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立到統一，“規劃引領”與“香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共生之道

2026年3月12日，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家發展規劃法》增設涉港澳特別條款，明確“國家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緊隨其後，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十五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幾乎同時，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發佈最新報告，香港再度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國際貿易自由”和“監管”兩大評估領域位列首位。

一邊是“國家規劃”的頂層設計，一邊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場體制——二者看似處於對立的兩端，由此引發社會各界的深層疑慮：對接國家規劃，會否侵蝕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根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光環，會否在規劃的“干預”下黯然失色？一個多月以來，很多朋友在跟我交流中顯現出無比的擔憂與疑惑。對此，竊以為：

一、規劃的本質，是指導性而非指令性

要理解規劃與自由的相容性，首先須釐清規劃的法律性質。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國家發展規劃法涉港澳條款特別使用了“支持”和“主動對接”的表述，其中“主動”二字蘊含深意，表明中央尊重港澳特區高度自治，鼓勵港澳發揮主動性，既着眼國家發展大局，又立足港澳自身實際，制定好對接國家戰略的發展規劃，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特點。

這一定位揭示了規劃之於香港的根本性質：它不是指令性計劃，而是方向性指引；不是行政命令，而是發展藍圖。香港的五年規劃編制，核心在於把“香港所長”與“國家所需”很好地對接起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經濟計劃不同於計劃經濟——從性質和功能上看，經濟計劃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通過科學籌劃與有序調控，引導經濟發展實現預定目標。當前，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實施經濟計劃，只是兩者在範圍、深度和目標上存在差異。

換言之，香港所面臨的，並非在“計劃”與“市場”之間二選一的零和博弈，而是如何在保持市場活力的前提下，藉助國家戰略的宏觀視野，爲自己繪製一張更具前瞻性的發展藍圖。

二、自由不是無序，規劃不是干預，而是內在的統一

評估香港經濟自由度的全球最權威標準，來自菲沙研究所的五大評估支柱：政府規模、法律體系與產權保護、穩健貨幣、國際貿易自由、以及信貸與勞動力市場監管。深入審視這五大維度與“十五五”規劃對香港的支持方向，可以發現二者存在高度的內在契合。

第一，法律體系與產權保護。 “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建設。這正是對香港普通法制度和產權保護體系的強化，而非削弱。香港特區政府的發言人明確指出，國安法律的實施讓香港恢復安全穩定的環境，不僅保障市民大衆的權利和自由，同時也讓香港成爲更吸引國際資金和投資的安全港。法治的完善，恰恰爲經濟自由提供了更堅實的制度底座。

第二，穩健貨幣與資本自由流動。 “十五五”規劃首次提出“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處理着全球逾70%的人民幣支付業務，資本可以便捷地投資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這一功能的強化，不僅不限制資本流動，反而拓展了資本運作的空間和選擇。香港在菲沙研究所評估的“穩健貨幣”領域位列全球第三，正是這一優勢的實證。

第三，國際貿易自由。 香港在這一領域位居全球首位，而“十五五”規劃對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的鞏固提升，以及對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的構建，本質上是在拓展香港自由貿易的邊界和深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曾明確表示，將加大力度招商引資，目標在2026至2027年吸引至少1200間內地或海外企業在港開設或擴展業務，帶來至少1200億元直接投資和12000個就業機會。這正是以更開放的姿態擁抱全球市場。

三、以“小政府”撬動“大規劃”，實踐會出真知

香港如何在對接國家規劃的同時，保持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優勢？答案在於找準香港獨特的“制度供給”路徑。

香港向來以“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爲“一國兩制”之根本所在。如果香港試圖在財政補貼上與內地城市比拼力度，無疑是以短搏長。香港對接國家規劃的核心邏輯，並非簡單的“財政跟隨”，而是“制度對接”與“平臺對接”。香港的“小政府”雖不擅長直接配置資源，卻掌握着內地城市難以替代的獨特優勢——“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體系、資本自由流動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

這意味着，香港對接國家規劃的方式，不是由政府“指揮”市場，而是由政府提供製度平臺，讓市場力量在規劃指引的方向上自主運作。正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指出的，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普通法制度與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接軌，稅制簡單低廉，人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便捷流動。這些優勢，恰恰是規劃得以落地實施的核心載體，而非需要被犧牲的對象。

香港由過去的“超級聯繫人”向“超級增值人”的角色轉變，正體現了這一邏輯。這意味着香港不僅要連接內地與世界，更要在連接中爲各方創造新的價值——而這正是自由市場的核心精神所在。

四、從“被動放任”到“主動作爲”，是升級版本的成熟

有觀點擔憂，規劃的引入意味着香港告別“積極不干預”傳統，可能損害經濟自由。然而，這一判斷忽略了一個關鍵前提：香港面臨的已不再是全球化黃金時代那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衝突頻發，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全球供應鏈重組。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積極不干預”已不足以確保香港的持續繁榮。

香港並非要複製內地的“舉國體制”，而是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治理變革——從“被動放任”轉向“主動作爲”，以國家規劃爲“導航儀”，在堅守“一國兩制”優勢的前提下，完成一次“超級聯繫人”的自我升級。正如李家超所強調的，要領導特區政府全力制定具宏觀性、戰略性和前瞻性的首個“香港五年規劃”，明確勾勒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核心目標、重點領域和重大舉措。

這一轉變的實質，不是用計劃取代市場，而是用戰略視野補足市場在長期方向上的盲區。香港的五年規劃以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爲前提，通過特區政府引導優化資源配置，在北部都會區、住房、醫療、教育等關鍵領域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在AI時代，制定香港五年規劃的核心不在於爭論經濟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經濟多一點，而在於如何實現民生改善更多、經濟發展更優。

五、規劃引領，融合東西方經驗，自由更有方向，更具成就

《國家發展規劃法》涉港澳條款的增設，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對香港功能的全面賦能，與香港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事實，三者並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支撐、互爲條件的有機整體。

規劃不是自由的敵人，而是自由在複雜時代得以持續的制度保障。香港的獨特價值，恰恰在於它能夠在國家戰略與全球市場之間架起橋樑——以“一國”之本，享“兩制”之利；以國家規劃爲指引，以市場機制爲動力。正如李家超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所言，香港會繼續堅定實行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持續擴展全球貿易網絡，爲投資者搭建橋樑、創造機遇。

對接國家規劃，不是放棄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體制，而是在堅守“一國兩制”根本的前提下，賦予這一體制更強的戰略定力、更廣的發展空間和更高的制度韌性。這既是香港對國家發展的責任擔當，也是香港在全球變局中保持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作者耿國華 香港西貢將軍澳工商聯會長、香港淄博同鄉會會長、香港沂源同鄉會（商會）會長、香港山東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全港各區工商聯副會長兼香港臺灣經貿委員會主席、香港魯港姊妹學校聯合會會長、香港青年精英會創會會長）