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僅是帝王將相的功績與榮耀，更是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與奮鬥。如何多元解讀歷史，透過表面去發現歷史實質？如何理解歷史對當代社會的影響？本文節選自知名歷史學家王笛的《啟蒙的未竟之路：公共史學如何建構民眾史觀？（上）》，審視“什麼是歷史”之餘，思考歷史與當代生活之間的深刻關聯。

五四時期是一個啟蒙的年代，引導時代潮流的中國知識分子，擁抱民主與科學，但並沒有對歷史觀進行深刻的反思。實際上，現代中國急需一個歷史觀的啟蒙，其重要性可以說不亞於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主宰民眾對歷史認識的一直都是帝王史觀和英雄史觀，而且在近代以後，基本未對此進行一個徹底的清理。迄今為止，我們的歷史學家所撰寫的幾乎所有的中國通史，以及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中國歷史教材，都是以王朝和帝王為中心的。這種以王朝和政治權力為核心的歷史觀，成為當今中國社會認識歷史的最主要的理論資源。這種歷史觀不僅簡化了歷史的複雜性，也導致了人們對歷史的片面理解。因此，重新審視歷史觀的問題，尤其是從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視角出發對其進行審視，在今天就顯得尤為重要。

什麼是歷史？

人類社會過去所發生的一切，都可稱為歷史。我們所說的歷史有兩種，一種是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第二種是歷史學研究者根據有限的資料對已經發生的歷史進行的重新建構。本文主要討論第二種歷史。而第二種歷史有非常強的主觀色彩，哪怕依據同樣的史料和同樣的方法，也可能寫出不同的歷史，甚至寫出完全不同的歷史。這是因為研究者在資料的選取、理解、解讀、闡述、分析、討論等方面的不同，更不要說其還受到地域、民族、情感、教育、家庭出身、經濟地位、政治觀點、意識形態的影響。

第一種歷史是非常複雜的，歷史事件被記錄下來留給歷史學家撰寫第二種歷史的依據是非常有限的，用一個更直觀的表達，存世資料可能不足原貌的百分之一。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後，歷史學家試圖利用這不到百分之一的數據，去重構歷史，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所寫的歷史與歷史的真相到底有多近或者有多遠的距離。因此，我們都必須知道，歷史記載和歷史寫作常常只是一種歷史的表達方式，是為歷史學家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服務的，反映的是那個時代對過去歷史的理解。

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他強調的正是歷史書寫的主觀性：歷史的編纂和理解往往受到當代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影響。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會受到自己所處時代的觀點和意識形態的制約，因此對歷史的解讀常常反映當代的價值觀。這一論斷也顯示了歷史的相關性，它在暗示我們，歷史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與當代社會息息相關。人們通過對歷史的研究，理解和解釋當代的問題和現象，歷史為當代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克羅齊也表明了歷史的動態性，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變革、科技進步等因素都會影響人們對歷史的理解。歷史的編纂和解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新的視角和方法可能會改變我們對過去的看法。

尼采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中說：“歷史，只要它服務於生活，就是服務於一個非歷史的力量，因此它永遠不會成為像數學一樣的純科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這樣一種服務，這是影響一個人、一個民族和一個文化的健康的最嚴肅的問題之一。”因為，“由於過量的歷史，生活會殘損退化，而且歷史也會緊隨其後同樣退化”。所以，正如尼采已經指出的，歷史不是一門科學，它不能像科學一樣，結論是可以反覆驗證的，所以我們把歷史學歸入人文學，而不是社會科學。

尼采區分了歷史的三種用途：紀實、批判和懷古。他認為，適度地使用歷史能夠幫助人們理解現實、激勵創造和推動個人的成長。他提倡在生活中應以生命的需要為導向來使用歷史，而不是讓歷史限制個人的發展和自由。在尼采看來，生活始終是至高無上的，了解歷史正是為了服務於生活。歷史的紀實、批判和懷古這三種用途，對應著不同人群的需求和生活狀態。對於希望有所建樹、正在奮鬥的人來說，歷史可以為他提供榜樣和鼓勵，他所需要的便是紀念式歷史；一個有保守與虔敬天性的人，希望從歷史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源泉，使自己獲得歸屬感，他所需要的便是懷古式歷史；而一個希望有所革新的人，則需要打破舊事物的約束，從而用新的東西來取代它，這樣的人所需要的便是批判式歷史。在尼采看來，歷史的功能在於服務生活，這是理解歷史的核心。他強調，歷史不應被視為一門抽象的科學，而應當與人類的實際生活緊密相連。當歷史能夠幫助人們理解現實、激勵創造和推動個人成長時，它便實現了其真正的價值。但是，過度依賴歷史或沉迷於歷史，被歷史的沉重包袱所壓倒，可能導致生活的“殘損退化”。

E. H. 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指出：“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此語強調了歷史的動態性質，特別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互動關係。他認為，歷史並不是簡單的過去事件的累積，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充滿了解釋、理解和再解釋的可能性。“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意味著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時，不僅要回顧過去，還要將當下的視角和理解融入歷史的解讀。這種觀點揭示了歷史的重要性，強調了歷史理解的主觀性和相對性。歷史學家在選擇、解釋和呈現歷史事實時，受到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此外，所謂“對話”也反映了歷史的多元性。不同的歷史學家可能會基於相同的歷史事實得出不同的結論，從而形成多種歷史敘述。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闡明，“歷史”並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大多數人所說的那種意義上的‘歷史’根本就不存在”。那麼，大部分人是如何理解“歷史”這個詞的呢？波普爾認為，其實他們所指的是“政治權力的歷史”。但是，政治權力的歷史不過是歷史的一個方面。政治權力被看成歷史的全部，其實“是對一切得體的人類概念的冒犯”。他認為，歷史決定論（或者歷史主義）就是權力崇拜，“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波普爾的觀點強調了歷史的多元性，歷史不僅是政治事件和權力鬥爭的記錄，還是一個更加廣泛和複雜的領域，涵蓋了文化、經濟、社會、思想等多方面的演變。將歷史簡化為政治權力的歷史，實際上是對歷史本質的誤解。這種狹隘的理解使歷史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被忽視。人類的歷史不僅是權力的更替和鬥爭，還包含了人類在科學、藝術、道德和社會組織等領域的探索與發展。因此，波普爾呼籲，我們應當以更加全面和包容的視角來看待歷史。

歷史決定論實際上是將歷史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簡化為固定的模式，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線性且必然的。這種觀點不僅限制了人們對歷史的理解，也壓制了個體的自由意志和創造力。歷史決定論往往將歷史的發展視為某種不可避免的命運，從而將政治權力的變化視為歷史的全部。這種思維方式容易導致對權力的崇拜，因為它將權力看作歷史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波普爾認為，這種權力崇拜忽視了個體的價值和潛力，導致對自由和人性的壓制。權力崇拜危害巨大，那些掌握權力者利用歷史決定論來為其統治正當化，聲稱他們的權力是歷史的必然產物，從而壓制任何反對的聲音。權力崇拜使得個體的聲音和選擇被忽視，人們在面對權力時，失去批判性思維和獨立判斷的能力。這種狀況不僅對社會的進步造成阻礙，也使得權力的濫用和腐敗得以滋生。

中國歷來重視歷史的寫作和記錄。梁啟超說：“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梁啟超的這句話，強調了歷史學在國家和民族發展中的重要性。他認為，歷史不僅是知識的積累，更是民族認同和政治進步的基礎。認為史學乃“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表明了他對歷史學廣泛性和重要性的認可。歷史學不僅涉及過去的事件和人物，更涵蓋了文化、思想、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多個方面。歷史學的博大體現在其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民生活等多個領域有密切的聯繫，能夠幫助我們全面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變遷。梁啟超將歷史稱為“國民之明鏡”，強調了歷史在塑造民族認同方面的作用。又說歷史是“愛國心之源泉”，表明了歷史在激發民族情感和增強愛國主義意識方面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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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