達到約1.1萬億美元。倘若這些基建項目都用人民幣和本幣來交收，並在香港進行交易結算，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更可以進一步加快，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也可以更加鞏固。最近港交所的人民幣交易產品用人民幣來作結算是一個好的開始。希望以後有更多投資產品能夠以人民幣來作結算，令在香港的人民幣能夠多一些流通渠道，從而更加全面、更加透徹地令人民幣走向國際。三是推動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中國的軟實力要想走出去，文化是一個非常好的渠道。利用文化軟實力，令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更深入，從而促進中外文化互融。透過人民的相互了解，透過大家對中國的了解，就能夠把中國故事、香港故事說得更好。同時「一帶一路」是一個多方向的交流渠道，不僅讓中國文化能夠走出去，也能夠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引進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文化來促進人文發展是一個非常好的渠道。希望香港能夠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任務，使文化產業未來能夠成為繼金融業之後香港又一個重要的產業。這是香港能夠扮演的一個角色，也能夠扮演好的一個角色。 推動香港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能夠扮演也能夠扮演好的一個角色。圖為6月22日晚，「紫荊花之夜」端午大型無人機燈光秀活動在香港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舉行 2021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上強調，以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為目標，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這三個目標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希望香港與祖國內地攜手並進，一同開創「一帶一路」下一個十年的美好將來。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林建岳 I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貿發局主席、香港一帶一路總商會理事會主席 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建設節點和首選平台，應從法律、金融、文化等五個方面明確自身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發展方向，這既有助於香港充分發揮其獨特優勢，也為「一帶一路」建設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動力。 十年來，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建設節點和首選平台，在中央的大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各界的共同推動下，締造了不少成果。特別是在資金融通上，「一帶一路」相關經濟體的進出口商，都可透過香港的支付系統進行人民幣貿易結算，並為「一帶一路」的企業和個人提供各種融資、風險管理等服務。香港特區政府自2016年起，每年都會與貿發局合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更成為內地、海外與香港企業對接最國際化和最重要的國際商貿合作平台之一。香港民間商會發揮各自人脈優勢，為企業進軍「一帶一路」市場鋪路搭橋，開拓商機。由一帶一路總商會和國家信息中心合辦的「中企境外熱點項目大數據綜合服務平台」，為用戶提供多維投資關聯資訊分析和指數參考，協助企業投資「一帶一路」市場。十年砥礪奮進，共建「一帶一路」已經進入新階段、新時代。香港需要充分發揮連接祖國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樞紐優勢，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上發揮更大作用。第一、進一步發揮香港普通法優勢，將香港打造成「一帶一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是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這是香港保持與發達國家法治體系、市場體系相銜接的獨一無二的接口。習近平主席在去年「七一」視察香港時的重要講話中，特別肯定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一帶一路」橫跨歐亞非近150個國家和地區，香港可以進一步發揮其普通法優勢，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一帶一路」不同法域市場的法律糾紛。第二、進一步發揮香港金融及專業服務優勢，打造「一帶一路」綜合服務平台。專業服務是香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抓手。香港需要培養更多提供「一帶一路」專業服務的專業人才，整合資源，為「一帶一路」市場提供法律、航運、金融、諮詢等專業服務；同時，香港還要發揮平台角色，聯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積極建設亞洲健康醫療投資平台，大力推動醫療、生命健康、生物科技、科技創新及商業投資等方面的業務，將香港發展成為生物科技股票交易和融資中心。第三、進一步發揮香港國際樞紐作用，講好「一帶一路」故事，推動民心相通。香港商界在全球擁有廣泛的聯繫和網絡，在推動「一帶一路」民心相通上應該發揮更大作用。我認為，工商界可以採用香港團隊模式出訪「一帶一路」主要市場，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與更多國家開展更緊密的交流合作，擴大經貿合作網絡。香港貿發局作為推介香港的重要平台，除了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之外，每年還會舉辦各項國際行業旗艦活動，貿發局將會利用全球50個辦事處的外展活動，全方位推廣香港，講好「一帶一路」故事。中央支持香港打造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應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教育合作，舉辦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展覽，推動香港工商界給青年人創造更多與「一帶一路」國家相關的實習機會，共同構建民心相通之路。第四、進一步發揮民間商會的優勢和網絡，為全球華人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提供多層面支援。香港的民間商會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上具有兩大優勢：一是國際化優勢。多年來香港商會與各國駐港領事、世界各地商會，特別是海外華人工商社團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令香港商會具有廣泛的國際化網絡和聯繫。二是民間商會主要服務於華資企業，並已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全球華資網絡，有力推動華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民間商會可利用自身優勢，通過舉辦海外論壇及考察訪問、提供諮詢、專業指南、資源整合，協助華資企業與國際企業、國際資金連結，尋求合作機會，「揚帆出海」。第五、積極聯手大灣區城市，將商機輻射到「一帶一路」市場。「獨木不成林」，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香港需要依託粵港澳大灣區，聯手大灣區城市，發揮好香港「外循環」的支點角色。大灣區創科企業可以加強合作，跨境出海，進軍「一帶一路」市場。同時，借助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建立的多個境外經貿合作區，由中央給予優惠政策，開放這些經貿合作區給香港企業進入；或由大灣區企業共同合作，建立生產基地和供應鏈，以發揮好香港「外循環」的支點角色，既成就自身，亦貢獻國家。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李思瑞（Ebrahim Hashem） I 阿聯酋阿布扎比執行局主席前戰略顧問 2014年，中國向阿拉伯世界發出共建「一帶一路」的邀請。四年後，雙方懷著對中阿合作美好未來的憧憬，於中阿合作論壇再度相聚。八年後，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在沙特阿拉伯舉行。站在中阿關係提質增速的新起點，中國同阿拉伯夥伴進一步推進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共同創造中阿關係的美好未來。2023年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十年的荏苒歲月，中阿雙方已攜手打造了「點多面廣」的全方位合作格局，在能源基建、產能合作、工程建設方面好上加好，於金融貨幣、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方面方興未艾。 前言 憑藉各項積極的倡議和貢獻，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不斷提高，軟實力亦在不斷提升。過去十年來，中國推出並實施了「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全球發展倡議以及全球文明倡議等多項倡議，表明中國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態為世界作出貢獻，幫助重塑世界新秩序。「一帶一路」倡議是一項開創性的宏偉倡議，對世界許多地區都作出重要貢獻。「一帶一路」倡議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雄心壯志的倡議，其規模約超過二戰後「馬歇爾計劃」的10倍。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提出該倡議時，目的是想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聯通亞洲與歐洲。該倡議在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的關鍵時期提出，向世界彰顯了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願望。當時，有些人對中國及其提出的倡議是否嚴肅認真持懷疑態度，而有些人則對倡議的具體內容感到好奇。在提出該倡議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約820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最具吸引力的優勢是參與國家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涉及基礎設施，且遠不止於此。該倡議將不同民族和地區匯聚在一起，助力實現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鑒、互利共贏，促進和平共處、開放包容。自2017年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已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並擴大到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約150個國家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並加入了該倡議，佔世界人口的70%以上，佔全球經濟體的50%以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已超過1,540億美元，且港口、鐵路、公路、橋樑、機場、水壩及核電站等「一帶一路」項目惠及幾乎全球所有主要大陸的諸多國家。雖然新冠疫情造成許多項目中斷和延遲，但是並未動搖參與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可行性及可持續發展的信心。雖然最初有人聲稱「一帶一路」倡議是「債務陷阱」，並警告稱中國科技公司存在安全風險，但是仍有許多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公開讚揚並歡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如今，隨著透明度的提升及交流溝通的增多，這樣的說法被駁斥為毫無根據的指控，從而進一步增強了中國與「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夥伴之間的互相信任。海灣阿拉伯國家與「一帶一路」倡議 海灣國家熱烈擁護並積極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此外，海灣國家也通過絲路基金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各項「一帶一路」倡議投資工具對該倡議作出財務貢獻。海灣國家認識到該項重大倡議的重要意義，並明白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建立穩固的中阿合作夥伴關係，將對兩國的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中阿人民之間的歷史聯繫、發展模式的相似性及優勢互補將使阿拉伯國家與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雙方均渴望加強正在不斷擴大的「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關係，以在許多其他方面深入合作。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目標完美契合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戰略目標。海灣阿拉伯國家熱切希望促進經濟增長、加強財政收入多元化，擺脫對石油產業的依賴並減少對公共部門的依賴。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海灣阿拉伯國家正在建立物流樞紐和金融中心，發展科技力量及對外開放，以促進貿易發展並提升貿易聯通性。海灣地區的戰略位置以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中心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增添了力量，使海灣地區不僅成為該倡議落地阿拉伯世界的跳板，亦成為其落地非洲和東歐的跳板。2019年4月，阿聯酋副總統、總理、迪拜酋長謝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強調了海灣地區地理位置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性。他表示，「鑒於阿拉伯世界聯通東西方的戰略地位，中阿合作將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倡議。」儘管官方並無明確說明哪些經濟走廊將穿過海灣地區，但海灣地區似乎已被納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各個部分。例如，阿曼深度參與了以海洋為基礎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而沙特阿拉伯預計將同時參與該倡議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海灣阿拉伯國家看到了他們的發展模式與中國發展模式的相似之處，紛紛感到欣慰。由於國有企業在兩個經濟體系中均佔據重要地位，阿拉伯國家認為由國有企業管理「一帶一路」項目具有優勢，這給予了阿拉伯國家官員與中國官員接洽的信心。鑒於「一帶一路」項目已給阿拉伯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秉持合作共贏的原則，他們認為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夥伴可靠且值得信賴。在回顧中阿共同實施的「一帶一路」項目時，不難發現其中大部分項目都是長期戰略性項目。合作夥伴關係的戰略性和合資企業的長期性均表明，雙方都打算加強這種關係並在未來幾十年繼續保持。例如，2018年，中石油在一份為期40年的合同中獲授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兩個海上特許權10%的股份。這樣的夥伴關係是否仍然能夠被認為是屬於「一帶一路」倡議大家庭當中的一部分，則需在「一帶一路」倡議標準的進一步明晰後方能確定。在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馬克圖姆強調了中國和阿聯酋戰略的重要性和一致性。他表示：「阿聯酋是構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夥伴。該倡議框架下的計劃與我們的願景相符。阿聯酋先進的基礎設施、物流能力，以及長期以來作為貿易樞紐的地位，為『一帶一路』倡議增添了動力。我們期待與所有利益相關者合作，確保這個舉世矚目的全球倡議取得成功。」能源項目是中阿「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重要部分。2016年，沙特與中國在位於沙特西部地區的紅海邊組建了延布中石化阿美煉油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延布煉廠）。延布煉廠是沙特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持股62.5%）與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7.5%）共同成立的合資企業。這種合作夥伴關係互惠互利：中國成為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沙特阿美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商。在延布煉廠成立揭牌儀式上，沙特阿美董事長哈立德·法利赫強調，「三大戰略因素將有助於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其一即為沙特阿拉伯願意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作出積極貢獻，由此將加強两國戰略雙贏合作夥伴關係。2019年，迪拜水電局與由沙特阿拉伯的ACWA Power（中東地區最大的電力與海水淡化公司）和絲路基金組成的聯合企業宣布了馬克圖姆太陽能園區第四期的項目。該項目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單點太陽能園區，預計到2030年將生產5,000兆瓦的電力，投資額約為140億美元。2020年，全球最大的公用事業公司之一——中國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完成對阿曼國家輸電公司49%股權的收購。最近，沙特阿美、中國北方工業集團與盤錦鑫誠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組建了最大的中外合資企業。合資企業總價值將超過100億美元；沙特阿美將持有新合資企業35%的股權，北方工業和盤錦鑫誠分別持有36%和29%的股權。由於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而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國，這一投資決定極具商業意義。海灣國家和中國正在海灣地區共同建設一些重要的經濟區和工業區。中國和阿曼開展合作，已將馬斯喀特以南約550公里的一個漁村杜庫姆變成了一個經濟特區。該區佔地逾2,000平方公里，瀕臨阿拉伯海，海岸線長達80公里，被認為是該地區規模最大的經濟特區，預計將促進雙方的產能合作。在全部的建設完成後，該經濟特區將在現有港口和乾船塢的基礎上，擁有一個煉油廠和石化工廠。杜庫姆的總投資額預計約為100億美元，目前已投入30億美元。該區可能會成為中國產品在印度次大陸和東非市場的再出口基地。沙特和中國一直在合作完成位於沙特吉贊市的中國產業園。這座城市預計包含一個主要港口、多個製造設施，以及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市場的世界級技術基礎設施。阿聯酋和中國企業已經參與諸多基礎設施項目，如中阿產能合作示範園、哈利法港二期集裝箱碼頭、哈斯彥清潔燃煤電廠、迪拜邁丹賽馬場、阿布扎比原油輸油管道、馬克圖姆太陽能公園和住宅。此外，阿聯酋在全球管理的77個港口目前已向中國開放，作為對「一帶一路」倡議目標的貢獻。 前進之路儘管「一帶一路」倡議的理念源自中國，但它並不僅僅造福中國人民。相關研究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促進世界貿易增長達4%以上，降低高達2%的貿易成本。預計到2040年，「一帶一路」倡議每年將推動世界經濟增長7萬億美元以上。由於「一帶一路」倡議，超過55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將在2040年增長100億美元。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展示其互惠互利的特性，預計未來會有更多國家加入，為「一帶一路」注入更多動力。雖然中亞地區有望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受益者，但阿拉伯世界和海灣地區等許多其他地區也將從中獲益。為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價值理念，確保所有「一帶一路」合作夥伴普遍受益，尚有一些亟待繼續完善的地方需要引起注意。在過去的十年中，「一帶一路」倡議的許多細節已經為人所知，許多本持懷疑態度的人開始信任該倡議，並相信其會為世界帶來深遠影響。為鞏固「一帶一路」倡議取得的成就，並確保該倡議繼續發揮潛力，向當前的合作夥伴和未來的參與者提供更具體的指引至關重要。儘管中國已對「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各類項目提供了更清晰和更具方向性的支持，但建立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或秘書處將更有利於項目整合和不斷擴大中國合作夥伴的數量。此類組織可以提供有關「一帶一路」項目的官方統計數據和信息，確保透明度並處理合作夥伴之間可能出現的爭端。迄今為止，「一帶一路」倡議中鼓勵綠色投資而採取的措施可以進一步擴大。未來的「一帶一路」項目必須遵循「綠色和可持續」的指導方針，該方針是基於官方宣布的探尋經濟增長之道、實現全球化再平衡、開創地區新型合作這三大使命；同時需嚴格控制項目質量，落實保障措施。從基於數量的績效指標轉向基於質量的衡量標準，將極大地助力「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各個項目取得成功，從而提高合作夥伴的滿意度。在當前全球經濟受到保護主義和全球供應鏈中斷所帶來各項挑戰的不確定時期，「一帶一路」倡議尤為重要。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龍安志（Laurence J. Brahm） I 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美國學者、作家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少優勢。在與國家一體，同時兼有其自身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的同時，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離岸中心、國際投資貿易中心、物流與航運中心和專業服務中心。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全球經濟發展新平衡，香港應利用好自身優勢，成為蓬勃發展的全球新範式下的世界金融中心。 「一帶一路」構築全球新範式 「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價值觀下，通過發展金融和生態文明，從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項重要倡議。它所創造的巨大的趨勢性變化，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一種全球新範式。「一帶一路」將會為世界上一些最不發達的地區帶來實際經濟效益，從而推動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並維護整體安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正在引領改變傳統發展模式的前進道路。中國的角色從追隨者快速轉變為領導者。「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實施將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而香港則將在其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關鍵角色。「一帶一路」不僅有望重新平衡世界經濟秩序，也有可能重新繪製政治版圖。在通過「一帶一路」合作實現的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之下，中國不會被動接受西方強加的遊戲規則，而是成為新規則的締造者。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全球經濟發展新平衡，香港應利用好自身優勢，成為蓬勃發展的全球新范式下的世界金融中心（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在中國，經濟學家們觀察到「一帶一路」正在實現「全球化再平衡」。他們認為，傳統全球化模式是以沿海地區為重心，使擁有海運通道的國家從中受益。此種發展模式導致國家之間貧富差距過大，造成內陸國家發展落後。中國將重心放在新絲綢之路國家（其中包括絕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注重發展內陸沿線，打通自古絲綢之路時代起未曾啟用的新通道。然而，二者的重大區別在於古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這條經濟走廊之「帶」不僅僅是一條貿易路線，更是一整個經濟發展區。傳統的全球化始於歐洲，卻因美國跨國公司而瓦解。全球化原則構成了當今的國際秩序，這個秩序在意識形態上以西方為中心，且多以理論為基礎。在過去，眾人皆認為東方應該追隨西方的腳步前進；農民應該放棄農耕轉而進入城市，成為消費者；內陸地區應效仿沿海地區的模式發展。但這種模式造成的後果是發展不均衡，且無法有效解決貧困問題。原因在於其本質上創造了不平等和不平衡。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得以專注於金融市場及互聯網證券交易，改變了國際經濟版圖的結構。約80%的美國金融財富來自於套利，即債務交易，而非來自實際貿易、投資和服務。美國城市不具備真正的生產產業或生產能力。中國不打算採用這種模式，而是基於對基礎設施、製造、加工、貿易和服務產業的實際投資，建立「一帶一路」模式。此外，「一帶一路」提供的新方法是首先發展內陸，以「一帶一路」建立新的內陸基礎設施，連接內陸城市和地區矩陣，帶動西亞和中亞，連同蒙古等國和俄羅斯中西部地區協同發展。其倡議願景為，基礎設施加上經濟發展走廊構成的矩陣（「路」與「帶」將通過經濟發展帶來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對於「一帶一路」的成功至關重要。因此，為確保當地發展，「一帶一路」各類項目必須對當地條件、文化和環境保持敏感。保證必要的穩定，是「一帶一路」取得成功的必備條件，兩者相輔相成。這正是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一帶一路」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新模式，而非他們眼中具有「排他性」的西方舊模式的原因所在。「一帶一路」是為了重新平衡發展，提倡一種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新型全球化模式。「一帶一路」令參與國家受益  「一帶一路」的影響力規模前所未見。時至今日，已有65個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一帶一路」多邊進程中的合作夥伴。這些國家的總人口達44億，佔世界總人口的62.55%；總GDP為21萬億美元，佔世界總GDP的28.6%。中國力求通過鐵路、公路、貿易，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實際項目合作的基礎上建立信任關係，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安全。此外，經歷共同發展的過程，人們才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平衡發展將帶來更多教育和商業領域的機遇。心懷希望，人們才能夠積極地建設和擁護一項倡議，而非抵制它。基於自身過往的發展經驗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需求，中國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國將提供自身的製造能力、技術能力、項目管理經驗及資金，幫助其他國家擺脫欠發達境地。這種模式基於商業合作，而非單純的援助。融資將成為該政策整體部署的關鍵，而香港將成為全球融資的關鍵。「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是通過融資來整合並合理應用中國對外提供基礎設施、電信通訊、生產製造及資源外推的能力。倡議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建立一個能夠充分滿足發展中國家需求的金融結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現有的金融結構一直是圍繞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搭建的金融體系，並得到諸如美國國際開發署（華盛頓）、英國國際發展部（倫敦）或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斯德哥爾摩）等援助機構的支持。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為本國關鍵基礎設施與能源項目獲取資金支持時，常常會受制於一些政策和流程條件，而這些條件往往是基於西方發達國家領導人的價值觀和他們所認為的需求，無法反映欠發達國家人民的需求。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來改變這一局面。中國自身也經歷過發展的陣痛，對於擺脫貧困、步入發展軌道所需的條件有著清楚認知：其核心在於「循序漸進」的過程——這也是發展的重要基石。例如，在告訴人們應當擁有投票選舉權之前，首先要保證家家戶戶都能通上電，方便人民了解投票及選舉的相關內容。這聽上去可能有些滑稽，但這正是問題和挑戰所在。因此，如果沒有建立好發展的基礎，人民也無法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動力。所有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有意願提供貸款和進行投資的金融機構。發展中國家需要新型的金融機構，這些機構能夠敏銳感知到需要擺脫不發達困境的人們的實際需求。許多欠發達國家對西方多邊援助和發展機構採取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他們歡迎中國支持建立新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想法。雖然中國將率先成為這些新金融機構的捐助者，但印度和俄羅斯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其中的創始成員和捐助者。因此，這些多邊開發銀行的借貸和擔保政策將遵循從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得出的實際需求。至今為止，「一帶一路」框架內已成立三家重要多邊開發銀行和一隻中國專項援助基金，其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開發銀行（前稱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非多邊機構，完全由中國出資和管理）和上海合作組織基金。每家機構均按計劃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起到特定作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所有上述機構的紐帶。至少對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來說，將人民幣作為下一個全球儲備貨幣，是中國擴大全球影響力的一個合乎邏輯的措施，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一帶一路」的核心戰略。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對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保持警惕。鑒於全球社會的權力轉移，人們不應該對中國正在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全球金融體系感到意外。「一帶一路」正是實施這一體系的重要倡議。但這並非一蹴而就。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在尋求擴大自身貨幣政策影響力的手段，以此來降低與全球貨幣和市場波動相關的風險。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2008年金融危機和危機後管理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作為「一帶一路」國家新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想法。這些機構的創立也反映出，儘管中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做出過巨額資金承諾，但中國在這兩個組織內部仍未能獲得更大的政策影響力，因此倍感失望。地緣政治利益限制了中國的影響力，也限制了中國進入發達國家決策俱樂部的機會。那麼，為什麼不自力更生，創建新的多邊開發銀行，並通過發展中國家俱樂部建立新的金融架構呢？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對亞洲經濟體面臨全球貨幣和市場波動中的整體風險感到擔憂。中國很早就認識到，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即使不能控制全球金融，也會給美國帶來巨大優勢，因此中國一直希望發展自己的金融架構。這一進程始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清邁倡議。當時，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共同建立了一個貨幣穩定基金，中國是該基金的主要捐贈國。參與該基金的亞洲國家很清楚，中國具備帶頭建立亞洲抵禦全球市場波動的能力。建立以亞洲為中心、由亞洲融資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想法的快速推進，為通過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機構建立平行的全球金融架構提供了手段和機會。問題是，下一個全球儲備貨幣將是什麼，人民幣有朝一日能在「一帶一路」願景的整體範圍內發揮這一作用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對欠發達或封閉經濟體的標準建議是立即放開外匯交易，這帶來了中國不願承擔的風險。相反，中國採取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循序漸進的方法，逐步且有效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將越來越多地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境交易，其影響力也將日益強大，直至成為「一帶一路」儲備貨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以及「一帶一路」的融資紐帶，在未來將發揮比過往更為重要的作用。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

盛智文（Allan Zeman） | 大紫荊勳賢、香港蘭桂坊集團主席 「一帶一路」倡議在十年內決定性地塑造了全球經濟：港口、鐵路線和集裝箱轉運點是顯而易見的成果。「一帶一路」倡議除了拓展陸路和海路外，還包括建立數字絲綢之路。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的合作，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站在十年發展的新起點，「一帶一路」倡議將沿著科技創新之路，不斷引領全球高質量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對於中國和國際社會都意義非凡 今天我很高興與大家暢談現代歷史上最具發展前景也是最艱巨的基礎設施合作倡議之一——「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建設橫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大型交通、能源和電信基礎設施網絡。今天，我想在此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與其高質量的發展前景。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倡議被一次又一次證明其重大意義及深遠影響——不僅於中國，它的出現對於整個國際社會也意義非凡。該倡議自提出以來已取得豐碩成果，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投資實現了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互聯互通。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已經與138個國家和31個國際組織簽署201份合作協議，投資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興建新興基礎設施，開闢貿易通道，從而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例如，中巴經濟走廊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旗艦項目，在公路、鐵路、港口建設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進展，帶動了巴基斯坦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的發展。同樣，在肯尼亞興建的蒙巴薩至內羅畢標準軌距鐵路大幅降低運輸成本，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繁榮發展。「一帶一路」倡議也推進了綠色可持續基礎設施的發展。中國一直致力於在「一帶一路」各項目中積極推動風能、太陽能和水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減少碳排放和應對氣候變化。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支持在阿聯酋建設全球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其生產的電力預計將為超過90,000戶家庭提供清潔能源。「一帶一路」倡議的另一個重大成果是推動人文交流和文化合作。「一帶一路」倡議使不同國家在教育、旅遊、體育等領域的交流更加便利，幫助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增進了解、建立友誼。 圖為6月8日，在第十九屆中國（深圳）國際 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文旅消費館．一帶一路國際館」，舞蹈演員為觀眾呈現精彩表 演（圖：新華社） 儘管「一帶一路」倡議碩果累累，但仍面對著質疑和挑戰。質疑的聲音主要來自對於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可能帶來的環境影響、債務承受能力以及項目融資和採購缺乏透明度等幾方面的擔憂。然而，中國已採取措施來解決這些可能存在的問題，例如將「綠色可持續」作為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理念，提高債務承受能力，以及改進項目融資和採購的透明度、增加問責機制。我們也不能忘記新冠疫情。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曾中斷國際貿易和投資；同時也凸顯出衞生基礎設施和疾病防控措施的重要性。「一帶一路」倡議可能需要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資。香港在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中大有可為 未來十年，「一帶一路」倡議將重點加強互聯互通，促進貿易和投資，尤其是加強在數字技術、創新和綠色發展領域的合作。例如，中國計劃推進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助力與沿線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和技術合作的發展，有效縮小「數字鴻溝」，以促進該地區的包容性增長。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若可以利用其「超級聯繫人」的地位，在數字高速公路上發揮作用，便不僅能夠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還可以成為數字絲綢之路的數字門戶。境外投資者可利用香港專業的金融和法律服務，通過「債券通」和新推出的「北向互換通」，投資人民幣金融產品及其衍生產品。香港將不僅僅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其「超級聯繫人」的地位更為香港成為一個數字國際金融中心鋪平道路：一個建立在金融科技服務之上的數字金融中心，一個能夠支持數字絲綢之路在線和移動支付的離岸人民幣結算與清算中心，一個為數字絲綢之路參與國推出交易加密電子貨幣的數字資產和代幣經濟交易中心。除金融產品外，香港還可以藉助Web3生態系統的建設，把中國的數字科技帶到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幫助香港和中國內地利用和共享大數據，進一步發展智慧城市。這將為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樹立榜樣，鼓勵這些國家與中國內地和香港共享數據，以促進未來的合作與發展。展望未來 「一帶一路」助力創新創業與世界繁榮 「一帶一路」倡議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推動創新創業。中國支持沿線國家創新創業生態系統建設，助力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建設內容主要包括建立創新中心、技術轉移平台和創業孵化器。中國將繼續推動「一帶一路」的綠色發展，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綠色交通和綠色金融，這將有助於減少碳排放，促進沿線國家可持續發展。同時，中國與合作夥伴共同發起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旨在促進綠色發展與合作。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基礎設施發展、貿易流通和人文交流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雖然面對挑戰和質疑，但中國採取措施來化解擔憂，努力推動全球高質量發展。習近平主席將「一帶一路」倡議形容為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中國願與沿線國家共同努力，開啟合作的新篇章。展望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將重點加強互聯互通，推動綠色發展和創新創業。「一帶一路」倡議致力實現這些目標，促進沿線國家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增長，推動世界各國互聯互通，共同創造世界繁榮。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