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鋕泓

日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再次警告，聯合國正面臨迫在眉睫的財政崩潰，目前遭拖欠的約24億美元會費中，逾九成來自美國。這場財政危機，如同一次針對成員國承諾的壓力測試。作為最大攤款國的美國選擇長期拖欠，並以此為“政策槓桿”，反映了一種以短期國內政治算計為先、視國際義務為可交易資產的“利盡則散”邏輯。另一邊廂，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堅持足額及時繳納，體現出一種尋求體系穩定與長期共存的“和合共生”邏輯。今次財危將這兩種國際關係倫理的碰撞置於聚光燈下，也將全球治理推向關鍵的十字路口。

從“責任”滑向“籌碼”

美國在聯合國會費問題上的行為，已從履行國際義務，退化為精密的槓桿操作。其“美國優先”的邏輯清晰而直接——

其一，是將“履約義務”降格為“交易籌碼”。《聯合國憲章》第17條第2款規定：本組織之經費應由各會員國依照大會分配限額擔負之。然而，現時的拖欠款項已成為美國在安理會及其他場合要挾聯合國進行機構改革、調整預算重點乃至影響人事安排的談判工具。例證之一是：美國不僅自行削減維和撥款，更要求聯合國將資金投向其“高度關注”的地區，如黎巴嫩、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在美國眼中，會費不再是支持多邊體系的基石，而成了一張可隨時打出的“王牌”。

其二，奉行“選擇性多邊主義”。近年來，美國不僅大規模拖欠會費，更曾接連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並暫停對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助。特朗普與拜登的政府更迭雖有政策回調，但其基本策略未變：符合當下戰略利益的，便參與並試圖主導；視為“負擔”或無法掌控的，便疏離或制約。其核心關切始終是國內政治議程與短期利益，國際承諾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蕩然無存。這是一種“利盡則散”的交易思維，將國際組織視為可隨時進出的“商業俱樂部”，而非需要各國持續投資與建設的“共同事業”。

從“履約”邁向“倡議”

相比之下，中國在處理聯合國事務上呈現出不同的路徑。在財政上，中國近年一直是聯合國會費的第二大繳納國，並基本做到足額及時支付。這固然源於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但更反映了其行為背後的倫理取向。

這種行為邏輯，深深植根於中國“天下觀”與“和合”文化的傳統智慧。“天下為公”的理念，意味着天下為大家所共有共享，超越了一國一域的私利，將世界視為一個休慼與共的整體。投射到現代外交，便體現為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堅定維護，因為這一體系最接近“天下”的包容性框架。而“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強調不同主體在保持差異性的前提下和諧共處、合作共贏，這直接催生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議”等中國方案。這並非另起爐竈，而是旨在為現有體系注入新的合作動力，補足發展短板。

更為關鍵的是儒家“義利之辨”的深刻影響。所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中國外交強調的“正確義利觀”，主張“義利相兼”。體現在聯合國事務上，就是不僅算繳納會費的“經濟賬”，更算支持多邊主義、維護國際法的“道義賬”；不僅追求本國利益，也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方式，迴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需求。這是一種基於長期信任構建的倫理，追求的是系統的整體穩定與可持續性。

十字路口的抉擇：“交易場”還是“共同體”？

兩種倫理的碰撞，帶來具體而嚴峻的後果。美國的欠費，已迫使聯合國多次面臨發薪困難，不得不凍結招聘、削減開支，甚至威脅到維和行動的規模與效率，同時也侵蝕了多邊體系的行動能力和信譽根基。長此以往，聯合國可能從全球治理的“中心舞台”滑落為大國博弈的“邊緣論壇”。

而中國所踐行的倫理，是既提供清晰願景，也承擔更深遠的建設任務。如何在體系內推動改革，促其更公平合理？如何讓“和合”理念被更廣泛地理解和接納？這些都是在實踐中必須回答的問題。

聯合國大門前的這座“財政警鐘”，敲響的不僅是預算危機，更是秩序危機。全球治理的未來，取決於國際社會將選擇哪一種倫理作為基石。是繼續滑向一個被短期利益撕裂、規則可以任意工具化的“全球交易場”，還是能夠艱難地邁向一個承認差異、共擔責任、尋求共同利益的“命運共同體”？這並非虛幻的倫理命題，而是關於人類能否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疫情、戰爭等共同威脅的切實拷問。答案，就在每一次會費繳納、每一次國際投票、每一個關乎全球公利的抉擇之中。

（作者係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青年大使、第五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青年論壇青年代表，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