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  毛振華

在全球關稅博弈風雲變幻的當下，“一國兩制”的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愈發引人關注。一方面，香港經濟也面臨著衝擊和壓力。另一方面，儘管面臨諸多挑戰，但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和自由貿易港的獨特優勢，有自身的經濟韌性，只要有正確積極的應對之策，就能在複雜多變的國際貿易格局中捕捉到新的發展機遇。認識香港在這個特定歷史環境下的挑戰和機遇，重新定位香港在大國博弈和全球化中的特殊角色，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稅博弈風雲再起 香港難獨善其身

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任以來，在貿易、投資等多領域推行了一系列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政策措施，其中對等關稅的出台和實施嚴重擾亂現有全球貿易秩序，衝擊多邊體系，深刻影響世界經濟穩定運行。需要清楚認識到，關稅戰不僅是美國重構全球貿易體系意圖的體現，更核心的是企圖遏制中國發展。在上一輪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儘管美國自身從中獲益頗豐，但其認為中國在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利益更為顯著，中國憑藉自身在貿易領域的獨特優勢，實現了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能夠對美國的國際地位構成直接威脅、進而影響美國實現“再偉大”目標的重要挑戰者。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推出“對等關稅”，意圖推倒其之前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重新構建一套有助於增強美國國力、提升美國國際地位，同時企圖遏制中國發展的國際貿易體系，因此本輪關稅博弈已演變為全球產業鏈與規則體系的重構之戰。

在這場全球關稅博弈中，香港很難獨善其身。一方面，從歷史視角看，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與內地經濟關聯度較高，關稅博弈也給香港的外部環境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就作為內地對外開放的窗口與橋頭堡，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內地引進外資總額中有超過80%來自於香港。同時，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列車，香港的貿易、金融、旅遊業等也實現了快速發展，並成為全球貿易與金融中心。儘管近年來伴隨大國博弈加劇、地緣政治風險演變，香港的原有部分優勢有所削弱，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受到衝擊，但仍是中資企業的主要境外融資地，也是融通國際資本和中國資產的重要橋樑。2024年共有71隻新股在港股上市，募資合計875億港元，其中近九成新股來自內地。

另一方面，儘管香港享有“一國兩制”下的單獨關稅區地位，但此次中美關稅博弈，美國依然將香港納入打擊範圍，給香港的轉口貿易、物流等核心產業帶來壓力。香港的港口是全球最繁忙和效率最高的國際集裝箱港口之一，在貨物監管、物流配套、進出口清關效率等方面擁有完整而成熟的治理機制，2024年港口貨運吞吐量超過1.76億噸。作為中美貿易的重要中轉站，2024年香港對美貿易總額達5,016.72億港元，在香港主要貿易夥伴中排名第三，僅次於內地和台灣地區。美國對香港加徵高額關稅，會直接拖累香港對美的轉出口增長，同時香港作為中美貿易中間橋樑的作用將被大幅削弱。此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其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形勢息息相關。關稅博弈之下，全球貿易增長或有所放緩，進一步加劇香港貿易和物流業的壓力。

面對美國加徵關稅，香港特區政府早前明確表示“不跟隨加徵關稅”，這一立場不僅是對自由貿易原則的恪守，也凸顯了香港“制度中立”的優勢。這種“單向開放”的選擇也釋放一種制度信號，表明香港自由港制度不受單一國家的對抗邏輯裹挾，並且在逆全球化不斷升級、市場不確定性加劇的情況下，香港能夠提供一個穩定、透明、無政治干擾的經濟環境。

全球經貿格局重塑 香港仍具備獨特優勢

儘管全球關稅博弈的持續升級使香港經濟面臨短期壓力，但香港憑藉其“一國兩制”制度優勢、自由港制度、強大的中介服務優勢以及良好的教育和科技基礎，使其在全球經濟格局重塑中展現出強大的抗風險能力與發展韌性。

“一國兩制”是香港應對全球關稅博弈的根本優勢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保持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普通法體系，為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基礎和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普通法體系強調契約自由、嚴格的合同執行以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與國際商業規則高度契合，為香港營造了透明、公正、高效的營商環境，這種制度優勢也使得香港能夠吸引全球投資者來港投資。其次，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實行低稅率、簡單稅制，對外資和國際貿易高度開放，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保持貨物和資金自由流動，作為獨立關稅區能夠單獨簽署經貿協議。更為重要的是，“一國兩制”不僅保障了香港的高度自治，還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支持和內地的廣闊市場。

香港作為自由港的零關稅政策和無外匯管制體系，為關稅博弈、全球供應鏈重構提供了關鍵緩衝。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貿易港之一，不設關稅、增值稅和消費稅，這一政策使其成為國際物流、金融和貿易樞紐。一方面，在當前關稅高築、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香港是全球範圍內極少數對幾乎所有貨物免徵關稅的經濟體，這種“制度真空”使得香港在全球貿易網絡中佔據不可替代的節點地位，成為跨國企業規避關稅風險、優化供應鏈布局的首選地。另一方面，零關稅政策還能夠吸引部分內地外貿企業來港設立公司或分支機構，不僅可以有效規避部分關稅壁壘，降低相關商品的進口成本，還能利用香港的國際化平台，拓展海外市場，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香港在金融、法律、仲裁和認證等領域形成了強大的中介服務優勢，使其成為全球商業網絡的關鍵樞紐。香港同時具備英文體系和獨立且完備的法律體系、貨幣體系、監管體系，這些制度安排使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佔據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特別在法律服務領域，根據《國際仲裁調查報告》，香港在全球最受歡迎仲裁地排名中位居第三，其仲裁裁決可在172個國家和地區直接執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也是全球領先的仲裁機構之一，當前香港的國際仲裁機構已成為“一帶一路”項目糾紛當事人選擇解決爭議的重要平台之一。與此同時，香港獨特的多元文化背景、國際化教育體系、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開放的營商環境，進一步增強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吸引力，使其能夠持續為全球商業活動提供高質量的中介服務，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法律和商業服務中心的地位。

香港擁有良好的教育和科技基礎。作為全球唯一坐擁五所百強大學的城市，香港在科研實力與人才儲備上優勢顯著，具備較強的科學基礎。並且憑藉與中國內地以及全球各地的緊密聯繫、雄厚的科研實力，正迅速發展成為全球創新及科技中心。根據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位居全球排名第十八。此外，香港科技園與北部都會區的協同發展，已吸引超2,000家科創企業入駐，大疆科技、商湯科技等獨角獸在此設立研發中心，推動香港從“貿易金融中心”向“科技金融中心”升級。

化挑戰為機遇 香港經濟再出發

在全球貿易格局深度重構的背景下，香港以其制度韌性與資源稟賦，將外部挑戰轉化為戰略機遇，探索高質量發展新路徑。

把握中資出海浪潮，打造跨境投資樞紐。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中資企業出海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大趨勢，香港可作為中資企業出海的“跳板”，利用其在制度、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發揮自身在引進外資和促進中國企業出海中的關鍵作用。一方面，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與國際接軌，能夠為企業提供一個熟悉和信任的法治環境，有利於商業活動開展。另一方面，香港的金融服務業非常發達，擁有成熟的資本市場，能夠提供融資、結算等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務，為內地企業“走出去”賦能。

深化區域協同發展，重新激發香港購物、旅遊等活力。關稅壁壘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雖帶來挑戰，但中國內地廣闊的市場及高質量發展為香港開闢了新增長空間。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二大商品消費市場，未來香港需把握內地龐大的市場機遇，將自身發展融入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大局。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中心城市，一方面可以通過深度融入大灣區發展戰略，抓住深圳製造業產業外溢、產業協同的發展機會，憑藉自身在金融、法律、商業管理等專業服務優勢與其形成產業互補聯動；另一方面，還可藉自身地緣優勢和經濟底蘊，起到輻射東南亞的橋頭堡作用，通過深化多元區域合作實現區域經濟共贏。值得關注的是，在世界多國加徵關稅的背景下，香港“零關稅”政策還有助於吸收中國內地和國際遊客的消費需求，使其成為遊客購買海外優質商品的窗口，重塑“購物天堂”進而帶動香港零售、旅遊和酒店業的復蘇。

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承接資本避險需求。美國對等關稅進一步加劇其經濟衰退風險，在美元霸權波動與全球資本避險情緒升溫的背景下，美元資產作為避險資產的信心正在被削弱，香港的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獨立金融監管體系等一系列制度優勢，有利於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流入，使其成為全球資產的“避風港”。此外，面對中概股回流趨勢，香港也應抓住這一機遇，在制度建設、監管規則以及相關金融基礎設施方面做好準備，使香港成為其首選上市地，進一步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實力和地位。

構建國際化人才高地，夯實創新發展根基。面對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變化及可能加劇的地緣政治衝突，香港利用其有別於內地的生活方式和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以及優惠的稅收、相對寬鬆的信息管理制度等，吸引國際人才特別是優秀的華裔科技工作者落戶香港，並為國家解決高級人才回國提供便利條件。過去兩年香港通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等新政，吸引約20萬名全球精英落戶，香港正加速建起國際化人才生態圈，為布局科創產業、推動產業結構轉型打下良好基礎。

（作者係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香港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5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