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韓成科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遭行刺，一名槍手於當地時間4月25日晚，在特朗普出席晚宴活動的酒店宴會廳外開槍後被制服，交執法部門調查。據美國媒體報道，嫌疑人是來自南加州的一名教師兼獨立遊戲開發者，畢業於頂尖的加州理工學院並獲機械工程學士學位，去年又在加州州立大學獲得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屬於美國典型的中產精英階層。其背景和履歷與一般想像的“施襲者”有明顯差別。特朗普在事後判斷其為“獨狼”，並否認事件與伊朗戰事有關。

這名犯罪嫌疑人與2024年另外兩宗針對特朗普槍擊案施襲者的背景極為相同，年輕、具有不俗的教育和職業，沒有恐怖組織背景，其極端化過程不透明，具有“去組織化”的“獨狼式”政治暴力襲擊特質。顯然，這些“施襲者”並非傳統的反社會和恐怖分子，很大程度是出於一種“理念性”的仇恨，從而演變成極端的政治暴力。

毋庸諱言，不論遇襲者是誰，不論目的為何，任何政治暴力都必須嚴正譴責和遏止，政治暴力是社會的毒瘤，這股歪風絕不能助長。但同時，外界不禁要問，美國近年“政治暴力”的土壤從何而來？為何特朗普任內接二連三遭到這些“獨狼式”施襲，這些仇恨又從何而來？特朗普“一錘定音”指與伊朗戰事無關，但可以肯定的是，接二連三的行刺，接二連三的政治暴力，肯定與特朗普及其極端政治路線有關。

特朗普遭遇刺殺次數之多，是近年美國總統罕見，這與其作風以及施政明顯有直接關係，特朗普所倡導或代表的政治極端路線，早已超越了傳統的黨派之爭，演變成一種以民粹主義為內核、以煽動對抗為手段的政治動員模式。特朗普的崛起，本質上是美國中下層民眾對全球化及精英政治不滿的集體爆發，從而寄望於特朗普這個“反傳統精英”的政治人物身上。然而，特朗普接連掌權之後，不但沒有彌合社會分歧，反而是進一步激化、極端化。在特朗普的政治辭典裏，政治對手不再是“競選對手”，而是“國家的敵人”。他通過編造“深層政府”（Deep State）等陰謀論，將政府機構、司法系統、選舉制度以及主流媒體全面污名化，又將“美國優先”異化為排外主義與反精英主義的混合物，將複雜的社會治理變成簡單的所謂“正邪對決”，極大地煽動了支持者的情緒。

在對外政策上，特朗普走的是霸權主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路線，施行關稅訛詐、煽動地區矛盾，動輒對他國動武，綁架他國領導人，在伊朗戰事中更大放厥詞，威脅伊朗若不滿足其要求，“整個文明今晚將會消亡，永遠無法恢復”，其瘋狂言行不只令國際社會反感，更可能引發一些極端分子動殺機。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本質上是霸凌主義，視國際規則，法律和人權如無物。美國媒體民調顯示，特朗普支持率已跌至37%，足證其路線不得人心。

從2021年震撼全球的國會山騷亂，到近年來針對政府官員、法官及反對者的威脅案件激增，美國政治暴力的門檻正顯著降低。特朗普在集會上常用的煽動性語言，諸如“拼死戰鬥”（Fight like hell）、“收回國家”等，更具有巨大的煽動性，當暴力被賦予了“愛國”或“拯救國家”的政治糖衣，民粹主義便會迅速轉化為街頭暴力和恐怖威脅，加上根深蒂固的槍支文化，令到美國政治暴力被“正當化”。

特朗普事後出席白宮記者會時半開玩笑說，當總統是“危險的工作”。當總統其實並不危險，危險的是特朗普的施政和作風，是其通過撕裂社會、否定建制、輸出仇恨的政治路線，不斷拆毀美國制度的欄杆，令人不再相信司法、社會公平，轉而訴諸暴力，催生暴力民粹主義。如果美國政治不能及時改弦易轍，回歸理性與中道，其所引發的政治暴力將不僅侵蝕美國的國本，更將成為威脅全球穩定的“火藥桶”。

極端的政治主張必然助長政治暴力，這是政治的必然。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暴力威脅，美國乃至國際社會必須認清：特朗普式的極端路線是一條通往懸崖的死胡同。解決之道不在於更強硬的對抗，而在於系統性的改弦易轍。美國政治精英需要意識到，撕裂社會、挑撥族群、製造假想敵，或許能換取短期的選票，但卻是飲鸩止渴，推動普惠包容的政策，才是構建互利共贏社會、遠離暴力與衝突風險的正道。

政治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的福祉，而不是為了贏得一場又一場的“內戰”。特朗普極端路線所催生的暴力民粹主義，正將美國推向危險的邊緣。香港也曾經歷過今日美國的動盪，政治暴力一度嚴重威脅香港社會，香港市民深知民粹主義與政治暴力所帶來的沉痛代價，也更加體會到“利莫大於治”的道理。今日的美國，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如果美國政客依然沉溺於極端化的權力鬥爭，拒絕改弦易轍，那麼不單令到美國總統工作將“更加危險”，而且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嚴重的政治動盪。現時首要之務是盡快回歸法治與理性的軌道，將政治暴力這頭猛獸重新關回籠子裏。

（作者係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